本文来源于中国企业家杂志，原文标题《

“铛、铛、铛”，铜锣的声音在港交所的大厅里回响了好一会儿。9月20日，美团点评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王兴敲得很用力，在场的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声音比雷军要响亮很多。

现场致辞中，王兴连说了7个感谢，包括，“感谢乔布斯，如果没有苹果，如果没有移动互联网就没有今天。”

第一代iPhone诞生的2007年，王兴刚刚卖掉了自己的上一个创业项目校内网，开始做社交项目饭否和海内网。

在饭否，除了王兴还有另一个同样来自福建龙岩的年轻人张一鸣。王兴是创始人，张一鸣是技术合伙人。当时的他们，大概也不会想到，再过几年后，他们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创业方向，但又同时成为中国互联网新兴力量的代表，美团和头条。

2009年，26岁的张一鸣想知道，成功可不可以复制。他问30岁的王兴，有没有人同时做成过两家世界500强公司？

王兴给他推荐了日本实业家稻盛和夫。后者曾创办了京瓷和KDDI两大世界级企业，并即将（2010年）挽救日航于破产的边缘。

不久后，饭否被关掉了。在海纳亚洲王琼的推荐下，张一鸣去了垂直房产搜索引擎九九房担任CEO 。而剩下的团队在王兴的带领下，把业务转向了团购，2010年，美团上线。于是，这两个曾短暂交会的福建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饭否关掉后，微博迅速崛起。此时的微博上，活跃着另一个福建人，蔡文胜。由于掌控着冷笑话精选等众多超级大号，蔡文胜又被称为新浪微博草根大号的三大掌门人之一，有从事微博营销行业的资深人士称，蔡文胜当时拥有的账号至少控制了1/8新浪微博用户。

蔡文胜的另一个身份是天使投资人。蔡文胜后来感慨，自己最接近而错过的类似BAT的项目就是小米、美团和头条。

而从2009年到今天，将近10年间，团购、O2O（外卖、打车）、短视频、智能手机、区块链……福建创业者几乎经历了所有的中国互联网风口，成为中国互联网版图里的一股重要力量。除了王兴、张一鸣、蔡文胜，还包括陆正耀、林宁、王珂、史文勇、余建军等知名创业者。

2018年，对于福建创业者可谓冰与火交融。王兴的美团已经成功上市，市值在第一天就接近4000亿港元，但也面临阿里、滴滴和携程等诸多强劲对手的围攻；张一鸣打造的抖音横空出世，另一边却又因为产品缺陷遭遇内涵段子被关停等监管压力；蔡文胜被传言在区块链项目中赚到了大钱，但另一边美图的业绩和股价却持续低迷；史文勇更是陷入涉嫌绑架合伙人的离奇指控……

可以说，通过福建创业者，就可以看到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历史和变革。

王兴：咬紧牙关，负重前行

饭否被关停几个月后，徐茂栋找到王兴，提出想要收购饭否。王兴告诉徐茂栋，自己关心的重点已经不在饭否身上了。最近在研究个更有趣的事情，团购，并把自己觉得有趣的地方对徐茂栋解释了一番。

2010年3月4日，饭否的绝大部分原班人马一起创立了美团。而11天后，徐茂栋也成立了窝窝团。中国互联网开始进入了著名的千团大战阶段，到2011年，市场上的团购网站已经超过了5000家。

但这场千团大战只进行了一年多，随着拉手IPO的失利，市场进入了拐点。

拉手网是朱啸虎第一个砸大钱的项目，也是让他教训最大的项目。朱啸虎曾说，得知拉手上市失败，是自己投资生涯中最失望的时刻。“很多深刻的教训，团队在公司发展好的时候必须拧成一股气。”朱啸虎说，当时给拉手网创始人吴波介绍了阿干（干嘉伟），沈浩瑜，但是吴波都不要。“如果阿干，或者去任何一个人，拉手肯定会解决这些问题。”

实际上，吴波找了好几次干嘉伟，但都被婉拒了。干嘉伟在阿里带过B2B的铁军，后来，干嘉伟正式加入美团成为第一任COO，他对美团的评价是：他们以前是玩鼠标的，但团购的线下业务是水泥，他们冲进了一个自己不懂的领域，但干得很认真。

梁宁在《美团的破局与开局》中认为，千团大战是典型的由VC吹起来的风口，Groupon在美国短时间内做到IPO的故事，让中国的投资人带着创业者集体产生了“别管钱，只管扩张”幻觉。而幻觉，就总有清醒的残酷时刻。

今天再看拉手失利，本质上也是因为这家企业的初心并不是服务用户，而美团一开始就定了一个，消费者第一，商家第二，美团第三的原则。

美团是一个跨越了时代的平台。它成立后，正好赶上并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转型。

2012年1月，美团决定把电影业务剥离出来，内部有争议要不要从PC端开始做起，毕竟当时PC端仍是主流。但王兴说，做什么PC，创业就是要做增速最快的东西，做增量市场。

“兴哥对移动这事看得很透，这是他最强的地方，看趋势看得很准。”美团网前产品总监徐梧说。2011年，美团做出向移动端转型的决策，组建专门团队去做移动端，后面确实证明了那个时间点是非常关键的，正好赶上人们向iPhone、安卓转移。

美团一开始是做电影票的团购，到了2012年初，美团电影成为独立App，再到2012年底，王兴认为电影这个概念本身应该更加强化，更加独立，所以改成猫眼电影。王兴觉得，叫猫眼很Q。

美团是要做全国人民吃喝玩乐的小帮手，吃喝玩乐里有一块很重要的娱乐需求就是观影需求，美团希望通过猫眼电影来满足用户的需求。

早在2009年，格瓦拉就开始做在线选座的电影票，但他不会想到3年后，有一家叫美团的公司，会从团购切入，并超过他。

梁建章和庄辰超一样也没有想到。张涛也没想到。

1999年，梁建章创立携程。2005年，庄辰超创建去哪儿。2015年，并购大年，滴滴快滴，58赶集，美团点评、携程去哪儿。

实际上，由于一系列的并购，等到携程并购去哪儿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关心并购的事情了。不过，携程去哪儿面前却摆着一个新的竞争对手，美团。

2012年还在千团大战，当时城市经理做地推的时候，遇到什么店就谈什么店，所以就谈进了很多酒店的订单。

到了2013年，携程、艺龙、去哪儿几家OTA大战正酣的时候，谁都没想到，美团成了当时国内的三大酒店分销商之一，占酒店团购市场份额近70%。去哪儿网的总部甚至贴出了对抗美团的标语，“抗美大战，绝地反击，再出发！”

当时酷讯酒店的负责人赵阳表示，美团之所以能紧追携程、艺龙，一个原因是，它面向的是一个全新的市场。OTA做的是商旅用户，而美团则是本地服务。另一个原因就是个业务互相拉动，交叉营销的效果。

Trustdata的数据显示，2018年Q2，美团酒店在线酒店预订订单量近七千万，排名第一，酒店总间夜量超携程系之和。

“我们用‘吃’这一个高频品类吸引用户，保留用户，同时能够转化到别的品类。”王兴说，以酒店为例，能在短短五年时间内从零起步，现在成为全中国酒店预定最大平台，原因是因为美团有‘吃’这一个最高频的品类，用户因为要关心‘吃’所以下载美团APP，注册帐号，美团可以获得市场上多数的新用户，成长速度比同行都要更快。而在与酒店合作时，尤其是中高端酒店，美团的多品类优势会再一次展示出来，不光可以帮助它们做客房预订，还可以帮助它们推广餐厅、健身房、游泳等。“综合平台交叉营销是酒店非常看重的，也是对我们平台优势一个很明显的体现。”

回顾拉手的失利，朱啸虎认为，“很多失败的项目，最关键的是驾驭不住项目”。投的时候，总相信它是能做起来的。从0到1不是那么难，但做起来之后，还能不能hold住，这个最难。

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很少能有人能跟着公司那么快的速度一起成长。但王兴和王慧文们一直保持着高速的成长，看待事情的格局也在不断地变化。

王兴拥有好几个kindle，依然尽可能的多看书。他曾对我说过，哪怕一本书看起来跟工作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心灵层面的个人成长。可能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管是美团的CEO还是干别的事情，有一些东西不会改变，我还是对事物充满很多好奇。”有些事情的乐趣在于了解它本身，王兴也不在乎它有没有用。

他还提到，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概念，觉得挺好的，叫人类文明体验计划——假设说某一天你要代表地球跟外星文明介绍一下地球上到底怎么回事，你是否理解地球上几十亿年下来的自然的构成，以及这个几万年人类历史里的精华，你是否听过最好的音乐、看过最好的文学作品、欣赏过最好的艺术品，以及看过最繁华的代表人类文明尖端的城市。纯粹是一个理论上的设想，但是这就是一个视角。

回到美团的战略上，王兴说自己一开始想的就是O2O的事情。2014年，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包括餐饮、酒店、KTV、美容美发等常见的本地生活服务项目在内的所有行业，都将接受O2O的改造。“整体线下服务，接近10万亿的市场，1000亿才是1%。”

很快团购大战接近尾声。王兴判断，面前将是一个超过1000亿美元的市场，但竞争对手也变了。新的竞争可能不是团购模式，但会把团购给干掉，会更符合用户的体验。

于是，2013年初，由王慧文牵头组了一个新的部门——新产品部，去探索和孵化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大半年里，他们尝试了CRM、商家WIFI、ERP、智能收银POS机等商家端项目，直到后来发现外卖。再后来，这个部门还尝试了共享充电和打车业务。

2015年11月，美团外卖把Logo换成了一直跳跃中的袋鼠。王慧文说，因为袋鼠跑得快，装得多。美团不仅要做最大的外卖平台，还要做一个充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大O2O平台。

招股书显示，截至2017年底，美团的在线商家数量550万，平台交易笔数超过58亿笔，涉及团购、外卖、酒店、旅行、电影、打车等多种业务。艾瑞报告显示，按交易笔数计，美团点评为全球最大的餐饮外卖服务提供商，2018年，美团点评单日外卖交易笔数超过2100万笔。

对王兴和美团来说，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他们基本上顺利地保持着高速增长。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增长、快速变化、高度竞争的市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上市后，王兴发出一封公开信。信中，王兴写道：“上市后需要更多耐心。我们经常说，要‘长期有耐心’，对未来越有信心，对现在越有耐心。上市并不意味着耐心的结束，而是真正考验耐心的开始。上市本身从来不是我们的目标，只是公司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资本市场会有起伏，大家不需要太多关心短期的股价涨跌，而要时时刻刻致力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长期来看，我们所创造的价值最终会体现在我们的股价上。”

IPO媒体答谢晚宴上，王兴、王慧文都很高兴。在感谢之余，王慧文提到，美团是一个什么形象呢？他说，干嘉伟早期给大家做了一个画像，八个字：咬紧牙关，负重前行。

如今，这四个字依然适用。战线拉的越长，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也就越大，阿里、携程、滴滴，绝无坐视美团持续壮大的可能。等待王兴的，是新一轮苦战。

在美团，大家的称呼都很随意，以亲切为主。王兴被叫做“兴哥”，王慧文则被称为“老王”。但在今日头条，所有员工入职的第一天都收到张一鸣签发的邮件：公司内部没有头衔，只有汇报关系，所有人之间都必须直呼其名，严格禁止X总X副总的敬称在，也不允许称“哥”、“姐”、“老大”，太江湖气。

“我觉得，第一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第二，这个形式感会束缚一些可能更不合群、更有想法的人。”张一鸣说。

谈起饭否的关停，王兴和张一鸣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2015年，张一鸣在接受采访时仍“至今觉得可惜”。这可能是他与王兴不同的地方。

从2005年毕业到2012年创办今日头条之前的七年，张一鸣曾参与创办或独立创办四家公司，在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的对话中，张一鸣说信息流动效率是自己创业的主旋律，他认为信息传递对人类社会的效益、合作以及认知都有很大影响。“所以我毕业之后做搜索引擎以关键字为组织发信息，社交网站以人为节点，兴趣引擎以兴趣为颗粒度，基本都是以信息为主。”

2006年的一天，张一鸣突然让梁汝波看一个网站，那是家名叫酷讯网的垂直搜索引擎，为用户提供房产、旅游以及招聘等信息。当时，国内的垂直搜索技术起步不久，张一鸣给老同学演示了一遍如何通过酷讯高效找到附近的房源，然后评价，这个公司不错。第二周他告就加入了这家公司。

酷讯的创始人之一吴世春回忆，张一鸣虽然说话不流畅，但是思维清晰，“他技术很好，是那种你认定的那种聪明的小伙子，一点就透”。而王琼所在的海纳亚洲创投基金正是酷讯的投资方之一。

2012年的春节期间，张一鸣打***给海纳亚洲的王琼，说自己终于想清楚了3个月前提过的移动互联网新产品。

大年初七，俩人约在知春路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咖啡馆还没有正式营业，暖气也没开，张一鸣裹一件大棉袄冷得有点发抖，他在一张餐巾纸上画出了产品的草图——那就是今日头条的雏形。

于是，还没上线的今日头条就拿到了海纳亚洲（SIG）等机构的500万美元A轮融资。2012年8月今日头条上线之时，四大门户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新闻客户端产品，其中搜狐、网易新闻客户端的规模已经接近4000万。当时，也几乎没有人看好的、毫无新闻基因的今日头条团队似乎是硬生生抢下了一块地盘。

王琼和朱啸虎是上海交大的校友，在王琼的鼓动下，B轮的时候，张一鸣第一个就找到了朱啸虎。

2013年初，在金沙江国贸三期的办公室里，张一鸣对朱啸虎，说出了自己对今日头条B轮估值的期望：“5000万美元。”

朱啸虎拒绝了张一鸣。“那时候，新浪的市值不过30亿美元。5000万美元的估值投一个移动端的新浪，你让我怎么赚钱？”

后来，张一鸣在央视《对话》栏目中回忆，公司刚成立时，一个月内他见了30多个投资人，因为话说太多，最后失声。投资人不看好他的算法推荐模式，总问他：四大门户有多少用户，而你们多少用户？

朱啸虎说，自己确实没想到移动端新闻聚合会跟PC端是不一样的，更没想到张一鸣有那么强的战斗力，把今日头条做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大的黑马。“不能低估移动端，很多事情在PC端是很小的，在移动端是很大的事情。”这是他错失今日头条后总结出的最大教训。

根据《商业价值》的报道，到了2014年2月，今日头条的用户规模已超过9000万，日活跃用户1000万，并且每个月都保持1000万以上的新增用户。6月3日，今日头条确认获得1亿美元的C 轮融资，估值超过5亿美元。开始一路快马加鞭。

一开始，今日头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客户端。它没有采编人员，运转核心是一套由代码搭建而成的算法，公司的员工当中，工程师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他们搭建的算法模型会记录用户在今日头条上的每一次行为，基于此计算出用户的喜好，推送他最有可能感兴趣的内容。

一些人认为，今日头条的这种机器算法推荐模式，容易形成“信息茧房”。在这种算法下，读者只会去选择愉悦他们的消息，并沉溺其中，而接触不到重要的信息。还有一些人批评今日头条没有价值观，推送一些低俗的内容。

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张一鸣曾说：“我们会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我们不想教育用户。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不能准确判断这个是好还是坏，是高雅还是庸俗。我也许有我的判断，但我不想强加我的判断给头条。”

但这种“技术没有价值观”的思维，让张一鸣迎来了自己最大的挑战。

今年4月10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责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客户端软件及公众号，并要求该公司举一反三，全面清理类似视听节目产品。

“产品走错了路，没有贯彻好舆论导向，接受处罚，所有责任在我。”4月11日，他发表公开信，向监管部门、用户及今日头条同事致歉，称自己处于自责和内疚之中，一夜未眠。

张一鸣说，今日头条将强化总编辑责任制，全面纠正算法和机器审核的缺陷，不断强化人工运营和审核，将现有6000人的运营审核队伍，扩大到10000人。今日头条旗下重要产品抖音也宣布，正式上线第一期反沉迷系统。

“我是工程师出身，创业的初心是希望做一款产品，方便全世界用户互动和交流。过去几年间，我们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在了企业的增长上，却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来补上我们在平台监管、企业社会责任上欠下的功课，比如对低俗、暴力、有害内容、虚假广告的有效治理。”

吴晓波认为，王兴的美团，起家之初便要分别干掉诸多同等量级的对手，腾讯、阿里等巨头随后巨资入股，又经一段难分上下的厮杀后，最终以兼并之手段，暂时称雄。而张一鸣创办的今日头条与美团等小巨头的路径不同。“今日头条是从百度、腾讯以及传统门户网站所擅长的信息分发业务中，凭借机器算法推荐这一模式，成功杀出一条路。而他接下来的进化又踩到了节奏，从图文分发转到以西瓜、火山和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成为一个吞吐量巨大，枝繁叶茂的内容分发平台。”张一鸣的创业征途，省去了与同类型创业公司相互厮杀的阶段，其敌人，天然就是那些巨头。

还是在清华的那次对话上，张一鸣提到，2018年有三个工作重点，即公司治理、全球化和社会责任。首先，他希望在公司文化和管理系统方面将公司继续完善；第二，业务更加全球化；第三，也是张一鸣最强调的一点，作为社会性企业、社会平台性企业一部分来说，他希望在企业社会责任这方面能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对公司的管理团队和业务负责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关心业务，不仅关心全球化，也能够有更开阔的视角来承担更大的企业社会责任。

4月22日，BEC（美蜜币）合约出现重大漏洞，黑客通过合约的批量转账方法无限生成代币，引发抛售潮。导致BEC从当初的280亿美元市值，迅速归零。市值归零的背后，也意味着有大量资金被收割。

Bianews在一篇报道中指出，美链/BEC的域名,极有可能就是蔡文胜的老搭档张立的。

但蔡文胜和美图一直强调，美图没有发布任何代币或token，只是跟美图海外版beautyplus有推广合作。

在与王峰的对话中，蔡文胜说，BEC高达280亿美金的市值归零，这个理解非常错误。“根据我了解，只有900万个BEC在市场流通，市值只有几百万美元。”

但美图确实做了贝客钱包。而且，贝客钱包的上线时间与美链／BEC公开交易的时间差不多，都是2018年的2月份。

“我们看到钱包是政策允许的，那么美图公司想去拥抱区块链，所以做了贝客钱包。”蔡文胜说。美图是用海外的产品beautyplus跟美链BEC合作的，美图在海外有 3 亿的用户，希望在这3 亿用户里面可以做一个尝试，看区块链如何能跟互联网产品结合落地。后来，随着BEC／美链的漏洞被发现，美图宣布终止了与BEC／美链的合作。

蔡文胜相信区块链有价值，值得追逐。他认为：“现在区块链的投资就如同2000年你去做互联网投资，挺难保证大部分会成功，可能少数会成功。但是，区块链的项目如果你投中了一个，可能回报就是几十倍。”他坦诚自己“大大小小，投了差不多十几个区块链的项目”，其中有回报很多的，也有现在还是亏钱的。

他曾说过，“区块链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大的泡沫，不参与才是最大风险。”

蔡文胜注定是要追逐泡沫和风口的。

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全国各地流行一件事：下海经商。读到高一的蔡文胜，跟着人群走，选择辍学，先是加入了摆摊的队伍，后来又去了菲律宾做生意。1999年，在菲律宾闯荡了5年后，蔡文胜变卖家产准备携带家眷去澳洲发展。

因为转机，他来到了香港。当时的香港，人人都在谈论盈科数码，这是李嘉诚儿子李泽楷成立的公司，通过买壳上市，并获得了高科技中心数码港发展权。

于是蔡文胜冒险买了盈科数码的股票。1999年9月26日，他从自己仅有的35万港币中拿出了30万买了盈科数码的股票，入手价5.8港币，4个月后，盈科数码涨到了20多港币，蔡文胜将股票卖出，30万转手成了100多万。

许多年后，当蔡文胜回首这段经历时，仍感觉“非常幸运”。就在他抛手不久，盈科股价达到了28元的辉煌至高点，随后直线下跌，只剩下几毛钱，数千亿市值成为空气。此后，直到2007年，蔡文胜没有再触碰过任何股票。

也是1999年，盈科数码向腾讯投资220万美元，获得20%股份，两年后南非的MIH集团从盈科数码手里买下了这20%的股份，价格是1260万美元。当然，如今如果还能持有腾讯20%的股份，那么意味着有近千亿美元的市值。有人说，李泽楷当初卖掉的那20%股份，等于他父亲这一辈子赚的钱。

从2000年起，蔡文胜开始进入互联网，做起了域名生意，并在2003年开始做个人网站265，拿到了IDG投资。蔡文胜称，是IDG教会了自己什么是天使投资，什么是VC创投，第二年蔡文胜开始自己做天使投资。

2005年4月，蔡文胜个人出资包下全部食宿，在厦门连办两天“第一届中国互联网站长大会”，邀请了国内流量最大的150名个人网站的站长参加，包括李兴平、庞升东、姚劲波、王微等，还邀请了雷军、周鸿祎等国内互联网大佬和IDG等主流投资机构代表。这一届的站长大会，也被认为是个人站向商业站转型的标志，开创了互联网草根创业的浪潮。

追逐金钱的蔡文胜，在做天使投资的时候，蔡文反而没那么追求回报了了。正如他自己说的，“我也知道可能不会赚到钱，可能没有商业价值，但是我觉得他会帮助更多的人，我就愿意投他。”

我在家CEO赵启明跟我提到过，在找到天使投资前，他已经已经见了100多个投资人了，甚至做好了打算，再拿不到钱，就裁员的准备。但隆领投资CEO洪育鹏把他引荐给蔡文胜后，两个人聊了40分钟后，蔡文胜对赵启明说：“小伙子，你不用再跟别人聊了，我们打钱是最快的。”四天后，1500万元到账。

蔡文胜说，“我觉得连草根都能成功，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功，我从来不会去想哪个人不会成功，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机会能成功。我觉得当然有机会投出BAT。

蔡文胜曾有机会获得投资最接近BAT的项目是小米、美团和头条。

2007 年，王兴卖掉校内网准备做团购时曾找到同是福建人的蔡文胜。当时，蔡文胜认为，团购时很难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平台的，但他没想到，“王兴很厉害，他在团购的基础上其实已经做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美团。”

蔡文胜和张一鸣也是旧相识，2005年就认识了。当时，张一鸣跟着吴世春在做酷讯。后来，张一鸣创业做今日头条的时候，蔡文胜说自己已经想回厦门创业投资了，不留在北京，所以错过了头条。

错过了美团和今日头条的蔡文胜，找到了美图。

美图诞生于2008年，当时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竞品，光影魔术手、百度魔图，camera360，美人相机，后来又有黄油相机、玩图，还有腾讯出品的水印相机和天天P图，但美图一直都是市场的领先者。

2016年12月15日，美图公司在香港主板挂牌上市，发行价8.5港元，融到了大概6亿美金，市值超过46亿美金，轰动一时，这也是继腾讯之后12年来香港最大的互联网IPO。 

上市三个月后，股价翻三倍，达到24.525元。蔡文胜还颇为美图骄傲，他发朋友圈称，“美图股价20元！市值到达845亿港币！超过安踏体育600亿，达利食品640亿，恒安国际808亿，成为福建民营企业市值最高公司！” 

蔡文胜本人，也首次入围2017年的胡润全球财富榜，并成为厦门首富。 但一年多过去，美图市值下滑至约231亿港币，缩水了三分之二还多。

数据显示，美图手机2017年全年销量157.47万台，还不及锤子手机，但这是支撑美图80%营收来源的主要业务。2018年上半年智能硬件收入14.8亿元，相比于2017年同期的19.33亿元，下降23.4%。原计划今年年底发布的V系列手机也推迟到2019年。 

而视频业务上，由于行业用户整体增长态势急剧放缓，美图也跟着水低船低。美拍的月活跃用户正在从去年末的9813.9万人，下滑到今年上半年的4276.7万人，美图秀秀月活跃用户总数1.15亿，同比也下降了1.2%。 

视频业务受限，手机业务没有突破的美图，把战略转向了社交。8月8日，美图公司在北京发布其“美和社交”战略，要在下一个十年里，通过社交产品进一步打通内部用户数据，链接用户产品和商业产品，打造美丽生态链。

蔡文胜曾转发了一篇关于晨兴资本刘芹的文章，并评论称：“创始人真的不是人干的，而是特殊材料构成的。创业其实就是一个修炼自己的过程，你明天都要让自己不停地得到提升。”

他说：“雷军一直说，创业不是人干的，是阿猫阿狗干的。他其实想讲，作为一个创始人，真的不是一个人干的活，又要有高度，又要弯下腰来干活，又要分钱，又要吃苦，又要融资，又要说服别人，别人不喜欢还不能生气。你没法任性，因为你一旦任性就要被市场惩罚。”“所以我觉得创始人真的不是人干的，而是特殊材料构成的。创业其实就是一个修炼自己的过程，你明天都要让自己不停地得到提升。”蔡文胜总结道。

也是在和王峰的对话中，蔡文胜也回答了当时张一鸣问王兴的那个问题：一个人如果想要连续成功，除了运气，跟他本身的努力和自我学习、自我变化的能力都有很大关系。

而这批福建创业者的学习、变化能力，接下来仍将对中国互联网格局版图带来深远的影响。

值班编辑：高欢欢  审校：武昭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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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十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

企业领袖 思想风暴 商业前瞻 私享机会

12月1日-2日 | 北京·中国大饭店

一次触摸前沿的价值机遇

　　企业家虽然没有一个可以很好平衡和事业的方法，但是却有每天都因为有新的收获而感到骄傲的好办法。

　　很多妈妈企业家为了从事她们的事业都要在家庭生活中做灵活的变通。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没有规律的时间和足够的承担母亲职责的时间。无论如何，都很难找到很好的平衡二者的方法。
　　我所了解的很多妈妈企业家每天都在和自己斗争。当她们工作的时候，她们觉得应该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而当她们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又觉得自己应该去工作。我的一个同事最近参加了一个商务演讲，这位演讲者说：优秀源自于全情投入。他说如果你不能全神贯注你就不能达到优秀。这个演讲者显然不是一位母亲。妈妈企业家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分割，我们是母亲、妻子、朋友、姐妹、厨师、家里的女主人等等，因此全神贯注是极其困难的。
　　每天我们都迅速的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感到时间不够用。我们甚至感到力不从心，认为自己没有对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件事给予足够的注意，我们恨不能每天能多几个小时。我没有感到一天过的很快，是因为我没有忘记给我的儿子送篮球鞋也没有忘记送我的女儿去上课。但是我担心其他的妈妈必须考虑这些。因为我开始我的事业首先是因为我是一位母亲，而且我也不是传统的家庭妇女。这种负罪感可能会击垮你，那么妈妈企业家该怎么办呢？
　　《妈妈的负罪感》的作者认为，要摆脱这种负罪感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守以下七个原则：

　　1、你必须愿意失去一些东西

　　2、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不是一种竞技活动

　　3、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未来

　　4、习惯于说“我能”从而克服自己的退缩

　　5、学会并且知道享受瞬间的生活

　　6、多多的笑，特别是和你的孩子一起

　　7、为享受家庭幸福留出特别的时间

　　不要老想着你一天要做什么，而要看到你做了什么。或许你忘记了给自己的女儿烤蛋糕，或许你忘了在丈夫出门的时候吻他，但是，没关系。你已经为你的家庭贡献了很多。现实是大多数的男人都外出工作，回家来和孩子们玩一会就是干了自己份内的事。女性现在也是外出全职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是全职妈妈。
　　因此首先要分清主次。对我而言，我是以家庭为先，工作次之。当你工作的时候，就拿出你全部的注意力并努力做到最好。不要因为接到家里的***就去洗衣店。而当你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同样要集中精力，不要在和孩子们玩的时候还看着你的黑莓手机。
　　什么是负罪感呢？那是一种感觉和心态。将这种心态转化为感恩的心情，感谢生活让你有机会挑战自我，在工作和家庭中都获得快乐。别忘了在孩子们的心目中你是一个令人惊异的迷人角色。让他们看到生活的不完整性和挑战性，他们就会明白生活并非完美无瑕的。最后祝贺你自己吧，你能很好的驾驭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刘永好人如其名。作为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他给外界的印象一直是谦虚宽厚，温和豁达，但又很积极圆融。

　　作为新中国最早一批创业的民营企业家，刘永好身上似乎并没有那个时代特有的饥饿感和草莽凌厉。温和的性格并没有成为他披荆斩棘的障碍，反而让他比同时代的企业家走得更加稳健。

　　新希望看似一个缺少冲突的企业。创业36年来，1995年兄弟分家，没有一丝狗血;在动荡的四川官场经营企业，他不曾“沾湿鞋子”;在家族企业传承多上演豪门恩怨时，他的女儿刘畅已经没有波澜地逐渐接过权杖??

　　陈斌在《前程密码》一书中说：“对于刘永好而言，左手握着政治资源，右手捏着企业资源，不该做的事情，他一件都不做，该做的事情，再困难也要做下去，这才是中国企业界最缺乏的‘大智慧’。”

　　在一定程度上有点“杀猪榜”意味的“福布斯富豪榜”或者“胡润百富榜”上，刘永好和荣智健一样是稳健的常青树。

　　也许，除了性格因素之外，那个时代的明暗交替、政策的起伏不定，练就了刘永好波澜不惊的心理素质和娴熟的掌舵技能。他67岁了，还在开拓新业务领域，这有点像总是探索未知领域的哥伦布，而在驾驭企业方向盘上，又像个摸索行船的老船长。

　　“要快半步，不要快一步。任何时候，不是冲到最前列，因为快一步往往重心不稳就掉下去了。快半步，那么踩实了可以比别人更快，不行的话退回来重新开始。这也是我的快半步理论。”

　　这些年来，很多人在探寻新希望基业长青的密码。其实刘永好所坚持的“领先半步”的战略能力，正是让这家企业走在行业领导者位置上的内在动力。

　　厉以宁也曾评价刘永好说：“刘永好在战略投资方面的判断力很强，这从他没有大的战略失误上能看出来。”

　　做企业，刘永好先人半步，见证了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从无到有，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力量的全过程。

　　新希望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创下了很多个第一。1982年四兄弟创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民营企业之一;1993年，是第一批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民营企业家，第一个民营企业家出身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1993年，最早申报集团公司的民营企业;1994年，《福布斯》首次公布中国富豪榜，刘永好四兄弟排在第一。

　　民营企业家群体从此被社会所承认。

　　经历了早期创业的规则不明，刘永好更加尊重商业规则，和企业家同侪。少为人知的是，在民生银行成立前，对于使用“民生”二字，刘永好还征求了曾经创办经营民生实业公司的卢作孚后人的同意。

　　刘永好是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的倡议者、筹办人及第一届副董事长，但始料未及的是，2006年，他曾一度意外出局。对于这段往事，刘永好态度豁达。

　　经营民生银行期间，他曾和诸多民营企业家股东们一起，在曾经经营困难却铁桶一块的银行业掀起变革浪潮：改革董事会的治理，规范化运作，在A股和H股上市，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完善治理结构等等。

　　刘永好认为，在漫长的创业开荒旅程中，民营企业的发展要经过四道坎儿：创业，政商关系，企业创新，未来传承。

　　让人羡慕的是，他似乎每个坎儿都跨得很稳。尤其是新希望的企业传承，被业内认为交接过程稳健而成功。这也是创业36年的刘永好颇为欣慰的事情。

　　这得益于他早早的铺垫。

　　2013年5月，陈春花接到刘永好邀请出任新希望六和集团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橄榄枝。这一次，她欣然前往。

　　“实际上，传承不是传给一个人、两个人，不是单单传给自己的儿女，更要传给一帮年轻人，就是这样一个安排。”刘永好说。

　　企业传承最重要的，是两代人的相互欣赏和对话。他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第一代企业家重在创业，第二代接班人重在创新，所以需要彼此欣赏和对话。在传承中，创新需要更多一些，因此第一代企业家要理解第二代企业家。这方面，刘永好做得很好。

　　难得的是，刘永好不仅能理解年轻人的创新，也在主动追求创新。

　　即便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刘永好也要求企业做出新意和持续性。如精准扶贫中培训农民，新希望更重视提供造血功能。

　　筹办新网银行过程中，刘永好没有聘用一个传统银行出身的高管，而是从互联网领域挖来了一批年轻人。新网银行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江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刘永好诠释了“新希望”集团企业名称中对“新”的定义，他很喜欢拥抱不确定性。

　　在江海眼中，刘永好虽然60多岁了，但却是一个坚定的技术至上论者，对新业态、新技术、新事物充满兴趣。“他希望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改进行业和社会的效率。新网银行从创立之初就与众不同，刘永好对团队提出的考核指标不仅涉及资产数、客户数、利润数，还有专利数。”

　　“社会变了，市场变了，我们必须变，否则没有任何出路。”刘永好称。

　　从企业研究者角度来看，陈春花认为，刘永好身上几乎具备了企业家精神的所有特质。“他的创新从创业开始就展示出来，从制造到销售以及品牌推广，最后到经理人团队的打造、产融驱动这一系列的创新，在三十多年前的农牧业是极为少见的。”

　　在战略上的领先半步、稳健经营的文化、坚守农牧业、打造经理人团队、率先布局全球化市场、打开边界合作，刘永好在各个维度的选择几乎都符合发展规律和趋势，这也是新希望得到持续成长的原因所在。

　　而今，新希望集团已经成为一个千亿级的企业，同时在全球化布局。近日，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就新希望集团的曲折发展，刘永好在重要历史时期的应对方式和感受，面对未来的挑战，新希望如何获得可持续增长并保持基业长青，专访了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改革开放初期的摸索前行

　　1978年，中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政策透露出从计划经济转移到市场经济的风向。你作为先行者做了很多探索，当时的环境如何，是否能让你安心创业了?

　　刘永好：那时候的生活很困难，但我父亲依然鼓励我们学习科学技术。他是县团级领导，那个时候的《参考消息》只有县团级以上级别才能订阅，所以我家里就订了《参考消息》。通过《参考消息》，我看到世界的动向。尽管内容不够多，不够全，但是仍然能够感觉到世界基本的格局和脉搏。

　　那时无线电技术刚刚开始出现，我们几个兄弟试着从装矿石收音机，到装晶体管收音机，再到装电视机。装一个电视机要用三十几个电子管，我们自己去买了各种各样的零件，后来装出了可能是成都市第一台个人组装的电视机。

　　当我们在电视机前看到图像，听见声音的时候，激动得不得了。有这样的学习能力，有这样的技术，有这样的锻炼，这是我们不断(向前探索)的诉求。

　　1979年，你们四兄弟想做的电子厂因政策不明而夭折，当时一些领域没有放开，政策环境是否仍然是你们创业的阻碍?

　　刘永好：大概到80年代的时候，我毕业了。我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学校教电子，也教机械。我自己装了一个音响，跟现在的卡拉ok音响类似，很多老师同学希望我帮他们装，装一个几块钱，我帮他们装了几个。

　　有人说，你这样装，还不如到生产队去做点事，生产队有那么多小伙子，都是初中毕业的，也想做点事。可以在生产队装，有人要就要，不要可以拿去卖。

　　生产队长听说这个主意也认为挺好。我们一算，大概五六块钱就能够装出来，到街上卖十来块钱也挺不错。但是生产队大队书记一听说要分钱给个人，桌子一拍，“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不行!”这个事就没做成。

　　那一年听说中央在讨论动不动傻子瓜子的事，如果我们的工厂做成了的话，可能当时讨论的就是动不动刘家兄弟了。

　　是什么契机让你转战到农业领域的?

　　刘永好：虽然做音响的想法被***毙了，但是我们一直没死心，还是想做事。

　　我们天天关注媒体报道。我一个人订阅的报纸数量，和我们整个学校的订阅量一样多。收发室的阿姨和我说，你应该付给我工资。后来我发现，国家逐步在变革开放，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川是先行者，当时比较出名的有安徽小岗村。

　　既然农村可以搞，我们就到农村去。我三哥是四川农学院毕业的，他说可以种蔬菜。当时蔬菜产量低，价格高，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种蔬菜。我们家有三分地，租了一亩多自留地，开始种黄瓜、西红柿、辣椒等，把全国最好的品种引进来，同时，开始尝试科学养猪。

　　后来觉得养猪周期太长了，又发现了鹌鹑。鹌鹑每天下一个蛋，周期很快。而且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说鹌鹑蛋的营养特别好，一个鹌鹑蛋相当于三个鸡蛋，因此价格卖的很贵，两毛钱一个。所以我们从北京引进了几个鹌鹑种开始养。

　　这个时候，经历过失败的我们有了经验。第一次比较冒失搞了一个音响没有经过批准，差点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我们干脆找了县委书记。

　　我们告诉书记，现在国家允许农村发展专业户，我们想到农村做专业户。他一听，想了一下，说好，农村专业户都缺乏科学技术，需要有科学有技术的人，到农村去是好事，符合党的政策，我支持。但是书记提出了一个要求，刘家四兄弟每年必须带动十个专业户，让他们富裕起来。

　　县委书记支持了，就是尚方宝剑。我们用科学技术来养鹌鹑，越做越好，最后把鹌鹑蛋的成本降到每一个蛋一分多，市场价格从一毛五降低到五分。我们那个地方(四川新津)成了全中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后面成为全世界第一的养殖基地。

　　我们带动农民和周边老百姓养鹌鹑，规模超过了一千万只，供鹌鹑种，卖饲料，收购鹌鹑蛋，把鹌鹑蛋和鹌鹑肉卖到五星级酒店，占据了成都市场，最后卖到全国。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承认了私营企业的地位，明确提出保护的方针。你从这一年转战猪饲料市场，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与当时卖得最火的“正大”饲料比肩。后来，还迫使正大退出了成都市场。为什么选择这一年做战略调整?你是如何实现快速占领市场的?

　　刘永好：鹌鹑毕竟是小众产品，不可能做的特别大。我们认识到，养猪才是大众产品，猪是中国第一肉食消费品。而那个时候，养猪技术不好，饲料很重要。于是我们开始养猪，一直做到今天。到今天，我们仍然是全中国饲料销量的第一名，在全世界可能排到第二位。

　　我们几兄弟各有分工。我负责市场、采购和营销，老大(刘永言)搞研究，老二(刘永行)做研究和管理，老三(刘永美)做内部管理。

　　我对市场营销特别懂，很早的时候，在四川西部，家家户户都是“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的墙头广告，我是中国墙头广告第一人。

　　以前的报社和电视台不准登广告，后来准许了，我们成为电视台第一大用户。那时电视台刚开始有广告，但还没有私人企业做广告，电视台支持农业，便把广告时段便宜卖给我们。那段时间，每天电视台一到广告时间全都是“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电视台的台长特别高兴，有上海电视台的朋友和他开玩笑说他们是猪台。他说，这正说明四川养猪是全国第一。

　　1995年，你们四兄弟分家，是决策权出了问题吗，还是为了解决发展的问题?

　　刘永好：1995年、1996年的时候，公司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了，拥有十几家工厂，1995年国家工商局评中国私营企业500强，我们公司被评为第一位。这个时候我们要扩张，要发展，但几个兄弟有不同的意见，老大对电子科技特别有研究，他觉得应该做电子高科技;老三是学农的，他希望到农村做种植业;老二和我觉得饲料已经是中国第一位了，应该持续地发展。

　　兄弟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我们创业时没考虑过股权，也没考虑过分红，几个兄弟均分股份，每个人都是25%。后来我们妹妹参与到里面，做了会计，也给了股份。

　　但是四个兄弟谁说了算呢，不知道。老大叫主席，老二叫董事长，老三是总经理，我叫总裁，我妹妹就是总会计师。实际上哪个大，谁说了算没有说清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整。第一是股权的问题，第二是治理结构问题。作为集团化企业，一定要组织结构完善，一定要有董事会、股东会。公司小的时候没问题，大家人少一块干，人多了以后，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不好统一。

　　所以到1995年，为了治理结构完善，理顺产权，我们就做了个调整。几个兄弟在一夜之间达成协议，签字就定下来了。这就是那次调整(分家)。

　　1991年，你们四兄弟的资产达到千万，却遇到了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当企业发展和政策环境出现冲突时你们怎么做的?

　　刘永好：90年代，突然有一天出现了姓资姓社的讨论，媒体有很多不同声音，感觉社会要发生很大变化。也有很多媒体开始批判一些人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想，是不是国家不允许做企业了?我们几个兄弟想了好久，最后决定又一起去找县委书记，提出干脆把我们的工厂交出去算了。

　　那个时候工厂已经有好几百人，肯定是中国当时规模比较大的私营企业。

　　书记说，你们打算做的时候找过我，我是支持你们的，没想到你们几兄弟这几年光景，从1982年到1990年，做出了这么大的规模。

　　我们告诉书记，既然国家不允许私人做，我们干脆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吧，自愿把工厂捐给县政府。但我们对工厂太有感情了，产权交出去，希望厂长由我们来当，工资多少无所谓，只要够吃就行。

　　县委书记听我们这样说，静下来想了好久。他说，社会上确实有很多说法，但是县委没有接到正式文件说要收私人的财产。你们下海的时候，是我支持的，我也有责任。第一，县委不收你们的资产;第二，我建议你们不要声张，悄悄地干，不要做那么大、那么猛，不要做宣传。

　　回家后，我们停止了做广告，规模适当的放小、收缩，悄悄地干了起来。有来参观我们也不接待了。

　　谁知道第二年，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我们从《光明日报》看到消息，兴奋得不得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小平的南巡讲话给中国改革开放打了一个强心针，给了我们一个春天般的振奋。这个时候，我们才相信没做错，坚决去干，于是开始大踏步的前进。

　　1993年，我们开始从成都到全国各地建工厂。当时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饲料厂不行了，我们兼并收购了近二十家企业。这一年，我们有了三十多家工厂。全国的工厂要统一管理，我便想借鉴国外集团化的方式。但是，去工商局申请组建希望集团时，对方从来没听说过集团概念，后来我跑了十几趟国家工商局，国家允许组办集团化的企业。于是我们拿到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集团的牌照。

　　1993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你当选政协委员，那件事对民营企业走上历史舞台的意义是什么?

　　刘永好：1993年我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这一年，大概有15个民营企业家当选为政协委员，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当年我做了一个大会发言，题目叫《私营企业有希望》。这是在人民大会堂，后面坐着全国主要的领导，我特别激动。没想到发言引起了轰动，我被安排做中外记者发布会，以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为主题，向世界发声。结果来了几百个记者，包括《华尔街日报》等很多海外的记者。

　　《华尔街日报》当时报道，中国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影响非常大。1994年，我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民营企业家做工商联副主席。

　　民营企业家中，我是第一批做全国政协委员的，第一个做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也是当时唯一一个民营企业家副主席，又是第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个做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民营企业家。到今天，我已经在政协、人大做了六届，可能在改革开放以后，新一代民营企业家中，人大政协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就是我了。

　　民营银行试水金融改革

　　1993年，你和一些企业家联合发起建立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的提议，当时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刘永好：我在1994年当选为工商联副主席的时候，就做了很多调研。结果发现，民营企业普遍反映最大的问题是贷不了款，而当时的国有银行是不给民营企业贷款的，只给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贷款。而且那时候的银行业经营也很困难，好多银行的坏账率达到20%，接近了破产的边缘。

　　于是，我们就想是否可以在银行领域做个试验田，由工商联牵头，由民营企业出资，办一个民营银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并得到大力支持。我们以工商联的名义给中央写信被批准了。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成立。

　　我是中国民生银行的倡导者、筹办组副组长，也是第一批股东，并被选为副董事长。给民生银行起名字的时候，我们想了好多，最后决定用民生两个字。第一，我们是民营企业;第二，我们为民生服务;第三，民生代表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关乎生活和民生之计，是非常广阔的事。

　　民生银行成立23年来，从13.8个亿，发展到现在六万多亿的资产总规模，仅每年500多亿的税后净利润，就是原来13.8亿的30多倍。

　　它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它率先引进股东治理结构和独立董事制度，率先在中国和海外上市，也率先引进国际投资，以及国际规范的治理结构。

　　当初，我们的初衷是办一个由工商联牵头的、由民营企业出资的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希望成为银行业改革和创新的试验田，走出一条新的路。

　　应该说23年过去了，民生银行不管从规模、收入、利润，为民营企业的贷款额，支持小微企业的服务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步。曾经有一段时间，民生银行的估值和招商银行一样多。

　　1998年，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来源：被访者供图

　　1999年，新希望首次走出国门，在越南建设第一家海外工厂。

　　这几年，民生银行迎来多事之秋，不管是安邦保险意外举牌，还是涉嫌卷入落马官员案件等，都让民生银行受到影响。现在你怎么对待民生的波折?

　　刘永好：民生银行的确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安邦进来以后不断的增持，进进出出，再加上安邦的股东资格到今天都没有批下来，它的董事任职资格也没有批下来，导致股权的波动。由于管理层或其他一些变动等等原因，使民生银行受到了冲击。

　　现在，民生银行也出现了一些不良资产。但是总体来讲，民生银行还是好的，我们通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民生银行在探索更多的意义。

　　民生银行从小到大的过程，恰好是国家民营企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是民营企业不断规范运作的过程，也是民营企业对国家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过程。

　　实践证明民营企业还是可以做好银行的，所以才有了后面新一批民营银行的组建。要是民生银行没有做的话，我相信国家不会突然一下批准十几个银行，这也是它的贡献。民生银行总体来说是成功的，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民生银行会在新格局下，跨越、创新，取得新的发展。

　　自从民生银行组建之后，金融板块成为新希望集团的重要板块。你近年还跟雷军探讨、建立了互联网银行，现在进展如何?能否还原一下和雷军的接触。

　　刘永好：三年前，四川省政府金融办找过我，希望我来牵头申报一个民营银行。但金融监管有要求，虽然我不是民生银行控股股东，但却是第一大股东，又是副董事长，所以说审批是有障碍的，我没有参与。

　　两年前，四川省政府金融办找到我，又提起此事。这时，安邦大举进攻民生银行，连续增持，成了第一大股东，显然我不是第一大股东了，客观上给了我一个机会，参与组建民营银行便没有障碍了。

　　于是，四川这个民营银行由我来牵头组建。我就找到了雷军，雷军是互联网的先锋，他很高兴地说，很多人提出希望组建银行，我了解你，信任你，愿意跟你一块做。

　　我、雷军作为主要发起人，另外还有其他发起人，共筹集了30亿元资金。

　　当时申报的时候，我们建议叫希望银行，省领导和市领导都觉得挺好。因为“希望”二字寓意很好，而且新希望集团是四川民营领头企业，大概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民营企业。结果名字审定后，我做了一些调研，发现这会给人两个误解：第一，这是新希望办的银行;第二，有人说新希望是做农产业的，这个银行是不是主要为农业服务?

　　为了避免误解，我就提出改名为“新网”两个字，雷军觉得挺好。

　　从希望到新网，我们力图表达的是科技的银行，网络的银行，新的银行。新是新科技，是新一代互联网银行的简写。雷军希望这个银行能够跟互联网科技结合起来，做成科技型的银行，一个为普通老百姓，为年轻人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

　　与很多互联网银行相比，新网银行有何不同?

　　刘永好：新网银行必须用大数据、金融科技，必须用互联网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既然定位为一个新型的银行，就要按照这样的目标来招聘管理者。

　　主要的管理者我几乎都面试过，我看了数以百计的银行高管，包括工、农、中、建、交在内的主要几家大银行的高管，也见了很多互联网企业的年轻人和高管。最后我们几乎没有从传统银行里面要一个高管，招聘的高管几乎全部都是从互联网领域，或从硅谷来的互联网人。

　　互联网银行、P2P野蛮成长，培育出一批互联网金融的需求者，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现在国家在大力整治互联网金融乱象。银监会正式批准的具有网上运营资质的互联网银行，一个是腾讯的微众银行，一个是阿里的网商银行，第三家就是新网银行。目前全国有7家。

　　你们没有阿里、腾讯那样的流量优势，新网银行靠哪些元素驱动发展?

　　刘永好：这家成立一年半的银行，总共发放了超过一千亿元的放款额，放款对象超过了四千万人次。银行的不良率不到千分之三，这在行业内是最好的。

　　我们还专门成立了新希望金融科技公司，用科技给银行赋能。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来为传统银行插上科技翅膀。阿里的网商银行和腾讯的微众银行，基于本身强大的品牌和巨大的流量，我们没有大的流量，我们靠的是科技和创新，但是走出了一个互联网金融新的格局。

　　民营企业发展要经过几个坎儿

　　在中国做企业避不开政府，四川又是公认的官场动荡特别剧烈的地方，作为四川最大的民营企业，新希望却从来没有受到波及，你是怎么处理政商关系的?

　　刘永好：其实我跟官员接触蛮多的。从最开始创业，我们跟村支书接触，跟乡书记接触，跟县委书记接触，到以后的市里面、四川省，乃至全国，接触很多。

　　我非常赞成习总书记讲的，“亲”“清”的政商关系。民营企业和政府可以亲近，但是要清清白白。我们在总书记讲的问题上做的蛮好的，我们从来没有给哪个领导送礼，我们坚决不这样做，做到规范治理，严谨治理。

　　靠我们的本事，靠我们的能力，靠我们的拼搏，靠我们的科技，靠我们的诚信赢得市场，赢得政府领导对我们的信任。

　　新希望在接班人问题上是解决得比较好的，刘畅已经能独挡一面。作为家族企业，怎么解决基业长青这个问题呢?

　　刘永好：民营企业的发展要经过好几个坎儿。创业初期没有钱要拼搏，创业难，这是第一道;有一定规模以后，怎样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很多人走捷径，跟政府勾肩搭背出问题了，这是第二道坎儿;第三道坎儿，就是转型创新，怎么转型，转不过来也不行;第四个坎儿，是传承。现在早期创业的一批民营企业家都五六十岁了，但还换不好代。

　　很多儿女不愿意接班，有愿意接的没几年玩没了。很多人认为我们几个坎儿都过的不错，特别是后面的传承。大家都认为刘畅很“英雄”，儿子也很不错。实际上传承不是传给一个人、两个人，更要传给一帮年轻人。当你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好的时候，传承问题就解决了。

　　我对儿女，从小就让他们勤奋拼搏、吃苦，让他们跟社会接触。另外要有自信心，自信心来源于实践。比方我的儿子，从几岁开始我们出差旅游到哪里去，行李全都是他拿，我们坐头等舱，他们一定坐经济舱，他们一定都是旅游团团长，买票、吃饭、酒店全都是他们搞定。

　　另外让他参与一些活动，有一些社会的责任。我女儿很早就参与北大的光明行活动，我小儿子参加了金种子计划支持农业，我太太搞生命教育，我做光彩事业。他们的责任担当、组织能力，都可以在活动中得到锻炼。

　　同时不要张扬，脚踏实地做自己该做的事，要快半步，不要快一步。任何时候，不是冲到最前列，因为快一步往往重心不稳就掉下去了。快半步的话，那么踩实了可以比别人更快，不行的话退回来重新开始。这也是我的快半步理论。

　　现在新希望也在重新配置自己的资产，甚至在做一些组织机构变革，这是你在消费升级时代下的一种新的思考吗?

　　刘永好：五年前我们认真做了研究。2011年的时候集团销售额是800多亿，我们提出未来三年过千亿，结果2012年不但没过千亿，还比2011年少了一点，虽然少得不多。2013年仍然没过这个坎儿。

　　我们请了咨询机构来做研究，董事会专门成立一个机构来做讨论，通过大概半年的讨论，我们发觉，现在社会变了，市场变了，我们必须为消费升级，为了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诉求而变，否则没有任何出路。

　　我们研究新兴的科技型企业，无一不是从无到有做起来的;其次多是合伙制企业，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到位;第三多是有创新创业和新技术的武装;第四多是国内国际业务的结合。

　　根据这几点，集团提出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年轻化，能够带来活力。过去几年，整个管理层的年龄下降了超过15到20岁，我们从高层到中层到基层，基本实现了高层40多岁，中层30多岁，基层20多岁这个格局，过去公司高层的管理者都是50~60岁，现在都是40岁上下，如果把我开除的话，会更低。

　　我们成立了草根资本等这样的公司，草根资本就是合伙制的企业，经过了大概三年左右的发展，现在已经孵化出了几十家公司。包括围绕消费升级的冷链物流，保健品、调味品等方面，已经有一百多个合伙人。

　　我们变成一个平台型的企业，草根资本是个平台，下面有好几个产业，而这些赛道都是消费升级的赛道。草根资本在信息化格局体系下，五年以后再创立一个新希望，这是我们的目标。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