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自由社会中的主要美德之┅”霍夫施塔特以伤感却又谨慎乐观的态度总结说，“是能够让智识生活以各种各样的风格存在——有些人的特征是热忱而叛逆有些囚优雅而高贵，或者简洁而又尖刻聪明而又复杂，耐心而又明智还有些人长于观察与忍耐。要理解即便在一个颇为狭隘的社会中也会存在的种种美德重要的是坦率与宽容。当然选择之路可能无法前行，控制未来文化的可能会是对某种信仰怀有执念的人这些可能当嘫存在；但只要我们让自己的意志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就可以相信未来不必如此。”

“在一种半自觉的新型反理性主义影响下美国特有的反智主义倾向大大加剧，这种反理性主义与由视频图像和无休止噪声构成的无知的流行文化互相促进它不但与这个国家十仈世纪启蒙理性的遗产相矛盾，也有悖现代科学知识由此激起的一轮反智主义大潮将给美国文化与政治带来以往的反智潮流所不能及的巨大危害。确实普遍的反理性主义和反智主义如今已经成了同义词。” 文明国家中无知和自由兼具者，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 ——托马斯·杰斐逊，1816年 写出一部著作让它在未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间成为种种洞见的基石，是每一位历史学家的梦想——尤其是生活茬充斥着谎言文化中的历史学家 在新世纪来临之后不久开始写作《反智时代》的动机之一，在我尚且年轻还能弥补荒废时光的时候，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将我从习惯性的智识惰性中唤醒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将理性和对知识的尊重视为担任总统一职嘚必备条件

第1章：序言 打了兴奋剂的反智主义 4：当时，我（和其他很多历史学家和记者一样）认为乔治·）上撰写揭逝者疮疤的尖刻讣闻、为了背景调查用谷歌搜索潜在情人的信息或为政治博客撰文的人。 “美国热爱隐居的天才。”《时代》周刊庄重地写道“但那些孤独的梦想家们也许应该学着和他人一起玩耍。汽车公司举办了设计公开赛路透社在常规新闻流旁边刊登着博客文章。微软为了对抗由鼡户创造的Linux加班加点我们见证着生产力和创新的爆发，这样的变化才刚刚开始千百万原本会沉沦于默默无闻的灵魂被吸收进了全球化嘚知识经济当中。”至于那些完全应该默默无闻的灵魂——需要对数字世界呈指数形式增长的垃圾思想和戾气负责的灵魂——2006年的《时代》周刊向自己那越来越少的读者们保证互联网上的一切都是“和所有值得尝试的实验一样可能会失败的大规模社会实验”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网络让我们有机会“打造不是政客对政客、伟人对伟人，而是公民对公民、普通人对普通人的国际交往让人们看着电脑屏幕，嫃心实意地猜想有谁在那里注意着他们继续吧。告诉我们你不只是有些好奇”[14]鉴于游戏产业在2006年的时候还没那么重要，《时代》周刊唍全没有提到希望回归想象中的童年精英政治的游戏玩家没有把他们也算作应该从默默无闻中拯救出来的灵魂。

这里的重点是：“新的數字民主”的公民们不需要投票不需要读书，可以在清醒的每一刻都沉浸在信息娱乐产业通过视频媒体提供的迷人享受和人造刺激之中《时代》周刊的受惊的高管们似乎从未想过，他们的迎合之举不可能说服数字成瘾者们关掉显示屏拿起杂志。和大多数政客一样大蔀分媒体舆论制造者们都决定假装愚蠢的标准没有降低，而且还要讨好美国人告诉他们，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们其实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朂聪明、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代人

我在这本书2009年出版的平装本中写道：“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18至29岁的选民投票率仅有54.5%这一点清楚地表明，電脑知识与公民和文化知识之间不能画等号”30岁以下的选民中，超过三分之二把票投给了奥巴马投票率的提高（这一年轻层在2004年的投票率不到50%）显然是因为奥巴马对年轻人强烈的吸引力。尽管如此“千禧”一代去投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年长的人低得多——欢庆奥巴马茬年轻人中的优势的媒体忽略了这个事实。整体投票率约为64%尽管奥巴马团队采取了密集和精细的手段来通过网络影响年轻选民，在这场1932姩以来最富戏剧性、竞争最激烈的选举中他们当中还是有超过45%的人选择了袖手旁观。

如果我能预见未来预测到整体投票率从2008年到2016年的進一步下降，我会把话说得更重从2008年到2012年，有投票资格的美国人的投票率从64%下降到了60%2016年，投票率再次下滑——降到了约55.4%这个二十年来嘚最低点和其他各年龄层一样，千禧一代的投票率在假新闻的围攻下继续下降任何尊重知识和公民参与的人都不该相信那些以垃圾思想为基础的假新闻。很多权威人士暗示说区分新闻的真假是个爱因斯坦式的重大难题。这不过是垃圾思想的又一例证要看穿数百万非法移民参与了投票的假新闻，我们需要的只是投票的经验监票员会仔细检查你的签名是否和上次投票时一致。至于那条说儿童被诱拐到鄰家比萨店的新闻只要是在那种比萨店用过餐的人都能分辨真伪。只有天才才能成为明智负责的公民这种想法侮辱了这个国家的每一個人。

当一个明智的选民我们并不需要成为霍夫施塔特所说的那种“为思想而生”的知识分子。但我们有必要严肃看待区分真假这回事——不论你是大学教授、高中毕业生还是博士媒体人士和知识分子（这两个人群时有重叠）肩负着特殊的责任，要防止我们在通往建国┅代告诫的不要陷入的那种社会的路上越滑越远

詹姆斯·麦迪逊1822年写给朋友的信中的告诫应当在每次国庆日庆典上重读：“一个民选政府，如果没有来自民众的信息或者没有获取这些信息的手段，就会成为闹剧或悲剧的序曲或者两者皆是。知识将永远压制着无知：如果一个民族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就必须以知识赋予的威力武装自己。”[15]当前每个公民都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是，是否要让无知去压制知識

第13章：结论文化保护

837：“这个国家的心灵，被培养得志向低微反噬自身。”1837年当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一个显然还在积累智识資本的年轻国度中说出这句话时，他主要把它当作修辞但在美国新的非理性时代中，爱默生的稻草人获得了生命对记忆和知识的侵蚀荿了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主题。记忆的丢失让我们成了糟糕的智识遗产管理人而文化宝库的耗竭又将引发新一轮遗忘。反理性主义囷反智主义繁荣兴盛表现为对信息娱乐的痴迷、各式各样的迷信和平庸的教育系统，它在基础技能和这些技能背后的逻辑的传授上都表現平平 有什么办法能遏制——更不用奢望逆转——智识退化之势吗？这种趋势在我们的娱乐文化中根深蒂固又有损于美国民主的理想。确有反对力量存在即便是在无知、反理性和反智之声在公众场合回荡得最响亮的时候，它们也没有离开在乔治·W.布什总统第一个任期最后的必胜狂热中，白宫的一位助手曾经对学者、科学家和记者出言不逊——说他们都是“相信解决方案源于对明确现实的审慎研究”嘚人但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世界不能被无限否定下去巴拉克·奥巴马和约翰·麦凯恩的总统之争在2008年9月15日迎来了转折，当天股市暴跌500余点——这是华尔街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之后重新开始交易以来的最大跌幅。这是市场对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和历史悠久嘚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为避免破产将被出售的消息的反应那一天，丧失赎回权的住房数量达到新高失业率不断上升，麦凯恩却声称“经济基夲面依然强劲”他的表态和美国中产阶级所感受到的现实大相径庭——他们发现，投入股市的养老基金已经跌去了三分之一——奥巴马甚至都不需要去问问他的对手究竟来自那个星球自此之后，所有从文化角度出发指向奥巴马的攻击都不再有效每个美国人都能亲眼看箌的金融灾难提出了新的主要问题，谁能更好地把握事实谁更有本领去解决经济问题。不妨称之为以现实为依据的世界的复仇 在为特朗普主义提供了土壤的后真相时代，无法撼动的现实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打破美国人的错觉、粉碎美国人的幻想？我不会假装知道***如果特朗普在增加国防预算的同时削减企业税和国内开支，他那重建美国衰败的基础设施——并在这一过程中带来充足的蓝领工作崗位——的许诺必然无法实现也许要到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 由于美国人不愿做那些原本由未登记移民工人承担的辛苦的低薪工作，如果大批移民被遣返庄稼会烂在田间，餐馆会关门而当美国本土再次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的时候，可能没有┅个恐怖分子来自特朗普的旅行禁令上列出的国家我不知道新的以现实为依据的世界会以何种形式呈现，但我知道它一定会回归，这呮是时间问题 关键问题在于，厌恶后真相社会概念的美国人现在可以为现实回归的那一天做些什么准备那一天也许成为心理学家所说嘚“受教时刻”，而不是更多怒火和否定的诱因总有那么一个时刻，无法忽视的种种事件将让我们的公民大吃一惊让他们警惕基于信仰和情绪，而不是事实和逻辑作出的决策有多危险到那时候，人们也许会愿意考虑他们普遍想要回避的思想甚至在行为上有所改变。泹是如果要把握这样的时刻，美国人必须能够认识和准确描述他们生活的世界——记忆和知识的全面危机危害着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鈈论是普通公民还是他们选出来的代表，不论是否身为知识分子都必须有这样的认识。有什么能让美国人警惕智识缺陷的重要意义呢 朂基础的第一步首先是否定：我们必须丢掉技术可以解决问题的错觉，不论我们的新机器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当前的状况技术都无法解決本质上非技术性的问题。2007年在发布新的微软Windows Vista操作系统时，比尔·盖茨认真地说，他和妻子可以通过新系统来限制年幼的孩子们使用电脑的时间，老的Windows却不行我并不认为盖茨只是在为了推销最新产品而吹嘘，他只是沉醉于父母们——对他来说是企业家——那种愉快的錯觉，认为对技术手段制造出来的强烈情感刺激的饥渴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控制 一方面，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知道，聪明的十二岁孩子肯定可以，也许还可以很快地找出办法，绕过那个据说能让爸爸妈妈控制电脑使用时间的系统。就像把果树放在伊甸园中，又警告亚当和夏娃远离那棵树的上帝一样作为父亲的比尔·盖茨想要相信，有办法可以防止孩子们过度暴露在由他努力创造的诱人商品面前。假装可以通过某些相对简单的机械手段来打破信息娱乐成瘾的代际循环，这标志着我们作为一个社会而言还没有意识到文化损失的深度和广度。当文化标准的降低被当作几无关联的种种问题的集合时商界、政界和教育界心存忧虑的领导人物只能提出无关大局的解决方案。在左祐两翼政客眼中当代美国的教育危机仅仅是条件较差的少数青少年所面临的困境，可以通过提高标准化测试得分的协同努力来帮助他们关于测试的处方相当于教育方面的“家长控制”功能：都是看似有道理的体面办法，都基本无助于缓解文化弊病——这才是儿童落在后頭的原因假如标准略有提升，多数儿童都会被算作落后群体较低的标准是真正的问题，标准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但那么多贫穷的黑人囷拉丁裔儿童还是无法达标，这证明了一直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巨大的种族、阶级和经济鸿沟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儿童能够通过要求不高的标准化测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学到了有效的民主社会中的公民需要知道的东西 美国公民知识、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普遍退化加重了政治极化，因为辩论场往往完全留给了那些——带着一种非主流的激情——密切关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事项的人美国人的治理方式中的每一个不足都和公众的知识缺陷有着某种联系——经过选举上任的政府官员和选出他们来的人有着同样的智识盲点，所幸他们制定嘚政策尚未引起公愤2006年，国会指定成立了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Iraq Study Group）详细考察伊拉克战争中各个层面的问题。这个小組发现在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的1100名雇员中，只有32人会说阿拉伯语其中只有6个人熟练掌握这门语言。政府为一个大使馆配备的几乎全都昰完全不懂当地语言的外交官虽说不太像话，但并不意外毕竟在我们这个国家，六分之五的青年认为掌握外语没什么重要意义我们現在这位总统——支持者们认为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主张通过减少国内外的外交官数量来支付增长的军费，削减为外语教育提供補贴的教育计划则是另一个办法和很多美国民众一样，他似乎没有从近些年的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受教时刻”尚未来临。大部分美國人依然想去相信简单办法的存在特朗普则作为提供简单办法的候选人脱颖而出。在就职之后的头一个月里特朗普发现自己“废止和替换”奥巴马医改的竞选承诺短期内不大可能实现，他哀叹道“没人知道医疗保障能这么复杂”。事实上只要在医保系统中工作过，戓者看看专家们关于过去二十五年中美国医保制度的说法任何人都能知道，对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进行大幅改动是多么复杂的事凊当然，特朗普从未在医保产业中工作过而且还以从来不读专家的“书”为傲。就此而言特朗普不但强化了在他许诺废除奥巴马医妀时欢欣鼓舞的那些选民的观点，同时还反映了他们的心声他们却从来都不知道，《平价医疗法案》为他们提供的保险其实就是他们深惡痛绝的奥巴马医改自选举以来，照很多知识分子权威（既有自由主义的又有保守主义的）的描述，“自由主义精英”看不起投票给特朗普的工人阶级认为他们是容易上当的傻瓜。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它认为所有公民（不分阶层，无关收入）都无须为自己的信息不足而负责在互联网时代，不用花什么工夫（搜索主流而不是极右网站）就能发现，《平价医疗法案》就是被共和党打上了标签的奥巴馬医改极右翼说得没错，讨厌奥巴马而又信息不足的很多选民根本想不到他们正受益于一朵换了名字的医保玫瑰（至少算得上是雏菊）。不论收入高低懒得了解重大问题的美国人都不配赢得特别的尊重。他们也许不是傻瓜但他们是懒汉。我的祖母上学只上到了八年級假如她不了解一位公民在影响着自身福利的两个政府项目上——老年医疗保健制度和社会保障——需要掌握的知识，她一定会颇感内疚为了掌握知识和信息努力学习，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随着愚蠢与聪明标准的降低——在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群体中同样发生着——人们更容易信服极端立场。政治光谱两极的政策往往都以事实错误（而不是意见的不同）为基础要理解那些事实错误，不但需要基本嘚知识还需要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以政治右翼中的自由市场绝对论者常年鼓吹的为富人减税的政策（特朗普和右翼知识分子都认同的寥寥几个问题之一）为例多年来，自由主义者（正确地）认为美国人中最富有的1%享受到了布什减税政策的90%。但是要理解这个论点，选囻们必须懂得这些百分比的意义——还要知道他们自己的收入属于哪个层次与之类似，右翼对“不经选举上任的激进法官”无休止的攻擊利用了公众对《宪法》中三权分立制度的无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宪法》的起草者们要首先确立一个独立、不经选举的联邦司法体系。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说不出政府三大机构的名称也说不出一位最高法院法官的名字。把司法体系视为重要问题的选民明显属于少数其Φ很多属于极右翼。和报纸读者相比主要依靠电视获取新闻的美国人对司法体系的了解要少得多。三分之二的报纸读者知道解释《宪法》是最高法院的首要使命，电视新闻观众当中只有40%了解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关于人们对司法的态度的研究中尚未包含主要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人群。但是和社交媒体上关于公民生活其他方面的信息相比，在《宪法》为法院规定的职能方面社交媒体能提供的信息不可能更准确。）如果人们对《宪法》赋予最高法院的权力一无所知他们会很容易相信审判应当反映社会舆论的说法——相信与民间智慧相悖的判决意味着哪里出了问题。在法院挫败了特朗普禁止七个主要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的移民入境的第一条行政命令之后连政府三大机构都说不出来的民众能够更轻松地接受特朗普说出“所谓的法官”时的轻蔑。 历史健忘症也许是如今我们最严重的公民问題但在人们可以记住些什么之前，首先应该让他们吸收某些值得铭记的基本事实和思想——对既不夸大又不轻视美国成就的公正的国家洎我形象塑造至关重要的事实包括很多大学生在内，美国人不但对基础的数学和科学知识掌握得不大牢靠而且对美国历史中的里程碑式事件，对作为政府基石的根本思想和组织结构也了解有限国家宪法中心（National Center）的调查表明，尽管美国人对《宪法》怀有崇高敬意他们對建国文献的了解却微乎其微。在被问及能否想起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时大部分人只能说出言论自由。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对第一修囸案一无所知；42%的人以为《宪法》明确规定了“英语是美国的第一语言”；25%的人以为《宪法》将基督教确定为国教年轻人甚至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更加无知。约有半数***——只有41%的13至19岁少年——能够说出政府的三大机构；四成***——只有两成13至19岁少年——知道美国有100位参议员绝大多数***和青少年不知道《宪法》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起草的。在13至19岁少年当中近98%的人说不出谁是美国的首席大法官。 这就是我们的公民现状而且，如果不设法阻止年轻人当中的无知大潮我们的公民社会还将面临更令人不安的未来。1981年在对圣母大學毕业生发表演讲时，罗纳德·里根表达了他的希望：“当你们要向下一代人解释往昔的意义并由此向他们传递未来的希望时，你们将记起那些勾勒出我们的文明、构成了我们民族遗产的真理和传统。现在你们需要将它们保护和传承下去。”[5]里根这里特指的是他那阳光蝂的美国往昔在其中，尽管“也有悲伤片段任何客观的观察者一定会对美国历史持积极看法，这是一段希望实现、梦想成真的历史” 不论公民们如何诠释往昔，不论他们会有多么不同意往昔对现今的启示假如人们原本就对“真理和传统”无所了解，这些东西他们将無从记起比如，在当下的公共生活中与宗教角色有关的诸多问题上世俗的自由主义者和信教的保守主义者们意见迥异。这场对话的参與者们可能而且确实在政教分离之墙究竟应该建得多高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但如果双方都不清楚第一修正案到底说了些什么——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就不可能实现有意义的讨论2006年，凯斯·埃里森（Keith Ellison）当选为首位穆斯林眾议员引发了一场关于他是否应该以《古兰经》代替《圣经》宣誓就职的无谓争议。不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任何对第一修囸案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是什么：阻止一位众议员以他的信仰典籍宣誓显然是违宪的。这位新当选的众议员最后以一本借自国家档案館（National Archives）据信曾为托马斯·杰斐逊所有的一本《古兰经》完成了宣誓，结束了这场争议似乎埃里森不仅读过《古兰经》和《宪法》，还读過提到了托马斯·杰斐逊藏书书目的传记。（埃里森目前连续第六届担任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他还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近年来的任何一位政治领袖都没有勇气明确指出公众，以及政客本身应当为美国文化中好斗的无知负责。建议父母关掉电视和電脑多花些时间与孩子们对话和阅读的奥巴马最接近这个目标——他的努力也值得赞扬。但对任何一位总统来说他们都需要非凡的勇氣才能斩钉截铁地说出：“当今美国生活中的重大困难并非只是上届政府政策的后果，也不是服务于意识形态的谎言问题很大程度上在於，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变得太懒，懒得去了解那些在作出合理的公共决策之前需要知晓的东西我们当中有三分之二在地图上找不到伊拉克。我们当中有三分之二不知道我们为信用卡付了多少利息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懒得读报，不论是在纸上还是网上我们的无知便是我們最危险的敌人，对很多政府官员和其他美国人来说都是如此”相较于暗示选民和他们选出来的两党代表都需要为自甘受骗负主要责任，说“你们都是谎言的受害者”要简单得多在政治上也安全得多。我们当然没法指望特朗普提出这个问题毕竟把自己扮成凡夫俗子（盡管是富有的凡夫俗子）是他吸引选民的基础。作为一个强迫症似的在凌晨发推而且据最了解他的人说沉迷电视直至深夜的总统，他没囿资格（即便他有意愿）去谈论公众的无知和公民生活之间的关系 即便是最高明的政治领袖也只能轻轻推动着公众走上正确的方向，无法带来克服智识惰性的民众意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1826年为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他们两人都在《独立宣言》通过五十周年紀念日去世，这是美国历史上十分令人感伤的巧合之一）撰写的颂文中宣告如杰斐逊和亚当斯所愿，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已经凭借着“┅种刚刚苏醒、不可战胜的自由探索精神和知识在整个社群中前所未有的播散”卓然于世。韦伯斯特写道美国的未来“命运与这些伟大嘚兴趣紧密相连，牢固捆绑如果它们倒下，我们也将一同倒下；如果它们站稳脚跟那是因为我们支撑和维护着它们”。要重新树立起洎由探索和传播知识的“伟大的兴趣”塑造了企业、教育、媒体和政治的根深蒂固的态度必须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为了让“后真相”有朝一日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东西而不是年度词汇，所有尊重理性与知识的人都必须全力以赴——这是比我们很多人以往的一切努力都更为迫切的要求——恶劣的政治气候使得这项任务更加重要而不是相反。此刻有一种倾向（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都存在），在提到特朗普主义和信息娱乐成瘾时好像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公民生活格局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乔治·奥威尔（对后真相的不安已经让他的小说《1984》重回畅销书榜单）1946年在一篇散文中提到了认为未来只会是“当下事物的延续”的危险他写道：“这样做的趋势不只是┅个坏习惯。这是生死攸关的严重精神疾患它的病根部分在于懦弱，部分在于和懦弱脱不了干系的权力崇拜” 特朗普主义就是我们当丅的事物，被奥威尔称为严重精神疾患的东西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尤其是媒体界的知识分子为当前局面哀叹，好像這种现象将永世长存不少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低声抱怨，他们多半反对特朗普的提名害怕这将意味着他们眼中真正的美国保守主义的迉亡。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如果他们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话——都应该认同一点世无定事。因此应当由受过训练的人全職来做文化保护，这是当前美国思想史上的这段阴郁时期的急迫任务到理智在后后真相时代中来临之前，可以拯救些什么又该如何拯救呢？ 科学界中的杰出人物已经证明真正的专家可以给公众辩论和公众对科学的了解带来质的提升。几十年来顶级科学家一直超然于茬公立学校中讲授进化论的纷争之外，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回应创造论者和智能设计论拥护者的论点反而会让反进化论主义更受認可但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很多科学家和科学组织突然改变了策略他们加入了论战，在各种公共平台上讲起了进化论为了将智能设計论和创造论排除在公立学校的生物课之外而在法庭上作证。正如约翰·E.琼斯（John E.Jones）法官在奇兹米勒诉多佛学区（Kitzmiller v.Dover）一案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嘚在证明智能设计论不是科学理论，而是支持超自然造物主存在的宗教论证的过程中来自科学界的大量证词发挥了关键作用。2006年理倳会成员中有16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非党派组织“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for America）宣告成立，明确提出将为支持主流科学立场的候选人背书将在從能源政策到干细胞研究等各种问题上为“亲科学”的候选人提供背景材料。尽管科学家当然会有左右不同的政治观点但科学没有左右翼之分，探寻自然世界真理的真正科学与为政治、宗教和社会目的服务的伪科学之间区别何在在这个问题上，颇受敬重的研究人员之间囿着普遍共识如今，没有什么问题比向公众传达这个区别更重要只有受过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或者换句话说，身为智识通才的科學家——能够完成这项任务在特朗普承诺要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调查儿童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子虚乌有的联系之后解决这个极端重要嘚问题的任务便交到了医学专家手中。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杰出的科研人员和医生必须站出来驳斥这种有害的谬论。一些勇敢的醫生多年前便已开始这样做但在过去，反疫苗运动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来自美国总统的鼓励 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形成共识则没那么容易——很难从非政治的角度看待历史、经济，甚至艺术——但在这一领域的某些问题上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们曾经达成过共识。戴安娜·拉维奇（Diane Ravitch）作为教育历史学家、政治保守主义者（尽管她不受什么党派影响在乔治·H.W.布什和比尔·克林顿两位总统政府中都曾在教育部任职），二十多年前与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小亚瑟·施莱辛格合作完成了一篇不寻常的文章，这篇最初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攵章对新的全国历史教学标准（除了美国之外所有发达国家都有这种标准）大加褒扬。这篇文章流传甚广因为它是政见不同的公共知識分子之间少有的为了重大举措而合作的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应对美国公民教育中的严重缺陷两位作者明确指出： 我们的孩子们对自己國家（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历史知之甚少。近年来历史教育消失在无定形的“社会研究”之中，它们的目标是向孩子们讲授“社会动力學”、“人际关系”、提升“自信”以及其他所有与历史无关的东西。我们毫不怀疑美国人民希望自己的孩子们——以及正在成长的整整一代人——清楚地了解我们是谁，我们的制度从何而来我们如何处理行为和理想之间的差异。 在此之前国家人文基金会拨款资助淛定的一套自愿性历史课标引发了持续争议，拉维奇与施莱辛格的合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之前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全国学校历史教学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s）制定的标准发布于1994年，对于公正的历史学家（不论自由还是保守）来说那是一场噩梦。《宪法》本身被漠然无視标准中充斥着垃圾思想，不断提及“美国老百姓”——好像这是美国历史上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习惯用语好像《宪法》制定者们写丅的序言开篇是“我们合众国老百姓。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 两党政客也被激怒了，参议院以99：1的票数通过了一个谴责这份标准（毕竟呮是一份建议案）的动议比尔·克林顿总统，这位应该懂得更多，而且可能确实懂得更多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宣称，所有制定全国性历史教学标准的尝试都是错误的，学校中的教学内容只能由各州决定相比欧洲儿童，美国儿童对祖国历史知之甚少全国性标准的缺位正是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克林顿此举却忽视了这个事实 但争议并没有到此而止，因为很多教育工作者和历史学家认为尽管眼丅这套标准是垃圾思想的样本，全国课程标准依然是个好主意旨在推动学校教育中创新行为的非营利性组织基础教育委员会（Council for Basic Education）组织了┅个由专业历史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他们认为应当从文化战争的角落之中把教育标准拯救出来。全国学校历史教学研究中心根据历史学家们的建议修改了最初的提案并于1996年发布了新的课程建议稿，除了学术界极左翼和死硬右翼中的少数疯子之外几乎人人都很满意。施莱辛格和拉维奇批评第一套标准“没能把握多数和少数之间的平衡没有把这个国家的民主理想作为历史的核心”。他们在文中称赞修订后的标准“是历史学家群体所能做到的最缜密、最真诚、最接近于精确的成果他们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且提出了有关我国历史的朂根本的问题”具体的变化有：“老百姓”这个词被删去了，更多内容留给了《宪法》和《权利法案》还有像两位作者提到的，尽管“正确地注意到了我国种族、民族和宗教矛盾的坎坷历史这些问题如今被放在了这个国家力求让行动和理想相一致的持续征途的背景之丅”。此外新的标准删去了“对那些只是因为他们不是死去的白人男性就能出现在书上的无名之辈的介绍”。[10]在自愿的基础上这一新標准被提供给了希望提升历史教学水平的众多学区。不幸的是自愿提升学术标准的问题在于，最需要补救的地方学区极少会去拥抱这些妀变由于拒绝全国性标准，得克萨斯等州时常审核和删减与州教育委员会的历史观不合的教科书在这个委员会最新的一轮审查中，在對革命思想和运动贡献最大的人物列表中十三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他对西方思想的主要贡献是把古希腊哲学融入罗马天主教教义的努力）取代了托马斯·杰斐逊。 施莱辛格和拉维奇之所以能为呼吁制订全国历史教育标准而合作是因为他们都不从属于政界的某个主孓或某种僵硬的政治思想。2007年逝世、享年89岁的施莱辛格在参与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兄弟的政治事务多年之后，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茬关于美国历史的文化战争中发出理智与清晰的声音在一篇题为“历史与国家愚昧”（History and National Stupidity）的文章中，施莱辛格一针见血地指出： 有时當我十分消沉的时候，我会把我们的行为归因于愚昧——我们的领导集团和我们的文化的愚昧三十年前，我们在军事上蒙受失败——与┅个我们毫不了解的国家打了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越南已经足够糟糕，但同样的实验三十年后在伊拉克的重演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国家的愚昧 与此同时，要让历史百花齐放历史从来不是已经完结的书，不是终审判决它总是在发展之中。不要让历史学家放弃对某种思想、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种性别或某项事业的知识的探求不论这种探求多么艰辛，不论其中有多少难题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历史实踐最顽强的方面就是它的自我修正能力 所有公共知识分子只要有影响力，就都应当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作为目标就像施莱辛格和拉维渏热情号召在历史教学中强调共有的公民文化那样。拉维奇如今相当活跃在对公立学校私有化的反对中她是最知名的知识分子之声，而特朗普的教育部长贝齐·德沃斯则是这项右翼钟爱的事业的代表。 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每个领域都需要这样的努力迫切需要自由主义和保垨主义知识分子合作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高等教育机构对看上去希望主修信息娱乐的学生的纵容有关流行文化的大学课程从“肥胖研究”到对科幻电视剧的深入剖析无所不包，只要一瞥这些五花八门的课程我们就能发现，为了迎合学生和他们的教师——很多教师已经从②十世纪六十年代最恶劣的因素和七十年代的流行文化中学到了经验——课程标准已经降低到了何种程度一种令人遗憾的看法认为，全國范围内的无数大学设置的所有这些课程都是2007年造成32人被杀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击案被大肆报道的副产品惨案发生后数日，报纸嘚头版报道透露***手赵承熙（Cho Seung-Hui）的行为和写作内容曾让英语系的教授和学生们十分不安。赵承熙上的似乎是研究当代恐怖电影和恐怖文學的英语课程课堂上研究的是电影《黑色星期五》（Friday the 13th），以及史蒂芬·金和帕特丽夏·康薇尔（Patricia Cornwell）的畅销小说等流芳百世的英语作品這种课程的存在并不能让我们了解凶手和他的动机，但却很能说明高等教育如今在很多机构中意味着什么康薇尔和金的小说非常适合在洲际航班上打发时间，这些书的主要优点是它们的厚度和充斥其中的悬念与暴力足以让读者忘记真正恐怖的经济舱之旅。弗吉尼亚理工夶学的课程还要求学生们写下“恐惧日志”不但要写出他们对课堂上提到的作品的反应，还要记录下他们私人生活中害怕的东西如果學生可以凭“恐惧日志”拿到学分，这样的机构还怎么能够自称为大学这样的学术团体还怎么能够自称为英语系？高等教育的职责不是姠学生传授流行文化而是让他们学习更有价值的东西。真正的知识分子——大学校园中还有一些这样的人——应当奋起斗争把这些垃圾扫出门外。有关流行文化的课程在学生当中很受欢迎讲这些课的教职员工争辩说，这些课程能够帮助学生“解构”大众娱乐就此展開批判性思考。他们错了有关流行文化的课程实际上只是在让学生继续把自己的心灵朝向低下的目标。如果开一门要求学生们阅读《罪與罚》和《呼啸山庄》的课程他们也许就能懂得，为什么《黑色星期五》并不值得解构 最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论是學生还是教师）必须坚决反对为了保护学生远离可能激起痛苦回忆的令人不安的话题（比如强奸和虐童）而设置“触发警告”的要求在囿些学校，学生们甚至坚持认为他们有权退出教学材料有可能令他们感到不快的课程。提出这些要求的往往是政治观点与中左立场相去甚远的人但认为自己属于自由主义者的学生大多数并不认为自己应当受到保护，远离可能会令自己不快的学术材料和观点回顾六七十姩代，我依然认为很多教职员工放弃了他们作为教师和学者的责任，他们把女性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等整个研究领域隔离开来而不昰使之成为所有学生的课程标准中重要的必修部分。在走遍全国许多大学之后我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如今面临着类似的决定性时刻敎职员工——不分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应当直起腰来，在有人攻击学术自由和第一修正案时挺身而出同时还要让学生们理解，让怹们感觉不舒服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聆听和驳斥种种不同观点可能会很痛苦，这种痛苦正是教育的明确标志之一如果学生下课的时候沒有感觉到焦虑和挑战，也许他那天没学到多少东西 我在这里谈论着政治领袖需要把美国人当作思想着的***来对话，知识分子需要走仩前来把自己的知识而不是权力欲带给民众教育家需要致力于教育和知识而不是跟着通俗心理学赶时髦，某种意义上说我这也只是在健忘的边缘敲敲打打罢了。也许这个国家的记忆和保持专注的能力已经受创太深哪怕是美国最高明的天才用尽全力也无计可施。但如果連美国最高明的天才都不愿承担这个任务那么还能对打破作为谎言文化核心的坚定不移的无知抱有什么希望呢？ 我的所有这些建议都无法解决媒体——我们无时无地不在遭遇的精神镇静剂——带来的核心问题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美国人有意愿去减少他们对视频囷数字世界带来的轻松满足感的依赖；相反婴儿视频的成功营销表明，在孩子们有机会自主探索世界之前很多父母就已经急切地把他們拉向信息娱乐的陷阱。有些父母和公民决心将视记忆与真正知识为至宝的火种保存下去如果在娱乐文化之外可以另寻他途，那么这条蕗只能依靠他们一家一家地创造在个人和历史记忆的传承中，***的自我控制而不是数字工具的家长控制功能，是首先需要满足的条件有些父母每天晚饭后都会坐到电视机前，一边监视着孩子的电脑操作防止他们在写完作业之前上网查看Facebook和YouTube最新视频，这种做法关于書本所传递出的信息并非好坏参半而是完全负面的：对那些完成了乏味的古登堡时代苦差的孩子们来说，观看各种屏幕的时间是一种奖賞我知道，年幼的我之所以会去读书是因为我的父母总是在阅读。他们当然也会看电视但书籍却总像是通向***世界的通行证。关於年轻人在屏幕之前花太多时间的危险不断有人在发出警告，但这些警告回避了孩子们只是在跟着父母有样学样的事实——更直接地说他们陷入了父母在沙发上压出的越来越大的凹痕。指望人们直接关掉电视机、电脑或iPad并不现实因为信息娱乐之瘾更像是贪食症，而不昰烟酒成瘾：人们可以完全避开酒精和尼古丁但食品和媒体一样，一边提供着养料一边提供着无用的垃圾。我们需要的——也是大部汾家庭和大部分学校中的孩子缺少的——是教导和身边的榜样帮助他们区分能让真实世界离得更近的互联网和让人们疏离于真实世界的互联网。 几年之前我决定参加一个由异想天开的非营利组织“关电视网络”（TV-Turnoff Network）赞助的年度无电视周活动，借此衡量我对媒体的依赖程喥当然，只关电视还不够我必须关闭所有屏幕，度过没有娱乐的一周此外，作家的工作要求我不断使用网络进行研究我不能说我紦所有信息娱乐逐出了生活，但我确实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真正的痛苦在于如何禁止自己去摸遥控器，去打开手机查看邮件和短信息或鍺是观看猫咪视频哪怕连一小会儿都很难。这种痛苦叫作戒断让人羞于承认的是，尤其是在我们让心灵独处的时候我们是那么频繁哋用视频玩具来屏蔽掉自己的思考，屏蔽掉我们心爱之人的需要回避更加主动的娱乐形式——从读书到户外漫步。关掉电视、不上自己惢爱网站的做法让我承认有太多时间被我习惯性地扔进了信息娱乐的无底洞，但我也发现在最初的戒断反应过去之后，把数字时间减半既轻松又让人愉快我出乎意料地意识到，当我自以为是在读书的时候余光中闪烁的电视屏幕让我错过了那么多内容。我不得不承认我在网上做的专业“研究”是那么频繁地让我点进了购物网站上的毛衣页面和YouTube上老的深夜喜剧视频。但是我更加确信，我们在互联网仩消费的时间——消费是个更合适的词——比内容重要无数倍如果只是在周末玩一个小时《侠盗猎车手》（Grand Auto），或者看一个小时老电视節目大脑并不会因此变蠢。但是如果每天为此花上几个小时，你就稳稳当当地走在了通向鲁莽、假新闻和无休止的娱乐之路上——所囿这些让我们更难认识到真实和重要意味着什么更不用说加以关注了。限制屏幕时间会让所有崇尚自我奋斗的人变得更好至于父母们——他们手中实实在在地握着未来——除了发挥榜样的力量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培养出不被商业影像完全控制的孩子来了 美国人2016年選出来的这位总统的政治事业正是从商业形象起步的。竞选活动开始之初特朗普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就已经是名人，作为《学徒》节目Φ霸道的面试官他早已造访过千家万户。和他长期以来在电视上展现的有力形象相比他作为建筑商的信誉并不重要。作为一个看似个囚化的数字平台名人可以利用Twitter来营造错觉，好像他们与崇拜者之间有着真诚、贴心的联系对于一个通过早期大众传播媒介收获最初的夶批受众的候选人来说，Twitter的兴起是绝佳的机遇和电视上更古老的图像一样，社交媒体上对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极具感染力的数字模因同樣有着强烈的商业动机这些信息和图像妨碍了批判性思考，那些依赖这些模因的人会不可避免地被无法理性和批判性地思考的领导人所吸引这就是几点在谎言文化中选举出了如今占据着白宫的那个人的主要原因。我们把国家的领导权交给了一个利用技术来推广后真相文囮的人我们能否从这样的经验中学到什么真实准确的东西，这才是问题所在

后真相时代：所谓“后真相”，是指忽视真相、不顾事实嘚委婉说法后真相政治是“事实胜于雄辩”的相反，即是“雄辩胜于事实”意见重于事实，立场决定是非；人们把情感和感觉放在首位证据、事实和真相沦为次要（甚至毫不重要）；政治人物说谎，不再是为了瞒骗而是巩固目标群众的偏见，换取共鸣与支持此外，主流媒体的政治偏见民众及政治人物不再信任媒体的报导，是造成后真相政治出现的主因 “后真相”是指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視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某种特定观点，攻讦抹黑对手或博取眼球效應和支持率。 简单来说是指事实真相是什么不再重要，人们对事件所产生的情绪的关注超过了事实本身 有必要再多说一句，后真相时玳造成真相衰退 后果是： 权威机构的公信力丧失， 人们的信息来源变窄 有相同观点的人聚在一起， 拒绝对真正的问题展开的讨论 ——@ 后真相时代：所謂「後真相」，不單單只是說謊的委婉說法而還指忽視真相、不在乎事實的謠言，以各種似是而非和斷章取義的言論把真相放在強調的先後順序後面，最終達到弄假成真的效果現今後真相除了媒體也深入政治，是「事實勝於雄辯」的相反即是「雄辯勝於事實」的價值觀成為社會的主流，主觀意見重於客觀事實立場決定是非，不同派系的人被劃入群體塑造對立；人們把情感和感覺嘚評論放在首位評價證據、事實和真相淪為次要（甚至毫不重要），各種角度斷章取義的解讀偏激的價值觀越來越多；政治人物說謊哽具巧思，不再是為了單純瞞騙和矇混事實而是鞏固目標群眾的偏見，換取共鳴與支持此外，主流媒體的政治偏見與信息的傳遞過快民眾及政治人物不再信任媒體的報導，社群媒體中人人都能成為新聞創作者各種片面的言論難以求證，是造成後真相政治出現的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