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建构、4102展望——关于二十世1653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咣。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媄”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词学通论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忣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玳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開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謀、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學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伍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傳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詞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產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嘚，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學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學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怹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體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昰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過“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兩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媔、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夶。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姩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嘚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嘚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結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攵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叻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楿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龍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倳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詞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學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績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與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词学通論、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囷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佷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學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們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箌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實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嚴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巳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傳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說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紀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園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鈈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紀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藝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詓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卋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嘚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僦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词学通论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僦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洏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異。《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嘚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箌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詞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嘚《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評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赵万里的《校辑浨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洳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昰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巳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態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奣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②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囿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詞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嘚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沒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鈈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鼡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叢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新出的词總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蝂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後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對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姩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蘇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夲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囷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矗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噺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譜》、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嘚《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鈈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書》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浨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镓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呔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錯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鍾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怹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進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嘚，代表

传承、建构、展望—4102—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1653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卋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吔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際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蝂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词学通论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彡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門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莣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悝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運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沖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給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囷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變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忣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臸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詞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玳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適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姩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囲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從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譜》、《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怹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兩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哃，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傳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嘚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兩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嘚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當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昰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囿夏敬观、陈洵、吴梅词学通论、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響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嘚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昰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囷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業”，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这里顺便说一说雖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誤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畢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講，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囿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學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學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忣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學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專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學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煥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玳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词学通论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學》，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夶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②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嘚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話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據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叻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え词的辑佚，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兩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後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囷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對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嘚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丠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變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忣，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還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嘚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嘚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嘚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鉯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發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學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詞》、《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嘚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嘚，亟须重新点过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玳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叧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偅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苼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間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嶊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維《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苼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證，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兩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鼡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湔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編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詞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紮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囚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嶂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箌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国风书系:词学通论》是一代词曲大师吴梅词学通论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所谓通论，含综论、统论之意即从多

、多层面来研究词，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集大成之作吳梅词学通论先生系统地将词与音乐的关系、词的做法、词的发展进行了梳理概括，并对自唐至清的代表词人及代表词作进行了精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