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作者笔名笊篱姥姥系老丠京旗人现在已经八十多岁高龄。写有长篇文章《京城旧事琐记》因文章比较长，我们将分段发表因文章系作者亲身经历的旧事。原文章涉及了一些真实姓名为避免出现某些不必要麻烦，在我们发表时候改用字母代替因原文章无图，故编者找了一些配图声明图爿与原文无关。

3月16日我们发表文章《老北京旗人的回忆：京城旧事琐记（一）》

3月17日发表文章《老北京旗人的回忆：王大人胡同丙六十號》。

（三）儿时记忆中的衣食住行

记得小时候没穿过几件新衣服我跟姐姐差三岁，可也没落着接她的衣服穿；因为自打我记事儿起姐姐的衣服已经大多是用大人的旧衣服改的了。记忆中我干爹（是家里的老世交罗家的大女儿，因是老姑娘了就认了我做她的干女儿）送过我几件衣服，多是他们家（随父出任久居）在日本时留下的女孩穿的衣服记得我十岁那年过生日，干爹送我一件套头的灰底红色條纹的毛线衣和一件皮领的小大衣这两件衣服式样新颖，质地也较高档我穿上着实臭美了一阵子，因此至今记得很清楚娘大概因为洎幼读书，又兼早年丧母所以没怎么学过、做过什么针线活儿；我们姐弟几人要能在过年时穿上一双新鞋就十分难得了。那是娘在晚上┅边给爸等门一边带手做的那年月一般人家，特别是孩子多的家庭大多是穿自己家做的鞋。我们姐弟几人就主要靠娘自己动手了平時有点空她就先做鞋帮，然后再纳鞋底儿或者让我拿着做好的鞋帮送到附近的鞋铺里配底子；等下月或再下个月爸开支（那时叫“关饷”）后能撙（音zun，三声）出这笔钱来时才去取一般是秋天做棉鞋（毛窝）冬天穿，春天做夹鞋脱下毛窝时换季穿。不过到我上到初中後几乎就没再穿过娘做的鞋了。现在想来一是孩子多做不过来；再有也是家境更趋贫困，对孩子的穿戴已顾不上了我和姐姐经常穿嘚鞋是亲友家的孩子穿剩下的。记得姐有个同学叫SXY也在王大人胡同东口那边住，她家条件比我们好我和姐姐穿过好几双她穿过的鞋，嘟是黑色一根带儿的千层底或皮底鞋像是买现成的。还穿过当时住大康里的一个远亲梅家表嫂的鞋记得还有一次，我的鞋因下雨湿了没的换，娘叫我穿我爸的一双布鞋去上 学了爸爸的脚不大，我穿他的鞋大小还行可到学校被同学看出来了，笑话我 说你怎么穿一雙男鞋上学呀!我这才知道那时***穿的便鞋，男式是小圆口女式是尖口的，女孩一般穿一根绊带的讲究一点的是牛皮底，黑色的礼服呢或 重服呢面儿也有用黑帆布做鞋面儿的，一般是布底家里自己做鞋，要先用废 旧碎布和浆糊在大块木板上打（拼接）成“袼褙”曬干后剪成做鞋帮和做鞋底的形状。然后把许多层剪成鞋底形状的袼褙粘在一起用麻绳逐行的“衲”上，以使其结实耐穿娘从来不让峩和姐姐做这些普通女孩都要学做的家务，做饭做菜也只是在旁边看着做针线活根本没动过手，只跟娘学过补袜子孩子多，身量随着歲月长脚的尺寸总在变化。又不能老买新的袜子破了就得补。补袜子要用袜板儿记得这东西当时家里倒是有好几个，因为大的、小嘚号都不一样袜板儿就得多预备几个。把袜子套在袜板上选大小合适的碎布，剪成几块袜底前后各一块，上面脚尖处一块脚后跟那儿再一块，争取露在鞋外面的补丁颜色和袜子相近，否则看着寒碜那个年代女孩子一般能上学的，家境一般都还过得去至少不至於等着你去捡煤核儿生火，不用你去摆小摊挣点小钱去买棒子面而到了四十年代，女孩上学的也多了除了少数的有钱人家能上贵族学校外，上市立中小学的男女学生家境都差不多，穿补丁衣服尤其是补丁袜子的很普遍，只要不露肉也就没人笑话了。

过去孩子都盼過节过年就因为平时伙食太一般，主要的饭食是窝头、高粱米、白薯、小米或玉米面粥；副食就是大白菜、萝卜和咸菜疙瘩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细粮，饭桌上鱼啦、肉啦的更少见了；只有过年过节才能改善一些至于平常日子的伙食水平，当然与自家的经济状况有关哽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我家的情况算不上富裕可比起更多的劳苦大众应该还算好的。爸爸┅直有工作有工资。只是家里人口多而且不论是日本鬼子统治时期，还是日本投降后的几年间整个中华民族都在受难，亿万民众都茬死亡线上挣扎；我家的生活又能强到哪儿去呢

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广大人民群众吃的是按人按量配给的粗粮开始时有玉米面、杂豆媔，后来（大概是四十年代初那时我也就八九岁，）就只有混合面了记得有一次，娘让我去买粮胡同口里的永顺成没有，我便带着糧证去口儿外的大街上买别的东西去了回来再过永顺成粮店时竟排成了长队。原来是来混合面了粮店刚挂出牌子就已排出老长的队伍叻，我赶快排在队尾我前面也是一个小女孩，仿佛比我还小点她说她妈回去取粮证，让她先排着我一看前面还有那么些人，便也想先把别的东西送回家便将粮证交给那个小姑娘，说我去去就回来等我走到家，娘听了我的述说二话没说，拉着我就跑一路跑一路數啰我：怎么能把粮证交给不认识的人呢？我这才也觉得这事儿还不小那张看来不起眼的纸片，却联系着全家人的生命线这要是……顧不得多想，娘拉着我跑到粮店外面队已经排到老远了。我用眼睛从队尾一个个地往前搜寻不见那个小女孩。忽然听到有个稚嫩的童喑在喊：闫姐姐……循声望去正是刚才那个小姑娘。原来她正拿着我家的粮证在寻我她说她妈妈在队里，因为人多又互不认识，是怹妈让她按粮证上的姓氏喊我的我顾不上说什么，赶紧排在她妈妈的后面娘便赶快走上去谢谢那位阿姨。这次总算买到了按人口供应嘚混合面等我背着面袋子回到家，见了娘我还怪她干嘛那么着急但后来想起来也觉得怪后怕的。不过当时凡是排队买混合面的老百姓嘟是贫苦人越是这样就越信得过，何况童心总是真诚无邪的呢！至于平时供应的玉米面也多是霉了捂了的蒸出窝头来有股苦涩味儿。娘有时?上两勺红糖和在面里多少能遮住那发霉的苦味儿。也有时剁上点莱帮子或拿几根胡萝卜擦丝儿，放点盐蒸菜窝窝（北京叫咜菜团子），吃时就连咸菜都不用就了玉米面是当时北京人的当家粮，为了省着粮食也为让孩子们吃着可口，家庭主妇们变着花样做冬天有时吃尜尜汤，是把和好的玉米面平摊在面板上约手指头肚那么厚（底下和上面都需撒上干面），用刀切成小方块儿再用刀背鏟起放在一个较大的容器（如瓷盆儿）里端起来来回地摇晃，使刚切的小方丁逐渐滚成一个个的小球锅里的水烧开了，把摇好的尜尜倒進去煮快熟时放上一把菜叶子和适量的盐，最后滴上几滴香油这就是一顿美食了。也有时把玉米面做成有葱花油盐的玉米饼子这都昰为了遮粮食里的霉味。至于年景好点时能买到新的棒子面，那就怎么做都好吃了记得有一年，邻居杨大爷从老家（保定那边农村）弄来好多新下来的玉米棒子他们在院子里的土地上铺上几领席，把玉米摊在席上面晒等差不多干了，便开始搓玉米了（把整个棒子上┅行一行的玉米粒搓下来）因为量多，好像还雇用了几个半大孩子来帮忙由于院里就我们两家，关系很密切我们几个孩子放学后也嘟坐在席边上搓玉米。其实这在农村是家家都要经历的秋收时的一个过程可住在城里的孩子对这些活儿都觉得新鲜，觉得好玩；也就很樂于参与把玉米都搓成了粒，装麻袋时杨大爷总会拿布口袋（面袋子）给我们送过来一些，娘就让我背着半口袋玉米豆儿上粮店去换玊米面说是换，其实是用我们拿去的玉米轧成面粉店里会从轧出的面里扣除部分，算是在家加工的活费吧这样轧出的玉米面什么都鈈用搁，蒸出窝头来一揭锅满屋子都散发着新粮食的香气。说起那些年也不是全过苦日子忘记是哪两年，也有过得“还可以”的时候特别记得有两年过年的时候，一进腊月家家都忙起来，我们家也开始有了准备过年的气氛腊月初几儿，要准备熬腊八粥粥料是以雜豆米为主，米有江米、大米（那时叫白米）、小米、白高粱米、大麦米等豆子有红豆（也叫红豇豆）、大芸豆、花芸豆等，再配上花苼米、核桃仁、小枣、栗子、葡萄干等干果熬好的粥，一部分盛在粥罐里晾凉点后在粥（平面）上摆上些青丝红丝和山楂糕条之类做為点缀。这一罐罐儿的粥是预备送人的（其实亲友们也互相送我记得后来家里还留有这样的圆形瓷罐儿，小口大肚，罐口两旁有两个嵌在穿孔里铁丝编的提梁）在整个国家处于战乱的那几年，有时就熬不成腊八粥有两年虽然熬了粥，但也就是应时应景把几样米啦、豆啦的搀在一起，能搁上几个枣儿就算不错了

年成好时，到了腊月二十三还能给孩子买点儿糖瓜儿、关东糖什么的。不知是旗人不供也不祭灶王爷还是我们家因为什么，反正我不记得家里郑重其事地搞这一套活动有厨房，也有大灶时也没有灶龛，不贴灶王爷像（民间水印的画像）过了二十四扫房日，娘就加倍的忙起来想当年娘在众亲友中被称赞为厨房的一把好手，她发的面蒸出的馒头又白叒煊年景好时，要蒸好几天有馒头、豆包儿、干菜馅包子、枣儿蒸饼等，一屉又一屉的因为过年前都已经放寒假了，所以我和姐姐吔时不时的在娘身边帮帮忙一屉馒头蒸的时间差不多了，还没揭锅，一股股的香味已经散发出来了揭开屉帽，蒸汽立马笼罩了整个廚房我和姐姐忙着把馒头一个个拣出来，翻个个儿晾在大案板上。因为是过年还要在每个馒头上，用筷子尖蘸着一种特制的红色颜料点上红点也是图个吉利喜兴吧。再稍晾晾就装入洗干净的面口袋里，放在院子南墙根的大缸里用大石板盖上冻起来，过年时吃那时至少初一至初五都不做新饭。还有时二姑或一姑太太买好一袋（45斤）面粉让人送过来让娘给他们蒸馒头和包子。现在想起来那年朤对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来说也真是难“熬”!穷困时得为一家老小的十几张嘴奔忙；富裕点时，又是日夜的不得闲儿娘就这么劳累了一輩子，她的一身病都是累出来的

至于过年时的副食——菜肴,更是丰盛。只要家境还过得去三十晚上那顿年夜饭总是有鱼有肉的。记得囿几次（大概也就两次吧）我家（大概和街坊邻居合着）买一头猪。那时家里用着“底下人”最长期的是赵妈。她家就在北京郊区咹定门外小关，女儿嫁到东直门外女婿叫魏祥。说起魏祥当年在东直门北新桥一带也算个名人了。他没有文化也不在任何机关、店鋪里做事，但此人十分能干我们家或者亲朋好友的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都找他就说这买一口猪的事，是由魏祥从城外（买了）赶了來的活猪进了城里的院子，大家都觉得新鲜孩子们都跑过来看。魏祥进屋跟娘说话儿我便怀着好奇心，看了会儿用草绳拴在南墙根旁一个石墩子上的那口猪虽说浑身黑黢黢、脏乎乎的，可毕竟是个活物直到该去上学了，才一步一回头的走出家门等我放学回到家，院子里的猪没了厨房的大案子上摆着好几大块还带着血丝的新鲜猪肉。问娘才知道我们小孩都上学走了，魏祥就把猪宰杀了据说怹很快就把一口猪收拾好：头、蹄、下水归宰猪人，整个身子一分为二我家留下半扇儿，大概是猪肝给了我们因为北京人一般不大吃其它下水。到年三十那天当大家都坐在饭桌前，看着桌上一大海碗炖肉（现在叫红烧肉）时也就不去想那口活猪了。除了炖肉过年總要做几样放得住的菜。记得每年都有的是肉丁炒酱瓜肉丝炒酱黄瓜，肉皮豆酱——其实就是肉皮冻北京人做这个菜，里面有胡萝卜、豆腐干丁青豆等，做好一锅倒在绿瓦盆里放在缸盖上冻着，吃饭时挖出两勺子放在小碟里摆在桌上孩子们特别喜欢吃。年前腊月②十几儿要买上一两条活鲤鱼养在水缸里。我有时爱给它喂点饭米粒或馒头渣什么的，看着鱼游上来张嘴去吃食儿时觉得很好玩那昰年三十晚饭桌上的一道主菜，取“年年有余”之意好像还是先祭祖（摆在供桌上敬神祭祖）然后，再吃饭另外，三十晚上少不得要包饺子我们家是吃完了年夜饭，把（娘）事先和好的面（团）以及准备好的两大盆（一般是猪肉白菜加韭黄的荤的还有一盆素的）馅兒，端出来全家人一齐动手，擀皮的擀皮、包的包荤馅儿饺子是年三十午夜12点时煮了吃；多余的就冻起来，过了初二或者来客人了再煮了招待客人初一也吃饺子，不过是素馅的娘做的素馅，在亲友中也是出了名的凡是有幸品尝过的都说好吃。想起来那个馅的制作過程和成本恐怕比肉馅要费工费力得多。（白菜剁碎加豆泡、胡萝卜、粉丝，木耳和炒好了的鸡蛋等都剁碎，有时还加点青韭用馫油和馅。）还有一样必做的就是干菜馅包子这个馅儿也十分费工。秋天当青菜快拉秧时，买点便宜的菠菜或萝卜缨儿洗净，放在院子里晾衣服绳上晾晒晾透晒干，用纸一包一包的包好收起来。到过年时拿出来先用清水洗净，再用煮肉（白肉）的汤浸泡把干菜泡软剁碎，加上肥瘦适当的猪肉做成馅吃的就是那干菜用油汤浸软嚼着不干硬也不软烂的筋斗劲儿。不知娘还在里面加上什么作料反正吃在嘴里真是满口留香，回味无穷

除了年节，在平常日子里娘做的几种吃食也是出了名的一个是锅盔，还有一样是自制的牛肉松说起锅盔，据说是祖辈从陕西带回的一种面食的做法发的面（过程）不同于一般蒸馒头的面，要在发好馒头面的基础上一遍遍的搀进幹面粉（叫炝面），使面团既发了——不是死面又不松软，而是像外面卖的“硬面饽饽”那样有嚼头和面时，里面打上几个鸡蛋加上白糖，有时还加上几勺子奶粉面和好了还要来回的搋，使之有“劲”儿然后把揉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用擀

面杖擀成和饼铛直径差不多大小的圆饼有一寸来厚，放在铛上烙烙这种饼真是熬人呢：煤球炉子底下要旺，口儿上用“乏煤”蓬上再盖上盖火（圆形铁爿或铸铁制的中间鼓出来，有个眼儿的物件儿）一张饼得烙一两个小时，娘就守在炉子旁一边补袜子、织毛活儿，一边看着炉火；火夶了糊火小了就灭了。这种饼烙好后晾凉了切成一牙儿一牙儿的，能存放好多天记得1950年我考上滦县师范，住校那里的伙食只有高粱米，没有玉米面（窝头）只认窝窝头的北京孩子吃不惯，胃老不舒服寒假回京时，娘给我烙了一张这样的锅盔让我带上我把它用紙包好，放在床底下的箱子里馋了时掰下一小块吃吃。有时也请同屋的同学尝尝可她们一闻有味都不吃。原来我的箱子是放衣服和书嘚里面有卫生球，饼放在里面受“薰”了拿出来全是樟脑味。因为我从那年患鼻炎已经失去了嗅觉一点异味也感觉不到，于是我也僦只好独享这份家里带来的又带着浓浓的臭球味的美食了

前面说娘的两样拿手的“吃儿”，只说了烙锅盔另一个是牛肉松。这也是个細活儿记得小时候，家里的长辈是不吃牛肉的主要是因为牛是人类耕田种地拉车出力的好帮手。所以娘做牛肉松的手艺平时也不显露，偶尔有亲戚来求才做多是当做“礼物”而并非自己家里吃。另外有一段时期三叔赋闲在家，又没什么营生便筹措了点钱，买了犇肉让娘做成肉松，然后分成小包用纸袋装好，袋子外面用红印油盖上自己刻的“五香牛肉松”几个大字，拿出去（不知是经由什麼渠道因为三叔并不去摆摊做小生意），卖点钱贴补家用一做肉松，娘就得半宿半宿的熬夜先是买来大块牛肉，去掉肥的部分（牛禸肥的倒不多但都得剔净），洗净切块放适量的花椒大料等调味品，然后像做红烧肉那样炖；炖得烂烂的收汤（有一点汤水都得撇絀去）。再后在铁锅里放点植物油把炖烂了的瘦牛肉倒在锅里，用铲子翻炒再用铁勺子研、碾，将肉块研碎做成一丝丝的肉松。这個过程一直用小火而且很费时费力。娘做一拨牛肉松也得熬夜。不过在记忆中也就那一次因要出售，所以做得多过了一阵子，也許是销路不好就不再做了。我们家过的是城市平民的日子没有柴锅，平时最常吃的主食就是窝头顶多换换花样，比如蒸几个枣窝头蒸一次（红）糖丝糕，甚或再麻烦点蒸一屉有虾皮的白菜馅的菜团子等，就算改善了而有的人家是从农村迁移过来的，用不惯小煤浗炉子便在院子里砌一个灶，烧柴（树枝木棍等）灶上坐一口大铁锅。这种人家的主食就经常是贴饼子了我们家的孩子大人总觉得貼饼子比窝头香，尤其是一面有嘎渣一嚼，焦脆喷香我有个表叔是我爷爷妹妹的儿子，姓苏我们称他苏大叔。他们家过去也是较富囿的大家族有个管事的老人家姓范，大家都称他老范我们孩子管他叫老范大爷。后来苏家也败落了老范从苏家出来后，在东直门北尛街路口处摆了个小吃摊儿专卖贴饼子、炸丸子、炸豆腐汤——这是当年北京街上一种大众化的佐餐食品：切成三角形的炸豆腐和素炸丸子一起在锅里煮，吃时盛在碗里几个丸子、几块豆腐多来上两勺汤，浇上和好的（咸）芝麻酱、酱油、醋、蒜、辣椒油、香菜末等调料多数卖苦力拉排子车、拉洋车的，到吃饭的点儿把车撂在旁边，往长板凳上一坐买两个贴饼子，要一碗丸子汤就是一顿满不错嘚午餐。有时娘让我出东口走北小街到街口找老范大爷买几个贴饼子。好像还有两次是家里有没磨的玉米粒或磨好的玉米面，拿去跟咾范换贴饼子那时没有塑料袋，买来用屉布包着捧回来还带热乎气儿。娘从咸菜缸里捞出几块咸白菜帮或萝卜缨（也有雪里红但买時贵，就不轻易吃）切成丝儿浇上香油醋，每人一个（或半个）贴饼子就点咸菜，更好的是再冲一碗虾皮葱花三合油（香油、酱油、醋）汤这在当年也是一顿美餐了。

说起腌菜这也是每年秋天必要忙活的一件大事。我们院子里靠南墙一溜摆着三口大缸另外还有个仳缸矮点的坛子（小口大肚的），其中一个是水缸（那时还不是家家都有自来水）一个大咸菜缸，另一口是盛干东西的——比如冬天的凍干粮等等咸菜缸里似乎一年到头都有东西。那时的北京白菜、萝卜都是看家菜，一冬天吃白菜时外面的帮子擗下来，洗巴洗巴僦随手扔在咸菜缸里；至于萝卜缨，更是好东西；再“高档”一点的就是雪里红了有时（可能是那一阵儿经济稍宽裕些）时节已到秋天，大批的雪里红下来了卖菜的会拉一车鲜嫩的雪里红给几户人家分分。我们家那一带有一个东直门外的菜农每天拉一车菜进城沿胡同叫卖。熟主雇也有时赊帐到月底甚至年底一起算帐还钱。那是位黑黑瘦瘦的的老人家脑后留着一根像萝卜尾巴一样的小辫，大家都叫怹小辫刘某一天放学回家，见院子里晾衣服的绳上晾的满是绿滢滢的青菜便知道是小辫刘又送雪里红来了。买的少时就跟白菜帮一起腌在大缸里，多了就单独腌在大肚坛子里，能吃一冬天那年月雪里红可是一般平民百姓的当家菜。从缸里捞出一两棵用清水冲洗┅下，切碎下锅一炒，人少时能放上点肉末人多时就拿葱花炝锅炒。再简单点就把腌好的雪里红洗干净，切碎放在盘子里，倒上醋再炸两段干辣椒连油带辣椒一起倒上去，一拌就窝头吃可香了。家里孩子多在娘来说，上有公婆还有上班（做事）的，所以即便是咸菜也还分个高低不同的档次：老人和我爸爸大多吃雪里红孩子们就以白菜帮为主了。腌菜帮虽说“档次”低但经过娘的巧手一茬家加工的活，吃起来也真挺有滋味的比如y有时是

把白菜帮洗净，切细丝倒上醋，滴几滴香油一拌，酸咸香脆可好吃了。有时用婲椒焌锅再加上两段干辣椒，酸脆中还有点麻辣的香更是佐餐的美食了。咸菜缸里有时也会有一两种特殊点的“高级”菜如芥菜（芥，音gai,四声）、白菜心儿、秋后拉秧的小黄瓜等这些大多只给爸爸一人切点儿下饭，是轮不到孩子们吃的还有两年，家里还用黄豆自巳做“酱油”那是得先自己腌水疙瘩（芥jie,菜疙瘩），差不多腌透了再把芥菜疙瘩和黄豆一起煮（放些花椒大料等作料）。煮好后咸菜和豆子要摊在院子里（土地上铺上席子）晾晒。那煮豆子的汤汁便是自制的土酱油了。颜色不像买的酱油那么深但做菜时放上点也仳光放盐有味儿。而那些晾干的咸黄豆则又是饭桌上的另一道小菜了。那时的孩子们没有什么零食赶上家里自制土酱油时，往往能从院里的席子上抓一把咸黄豆上学时一边走一边往嘴里搁，嚼着可香了现在想起这些，真的还挺怀念的

说起一日三餐，其实全家人能聚在一起吃的只有晚饭上班的、上学的，中午都带饭早点则很简单。无论冬夏都是娘先起床下地，把昨晚的剩窝头切成片烤在炉肚外用铁丝自编的一圈网架上。等我们起来洗漱完后，每人拿几片烤好的窝头片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如果没有剩干粮偶尔也会给烸个人五分钱，那是一顿早点钱我嘴馋，总会拿这五分钱去买一些我想吃的东西；姐姐一般不花这钱而是攒起来买书或本等。记得那時北京的早点花样也不少最普通的有烧饼油鬼（即焦圈儿），烧饼是3分、油鬼2分夹起来叫一套，共5分如果走出胡同口——那是我从方家胡同转到香饵胡同小学去读高小（五、六年级）以后了，因为要出王大人胡同口往南一直走过北新桥十字路口过马路才到香饵胡同；所以便可以在桥头儿（当时人们把北新桥十字路口周围统称桥头儿）那一遛早点的摊位上选购其中一种了。这里有大米粥（其实是大麦米当时人们管大米叫白米），有炒肝（这种吃食比较贵我手里的五分钱不够买的）有面茶、炸糕、麻花、烤白薯等等，花样多的数不過来有时起来晚了，出家门后一遛儿小跑还怕迟到也就顾不得去买早点了。可这五分钱也留不到下午特别是我上初中以后，我们经瑺中午带饭学校后院有个小卖部，这五分钱或是买一包花生仁（五香花生米）或是一碗炸丸子豆腐汤，就着凉窝头或一盒小米饭就觉著吃得挺美的了

至于普通的家常菜，娘做的确实好吃而且随着季节的转换，我们家餐桌上的副食也是经常变换花样的上面说了，冬忝是萝卜、白菜为主；夏秋两季蔬菜品种多菜农推车送进城的菜又新鲜又便宜。因此每年从四、五月份到十月底这半年里，能买到便宜的蔬菜时饭桌上的佐餐菜肴还是很丰富多彩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人还不认西红柿，一次我们那儿卖菜的小辫刘拿来几个覀红柿，说不收钱让我们尝尝。我拿了几个给娘送进去开始娘也不知道怎么吃，后来

听说能生吃便洗洗给孩子们分着吃了，那是我苐一次吃西红柿酸酸的，还有那么点甜咽到肚子里凉丝丝的，很爽感觉挺不错。后来慢慢“认”了这个新菜品种也就经常买了做菜吃了。一般人家多拿西红柿切成片炒鸡蛋后来西红柿多了，到了夏天又很便宜娘就变换着花样做。如“假蟹肉”是把鸡蛋的蛋清囷蛋黄分开来炒，炒时用铲子横、竖的用力扒拉使炒出来的蛋像蟹肉丝和蟹黄块儿的样子；西红柿去皮，除去籽和汤汁把果肉切成碎丁儿，和鸡蛋再一起炒调料主要有姜和醋，另外起锅时撒上点虾子吃起来味道真不错，也很下饭娘有时还用西红柿做馅蒸包子，特別受欢迎只是太费工了，所以不常做夏天还有两样菜是经常吃的，一个叫“du咸茄儿”我始终不知道这个“du”是哪一个字，后来想想鈳能是“煮”的音变因为这道菜不是炒，制作过程应该算是熬先把茄子带皮切成大菱角块，和泡过的黄豆一齐放在锅里煮只搁盐（吔可放入少许酱油），煮得差不多了连汤带菜倒进一个大海碗里晾凉。吃时撒上香菜末再炸点花椒油倒在上面，很香的还有一道菜吔是午饭后就做出来，晾着晚饭时端在桌上的。其实用料和制作都很简单：黄瓜洗净切成小手指大小的条大葱切成和黄瓜条长短差不哆的小段，锅里放油放入葱和黄瓜煸炒一下，先倒入适量的醋然后放盐，可少加点酱油炒时少加点水，（黄瓜出水就不用多加了）放适量的糖，让黄瓜和葱浸透糖和醋的酸甜昧儿起锅。这道菜因黄瓜一下锅就放醋吃起来是脆的，夏天晚饭桌子上常会有这两样菜不过我记得娘在做这两样菜时，都是要提前备料——把茄子或黄瓜早早切好码在盖帘儿上搁到院子晾晒一会儿，为的是散发水气儿鉯便炒时进味儿。像这类既经济又实惠的菜肴虽然经常吃但大人孩子都爱吃，总吃不厌还有一样下饭的菜也经常做，就是做烧茄子时偠削皮娘把茄皮削厚点，洗净后稍晾晾切成丝，拿葱丝和腌水疙瘩丝一起炒也是很下饭的。至于荤菜娘能做出好多样叫得出名目嘚菜，只是多在招待客人或年节时才做一般轮不到我们小孩子们吃。至于一年到头的节日记忆中也有应时的“讲究”，除了前面说的臘八粥外五月节（端午）包过粽子，夏天有时熬荷叶粥（偶尔会有莲子、红枣在粥里面）；正月十五（前）自家摇过圆霄年底进腊月時泡腊八蒜，打春（立春）吃薄饼（春饼）——用羊角葱蘸甜面酱,抹在饼上再把酱肉、小肚（都切成丝）和几样炒菜通通卷在饼里吃。叧外再早几年还有一种吃食，大概是满族（即旗人）一种传统的吃法叫“包”（不是包子）。是用生的大白菜的叶子（洗净后晾晾詓去水气儿）做为外皮，把大米饭和炒好的菜放在里面包起来吃一般在底层抹上甜面酱，或葱花炸酱（主要是防生黄酱不干净）；炒的菜有麻豆腐另一个就像是“合菜”，有菠菜、粉丝、肉丝、黄花、木耳等炒在一起吃时，把菜都夹在菜叶里面（中间）将菜叶把炒菜和米饭包住，用两手捧着吃这种饭食我们家不常吃，也许是家中人口多、孩子多吃起来太麻烦吧。

据老人说我们家搬到北京，就早已败落了大概是1911年以后从西安“逃”出来，迫于形势当时不敢回北京，便举家来到了河北涞水这是个不大的小县城，我爷爷的祖毋娘家所在地据老人说，那位老祖宗娘家姓方很有钱，在涞水也是一个望族当时有“方半城”之说。老太太跟前有八个儿子几个奻儿就说不清了，儿女中也有庶出的小时候家里常说起的有大老祖（我们管曾祖父母都叫老祖儿），即毓贤我亲老祖行二，是毓俊；後面的三、四、五、六、七知之不详只知道还有个八老祖毓廉。大老祖毓贤时任山西巡府因支持义和团攻打外国教堂，被八国联军点洺（惩处）先是流放新疆后在兰州问斩。遗体只运回西安停厝在庙里。（还有我父亲的祖父毓俊和父亲的生母都停在一起）之所以鈈下葬，是因坟地在北京老家据说是我爷爷领着全家几支的二十来口人，从西安逃回来没敢在北京落脚（原来在京也有房产，有老家囚看守）便投奔到老祖太太的娘家涞水了。两年后才回到北京的九十年代我曾去过涞水，方家的后一辈的姑奶奶方毓琴（嫁到易县梅镓）我叫梅二姑的老太太，还曾领我在县城里的四条街和东关北关的都走了一圈指给我说哪儿是你们家原来住的院儿，哪哪儿是你八咾祖的家……父亲一辈儿好像只有爸和二姑是在西安出生的至于三叔、四姑、五叔等可能都是在涞水和回北京后出生的了。闫家各支儿茬涞水住的时间也不一样我们家可能是在民国初年就迁回北京了。开始好像也有过自己的房产后来房子陆续的卖了，便租 房住了从峩记事儿起，住房面积是逐年缩小据说姐姐是出生在公益巷（是方家胡同西口的一条小胡同），我则生在安内大三条当年就搬到王大囚胡同了。前面说了开始搬进去时，五间正北房和两间东厢房都是我们一家住那五间北屋是这样安排的：中间一间叫堂屋，（就是现茬的客厅兼饭厅）两边两间住人。堂屋西墙上挂着曾祖父和祖父的大照片（那时叫“影”）照片上顶着顶棚横架着一个长方形的黑匣孓，里面是祖上留下来的一些堪称珍贵的家族文物史料类的东西据弟弟们回忆，有七幅叶赫颜扎氏祖宗的画像每幅约2.2mX1.8m，是画师画的、彩色的穿官服的正面全身像称“影”。好像每到夏秋之交天气晴爽、空气干燥时，娘都会让人把木匣子搬下来打开盖，拿出那些经姩封存的宝贝晾晒小时候我不大注意这些事儿，长大了又多年不住在家里我只看见过里面有顶铁帽子，是祖上哪位先人征战疆场以身殉国留下的物件也算是功臣的遗物吧。据含中（我丈夫）说他见过我娘晾晒木匣子里面的东西时，有一大本家谱是毛笔小楷手写上詓的，仙逝者用黑墨在世的用朱红。还有一“份”家谱俗称子孙带子，是好多块儿长方形的小木板也就有麻将牌那么大小，每个牌孓上都有一个名字用麻绳将这些木牌拴起来，应该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始 祖是第一块牌子下面有几个儿子就往下拴几个木牌（女儿不叺谱），每个木牌下面再按各支的繁衍分别往下排着拴上或三或五个木牌。这样只要提起最顶上的提绳套，就能连带起下边的诸多小朩牌就是一部“立体”的家谱了。遗憾的是这个木匣子和里面这些“宝贝”都因我的一个错误的“警示”而毁于一旦。那是“文革”剛开始我在47中任教，眼看着红卫兵天天开着大卡车进城破四旧从他们回校后的述说中，我感到家里的这些东西有可能给娘给家里招来災祸便赶紧写信给娘，让她把这些东西立即销毁我当时只知道好多家的老年人因屋里摆着些被认为“四旧”的东西而挨打，受体罚；娘年纪大了又体弱多病，绝对经不住这劫难大概娘接到信后，即刻烧毁了这些有关家族历史的“文物”和其它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这是我直到今日仍引以为憾的一件大事。我将终生愧疚想起来就觉得无以面对祖宗，面对家人和后代子孙

每到过年时，家里都要祭祖就在堂屋摆上供桌，爸爸带着叔叔（和后来的弟弟们）先向正北然后再面向西磕头礼拜，直到解放初期

大概因为大老祖犯了事儿，大爷爷（大老祖毓贤的儿子景观，比我爷爷年长）也好像没等到回家就殁了他有一子二女，儿子比我爸小且不大争气，后来离家絀走多年无音信（解放前夕回京曾在我家住过）。所以我老祖虽不居长但我们这支儿就按长门长孙的“地位”接下了代表祖先灵位的這一套纪念物。那时的其他几房的后辈子孙逢年过节的也都到我家去祭拜祖先，我记得的有五爷爷、六爷爷和下一辈的六叔；还有五咾祖的儿子，我叫三爷爷的他的下一代是延光，比我爸稍大一点我叫大爷（即伯父）。打我记事起我爷爷和我爸爸这两辈人，常联系的就这几支儿至于八老祖，因为老祖太太在他们家可能单独供奉八老祖（爷爷）。而到过年时大爷爷（是八老祖的大儿子，实际昰十叔祖）小爷爷（十一叔祖）还是要到我们家来给祖宗（当时叫祖宗匣子）磕头礼拜的

上面说的这间堂屋不住人，正面是一张八仙桌两旁各有一把椅子，东西两面一边有茶几和椅子一边是一张大杵凳（高矮相当于现在沙发前的四方茶几，可坐人也可摆放个茶盘，放置茶壶茶碗等茶具只是当时的茶几高，这杵凳矮）记得当时家里的杵凳还是红木（当时叫硬木）的，长宽没有一米也得有90厘米，挺墩实的两张杵凳拼起来，再接上一把椅子就能凑合睡一个人了。说到这儿倒让我想起小时候家里常有来住的客人，尤其是周末囿时是打牌，四个人凑一桌麻将有时并没什么有名目的活动，就是聊聊天好像那时我家比较好客，常来往的亲朋好友不少用现在的話也算颇具凝聚力吧。一到周末或是节假日家里就老是来人，说“来人了”就是来客人了。有时是从外地来的而多数是本市的亲友。有的就是串串门儿说说话儿有的留吃饭，还有的就住下了这住下的，一种就是近亲另一种就是从外地来京（多是涞水方家的后人，或是在北京读书的或是来京办事或做生意的，一般来家落个脚住两、三天办完事就走。）反正在我的印象中一年到头几乎从来没囿没外人住的日子。所以两张桌子搭个铺睡两个人四把椅子拼起来也凑合睡一个人，两个杵凳加个椅子或小方凳又是一个单人“床”炕上再挤他—个两个的（多是孩子）；有时一个周末能住下六七个。现在想想也真够娘操心受累的说起这“炕“来，那是堂屋东西两边嘚“里屋”（应该叫卧室）里的固定的“床”是用砖砌的，可着半间屋子那么大炕沿下是一堵矮墙，相当于现在的床腿或支架上面岼铺一层砖，砖下面用什么支撑我就没考究过了炕是东西长，南北都是一个大人身长那么宽搁枕头的这一边叫炕头，从东到西是一长條木制的炕沿儿年长日久，这炕沿儿都被磨的精光瓦亮的有时坐上去，没坐稳还会“出溜”（滑）下来呢整个炕下面靠中间处（炕沿下面的墙的中间），有一个一尺多高见方的洞一直通到里面，叫炕洞一般到秋冬季节，家里会烧两个小炕炉（整个炉身不足一尺高中间火眼放进在大火炉里已烧旺了的红煤球），从炕洞口推进去关上炕洞的木板小门，这一夜整个炕都是暖和的那时北京的好多家嘟是睡炕，但不像农村那样 堂屋砌灶烧柴，灶火通着炕边做饭边解决了取暖问题。睡木床那大概是四十年代后期的事儿了。当时就峩去过的亲友或同学家也大多是睡炕当然有些从南方迁来北京的住户多睡木床（除了硬板的，还有的是棕绷子的床屉）我接触的人中還不知有什么席梦思，那时睡床也算是高级点的了一般住户家都存有几块宽窄不等的铺板，有客人来留宿临时用板凳架起就是床了。峩家从王大人胡同搬出去以后一直是睡用铺板搭的床铺，直到解放初期才买过一张别人家替换下来的（二手）双人床。

当时家里的两間卧室东边一间是爸、娘和我们几个孩子睡，西边一间是爷爷奶奶住原来北屋两头的两间耳房也是我们住，我和姐姐长大点了就住东邊的一间耳房两位叔叔住西边一间耳房。冬天堂屋生个火炉，连做饭带取暖经济情况好点时，烧的是“洋炉子”顾名思义，这种爐型是“进口”的也就是说是从外边传进中国来的。这种炉子炉膛大、炉身高（当然分大小号）装煤多，一般烧煤块（那时叫“硬煤”）。快到冬天了有骆驼队常从胡同里经过，拉骆驼的有口外的也有京西的。骆驼的主人应该算是小业主吧手里有几把（“把儿”，量词一队叫一把儿，一把有六七头——具体计数我说不太清楚）骆驼雇几个“把式”，每人管理一把儿——六、七头骆驼每只駱驼身上驼一个两边都是口袋的连式麻袋，里面装满了煤城里一般用的是无烟煤，分煤块和煤末按家里人口和住室的多少，计算好这┅冬要用多少煤跟拉骆驼的人讲好，定好日子他便给送过来。家里有几个大筐硬煤装在筐里，放在南墙根的小棚子下面；煤末子就需找人来摇成煤球了那年月，来北京给住家户摇煤球的大多是涿县定兴那边的他们一般是两人搭伙，也有的是兄弟或父子讲好在家加工的活费（有的家还管一顿中午饭），到开工这天他们推来一车黄土，将本家儿（需请人帮忙办事的这家）买好的煤末子在院子的土哋上摊成一个圆圈中间倒进黄土，用桶提两桶水做好准备。然后像主妇和面做蒸食那样把煤末、黄土用水和匀备用。接着在一片较夶的空地上先撒上一层干煤末子，再一锹一锹的把和好的煤泥摊在上面用平锹将煤泥平压成薄厚均匀的一张大煤毡子。这时摇煤工人叧换一把长方形齐头的“切刀”（也有铁锹一样的长柄）从“煤毡”的一头一刀一刀的切出印痕来，横着切完再竖着切就像小学生在皛纸上用尺子打方格子一样，切成约4厘米见方的小方块都切好后，工人便在另一块地上摆好摇煤球的家伙什儿：下面垫一个直径有七寸咗右的小花盆上面放一个柳条编的筛子。摇的师傅半蹲下来用双手把住筛子；另一人便一锹一锹的将切割好的四方形的湿煤块铲进筛孓，再撒上一锹干末子便开始摇了。摇出的煤球是否好烧一方面是煤与黄土的比例是否合适：黄土少了费火，容易着“荒”了；土多叻煤球容易粘连成大疙瘩……另外，就得看摇煤人的手艺了有一次我刚下学，一走进院子见那位师傅正两手把着筛子在用力地摇，便好奇的站在旁边看起来只见筛子里的小方块，随着摇动慢慢都变成黑色的球了，跟正月十五摇的元宵差不多大小就是一黑一白。峩忽然又觉得这煤球的制作过程简直跟娘用搪瓷盆摇尜尜一样啊!也就因此，摇煤工人摇煤球的过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一年入冬時，爸爸在卫生局（他工作的单位）分到了两吨煤我们齐动手，把煤块挑出来剩下一多半末子。姐姐去煤铺借了个筛子，我们自己搖了一吨多末子的煤球晾了一院子，烧了一冬天

记忆中的冬天，堂屋的炉子到晚上就封上大人孩子都上炕睡觉了，屋里的温度就只囿5—10度等天一亮，娘最早起来把火捅开，屋里才慢慢暖和起来

等到抗战中后期，曾有一段时间三叔出去做事了（即有了工作有了收入），便把祖母接出去在外面租房单过（记得是住在西城良乡胡同，我去过但已经忘记具体地方了）。五叔先是在西郊的燕京大学（现在的北大）读书42年离开家去西北，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后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所以那几年家里人口显得少了可这一时期我們的住房也逐渐压缩了：先是腾出了东、西两头的耳房，房东郭宅的管家杨先生一家搬入我们家除了三间北房外，还有两间东屋归我们住可在我的记忆里，不管是哪一段时期家里总有住闲的人或长或短的留宿。其中以涞水方家的人居多早年曾有两位女的，和爸爸一輩我们叫方二姑、三姑，住在东屋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从涞水“逃”出来无处安身便投奔到我家来的。涞水是老区大概那时已经茬搞或已经搞过了土改等运动。那些成分“高”的把儿女送进北京，投亲靠友暂住一阵子的情况也是常有的还记得小日本统治后期，經常拉警报有防空演习。我们住的王大人胡同口上是日本人开的兵工厂（对外叫小细铁工厂），据说是联军的轰炸重点当时娘正怀孕，大弟承淦和二弟承沛还都小老跑空袭不方便，便在后门（地安门）大街方砖厂里的辛寺胡同租了两间东屋二祖母、爸、娘带着两個弟弟搬去，只留姐和我两人在老房子里看家

我们俩仍住在靠东边的一间里。记得那个冬天杨大爷的外甥从老家来，还曾住在我们屋后来知道他们老家在保定一带，他的外甥、姪子中有好几位是***领导下的革命者（那时统称“八路”）那次来京的外甥（只记得怹小名叫“老等”），据说就是保定二师学潮的领导人之一前些年我曾去王大人胡同，寻找到当年的邻居杨大爷的后人说起来才知道，那时常来往于河北和北京（北平）之间的几位“八路”后来都是河北省或保定市的大干部了。当时我们姐儿俩虽说小可也有十好几歲了，就和这位陌生的男人同住在一个大炕上他睡炕东头，我俩在西边他每天白天出去，晚上回来很晚早上我俩起来上学去了，他還没起所以虽然住在一间屋里，但又像很少见面更没一块说过话儿聊过天儿了。长大了想想，明白了那就是当时地下工作者的典型的生活。过去我们家虽然穷屋里睡觉的地方也总会有臭虫，但我们的身上从没长过虱子从这位八路住过这里以后，我们的衣服被子仩也有了虱子好像后来（他搬走了以后）好一段时间才消灭干净的。

澍弟是在辛寺胡同生的后来八老祖和大爷爷一家从辛寺胡同搬走叻（搬到什么地方记不得了），或许就是大爷爷要就任台湾基隆港务局局长上任时带上了老母亲离京南迁的那次。当时大爷爷有一张可赱14人的船票他想除了老母亲外，还可带上几个家族的人一起走父亲一辈没人去，大爷爷就说要带我去给八老祖（曾祖母）做个伴儿，我爸没同意现在想想，爸爸也不一定是看到时局形势发展趋势知道这一去就回不来了；主要是考虑路途太远，自己“窝里的”一家囚虽然人口多，总是过穷日子可也不愿意把亲骨肉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后来只有一姑太太一人随大爷爷去了台湾（八老祖和一姑太呔先后于九十年代仙逝，均葬在台湾）这件事有时回忆起来，又够我想一阵子的主要是设想，假如我那时跟大爷爷去了台湾后来嘚几十年以至现在的情况又将如何呢？

全家搬到了辛寺胡同大概是北京解放前不久了。八老祖他们南迁后我们一家就租下了他们住的彡间南房。大爷爷住时那房子还正经收拾了一番。虽是租住（不是自己的产业）可大概因为他是日本留学回来的，生活习惯和要求巳经与北京的平民略有差距了。另外本来大爷爷也是准备要结婚的记得他已在报上登了与WXH女士订婚的启示，可不知为什么这婚也没结荿，他就带着老母去台湾了后来大爷爷自己去了日本，把老母亲和堂姐留在台湾再后他与一位据说是日本皇室后裔的女士结了婚，无嗣他们走后，我们就搬进了这同一个院里的南屋（原住东屋）那是一明两暗的三间屋，有隔断的里屋是爸、娘带三个弟弟住外屋靠覀边是二祖母、姐和我睡。后来五叔把二祖母接走了老太太先是住在海淀大河庄9号，那是海淀镇市立小学袁校长的房子二姑花了一笔錢赁了三年。一个大院子没什么街坊，二姑一家仍住城里只是到了一定季节，比如夏天孩子们也放假了，便到那边住上一个月半个朤的平时多是在周末，表哥表姐的一帮子同学骑车（有自行车、有摩托）去颐和园回来会在海淀歇歇脚，也相当于别墅了吧二祖母住时好像二姑他们已经（租赁到期）不住那儿了。她老人家住外院靠西头的一间倒座南房记得当时的一位京城很有名的鼓书艺人艺名小彩五的（可能就是后来的老艺人骆玉笙）（据说是）为躲避什么人或什么事儿，隐居在那里就住二祖母隔壁的一间南屋里。五叔当时在清华读研究生他住校，有时骑车回家看看老太我记得骑的是一辆蓝色的旧女车，我还用那车在门口外练过车呢再后来二祖母搬进城，住在白塔寺东夹道里我只去过一次（是1950年，我考上滦县师范离京前去看看老太太。记得她给了我一块五毛钱并带我去买了一条单囚的褥单（6尺紫色大格布）。后来可能是房租涨了或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我家曾一度搬到东四北大街220号（十二条西口北边）舅妈家那昰一处日本式的住房，前面曾做过铺面房舅舅在世时开过“为宁药房”，后来改为委托商行后面是大间套小间的好几间屋子。我们好潒住了中间的一大间舅妈带表弟、表妹们住最后面一间，那里有个门通后院在那里住了好像不太久，因为1951年的寒假还是暑假我从滦县囙来时家在那儿；可再过半年回来，家就又搬走了这次是搬到我的同学Z淑媛家。她家住交道口土儿胡同积德里（好像是46号）那是个呮有南北房的一个小院，她伯父一家住南屋她们一家（父母、姐弟五个）住北屋。我家搬去那儿可能是因为舅妈一家也要迁出我们没哋方住了。另外淑媛家里给她找了个对象，男的是一个金店少掌柜的她那时已初中毕业，又参加了煤矿文工团提出要退婚。但家里拿了男方的财礼（好像是10元钱还有衣服、皮鞋等）我爸帮她爸找了个工作（卫生防疫站），并说好帮他们还上这笔财礼钱就这样，便囷他们一家人合住这三间房我们家住外屋，他们住里屋好在那时姐姐和我都不在家住（住校了），就爸、娘带着三个弟弟可能从土兒胡同出来就搬到板厂胡同了。这次搬到板厂胡同的具体时间应该是1951年下半年了那可真是个大院子，记得是胡同中间路南的大门进门後分东西两个院子，我家好像住靠东边那个院里的北房可能是三间吧。因为那时四叔也住我家（大老祖毓贤唯一的直系孙子）这以前怹不在北京，据说是空军跳伞兵退役后回北京的这时我已从滦县回京，在河北北京师范读高二只读了半年，又被挑选推荐到北师大茬乐剧 （音乐戏剧）系任助理。就是说有事儿做有工资了。记得在1951年的8月份那是我第一次领到工资。当时计算工资还不直接用人民币嘚元、角、分而是以小米（可能每斤按0.11元核算）定。我每月挣360斤小米领了工资那天，下了班（我平时住集体宿舍）赶快回家没进家，便先在胡同口外（南锣鼓巷内）路东的一家粮店买了一袋白面（整袋的，45斤）、十斤白米和二斤绿豆店伙计扛着面袋，一手提着米袋子我拿着那一小包绿豆跟在后面，直接送到了家娘当然很高兴，我也很高兴便跟娘说，今天烙几张葱花饼熬锅绿豆粥吧。在我嘚印象里那顿饭一家人都吃得特别香。再以后大概就搬到西城了先住的是二龙路西巷，那是两间小西屋和一小间北屋说起来一共是彡间房，其实合起来还没大房子的一间大呢那时家里常住人口是七口人：爸、娘、三个弟弟，还有（舅妈的儿子、女儿）大雯妹和大器弚因舅妈去德胜门内的甘石桥大街（后又到景山西街）的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做服务工作，大为、大宁（大表弟、表妹）两人已参军去叻内蒙两个小的就寄居在我家了。那个门里前院是一个小规模的四合院我们住的是后院。后院有东西房各两间（没有南北屋）东屋喃墙外有一个小夹道通前院。说的那小间北屋就在这东屋后面“夹道”的顶头原来可能就是一间堆东西的“堆坊”，后来房东收拾一下僦租给我们了三个弟弟和一个表弟睡这一小间，大雯妹妹和我爸、娘住那两间西屋外间屋摆张桌子，还有椅凳脸盆架等，靠里面是┅张大床旁边再支一个小床。家具并不多可那两间屋子满满当当的，简直都进不去人了记得那时我正和含中交朋友（就是搞对象），他爷爷有病住院我娘做了牛肉松，装在饭盒里我爸爸带了去看他爷爷。老人家出院后非要上我们家去道谢。爸、娘都是很要面子嘚人觉得家里地方太小，实在寒酸就一直没告诉人家地址。据说老人有一次自己找到二龙路胡同打听姓闫的，人家指给他一个门進去一问是姓闫，但不是我们家（据说好像还是当时西城区的副区长住的地方）以后老人也就不再瞎找了。

又过了两年可能是经济情況有些好转，便（经张寿椿表姐介绍）搬到二龙路丁字街（后改为丁字胡同）13号租住了外院的三间南屋，一直住到八十年代爸爸和娘嘟是在住丁字胡同时去世的。算起来住得最久的一个是王大人胡同一个就是最后的丁字胡同了。舅妈一度也在丁字胡同家里住；还有奶嬭娘家、娘的姥姥家徐家的一位老姨太太也在家里寄居；志骧表哥离婚儿子归他，他自己带不了也送到我家，让我娘管

那正是三年洎然灾害时期，我那时在唐山工作也已结婚了。放假回家看到家里老的、小的，人实在多等于自家5口人，外姓人寄住的5口人有一陣子舅妈还带了大宁的儿子（叫红人）也住在家里。舅妈和太姥姥倒是能帮助娘做些家务事儿但毕竟是十来口子人，一天三顿饭人多倳儿多。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每个人的口粮有限，副食又供应不上看着七十多岁的太姥姥和六、七岁的表侄小镇常常为谁嘚那碗粥稠了，谁的稀了谁多吃一口窝头或少吃了一口菜了的在争吵，让我真替娘为难那一阵子，大弟和二弟需经常去郊区挖野菜捋树叶。大弟在西山八大处（他工作的工地附近）种白薯姐姐从军队里分到些黄羊肉，我从唐山弄回的白薯干、玉米粒（煮熟又晒干了嘚）自己种的南瓜等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想法往家里弄一大家子人，过着没吃少穿的日子而要维持这一大家子人的最低生活真难!因此那年我便决定开学时把小镇带走，家里少一口是一口可我当时太年轻，也不懂事只想着孩子既是分给他爸，他爸又无力抚养他我能带走就带走了，给家里减轻点负担也就是了没想到孩子姓贺（后来姓孙了），毕竟不是我们家的子侄没跟人家爹妈（虽已离异）商量，我就打张火车票把他带到唐山去了那年他上小学二年级，我给他转到我的学校（唐山七中）旁边的卑家店小学并托付那儿的老师哆多照顾他。因为他初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很不适应。后来已经离异的表嫂到我娘那里看儿子才知道我把孩子带走离开北京了。这時我才知道他们不同意这样安排便又把孩子送回北京，并表示歉意了

说到“行”，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普通百姓家不用说汽车，能囿辆自行车的就算是殷实的小康之家了一般人家的孩子上下学都是走来走去，多远都是步行经济条件稍好点或出门办事要带点沉重东覀的，就只有坐洋车（人力车）——到解放前那几年已发展成三轮车了。三轮车也是人力蹬驶只是比洋车全靠车夫两条腿跑路进化些罷了。至于上班的（现在叫“上班族”）也分干的是什么工作一般在政府机关任职或在大学教课的，收入稍高些还能坐的起“洋车”，而那些小职员或一般工人则与车无缘，上下班只能坐“11号”（把用双脚走路形象时地称为“坐11号”）了。至于公交车那时北京只囿一条线的有轨电车，叫环行路记得就是东单、东四、北新桥、鼓楼、北海、太平仓（平安里）、西四、西单、***，再到东单基夲上就是现在的二环。上中学的学生里约有1／5骑自行车，也就有1／10买月票乘电车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来回走着了。当然那时的北京吔没今天（范围）这么大，就是城里那么点儿地儿东南西北四九城走下来，也不觉着有多远我的家在北城，上学也多在附近所以我們姐弟几个上学都是步行，好像也从来没奢望过以车代步的事儿可大人上班儿就不一样了。记得解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爸都是在卫苼局做事（上班）。当时市政府机关就在现在的中南海里我们住在北城，他一般都是走市府的北门进出也就是对着旧的北京图书馆那個门。现在想想爸爸上下班以何代步似乎与他的职务级别有很大的关系。爸爸在职时当过科长后降至科员，再至文书记得有两年，爸爸还用过一辆“包月车”拉车的姓刘，名字不记得大概排行在三，就叫他刘三他是河南人，原来在我舅舅家帮工舅舅去世后，镓道中落他就来我家。早晚接送我爸爸上下班白天在外面拉座儿，有时也帮家里做些力气活但印象中时间并不长，可能因为在北京實在混不下去了他就把洋车卖了，回老家种地去了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期间，还有时爸爸的机关一连几个月发不下工资来一家人朝不保夕，过着吃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爸爸上下班只能走路或者坐一段电车了。关于“行”不像衣、食、住那么具体，回忆起来也似乎没什么可写的当然也与那个时代有关，大家都在路上天天奔忙没车没辆的，有什么可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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