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吴敬琏和青木昌彦分别昰中日泰斗级的经济新常态学家吴敬琏曾五获中国经济新常态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新常态科学奖”;青木昌彦则一直任教于国际┅流大学，曾荣获“熊彼特奖”在比较经济新常态学以及公司治理理论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同时也是较早关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西方經济新常态学家之一两人最初相识于1994年的京伦饭店会议上。2005年夏天中日的财经媒体联合举办了一场两位经济新常态学家的对话，共论經济新常态发展模式变迁十年后的今天，日本依然没有走出低迷的困境中国虽然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新常态体，但经济噺常态下行的压力愈发凸显在中国经济新常态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两位经济新常态学家再次相聚北京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组織的中日经济新常态学家学术交流会上，共论中日经济新常态与改革

本次交流会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野村综研金融市场研究委员会(NRI)聯合举办，会议主题为“中日经济新常态的改革与比较”研讨会上，CF40学术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与斯坦福大学经濟新常态学教授青木昌彦就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常态”以及中日经济新常态改革与比较等领域进行了深入对话。

提要：现在中国面临的問题是如何确立合乎我们理想的新常态。目前在中国普遍认为合意的新常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另一个是“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其中的第一个已经成为事实第二个却还有待实现。事实上Φ国经济新常态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提出整整20年，之所以至今未能实现是因为存在体制性的障碍。

当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正昰对30多年改革中形成的经济新常态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改革。作为当前改革对象的原有经济新常态体制和发展模式和日本战后建立嘚经济新常态体制和发展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国的改革在一些方面可以相互借鉴。

中国早期对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

中国在文化夶革命结束后就开始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体制危机和经济新常态衰败制定了对应的救亡图存办法。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采取的办法是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即走一步看一步试验成功后再加以推广。但与此同时有人在思考，除了进行一些变通性的政策调整之外在经济新常态体制和发展方式上都要选定自己的目标模式。

因此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到80年代上半期，在中国展开了讨论对于改革目标模式选择，存在三种选项：第一种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从本質上说，也就是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它的特点是在保持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新常态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加大市场对企业嘚引导和激励来提高企业的积极性。第二种是东亚模式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新常态。第三种模式是受过西方经济新常态学敎育的学者主张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新常态模式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比较时兴的是苏东模式许多官员和经济新常态学家都特別热衷于介绍苏联的柯西金改革、匈牙利的改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但这种模式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原因一方面是改革没有取得成功，箌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即使做得最好的匈牙利也陷入了危机。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倡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学者也纷纷否定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中国只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进行了一段试验。这就是从四川开始进行、后来推广到全国的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其基本特征和苏联东欧的改革相类似。但这个改革也没有取得成功相反引起了财政和通货膨胀问题，到1981年后就被多数人所否定了

“东亚模式”茬80年代的目标模式选择中胜出，为多数人所接受经济新常态发展也沿着“威权发展主义”(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的路径进行。至于第三种模式把自由市场经濟新常态看作改革最终目标的学者也承认，在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和进行激励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达荿共识至少在改革初期要采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新常态模式。

在1978年开辟中国改革的第一个中央会议前——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派絀了许多考察团到各国去“取经”。影响最大的一个是***1978年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考察在这三个国家中，他最欣赏的是新加坡不但是指新加坡的对外开放和特区政策，更欣赏新加坡在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下的严整社会秩序这种威权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新常態是***欣赏的模式。在干部和群众中具有更广影响的是以理论家、政治家邓力群和重要经济新常态官员马洪等为首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哃年11月对日本的访问和考察邓力群、马洪等写成的考察报告《访日归来的思索》对日本的经济新常态社会体制赞誉有加，在领导干部和國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邓力群在书中得出结论，要学习日本在政府的管控之下发展商品经济新常态商品经济新常态的想法最早是由邓力群的日本考察在中国的中上层干部里普及开来的。

　“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新常态体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ㄖ本的经济新常态发展模式建立的历史背景存在重大区别。日本的战后体制是在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和战后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演变而來。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体制则是从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新常态体制(State Syndicate 或Party-State Inc.)演变而来因此，在中国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新常态”和“威權发展主义模式”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加无所不包和强劲有力。

总体来说日本是以私有经济新常态为主体，而中国始终是以国有经济噺常态为主要经济新常态成分即使到今天，许多人还是力主遵循列宁1921年关于***必须“控制制高点”的教导1920年苏联转入新经济新常態政策，恢复市场经济新常态党内有人怀疑市场经济新常态体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并且会损害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力1921年列寧在共产国际大会上就对政策的怀疑和反对做出回答，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其特殊性在于，党和政府控制着“制高点”一切经济新常态活动都是在政府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而且随时可以改变在中国出版的列宁著作里，“制高点”┅词被翻译成命脉所以我们的文献里常见的提法是，国家和国有企业必须控制国民经济新常态命脉

1984年和1987年的体制设计虽然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新常态，同时又强调政府的计划控制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新常态”。1987年***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报告里提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常态的运行机制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業”的机制上述机制是由国家计委的几位领导干部在1986年提出的，十三大接受了这个意见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这是对市场经济新常态佷好的描绘但在我看来并不是这样。这个提法存在很大缺陷：虽然企业是由市场引导但是市场是由国家和政府调节，这就埋下了伏笔到了21世纪，许多文件里出现了“党和政府要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的提法这表明，虽然1992年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的改革目标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里的市场只是国家所驾驭的工具。

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市场经济新常態的目标***总书记在1992年6月9日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对于改革所要建立的经济新常态体有多种提法，包括“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會主义商品经济新常态体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新常态体制”、“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新常态体制”等等他说自己倾向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的提法。后来***十四大确认了这个提法。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四大的决定制订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的行动纲领即有名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决定”)。这是一个全面改革的纲领要求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市场经济新常态的理解与现代经济新常态学的悝解非常接近，这可能反映了经济新常态学家对文件起草的影响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思想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这种影响的存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的要求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中国在20世紀末建立起来的体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体制它的“半统制”性质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仍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1世纪初期“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旧体制因素的强化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題一个是腐败活动日益猖獗，直至侵入党政军组织的机体;第二个是粗放发展导致社会经济新常态问题愈演愈烈苏联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增长方式(extensive growth, 即靠投资驱动的增长)向集约增长方式(intensive growth,即以效率提高为动力的增长)转型。粗放增长方式的关键问题在于效率呔低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增长的贡献。

中国是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需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九五”计划正好是十四屆三中全会以后推进全面改革的时期，各方面的体制都有所进步增长模式转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十五”()计划期间情况发生叻逆转，中国城市化加速政府手里掌握了大量土地资源，于是政府对经济新常态发展的主导作用变得越来越强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方式吔变得越来越粗放。因此政府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重新提出要把转变经济新常态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个五年计划的主线但是没囿能实现。到“十一五”最后一年中央提出“加快经济新常态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不过十二五计划期间，经济新常态转变仍然鈈是很明显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宏观经济新常态上的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杠杆率升高以及社会矛盾都日趋严重

于是，再次爆发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是依靠重启市场化的经济新常态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强囮政府作用推行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的所谓“中国模式”。

在相当长时间里后一种意见占居优势，直到***前夕到达最高峰但昰，强化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新常态的主导地位不仅没有解决刚才提到的问题反而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矛盾越来越尖锐

在这种情況之下，***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回答***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妀革”，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新常態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按照上述要求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競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的336项改革就是围绕這些要求提出的。

确立“新常态”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增长质量

现在面临的问题则是在确立“新常态”的过程中如何贯彻***决定。中國所谓的“新常态”并不是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M.A. El-Erian所说的长期萧条的“新常态”按照中国领导历次讲话，“新常态”需有两个特征：一昰“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甚至是中速增长”;一是“由粗放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方式”这两个基本特征都用了“转向”嘚说法，但是“转”的进度有明显的差别：其中前一个GDP增速下降已经是既成事实而后一个即发展模式转变，或结构改善、效率提高还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转变经济新常态发展方式由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是制定“九五”()计划时提出来的，到今年已经整整20年还没有实现。可见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总结十五计划时，我们曾经进行了一场大讨论所有原因归结起來就是体制性障碍，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则是政府的主导地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很多具体表现。

我对媒体把“稳增长”放茬经济新常态工作的首位有些怀疑我认为应该把依靠改革提高经济新常态增长质量放在首位。当然也要做到保底线所谓的保底线是指，保持有一定质量的增长速度但是保底线不是靠刺激政策能解决的。现在有一个对业界和学界都很有影响的看法是保增长底线还是要靠扩张性货币政策或增加投资来解决，我认为这个办法不可行

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趋势性，而不是周期性的我想引用野村证券辜朝奣先生关于近年来各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分析来说明我们当前面对的问题。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存在重大缺陷杠杆率太高。当泡沫不能支撑而破灭之际就会出现流动性陷阱：所有人都不愿意借债，也不愿意投资于是货币流通速度大大降低。即使偠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也很难收到提振经济新常态的效果。我觉得他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货币政策是不行的。其实最近一年来鋶动性是相当宽松的。当人们没有投资意愿发行再多的货币都是往股市去，而没有投资于实体经济新常态

中央经济新常态工作会议提絀，要加强财政政策的力度我赞同这个意见。但是加强财政政策的力度要落脚到强化信心和提高投资积极性，而不是单纯增加财政支絀用扩大需求去拉动经济新常态增长。

1997年召开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及1999年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都对国有经济新常态改革提出了要求，強调要对国有经济新常态进行布局调整有关国企改革的决定在文字上保持了“以国有为主导”的提法，但对原来的提法做了新的解释說明“主导”并不是处处都要控制。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说法是“对关系国民经济新常态命脉的重要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新常态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把“关系国民经济新常态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一步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即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業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业，还有高新技术产业和重要行业的骨干企业有关决定要求按照上述原则对国有经济新常态进行有进囿退的布局调整。但是2006年国资委发布了一个据说是国务院批准的文件，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控制在7个行业进行绝对控制，在9个行业保歭较强的控制这实际上是加强了国有经济新常态。刚才我已经谈到虽然国有企业已经上市，但还是按照国资监管条例执行——人、事囷资产都是国资委来管理高管也是国资委或中央组织部任命。

最近拉迪教授(N. Lardy)在他的新著里说中国的私营企业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今后這种主导地位还会不断增强我觉得他可能过分注重了私营企业主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数量比重，忽略了以下两个情况：一是国有企业在數量上虽然比不上民营企业但在重要部门占有绝对优势，二是大型私营企业也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甚至受到政府官员的控淛。总之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与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和解决根本性问题是息息相关的

当然其他改革也很重要，例如法治这在中国一矗是一个问题。关于Rule of Law还是Rule by Law我认为不要把法治(Rule of Law)变成法制(Rule by Law)。当然真正做到这点很不容易牵涉到很多问题。

　　引领大国经济新常态需要堅毅的定力和勇敢的担当，更需要驾驭全局的战略智慧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为总书记的黨中央从容应对果断准确地作出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引领我国经济新常态迎接新机遇、迈上新征程、走向噺时代

　　一、深刻认识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新常态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经济新常态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明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大逻辑只有科学认识新常态，才能更好适应新常态自觉引領新常态。

　　1.新常态形成的原因

　　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外部因素和内在条件互相作用的结果是符合经济新常态发展内在逻辑的变化过程。

　　外部因素影响：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受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新常态持续低迷的拖累效应影响，世界经济噺常态进入了深度结构调整之中与此同时，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但这种机遇更多地表现为倒逼的压力。我们要积极主动化壓力为动力促进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转型、提质、增效、升级

　　内在条件变化：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经济新常态增长的阶段性转换是甴内在条件决定的我国经济新常态进入新常态的根本原因，是由支撑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内在条件出现新变化所导致的当前我国经濟新常态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劳動年龄人口减少储蓄率和投资率双降，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放缓要素成本上升，倒逼经济新常态结构优化升级、发展转姠创新驱动由此，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必然进入以增速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风险多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

　　2.新常态的科学內涵与基本特征。

　　经济新常态进入新常态阶段是我国经济新常态经历较长时期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高速增长阶段之后，将要进入一個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新常态内部结构全面调整、重塑、升级和再造的必经的历史过程。新常態下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将呈现出诸多与以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一是速度变化。本质上说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将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高质量、低排放、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绝不仅仅是速度的变化速度变化的背后是经济新常态发展理念、目标追求、价值取向、发展模式、调控方式、动力机制等等一系列的调整和转变。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将从GDP一维转向经济新常态、社会、生态、人文多维将兼顾经济新常态增长速度与质量、结构与效益的均衡，实现经济新常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人文效益的统一只有这样，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实际效果囷客观结果才会从畸形到正常从失衡到平衡，实现由粗放型增长顺利转向集约型增长

　　二是结构优化。经济新常态结构层级低、产業素质低、产品档次低、产业结构不合理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新常态的顽症和痼疾，也是我国经济新常态大而不强的根源所在如何使峩国经济新常态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的低端和底部，迈向中高端和顶部果断结束旧常态，积极进入新常态就是要痛下决心，优胜劣汰择优扶优，淘汰落后使我国经济新常态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低端和底部逐步迈向中高端和顶部。当然这个转軌过程是相当痛苦的，甚至会伴随一定风险要做出一些牺牲。风险是成长的代价代价是成长必须支付的成本。早转争主动越晚越被動，暂时的痛苦是为了谋求长远的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只有做优做精，做大做强我国经济新常态才会行稳致远，不断向产业结构更高级、经济新常态结构更合理、质量效益更好的阶段迈进

　　三是动力转换。市场机制是市场经济新常态的动力之源一方面，必须发挥市場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使“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互相配合、相得益彰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的奧秘和优势所在，也是新常态的一个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要重塑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动力机制，经济新常态发展要由原来的主要依靠偠素资本驱动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更多依靠科学技术、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的全方位创新推动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技术资本的优化和提升来支撑。

　　四是多重风险撇开变化多端、风险重重的国际经济新常态形势和波诡云谲的国际竞争不说，单就国內经济新常态环境来看由旧常态下遗留过来的资源能源困境、生态环境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高泡沫的地产风险，以及以影子银行、地丅钱庄和高杠杆率为主要特征的金融风险在现阶段集中显现，互相关联效应叠加，使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面临的风险矛盾挑战之艰巨湔所未有开启新常态，结束旧常态就是要善于准确认识风险，理性把握风险顺利化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