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文贯中：应尽快允许土地自由交易，产生真正的土地市场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于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文贯中出席并演讲。
今年9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立法规划，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列入条件比较成熟，将在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第一类立法项目，并拟定于10月再次审议。为此，搜狐国富智库就城乡二元结构及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方面问题专访了文贯中教授。
采访对象：文贯中 采访员：袁昌佑（搜狐国富智库编辑）
文贯中指出，中国的土地市场是垄断的，产生的价格为垄断价格，并不足以反映真实的土地价格水平，因此导致土地配置效率低下，土地分类比例失衡，加之现行土地制度对农村土地的市场准入限制，滋生并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刘易斯拐点迟迟未能抵达的困局。
“城市化的唯一定义，一定是人的城市化，尤其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文贯中强调，但现存的城乡二元体制拒绝外来的农村人口，并最终排斥所谓的市场导向的内生型城市化。
文贯中推崇的是内生型城市化——在市场配置的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为了追求规模报酬递增效益而自然集聚在某一空间，随之形成城市。对于中国二元城乡结构日益固化的现实，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迫不容缓，文贯中建议，要中止利用行政手段配置土地的低效手段，赋予所有土地在不改变现有用途的情况下自由交易的权利，并根据供需规律，自由决定价格。
“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土地价格。而只有产生了真正的土地价格，才能合理配置城乡之间的土地。”文贯中认为，市场配置资源是抵达刘易斯拐点的必要条件，声称中国已抵达刘易斯拐点的观点都是无法经过推敲的。
搜狐国富智库：您认为政府导向的城市化和市场导向的城市化有何区别？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城镇化？
文贯中：政治性或军事性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完全由政府主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普遍意义。因为不可能所有的城市都是首都或军事要塞，城市化的主导权应该在民众手上。
就像江南很多小城叫“市”，是因贸易而自发形成聚集而成的，一开始可能是一个交通要道，可能是一个港口等等，然后加以扩大，才变成一个市。在聚集的过程当中，民众的收入、报酬在递增，越积越大。但是其中又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交通成本、犯罪率、污染上升了，政府可以在克服这些负面影响中扮演一个角色，但起主导作用的是民众，前提是要素可以自由流动。
大部分的城市必须是要素自由聚集，追求规模报酬递增，这才有一个普遍意义，因为是可仿的，而且其对经济增长本身就有正面作用。政治性城市是靠赋税来养活的，这种类型的城市越多越大，对全国越是一个负担。
搜狐国富智库：所以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要素的流通阻碍主要是在土地这一块？现行的土地财政对城市化的限制是怎么样的？
文贯中：要素的自然流通目前正在日益地以货币、信息的形式进行，但我们目前的重点还是土地。如果土地要变成城市用地的话，其控制权一定在政府手里，土地无法自由交易。
土地财政是“取”而不是“源”，因为它本身不创造什么价值。如果城市是由聚集效应形成的，那么它就开源了，就可以源源不竭地去取它的赋税，包括土地财政。中国的租界也是要征税的，因为当时是私有制，政府是可以向地主征税的，理由是改善了周边基础设施、交通、环境、卫生、教育等。所以当时上海租界没有其他税收来源，主要就是靠土地财政。
现在因为中国土地是公有制，土地禁止自由交易，卖地也只能卖给政府，然后政府就把土地征用过来，之后再转手出让。开始几年土地财政是可以拿到很多钱，但也导致了地价、房价步步高升，高升到商家、企业家都承担不起的地步。这种游戏玩法总有一天要崩溃的，尤其是中国当前的GDP规模排名世界第二，就时刻有一颗定时炸弹在里面。现在的土地财政是暂时性的，但我们希望城市是一个永恒的城乡，所以不可以玩一个几十年的游戏，最后把几千年源源不竭的生产之道都破坏掉。
搜狐国富智库：那在所有制不改变的情形下，政府应如何转变这种土地财政的经济增长模式？土地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又体现在哪里？
文贯中：目前来说，应该要先找到一个可替代土地财政的东西，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否则政府没钱了怎么办？所以我一直提倡要征物业税、社区改善税。虽然土地不是私有的，但作为房客，可以缴纳社区改善税，作为政府在基础设施、教育质量等方面改善的支出费用并维持下去。
此外，政府如果长期没有任何改善社区环境的话，居民就可拒交。这样就可促使政府不断征求社区民众的意见，改善社区环境。所以在所有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土地财政也可以找到替代物。
但土地制度改革也迫不容缓。如果不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土地市场就不会产生。中国现在的土地制度是不可能产生土地市场的，因为它禁止所有土地的自由交易。这样的后果非常严重，导致了农村衰败，城乡二元结构在其中也得到了固化。通过城中村的形式，二元结构又延伸到城市里去。
搜狐国富智库：您提倡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具备同等自由***的权利，但有人认为现行土地制度是给农民留下最后一道保障——万一在城市里面无法谋生，至少农村还有宅基地可以继续生活，不至于变成流民，对此您怎么看？
文贯中：在几十年前中国经济还没发展起来时，这种观点还可以理解。但现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已经发展得非常发达，此时就应该先把第一产业的问题解决掉，但中国没有做到这一点。政府需要尽快将它解决，而不是说随时随地有风吹草动就让几亿农民工回去过小农生活，以便城里人继续过现代化生活，这样太自私了。
怎么解决？要迅速吸收农民进城，将其变成市民，获得同等的市民权利。如果暂时失业了，那还可以接受失业救济，暂时过渡一阵子。如此一来，农民就再也不需要再回去农村，而且每个人都有脸面，都有自尊，很快就能再去找一个新工作，或者培养一个新技能。
这种说法的功能只有一个：让政府在最困难的时期转嫁危机的成本到农民身上，似乎我们可以不管你，因为你有土地，这是很自私的。我们应该用现代的意识跟现代的社会措施例如社保、失业救济金等来解决农村问题，使得土地的使用效率提高，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不应该推卸责任。
搜狐国富智库：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对此您又怎么看？
文贯中：归根结底，土地当然可以分成各种用途，但土地有千千万万种用途，它们之间一定要有适当的比例，而因为住宅用地的比例太低了，中国人口又那么多，其中很大部分人都要城镇化，那房价就变成天价。
如果所有土地都可以自由交易的话，土地之间不同的用途就可以套利，结果是各种不同用途土地的套利空间趋于零，土地便从低效率、低价值的用途转为高价值、高用途的土地，进而在一个总体平衡的情况下，合理的土地比例就会产生。
那在这么一个大的交易框架内，18亿亩耕地红线是否能够成立？我估计是不需要那么多，因为即使现在贸易战打起来，全世界其他国家有的是想要卖粮食给中国，禁运之说不攻自破。如果再仔细想，亚非拉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所以 18亿亩耕地的红线也就不成立，中国完全有国际市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搜狐国富智库：您觉得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会在未来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文贯中：作用非常大，因为土地是其他一些要素赖以生存的基础，而且是承载其他一切要素的基础，所以它非常重要。土地的不同用途的比例是根据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又有一个恰当比例，这是由需求来引导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由市场来绝对性地配置要素，那所有的土地都应该可以交易。
但现在恰恰说是土地不能自由交易，没有交易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要素就无法对价格做回应，所以土地配置只能是出于政府的意愿。如果允许土地进行交易，马上就使得亿万农民开始界定自己的土地边界了，因为现在农民根本没有自己的土地确权权利。
确权***，丈量土地，然后就开始土地交易，交易以后价格机制就起作用：有些土地暴涨了，有些像很多工业园区内的土地就出现暴跌，政府就可以根据价格信号重新规划。
我说“首先允许不同所有制、不同用途的土地自由交易”，但“自由交易”的意思是“在不改变现有用途之下的自由交易”，自由交易不能改变土地的现有用途，这样就不会产生对现行现实很大的冲击，而且还会立刻产生真实的市场价格信号，什么土地暴跌，什么土地暴涨都清清楚楚。
总而言之，土地使用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土地用途比例都应通过土地交易才能得到最优比例。用途的变化应该从价格的涨跌来引导，然后逐步改变土地用途比例，所谓改变比例就是从原来的用途变成现在的用途，因为市场是用价格进行自我调节的，所有的东西都该有主，进而产生一个价格，然后对该价格做出反应，最后达成均衡。
（搜狐国富智库原创稿件，编辑袁昌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