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任泽平：控不住的人口

我们在业内提出了广为流行的标准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并根据该框架在2015年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预测的逻辑除了货币超发因素外，主要是基于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聚集的规律趋势，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城市人口普涨；第二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迁移聚集，一二线都市圈人口继续增加，年轻的移民增加城市活力，但非都市圈的三四线城市会出现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老龄化加重，第二个阶段房地产市场的分化日趋明显。这是国际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市场经济规律。这也就意味着，试图限制大城市人口的行政性措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出路在于着力解决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问题。本文详述了相关的逻辑和证据。这对我们理解未来城镇化规律、人口迁移趋势和预测区域房地产市场具有启发意义。

出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中国政策长期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但从历史看，北京、上海等政府制定或预测的人口控制目标不断被突破。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8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分别要求将常住人口总量长期控制在2300万、2500万左右。北京上海为何要控制人口规模？是否合理？从长期看，人口控得住么？

1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与国际经验

1.1 基本逻辑：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自然、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相关理论有拉文斯坦迁移法则、推拉理论、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等。从长期和根本看，人口流动的基本逻辑在于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因此，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区域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即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理论上，在完全的市场竞争和个体同质条件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

静态地看，当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于0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出状态；当该比值等于1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等于全国人均收入，人口净迁入规模很可能接近于0；当该比值趋近于+∞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入状态。动态地看，当某区域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附近，但该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时，人口仍将净迁入，呈现一边经济高增长、一边人口净流入的基本平衡。

在短期，由于经济波动幅度多明显大于人口增长速度，经济-人口比值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在长期，由于市场不完全竞争以及城市之间、个体之间等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当城市发展比较稳定时，其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虽不能等于1，但将保持在1附近的水平。

在实践中，由于产业结构差异，经济-人口比值高的地区并不一定人均收入都高，比如以能源、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可能呈现GDP份额和人均GDP高、但人均收入实际一般。而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相对排序往往比较一致。

总的来看，工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和区域核心城市集聚。

在城市研究领域，由于各国城乡区域划分标准存在明显差异，包括行政区划、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建筑密度等，这使得城市及城市化率的国际可比性较差。人们通常谈论的城市可能存在三个范围：以行政边界划分的行政城市、以建筑情况展现的物理城市、和以就业联系的功能城市。比如，以就业联系定义的功能城市情况包括居住在河北廊坊燕郊、工作在北京，居住在江苏昆山、工作在上海等。

为解决城乡区域划分可比性较差的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于城市功能经济联系的思想于2012提出一套测量“城市功能区”（Functional Urban Area）的方法，通过人口密度、人口规模和就业通勤等指标划分城市区域，并在OECD经济体范围内建立了2000年以来、281个50万人以上城市功能区的相关数据库。由于OECD成员大多为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收入经济体，城市功能区的人口集聚情况较为稳定，因而其经济-人口比值对我国城市发展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剔除新兴经济体墨西哥的数据，2012年OECD248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为1.01，均值为1.07；其中，有195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处于（0.7,1.3）之间，占比为78.6%；有220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处于（0.6, 1.4）之间，占比为88.7%。在500万人以上的城市功能区中，经济-人口比值最大为1.67，最小为0.93，中位数、均值分别为1.22、1.27。

1.3 美国都市区经验

美国人口长期向大都市区集聚，当前50万人以上都市区经济-人口比值的均值为0.98。美国从1910年开始逐渐形成基于都市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的人口统计（最小规模为5万人以上）。年，美国都市区人口比重从28.4%增至85.6%；其中，100万人以上都市区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1950年的29.4%增至2015年的56.0%，500万人以上都市区的人口比重从12.2%增至25.1%，人口向大都市区集聚的趋势明显。

年，美国107个50万人以上都市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从0.99降至0.94，均值从1.01降至0.98。在53个100万人以上的都市区中，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从1.12降至1.07，均值从1.13降至1.10；在9个500万人以上的都市区中，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从1.31降至1.22，均值从1.26降至1.23。

1.4 日本三大都市圈经验

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土地面积合计3.8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的10.2%，当前人口份额和经济份额合计均在50%左右。

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随着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1）第一阶段，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3%，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0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3%、17.5%、9.5%；1973年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未变）。

2）第二阶段，因东京圈收入较高且经济继续集聚、名古屋圈经济份额略有上升、大阪圈衰落，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净迁入状态，名古屋圈人口略有迁入，大阪圈人口基本处于净迁出状态。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374、-91、10万人。2016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分别较1970年变化3.1、-3.6、0.3个百分点；人口分别为3629、1831、1134万人，占比分别为28.6%、14.4%、8.9%，分别较1973年变化5、-0.5、0.5个百分点；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4、0.96、1.11。该时期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增长主要源于自然增长。

1.5 韩国首尔圈经验

韩国人口长期大规模向首尔圈集聚，直至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左右。首尔圈由首尔市、仁川市、京畿道组成，土地面积11830平方公里，占韩国的0.60%。朝鲜战争结束后，首尔圈人口快速增长，从1955年的393万人增至2015年的2442万人（不含外国人），占全国比重从18.3%增至49.1%。在人口持续大量迁入的同时，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随经济波动且逐渐下降，1985年为1.122，持续降至2010年0.998，然后在接近1的位置波动，2016年回升至1.008。首尔圈人口（不含外国人）在年基本持续净迁出，净迁入人口分别为-0.8、0.7、-0.4、-2.1、-3.3、-0.1万，2016年为1.6万人。

2 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2.1 中国近期人口集聚态势

分地区看，与改革开放后人口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徙的传统趋势不同，2010年后中国人口迁徙开始出现新特征：不少人口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中西部地区净流出人口明显减少，东部地区人口集聚的速度明显放缓。年，除福建外，其他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较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而重庆、广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显著提高。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增速下降严重，黑龙江、辽宁、吉林分别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开始负增长。

分城市看，人口向大都市区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速度整体放缓，且分化明显，但趋势未改。年间，除天津、重庆（主城9区）、南昌、长沙、南宁、石家庄等少数城市外，其他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较年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2.2 北京上海近期人口增长态势

1949年以来，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基本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北京市常住人口从1949年的420万人增至2017年的2171万人，占全国比例从0.78%增至1.56%；上海市常住人口从503万人快速增至2418万人，占全国比例从0.93%增至1.74%。虽然中央及相关地方政府一直试图控制人口规模，但其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一次又一次被突破，主要原因在于忽视市场作用、低估人口增长趋势。此外，政府在早期还存在对常住人口把握不准的问题。

2013年以来，北京市、上海市开始大幅加强人口调控，控制人口总量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北京市提出以水定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控人等。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口调控措施主要包括收紧落户审批，清退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能耗产业，疏解部分非核心功能，对群租房、地下空间、城乡结合部等联合执法开展综合整治，上调公共服务价格（水、天然气、共同交通）等。受此影响，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量从年的年均51.0万人降至2017年的-2.2万人；上海市常住人口增量从年的年均37.5万人降至2017年的-1.4万人。但是，人口集聚可能会在短期由行政力量主导，但在长期仍将决定于市场力量。

与此同时，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量大幅增长。广州市常住人口增量从年的年均7.2万人增至年的47.3万人，深圳市常住人口增量从年的年均8.6万人增至年的58.3万人。其中原因除广州、深圳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外，可能还在于北京、上海人口调控“赶人”的影响。

2.3 北京上海未来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从经济-人口分布的角度看，北京市的经济-人口比值呈波动式变化，但在2004年达3.25的阶段性峰值后基本呈下降趋势，2017年为2.17；上海市呈波动式下降，特别是1978年达6.47的阶段性峰值后呈明显下降趋势，2015年为2.09。即便考虑居住在区外、工作在区内的人口，单纯对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各加200万，北京市、上海市的经济-人口比值依然高达1.9以上。

目前，中央对北京的功能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中央对上海的功能定位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要求至2035年基本建成、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从人均GDP看，北京、上海虽在国内领先，但远低于国际先进城市。以扣除延庆、怀柔等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北京都市区人均GDP计算，仅相当于纽约、巴黎、伦敦都市区的不到40%，东京都市区的约一半、首尔都市区的约2/3；而上海市的人均GDP比北京还稍低一些。从经济份额来看，由于中国是大国，北京、上海不可能像巴黎、伦敦、东京和首尔都市区那样占本国GDP25%以上的份额，但可以大致参照纽约都市区。目前，纽约都市区的经济份额约8%，远高于上海市的3.6%、北京都市区的3.4%。因而，在北京、上海建设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的目标下，可以推测其经济份额未来不可能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测，经济-人口分布的内在平衡动力将驱动北京上海未来人口显著增长。如果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被长期执行，即便最后控制住了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但很可能会有比现在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周边、通勤就业，也即北京、上海都市圈人口显著增长。

2.4 人口密度比较：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是从土地资源角度，判断一个区域人口增长是否存在空间的主要方法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比较需要遵循功能相近、面积接近两个基本原则。一方面，相关国际比较需在功能相同或相近区域进行。另一方面，相关国际比较需在土地面积接近的区域之间进行；如果土地面积差异太大，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则缺乏意义。

从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看，北京、上海人口均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利用OECD的城市功能区数据，加上印度孟买都市区，可对北京都市区、上海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进行全球比较。由于乡镇级数据缺乏，尚不能利用OECD的方法划分北京都市区和上海都市区，这使得可比性存在一定问题，但较其他研究已有明显进步。

从人口规模看，上海市以2415万人位居全球第三，居东京都市区3593万人、首尔都市区（2495万人）之后；北京都市区（1970万人）位居全球第六，中间还隔着孟买都市区（2280万人）、墨西哥城都市区（2040万人）。

从人口密度看，上海（3539人/平方公里）、北京都市区（2571人/平方公里）分别位居第五、第六。居于前四的分别是首尔都市区（5339人/平方公里）、孟买都市区（5235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市区（4181人/平方公里）、墨西哥城都市区（4000人/平方公里）。

从土地面积看，首尔都市区（4673平方公里）、孟买都市区（4355平方公里）明显小于北京都市区（7664平方公里）、上海（6833平方公里），且前两者的人口密度明显高于后两者；东京都市区的土地面积（8592平方公里）明显大于北京都市区和上海，且其人口密度仍然高于北京都市区和上海。这意味着北京都市区和上海的人口密度上限低值可参照东京都市区，上限高值则介于东京都市区与首尔都市区-孟买都市区之间。大致估计，北京都市区和上海的人口密度上限在人/平方公里，即北京、上海的土地资源均可承载常住人口3000万以上的规模。

当前北京市、上海市均要求实施建设用地或规划建设用地规模减量发展，但建设用地减量发展并不意味着城镇用地减量，可以通过缩小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城镇用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到2020年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3720平方公里以内，到2035年控制在367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从当前的2921平方公里至2020年、2035年分别降至2860、2760平方公里左右。根据自然资源部数据，2016年北京市村庄用地尚有超过1000平方公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表明，当前上海建设用地规模为3071平方公里，要求到2020年控制在3185平方公里，到2035年控制在3200平方公里；其中上海市村庄用地尚有超过800平方公里，腾挪空间仍然很大。

3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长期以来，一些人出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为由，强调控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然而，以上述理由要求控制大城市人口的逻辑并不成立。事实上，因不尊重人口集聚客观规律所造成的城市规划不足，才是导致一些“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强行控制人口的做法，一方面与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相违背，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广大人民分享大城市发展的好处。

3.1 交通拥堵与人口规模

城市交通情况与人口规模确有一定相关性，但可通过城市治理得以改善。根据INRIX发布的2017 Global Traffic Scorecard报告（不含中日韩城市），洛杉矶为全球最堵城市，而非人口规模更大的纽约；莫斯科人口规模虽不及全球前十，但拥堵程度位居第二；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人口不到1000万，但拥堵程度位居全球第六。高德地图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100城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与城区人口规模的相关系数为0.45，线性回归方程的R方为0.2。具体来看，在拥堵指数上，北京、上海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虽然位居前列，但仍有济南、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城市更为拥堵，深圳市的拥堵排名更是低至37名、武汉、杭州分别位居第47、48名。

东京圈的经验表明，交通状况与出行结构密切相关。从国际来看，在轨道交通、公共（电）汽车、小汽车、出租车等四种主要出行方式中，东京圈轨道交通出行比例为59.6%，东京都区更是高达78.4%，而在北京这一比例仅为32%。原因在于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长较短，路网密度偏低。当前，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轨道交通运营里长高达3347、2705、1098公里，路网密度分别为0.34、0.31、0.23公里/平方公里。而上海、北京都市区的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分别为782、685公里，路网密度分别为0.11、0.09公里/平方公里，差距很大。显然，北京、上海轨道交通建设不足是其较为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结构上看，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目前主要以地铁为主，其他制式（包括轻轨、单轨、市域快轨、现代有轨电车、磁浮交通、APM 共 6 种）等发展非常不足。《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到2020年、2035年，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将分别增至1000、2500公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到2035年增至3000公里以上。

虽然东京圈汽车保有量远超过北京，但通过高额停车费限制汽车使用从而降低汽车出行比例。东京圈2012年机动车高达1586万辆，其中私人汽车1185万辆，远超过北京市2017年的591万辆机动车、467万辆私人汽车。但东京圈小汽车出行比例相对较低，为32.0%，特别是在东京都区仅为14.7%，明显低于北京六环内的38.2%。东京圈没有通过购车摇号、单双号限行等行政手段限制汽车购买和使用，而是通过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并在核心区域收取高额停车费来降低汽车使用。

3.2 环境污染与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与城市空气污染的相关性很弱。从2017年7月、12月全国74个城市的数据看，空气质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相关性很弱。当然，城市人口增加对环境质量肯定存在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要远低于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力度等产生的影响。比如，100人使用私家车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可能是100人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一辆黄标车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国Ⅲ车的14倍、国Ⅳ车的25倍；一个人口100万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城市排放污染量很可能远大于一个人口500万但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美国洛杉矶的例子表明，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与环境质量提高可以并行不悖。洛杉矶从1943年至1980年代也经历过严重的雾霾天气，突出表现是1952年12月和1955年9月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通过努力，虽然此后人口规模和机动车数量大幅增长，但空气质量却逐步改善。

当前中国空气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且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低端，因而需要生产大量钢铁水泥并消耗大量煤炭；另一方面在于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单位GDP能耗过高。2014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64倍、美国的2.18倍、日本的3.02倍、欧盟的3.28倍。因而，即使在超大城市内部未布局钢铁、水泥等高污染产业，其空气质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周边区域高污染产业的影响。因此，北京市的空气环境改善还有赖于河北省、天津市等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2014年11月，环保部门通过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区、山东省等6省市实行燃煤和工业企业停限产、工地停工、机动车管控等多项严格措施，最终保障了APEC会议期间北京市“APEC蓝”就是一个例证。在“蓝天保卫战”背景下， 2017年北京市空气质量明显变好，北京市PM2.5年平均浓度为58微克/立方米，较上年同比下降20.5%，重污染日比2016年减少16天。

3.3 水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水资源约束是北京市强调控制人口总量的一个关键理由，即“以水定人”。很多人对北京市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了测算，虽然结果相差甚远，但结论多为北京市现有人口规模已经远超过其水资源承载力。然而，城市并非是一个封闭系统，一个城市的水资源承载力将随着水价、节水技术、海水净化技术及价格、雨水采集能力、再生水技术、以及城市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南加州地区比北京更为缺水，主要依靠外水调入，但并未提出控制人口。

从北京市人口规模与用水总量的变化来看，二者并无相关关系，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变化、再生水利用等因素对用水的影响更大于人口增长。年，北京市用水总量从36.5亿立方米增至1992年的46.4亿立方米，再降至2006年的34.3亿立方米，之后回升至2017年的39.5亿立方米（其中输水损失比例约8%）；而该时期北京市常住人口从1028万基本持续增至2171万。基于本地水资源、用水结构调整、节水潜力及调水现状等数据看，可以大致估算北京市水资源可支撑其人口增至3000万人以上。

从需求侧看，1）生活用水（含公共用水）。2016年北京市人均生活用水量约为225升/日，高于全国城镇220升/日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下调空间。以人均生活用水量180升/日计，常住人口达3000万需生活用水19.7亿立方米/年。2）环境用水（指美化城市环境、协调自然生态平衡）。年北京市环境用水量从1.1亿立方米增至11.1亿立方米，人均环境用水量从20升/日提高至154升/日。以未来人均环境用水量180升/日计，3000万人需要环境用水19.7亿立方米/年。3）工农业用水。2016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分别为3.8、6亿立方米，两项合计为9.8亿立方米，较2000年的27亿立方米、2010年的16.5亿立方米大幅下降。考虑未来北京市继续疏解一般工业、耕地跨省占补平衡及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等因素，工农业用水至少还有3亿立方米的下调空间。上述加总，未来北京市用水需求总量为46.2亿立方米/年。

在供给侧，除少量应急供水外，北京市可供利用的水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本地水资源。年，北京市年均水资源总量为24.8亿立方米，以利用率90%计，则可利用本地水资源22.3亿立方米。2）南水北调供水。2016年南水北调工程向北京供水8.4亿立方米，根据规划到2020年可供水15亿立方米。3）再生水。假设再生水利用量进一步提高，从2016年利用10亿立方米提高至未来的20亿立方米，可主要用以满足环境用水、工业洗车、冲厕等生活用水需要。

综合考虑，在不考虑淡化海水、雨水采集等因素的情况下，2020年及之后北京市供水总量可达57.3亿立方米，比测算的用水总需求量还多11亿立方米，这可以主要用于环境用水，进一步弥补因超采地下水而造成的底下漏斗区，促进北京市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发展。2016年末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埋深大于10米的面积为5355平方公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958平方公里，分别较2015年减少117、98平方公里，这表明北京市的地下水生态开始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4 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4.1 人口老龄化严重

人口老龄化是北京市、上海市人口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2017年，北京市、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6.5%、21.8%，远高于全国的11.4%。受益于大规模年轻外来人口的涌入，比如上海市2017年外来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的比例仅3.2%，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才大幅降低、分别为10.9%、14.3%，其中北京市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市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国际视角看，高收入经济体普遍进入老龄化乃至深度老龄化阶段，东京都市区、巴黎都市区、纽约都市区、伦敦都市区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23.3%、13.5%、13.0%、12.6%。但除东京都市区的老龄化程度高于本国平均水平外，其他都市区的老龄化程度均明显低于本国平均水平。这得益于这些大都市区对外来人口的开放态度，通过大量吸纳外来年轻人口保持作为世界城市的活力和竞争力。

4.2 人口分布严重不平衡

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很大，北京市五环内、上海市外环内均集聚了接近一半的常住人口。分环线看，北京市的二环-三环人口密度最高，接近27000人/平方公里；其次是二环内、三环-四环、四环-五环。在五环-六环间，人口密度则不到3600人/平方公里；在六环外，人口密度更是低至不到400人/平方公里。上海市人口分布同样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递减趋势，内环内人口密度接近30000人/平方公里，其次是内中环间、中外环间、外环外。上海市外环外人口仅有约2000人/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内环内人口密度的7%。

从国际视角看，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已经严重饱和，需要严格控制。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土地面积分别为668、664平方公里，与孟买市、首尔市、东京都区的土地面积非常接近。当前，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5774人/平方公里、17056人/平方公里，而孟买市为20692/平方公里、首尔市为15527人/平方公里（高峰曾达17500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区为14797人/平方公里。孟买市人口密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可能在于贫民窟的大规模存在，不能作为参照。东京都区、首尔市分别作为发达经济体日韩第一大都市区的核心区域，其人口密度可以作为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的参照，这意味着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已经偏高，需要严格控制。

城市功能及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高度集中是中心城人口过密的关键原因，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着手解决。中央2017年提出规划建设千年大计之雄安新区，其首要定位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市开始在通州建设城市副中心，并要求到2020年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底降15%左右。不过，北京城六区范围为1368平方公里，远大于核心区域，该政策存在打击范围过大的误伤。《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5）》也提出疏解中心城过密人口，将主城区人口从当前的1447万降至1440万左右，提升新城、新市镇人口密度分别至1.2万、1.0万人/平方公里。

职住分离是国内外许多大城市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情况在北京、上海尤其严重。就业与居住的分离现象不可能完全消除，但职住分离度可以降低。基于北京市2015年地铁早晚高峰进出站客流量分布数据，可以清晰地发现北京市的就业分布相对集中在中心城，而居住分布比较分散，且二者相距较远。北京市的就业中心主要集中在国贸周边区域、二环西段沿线地区、二环东段沿线地区等；居住中心主要有回龙观-霍营-育新地区、天通苑-东小口地区、宋家庄-蒲黄榆-刘家窑地区、十里河-潘家园-劲松-双井-国贸地区等。职住分离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聚集大量人口的新城未布局足够的产业，“睡城效应”十分明显，比如北京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5 改善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

如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北京上海人口规模或许可控。但是，人口调控的最终目的是支撑北京、上海发展成为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因而，人口调控不能以控制人口总量为目标，而应着眼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分布结构及职住平衡度。并且，在城市发展中可借鉴OECD城市功能区的视角，超越行政边界处理问题。

一、放弃人口总量控制，着眼于优化人口年龄和学历技能结构。以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方向，大力引导相应年轻人口，特别是年轻、高素质的人才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同时，需认识到，中高端产业从业人员需要低端产业从业人员服务，一味驱赶低收入者只能造成中高收入者生活成本上升，最终影响城市产业发展，因此应对低收入者更加包容。

二、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并促进职住平衡。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三、进一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体系，改善交通状况。大力增加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长、提高路网密度，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制式多元化发展，改变北京、上海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包括构建新城之间、新城与重要交通枢纽的快速交通体系。

原标题：深度好文：混在县城

“作为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应该对自己所处地域的人文社情等方面有一个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为的是更好的继往开来，为的是实现我们伟大的梦想。”作者说，“写文章不为批判或颂扬，只是以个人的眼光从社会氛围、文化习俗、休闲娱乐、消费、县城建设、人才及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交通出行、婚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无论屏幕前的你是出身乡野或是城市长大，这篇类“乡土志”的文章一定会让你对县城有全新的感知，或共鸣，或震撼。

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在我小的时候，县城对于我来说那就是耳中听说的地方，县城有车、有楼、有电灯、有电视……，县城就是我梦想渴望生存的地方。因为我出生在农村，又自幼在农村长大，小时候让我眼花缭乱的地方也就是乡镇的集市了。

在我零星的记忆当中，我真正来到县城就是上中学了，那时我才12岁。我就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初到原西县城上学一样，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因为这是从山乡圪崂里来到一个大世界。

我带着好奇的眼光把县城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周末时都要转悠几遍。当时县城给我的感觉就是大了很多的乡镇集市，满大街录像厅、游戏厅、歌舞厅，社会治安不好，污水横流，城市面貌乱糟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县城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街道在新开，楼房在新起，县城框架在拉大。在县城上学时期对县城的认识也就停留在一碗刀削面3块钱的层次了。外出求学及工作几年后，又回到了县城，截止现在已在县城生活了十个年头。

在这十年里，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演进、时代的变迁等都在县城里烙下了深深的印痕，让人感慨，让人深思。

我想，作为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应该对自己所处地域的人文社情等方面有一个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为的是更好的继往开来，为的是实现我们伟大的梦想。当然，写这篇文章并不是批判也不是颂扬，只是站在我的角度上，以个人的眼光从社会氛围、文化习俗、休闲娱乐、消费、县城建设、人才及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交通出行、婚嫁等方面进行了浅薄的分析，见笑与人。

大城有大城的吃喝拉撒，小城有小城的喜怒哀乐，乡村有乡村的酸甜苦辣。熙熙攘攘，纷纷扰扰，都终究逃不过名利二字。县城卡在中间位置这个地方，进，可看到城市的繁华热闹和贫困潦倒；退，可看到农村的恬静幽美和困苦挣扎。生活在县城，少了些城市的冰冷，多了些乡土的热情。芸芸众生，众生百态铸就了县城的社会氛围。

县城是一个典型具有精英掌控的社会。一个县域社会有几十万人口，但是真正有权有势或许只是几百个人。这几百人里面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力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

这几百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网络，相互之间即便不熟悉，也会通过其他渠道短时内了解各自的底细。身处网络中的一个人，如果碰到什么事情需要找网络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想一想办法，都会搭上线的。可以说，县城的一举一动、县城的孰轻孰重、县城的风云变幻都在这群人手里掌握着、捣鼓着。

县城是一个陌生环境下的熟人社会。走进县城，许多人你不认识，但是许多人你又认识。如果你在县城生活，走在街上，会有不同熟悉度的朋友或认识的人给你打招呼，面带微笑同时乐此不疲；两个陌生人见面扯东扯西的聊天也能引出一系列亲戚的连带关系。你打交道的圈子和人重合几率非常高，所以名声和口碑非常重要，它几乎代表了你所有的信息。而每个人的身后，早已贴满了各种被别人定义的标签。县城里稍微有头有脸的人，就被会大众认知。

县城是一个关系大于规则的社会。在县城，“有关系好办事”的观念根深蒂固。路上车追尾了，事故双方下车首先打***找人，亲戚朋友叫来一大群，好像要打架似的。然后各自通过关系找交警。以至于我到现在都不清楚只走正常渠道的话，究竟能办到什么事，维护到什么权益。

县城人讲的是关系，靠的是裙带和朋友。在县城人看来关系比规则更重要。关系到位，事情就不会荒废。人脉决定成败，至于规则、能力、才华、水平等一切都靠后。你的能力所体现的不在于收入相差几百块钱，而在于你认识多少人，有多少各行各业的渠道，能为多少事开方便之门，在灰色地带又能如何游刃有余。大城市的关系问题也许会让你望而却步，输的心服口服。但小地方的关系问题会让你哭笑不得、咬牙切齿却无能为力。

县城是一个有圈子、有场子的社会。在县城，有级别，就有区别。级别通过地位、财富以及权力来显现。级别不同的人很难混在一个圈子里，但是可以聚在一个场子上把酒言欢。不同级别的人组成了不同的圈子，朋友也很固定。圈子有高低之分，但是没有大城市那样泾渭分明。在县城，圈子很重要，你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有什么事情圈里人自然会照顾到你。有人很难融入圈子，有人想从一个圈子进入到另外一个圈子，但是难度系数和干部晋升一样，很大。

县城的场子也重要，特别是酒场。请谁吃饭、谁陪吃饭、陪谁吃饭都是一门学问。酒场上喝什么酒，怎么喝酒都要视参与场子的人员而定。一般坐在场子上的人都是给面子的人，也基本上是圈里的人。县城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场子上办妥的。

县城是一个有领导感存在的社会。在县城，官往大当很难，但是要找到领导的感觉不难。无论你是派出所、税务所、土地所……只要是所长，在县城都算是“高干”。一官半职在都市是职业，在县城就是领导。一个有实权部门正科级的局长出行都会有人提包端茶、前呼后拥，而且会目不斜视。在县城，有“职位”的人大都会被滋润的神清气爽、穿着讲究。为官的气场十足，让普通人望而敬畏。

县城是一个安逸稳定的社会。在县城生活，慢慢的就会温水煮青蛙。当你的才华配不上野心的时候，不知不觉你的理想抱负在脆弱的自制力下分崩离析。你想自律，你想斗志昂扬，那些糖衣炮弹、那些场子和烧酒不断在摧毁你毅力的最后堡垒。在县城有想法的人一旦失去了“贞操”，大多数都最终“嫁给”了县城。接受这一切，要么幸福，要么甘于平庸。生活在县城的人普遍把安稳和踏实当作立身之本，追求的就是一眼看到头的生活，可靠而衣食无忧。

县城是一个缺乏包容性的社会。在大城市，大龄青年怎么样，丁克怎么样，不买房怎么样，不要铁饭碗怎么样，穿着怪异又能怎么样……没有人在意你，没有人关注你，这就是大城市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可是在县城，工作，必须得等前辈退位让贤；婚姻，必须门当户对；结婚后，必须立马生孩子……要随波逐流，不能特立独行。不按正常模式生活，很快会被打入另类。

县城是一个信仰及诚信缺失的社会。当前，信仰和诚信的严重缺失，不仅是在县城，而是全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信仰的缺失，导致缺乏底线，无所畏惧，有恃无恐。人们只相信权力和金钱，只跟着自己的欲望茫然前行，愈走愈远。

曾经在县城亲眼遇到过一件事情，门面房是父亲的，租赁费却儿子在收。父亲向儿子索要租赁费引起父子之间激烈争吵以致到谩骂。儿子给父亲称“老子”，甚至要动手打父亲。父慈子孝，已经一去不复返，宛如仇敌。我们的教育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从来不重视行为规范的培育。我们从实用主义出发，指导自己的行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没有稳定的秩序，没有可以遵从的价值观念。我们貌似走出很远，可我们依然在原地逡巡。我们貌似方向目标明确，可我们始终很茫然，以至于常常不知所措。

诚信的缺失，导致世态炎凉，人情冷漠，相互猜忌，尔虞我诈。在县城，历来闯红灯、不排队、乱秩序等不文明行为在大多数人们眼里是一种正常现象。可是在我看来，不守规则就是一种诚信缺乏的表现。人们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往往不按规则行事，甚至违反与破坏规则。在县城，一场民间借贷危机，哀嚎遍野，让许多普通人血本无归彻底回到解放前。

过去，人与人之间借钱只要有，几万几千都不成问题。现在，几百都是问题。民间借贷彻底摧毁了诚信的最后一道防线，每个人都活在不信任当中。吃的怕有毒，穿的怕高仿，走路怕车撞。当官的怕纪检，做生意的怕赔钱，打疫苗的怕遇假，找对象的怕化妆，学生怕考不上好学校，农民工怕拿不到工钱……。在这茫茫的人海里，人们就像漂泊在海上的一叶孤舟，孤独、焦虑和恐惧时时笼罩在心头。

关于县城的社会话题还有很多。普通老百姓的锅碗瓢盆奏响了这个社会曲，人人都是弹奏者。谁在编曲谁在听，演绎着各自的人生，讲述着各自的故事。在繁华中落幕，在拥挤中独行。人生百态，冷暖自知。

作为乡村与大城市的一个连接点，县城是观察城市文化的一个窗口，县城有着自己独特的县域文化。只是，近年来，随着“北上广”等大城市虹吸效应的显现，所谓的社会精英们都把目光集中在了这些一、二线城市，包括书籍、影视等文艺作品，关注的要么是历史，要么是虚幻、要么是都市、要么是农村，唯一不关注的就是县城，甚至可以说县城的生活处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盲区里。

县城的主体构***员，大多数人的童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在城镇一体化的感召下，随着资本流动、人口流动等一系列流动，成年后都涌入城里。有人存在的地方，才有文化。文化告诉我们两件事，我们应向往什么和我们应如何表现。在县城，我看不到人们向往的是什么，但是我看到了表现了什么，可以说，是一锅大杂烩。没有鲜明的县域文化特色，大多数是千律一篇的次生城市文化。

在崇尚金钱的迷惘中，夹杂着当地的生产生活文化、婚姻家庭文化、人生礼仪文化、口头传承文化、民间歌舞娱乐文化等，洋不洋土不土。所谓的文化习俗在历次的改革浪潮当中，都被次生城市文化同化。

走在县城，能感受到和别的地方唯一不同的就是人们的口音和地方特色美食了。生活在县城的人们。其快乐和烦恼既肤浅又深刻，见识既平庸又广博。既会为看到一个外来马戏团露屁股的姑娘欣喜而羞怯，又会为生命的终极意义辗转反侧而无眠。既会被卖“比牛皮还牛”品牌皮带的人耍的团团转，又会来个诗书协会，谈谈丹青笔力及道德文章。

县城的发展就如生活在其域内的人们一样，在尴尬中前行，在徘徊中过渡。我们的县城建设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我们的社区、小区在一个一个的形成，但是适应县城的文化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有了生存的皮囊，却少了生存的灵魂。我们是继承乡村传统文化习俗而发扬光大，还是吸收外来文化而装作紧跟步伐？生活在县城的人们在迷惘，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也在迷惘。我想，管理者也在迷惘。我们缺乏的是文化自信，我们缺乏的是构建县域文化体系的大师。

我们县城的文化怎么表现？当闲来无事时，人们把打开手机“快手”观看“网红”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这是一种畸形的文化氛围，并不是文化的引领。“网红”们搔首弄姿、说拉弹唱却能日获万元，有时靠以挑战传统道德底线而引起多人围观，且大伙送“穿云箭”“棒棒糖”而乐此不疲，这是“乞讨”文化。

我想，政府是时候出台相关的政策予以纠正了。当夜幕降临时，县城各个广场霓虹闪烁，音响震耳欲聋，大爷大妈们甚至年轻人尽情的扭动着身体，跳着“鬼步”等舞蹈，旁边围着一圈人拿着手机摄像充当忠实的粉丝。舞者迷失在音乐的节奏里，观者凌乱在错综的舞影中。这就是所谓的“广场”文化，你喜欢她或是厌恶她，就是制止不了她。

当春节来临时，政府会在主要街道的两边挂满灯笼，在主要广场装满灯饰，让小城的夜晚变的美丽。临近春节的前两天，县城的大多数街道都出现了堵车，在拥堵的车流里不乏外地车牌。一年一度的春节，成为回乡者和留守者的最大社交节日，各大饭店爆满。但是和大城市一样，县城的节日氛围也逐年变淡，除了车多人挤，你丝毫感受不到原来那种过年的感觉，这是“春节”文化。

你怀念她还是批判她，但是躲避不了她。当婚丧嫁娶时，县城的人们都会事先在饭店定好几十桌，基本上都要大操大办，生怕丢了脸面让人笑话。亲朋好友都来参加，每户随礼钱不少于二百。图个热闹，图个礼尚往来。但这种“人情”支出已成为不少人苦不堪言的沉重负担。现在人的生活条件都好了，每桌的饭菜基本都是怎么端上来怎么端下去，大都浪费掉了。这是“随礼”文化。你排斥她还是敷衍她，就是精简不了她。

公路当中倒下了一个人，一群人围了过去指指点点，有人打***报警，有人打***叫120，但是就没有人去帮扶。和千里之外的网友聊得不亦乐乎，邻里之间一步之遥,老死却不相往来。这就是城市的“冷漠”文化。随着4G网络的推广，手机已成为每个人的标配，就如同衣服一样。微信、抖音、今日头条等成为人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调剂品。

在街道上、在公交车上，在任何场合随处可见的都是低头族。遇到稀奇古怪感兴趣的事情，大家都在拍视频，并能迅速传播。机不离手，头可断，网速不能慢。人们对手机的依赖已经深入骨髓，结束一天最后的一件事情是看手机，开始一天的第一件事情也是看手机。手机让人了解了世界，手机也让人失去了自己。这就是“手机”文化……

也许，这种称不上文化的大杂烩文化就是独特的县域文化。但，这不是我脑海中的文化，这是弥漫金钱味道的文化，是没有信仰的文化。县城今日的种种，有时让我忧心忡忡。此时的热闹繁华却遮掩不住后继无力的苍白，对一二线城市的亦步亦趋让县城有了活力也透支了动力，但愿不是“邯郸学步”。

有人说，北上广是中国的幻象，县城才是中国的底色。

我想，一个县城的文化体现了一个县域人们的追求。拾起我们的文化自信，不失传统文化习俗，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少一些“出轨门”“艳照门”的话题。明确县城主题文化，拥有区别于大城市的环境与氛围，保持县城独一无二的个性、特点与自然状态；在不丧失传统遗产的前提下，融入工艺技术。为县城人提供一个纯净的环境和高品质的生活，并为子孙后代着想，这是我们重建县城文化的愿景。

当前，县城文化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给一个合适的定位，是当下管理者必须重视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有良知的文化人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

有人把休闲看作是“生命中一个绿色的后花园”。人生就像一场旅途，当你走的累的时候，总要找一个休憩的地方，用阳光、鲜花、绿地、微风来享受轻松快乐和生命中原本的质朴与精彩。所以休闲娱乐对于我们的生活极其重要。

在县城，人们有着自己的休闲娱乐方式。目前来看，喝酒、看电视、打麻将、KTV、广场舞占据了县城人们的休闲主流，其他诸如看电影、旅游、读书、运动等属于小众休闲方式。在县城，要是举办个大型活动，比如露天晚会、露天篮球赛等，人们是携老带幼，彻底全家总动员“蜂拥而看”了。

先说喝酒。酒是一种文化，在县城不喝酒基本就失去了社交。许多消息是在酒场上传播的，许多感情是在酒场上联络的，许多事情是在酒场上办妥的。酒是饭桌上的催化剂，酒是脸薄人的不臊药。遇到开心事要喝酒，遇到烦心事也会把酒倒上。红事喝酒,白事喝酒,求人办事要喝酒，朋友们维护感情更要喝酒。凡是能够称得上“场合”的饭局,都要喝酒。

在县城喝酒基本上分“提、敬、耍、收”四步曲。菜上齐后，酒都倒满，然后一般情况下会由请客的人说：“感谢各位的捧场，一切都在酒中。不说了，我提议，咱们共同喝上三杯，酒过三巡后，咱们开始好好喝”。说完，在座的都统一喝光杯里的酒，这是第一步曲“提”。第二步曲就是挨着敬酒，说些客套辞令的话。一般被敬的人都得喝干一杯，否则就是不尊重人了，这是第二步曲“敬”。通常每个人一圈敬完和被敬后，基本上都喝到半程了。第三步曲是“耍”。喝酒的人如果少，那么就人人“打关”。所谓“打关”，就是要和桌上喝酒的每个人都要耍酒。“打关”是酒量大的人玩的游戏。通常“打关”有玩色子、耍扑克、划拳等多种方式，一个关打下来，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打关者基本上到量了。

第三步结束后，能喝的到量了，酒量差一些的，就过量了。然后安排的上面食，面食一吃，最后把桌上所有启开的酒都倒满，然后由饭桌上的主要人物收怀，也就是第四步曲“收”。一般都在说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今天我们都喝好了，就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聚”之后，先干为敬，余下的人也都全部把杯里的酒喝光，结束此次饮酒进程。醉酒的人，未必就一定糊涂；不醉酒的人，未必就一定清醒。

一个人从不喜欢喝酒，到仅喜欢喝酒的氛围，再到真正喜欢喝酒，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岁月。只有经历过这段岁月的人，才知道酒到底好喝在哪里，才知道人为什么要喝酒。

再说看电视。县城是有电视台的，每天都有本地新闻，播音员说的是带有本地方言味道的普通话，鼻音还可以。现在每家每户都是有N个电视台的电视，遥控器拿在手，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到地方，该了解的都在了解，该追的热门电视剧也在追，该娱乐的节目也都在娱乐。

第三说打麻将。麻将是国粹，闲来无事时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搓两把，叫打发时光。久赌必输，小赌怡情。在县城，打麻将大致有三个地方，麻将馆、茶馆和家里。

许多人都是约在家里打麻将，大都是午饭后开始，酣战四五个小时至晚饭，要么散伙各自回家，要么一起吃饭，通常都是赢钱家埋单。爱打麻将的人会上瘾，麻友们随叫随到。因为在这种带着金钱的娱乐中，有一种刺激神经的快感，有一种对运气充满信心的憧憬。

第四说KTV。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街头卡拉OK曾风靡县城，流行三四年后彻底消失，现在以KTV的形式重现，且正值火热状态，喝完酒后去KTV唱歌，成为县城政、商、民间各界人士的主流娱乐。这些KTV的名字，不少是山寨了大城市知名KTV的名字。灯红酒绿的夜晚，站在县城的KTV门口，会错以为依然身处“北上广”。

最后说广场舞。广场舞已然成为县城傍晚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是县城老百姓的一种精神文化生活。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首动感的舞曲从县城广场传来，一群人聚集了起来。踏着音乐的节奏，在优美的音乐声中时而趋步辗转，时而跨腿踏步，不断变换着舞姿，动作悠闲而熟练，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表演的忘情投入，观看的乐在其中。自从跳了广场舞，锻炼交友两不误。

随着社会的发展，县城的休闲娱乐正在加速向大城市靠拢，大城市的文化潮流抵达县城，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需要几个月、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大城市关于小崔手撕冯裤子的话题，县城的人们也随时在茶余饭后谈论着。网络的发达，让现在的休闲方式就更多种多样了。

到电影院看电影、到KTV唱歌、到麻将馆找人打麻将，以往的娱乐活动搬上了网络，就变成了在随时随地在手机上看电影，随时随地在家里唱歌，随时随地在家里玩网络游戏。一切，都变成随时随地可以进行，只要有网络，只要有设备，随时可以嗨起来。这样的改变，很难说它的好坏，确实更方便，也确实让更多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

生活在县城的人们总是会模仿大城市人的行为习惯，而消费是最容易被模仿的环节。消费作为社会地位的表现形式，其阶层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生活在县城的人们基本满足饮食、穿着、住房、教育和出行，也就是“吃穿住行”。很少有精神消费和享受消费。对价格很敏感，要求物美价廉的商品，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在县城，基本工资水平并不高，但是消费水平在逐年拉升，不像大城市一样有高中低的层次感，基本是“一哄而上”。你有钱一碗面13块，没钱一碗面还是13块。我主要谈谈吃和穿。在“吃”的方面，街道两旁随处可见的就是餐饮店，有卖1份7元的凉皮店，也有卖1份65元的羊肉馆。有档次高装修好包间多的酒店四五家，也有卖川菜卖包子卖面条的小饭馆N多个。有3元5元20元的自助火锅店，也有骑龙挥汗堂等品牌来加盟。

在县城，有新开的小店，也有口碑很好的老店。在县城，流动人口少，下馆子吃饭的人，大都是固定的消费群体，基本是行政事业单位上班的、和政府打交道的老板们以及一群年轻人。普通老百姓除了家里人过生日等偶尔出去吃一次外，大体是不会在外大额消费的。所以，在县城有一种现象，这家饭店生意好了，另外一家就冷清了。在县城，大型超市有两三家，吃的用的应有尽有，其布局焉然和大城市无二，有卖场的感觉。在县城，网叫外卖也火的不得了，直至现在，我都弄不懂多大的县城，人怎么懒得一步不想走。

随着生活条件的越来越好，在县城腆着肚子的男人也是越来越多，这不是一种好现象。在县城，有人不吃肉是因为减肥，有人不吃肉是因为没钱。网上河南农民工邢万强的一句“没事，反正晚上不干活的时候，吃不吃饭都可以”，戳中多少人的泪点，道出了多少人的心酸。在“穿”的方面，在县城大众品牌诸如才子、海澜之家等都已入住，高端品牌诸如迪柯尼、鄂尔多斯也有几家。休闲品牌诸如班尼路、美特斯邦威等应有尽有，运动品牌诸如阿迪、耐克、李宁、安踏等也是各显身手。没有牌子的99元裤店也在吸引着人们进去瞅一瞅。但是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实体店都不是很景气，也不像大城市那样狂甩卖狂打折。

我们应该感谢马云，有了淘宝，网上购物已成为当下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因为网购，你能想到的快递公司在县城也是都有了。在县城，商场不大，但有好几家，大都卖的是不知名的品牌。有点名气的牌子，都在街边开着专卖店。在县城，普通人的衣服买在网上和县城，有时几年才买一次；有钱人的衣服买在网上和省城，却一年买N多次，这就是阶层。

有人说，高铁的开通拉近了城与城之间的距离。我觉得，这趟快速的列车也在改变着人们的心理。以前在大城市能享受到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县城也可以拥有。比如说电影院、咖啡店、健身房、瑜伽馆、泳泳馆等，这种服务型的消费在县城也逐渐生根发芽。

这两年在县城，从经济方面来讲，没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企业或工厂，人口密度小，经济发展缓慢，消费市场与其应有实际价值不符，导致高消费者不在县城消费，低消费者持续消费于低端市场，中间消费市场的可持续性低，也就是***难做。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交通工具的升级、人口流动速度和数量的加快、加大，家庭财力的提升等等，这些都在促进县城跟上大城市的发展步伐。

县城是县域发展的核心载体，承载着县域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主要任务，也是引入外部发展资源主要入口和县域发展形象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民涌入县城，县城的框架也在不断的拉大。县城的建设看似是有规划的，却又是无规可依的。功能区块划分、建筑风貌、绿化设计、城市色彩、夜景灯光照明、公共服务配套等在规划中规划，在杂乱中乱抓。

人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切身利益，谁去考虑宏观和大局？因为无指引，所以无秩序，无秩序的乱拆乱建造就了县城建设的风貌迥异、七拐八扭和宽窄不一。最终，人人拿起手指指责的都是别人，唯一的不是自己。

比如说县城没有自己的建筑风貌。

县城并不大，开车十分钟能从城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但是就这十分钟的路程，你可以见到风格迥异的各类建筑。有复制大城市的高档楼盘在弥漫着现代化气息，有破烂的砖瓦房在卖着老味道羊杂碎，有三层贴着白色瓷砖的小楼房在开着蒙娜丽莎婚纱摄影，有二十一层的高楼在开着国际大酒店。比如说县城人有较严重的门面房意识。城里有门面房，一辈子都不慌。前几年，经济好的时候，新开拓一条街道，政府和当地居民因为拆迁问题进行的是耗时耗力耗财的拉锯战。

人们都想有门面房，恨不得把门面房修建在道路的中间，留给城市的公共区域少的可怜。随着车辆的日益增多，无地可停车的弊病凸显。比如说县城人有情有独钟的独院情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在县城拥有一套二层小独院，是众多人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在街道两侧20米以外大都是紧挨着的独院二层楼房或平房。高低不平，左右不一，巷道狭窄。这种居住环境因为停车的问题已逐渐撵不上生活的脚步了。

县城建设能否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我看来，就是理念问题。我们应从县城发展的基本规律入手，科学谋划县域空间城镇化进程，提升县城公共服务水平。我们应充分研判城镇发展规律和区域布局规律，充分估计人口状况、发展潜力、经济发展水平、现有城镇体系格局等方面的情况，建设有高质量生活品质的县城。

我们要划定县城扩建边界和不可建设区，摒弃无序建设。政府高瞻远瞩的科学规划、统一风貌、划定功能区块、有效管治，县城的居民积极配合、紧跟步调、提升服务水平，共同打造有地域特色的县城。这种理念，不仅执政者要有，生活在县城的人们更要有。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是家乡。生活在县城的人，县城就是家乡。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所有经济增长模型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这几个要素。其中人口的增减可以一定程度上反应劳动力的增减，并且知识、技术及资本是会随着人（尤其是人才）流动而流动的。所以县城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吸引足够多的年轻人。

我们这一代人（80后、90后），应该说赶上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最激烈的一个时代。这是时代的大背景，就像我们的父辈赶上了改革开放，我们祖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是一样的。

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痛苦，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心酸，所以常言道：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

资源向城市集中，人口也自然向城市聚拢。县城的年轻人，特别是上大学的年轻人，回流率很低。回来的大部分是二本三本及专科，211及985的基本不会回来。目前国内的现状是人才过于集中化，最有能力的一批人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差一点的二线，再差的三线，等到了四线五线城市或乡村人才就很少了。

如果不是高房价进行绊脚，许多大城市发生的抢人大战，会像吸血一样逐渐吸空县城。许多年轻人不愿意来到县城或者县城的年轻人不愿意回来，一者是因为县城缺乏发展前景的产业，就业岗位匮乏以及单一，发展空间小；二者是因为相对于大城市较为公平的竞争机制，县城的人情社会氛围和乡土规则，让一些回到县城生活的人，立马产生逃离的冲动。能留下来的，大都是以行政、事业单位和国企为主要群体了。

在县城，只有官场，没有职场。

在县城，你真正能体会到学非所用，你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及。在县城，工作大可分为行政、事业、国有企业、自由职业等四个类别。其中最体面的无非就是在行政单位上班了，别人问你在哪高就时，回答底气最十足的就是某办某局了。随着机构改革人员编制的限制，行政事业单位招人“逢进必考”。

在许多人眼里，大中专生毕业就意味着待业、失业。所以，在县城拥有一个“铁饭碗”是大多人的梦想和追求，即使是一个公益性岗位，也会有人托起关系花着大价钱挤破脑袋去争取。神木月薪2500元招聘研究生作为协管员引起的热议，不就着实反映了县城的这种就业取向么？神木招聘事件不是反映了县城的人才济济，而是反映了从事县城其他行业的人才匮乏。神木所要招的研究生，只是户籍和档案留在了神木，人未必现在留在神木做贡献。

在县城，体制内的人才多，体制外的人才少；传统型的人才多，高新技术的人才少，懂经营、善管理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少。在县城，当最优秀的人才把人生最好的年华留在体制内，却因无背景晋升无望而弄得干劲和志气全无，每天对着电脑喝茶玩手机时，过着徐庶在曹营的生活。我想，这个县城是没有活力的。

在县城，当我们摒弃“跳出农门就从政”的思想时，当我们树立***就是一份职业时，当我们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勤奋刻苦能够在社会上创业养家糊口时，当我们拥有自己的特色产业持续发力时，当我们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时，我想，会吸引一大批年轻人才。而人才的聚集又会促进这种产业的发展，良性循环。那么，县城会越来越好。但是，如果县城缺乏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只是依赖于资源，随着资源的枯竭和产业的单一，无法吸引足够多的人才。那么，等待这个县城的就只有慢慢的衰败了。

县城住房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反映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参数。县城经过近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全社会住房增多，城区人口增长，城区规模扩大。但因历史的原因受多种因素影响和条件的限制。从一定程度上讲，形成了“毛线蛋”式的水泥森林布局、见缝插针的邻里关系，难以改造到位的公共设施，这些都给城区品味的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形成了障碍。

在县城，住房大致可以分为房地产开发的商品房、单位修建的家属楼、保障性住房、居民自建或购置的独院、祖上留下的老宅等几个类别。

先说房地产开发的商品房。近几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无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都在加速城市扩张。尤其是县城，之前城市化水平低，在这一轮的发展中，一边进行旧城改造，一边兴建新城区。在过去几年来，大小房地产商在县城开发了大小好几个楼盘，好地段的房价拉升到接近6000元每平。和大城市的房市一样，有的人买房是出于刚性需求，有的人买房是出于投机需求。这俩年，随着经济的低迷运行和资金链的断裂，县城的人口处于净流失的状态，导致新房市场明显供过于求，甚至出现了烂尾楼情况。

再说单位修建的家属楼。家属楼由于建安成本低而受到县城人们的青睐，但修建家属楼那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两年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再也没有单位领导带头弄这个事情了。

第三说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是政府为低收入购房困难家庭出台的一个政策，在县城，解决了很多人的后顾之忧，挺好。

第四说居民自建独院。近十多年来，生活在县城的居民自建住房可以用“疯狂”二字来形容。谁想盖房谁盖房，谁有土地谁盖房，谁有钱谁盖房，有多大建多大，想建多大就建多大。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走进县城的深处给人乱七八糟的感觉。每家每户都地面高低不一，坐字斜顺不齐。居间矛盾突出，居间的通风、采光、行路困难。这其中既有管理者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也有居民思想理念的问题，原因诸多，不好评判。

最后说祖上留下的老宅。在县城，祖上留下的老宅大都是砖木结构房或者窑洞，随着旧城改造的进行，现在存在的也是凤毛麟角了，许多已被列为危房了。

在县城，有钱人至少有三套住房，一套在省城，一套是独院，一套是单元房。普通人（大都是进城的农民）受“丈母娘经济”的影响，相比于单元楼，独院性价比更高，买的都是二层小楼房或者平房。在县城，也有很多进城的农民买不起房，为供孩子读书打工租着房。在县城，我想作为管理者，应对县城的住房情况进行一次彻底调查和摸底，为编制住房建设规划、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提供依据，为落实弱势群体的居住政策提供技术支撑。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在县城，我觉得别玩房地产，有钱多搞些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我们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优势，多做招商引资，做大做强有前景的特色产业比如旅游业，才是正道。

关于住房，***明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其实在我看来，房价居高不下都是出自于人性的贪婪和盲目的跟风。看到有人炒房赚钱之后就会陆陆续续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开发商看见有这么多人买房，就会提高房价，这就形成了一个圆环效应。有时，我们能管得住市场，却管不住人性。

当前，子女教育、自身健康、父母养老是人们关心的三大问题。其中教育是改变阶层现状，唯一可靠的上升通道。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已不是口号，是子女教育的行动指南。教育的魅力不在于传授知识，而是在于引导和启发。

在我看来，教育是培育人有一个健全的人格、掌握一门生存的技能、树立一个坚忍不拔的志向。人真正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志向，就是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满足于完成别人分配的角色。

在县城，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政府在投入，民众也在投入。呆在县城的许多农村年轻人，主要任务就是供孩子。在县城，幼儿园有很多所，有公办的，也有民办的。从城东分布到城西，满足县城不同区域孩子的上学需求。

其中公办幼儿园收费大体都一致就是娃娃的伙食费，但是民办幼儿园就分出等次了。近几年，大城市的品牌幼儿园进驻县城，收费不低，人均每年一两万，但这是有钱人孩子的地方。上幼儿园并没有挑动起县城人们的神经，因为在县城人看来那就是哄孩子的地方，在哪上都一样。

在县城，上小学是每年秋季开学县城人们街头巷尾热门议论的话题。小学大体都是公办的，但是分出了区别。师资力量、教学氛围、生源质量的各不同，硬在县城逼出来一个择校难、大班热的问题。管理者为此想了很多办法，分片区、分户籍、分住所各种分，但是管住了大多数，却管不住有关系的少数。

开学一周以后，每个班的学生都比原计划超出了很多，达到七八十人。上小学，原来是孩子自己在读书，现在是家长在读书。车接车送，陪读陪睡，事事要操心。孩子一开学，上班的干部们也加入了接送的大军，如果把迟到早退作为违纪行为来处理干部的话，不知道能处理多少人，谁家没个孩子。

九年义务免费教育的实施，不仅减轻了家庭负担，而且是初中对小学毕业生的全盘接收。找一个好的学校，找一个好的代课老师，又是县城人们发动自己关系的关键时期。孩子学的好，家长不拖关系少操心；孩子学的差，家长找起关系还担心。有些家长的溺爱教育我现在都搞不明白，上中学的孩子又不是小学生，县城又不大，为什么上学放学还要车接车送？

对于孩子，不经受风雨的考验，怎么练就承担风雨的肩膀？走向社会怎么办？在县城，初中毕业就是一道小的人生分水岭。有的孩子上了高中，有的孩子进入了职业学校，有的孩子走向了社会。一个人在心智不成熟时期的一个选择，彻底铸就了一个不同的人生。

所以读书改变命运，在这个 “读书”还能改变命运的时代。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目的，就要不顾一切去奋斗。至于奋斗的结果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快乐？不要放在心上。

在县城，高中有两三所，职业中学有一所。师资资源、学生资源的不同，造就了县城几所学校的高下立判，马太效应非常明显。上高中的目标就是高考，不要谈素质，不要谈能力，高考就是看谁考试分数高。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粗暴。

在县城，每年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基本没有，最好的也就是人大、复旦这个类别了。在县城，不光清北，985等品牌学校也越来越难了，这是优势资源向大城市集中的结果。在县城，生源流失很明显。过去大部分县城中学的尖子生会在县城上学，而现在大部分尖子生都去了地级市或省城，留下来的“尖子生”其实大多是以前的“中等生”。这就叫做大城市对小县城的“掐尖”。

在县城，家境殷实的人早已在省城买了房子。有的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成了省城人了，有的孩子从上初中起，有的孩子是从上高中起。不问结果，只问过程。过程完美，家长也就问心无愧了。在县城，诸多培训机构遍地开花，诸如美术班、舞蹈班、口才班、书法班、钢琴班……。良莠不齐，但是还是吸引着大量焦虑的家长，因为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在县城，能教育出什么样的人？在我看来，有很多影响因素。首先是家庭因素。如果家庭矛盾多，父母吵吵闹闹，对孩子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其次是学校因素。学校硬件、整体学习氛围固然重要，但是适合孩子也很重要。如果孩子进入一个学校或者班级长期压抑自卑不快乐，那么就不是最优选择。再者就是补习因素。补习有两种，一种是特长和兴趣培养，比如跳舞、钢琴。一种是智商能力培养。补习肯定有好处，但现在乱象丛生和良莠不齐，选择很重要。

最后是社会活动部分。社会活动，现在大多数孩子整天埋在书本和手机里，缺少西方注重的社会实践经验。我觉得，县城的孩子多些“红杆绿叶是荞麦”的“乡土”实践教育，未必是一件坏事。值得教育者的思考。

在县城，无论教育质量的好坏，县城是大多数孩子通往成功捷径的地方，无法选择。引用卢森堡的一句话：“不管怎样的事情，都请安静地愉快吧！这是人生。我们要依样的接受人生，勇敢地、大胆地，而且永远地微笑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公共需求越来越强烈，关注自身和家人健康是我们生活不可缺乏的一部分。但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机构重复、效率低下、医疗技术和服务质量问题、药价虚高、医疗腐败等问题依然是抹平医疗体系不平衡不充分沟壑的绊脚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既是老百姓头疼的问题，也是管理者一直着重解决的问题，但愿越来越好。

在县城，有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等三家大的医疗机构，民办专科医院和小诊所却有N多家。三家医院均位于县城旧城区中心地段，建筑均普遍老化，且各自被周边民用建筑包围，没有任何发展空间。各院建筑密集、空间狭小，无法解决其目前床位短缺、科室功能不全、超饱和运行等系列问题。目前来看，服务半径过于集中，资源配置不均衡，无法适应县城的快速发展。还好政府有有识之士，现在在扩张的新区选址新建。

在县城，人们有点头疼脑热的小毛病自己去药店买点药就解决了。县城的药店诸如“仁心堂”“广济堂”等遍地都是堂，没“堂”就不是高大上的药店。在过去，药店的门口对联是“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现在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卖药的人希望赚的盆钵满银，这个社会的确是病了。

在县城，小诊所大都是给儿童看病的，可见当前我们公共医疗机构里的儿科是多么的偏科。现在的孩子都娇贵，一有点头疼感冒，许多大人赶忙带在附近的诊所去看，不是打针就是输液，见效快但也是对孩子抵抗力的一种摧残。

在县城，药店花小钱解决不了的病情就去医院挂号做检查了，一系列下来不管你吃了吃不了，药开一大堆，许多人吃几次以后，药都束之高阁最后过期扔掉了。“以药养医”这个顽疾不根除，即使有合作医疗等保障体系，老百姓还是负担不起。

在县城，许多人的身体检查都是在省城或者京都进行的。在县城，也有许多人小病扛着，大病看不起，更谈不上获得高质量的医疗资源了。即使现在有“水滴筹”等网络筹款，但对于真正需要的人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在县城，90%以上的疾病可以在县内就诊。但是制约我们县级医院服务水平的不是医务人员的职业素质，而是地方的一些社会风气。比如说生孩子，给接生大夫、麻醉师等人都要送红包，好像不送红包孩子生不下来。最后形成了一种风气，在患者看来，不拿红包的大夫不用心诊治；在大夫看来，不送红包的患者不上路子。

在我看来，去县级医院看病就是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明确诊断，二是预防发生严重并发症。这两点恰恰是我们自己在家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你去医院求医，找熟人，托关系最应该解决的就是这两个问题。这才是重中之重，这才是最重要的医疗资源，而不是什么比较特殊的药物，不是什么单间的病房。如果诊断明确，要么当地治疗，要么直接转院。如果诊断不明确，抓紧转院。

当前在县城，老人大都是随子女进城的农村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老人愿意选择家庭养老、独居或与配偶互相照料的自我养老方式。

在县城，家庭养老依然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虽然有一两所养老院，但是很多人是不愿意把老人送到那里去的，怕背上骂名。在过去，老人在家中非常有威严，谁不孝敬老人，将会被众人评说。可是现在，老人的尊严不再被推崇。伴随着他们的衰老，他们的创造力在一天天下降，随着创造力的下降，他们的发言权和社会权威也在一天天缩小，他们对这样的变化已经彻底无能为力。

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各种影响，许多人把父母的养老当作一种负担来看待，造成了许多老人对待生活的孤寂和无奈。我觉得到我们这代人老的时候，选择的肯定是老年公寓了，我们看重的应该是身体检查和专业医护人员照顾及人员之间交流等情况了。

莫让“黄昏”无处安放。养老问题是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我觉得根据老人的经济能力和知识文化水平的差异，政府机构和社会舆论应针对不同人群倡导不同的养老方式。围绕老龄人群，开发老年市场。引导养老观念，因地制宜加强养老机构建设，在全社会促进形成尊重、关心帮助和老年人的社会风尚。

城市就像生命体，一个城市的交通就像人身体里的血液流通，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系统构成，而是由多个复杂系统彼此配合、协调，共同完成良性的运转。交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经济建设中重要的一环，对于住在县城的人来说，就是出行的安全与便利。

在县城，大家的出行方式主要是私家车、出租车、公共汽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步行。过去县城规模不大时，出行主要是摩托、自行车和步行。家里有辆摩托车，挺带面挺给力了。

其中步行是很好的方式，县城人民居住的地方离菜市场、超市、县城的核心地段基本都是半个小时的范围，又能锻炼身体还绿色环保。过去县城私家车少，在城里基本是随便开随便停的状态，交通不会拥堵，安全事故也很少发生。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区逐渐向外扩张，私家车和电动车开始成为了必要的出行工具。

在县城，基本每家每户都有私家车，有钱人买新车，没钱人买二手车。价格档次主要集中在三四万元至二十万元之间，国产车和合资车都有，诸如吉利、比亚迪、哈佛、丰田、大众等。家境殷实的私家车大都在二十万元以上，而且是夫妻双方各有一辆。

在县城，人们买车有跟风的毛病，比如说丰田霸道2700满大街都是，不管是老板还是普通老百姓，开着就是高大上的感觉。在县城，从五六十万至几百万的豪车也有不少，走在街上分分钟钟都会碰见，车主大都是老板和二代（官、富），开的是享受和炫耀。

在县城，最主要的干道大多是双向四车道，通行繁忙但是不会堵，只要在上下班时或者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时会出现短暂的拥堵。主要道路上有非机动车道，要是交警不贴单子，停的都是车辆。和主干道相连的支路，在县城称为巷，大都是双向两车道。

因为在这些路上不限制停车于是经常满满当当停着两排车，瞬间变窄。总体上来说，县城内的机动车交通长期以来处在一个基本够用但好像下一秒就要不够用的状态。随着县内车辆增多，政府就开始在主要路段出台禁止停车，增加隔离栏杆等措施，继续使交通维持在一个基本够用的状态。

在县城，公共交通主要是公交车、出租车和公共自行车。公交车是中巴车，公交线路有几条，覆盖了县城的东西和南北，票价基本都是一块钱，稍微远点的是两块钱。有公交站台，但是似乎不怎么管用，公交车对于县城人来说是随手招停，随时上下。

在县城，出租车不打表，起步价六块钱基本能到达所有的目的地，稍微远点是十块钱。另外，出租车只要是顺路，可以随便拼车，不像大城市专车专用。在县城，公共自行车也就是近两年的新事物，交两百元押金，一小时内免费使用。去年，摩拜共享单车也到达了县城，给县城人的出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捷。

在县城，行人闯红灯和随意过马路是家常便饭的事情，私家车在没有摄像头的地方随便掉头和错道行驶，让人无可奈何。至于摩托、电驴、自行车等是借缝就插，让开车人是防不胜防的出冷汗。

人们缺乏安全和规则意识，在我看来，大多数的交通不守法不守规行为表现出来的都是急急忙忙。人如蝼蚁，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什么都忙不下，却时时处处表现的很忙。有时我们走的太快，灵魂就跟不上了。一辈子很长，长到你肩上还背负着很多的责任；一辈子也很短，短到你不能做完全不想做的事。

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裂变，促使所有人向金钱、享乐、物欲看齐。婚姻不再以追求幸福的爱情为前提和归宿，女性为了享乐可以抛弃自己应该拥有的幸福爱情，转而追求华丽的、奢华的、虚无的生活，甘愿委身物欲。而男性只要有金钱基础，可以用金钱挥霍自己贪婪的欲望，不需要任何纯真的爱情来支配自己。

当今，很少再有陕北民歌《一对对鸳鸯水上漂》里描述的情景了，感情在房子、车子、票子、工作和家庭地位等跟前被击打的支离破碎。

在县城，择偶标准切实的体现了当地的价值观。优先级是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商人，最后是自由职业。在县城，男孩找女孩一般会问干什么工作的、长相如何、父母是干什么的等几个硬件问题。

一般女孩子如果工作在体制内，找对象的成功率是大大的提高，如果再长的漂亮，那就是香饽饽了。女孩找男孩一般会问干什么工作的、人怎么样、长相如何、个子高低、家庭情况等几个硬件问题。一般男孩子如果在体制内有工作，而且有房有车，那就好找的多了。

在县城，条件好的女孩比条件好的男孩难找对象很多。女孩有体制内工作而且貌美的，单着的也很多。也不能怪男孩没用，县城实在是机会太少，男的没有施展拳脚的空间，大多优质男都去大城市发展了。反观女孩，只要有编，再打扮一下，就都能算条件好了。如果家里还行，那就是白富美了。在县城，对女孩年龄很在意。基本上除了特别貌美的，过了28周岁，介绍的就比较少了。

在县城，婚嫁也基本上体现了门当户对，官官联姻、官商联姻是县城上流社会的一个趋势和模式了。在县城，有王子找灰姑娘的事情，但是很少听说有公主找穷屌丝的先例。穷二代要实现屌丝逆袭，除非你的学历、才华、工作所散发出的光芒掩盖了你的家庭出身等所有问题。

在县城，结婚前，女方跟男方要房子、车子、彩礼钱、金银首饰钱、零花钱，基本上是一样不能少的。家境好的，准备的妥妥帖帖；家境一般的，要借钱贷款筹备，真是结一次婚，穷了老子富了儿。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社会风气，老人辛辛苦苦攒一辈子钱就是为了儿女结婚，年轻人不去奋斗和拼搏，不去体验生活的艰辛与困苦，坐享其成。

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悲哀，而且一代传一代，又是教育的悲哀。在我看来，年轻人结婚，自己有本事买辆奥迪，没本事就买辆雅迪，不要拿父母的辛苦钱去挥霍，不要拿借钱贷款炫耀自己的不成熟。

《平凡的世界》里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谁让你读了这么多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个大世界……如果从小你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现在就会和众乡亲抱同一理想：经过几年的辛劳，像大哥一样娶个满意的媳妇，生个胖儿子，加上你的体魄，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庄稼人。不幸的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思考的太多了，因此才有了这种不能为周围人所理解的苦恼。”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