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有哪些显著优势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4-03-09 01:30 标签：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颜晓峰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制度优势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制度自信在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愈益坚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0月18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的重要著作。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依靠制度优势沉着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贯穿本书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需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支柱。制度稳则国家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决定，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制度自信是对制度优势的深刻认知，有其牢固的历史、理论、实践根基。深厚的历史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包含着治国理政的各种制度，如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等，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生产发展、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周边国家和民族学习和模仿。进入近代以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陷入全面危机，表明实现民族复兴，紧跟世界现代化潮流，必须进行包括制度革命在内的社会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确定了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建立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的总体任务，是党领导制度建设取得的重大历史性进展。科学的理论基础。制度自信建立在制度自觉基础上，制度自信是一种理论自觉。我们党在建党之初，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党的纲领，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统一互动的产物，正确道路用有效制度来巩固，有效制度建设用科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诸如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等等，都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制度建设的实践纲领，也是理论纲领，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献。显著的实践优势。制度自信基于制度优势，优势强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人民最清楚最有发言权。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奇迹：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长期保持稳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人民至上、人民中心，可以有效避免出现党派纷争、利益集团偏私、少数政治“精英”操弄等现象，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制度自信是由于制度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创新和完善的过程中，更加符合制度构建和运行规律，更加具有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党的十九大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融为一体。这些都是按照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进展。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认识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重要范畴，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认识，推动了严密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我们党已经明确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基础上作出一些新的概括，比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也进一步作出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第一条就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首要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列在首位。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主体。国家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巩固、完善发展，国家制度体系的方方面面依靠党的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制度自信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高度的自我完善能力，能够不断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包括人民对完善制度的需要和制度建设不平衡的矛盾。制度建设的目标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内容很多都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空白点和薄弱点，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民法典，正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法律制度。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是完善和发展，制度自信就越巩固。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制度优势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制度自信在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愈益坚定。发挥制度优势的威力应对风险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世界上不同制度国家疫情防控的对比中得到充分证明。比如，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是我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法宝。疫情发生后，全国上下紧急行动，依托强大综合国力，开展全方位的疫情防控工作，全力支援湖北省和武汉市抗击疫情，在最短时间集中最大力量阻断疫情传播。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面对世界大变局的新变局，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日益升级的遏制打压，更加需要依仗制度的“压舱石”。运用制度体系的合力应对风险挑战。我国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密切衔接，构成制度体系的强大合力。风险挑战来自各方面、各领域、各方向，应对风险挑战不是仅仅凭借某项制度就能完全奏效的，必须共同用力、协同发力，形成战胜风险挑战制度威力的综合效应，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等，有效维护国家总体安全。依靠制度主体的能力应对风险挑战。制度威力说到底是党团结带领人民运用制度体系发挥出的威力，制度优势最根本的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制度自信的实质是对党领导人民建立制度、完善制度、执行制度的能力自信。有了党和人民作为制度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威力就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运用起来，成为抗击任何风险挑战的铜墙铁壁。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最大最可靠的平台，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能充分融入制度威力之中，人民的主体性创造性决定性就能成为制度体系的根本力量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能经得起任何风险挑战的冲击和考验。（《解放军报》2020年8月7日第7版）

0
分享至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胡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准确把握住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成功经验，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内涵，全面回答了新时代要“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对于坚定制度自信，面向未来推进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想遵循。《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清晰揭示了我国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表现为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习惯、道德、法律等等，蕴含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而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含多方面的制度。制度是治理的依据，制度的性质决定治理的方式；治理是制度的实践，制度的实践过程就是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探索，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并日益彰显出鲜明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政治奇迹。这些显著优势，正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正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底气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源自于厚实的理论支撑和文化根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党的科学理论，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一整套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同时又植根中国大地，吸吮了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和历史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又是我们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实践成果，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来推动国家发展而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顺应人民期待，深得人民拥护，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价值意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也让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有信心。“中国之治”的实践证明：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中国善治”的成果也表明：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向世界作出伟大宣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面向未来，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释放出的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和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成果中释放出的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必将推动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不断增进中国制度的现代文明品格，为世界各国提供可资借鉴的制度和国家治理选择的中国方案。（责任编辑：高霈宁）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要内容。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观点，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此写入完善制度、推进治理的总体要求。“四个治理”是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高度概括，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对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精辟阐述，反映了新时代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规律要求。说到底，“四个治理”就是遵循规律的治理、符合科学的治理、尊重实践的治理、依靠人民的治理，就是现代化的治理方式。加强“四个治理”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治理是人类社会的运行机制和普遍行为。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发展方式中，治理的性质、内涵和方式不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立足中华文化的深厚根基，顺应现代社会的治理趋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形成的国家治理纲领性要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加强“四个治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以“四个治理”为重点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能悬置、必须落地，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们党在建立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对国家治理重点方向的认识愈益清晰和深入。党的十八大后明确而集中地提出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这就使得我国的制度优势能够通过全方位的新时代治理实践展现出来。系统治理展现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等优势的治理方向；依法治理展现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等优势的治理方向；综合治理展现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相贯通等优势的治理方向；源头治理展现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负责、科学执政等优势的治理方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以“四个治理”为重要机制。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要依靠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奋斗目标的基本条件。在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历史进军，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艰巨性复杂性也是空前的。要求这一进程中的国家治理，必须是站在时代前列、适应社会变革、统筹全局各方、运用现代方式、占据主动地位的治理。“四个治理”构成了实现奋斗目标的治理机制。系统治理保证了与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相一致的整体协调展开，依法治理保证了这一历史进程的稳定性连续性，综合治理保证了社会要素、社会资源、社会力量的充分调动，源头治理保证了标本兼治，防止了短期行为。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以“四个治理”为主要方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在治理目标上，要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体现在治理方式上，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向现代治理方式转变。“四个治理”既是根据治理现代化的规律提出来的，也是针对当前我国治理实践的矛盾问题提出来的。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部门和干部，只抓容易出政绩、出名挂号的事情，解决重大矛盾问题缺少招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仍然热衷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表现出治理能力较弱、治理水平较低。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必须加强“四个治理”。“四个治理”说到底，就是遵循规律的治理、符合科学的治理、尊重实践的治理、依靠人民的治理，就是现代化的治理方式。加强“四个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是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内发挥作用的，是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过程中逐步深化的，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彰显成效的。加强“四个治理”，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之点，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环节。加强系统治理，坚持党的领导。新时代国家治理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靠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改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系统的、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加强系统治理的根本是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今年1月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带领全党和人民奋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显示了高度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力。加强依法治理，建设法治中国。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法治能够为国家稳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为国家有序发展提供规范框架，为国家持续发展提供确定空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就是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国家依法治理，实现国家治理基础的重大转变；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实现国家治理机制的整体转型；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依法约束权力，实现国家治理监督的有效强化；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全民崇尚法治，实现国家治理文化的现代更新；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全党模范守法，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大幅提升。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略。加强综合治理，形成总体效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综合性，是各领域制度能力和各方面治理能力的集成。综合治理就是要充分运用各种制度资源和治理手段，增强治理的总体效果。比如，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要求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再比如，在社会治理中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在生态治理上要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等等。加强源头治理，防范重大风险。源头治理是一种治本治理，是一种高质量高效率治理。当前，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更是要加强战略预判和风险预警，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防止各种风险传导、叠加、演变、升级，决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要在全面掌握风险成因中防控风险。要在有效化解风险振荡中防控风险，风险具有非线性机制，从萌芽到爆发，需要经过一定环节酝酿，经过一个过程演化，对风险控制得越早，防范越及时得力，效果就越好；要在及时中止风险演化中防控风险，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努力占据防控重大风险的主动和有利地位。加强“四个治理”，有力保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的有力保证。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保证2020年的决胜决战，是加强“四个治理”、增强治理效能最为迫切、最为直接、最能检验的重大任务。确立决胜决战的良好秩序。全面小康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少”。决胜决战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必须全国统一布局、全面有序展开，做到紧而不乱、难而不误。治理能够协调社会关系、形成运行机制、建立活动秩序，加强“四个治理”将保证确立有利于决胜决战圆满成功的关系、机制和秩序。“四个治理”运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调动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保证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四个治理”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共进，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即使遇到突如其来的风险挑战，依靠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巨大优势，也能够沉着应对、有效阻击，有条不紊、风雨无阻，确保决胜决战。凝聚决胜决战的强大合力。决胜决战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万众一心加油干。治理的功能包含资源分配、利益调节，化解社会矛盾，治理的效果包括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社会活力。“四个治理”是凝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强大合力的动力机制。通过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仅继续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更高要求，而且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攻克决胜决战的短板弱项。决胜决战是一场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就能取得胜利的，仍然要啃硬骨头、攻克难关。党中央多次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实质上也是决胜决战所要攻克的短板弱项。治理是问题导向的治理，越是有短板弱项，越是要加强和完善治理。“四个治理”聚焦问题、系统运筹、综合施策、举措得力，就能够把短板补得再扎实一些，把弱项修得更牢靠一些。这不仅是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铺路架桥，而且也是为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进军打牢基础。（作者为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 的文章

 

随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