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中吃湖盐好还是海盐好和海盐哪一个更早被人类使用?它们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2024-01-27 16:39
来源:
珂梦历史人文发布于:天津市
众所周知,近代科学诞生于16、17世纪的欧洲大陆。1687年,英国人艾萨克?牛顿发表了划时代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揭开了困扰人类几千年的自然界的神秘面纱,彻底消除了古往今来大自然带给人类的巍峨感和神秘感,发现了大自然内部运作的数字化套路,从而为摆正人类认知世界视角、全方位改造世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果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经发表之后,人类文明有如“打了鸡血”般狂奔了起来,天体力学、工程力学、数学、物理学等学科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这些学科的破茧新生,不仅更大范围地扩充了人类认知世界的视野,更是为机器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带来了发展契机,并引领着人类进入到了人类历史伟大之变革的工业革命浪潮中,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论及人类文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喜欢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几个阶段。我其实很反对这样的划分,原因有二。首先,这依然是站在人类的视角来划分的,仍然摆脱不了6000多年以来人的主体论思想的束缚;其次,这忽视了机器化大生产带给人类的变革作用,因为从以上几个社会的命名可以看出:根本就没有机械化大生产一星半点的体现。虽然口头上承认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伟大之变革,但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划分上又选择性地进行忽视,而是将其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因此哲学家在谈论资本主义社会,尽情数论其各种不道德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在短短近百年时间内,创造的财富比以往6000多年创造的总和还要多。我对此嗤之以鼻,假如没有近代科学的横空出世以及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不论是什么主义的社会,也不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发明出什么样的新颖名词,人类的生活也终将跟原始社会一样,凭借双手开疆拓土,以牲畜之力耕种田地,在能不能养活人类自己的问题上纠结下去。依我之见,没有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科学的诞生,就没有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也将与过去一样贫穷。工业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人类与世界相处的方式,使得人类不再需要通过双手长年累月地“愚公移山”,而是取而代之利用机器的力量以秒计时、高效率地开疆拓土,并最终促使人类不再是自然界的“奴隶”,而是反客为主成为了主宰。因此,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人类文明应划分为两阶段:人力文明和机器文明。说到工业革命,不得不提饱经沧桑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起源很早,若以仓颉造字开始计时,中华文明已经历经了6600年的风风雨雨,这6600年间,中国人展现出了极其聪明的一面,一些科技上的大发现动不动就领先欧洲数百年以上。如数学上的勾股定理,公元前1000年,西周的商高就发现了“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欧洲古希腊的毕达哥斯直到公元前600年才发现,中国领先欧洲400年以上;再比如杨辉三角,是数学中的二项式系数在三角形中的一种几何排列,早在公元1261年,南宋数学家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术》中就提到了。欧洲直到1654年,才由帕斯卡制成表,所以此表被欧洲人称为帕斯卡三角。但很显然,帕斯卡三角比杨辉三角晚了近400年。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中国的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范子计然》中记载,早在我国的春秋时候,民间就有应用,范子计然认为是“硝石出陇道”。唐朝末年,火药已被用于军事。唐昭宗天佑元年,杨行密率军围攻豫章,手下部将就发射了“飞火”。北宋年间建立了火药作坊,制成了火药箭、火炮等,元代制成了铜铸火炮;明代则设立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永乐五年,朱棣特置神机营肄习,并提出了“神机惮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原则。神机营也因此成为了明军三大营之一,装备有火枪、火铳等,后期又添火绳枪。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世界处于领先定位,比欧洲最早成为建制的西班牙火枪队(创建于1510年)早了1000年。火药在公元12~13世纪传入了阿拉伯国家,随后再传入到了希腊和欧洲,英法国家直到十四世纪中叶,才有应用火药和火器的记载。既然中华文明老早就接触到了科技的力量,为何改变人类历史的“科学”,却没诞生在中国?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中华文明起源太早了。众所周知,西方文明的三大源头之一的古希腊文明诞生于公元前650年左右,那个时候,已产生出了如阿基米德一样的科学天才,他对浮力定律的研究以及临死前对几何公理孜孜不倦的探索,成为了后世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榜样。因此,倘若追溯西方科学体系的奠基人,追本溯源总能追溯到阿基米德。如前所述,公元前1000年,西周的商高发现了“勾股定理”,为何就没有如西方世界一样,形成中国科技体系奠基和传承人呢?还是那个原因:中华文明起源太早了。虽然中华老祖宗非常聪明,也很善于联想,但奈何工具器械跟不上,只能依靠双手和牲畜之力艰难地开疆拓土。为此,聪明的祖先赶紧一总结,发现了一个规律:作为个体的力量非常有限,但汇聚成群体,则可以“制禽兽,服狡虫”。认识到这一点后,中华老祖宗便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人身上,导致对大自然的关注以及可能带来的科技革命完全忽视。并且更可怕的是:得到人只有抱成团才能征服世界这一观点后,中华老祖宗便孤注一掷地走向了君主专制,并在纠结君主应如何治国上越走越远。因此,公元前11世纪西周的建立,就形成了完善的君主制度。为了能更好地约束百姓,使得国人乖乖地听从君主号令,西周很有创造性地确立了“亲疏有别、上下有等”的“等级之礼”,并对国人日常的各项行为举止都做了严苛的规定。《礼记》、《周礼》、《仪礼》(号称“三礼”)涵盖了西周政治、行政、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不论是饮食还是殡葬,西周王朝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一方面严格地束缚住了人的思想,使得国人除了服从便不能有其他思想;另一方面更是对国人的思考方向起到了绝对唯一的导向作用,自此,虽然中华民族不乏有识之士,不乏聪明的思想者,但大家思考的不过是治国安邦这类跟君主专制密切相关的大问题,根本就没有人关心科学如何发展这类小问题,如此导致商高的发现,谁在乎?而造就这一切的起因都是:中华文明起源太早,因为生产力大幅落后不得不依靠群体力量战胜大自然,导致聪明的中华老祖宗不约而同认为:群体力量才是生存的不二法门,因此最终都循着这条思路,走向了君主专制的“死路”。这个过程中,谁在乎商高的“勾股定理”?又有谁在乎这背后的科学学科的诞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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