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20年，回望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大概有五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十年前想不到的。过去十年的五个意外第一，中国的GDP增速从2009年的9.4%，逐渐下降到了去年的6.1%。当然对于这个事实，可以有悲观和乐观的两种解释。一方面，中国经济并没有像乐观者所预言的，在过去十年里仍然保持7-8%的增速。另一方面，它也没有像悲观者所预言的，遭遇到“硬着陆”。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表现仍然出色。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也从2009年的8.5%，上升到了去年的16.3%。第二，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从2009年的141%上升到了2019年的245%（社科院数据）。这个事实，同样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方面，十年前的乐观者恐怕不会想到，中国经济将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加杠杆。但一方面，悲观者恐怕也不会想到，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加杠杆，却没有发生任何接近债务危机的事件。第三，房价的迅速上升。十年前楼市空头，在一轮轮的房价上涨后，早已销声匿迹。而调控楼市，不论是十年前还是现在，对于政府而言都是极其困难，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第四，上证指数和十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上涨。这个结果，恐怕是十年前的股市多头万万没想到的。但正如许多市场人士指出的，大盘十年不涨掩盖了市场内部的波澜壮阔。在银行、能源等行业长期低迷的同时，消费、科技等行业在过去十年中表现优异。第五，移动通信发展神速。2010年6月发布的iPhone 4，标志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从微博微信到抖音B站，移动通信在过去十年中，深刻地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从淘宝到美团，电商的渗透率也在过去十年中大幅提升。MMT的黄金十年如果说还有一点想不到，就是现代货币理论（MMT）从十年前的默默无闻，到今天在政界和金融市场上都拥有了大批拥趸。这倒不是因为MMT的理论本身有多强大，事实上这些理论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MMT在政界成为热门话题，是因为金融危机之后，贫富差距加速扩大，MMT主张通过政府赤字来达到充分就业，受到西方许多左翼人士的追捧。而在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则是因为金融危机之后，MMT的预测能力比主流理论要好很多。过去十年，MMT的一系列预测，如政府赤字不会导致利率上升，以及货币宽松不会导致通胀上升，都是事前争议巨大，但在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为什么MMT的预测能力如此强大呢？在笔者看来，MMT有两个主要的理论来源：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以及凯恩斯理论。MMT大多数惊世骇俗的政策主张来自前者，而它的预测能力则主要来自后者。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凯恩斯理论诞生的上世纪30年代，和过去十年的全球经济环境非常相似。过去十年全球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有效需求长期不足，而结果就是“三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至于有效需求为什么会长期不足，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家庭和企业都要去杠杆，导致需求不足。第二种解释是，人口逐渐老龄化，人口红利消退。第三种解释是，由于收入分配不断恶化，富人有钱不花，而穷人没钱花，所以需求不足。第四种解释干脆说，有效需求不足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二战之后的六十年才需要特别解释。至于这四种解释哪一个是正确的，恐怕没人知道。社会经济的大时代，决定了不同经济理论的解释能力。经济理论的本质是机制解释，或者说通过某种机制，来解释经济现象。现实中存在许多机制，哪种机制起主导作用，取决于大的宏观环境。不同年代诞生的经济理论，为了解释所在时代的现象，就会强调不同的机制。比如说，二战之后的六十年，有效需求相对充裕。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主流经济理论，就会强调政府赤字会推高利率，从而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出”效应的机制。相比之下，MMT就会强调政府赤字会压低利率，从而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入”效应的机制。有效需求充裕的时代，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利率，就能使经济摆脱过热或过冷的状态，所以主流理论就会以货币政策为主导，相对轻视财政政策的作用。但在有效需求长期不足的时候，像上世纪30年代和过去十年，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就会很明显，像现在许多国家已经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了，经济还是起不来，所以MMT的政策框架就会以财政政策为主导。对于学术界而言，机制解释的精确性和可积累性是最重要的，所以主流学派对MMT最多的批评就是缺少数学模型。但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模糊的正确远远大于精确的错误。而预测的正确，关键在于是否抓住了起主导作用的机制。过去十年的全球经济，就是一个低通胀低利率的环境。这时MMT强调的机制就会变得更重要，而它的预测能力和主流理论相比也会好很多。也要看到，MMT的预测能力来自于有效需求长期不足的时代背景。一旦全球经济脱离了低增长低通胀的环境，MMT的预测能力就会大幅下降。另外，MMT很像一个非主流理论的大杂烩，其中有一些观点，的确为我们理解和预测经济提供了有用的视角，但不能因此就全盘接受其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需要采取个别观点个别分析，而不是贴标签的做法。像近期热议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其理论基础来自MMT中的货币国定论，而MMT的预测能力则主要来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凯恩斯理论。从MMT看过去十年的中国经济过去十年，正是适合MMT的环境。全球经济的长期有效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中国经济为什么仍然有相对出色的表现呢？MMT对于财政政策的重视，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视角。相比主流理论，MMT更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并着力于打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隔。在MMT看来，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的时候，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货币政策的失效，不是因为货币政策传导不畅，而是由于实体经济缺乏融资需求。这时就需要财政政策发力，在需求不足的时候人为创造需求。MMT的很大一部分理论，都是在论证政府在财政上的约束，比通常认为的要小很多。而且, MMT认为财政政策不应追求预算平衡，而应追求整个经济的充分就业，也就是所谓“功能财政“。MMT的问题意识，来自西方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立的制度，以及在主流理论的桎梏下，财政宽松远远滞后于货币宽松的现实。而在我国，打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藩篱，远远比西方主要经济体要容易。原因在于我国的宏观管理的核心，不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分立，而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金融集权”。财政支出特别是基建，主要由地方政府来做，而金融资源则主要受中央政府控制。本世纪发展起来的“土地财政“也是如此，大多数房地产政策由地方政府制订和执行，”一城一策“，但对于房地产最重要的金融政策，像首付比率、房贷利率等，则是由央行来决定。这样的制度安排，既保留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和手段，中央又通过控制金融制约了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和预算软约束。但在必要的时候，也能够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从而实现了MMT所强调的财政扩张。不论是08年的“四万亿”，还是之后几次稍小规模的经济刺激，无不如此。像2012年夏天放松对融资平台的监管，使基建投资迅速回升。以及2015年3.30三部委地产新政，使房地产市场触底回升。过去几年来自央行的PSL贷款，大力推动了地方政府的棚改进程。在过去十年中，我国经济之能够避免硬着陆，一大原因就在于财政能够有效扩张。而西方主要经济体，特别是欧元区，却一直都存在财政政策远远滞后于货币政策的问题。从MMT看关于债务问题的争论过去十年中，国内外对债务问题的争论一直很激烈，对此MMT也能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当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私人部门就会存在过剩储蓄。在MMT看来，这时政府有两个选择：一是通过财政赤字来吸收私人部门的过剩储蓄。二是容忍经济不断下滑，最终通过更低的收入水平，来降低储蓄水平，从而消灭过剩储蓄。但第二种情况下，经济下滑会令人们更加悲观，从而更加减少支出，增加储蓄，导致出现恶性循环。人们对杠杆率的一大担忧，就是债务风险。在MMT看来，以主权货币发行的政府债务，永远不会违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债务的主体，也就是国企、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或多或少都是广义上的政府债务，而且是以人民币发行的内债。再加上主要借款人主要是国有银行，可以通过地方债置换、企业债转股等方式进行债务重组，所以债务风险是不大的。许多人也有一个疑问，中国继续加杠杆的空间还有多大？在MMT看来，政府并不能无限加杠杆，但政府加杠杆的真正约束，不是预算约束或者违约风险，而在于资源约束和外部约束，也就是通胀和汇率。过去十年全球出于低通胀的环境，再加上我国有巨额外储和资本管制可以稳住汇率，所以通胀和汇率没有构成加杠杆的实质约束，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杠杆率上升很快，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原因。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必然的，如果通胀重来，或者资本管制的放松，都会降低我国加杠杆的空间，增加债务风险。在有效需求长期不足，而且债务风险很小的情况下，我国通过加杠杆，成功地避免了经济陷入下降漩涡。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同意需要为“四万亿”正名。但是，笔者不同意MMT关于政府债务是“免费午餐“的说法。不发生债务危机，不代表高杠杆率就没有成本。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财政主导下的资本配置效率不高，而且将越来越低。第二，不论是基建还是地产，都和土地市场密切相关，这就使得房价调控很难持续，而高房价将导致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财富差距的扩大。第三，增加了对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财政分权，金融集权”的路径依赖，导致在土地和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难以推进。而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正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解释过去十年的五个意外现在，就可以来回答本文开始时提到的几个意外。第一，经济增速的下滑，一方面在于过去十年全球就是处于低增长的环境。而我国占全球经济占比的上升，原因在于“金融集权，财政分权“下，在必要时能够进行财政扩张。第二，债务上升，在于需要通过政府赤字来吸收私人部门的过剩储蓄。在这个意义上，不应该把上升的杠杆率全然看成坏事。更准确的说，高债务更像是问题的表象，而不是问题本身，真正的问题在于有效需求长期不足。第三，房价的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房地产是“金融集权，财政分权“的核心，导致地产调控很难持续太久。由此而来的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又加剧土地供需错配，导致一、二线城市土地供不应求，进一步推高了当地的房价。第四，上证指数十年不涨，原因在于不断上升的杠杆率，使投资者长期怀疑银行的资产质量。而有效需求的长期不足，导致传统重工业和能源行业的表现长期低迷。但逆周期的宏观政策，也使得我国居民的收入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速，从而为消费提供了支撑。第五，科技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也和宏观经济密不可分。过去十年低增长低利率的宏观环境，导致大量资金流入科技领域，造就了大批独角兽公司，也加速了科技应用于生活的进程。而财政扩张带来的大量投资，使我国的基础设施突飞猛进，是电商和科技产业链起飞的重要原因。未来十年最重要的经济问题MMT的一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十年很有启发。而展望未来十年，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接下来将是一个继续低通胀的时代，还是高通胀的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决定许多事情，包括主流理论和MMT的预测能力孰优孰劣。从前文提到的人口结构、财富分配，以及历史常态来看，低通胀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但历史也不断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永远充满了意外。（作者为胡伟俊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麦格理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21-12-03
13:00:01过去的一年，全球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而大幅放缓，各国政府相继推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刺激政策。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收缩与公共债务压力，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表现疲弱。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持续加码宽松政策，相继推出力度空前的货币政策组合，远远超出传统货币理论的政策框架。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是一批继承了明斯基对于凯恩斯经济理论解读的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在货币、财政、金融理论方面做出的新发展。该理论主张打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边界，支持通过货币融资来实现财政赤字，旨在解决失业问题和促进经济增长。那么未来财政货币化是否会成为其他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新常态”？这种可能性将对中国的货币调控产生何种影响？全球宽松背景下，为何过去十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胀压力，未来会如何？中国目前能否运用现代货币理论的部分措施，什么情况下用，如何具体运用以及风险等，都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理论联系实践，实践启发理论，本篇就以上一些疑问，初步探讨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意义、实践与风险。现代货币理论是什么？现代货币理论的三大支柱是货币国定论、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最后雇佣者计划。尽管现代货币理论有关政府发债无约束、央行与财政合二为一、零利率政策以及充分就业的扩张政策不会引起通胀等主张与现实有距离，且理论逻辑自洽方面存在不足，但它对于认识货币的本质、丰富和完善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以及应对现实经济问题方面均能有所启示。现代货币理论作为非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亦有重要启发。同时，我们也看到现代货币理论在一般均衡的意义上理论逻辑并不严密，政策建议方面往往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的地方。现代货币理论在财政和货币当局的边界问题，政府债务可持续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也没有深入的探讨。现实的全球经济治理中，政府债务是有边界的，至少面临三方面约束：一是通胀约束；二是竞争性货币约束；三是金融风险约束。我们观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现代货币理论大行其道，确实在稳定金融市场、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一些作用，但是持续性和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让全世界付出高昂代价。沉痛教训让我们意识到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脆弱性的危险。即便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使用赤字货币化融资的手段也必须要慎之又慎。现代货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一些经济体实施到具体的政策运用，部分发达经济体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债务规模和债务率攀升，全球资本流动加剧，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增加。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一定造成显著通胀吗？一直萦绕在我们脑海的是一个理论问题，即：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一定带来显著和持续的通胀吗？从全球的经验来看，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但宽松货币政策不一定带来恶性的通胀。按照货币数量方程的角度，MV=PY，假设货币流通速度和实际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供给与通胀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持续扩大的政府赤字和美联储海量的流动性投放并没有带来显著的通胀，这让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陷入尴尬的境地。这也就是说，增加了巨量的货币之后，整体通胀水平并没有出现相应程度的提高。对于中国而言，2008年之后的十几年里，货币数量供给的平均增速在13%以上，但相同阶段并没有出现持续的通胀压力，有部分时间还出现了PPI持续通缩的情况。如图1，历史上看，中国的通胀水平与货币增速之间相关性并不强，且略滞后。相对而言，部分国家也实施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了较大数量的货币，却带来了恶性的通胀，比如南美等部分经济体。从近十几年来各国的实践来看，宽松货币政策确实与通胀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不一定带来恶性的通胀。我们发现，不同经济体对同样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反应并不一样，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各国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金融结构等存在差异。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带来通胀，取决于这一经济体的生产供给能力。我们将经济的生产供给分成两个部门：低生产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按照货币数量方程的角度，MV=PY，古典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并没有显著影响，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体现为价格的上升，即为通胀。事实上，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有影响，且各行业影响不一。低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资本深化较低的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供给能力较弱，不能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容易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上涨。高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资本深化较高的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供给能力较强，可以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上涨。当供给增加较快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供给，有可能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下降，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部分行业的通缩共存。低效率部门的生产效率较弱，宽松货币政策很难提高供给产出：F"low-k（K,L,etc.）＜0高效率部门的生产效率较强，宽松货币政策容易提高供给产出：F"high-k（K,L,etc.）＞0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各个不同经济体为何反应不一样？主要为各个经济体中低生产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比例不一样。比如，当一个经济体中高端制造业（较高资本深化，近似高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达到一定的阈值，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低生产效率部门表现为产品的通胀，但在高生产效率部门表现为通缩。当一个经济体里高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超过阈值（这一阈值可以通过国际比较和历史数据得到一个大致的经验数值），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带来较高的整体通胀水平，比如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的中国、未来的越南等。反之亦然，低生产效率部门占主导的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很可能是通胀，比如南美部分经济体。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外溢效应，从全球范围来看，只要全球的高生产效率部门国家足够多，占比足够大，那么即便美联储持续宽松，也不会带来显著的通胀压力。综上所述，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效果并不一样。中国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具有较高比例的高生产效率部门，也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用担心带来较为显著的通胀压力。一些低生产效率占比较大的经济体，因为供给能力较弱，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很快体现为通货膨胀。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与风险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实践和应用，即：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目前在我国能用吗？有必要立刻用吗？有何风险。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2017年）的文章认为，应从根本上考虑货币的性质，即将其看作国家发行的“股票”。伯南克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给我们以启示，在一定时期、一定对象层面，央行所注入的每元人民币可看作是国家的股权，对于经济中充满债务资金、缺少股权资金的情况，如果央行按照合理和严格的系统，把股权资金配置到相应的地方和行业去，并与债务资金重新组合，很快就能在全社会实现股权和债权的平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和金融学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和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合作的论文《国家资本结构》（2017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模型以分析国家层面的资本结构，并为三个相对独立而又互有关联的经济学科建立一个共同的微观理论基础。具体来说，一国发行的主权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国家资本结构中的股票，以外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债务，通货膨胀成本源于多发货币（股票）后在国民之间的财富转移（股权稀释）。在国家层面，其货币（股票）发行得越多，面临的破产风险就越小；其货币（股票）越被国际资本市场高估，越应该发行更多的货币（股票），以加大投资、消费或换取外汇储备。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现代货币理论的政府发债无约束、央行与财政合二为一、零利率政策等，可以通过将货币发行视为一个经济体的股权，从而解决经济体各个不同行业股权和债权的平衡问题和债务的短期可持续性问题。国家的股权和公司的股权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国家发行的货币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家主权信用和对国家长治久安的信心的担保。但是，两者也有一些区别，特别是公司在信用体系崩溃之后可以选择破产等措施，国家由于货币发行过多之后可能的信用体系动摇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将远远大于公司层面。因此，货币在某些阶段，一些领域可以类比为国家的股权，但是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的股权。广义上的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在学术界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并不争论概念，从广义的角度阐述近年来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类似的实践。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过去更多地表现为，央行发行的货币通过商业银行等机构，为地方政府债务进行融资和为国有部门的部分债务进行过度的融资。比如说广义财政赤字方面，按照我们的测算，2009年-2017年，中国实际的广义财政赤字率较官方公布的预算内赤字率平均高7.2个百分点，其中差异最大的时期出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2016年-2017年。我们将政府债务分为中央和地方两部分考察，中央财政赤字部分总体可控，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较为突出。关于地方政府债务存量的部分，我们的数据分析发现，将2009年-2017年间测算的地方广义财政赤字净加总，目前地方政府累计债务总规模已经达到了39万亿元。现代货币理论的风险在于债务的积累和效率的下降。经济体一些效率偏低的行业，低迷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使得过剩的资金不愿意流入这些实体部门，倾向于在各类金融市场中流动，资金往往出现“脱实向虚”的趋势，资金更多的进入资本市场等。我国目前在部分行业已经开始出现实体经济效率下降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经济在2014年附近出现了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降低至资金成本附近的新局面。我们认为2014年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一年。从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而言，我们发现上证指数与实体经济基本面之间的关系，在2014年以前为正相关（+57%），在2014年以后为正相关减弱，有时甚至是负相关。从热钱流动（世界银行残差法，剔除虚假贸易部分）和人民币汇率预期的角度来看，2014年以前热钱更多地表现为流入中国，2014年以后表现为持续流出中国。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来看，我们发现2014年以后，单位货币增量拉动GDP的效力在快速下降，也就是说刺激经济所需要的货币宽松程度在扩大。种种微观形态的表现综合起来，我们发现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在2008年以来持续下降，且在2014年附近降低至金融市场无风险融资成本以下，这就意味着过度的流动性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更愿意在各类资产之间空转，形成局部泡沫，威胁经济和金融稳定。如果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持续低于融资成本，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将使得全社会的债务杠杆率曲线不收敛，这将是未来的发展中一个很严峻的金融风险。因此，实施现代货币理论政策主张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能保证实体经济维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综上所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让全世界付出高昂代价。沉痛教训让我们意识到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脆弱性的危险。即便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使用赤字货币化融资的手段也必须要慎之又慎。现代货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一些经济体实施到具体的政策运用，部分发达经济体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债务规模和债务率攀升，全球资本流动加剧，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增强，我们应该及时预防金融风险，做好政策应对。按照我们的分析，中国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具有较高比例的高生产效率部门，也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用担心带来较为显著的通胀压力。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现代货币理论的风险在于债务的积累和效率的下降。因此，我们初步认为，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短期内在中国可以用而弊处可控，主要源于中国较强的实体经济供给能力和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体系。但是，目前的传统政策工具已经基本能够应对短期的经济波动和促进经济中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可以在出现重大经济风险和金融稳定受到威胁的时候使用，而且中国也不一定需要货币当局直接出面，在实践中已经具有较好的政策中介载体。我们应该看到，未来中国发展的脚步无法阻挡，中国经济的韧性显著增强，中国科技进步的步伐坚定有力。发展中出现的暂时性、短期化的问题不能阻碍中长期的发展目标。结构重于总量，长期重于短期。未来一个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逐渐放缓，但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将比以往更为显著，现代货币理论的部分政策主张可以发挥结构性发力的特点，重点支持一些需要扶持、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快速健康发展。（作者为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中国新供给五十人论坛成员；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