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为啥回民为什么喜欢打架挑拨

明朝末年的西北回族领袖马光玉、马守应、米喇印、丁国栋等人,信奉的都是格底目教派。格底目一词出自阿拉伯语,意为“古老”,所以格底目派俗称为“老教”。这个称呼是18世纪才出现的,因为虽然现在中国的伊斯兰教分为新教和老教,但是在17世纪以前,中国的伊斯兰教只有后来被称为“格底目”的这一派,自然也就没有新老之分。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称之为格底目派。格底目派出自逊尼派的哈乃斐学派,在唐代就由西亚商人传入中国,到了明代,格底目派的信徒规模已经非常庞大,而且一家独大。就连东南亚的伊斯兰教,都是最早由中国的格底目派信徒郑和传入的。格底目派的特点为尊重传统,重视教育,反对干预其他宗教和教派的事务,推崇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非常具有包容性,强调对国家的忠诚。格底目派信徒的中坚力量是卫所的军官,他们有世袭的军职,保证了家族势力不会因为科举落榜而中断。不能继承军职的子弟则往往选择参加科举、研究经学或经商,进一步拓展家族势力。明朝军队中有大量的回族军官和士兵,这些人的存在保证了格底目派在中国的主导地位。明朝末年时,格底目派的主流学术观点是“以儒诠经”,运用儒家学说的表述方式来解释教义。王岱舆等经学大家主张:“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明代的经学家们,皆以“学通四教”为荣,既精擅格底目派自身的经典,也广泛地研究儒释道三家的理论。与同时期欧洲惨烈的宗教战争相比,中国的儒释道回四大宗教一直保持着和平共处、理智交流、共同促进,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一段佳话。明末天主教传入时,有焚烧佛像、废除祭祖等过激行为,因此引发了许多汉族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而格底目派一直尊重其他宗教信徒的生活习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互不干涉,回汉军民之间的通婚也很频繁。明朝末年,由于军饷长期拖欠,很多回族士兵生活无着,加入了农民军。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光玉和马守应,他们的队伍中也有很多汉人、蒙古人,李自成、高迎祥等汉族农民军首领的队伍里也不乏回人和蒙古人。他们长期并肩作战,从来没有因为宗教原因互相攻击。回族农民军的纪律也和汉族农民军的一样,有的只抢士绅,有的连士绅带老百姓一起抢。但是无论作战还是抢劫,宗教信仰从来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反倒是共同出身陕西的地域认同对农民军来说更重要。清军入关之后,北方回族的明军和农民军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他们有的投降了清军,有的则退到南方坚持抵抗。南方的回族军人中,也出现了羽凤麒、马承祖、撒之浮等抗清英雄。在广州保卫战中,汉族和回族的士兵、百姓们一同保卫家乡,与清军浴血奋战。当初李自成攻略陕西的时候,大部分陕西回族的军官、士兵都不战而降。后来清军进犯陕西,趁着大顺军主力与清军在潼关、陕北激战,清军鼓动河套蒙古进犯河西走廊。本地的回族军人或者跟着大顺军一起撤退到湖广,或者降清。但是,降清的回族官兵们很快就认清了清朝的嘴脸。清朝在陕西的回族军民中也强制推行剃发令,逼迫他们改用满族服饰,又废除了卫所制度,令很多士兵生计无着,除此之外,清廷还逼迫陕西的回族官兵们去湖广、四川作战,进攻大顺军和大西军。面对清朝的侮辱和迫害,陕西的回、汉、蒙各族军民忍无可忍,在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米喇印对丁国栋提出:“与其豚尾长拖,何如鸿飞远走。”丁国栋则说:“南京、福京相继而立,大明不亡,殆关天数。公如有志恢复,斩清抚以据河西,固易事耳。鲁阳挥戈,梁公夹日,与夫汉、晋窦融、张轨之所为,安见今人之不古若耶?”他们以明朝的延长郡王为号召,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虽然几个主要的领导者都是回族将领,但也有大批参与起义的军官、士兵、百姓来自汉、蒙、维等各个民族。起义军的口号几乎没有宗教因素,米喇印、丁国栋始终以明军将领的身份战斗,一直是以反抗清军、保卫陕西作为核心宗旨。起义军声势浩大,席卷甘肃。在清军中的满蒙汉回各族军阀的镇压下,起义最终失败。起义军与清军进行了非常惨烈的战斗,给清军造成了不小的杀伤,自身也牺牲极多。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清军残暴屠杀回汉各族百姓,尤其是在双方决战的甘州、肃州等地,清军的屠掠尤其惨酷,居民一空。经此一役,陕西的格底目派军官势力几乎被连根拔起,信教群众也大批被屠杀。之后,甘肃的回汉军民一直坚持抵抗,直到1663年才被彻底镇压。因此,清朝对于格底目派信徒一直提防歧视,想方设法进行限制。由于格底目派素来对传教工作不重视,在遭受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又失去了世俗政权支持的情况下,其在陕西的地位迅速地被“新教”取代。从清朝初年开始,苏菲派四大门宦(噶德忍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虎夫耶)陆续传入陕西,因为其仪式简便,又擅长组织教团,很快便压倒了格底目,被称为“新教”。四大门宦之间也有纷争,在虎非耶派内部,又有花寺门宦和穆夫提门宦的争斗。但清朝官员往往只求敷衍了事,并不认真调解,甚至认为这是分化瓦解回人的好机会。有的官员还利用教派之间的冲突挑拨离间,从中牟利。最初的门宦领导人往往是平民领袖,还特别注意远离权势和财富,哲赫忍耶派的创始人马明心就坚持主张门宦应该传贤不传子。可到了后来,门宦制度还是发展成了世袭制,演化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陕甘回变,回汉之间互相仇杀,不同教派之间也互相仇杀。哲赫忍耶派成为了陕甘回变的主力,而虎非耶则站在了清军一边,在镇压了对手之后形成了军阀势力,后来著名的西北五马俱是虎非耶派出身。马鸿逵、马鸿宾出身毕家场门宦,马步青、马步芳、马仲英出身于花寺门宦。同一时期,又产生了伊赫瓦尼派,也叫“遵经派”,号召“遵经革俗”,主张打倒门宦。不过后来,门宦出身的西北诸马军阀反倒与伊赫瓦尼合流了。再后来,一部分伊赫瓦尼派信徒受到瓦哈比派的影响,又分化出了赛莱菲耶。赛莱菲耶开始公开传播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后面的事情就不方便说了。在陕西发生回变的同时,云南也发生了回变,当地清朝官员同样采用挑拨离间的方式来统治回汉人民。“见临人势强,则召临人杀回人;见回人势强,又使回人以杀临人。”但是,领导云南回民起义的杜文秀却没有走上民族仇杀、宗教仇杀的道路。云南穆斯林有的是元朝色目军人的后代,有的是来自陕西的农民军中的回族士兵的后人,九成以上都是格底目派的信徒。尽管清朝官府多次组织屠杀回人,挑拨云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杜文秀却没有中计。他吸纳汉族、白族、彝族人士加入自己的政权,并明文规定:“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欺虐。违者,不拘官兵,从重治罪。”“军官所过地方,有毁拆庙宇,扰害民房者,斩。”当然,网上也是有这种说法的:然而,他“引用”的内容同样没有出处。法国派到云南的第一支探险队是1866年,也就是同治五年出发的,第二年春天才进入云南。也不知道同治三年的这支探险队是哪里冒出来的。1866年那支探险队的报告我没找到中文版,就不多评价了,但我在别处查到的引用这份报告的内容全都是白话文。即便确实有这句话,也不能确定造成“十室九空”结果的是清军、投靠清军的马如龙部还是瘟疫。法国探险队从越南入境,就算碰上回兵,碰上的也应该是滇东南的马如龙,而不是远在滇西的杜文秀。结论:第一,明朝从来不故意挑拨回汉关系,从不蓄意制造教派纷争,反而是一直主张回汉通婚,促进双方融合。第二,与明朝世俗政权紧密结合的格底目派军官和经学家们始终掌握着中国伊斯兰教事务的主导地位,拥有最强的话语权,并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遍理解和支持。清朝粗暴地摧毁了这一体系,却不懂得如何管理宗教、如何争夺话语权,任由各种教团私下无序发展。第三,门宦高层形成封建特权,却不像明代的卫所军官那样必须依靠君权才能生存。门宦能够有效动员大量人力、财力,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宗教为号召的割据势力。明朝的回族军官即便拥兵自重,依托的也是回汉蒙等各族混杂的军阀势力,不会以宗教为号召。第四,陕西人口大量增长,生态恶化,导致资源争夺的斗争日趋严重。第五,从18世纪开始,瓦哈比派兴起,也影响了中国的宗教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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