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1.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终于形成了262万人左右的高净值人群，他们持有的资产接近90万亿规模。我们所说的金融风险，是指如果这些钱不断走资，中国可能像日本85年广场协议后一样被逐渐掏空。2.中国高净值人群接近90万亿的资产，主要囤积在两个方面，一是房地产，二是股票。想让他们重回实体经济，需要通过二次分配，就是财政的转移支付，也就是这次经济会议提出来的直接税改革。共同富裕不仅让低收入群体获利，也让高净值人群的资产获得法律确认。3.中国在历史初期处于资本稀缺的状况，所以对外资有一种特殊的宽容。现在不需要了，我们自己的资本已经可以达至均衡，甚至已经开始过剩。现在资产类税一旦确立下来之后，90%的老百姓一定是高兴的。因为我们建议征收直接税之后，直接免掉老百姓的五险一金。凤凰网香港號陈笺 ：凤凰网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陈笺。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定调，今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垄断和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在相关政策下我们看到一些行业垄断的集团和平台受到了相应的管控和制约。另外在不久前，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了第10次会议，聚焦两方面：一个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还有就是实现“共同富裕”。防范重大金融风险有何必要性？共同富裕又是怎样的愿景和蓝图？对于这两大关注点，不同阶层的民众有不同的反应。以劳动来获取收益的群体当然非常欣喜，但对有些有产阶级来说就产生了一些担心，自己的资产增值了，是否会被“劫富济贫”？相关政策应该如何解读？今天请来曾在国家财政部工作，如今的知名财经博主卢麒元来分析一下。卢先生您好，8月17号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了第10次会议，聚焦两大议题：一个是 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第二个是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这两大关注点释放了怎样的信息？从日本“平成战败” 看金融风险为何需重点防范？卢麒元：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两件事情要提前做一些铺垫。第一件事情，我想说一下背景，其实金融风险是放在共同富裕之前的。在金融风险这个问题上，我相信国内的大多数朋友是不敏感的，或者是比较迟钝的。因为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它都不是一般的高，是极高。中央精准地预见到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和强度，提前做准备，而且这个准备是历史性的。我想讲一点点故事，关于当年的日本。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大量印钞 ，印了10年，导致80年代出现严重的问题。这个时候它需要有人来为美元信用背书，他们选的就是日本。与此同时日本发生了一件事：日本央行的一群年轻人，他们叫“天降组”，发动了 一起相当于兵变，从大藏省夺取了发钞权，然后在1985年形成“广场协议”，再到 1991 年日本经济陷入崩溃和全面衰退。日本不是失去10年、20年或者30年，而是第二次战败，失去300年。也就是在未来300年的漫长岁月里，日本人再无机会，所以我们把它叫“平成战败”。2019年，平成天皇黯然退位。这件事情日本人痛，但不愿意讲。因为这次战败，比1945年的二次大战战败还残酷，日本因此被掏空了。而且这次掏空，其原因非常让人难以启齿——日本人心中始终将苏联和中国当成敌人，但真正灭亡他的，竟是他心里自认 最好的朋友。▎ 1987年，中曾根康弘和里根会谈。图源：美联社这件事情在最近这段时间越来越趋于明显。美元滥发之后，需要有人为美元信用背书，也就需要有一个国家提供大量的优质资产和资本回流。跟日本当时的情况比起来，中国要好很多，但也要留意一些风险。在中国，经过40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了大约262万人的高净值人群。他们持有的资产接近90万亿规模。如果这些钱不停走资，那么中国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日本。我们所说的金融风险，别人以为是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不是，就是这个。▎ 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2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大经济体量不妨碍高增长 大规模走资影响资本积累率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故事。然后再说一些常识，什么叫经济学的常识？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源于资本积累率。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是4、5、6……还是10（%），不是说体量大了，经济就不能增长 。中国经济学家说国家现在体量很大，所以高增长不可能。他说的不可能，忽略了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就是高资本积累率，必然高增长。之所以不能高增长，是资本积累率下来了。资本积累率为什么会下来？就是因为大规模走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属于常见的现象。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您刚刚例举了日本的“平成危机”导致日本被掏空的案例，来警示国家为何高度警惕和重视重大金融风险。只是因为我们积累的财富，一部分资产已经流到海外。这些财富没有在中国继续投资，或者是回馈社会，这样的走资将引发重大金融风险。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前的国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释放了生产力。如今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也已经有了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先决条件，那么对于“共同富裕”这4个字，应该如何理解？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福利 也绝不是平均主义卢麒元：回到今天的主题，高净值人群262万人，接近90万亿的资产。他们（主要）囤积在两个方面，一个在房地产，一个在股票。我对中央这两年的做法给予极高的评价，就是他们能够看到问题，精准地解决问题，并且阻止巨大风险发生。这不仅仅是共同富裕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共同富裕是一个目标，是一个说法。（实现的）方法，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了，处理一些独角兽，处理房地产，特别是深圳的房地产 。最近看到二手交易量明显跌掉了百分之七八十，房价被稳住了。但要最终解决所有的问题，就是让高净值人群资产重回实体经济，需要通过二次分配，就是财政的转移支付，也就是这次经济会议提出来的直接税改革。这件事其实已经酝酿已久，直接税包括遗产税、赠与税、离境税、房产税、数据税、资本利得税。我想这些应该会在明年二十大的时候安排，现在是预热的过程，然后实现一个再分配（二次分配）的过程。共同富裕不仅让穷人获利，也让高净值人群资产获得法律确认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共同富裕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确实是很期待和憧憬的。但有资产的群体似乎存在一些顾虑，您觉得应该如何消除呢？卢麒元：我最近在讲资本论。其实马克思对这个事情是有深刻看法的，就是必须让劳动所得与资本利得达至某种平衡。当劳动所得远远低于资本利得的时候，就形成某种扭曲。在落后国家这种资本利得由于无法得到司法确认，也就是高净值的一些资产没有得到司法确认，他们可能用其他方式来处理这些钱。整个的税政改革，共同富裕其实不仅仅是让穷人获得利益，更主要的是让高净值人群已经获得资产的人获得法律确认，是他们第二次解放。不光是照顾穷人，其实对有产阶级也是好事。一旦直接税对他们的财富财产进行了税收确认之后，才可以真正遗传给下一代人，或者是让它正当地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其实是非常好。财富再分配非“劫富济贫” 财政极需回到合理结构凤凰网香港號陈笺：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我们就已经看到“反垄断”、“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会是今年的主要工作。这些垄断型的行业，也都遭到了政策的制约和打击。对于掌握大量资本的群体来说，他们有人顾虑这会不会是 “劫富济贫”？您怎么看？卢麒元：先说一个逻辑上的看法，我们在过往的宣传中，对财富的理解，可能更偏重于认为市场形成的财富都是合理的，这个看法其实是存在巨大问题的。特别是2012年之后，我们处在一个分配出现严重扭曲的历史过程中。由于我们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受到扭曲，我们的实质负利率长时间维持在两位数，它意味着资产通胀极其严重。这个时候迅速累积出一部分财富，这个财富是由广大居民负债而构成少数高净值人群的资本利得，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合理，或者是对经济是有伤害的。现在只是对这个事做一个纠正。它纠正的是利益分配、资产分配，或者是要素分配，而非针对一种人。不是“劫富济贫”，只是重新回归一个合理的结构。这个事情既要向有钱人说清楚，也要向普通老百姓说清楚。不是“劫富”，因为那就是你的钱，是你的6个钱包，是你的数据，是你的data被用来盈利的，所以现在只是正常的回归。对有钱人而言，这是他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良机。如果大家有了共识，就不是“劫富济贫”，是真正的共同富裕。7月份的数据已经敲响了警钟，就是我们下半年的压力会非常大。因为社会零售总额出现了巨大的下调，也就是说高净值人群的这部分财富不愿意重返实体经济。既不能形成投资，也不能形成消费。中央顶住了压力，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财政政策和相对稳妥的货币政策，非常之好。我也建议，作为经济学家，不管你是哪一个机构雇佣的学者，都应该秉持一个基本的立场。我觉得是给国家立场或者是人民立场，并且要有自己的专业素质，不能为某些人或者是某些机构的利益而断送国家长远发展。中国不接受“天降组”，任何时候我们不接受“天降组”，我们不能承担“平成战败”，我说得有点重。以德国为例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 已有资产和劳动均衡的征税体系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您给我们讲的无论是“平成危机”导致日本被掏空的案例还 是中国实际的各类数据都很能说明问题，防范重大金融风险是相当有必要的。共同富裕旨在把蛋糕做大之后，就要考虑再分配的问题。如何再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呢？卢麒元：其实我们不需要重新来进行理论探讨和逻辑梳理，因为全世界已经有200年的税收经验。一个优良的国家，我指的主要是以德国、瑞士以及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他们实际上在上个世纪的100年里，已经基本上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针对资产和劳动均衡的征税体系。由于我国改革开放才40多年，私人财产的累积也是这20年的事情。所以我国没有针对财产的征税，到今天也没有。这件事情，其实在1999年，就已经开始正式提出，建议我国针对财产征税。在德国、北欧针对财产的征税，是税收的主要来源，超过50%，像德国是60%，而劳动的征税只占30%或40%。我国针对劳动的征税现在是90%，针对资产的征税几乎忽略不计，我国的征税结构是极端扭曲的。举例，在阿里、腾讯还大过华为的时候，他们的营业额远超华为，但税收却远远低于华为。就是像阿里这样做生意的线上偷税或者是不纳税，才导致了一个公司暴利，以至于它成为巨无霸。是因为没有交税成为巨无霸，不是我生意做得好很聪明，是以万亿级别的偷税形成公司的不合理扩张 ，而且不合理扩张又变成了境外分红。因为他们在美上市，一系列的操作在特定历史时期，我们是可以理解甚至宽容的。 而且由于中国在历史初期处于资本稀缺的状况，所以我们对外资有一种特殊的宽容，越界的宽容。但现在不需要了，我们自己的资本已经可以达至均衡，甚至已经开始过剩。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还采取那样的政策，其实就错了。所以针对财产的征税，针对资本利得的均衡征税已经是势在必行。我们是文明国家，文明国家的标配，就是资产征税与劳动所得征税的平衡。 如果平衡到2022年仍然无法建立，那么有关责任人应该被踢屁股的。 因为这是共同富裕的基本方法，这不单是为了达致共同富裕这样一个理想，也是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整体均衡。警惕“直接税”的误导 资产征税不是人头税凤凰网香港號陈笺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方式您已经讲清楚了，也例举了社会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共同富裕的蓝图到底是怎样的？卢麒元 ：最近关于直接税的争议就进入白热化了。因为我国的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机构雇佣或者是资本雇佣的经济学家 ，他们愿意把针对资产的征税重新变成人头税：就是本来70%，甚至90%的人是不需要交税的。比如说遗产税起征点如果是1亿的话，可能90%的中国人是不需要交遗产税的。但他们要把它变成人头税，就是有一块钱遗产，你也要交50%，这样的话就形成整体的愤怒。比如说赠与税，多数人没有钱去给女朋友送一套楼或者一层楼的，这是有钱人的把戏，那么赠与税他们必须交的，而且这个税比较重。现在（若）把父母给孩子，亲人之间的这种馈赠，全部算在赠与税的纳税范围里，这是不恰当的。其实所有针对资产的税都有起征点，无论是遗产、赠与、离境、房产税都有起征点。初始阶段可以极高，比如说遗产税1个亿起征还低，那么可不可以 10 个亿起征？比方说赠与税，如果起征点1000万低了，那赠与1个亿是不是应该征收？又比如说房产税，100平米起征太麻烦了，1000平米起征行吗？1000平米，一个正常的生物，占有别的生物那么多空间，付一点代价应是合理，而且是8级超额累进。就像德国一样，没什么人住大房子。原因非常简单，5年征一遍税 ，就是你住 500 平米的一个房子，5年就把这房子算交回给政府了。所以德国50%以上的人是租房子，住大房子的人非常少，其实它是一个人道、人权的概念，就是你不应该占用别的生物那么大的空间。我们现在在处理直接税的时候，媒体基本都在误导。他们说上海的房产税，重庆的房产税，那不是房产税，那不是针对资产征税。跟香港的差饷一样，那是人头税，跟资产没关系。现在资产类税一旦确立下来之后，90%的老百姓一定是高兴的。因为我们建议征收直接税之后，直接免掉老百姓的五险一金。五险一金是针对老百姓的征税，他不是在缴什么，它就是老百姓的税。取消掉五险一金，由这部分税收来填补，居民的消费就上来了。居民的消费上来，投资消费均衡之后，经济就会正常。现在实际上您的节目非常重要，是因为要有人把正确的想法和声音说出来。凤凰网香港號陈笺：谢谢卢先生，精准解读政策很重要，不然民众不了解就会产生种种误解。您一再强调重大金融风险一定要防范和化解的重要性。而共同富裕对全社会 都是好事，对富人的财富收益实现合理化，能继续投资或回馈社会。穷人富人实现共同富裕。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