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政发〔2022〕23号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现将《北京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2年6月2日　　北京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方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和国务院稳经济相关政策措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五子”联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一、持续加力助企纾困和营商环境优化，全力稳住经济基本面（一）留抵退税“直达快享”1.严格落实国家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主动服务，“一对一”精准推送信息，全程网上办理，确保2022年6月30日前符合条件的企业存量留抵税额“应退尽退”。（责任单位：北京市税务局、市财政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二）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应缓尽缓”2.按照国家社会保险费缓缴政策及扩围要求，对特困行业企业、科技创新型困难中小微企业及其他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缓缴社会保险费，明确困难企业申请条件，扩大享受范围，以自愿申请、书面承诺等方式简化办理程序，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缓缴期限至2022年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北京市税务局）3.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等用人单位，可按规定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缓缴期限为2022年4月至12月。缓缴期间，缴存职工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缓缴影响。职工在本市无自有住房租住商品房，可按实际支付房租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受缴存人月缴存额限制。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偿还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作逾期处理，不影响征信记录，并免收罚息。（责任单位：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三）国有房租减免“即申即享”4.2022年对承租京内各类国有房屋的在京注册或在京纳税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3个月房屋租金，其中对承租朝阳、海淀、丰台、房山、通州、大兴等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区国有房屋的，减免6个月房屋租金。符合条件的连锁超市、便利店、餐饮企业以门店为单位执行。本市集体企业由各区结合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对承租非国有房屋的科技型孵化器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房租的，经确认按照减免租金总额的50%给予补贴，其中市级承担20%、区级承担30%。鼓励各区结合实际，对减免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给予一定补贴。市国资委、各区分别组建房租减免工作专班，公告联系方式，协调督查政策落实，确保免租措施惠及最终承租经营人。（责任单位：市国资委，市机关事务局，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四）水电气“欠费不停供”5.对受疫情影响未能及时缴费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水、用电、用气“欠费不停供”，缓缴期限至2022年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将中小微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10%。（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委、市水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通信管理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五）开行“融资纾困直通车”6.2022年普惠小微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0个百分点以上。线上线下相结合提高首贷补贴办理便利度和覆盖面。落实商业汇票承兑期限由1年缩短至6个月政策，加大再贴现力度。（责任单位：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保监局、市金融监管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政务服务局、市财政局）7.鼓励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货车司机贷款及受疫情影响的个人住房与消费贷款等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简化申请手续、支持网上办理，不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不影响征信记录，并免收罚息。（责任单位：北京银保监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市金融监管局）8.加大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支持力度，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业小微企业2022年新申请的银行贷款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担保的，按0.5%的费率收取担保费，免收政策性创业担保项目担保费，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2022年度新增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提供不高于实际发生代偿总额20%的补偿。（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金融监管局、北京银保监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9.鼓励保险机构设立企业疫情险，为投保且因突发疫情导致的企业停产或停业给予一定额度赔付。大力推广普惠性商业健康保险，为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补充保障。加快推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保险试点产品落地。（责任单位：北京银保监局、市金融监管局、市医保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六）优化营商环境“接地气”10.出台助企纾困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扩大线上审批服务、电子印章和电子证照应用，提升“一网通办”服务水平，实现惠企政策“主动办”“加快办”“方便办”。疫情期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到期的，企业在线承诺后有效期自动顺延。食品生产许可证（非特殊食品）到期的，有效期顺延6个月。封管控区内无法及时换发食品生产许可证（特殊食品）、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顺延至封管控解除后30日。因疫情影响导致的行政处罚、延期还贷等失信行为，不纳入信用记录和征信记录，为受到行政处罚并被公示的企业开通“信用豁免申请”便捷服务。用好12345企业服务热线，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受理办理、督办反馈、回访评价全链条服务，实现“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政务服务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市场监管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11.夯实市、区、街道（乡镇）三级“服务包”工作体系，健全走访服务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和属地管家作用，完善企业诉求动态解决机制，不断提升各级政府统筹服务企业发展能力。稳定总部企业在京发展，引导企业在京布局一批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重大项目。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在研发创新、场景应用、融资上市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培育一批独角兽、“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企业。（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各行业主管部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12.开展中小企业账款清欠专项行动，无分歧欠款发现一起清偿一起，确有支付困难的2022年6月30日前明确还款计划，严禁政府投资项目新增拖欠。（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市场监管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13.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压减会议、培训、差旅等一般性支出，按规定全部收回各类结余结转资金，统筹用于疫情防控、助企纾困等急需领域。（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市级部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14.加大公共采购倾斜力度，政府采购工程更多采用扩大联合体投标和合理分包等方式，降低中小企业参与门槛。将政府采购货物服务面向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比例提高至10%-20%。200万元以上的货物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上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40%以上预算总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比例不低于70%。工会经费等其他公共性经费参照执行。（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发展改革委、市总工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15.全面推广电子招投标，疫情期间采取随机抽取方式难以确定评标专家的，可依法由招标人自行确定专家进行评标。全面推行保函（保险）替代现金缴纳保证金，鼓励招标人（采购人）对信用良好的中小微企业免除投标担保。（责任单位：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着力打通关键堵点，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16.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分区分级实施社会面防控措施。分场景分类别及时更新、动态调整疫情防控指引，市区联动及时解决已复工复产企业因疫情防控产生的到岗用工、配套企业复工复产、物流运输、入境返京等实际困难。指导更多企业制定闭环生产预案，以最小生产单元、最小人员编组分区分隔、错时错班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企业抵御疫情影响能力。实施重大项目生活区、施工区分隔管理，新进京员工独立区域居住，确保施工进度不延后、质量不打折。（责任单位：各市级部门、各区政府）17.健全分级分类、动态管理的重点企业“白名单”制度，争取更多本市重点企业及上下游企业纳入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白名单”保障范围，建立京津冀三地互认、互通、互供、互保企业“白名单池”。建立市区两级重要功能性企业、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城市运行保障企业、产业链龙头和供应链前端企业“白名单”。（责任单位：复工复产防控组、市京津冀协同办、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二）全力保通保畅18.严格落实货运车辆司乘人员“白名单”制度和“即采即走即追”闭环管理模式，对通信行程卡绿色带*号实施精准赋码。加大全国统一制式通行证发放力度，对保障民生物资、生产性物资运输的企业应发尽发。对公共性、基础性物流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及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加大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力度。做好市域内及河北省应急物资中转站随时启用准备，建设运维资金由政府性资金承担。研究建立矿建材料等重点货品“公转铁”运输成本差额政府、铁路部门、企业三方共担机制。继续实施批发市场蔬菜和部分类别国产水果免除进场费政策。（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委、市通信管理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19.落实2022年国家阶段性实施国内客运航班运行财政补贴政策。稳妥有序恢复本市国内国际航空客运航班，积极争取增开本市国际货运航线航班。针对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消费电子、汽车等高端供应链保障需求，对航空企业增开全货机航线航班、完善地面配套服务、主动降低航空物流成本的，给予一定财政补贴。（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三）加快布局京津冀协同重点领域产业链20.开展高精尖产业强链补链行动，对龙头企业围绕重点领域在京津冀范围提升产业链保供能力的，给予一揽子支持。充分利用产业引导基金等手段，推动一批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项目在现代化首都都市圈落地。推动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带动三地在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和成果应用方面深度合作。（责任部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市京津冀协同办，市财政局）三、充分发挥优势企业带动作用，不断提升高精尖产业发展能级（一）促进平台企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21.支持平台企业参与智慧城市建设，落地一批智慧交通、智慧商圈、智慧街区、智慧家庭应用场景项目。引导重点平台企业科技转型，支持企业与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高校院所深度合作，加快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操作系统、处理器等领域技术研发突破，支持平台企业参与新型算力体系建设。支持平台企业推广数字零售、社交电商、在线健身、在线诊疗、云旅游、云展览、云演出等数字经济新模式，拓展“互联网+”消费场景，加快推进居家生活和居家办公一体化发展。支持本市企业在香港上市，依法依规推进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赴境外上市。（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市商务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文化和旅游局，市金融监管局，北京证监局）（二）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22.加大创新型企业融资支持力度，畅通S基金依托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扩大并购等二级市场交易，支持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加强与外部投资机构合作，积极探索多样化金融服务模式，引导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机构加大对科创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优化科创企业票据再贴现专项产品“京创通”申请流程和使用条件。（责任单位：市金融监管局，北京证监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保监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市国资委）23.加快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拨付进度，修订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系列资金支持政策，实施“首台套”“首批次”“首流片”等应用政策，加大对企业技术研发投入、成果转化、概念验证等支持力度。（责任单位：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24.支持落地一批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技术改造项目，对符合条件的“新智造100”项目和绿色低碳项目给予不超过总投资30%的分档支持，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项目给予不超过合同额20%的奖励。（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25.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和行业企业申请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全国股转系统挂牌的，实施专人对接、即报即审、审过即发。支持北京证券交易所免收上市公司2022年上市年费，在审核环节加强电子化材料报送，对受疫情影响业绩大幅下滑企业予以适当包容。（责任单位：北京证监局、市金融监管局、西城区政府）（三）以“两区”建设促进外资外贸发展26.深入推动“两区”重点领域全产业链开放和全环节改革，强化外资项目用地、用水、用能等要素保障，支持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特定区域内注册的外资研发中心按照相关规定享受技术转让所得税收优惠。支持“专精特新”等高技术企业、获得国家高新技术认定的企业及在自贸区注册的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研究推动中欧班列开通运行，实现单证申报、货物查验等通关事项“一件事”集成服务。做好外贸企业纾困服务，用好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工具，加大向中小微外贸企业倾斜力度，外经贸担保服务平台企业综合担保费率降至1.5%以下，对企业利用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质押项下的贸易融资和通过外经贸担保服务平台融资在限额范围内贴息50%。搭建外国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整合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外国人工作居留许可业务。（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投资促进中心，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市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保监局，市财政局，北京海关，市公安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大有效投资力度（一）着力扩大重点领域投资27.扩大生产性投资，加快推进重点功能区和城市副中心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建成北京奔驰汽车制造升级改造、京东方生命科技创新中心等一批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医药健康领域重大项目。前瞻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推进朝阳、海淀等超级算力中心项目建设，开工建设北京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中关村京西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等项目，加快一体化皮基站系统建设部署。（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通信管理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相关区政府）28.激发城市更新投资活力，推动出台城市更新条例，建立跨项目统筹实施机制，合理引导街区功能混合、用地功能兼容和建筑功能转换。出台存量国有建设用地盘活利用、功能混合等规划土地激励政策。出台危旧房改建政策，危旧楼房成套化改造项目增加规模须符合建筑规模管控要求，并由各区单独备案，增加规模除改善居住条件外可用于建设共有产权住房或保障性租赁住房。力争2022年开工300个、完工10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试点项目累计达40个。（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各区政府）29.制定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梳理形成轨道交通、能源、水务、物流设施等领域年内开工重大项目清单，提早报批实施具备条件的轨道交通三期项目。推动安立路、承平高速、京密快速路、丽泽航站楼、温泉水厂、温潮减河等重大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围绕畅通重点功能区间交通联结、补齐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短板、老旧管网改造升级等领域谋划一批新的重大项目。（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京津冀协同办、市重大项目办、市交通委、市城市管理委、市水务局、市商务局、相关区政府）（二）持续激发民间投资30.年内分两批向社会公开推介重点领域民间资本参与项目，2022年6月底前完成首批项目推介、总投资1000亿元以上。支持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合理扩大融资规模，重点投向本市战略性产业和重大项目。（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国资委、各区政府）（三）提升投资项目落地效率31.加强投资项目审批服务和要素保障，采取告知承诺、容缺受理等方式，简化、加快办理重大投资项目审批手续。优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程序，涉及耕地占补平衡、林地绿地占用的，通过土地复垦、市级统筹等方式予以保障。上半年完成第二批商品住宅用地集中供应，下半年再完成两批供地，加大保障性住房项目促开工、促建设力度。制定进一步统筹专项债券等项目筹划储备工作方案，2022年专项债6月底前发行完毕、8月底前基本使用到位，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项目发行上市。加强与政策性开发性银行对接，支持保险资金在京运用，争取更多中长期限贷款及长期资金支持本市重大项目建设。（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园林绿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财政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保监局、北京证监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32.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储备，结合“十四五”规划年内完成两批重大投资项目征集储备，做熟前期工作、做实要素保障，推动一批报建审批阶段重大项目提前开工建设，形成“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滚动接续机制。（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五、加快恢复大宗消费和新型消费，更大力度挖掘消费潜力（一）大力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33.对购置日期在2022年6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内且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超过30万元的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出台促进二手车流通若干措施，完善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政策，2022年底前对报废或转出本市注册登记在本人名下1年以上的乘用车，在本市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能源乘用新车，并在本市上牌的个人消费者给予不超过1万元/台补贴，所需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分别负担50%。（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北京市税务局、市交通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34.坚持“房住不炒”，保障刚性住房需求，满足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推动企业将存量商办用房转换为配套重点功能区和产业园区的人才租赁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依托智能化信息采集系统，建立家装企业和家装人员“白名单”制度，落实“散装散建”从业人员“一登三查”要求，安全有序放开家庭装修施工，有效带动家装、家居和家电消费。（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国资委、市商务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二）积极培育数字新消费35.制定实施促进数字消费能级提升工作方案，将直播电商领域急需紧缺职业列入本市相关人力资源目录，鼓励各区对符合条件的优质直播电商服务机构给予租金补贴和资金奖励。推进办公和家用网络提速降费。新征集一批绿色节能消费券参与企业，增加一批适用电子类商品型号，延长政策实施周期，开展智能办公、智能家居、移动智能终端等产品研发推广和优惠促销。（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通信管理局、市财政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三）促进餐饮和文化体育娱乐消费回暖36.推动餐饮企业恢复发展，联合外卖平台企业发放餐饮消费券，对平台企业2022年6月减免的暂停堂食餐饮商户相关费用予以补贴。对纳入全市生活服务业发展项目和支持范围的餐饮企业，最高给予审定实际投资额50%的资金支持。鼓励各区结合实际对餐饮企业环境定期核酸检测费用和日常防疫支出给予一定补贴。（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37.举办第十届惠民文化消费季，开展文化消费促进行动。鼓励旅游平台企业、旅行社开发暑期青少年户外体育、科普、文化等实践项目。打造20条“京郊之夏”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推出延庆消夏、密云休闲等10个“微度假”目的地。支持精品民宿发展，各生态涵养区年内落地1-2个生态文旅项目。（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委宣传部、市体育局、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文资中心、各区政府）六、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牢牢兜住社会民生底线（一）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服务保障38.今明两年本市国有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实现一定比例增长，稳定本市所属机关事业单位招用高校毕业生规模。挖掘一批基层养老服务、社会工作等就业岗位，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扩大科研助理岗位规模。支持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报考社区工作者、生态涵养区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技岗位。（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国资委，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市教委，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39.用人单位招用毕业年度本市高校毕业生，符合条件的给予社会保险补贴。招用毕业年度本市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并参加失业保险的，给予每人1500元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执行期限至2022年底。（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教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40.年内新增5万名就业农村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保险。深化跨区对接和配套服务保障，进一步挖掘城市岗位资源，优先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强化农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稳定就业。积极促销农村时令果蔬。（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园林绿化局、市国资委、相关区政府）41.扩充社区工作力量，临时招用住宿餐饮、文体娱乐、旅游会展、教育培训及零售等停工行业从业人员，兼职参与社区疫情防控等工作，并给予适当补贴。发挥共享用工平台作用，及时对接企业用工调剂需求，支持平台企业为餐饮、文旅、会展等受疫情影响企业提供灵活用工岗位，开展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民政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二）提升城市安全运行水平42.完成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巩固完善“区自为战”“校自为战”“企自为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机制。持续加强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加快集中隔离设施、方舱医院、核酸检测设施、负压病房、发热门诊、急救站点、综合信息平台等疫情防控基础设施建设储备。推进市疾控中心迁建、疫情防控和重大活动应急场所、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地坛医院改造提升、平房区公厕改造等项目建设。（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重大项目办、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城市管理委、市财政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43.做好米面油、蔬菜、肉蛋奶等生活物资保供稳价工作，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在3%左右。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达到启动条件时，及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合理上调2022年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退役军人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商务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44.保障粮食、能源安全，及时发放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根据市场形势启动粮食收购，确保粮食、大豆、蔬菜播种面积分别达到100万亩、4.2万亩和75万亩以上。落实地方政府成品油等能源资源储备任务。加快推动本市能源项目建设。（责任单位：市粮食和储备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市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各区政府）45.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扎实开展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严防交通、建筑、燃气等方面安全事故，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责任单位：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消防救援总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本实施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国家有相关规定的，或具体措施明确执行期限的，从其规定）。

我国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已经有30年的发展历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珠三角制造业是我国制造业的典型代表；但是珠三角制造业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其对外依存度比较高使得珠三角制造业受金融危机冲击比较大；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劳动生产率低；大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型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在全世界制造业中的比重由3%提高到2010年的19.8%。目前，中国制造业在全世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位居美国之后已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制造业国家，并且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誉。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GDP达到2.97万亿元，占全国比重的9.1％,其中,珠三角洲制造业占比全国制造业总达30%左右，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十分重大。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国际经济增长缓慢，美、日、欧三大经济体还处于经济低谷当中，再者，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使我国的对外出口增长速度明显减慢。金融危机可以说是珠三角洲制造业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增长降速的一根导火线，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珠江三角制造业受到了历史性的重挫，部分企业不得不限量减产，甚至破产关门。本文将探讨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珠江三角洲制造业所面临的冲击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发展的对策，该选题对于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我国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发展历程　　珠江三角洲，是由珠江的三条支流西江、北江和东江入海时冲击沉淀而成的一个三角洲，其面积约一万多平方公里。地处广东省的东南部，珠江的下游，毗邻港澳台，与东南亚地区隔海相望，海陆空交通便利，被称为中国的“南大门”。由于地理位置相对优越，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进程要比我国其他地区早。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是随我国的政策改变而变化，从建国到现在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
　　（一）缓慢发展时期（1949年——1978年）　　这一阶段，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并受到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封锁，珠三角地区地处我国国防前线，在这个阶段内，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整体比较低，资本匮乏，投资也少，经济发展缓慢，广东作为对台军事战略的前沿阵地，其工农业总产值连续14年处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在计划经济时代和冷战时期，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发展缓慢，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维持着其缓慢增长。
　　（二）快速发展时期（1978年——1992年）　　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确立了对外开放、农村经济改革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三大国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私有经济也得到长足发展，此时政府也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鼓励发展合资企业，珠江三角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号角中，涌现出一大批合资企业和中小企业。珠江三角洲由以前的边远地区和军事战略防线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区位因素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城镇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深圳、珠海、中山、东莞、顺德、台山、番禺等乡镇相继设市，城市个数由5座增至12座，其中9座为省辖地级市，3座为县级市，五大经济特区，三个在广东，其中，毗邻港澳的广州和深圳更是引人注目。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在政策的引导下，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发展壮大。
　　（三）全面建设阶段（1992年至今）　　进入9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加快，国家的经济政策也做了相应调整，其经济结构由重视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发展，转变为第二、第三产业并重发展，深化改革开放，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同时，借助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一批批合资公司和跨国公司落户珠江三角洲。伴随其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珠三角GDP总量占全省的比重从1980年的50%提高到2003年的80%，占全国的比重也由2.6%提升到10%左右，成为我国乃至亚太、全球最重要、最具发展活力、最有发展潜质的经济区域之一。1980年—2001年珠三角年均增长21.8%，1998年—2010年年均增长12.5%，未来仍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全区域经济总量突破3万亿元，人均GDP逼近1万美元。[1]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影响珠江三角制造业的出口增长速度　　根据广州海关的统计数据，2008年前三季度，广东总出口18060元，占全国出口总值达28%，增长13.5%，低于全国22.3%的平均增幅。到2008年11月，出口增长率下降0.8%，这是十年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之后出口增长速度逐月迅速减少，2008年12月下降9.6%，2009年1月下降9%，2月下降8.3%，3月下降7.9%，四月下降8。1%。
　　（二）金融危机影响珠三角制造业的融资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通过两个途径影响企业的融资，第一个途径：企业在危机时刻的一般策略是“现金为王”，当每个企业都更趋向于手握现金的时候，现金需求量就会增大，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就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另一条途径：由于政府在2008年出台四万亿救市政策，货币超发，造成流动性过剩，引发2011年的通货膨胀，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不得不提高利率，2010年到2011年六月，我国中小型和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都上调12次，分别实行历史最高的17.5%和21%，银行利率上调达6次，深圳部分银行上调利率幅度最高达25%[2]，银根紧缩让很多珠三角制造业企业难以通过银行等正规渠道融资，民间融资规模扩大，成本也随着基准利率的提高“水涨船高”。民间借贷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获得资金，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抵押物情况下，贷款月利率达2.5%至3%，无抵押贷款的情况下，月利率更是高达6.8%和10%之间；其次行业之间的拆借，这种拆借通常出现在大型交易市场，主要通过熟人介绍或者有业务上往来的合着伙伴，拆借利率在6%至12%之间；三是各种地下钱庄，资金来源复杂，有非法集资的风险。[3]据初步估算，珠三角民间借贷整体规模不大，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不大。
　　（三）金融危机影响珠三角制造业的生存状况　　金融危机后，珠江三角洲很多制造业的外贸订单减少，出口业绩下滑，很多企业都处于半关闭半开工状态。再加上人民币连续升值，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以及出口退税的下调，很多的中小企业都倒闭了。根据广州海关的统计数据，仅2008年前3季度，比2007年同期有出口记录而今年无记录的企业达到6823家，其中3499家为私营企业，全省38个大类行业中，有14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全省亏损企业达10812户，同比增长20.2%，亏损面达25.3%，同比上升3.2个百分点，亏损额343亿元，同比增长87.3%，广东全省2008年1～9月企业倒闭7148家，其中东莞1464家、中山市956家、珠海市709家、深圳704家、汕尾587家、佛山526家、潮州432家。[4]
　　四、我国珠三角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
　　（一）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且处在产业链的低端　　台湾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提出制造业产业链“微笑理论”（如图1），从这　　个图上可以看出制造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之间以及与外部相关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即产业间投入与产出，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联系，制造业产业链的各环节附加值不一样，呈现两端价值高、中间低的哑铃状态。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应该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产品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产品批发和终端零售七个环节，珠三角制造业就处在制造业产业链的最低端，产品制造环节的附加值最低，而其他六个高附加值环节都掌控在欧美发达国家手里，这就是制造业的“6+1”理论。[5]以富士康生产iphone为例，富士康生产一个iphone拿到4美金，其他99%的利润都被苹果公司赚走了。4美金当中包括工人工资、电费、材料费用和设备费用等，这些费用全部都是富士康的生产成本，苹果公司掌控着生产iphone除制造环节之外的其他环节，其利润是富士康的60倍。
　　(二)自主创新能力差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自主创新是以本国自身的研究和开发为基础，实现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获取商业利益的创新活动。[6]我国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的发展是基于台湾和香港的产业转移的基础之上和国家政策的优惠，珠三角制造业创造性先天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差。首先，珠江三角洲制造业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是一个典型的“制造工厂”，其特点是利用低价的劳动力资源制造大量附加值低的产品，然后再出口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其策略是以量取胜。其次，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处在产业链低端，国际化整合能力差，其通过外部资源整合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第三，珠三角制造业企业重视技术引进，然而技术消化和吸收能力则显然较差。第四，同行业之间的低价恶性竞争，导致制造业的利润整体偏低，企业资金紧张，而科研费用又昂贵，企业研发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局面。最后，技术研发对企业特别是我国珠江三角洲中小制造业企业来讲是一项高复杂性和高难度活动，其周期长，动用的资金大，且需要有专业的科研人员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这使得很多企业对技术研发望而却步。[7]
　　（三）品牌战略意识差　　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品牌是一种名称、名词、标记、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以此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区别开来，品牌既是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特有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标准和承诺，品牌建设直接影响着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是企业经营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8]珠江三角洲制造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地区可以说是典型的“世界工厂”，但这种发展模式集中体现在“量”上，然而在“质”的方面却并没有提高。珠江三角洲制造业除少数企业拥有自有品牌，大多数还只是停留在为别人代工、贴牌生产的阶段，缺少自由品牌，这主要是因为：（1）品牌理念滞后，品牌意识淡薄。珠江三角洲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大多数都看重有型资产的增长而忽视“品牌”这种无形资产的积累，品牌理念滞后和品牌意识淡薄使得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缺乏国际大品牌，其产品在国际激烈竞争中缺乏一定的知名度。（2）品牌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制造业普遍缺乏资金，在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一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这使得珠三角制造企业都需要以高利贷来维持生存，更缺少剩余资金来进行品牌建设和维护。（3）珠江三角洲制造企业看重产品的产量而非产品的质量，以量取胜和以价取胜的策略使得珠三角制造业产品的质量有待提高，甚至有些产品以欧美的质量标准和环保标准更本就不达标。（4）珠三角制造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策略，这种多元化经营策略充分体现了企业的逐利性，即那个市场的回报高资金就流向那里。比如2005年到2008年大笔资金流入股市，造成股市泡沫，2008年到2010年许多制造业资金流入房市，助推房价上涨。[9]这种多元化经营策略使得珠三角制造企业很难专心致志、精益求精的做好一个品牌。
　　（四）高增长带来高污染，使得珠三角地区的环境承载力有限　　一国的生态环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呈现出先恶化、后改善的规律。美国Grossman和Krueger对66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内14种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物质12年的变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质量随人均收入出现先增长后下降的情况，其变动趋势呈现倒U型关系，这个假说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假说，库兹涅茨曲线描述了一国的环境质量和该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先成正比到达一个临界点后成反比，即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发展先恶化然后会好转。[10]除此之外，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趋势加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便成为“污染避难所”，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环境所处的阶段是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和“污染避难所”的叠加，其环境质量严重下降，水资源和空气质量遭到严重破坏，主要原因：（1）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能源和资源投入。（2）公众的环保参与积极性不强。我国公民很关注环境质量，但具体的环保参与积极性却不高。（3）环境治理基本上是在环境被污染到不得不治理的时候才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打着“边污染，边治理”的旗帜，然而在实际环境保护中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不得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4）实际的环境治理过程中，环保执法屡现xxxx腐败案件，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除此之外，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也不是很健全。
　　（五）人民币升值，企业订单减少　　金融危机以后，由于美联储实施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欧元债务的影响，使得人民币对主要货币大幅升值。统计数据表明，自2005年7月汇改到2011年末，美元对人民币双边汇率贬值达30.2%（见表一），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达4.86%。珠江三角洲制造业附加值率、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珠江三角洲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大约是3%—5%，根据2010年上半年对沿海地区制造业所做的压力测试，若人民币升值3%，沿海地区制造型企业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打击。[11]我国制造业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质量上存在不小的差距。　　年份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人民币对日元年平均汇价人民币对港元年平均汇价人民币对欧元年平均汇价　　从广东深圳市的华强电子市场到中山市的古镇灯具市场，从东莞的电子制造厂到坳下村服装加工工厂，自金融危机爆发后都出现订单明显减少的情况。最为显著的是电子行业，订单更是大幅下降了30%。
　　（六）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遭遇“用工荒”　　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巨大，30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凭借劳动力优势，即低工资、超长的劳动时间以及不健全的工人保障，促使该地区每年发展速度超过10%，但自2005年以后，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的生存成本大幅上升以及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大，这种趋势使得珠江三角洲地区自2005年以后就开始出现“用工荒”。除此之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订单减少使得企业减产或停业进而导致民工返乡潮，返乡的民工更愿意留在家乡发展，可当2010年世界经济慢慢复苏时，很多企业用工需求扩大，然而劳动力的供给在短时间内难以弥补需求，于是出现“用工荒”。珠江三角洲出现“用工荒”，除了受金融危机影响外，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1）低工资是“用工荒”的主要原因，我国劳动力工资普遍低廉，珠三角地区也不例外，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在满足吃喝住行后所剩无几；加之200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蒜、绿豆、白糖、猪肉等生活必需品轮番涨价，通货膨胀使工人的生存成本加大，使得很多劳动者不愿意留在珠三角地区。（2）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工作场地环境差，近乎“血汗工厂”式的劳动氛围，很多务工者也望而生畏。（3）劳动者家乡的子女教育和养老问题使一些劳动者宁愿留在家乡发展而不愿去东南沿海地区，2008年全国妇联开展农村留守妇女儿童关爱行动，初步统计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超过2000万，已占儿童总数20%以上，其中，广东省农村留守儿童约100万。子女教育或者父母养老问题使得一部分打工者宁愿留在家乡发展。[12]
　　（七）珠三角制造业企业面临“电荒”　　2011年，浙江、湖南、重庆和贵州等省市在用电淡季就出现了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荒”席卷多数华南、华东、华北甚至西北地区的部分省份。深圳、东莞、佛山等地从2011年4月中旬就已经“错峰限电”，一直要到6月下旬，一般采取“开四停三”、“开五停二”或“开六停一”措施，珠三角地区缺电现象严重对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影响是很大的，比如说某企业生产软胶囊为主，软胶囊生产过程中需要对胶皮（软胶囊外壳）进行保温，然后在空气交换室冷却烘干成型，这两个关键环节对电的依赖特别强，如果在生产过程中突然断电，胶皮就会迅速固化，整批软胶囊都会报废；再比如说，纺织行业需要24小时不停供电，一旦断电，所有线都会断头，而重新接好线头就需要几百工人花费好几个小时。同时，纺纱要求恒温恒湿，重新调试空调也得两个多小时。由于缺电现象严重，珠三角制造业企业预计2012年产量比之前减少15%到20%。[11]珠三角地区出现“电荒”的主要原因有：（1）资源分布不匀，经济发展不平衡。煤炭生产与电力需求在整体布局上严重失衡，形成“西煤东送，北煤南运”的格局。中西部尤其是能源基地电源建设加快而东部地区电源建设放缓。（2）电价形成机制不健全。突出表现在“计划电”与“市场煤”的矛盾，即上游电煤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而下游电价则受政府的价格控制，煤炭经运输、库存等中间环节层层加价，到发电企业这里已难以承受，一吨出厂价200元的煤到了终端就飙升至800元以上，物流成本实在是很高。[12]电煤到了发电企业后，由于价格很高，使得发电企业越发越亏，因而电企不愿意发更多的电。（3）珠三角用电量很大，对电的需求旺盛。冶炼、粗钢、电解铝等属于高耗能型企业，其用电量大，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企业，纺织品、服装、塑料制品、玩具、鞋类等需要24小时不断电，
　　（八）原材料价格上涨，珠三角制造业成本加大，利润减少　　2008年6月20日国家发改委宣布：汽油、柴油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1500元，汽油和柴油的全国平均零售基准价分别由每吨5980元和5520元调整为6980元和6520元；上浮8%后的全国平均零售价分别为每吨7540元和7040元；折合每升约分别提高0.8元和0.92元。航空煤油出厂价格由每吨5950元调整为7450元；国家发改委发出的通知还指出，自2010年7月1日起，将全国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2.5分钱；2010年6月份以来钢材的价格就开始一路上涨，涨幅至少30%，而且钢材的价格拐点在2011年初似乎并未出现。作为国内钢价风向标的宝钢近期又一次发布调价文件，在1月份钢材涨价的基础上，2月份钢材出厂价将每吨上调100元至300元。沙钢等钢铁厂商也纷纷响应，发布2月份涨价信息涨幅在25%以上；2010年7月份，由于棉花价格近半年来疯涨，使原本为冬装赶货的旺季变成了淡季，对整个纺织服装产业链形成巨大冲击，东莞已有不少小型服装厂因不堪重负而歇业甚至倒闭。为了节省成本开支，有的工厂干脆让工人将缝纫机租回家赶货。
　　五、我国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发展的对策
　　(一)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产业升级　　2008年底，xxxx批准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纲要(2008-2020)》，并将珠三角地区的发展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框架，只有进行产业升级，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发展纲要才能落到实处。目前，珠三角的产业已经发展到了工业化的后期，原来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珠三角制造业的升级迫在眉睫。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产业转换模型和“配第—克拉克”定理，三次产业的结构将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逐渐升级，因此，经济发展是产业升级的基础。珠三角产业升级的技术基础较好，珠三角这块热土上有华为、中兴、TC腾讯等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企业和一些跨国公司、国内外大企业的总部。　　（1）加快一体化进程，合理进行产业布局，做好珠三角产业的内部迁移工作。一方面，引导深圳和广州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到肇庆、惠州、江门等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引导其他地方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现代服务业向深圳和广州集中。另一方面，通过引导产业在各市之间的合理迁移，增大集群规模，增强集群效益，实现错位发展。例如，灯饰产业向中山集聚，服装产业向东莞聚集，陶瓷产业向佛山聚集。　　（2）向内地和欠发达国家转移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产业，做好产业外迁工作。那些资源高消耗和环境污染型产业必须有序地从珠三角迁移出去，到内地和欠发达国家去寻找适宜其生存的产业环境，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引进腾出空间，即所谓的“腾笼换鸟”和“放雀引凤”。一方面，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可以向广东珠三角以外的地方或内陆省份转移；另一方面，可以向尼日利亚、越南、老挝等成本相对较低的落后国家转移。　　（3）加强与港澳台和发达国家的产业合作。珠三角不能固步自封，而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一轮产业转移，珠三角还面临美、德、日等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外转移金融、保险、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和汽车制造、钢铁、通讯器材等先进制造业的机遇。首先，珠三角发展水平居于领先的深圳和广州要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大公司前来设立区域总部、职能总部、研发机构、采购中心和销售中心，发展总部经济。其次，要重点引进金融业、会展业、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和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等高科技产业。在引进技术时，珠江三角洲要结合技术现状，改革技术引进方式，重点引进一些核心技术，加强对专利、技术许可证等软技术的引进。　　（4）引进人才，加强研发，建立产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迈克尔·波特在其代表性著作《竞争论》中指出，一个地区的产业要创造和维持高附加值，保持持久的竞争力，关键在于知识资源、高素质人才、现代化基础设施等高级生产要素，因为高级生产要素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和源泉。珠三角只有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提高产业升级的内生能力，才能在产业竞争中居于价值链高端，才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同等竞争。
　　（二）扩展产业链，进行产业链整合　　产业链本身即是技术链、知识链、价值链和信息链的统一结合体。产业链整合是对产业链进行调整和协同的过程。对产业链整合的分析可以分别从宏观、产业和微观的视角进行。产业链整合是产业链环节中的某个主导企业通过调整、优化相关企业关系使其协同行动，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效能，最终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过程。产业链整合可以增加产业中各个相关企业协调度，提高生产效率使得整条产业链产生了原来不具备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方面的更多功能。改善了相关企业的协调性，更利于产业甚至是优势产业的培植；同时，产业链整合将衍生出一系列新兴的产业链环，增加产业链的附加价值，提高相关联产业的密度，促进区域产业培植，提升产业竞争力；最后，产业链整合会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协调、强化产业整体功能。产业链分工的细化、深化、更能增强产业内知识分享，分工协调、减少交易成本，获得递增报酬，将企业内的竞争优势转化为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将企业间的竞争转化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进而强化产业整体功能，提升企业实际竞争优势。[13]产业链整合具体步骤有：（1）企业联盟，通过企业之间价格和信息的交流最终实现产业链纵向一体化。（2）供应链管理系统即ISC，供应链管理的原则是通过对供应链中的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进行设计、规划和控制，保证实现供应链的两个关键目标：提高客户的满意度，降低供应链的总成本。ISC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供应链，而是集财务、信息和管理模式于一体，任正非曾经说：“集成供应链解决了，公司的管理问题基本上就全部解决了。”华为ISC变革采取先完成采购和库存、运输、订单履行等内部环节，再建设和优化ERP系统，最后再发展电子商务的顺序，这是管理变革中应该把握的。（3）通过企业之间的合作、合资和合并实现交易过程优化，并实现规模效应。（4）走集成产品开发之路即IPD，IPD是关于产品开发（从产品概念产生到产品发布的全过程）的一种理念和方法，它强调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作为产品开发的驱动力，在产品设计中就构建产品质量、成本、可制造性和可服务性等方面的优势，尤其重要的是它将产品开发作为一项投资来管理。在产品开发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从商业的角度而不只是从技术的角度进行评估，以确保产品投资回报的实现或尽可能减少投资失败所造成的损失。
　　（三）加大科研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自主创新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加强原始创新，要在各个生产领域内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重大的技术发明；二是要突出加强集成创新，使各相关技术成果融合汇聚，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三是要在广泛吸收全球科学成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充分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珠三角制造业以中低端为主，而某些关键核心技术没有掌握，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珠三角制造业要发展就必须练好内功，走自主创新道路。　　（1）珠三角制造业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现阶段我国主要的创新资源多集中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在科技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时，企业还难以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创新方面更为有效，因为它贴近市场、了解市场需求，具备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商品、通过市场得到回报的要素组合和运行机制。同时，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家较之科学家，对通过自主创新提升竞争力与创造效益、谋求企业的发展壮大更为迫切。正是企业所具有的这些内在需求和属性，决定了它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2）支撑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基础是人才。世界经济全球化及产业布局调整转移初步完成，在未来的几年中，随着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不断升级和快速进步，信息技术和电子行业正在面临巨大转型期，从而对人才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3）加大科研资金的投入进行技术创新。第一，加大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财政支出，政府的财政支出以无偿资助、贷款贴息和政府采购等形式体现。纵观美德日三个在技术创新领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的国家他们各自这三项都占到了很高的比例，而我国相对而言，政府相关的财政支出远远不足我国政府应在符合我国现状的前提下，尽可能加大相关的财政支出。第二，制造企业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或者自行建立科研院所以提高技术水平。　　（4）创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创新，制造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需要创新。珠三角企业应该摒弃对工人的那种“血汗工厂”式的管理，应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管理理念，同时也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管理办法。比如，像富士康一类型的制造业可以借鉴佳能的“细胞式”生产流程，1997年佳能废除了16000米长的流水线后，采用细胞式生产方式改造。1998年第二年之后开始取得成效，劳动生产力平均提高了50%。其中佳能集团在中国大连的工厂因为采用了细胞式生产方式之后，一年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70%。公司的边际利率润由1999年的2%(也是富士康的边际利润率)，提高到了2004年10%，升幅5倍之多。而且佳能每位员工的贡献利润在1999年到2000年单年内升幅高达80%，2004年更是1999年的4倍。[14]　　（5）国家要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保护知识产权。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在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依靠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创新权益和技术成果，通过对假冒、仿造和非法复制等侵权行为的法律制裁，保障创新者的合法权益。知识产权法通过激励发明创新，保护创新成果的方式，使创新成果得到广泛应用和传播。
　　 建立自有品牌，走品牌道路　　品牌既是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特有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标准和承诺。珠三角制造业的品牌建设常常跟不上企业发展的步伐，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品牌建设对于珠三角制造业而言非常重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品牌建设对处在困境当中的珠三角制造业而言是一条艰辛而又漫长的道路。　　（1）树立品牌理念。品牌定位理念是企业在实施品牌定位行为时所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它也是企业通过品牌定位活动传达给消费者的一种产品概念。品牌定位理念借助质量定位、功能定位、包装定位、渠道定位、价格定位、广告定位等六个方面得以实现，消费者也是从这六个方面来了解和接受企业的品牌定位理念的。因此，为了使品牌定位理念能在品牌定位实践中得到较好的体现，必须把握好品牌定位的方式及其与品牌定位理念的关系。　　（2）要确立科学的品牌战略规划。科学的品牌战略规划必须建立在战略性的品牌分析基础上，首先要从分析影响品牌的内外部因素开始。品牌是企业的灵魂，企业是品牌的投资者与塑造人，而品牌最终是属于消费者的，又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它离不开自己生存发展的内外环境。品牌塑造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利益，否则无法触动消费者的需求；品牌战略规划必须要与企业现有的资源和能力相匹配。品牌战略规划是竞争导向的，审视所处的竞争环境、明确自己的竞争对手，实现竞争区隔是品牌存在的前提。国内一些民营企业将品牌战略理解为一种短期行为和短平快的灵丹妙药，需要时或有钱时想起使用，否则就束之高阁，有的企业由于短期业绩不佳而将品牌战略误解为虚无缥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手段而半途放弃。万宝路、宝洁、IBM等跨国企业无不将品牌资产视作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并由企业最高层直接挂帅管理，其策略与行为的变与不变，均是建立在品牌战略的基础上。　　（3）正确实施品牌延伸战略。创建品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持续获取较好的销售与利润，由于无形资产的重复利用是不用成本的，只要有科学的态度来规划品牌延伸战略，就能通过理性的品牌延伸与扩张充分利用品牌资源这一无形资产，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品牌延伸提高了品牌知名度，主导产品和延伸产品因此而获益。延伸产品仍然支持主导产品的核心价值，随着延伸产品的推出，核心价值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使品牌形象得到巩固和加强，提高了品牌资产的价值，同时又增强了延伸产品与主导产品的竞争力。对部分民营企业而言，适时地进行品牌延伸，拓宽品牌范围，是品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的必由之路。适宜进行品牌延伸的民营企业在原有的业务领域里通常已经确立了强势地位，企业要想扩大生存空间，首先必须确定其主业的地位是否已真正巩固，如果现有主业尚未充分巩固，或主业所处行业的成长潜力还十分可观，则需延缓品牌延伸的步伐；企业自身资源要能够为企业在其他领域的品牌拓展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持；企业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先进的管理控制体系，能够在品牌延伸后实现原业务领域和新领域的很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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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文文献与翻译
　　一、文献原文　　Supplier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ascertain the impact of supplier quality management(SQM)on the quality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PRD)area of Southern China.　　Path analysis is used to build a model that demonstrates how SQM contributes to quality performance and also the constructive effect of supply quality on organizational quality performance.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38 manufacturing and manufacturing-related companies in the PRD.Hypotheses were formulated by means of the published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s with experienced industry personnel.　　The path model indicates that SQM practices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quality performance and also illustrates the constructive effect of supply quality on the overall quality performance of the organization.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TQM philosophies can act as an essential driver in SQM implementation.　　The study is confined to the PRD of Southern China and only examines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nstructs of TQM values and SQM practices.Several insignificant paths between SQM and quality measures should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demand chain is a consumer-oriented network of business units that can link a long chain of functions,ranging from product development,sourcing,manufacturing,distribution,and even up to the after-sales support level.Many studies have addressed how a supplier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performance of its purchasing units in an environment of constantly changing consumer expectations.These studies have discussed how supplier quality management(SQM)can enrich 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cross a demand chain by minimizing operational costs,shortening process cycle,refining quality performance and enhancing customer satisfaction　　Since the early 1980s,Hong Kong manufacturers,especially those with a long-term vision,started to relocate their productions facil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PRD)region of Southern China,lower operating costs being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at that time.More recently,China has taken a number of positive actions to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ors,particularly the development of better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in the PRD.These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have now firmly cemented many Hong Kong owned manufacturers in the PRD,and in turn the PR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production power-houses of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Further consolidation has also taken place with China's WTO accession,allowing Hong Kong and the PRD to further develop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and to become major links the global demand chain(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2003).Jiang and Hansen(2003)studied how a company based in Japan aligned its operations with some Chinese suppliers and retained its competitiveness by cutting operational costs and by accessing new markets.Lo and Yeung(2004)studied this problem further by exploring how to manage the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through the control of supply quality;the study focused on the PRD region of Southern China.Lo et al.(2004)were also able to design a customer-oriente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odel by explor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ustomer expectation and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However,the published literature on SQM practices in the PRD is scarce and even more so on demand chain management.It seems that some models/guidelines for adopting SQM practices in manufacturing would be useful for all manufacturers operating in the PRD.This is in f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to develop a model,by means of the common measures of performance,which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consequences of a set of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ous SQM practices.The first step was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theories incorporated in SQM.The next stage was to conduct a path analysi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mpirical strength of these relationships among constructs in SQM practices and the quality performance measures.A path model was then constructed to reveal these relationships and to highlight the current SQM practices in the PRD.Finally,some keynotes were prepared to help companies to implement SQM in the PRD.　　Harland et al.(1999)view the concepts of SQM as an integration of strategic practices,and such practices need to stretch across inter-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to satisfy both existing and new customers.In line with this view,Yeung and Lo(2002)view SQM in terms of the managerial efforts necessary for creating an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 which a manufacturer can integrate its supplier capabilities into its operational processes.These managerial efforts can be clustered into five components,namely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supplier selection,supplier development,supplier integration and quality measure.In fact,supplier selection,supplier development and supplier integr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forming an SQM system,with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seen as the driver of the system(Fernandez,1995),see Table I for details.　　Shin et al.(2000)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SQM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and they concluded that companies could reduce operational costs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delivery performance of the supply functions along the chain of business units.Taking this line of exploration,Yeung and Lo(2002)studied the way Hong Kong manufacturers can improve their quality performance by adopting SQM practices.They found companies can improve their quality performance not only by controlling their internal operations,but also through mor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ir supply quality.Companies could enhance their performance by adopting the concept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by establishing cooperative long-term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While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impact of SQM on 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cross a chain of business units,few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SQM practic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D manufacturers.　　Jiang and Hansen(2003)showed how supplies from China were able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 Japan-based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Thei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manufacturing in China can reduce costs and at the same time improve access to the vast Chinese market.Lo and Yeung(2004)further identified some critical factors for manufacturers,such factors arise when supply networks are formed through the by establishing strategic alliances.Their study was based in the PRD region and they were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there are som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customer expectation and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a supply chain.They advise clothing manufacturers to consider customer expectations in formulating their supply chain strategies.However,it seems that these studies do not provide any empirical support for explaining how management practices may help to improve performance in managing the various business units along a demand chain.　　In order to estimate path coefficients by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zes,the proposed path model hypotheses must be formulated.These hypotheses are usually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arrived at and theories developed in previous studies.However,the formulation of hypotheses will prove more difficult when the research area is relatively new,and this where the Delphi method will be most useful in establishing foundations for the study.　　Previous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e significance of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as a driving force in implementing SQM practices(Fernandez,1995).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is commonly accepted,even by manufacturers in the PRD,as a fundamental element in implementing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values such as customer focus,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total involvement(Lo and Yeung,2004;Yeung and Lo,2002).Management must involve all concerned,including suppliers(Flynn et al.,1994),in a company-wide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program(Ahire et al.,1996;Anderson et al.,1995).This leads to the first two hypotheses,H1 and H2,which deal with the foundations required for establishing an SQM model based on the TQM values.H1.Total involvemen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customer focus.H2.Continuous improvement is related to customer focus and total involvement,as well as indirectly related to customer focus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otal involvement.Since purchased parts/accessories are a major source of quality problems(Gitlow and Wiesner,1988),many TQM studies have included quality-focus supplier selection in their models(Ahire et al.,1996;Black and Porter,1996).SQM also emphasiz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ong-term relationship with critical suppliers.Quality-conscious companies therefore tend to emphasize quality rather than cost in supplier selection(Fernandez,1995;Flynn et al.,1994).This leads to the second set of hypotheses.H3.The quality system of supplier is directly related to customer focus,total involve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as well as indirectly related to customer focus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otal involve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H4.The quality culture of supplier is directly related to customer focus,total involve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as well as indirectly related to customer focus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otal involve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In addition to quality-conscious supplier selection policies,companies can improve the capabilities of their selected suppliers via supplier development practices(Forker and Hershauer,2000).These practices includ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Forker and Stannack,2000),strategic purchasing strategies(Ahire et al.,1996),and directly assisting suppliers in quality improvement processes(Forker and Stannack,2000).The hypotheses,H5-H7 are aimed at exploring these needs.H5.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quality system of supplier and quality culture of supplier,and is indirectly related to customer focus,total involve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H6.Strategic purchasing is directly related to quality system of supplier and quality culture of supplier,and is indirectly related to customer focus,total involve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H7.Direct assistanc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quality system of supplier and quality culture of supplier,and is indirectly related to customer focus,total involve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SQM practices in supplier selection and supplier development enhance buyer-supplier communications and create an environment of mutual trust(Ellram,1990).After a high degree of trust has been established between a company and its suppliers,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will increase as suppliers become integrated in its operations(Carr and Pearson,1999).Supplier integration here refers to the integration among cooperation and operational strategies(Stuart,1997).This requires a commitment from the buyer to allocate sufficient resources to integration activities(Monczka et al.,1998).Accordingly,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was proposed.H8.Buyer commitmen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trategic purchasing and direct assistance,and is indirectly related to quality system of supplier,quality culture of supplier,customer focus,total involve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Supplier integration emphasizes maximizing the contribution of suppliers by building long-term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Ellram,1990).This relationship involves establishing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Ellram,1990),assisting suppliers with their technical problems(Flynn et al.,1995;González-Benito and Dale,2001),and sharing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with suppliers(Caddick and Dale,1987;Shin et al.,2000).This leads to the formulation:H9.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 is directly related to buyer commitment,effective communication,strategic purchasing,direct assistance,quality system of supplier and quality culture of supplier,and is indirectly related to customer focus,total involve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Good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by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product and technology(Flynn et al.,1995;González-Benito and Dale,2001).Supplier must therefore be competent in handling such joint developments with the buyer and also be able to explore ways to reduce costs(Caddick and Dale,1998).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was formulated for this purpose.H10.Joint developmen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effective communication,strategic purchasing and direct assistance,and is indirectly related to buyer commitment,quality system of supplier,quality culture of supplier,customer focus,total involve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Assisting suppliers in improving their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through a rigid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 contributes to product improvements and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Carr and Pearson,1999;González-Benito and Dale,2001).Moreover,Ahire et al.(1996)assert that supply qualit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organizational quality performance,leading to our last two hypotheses.　　H11.Supply quali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joint development,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buyer commitment,effective communication,strategic purchasing,direct assistance,quality system of supplier and quality culture of supplier,and is indirectly related to customer focus,total involve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H12.Organizational quali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supply quality,joint development,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buyer commitment,effective communication,strategic purchasing and direct assistance,and is indirectly related to quality system of supplier,quality culture of supplier,customer focus,total involve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 questionnaire based on the work of Lo and Yeung(2004);and Yeung and Lo(2002),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from the main manufacturers in the PRD.As all potential respondents were Chinese,the questionnaire had to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Five experienced practitioners were asked to comment on the questionnaire before it was sent out,and the questionnaire was refined in line with their comments on the ease of comprehension and clarity of specific questions.　　Quality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gaining market share in profitable markets,especially for manufactured products that are in good supply.This in turn stimulates interest on how to enhance quality performance.Since manufacturing makes by for the largest economic contribution to the PRD region,it was natural that this study should focus o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Based mainly on annual sales,570 potential respondents were chosen from a broad cross-section of industries in the PRD area.In order to be able to answer the questionnaire,knowledge of SQM as well as strategic direction of supply policies is required,and so respondents obviously had to be senior managers.In order to encourage potential respondents to participate,a summary of the findings was promised in return.Those who had not returned the questionnaire within the first three weeks were reminded by telephone and encouraged to do so.A total of 138 useful responses were finally received,corresponding to approximately 24 percent of the total.　　These responses covered different industries: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products(30 percent),foods and beverage manufacturing(8 percent),toys(7 percent),textiles and garments(7 percent),other manufacturing(24 percent)and manufacturing related(24 percent).Over 56 percent of respondents have implemented the ISO 9000 quality system,and about 25 percent have conducted TQM exercises:quality oriented customer studies,applying the concepts and tools of quality management,and the involvement of all employees in quality improvement.In addition,more than 30 percent of respondents indicated that they had already implemented SQM systems,while 23 percent had implemented supplier development practices.　　The data collected was subjected to reliability analysis by evaluating the homogeneity of scale items of the same construct(Hair et al.,1998),commonly measured by Cronbach's Alpha.Table II summarizes Cronbach's Alpha for individual constructs,and shows measures ranging from 0.703 to 0.927;all measures are better than the acceptable level of 0.7(Ahire et al.,1996).Content validity of measures refers to how well the questionnaire has delineated the SQM practices in the PRD manufacturing(Carmines and Zeller,1994;Flynn et al.,1994).Since this questionnaire had been pre-tested and used in other studies(Lo and Yeung,2004;Yeung and Lo,2002),the content validity was not a main concern.　　Construct validity refers to how well the results fit the theories around which the questionnaire was constructed(Flynn et al.,1994).Construct validity can be examined by evaluating the unidimensionality of an individual construct(Black and Porter,1996).Individual constructs were therefore separately subjected to a Principal Axis Factoring(PAF)analysis with varimax rotation,see Table II.　　The Kaiser-Mayer-Olkin(KMO)measure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data set in carrying out a PAF analysis(Black and Porter,1996;Hair et al.,1998).KMO measures in this study range from 0.675 to 0.835,see Table II,and are all better than the acceptable level(Ahire et al.,1996;Black and Porter,1996;Hair et al.,1998).The measure of variance accounted for(in percent)is used to ensure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rived factors.The derived factors that account for at least 60 percent of total variance can be considered as satisfactory(Black and Porter,1996),in some cases a figure less than 60 percent is also acceptable(Hair et al.,1998).All measures were able to explain at least 54 percent of total variance,thus ensuring the unidimensionality of individual constructs.　　The criterion validity refers to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constructs in SQM practices and the quality measures.These relationships were verified by computing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summarized in Table III.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QM constructs examined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supply qu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quality,supporting the validity of the measures.　　Then,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using a path model.Anderson et al.(1995)state that path analysis can illustrate the correlation of two variables by decomposing it into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and so enable a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 in managerial practices to be explained using a multivariate path model.Anderson et al.(1995)actually used a path analytic model to verify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quality management practices.Flynn et al.(1995)in a similar study also used path analytic methods to tes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mpact of quality management practices on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ness.
　　二、中文翻译
　　致谢　　本文经历选题、实习、撰写、开题报告、一稿、二稿，至今定稿。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我的导师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多次给予我耐心的指导与帮助，并对我的论文写作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指导，使我的论文得到不断的完善。另外，我要感谢经济学院所有老师四年来对我的培养与教育，并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在此，希望能对尊敬的李老师及上面提到的各位领导、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他们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载提示：1、如文档侵犯商业秘密、侵犯著作权、侵犯人身权等，请点击“文章版权申述”（推荐），也可以打举报电话：18735597641(电话支持时间：9:00-18:30)。2、网站文档一经付费（服务费），不意味着购买了该文档的版权，仅供个人/单位学习、研究之用，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授权，严禁复制、发行、汇编、翻译或者网络传播等，侵权必究。3、本站所有内容均由合作方或网友投稿，本站不对文档的完整性、权威性及其观点立场正确性做任何保证或承诺！文档内容仅供研究参考，付费前请自行鉴别。如您付费，意味着您自己接受本站规则且自行承担风险，本站不退款、不进行额外附加服务。原创文章，作者：写文章小能手，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sbvv.cn/chachong/121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