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逃学学生特训学校-【正苗特训学校】，正苗特训学校,青少叛逆教育学校,黔江逃学青少年全封闭学校,黔西南不听话青少年特训学校,株洲难管青少年改变学校,合肥难管学生全封闭学校,长沙早恋学生改变学校
　　南昌逃学学生特训学校宝宝叛逆期怎么对待,对叛逆的孩子怎样教育,丽水难管高中生特训学校,华阴问题青少年全封闭学校,云浮叛逆初中生军事化管理学校,女儿叛逆该怎么办,遂宁问题青少年军训学校
　　
　　As a Xinhua reporter walked around one of her workshops, some 10 young women deftly operated electric sewing machines. Gorgeous ethnic costumes hung on the walls, neat and tidy.
　　
　　As a record number of packages are shipped as part of the Singles Day shopping spree, technology is being used to ensure faster, safer and more accurate deliveries.
　　
　　As a Chinese American, Lieu said he "routinely" gets comments from people telling him to go back to China. "If you look at my social media feed, I get quite a few people responding that make racist comments," he said at the same webinar.
　　As a world-renowned academic, Lu joined Surrey as president and vice-chancellor in 2016, becoming the very first Chinese principal in Britain's higher education history.
　　As a member of China's mountaineering team, Wen has also ascended Qomolangma, also known as Everest, in 2007, 2012 and 2018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袁东 1968年生，山东寿光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亚投行首席司库专家，亚投行高级研究员。
一、受教育情况1997年至2000年，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习，2000年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9年至1992年，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财政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1992年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年至1989年，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学专业本科生学习，1989年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二、工作经历现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首席司库专家，亚投行高级研究员。2013年11初开始参与筹建亚投行，任筹建工作组法律文本草拟与综合组组长，同时负责领导银行技术方案设计小组的工作。2012年8月至2016年2月，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所属），任总裁基金顾问，兼任中非信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8月至2012年7月，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会员，分管投资业务。2009年1月至2010年7月，中船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总裁，负责发起募集并管理国家发改委报经国务院批准的私募产业投资基金-----船舶产业投资基金。2005年2月至2008年12月，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直属中再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收购兼并小组组长，分管固定收益证券投资、直接股权和债权投资，以及创新业务、研发工作。2004年4月至2005年2月，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投资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分管固定收益证券投资、研发工作，参与筹备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直属的中再资产管理公司。2002年9月至2004年3月，亚洲证券公司（由中国银河证券公司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分管投资银行业务与固定收益证券业务。2001年5月至2002年8月，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兼固定收益证券部负责人，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负责组建了中国第一家基金评价中心：中国银河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研究评价中心。1999年7月至2001年4月，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分管资产管理、投资银行与研发业务。1998年8月至1999年6月，财政部金融司综合处，负责金融市场、金融行业、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政策研究和制度拟定工作。1992年7月至1998年7月，财政部国债司，负责国债发行、国债市场管理、证券市场管理制度研究与协调工作，参与组建了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三、主要兼职1995年，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特聘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9年9月转为教授。2000年，被聘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1年，被聘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2000年至2005年，被聘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市公司指导委员会顾问。2000年至2004年，被聘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总公司控股的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独立董事。2004年至2007年，2013至2016年，被聘为北京市西城区政府经济顾问。四、主要研究成果（一）主要课题研究项目1、参与了1998——2002年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牵头主持的重大课题“中国基金产业发展战略”，承担了其中的“货币基金研究”。2、独立完成了2004年中国证监会委托的课题“债券市场交易制度、交易设施所存问题与改革意见”。课题报告提出的有关改革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回购交易与托管结算制度的意见，基本被证监会采纳，对于清理整顿交易所市场债务拖欠、恢复和优化债券回购交易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3、主持完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2001年重大课题“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研究”。4、独立完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2004年第八期合作课题“中国债券市场发展战略”。5、独立完成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2005年委托的课题“中国债券市场托管清算结算系统法律问题研究”。6、主持完成了中国保监会2006年委托的课题“保险机构投资组合管理及其业绩评价”。7、2002年参与主持了关于改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财政部的财政体制关系的课题。8、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九五”期间重大课题－－“金融数学、金融工程与金融管理”的子课题“国债管理与利率研究”。（二）主要著作1、《中国国债市场与投资》（专著），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出版。2、《国债市场相关问题分析》（专著），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出版。3、《国债、金融创新与利率市场化》（专著），学林出版社1996年出版。4、《中国证券市场论—兼论中国资本社会化的实践》（专著），东方出版社1997年出版。5、《国债市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6、《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专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出版。7、《雨中的山》（经济学随笔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8、《中国债券流通市场运行实证研究：交易所债券市场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比较分析》（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9、《债券市场：交易制度与托管结算》（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10、《权限与权威—私权与公权的经济学思考》（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11、《挑战和宽容—危机和新生的经济学思维》（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12、《消费者、投资者和公民----货币困扰下：手段与目的经济学意识》（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13、《全球格局中的中国故事-----金融与财富扩张中的公共机制研究》（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14、《习惯与制度---中国与全球变革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15、《中国发展与全球格局》（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16、《税收管理学》（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出版。17、《证券、金融、经济----焦点问题研究》（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18、《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合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19、《债券市场：分析与策略》（译著，此书为CFA考试的核心教材），百家出版社2002年出版。（三）公开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1、《论托宾的公债与资产积累思想》，载《财政研究》1999年第10期。2、《论债券市场与企业改革的关系》，载《财政研究》1998年第2期。3、《论公债、财政与税收间的关系》，载《财政研究》2002年第11期。4、《交易所债券市场与银行间债券市场波动性比较研究》，载《世界经济》2004年第5期。5、《对证券交易结算中资金帐户设置管理的思考》，载《会计研究》1997年第6期。6、《论债务、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载《财政研究》1998年第11期。7、《关于国债投资基金的分析》，载《财政研究》1995年第10期。8、《论公开市场业务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第一作者），载《金融研究》2000年第5期。9、《关于公债挤出效应理论的几点认识》（第一作者），载《财政研究》2000年第6期。10、《论开放经济条件下公债效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载《财贸经济》2001年第3期。11、《论国债与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关系》（第二作者），载《金融研究》1998年第4期。12、《金融资产证券化的市场需求分析》，载《经济学家》2000年第6期。13、《论中国公司股权结构与股票市场机制》，载《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14、《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载《中国经济问题》1992年第1期。15、《论公债管理与经济增长》（上）（第一作者），载《财贸经济》2000年第6期。16、《论公债管理与经济增长》（下）（第一作者），载《财贸经济》2000年第6期。17、《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财政货币政策分析》，载《改革》1999年第2期。18、《论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及其政策问题》，载《财贸经济》2004年第2期。19、《论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与利率期货的推出》，载《财贸经济》2003年第6期。20、《公司债券市场供给与公司资本构成的理论分析》，载《财经研究》1997年第12期。21、《关于利率趋势及其效应的分析》，载《财贸经济》2002年第7期。22、《关于目前我国国债规模的实证分析》（第二作者），载《财政研究》1993年第10期。23、《论国债市场对中国货币市场及资本市场发展的支持》，载《财贸经济》1999年第7期。24、《论国债市场与银行信用改革的关系》，载《中国经济问题》1995年第1期。25、《国债市场管理的思考》，载《中国经济问题》1993年第5期。26、《论中国国债市场的发展与前景》，载《中国经济问题》1994年第2期。27、《我国国债期限结构分析》，载《当代财经》1993年第10期。28、《公共财政离我们有多远》（第二作者），载《改革》1999年第5期。29、《日本中期国债投资基金概况及启示》，载《国际金融研究》1996年第5期。30、《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财理论创新》，载《财贸经济》1999年第11期。31、《论引进外资投资我国国债的意义与操作》（第一作者），载《当代财经》1993年第5期。32、《论公债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关系》（第一作者），载《改革》2000年第4期。33、《论股份公司股权结构与股票市场机制的有效性》，载《东南学术》2000年第4期。34、《做市商制度对我国债券券市场建设的启示》，载《经济导刊》1997年第4期。35、《论国营企业资金供应体制与企业经济效益的关系》（第二作者），载《银行与企业》1992年第10期。36、《国债支撑基础上的中国财政政策的积极运用》，载《经济研究参考》1999年第3/4期。37、《关于投资基金制度几个问题的认识》，载《投资研究》1997年第12期。38、《社会保障性基金与证券市场关系的比较研究》，载《财经研究》1998年第6期。39、《中国的商业保险业与证券市场关系分析》，载《银行与企业》1998年第4期。40、《日本武士债市场》，载《经济纵横》1994年第3期。41、《试析信用互换的机制及其影响》，载《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8年第20期。42、《对我国非国有经济发展及其财政、货币信贷政策支持的分析》，载《财政研究资料》1999年第2期。43、《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深层思考》，载《财政研究资料》1998年第14期。44、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Its Analysis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 CENTRE-LOC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CHINA , INSTINT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CES TOKYO 1996。（四）在一般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在《中国财政》、《中国金融》、《中国货币市场》、《中国期货》、《投资与合作》、《国债市场专刊》、《证券市场周刊》、《证券市场导报》等一般期刊，以及《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财经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等报纸上，发表经济评论文章400多篇。

摘要：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筹建亚投行倡议以来，世界经济合作的舞台上响者云集、一呼百应。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亚投行从一个倡议变成了行动，从一个理念变成了现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国际金融的热门话题横空出世。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筹建亚投行倡议以来，世界经济合作的舞台上响者云集、一呼百应。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亚投行从一个倡议变成了行动，从一个理念变成了现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国际金融的热门话题横空出世。　　2014 年10 月24 日，22 个国家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2015 年4 月15
日，57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最终敲定，一位来自中国的资深金融家也走上前台。　　在这一历史时刻，亚洲开发银行前副行长、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金立群被委以重任，担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为筹建工作竭力奔走。他赶赴不同国家阐述亚投行的宗旨和理念，让这家顺应时代的多边金融机构深入人心;他辽远广阔的金融家视野和折冲樽俎的外交家经历，也让世人对亚投行的更高标准充满信心。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金立群的视角，瞻望亚投行的宗旨、理念和未来。　　4 月27 日，57 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齐聚北京，举行第4 次谈判代表会议，德国、意大利、法国等27
个新加入的成员受到欢迎。会议讨论了亚投行章程草案。至此，亚投行的筹建工作已经接近尾声，6月29日，各方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这家多边银行有望在年内正式成立。　　亚投行章程的起草落在金立群率领的多边临时秘书处肩上。多边临时秘书处是亚投行筹建的执行机构。身为秘书长，金立群从去年开始就投入了紧张繁忙的筹建工作。　　金立群不仅要在谈判代表会议上就亚投行未来的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框架、采购政策等问题向各方做专题汇报;在会议外，他还在各种公开与高端场合向媒体和不同国家的代表推介亚投行。深厚的多元文化功底、高超的谈判技巧和丰富的国际金融经历，让金立群面对新的职责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赶上亚投行的始发站　　设立亚投行的倡议在一年多前一经提出，就成为国际金融的热词。不过，它真正占据国内和西方媒体的头条，在世界读者中引爆谈论，是在2015 年3 月12
日。这天，距离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只剩下两周。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突然宣布，英国已向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提交申请，计划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这让英国成为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G7 国家和欧洲国家。　　奥斯本说，“英国本届政府一直在积极打造英国与亚洲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
以期为我们的企业创造最好机会。在创始阶段加入亚投行，可以为英国和亚洲创造无可比拟的共同投资与发展的机遇。”他希望其他私下里跃跃欲试的西方国家也加入进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3 月17
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同时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并将尽快向中方提交书面确认函。在欧洲国家的议员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如何填写申请表时，地球的另一面也打破了去年底以来的沉闷。曾缺席去年10
月亚投行筹建备忘录签署仪式的韩国和澳大利亚纷纷表示，亚投行的管理架构已经明显改善，将与亚投行发起方进行密切接触。　　4 月11
日，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在新加坡表示，欧洲国家之所以有兴趣成为意向创始成员，是因为他们看到亚投行秉持“精干、廉洁、绿色”(lean，clean，green)的理念。他认为，欧洲国家的加入增强了亚投行的国际性，并能带来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将与其他成员一起把亚投行打造成“有21
世纪监管水平”的多边机构。他说：“我们欢迎北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一起合作，共享亚洲地区发展的丰厚的收获。”　　到4 月15 日，亚投行全部57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最终确定，囊括了几乎所有亚洲国家，以及七国集团除了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之外的其他四国，成员遍布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五大洲。57
个意向创始成员的数目也远远超出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当年分别的31 个和28 个。　　虽然亚投行接收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截止，吸收新成员的大门依然敞开，在57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磋商完成亚投行章程的修订后，其他国家还可以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加入。高瞻远瞩的倡议　　亚投行的概念和筹建亚投行的倡议最早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 年10
月访问印尼时提出的。此后，他在多个双边会晤和多边会议上推介亚投行。他说，亚投行旨在促进基础设施发展，提升亚洲经济合作，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国家参与，实现合作共赢。亚投行还要坚持多边主义，同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相互补充，加强合作，共同促进亚洲和世界经济繁荣。　　亚投行倡议立即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域内多边金融机构的力挺。在4 月举行的IMF
和世行春季年会上，世行行长金墉说，中国牵头建立全新的多边机构很勇敢，有益于推动多边主义发展，欢迎亚投行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参与力量”之一。IMF
总裁拉加德则称，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亚投行的建议相当诱人，IMF 对此表示欢迎，并准备与亚投行开展合作。[page]中国方案与多边合作　　亚洲地区曾在欧洲工业革命后一度落后，而今天又重新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3，经济增速整体持续高于其他地区。据IMF
估计，亚洲经济今年增速将达5.6%，高于世界平均的3.4%，尤其是域内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增长6.6%，几乎是世界平均增速的两倍。　　不过，在全球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亚洲经济也面临放缓的趋势。与此同时，亚洲本身作为拥有世界60%
人口的巨大市场却因为基础设施瓶颈竟然不能互相连通。　　在中国，基础设施是经济腾飞的基础。由于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建立起世界上最发达的高速公路网、铁路网、电网和港口等等。“中国的经验可以复制到世界上其他地区，如果中国能够做到的，其他国家没有理由不能做到。”这是2014
年6 月博鳌亚洲论坛“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融资研讨会”上，时任中金公司董事长、中国财政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备组组长金立群发表的主旨演讲。　　他当时说，中国倡导亚投行是为了给亚洲国家基础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为互联互通铺平道路，让亚洲国家的经济长期地发展起来。亚投行虽然是中国提出的理念，但它将所有亚洲国家团结在一起，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本地区和域外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将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贡献。　　关于中国的角色，金立群说，亚投行虽是中国发起设立的，但亚投行不是服务于中国的银行，而是优先投资低收入的亚洲国家。在众多成员国中，中国的GDP
规模最大，才决定了中国出资额最高，这对中国而言，是义务而不是权力。今后，随着更多国家的参与，中国将会单方面稀释自己的股份，中国不会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有事好商量，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靠投票权决定。　　在亚洲的基础设施需求上，一份亚行2009 年的研究经常被引用。研究认为，在2010 到2020 年间，亚洲基建投资缺口达到8
万亿美元，其中电力、公路、通讯建设资金缺口分别占51%、29% 和13%。另据世界银行估计，全球每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达到1.5
万亿美元。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公布的研究也表明，到2030 年，全球每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在10 万亿美元和25 万亿美元之间。　　目前，能帮助亚洲地区开发建设的现有国际开发金融机构仅有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资本金分别不过约2230 亿美元和1600
亿美元，并且职能十分广泛，如亚行总贷款的40%
是投向教育、健康、扶贫和环保等社会领域，真正用于基建的资金捉襟见肘。因此，设立一家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多边金融机构的倡议引起了亚洲国家的共鸣。　　关于亚投行的投资区域范围，2014 年11
月，刚刚卸任中金公司董事长的金立群在迪拜举行的一场金融合作论坛上，首次给出了明确的划分，即包括亚洲和大洋洲，但不包括非洲。由于亚投行的资源有限，会优先投资亚洲，尤其是亚洲低收入的国家，投资领域主要包括能源、电力、通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发展和物流等等。　　由于亚投行是和“一带一路”倡议一起提出的。金立群表示，“一带一路”的建设有利于沿线国家，也会给其他地区带来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除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亚投行也会为其他国家提供资金，关注亚洲地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利益。　　从2014 年年初开始，中方牵头与亚洲域内、域外国家进行了广泛沟通，经过多轮多边磋商，各域内意向创始成员国终于就备忘录达成了共识。10 月24
日，包括中国、印度、越南、菲律宾在内的22个亚洲国家的财长和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筹建亚投行的备忘录。　　根据备忘录表述，亚投行将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法定资本为1000
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 亿美元左右，其中亚洲国家占股为75%，非亚洲国家占25%。亚投行的总部将设在北京。　　自此，筹建工作的重点进入了亚投行章程谈判和纳入新成员的审议。各意向成员国确立了以各国财政部参与的谈判代表会议(CNM)为平台、多边临时秘书处提供技术支撑的工作机制。金立群被任命为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负责向谈判代表会议报告筹建进度和为章程谈判提供专业建议。到4
月27 日的北京会议，谈判代表会议已经召开了四轮，最后一轮将在5 月于新加坡举行，届时亚投行章程将基本敲定。经验丰富的金融外交家　　今年66 岁的金立群被称为中国的金融外交家。他曾以副部级高官身份在亚洲开发银行担任5 年副行长，是亚行的首任中国籍副行长。回溯到1988
年，他就曾任职于世界银行，为世行中国副执行董事，此后历任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司长、副部长，期间还兼任中国在亚行、世界银行集团和全球环境基金组织的副理事。　　2007 年8
月，在金立群担任亚行副行长时，他接受了《中国金融家》杂志的专访，讲述了他在亚行和财政部的工作经历和他的人生感悟。当时，《中国金融家》对他的访谈以中英文刊发，而英文全部由其本人翻译，并用押头韵的高超技巧译出了他喜欢的古诗句，足见其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孜孜以求的精神。　　学生时代被称为英语奇才的金立群，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师从著名英语教育家许国璋。1980
年，金立群从北外硕士毕业并获得留校机会。就在他一心规划着未来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时，中国加入了世界银行，金立群被他的老师许国璋推荐到世界银行工作。　　尽管起初不情愿，但许国璋一番话让金立群后来一直铭记在心。他说：“我们国家也许需要上百个英美文学方面的专家，但是，更需要的是懂经济、懂金融的人才。”　　1980
年时，中国刚刚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打开国门的中国看到了在经济、科技、教育、基础设施等各领域与发达国家的悬殊差距。金立群进入世行后，利用闲暇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经济经典，曾作为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汉佛莱学者攻读了经济学研究生课程。此后，他发表了多部译著和专著，希望把西方的金融实践和国际金融制度的理念带给国内读者。　　他翻译的号称“美国金融史第一书”的《摩根财团》一版再版，发行量达数十万册，远销东南亚国家。2001
年，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金立群出版了倾力之作《新国际金融体制与中国》，详细介绍和总结了他对国际金融体制的理解和看法。　　自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后，金立群一直活跃于国际经济事务活动中，参加了许多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包括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以及东盟“10+3
会议”和G20 财长会议。　　参加这类国际会议，深厚的英语文字功底是关键能力，各国代表常常为了公报中的一个词争执不休，金立群总是很有耐心地和各国代表“磨”，既言之有理，也表达得体，还争让有度，直到最后会议文件充分体现中国政府的立场、主张和原则，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处理国际经济事务的丰富经验和对资本市场的深刻了解与体验，奠定了金立群日后出任亚行副行长的基础。　　金立群曾见证1981 年中国从世界银行获得第一笔开发性贷款，此后20
年更是亲历和经手世行与亚行在中国许多贷款项目。这让他深深地感到国际性金融机构对于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也让他对“高大上”的国际机构如何真正服务于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的理念如何结合迥然相异的各国国情有了更加深刻的的认识。　　就任亚行副行长后，金立群很快意识到就事论事来谈为发展中国家减轻贫困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帮助他们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增加就业机会。他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制约在于能源、交通、通讯、供水等基础设施的匮乏，绕开基础设施，国际金融机构将是舍本求末。　　在亚行，他负责南亚、中西亚和私营部门的贷款业务。上任仅4 年多时间里，他主导下的贷款业务规模和质量迅速提高;对私营部门的贷款量从原来不到3
亿美元的规模，一路飙升至近20
亿美元的规模，资产质量大大提高。除了管业务，金立群还面临着如何处理与亚行成员国的关系—让借款国接受亚行的政策建议，认真执行项目，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一直困扰亚行的挑战。　　与当时亚行里许多观点不同，金立群认为，当面对借款国不配合项目执行如发生腐败问题等时，采取包括切断资金来源在内的极端手段无助于问题解决，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帮助这些国家提高执行能力，打破“贫穷—弊政—贫穷”的恶性循环。为此，他一方面和借款国的高层领导进行对话，另一方面为当地提供技术援助、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同时要求严格审核这些国家的贷款申请，加强对项目进度的监督。　　亚行的工作让金立群能更贴近地看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处境。在南亚遭受印尼海啸、中亚遭受战乱后，金立群去当地走访，感慨颇深，“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着我去帮助那些无助的民众。”在阿富汗，当看到阳光照耀下新铺的公路时，他心中又油然升起欣慰之感。他鼓励当地居民，要对生活充满信心，亚行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page]最高标准和时代理念　　正是在亚行的经历让金立群深刻认识到中国倡议发起亚投行的重要性，因为仅仅靠现有一、两家机构难以满足亚洲地区庞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另一方面，亚洲和全球其实不缺资金，缺乏的是把私人资本调动起来的动员和领导能力。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银行，使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从亚太其他国家的发展中受益，得到更多资金，推动自身增长。”　　今年3 月22
日，金立群在北京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亚投行将会广泛代表各个成员国的利益，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发展机构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扬长避短，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出一个具有21
世纪先进治理理念的新型的国际多边机构。　　自亚投行倡议提出以来，世界银行、亚行等机构对亚投行创立给予了公开支持、鼓励以及各种帮助。　　世行行长金墉称，将找到“创新”的方式和亚投行进行合作。虽然世行资本有限，但其研究实力非凡。世界银行集团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
多位博士，是所有多边机构里最多的。金墉表示，世行与亚投行的合作将不仅仅局限于联合为项目融资，世行还会扮演一个专业知识分享的角色，甚至派遣官员帮助亚投行建立一个与世行具有同样标准的发展机构。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也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希望与亚投行合作的意愿。3 月25
日，中尾武彦说，一旦亚投行启动，亚行就将与亚投行在融资贷款等方面合作。　　不过，即使世行、亚行和亚投行的资本金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胃口。亚投行的真正实力取决于其融资政策的灵活性和对市场投资者的动员能力。亚投行官网显示，除了从成员国收取资本金，亚投行还将在全球金融市场发行债券来融资，而亚投行的主要金融工具将不仅有贷款，也包括股权融资和融资担保。　　金立群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目前各意向创始成员国正在制定一系列融资政策，让融资方式更加灵活，比如允许同一笔融资中既有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也有养老基金的长期资金，满足不同机构投资者的需要。同时需要科学设置发债的杠杆率，因为杠杆太低就融不到充裕的资金，杠杆太高又会损害评级，这也是融资政策要考量的问题。　　事实上，亚投行不仅能与银行、保险、私募基金等金融机构合作，还能通过PPP、BOT 等模式撬动更多私人资金参与。德勤全球主席斯蒂夫·阿尔蒙德(Steve
Almond)认为，跨国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开发已经不能由一个国家单独完成，需要与私人部门合作。而如果有亚投行作为一个信息中枢存在，那么私营部门就能更放心地投入资源参与地区开发。　　渣打银行欧洲、中东、非洲及美洲执行董事山卡尔(V.
Shankar)对亚投行充满信心，他认为，随着巴塞尔协议三等国际监管框架对银行业的管束日益严格，银行未来融资成本会更高，银行越来越没有意愿成为基础设施投资的参与者，亚投行的作用会越来越显著。　　亚投行章程谈判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是所谓的保障政策，包括环保标准、移民政策和反腐败等等。这些问题是金立群驾轻就熟的领域。　　在打造高标准方面，亚投行还具有许多后发优势，能够从现有多边机构身上学习经验和吸取教训，提出更有效的保障政策。今年3
月，亚投行的临时秘书处组织了亚投行运行政策的研讨，来自世界银行等4 个多边开发机构和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36个国家和私营机构、知名智库的100
多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这让金立群更加信心满满，他说，“我们有决心制造良好的安全保障政策，我们更有决心把它们在实际的投资中落实好、执行好。”　　金立群还说，亚投行不会抄袭现有的区域性银行的模式，而是以最高的标准来进行运作，对腐败实行零容忍度，减少对高污染项目的投资，做“绿色”、“廉洁”的银行。　　作为一名莎士比亚文学的知名拥趸，金立群对待发展抱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调。他说，发展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仅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决不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所有答案，建立良好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才是保证资金有效使用的前提。但是，做到这一点，要讲究艺术和技巧，关键是在宏观上保持投资项目在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协调，使它们相得益彰。　　亚洲大陆一望无际，印度洋浩浩荡荡，对于广袤的天地来说，亚投行只不过是众多多边机构中的一个新成员。对于这里渴望发展、亟须建设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家和民众来说，亚投行是久旱甘霖、雪中送炭。对于域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亚投行不仅是一个信息交流的中枢，是一股开辟市场、赢得回报的东风。对于它的倡导者中国来说，亚投行更是视野、是责任，是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平台。而对于金融家金立群来说，亚投行则是一段新的征程。英国首相发言人约翰. 克利斯朵夫：　　加入亚投行符合英国国家利益，英国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强有力支持者。澳大利亚财政部长乔. 霍基：　　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是正确的选择，它将为我们周边区域的伙伴提供数以百亿计美元的贷款，澳大利亚应该成为这家多边银行的一员。印尼财政部长班邦：　　亚投行将补充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的不足。与世行和亚行不同，亚投行不是侧重于灌溉系统、农村道路这样的小型项目，而是专注于收费公路、发电站、海港和机场等大型的建设项目。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塔纳萨：　　融资一直以来都是发展硬件互联互通的挑战，因此泰国高度赞赏中方提出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互联互通可以极大地帮助减贫、创造机会、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从而保障地区的和平稳定。巴西财政部长乐维：　　亚投行作为多边国际性平台，对于当地的一个建设项目，能在融资和监督上大大提高建设效率，最终帮助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提高中产阶级的生产率。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 卢：　　美方期待与亚投行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世界银行等机制展开合作。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值得在国际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未来将在制定多边体系的规则和标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原标题：金立群阐述亚投行蓝图：从理念到现实[责任编辑：冯晓雯]声明：中国勘测联合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