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会计师事务所、投行和上市公司的多位独立信源人士向记者表示，今年以来中企出海投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诸多不确定扰动下，海外并购占比消减；另一方面，被并购界称为“绿地投资”（即外商在投资地建立合资或独资企业）的数量增加。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企出海模式进阶前行。越来越多的中企有自信、有能力、有技术走向包括老牌工业国家在内的国际市场，改变着以往简单的产品和技术输出模式，展现出强劲的合作与整合能力。有被采访者将此视为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升级。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新的风险因素也伴生而行。今年以来，终止投资、并购叫停、税务调查、索要分手费等问题陆续发生在不少上市公司和行业头部企业身上，折射出中企出海“提前吃维生素”以及风险隔离的重要性。

　　多位被访者明确，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产业链、人才库、企业家精神，共同构筑起中企高质量走出去的根基。待诸多不确定性消解，强韧性的中企并购和出海投资的回升值得期待。

　　并购与“绿地”此消彼长

　　致同咨询并购交易业务主管合伙人武建勇介绍，2016到2018年间，中国海外并购活跃，自己每年平均要飞23-25万公里，目的地包括美洲、欧洲、东南亚等各洲国家。不过近两年来，疫情等因素消弱了部分中企的海外并购愿望。

　　中资企业海外并购的阶段性消减，已成多方共同感受。中国产权协会相关人士日前曾对媒体表示，“（今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大幅减少，国内并购数量保持高位但并购金额减少，并购活动主要集中在国企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推动的产业升级、资本重组和集团整合。”

　　跨境并购减少的同时，“绿地投资”占比增加。并购界所称的“绿地项目”，指外商在东道国按照当地法律建立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通常直接指向东道国生产能力、产出和就业的增长。

　　今年4月，宁德时代位于德国图林根州的首个海外工厂正式获得电芯生产许可，该工厂是德国第一家电池工厂，公司全球布局迈出重要一步。8月，宁德时代再次公告称，拟在匈牙利德布勒森市投资建设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超500亿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合伙人倪军将此视为中资企业“绿地投资”的典型代表。“在我看来，这个投资项目不仅对于宁德时代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也说明中国企业走进了老牌工业国家进行先进制造，一方面给当地提供增量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为德国主要汽车厂商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助力欧洲全面电动化和能源转型。”

　　从上市公司公告来看，东南亚等“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是中企出海的重要方向。今年以来，包括健民集团、汉邦高科、沪电股份等公司相继发布泰国布局公告，包括增资子公司、设立登记子公司、泰国公司融资授信等；汉钟精机、环旭电子、安利股份、棒杰股份、华懋科技等公司则相继选择向越南子公司增资，多家公司还喜提相关产品当地注册证获批。

　　总部位于北京的一家投行人士杨勇（化名）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所以具有持续吸引力，既是基于政策的推动，也有人力成本、生产成本端的经济考量，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有利于中资企业面向东道国和周边国家的广阔市场进行市场化布局。

　　并购项目与绿地投资往往面临类似的宏观环境和产业环境，为何出现此消彼长的结构性变化呢？

　　武建勇认为与两种运作模式的差别有关。“假如当地ESG、环评、法律等链路都打通了，宏观经济环境和中观产业预期判断好了，一个简单的绿地项目就可以启动了。但并购却需要谈，很像两个人从恋爱到结婚的过程，漫长、复杂、多变，疫情影响下的彼此状态、现金流、估值都有可能变化，加上国际形势的动荡和多国汇率的波动，导致跨境并购缩量。我个人判断，近期跨境并购交易会在低位徘徊，中型规模可能会成为中资企业海外收购的主要标的。”

　　中企对外投资中，并购有利于快速取得资产、技术、品牌、客户以及市场等资源，并购与绿地项目的此消彼长，会否影响中国企业的高质量走出去呢？武建勇对此认为，并购不一定是必选项，企业要根据自身的战略制定出海策略，在两者之间合理选择。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近年来，埃夫特相继收购CMA喷涂机器人、EVOLUT等公司，实现产品和技术的提升。去年，公司重组了海外经营和管理架构，海外公司在承接集成业务的同时也赋予了在海外推广埃夫特机器人的职责。在日前披露的9月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埃夫特明确，今年将加大与海外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向海外子公司传递公司的企业文化。

　　同样是在9月，亚钾国际董事长郭柏春匆匆赶赴老挝工厂进行了一个月的考察，不断增长的市场空间、矿产资源和劳动力优势，都使他感到中资企业“走出去”能够推进企业的高速发展。此行使市场对于亚钾国际打造“国内+东南亚地区”双循环有了新期待。今年10月，亚钾国际与华为战略合作，推动钾矿开采业务的数字化、智能化，市场预期这将提速海外项目的智能化转型。

　　杨勇分析说，此前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主流战略多指向通过整合全球资源、前沿技术与高端设备，以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而从宁德时代、亚钾国际等案例来看，中国的企业如今已经有自信、有能力、有技术走向国际，甚至是老牌工业国家去做相应的投资及配套，推动当地的产业转型。

资料图片：亚钾国际网站11月2日《董事长老挝纪行<第一篇>――国际化》网页截屏（部分）

　　这个过程同步带来对投资主体的业绩反哺。Wind数据显示，自2012年至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营收占比提升近3个百分点，去年A股公司海外营收首次突破6万亿元。

　　倪军将此视为中企出海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战略升级。“所谓‘走进去’，一方面指向技术，带着比较好的技术和管理经营，走进对方，与当地融合。另一方面指向提升当地企业研发能力，给当地带来更好的技术支持，这是中资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的体现，符合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

　　倪军给记者举出的例证之一是明阳智能。这家新能源产业集团最近几年加码对外投资，7月发行GDR登陆伦交所，剑指全球化战略拓展。今年4月，公司助力意大利建成首个海上风电项目。

　　“欧洲的冬季即将来临，风电项目对解决意大利能源短缺很有帮助。”倪军认为，明阳智能不仅把风电设备卖到了欧洲，而且这个项目是意大利、分包商、法国银行等高度国际化合作的结果，体现出中国企业在对外合作方面有很强的产业链供应链整合能力；而不再是简单地输出产品和技术。

　　从“维生素”到“抗生素”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嬗变过程，并非只有鲜花和掌声。

　　今年6月，中来股份一场绿地投资遭遇终止。公司此前筹划子公司与印度尼西亚公司共同建设1GW电池和1GW电池组件制造工厂项目，不过在疫情、贸易强制以及全球物资短缺、供应链不畅、金融动荡等多因素扰动下，导致海外投资项目建设周期及预期效果出现较大不确定性。

　　部分收购项目也遭遇变局。最新案例是，闻泰科技已宣布收官的英国晶圆厂NWF收购案遭遇变动，最新被英国政府要求剥离收购标的NWF86%的股权。英方给出的理由包括该收购会影响国家安全，存在技术流失风险，以及潜在损害英国自身的竞争力等。

　　一度引发市场关注的还有中集集团。今年10月，公司终止购买马士基集装箱工业，中集集团需要支付和解费高达8500万美元。继成都天翔、赤峰黄金等公司之后，要求支付反向分手费的案例再添一例。

　　武建勇对记者分析说，企业在初期的谈判中应充分了解卖方的诉求，以及其他竞买方的收购条件。分手费是并购交易中比较常见的条款，在同意该等条款时，企业宜设定触发支付分手费的前提条件，并预估出现该等前提条件的风险概率。

　　“费”的成本之外，“税”的风险也在不少案例中有所体现。今年以来，小米、OPPO等中企在印度相继受到税务调查，让这些企业认识到，虽然印度手机市场仍然充满增长潜力，但要想吃上蛋糕，并非坦途。

　　据致同税务与商务咨询合伙人包孝先介绍，中企走出去的过程中，有些国家交易以税为主，比如美国有联邦税和地方税；有的国家税率不高、优惠较多，但税务上的瑕疵可能造成较高的“补漏洞”成本，甚至引发当地行政处罚。近些年来，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地域更为多元，“一带一路”出海金额增多，中国企业需对税费问题更加重视。

　　为解决税费风险，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启动多渠道隔离。北京一家正在布局海外业务的A股公司对记者透露，“公司的海外投资采用的是第三地中间控股架构方式，一方面有利于增加融资通路，给未来资金回流带来更多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股权红利分配等情况下的税负优化。”

　　实际上，从前述投资东南亚的上市公司公告来看，汉钟精机选择的增资主体是香港汉钟，德昌股份则是通过新加坡子公司向越南厂区项目增加投资。由此来看，第三地中间控股架构已经成为不少公司的选择。

　　“虽然中国香港、新加坡等都被广泛用于第三地中间控股架构，但随着更多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内地签署或更新了双边协定，对于出海企业来说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基础上有了更多选择。” 包孝先表示。

　　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在通过战略规划或多方合作来规避和控制。嘉友国际日前公告，收到中国信保对于卡萨项目的海外投资保险责任生效通知书，完成了卡萨项目海外投资保险的全部投保手续，承保风险就指向由于刚果（金）发生战争及政治暴乱、征收、汇兑限制等事件，导致的投资损失。

　　武建勇认为，应对中企出海风险，“提前吃维生素”比“事后吃抗生素”更重要。“例如，收购成功和成功收购是两个概念。很多并购后期因为忽略整合导致无法达成预期，而实际上，中企启动并购的第一天，就应该考虑整合的事情。”

　　在风险隔离的基础上，叠加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等措施的出台，多数被采访者对于未来中企走出去持乐观态度。

　　杨勇认为，“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是中企成长为全球行业领先企业的必经之路，“走出去”仍将是更多中企的必然选择。中国经济体量巨大，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最大的人才库、最大规模的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以及活跃的企业家精神，这些都将成为中企高质量走出去的重要根基。

　　武建勇表示，虽然目前来看，中企出海要想恢复到历史上相对较高的量级还需要相当时间。但中资企业有过高频、大体量并购的经历，我们明白了国际并购准则、海外并购要求，知悉了估值及报价方式，这些都成为宝贵经验。“中国企业的韧性非常强，一旦疫情等不确定性消解，海外并购和投资定会大幅回升。” （记者王小伟）　

　　文章原载于证券时报电子报11月25日第6版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是我国经济建设工作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为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定位指明了方向，为深陷“逆全球化”迷雾的世界注入强心剂。

纵观全球投资形势，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同样前所未有。近年来，中资企业不断探索“走出去”的道路，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中资企业出海新格局的构建受到市场普遍关注。近日，致同全国国际服务线管理合伙人黄志斌、致同审计合伙人倪军就相关热点话题接受了《金融时报》记者的专访。

《金融时报》记者：在疫情持续，叠加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您认为“出海”还是一门好生意吗？近年来，中资企业“走出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黄志斌：近年来，中资企业“走出去”从最开始的遍地开花，逐步转变为更加务实、理性，更加谨慎的有计划、有侧重点、有管理地“走出去”。而从整个国家的战略和企业发展角度来看，现在的“走出去”已经不是简单地“走出去”，而是延伸为“走到哪”“怎么走”等更为深入的考量。中资企业“走出去”早已不单单是做一笔投资、做一笔交易那么简单，而是要考虑境内外双方的认可度、文化知识的交流等。

应该看到，受到疫情以及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中资企业走出去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然而，中国企业出海“掘金”热情不减，在跨境电商、游戏及其他独立应用开发、投资等方面全面开花，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创新和转型的大潮从互联网领域向传统行业渗透，中国企业的出海步伐又呈现出新的趋势。目前来看，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自身，都在尽量想办法推进中资企业走出去，包括“中欧通”、“沪伦通”，这无疑是一种趋势。

《金融时报》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您认为，在中资企业不断探索“走出去”道路的当下，哪些政策和制度安排特别值得关注？

倪军：中资企业“走出去”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党的二十大报告向外界释放出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在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中，应该重点关注：一是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这是强调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资源的联动；二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三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四是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开展；五是通过走出去能够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此外，今年初RCEP正式生效。我国提出了高质量发展扩大对外贸易和双向投资，不断稳固和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依托于成员国规模大、人口多，RCEP协定的运行对国内的改革开放将产生非常大的帮助。

一组数据可以反映我国对外投资现状。今年11月，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外汇管理局发布了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中国对外投资的大国地位非常稳固，2021年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达到了1788.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3%，连续十年位列全球前三。截至2021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是2.79万亿美元，连续五年蝉联全球前三。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理解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目前，中资企业出海面临的挑战具体有哪些？您有哪些应对建议？

倪军：“走出去”到“走进去”，实际说的是中资企业出海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我们的理解是如下几方面：一是技术方面，中国是带着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走到了境外的地区或者是国家，去做相应的配套，跟当地的企业和社区进行融合，真正地实现了一种高质量的中资企业“走出去”；二是中资企业“走进去”代表着可以提升境外当地企业自身的研发或者是开发能力，能够给当地企业带来技术支持，包括会给当地的碳达峰、碳中和等予以支持。也就是说，“走进去”是高质量的体现，跟传统的“走出去”有一定的差别。

目前来看，中资企业“走出去”存在的困难表现在，经济全球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遭遇一定的困难，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剧烈变化带来不确定性；监管政策及法规复杂多样，合规性要求高；产业链供应链缺乏韧性；文化环境差异及沟通障碍，影响本地融入和运营效率等。

就我们服务企业的经验而言，建议中资企业对外投资围绕主业，深耕细作，避免高风险投机经营。同时要在投前制定完善的整合策略，充分尽调，做好全面的商业考量，加强对投资风险的预判和防范。投资后充分融合，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规则，健全公司治理、公司内控。同时，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风俗文化，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最终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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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宣布赴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DR)的数量持续增多。“截至11月15日，年内已有9家A股上市公司成功完成了GDR发行，募集资金超过30亿美元。”致同审计合伙人路静茹11月15日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召开的“双向互通：中企出海新格局”分享会上介绍，与其他境外融资项目相比，中国企业境外发行GDR具有审核时间短、政策较宽松、GDR融资款项无强制回兑要求、发行后的维护费用较低等优点。
路静茹说，随着国际市场不断开拓，境外融资发展潜力巨大。境外发行GDR，有助于中国企业加快国际战略布局，提升品牌全球形象。
从中国企业“走出去”来看，致同审计合伙人倪军表示，中国企业近年来正在向着高质量“走出去”的方向持续迈进。中国企业带着比较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走出去”，能够给当地企业带来较好的技术支持，这些都是高质量的体现，跟传统的“走出去”有一定差别。
中企跨境并购一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之一。致同咨询企业并购与融资业务主管合伙人武建勇认为，未来中企跨境并购可能会呈现三方面特点：一是中型并购交易或成为海外收购的主要标的，民营企业的参与度提升；二是并购交易未来会趋向分布在买方重点关注的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高科技行业；三是尽管当前跨境并购处于历史低位，但仍具有较强的韧性，未来回升速度或较快。
致同税务与商务咨询合伙人包孝先提醒说，中国企业“出海”之时应更加注重国内与国外的税务合规协调，海外税务上的瑕疵或造成较高的“补漏洞”成本，或引发当地行政处罚等更为严重的影响。一方面，要根据投资目的地进行判断，以匹配更好的税务处理。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海外所得也要在中国纳税，同样涉及海外抵补交税的抵扣、抵免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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