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后半回至第二十回前半回可谓匡超人传。现已节选进中学语文课本。
青年人的精神走向很能反映时代的文化状况。世界文学名著塑造了些“被引诱者”、“从善良走向堕落”的青年形象。法国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作为外省青年，本有淳朴的道德观念，来到巴黎逐步蜕变，是历经了著名的“人生三课”：鲍赛昂夫人“教导”他：要把别人当做驿马一样去骑，除了自己，一切都微不足道；要利用女人的关系挤入上流社会。
恶棍伏脱冷言传身教说：“在这个互相吞噬的社会里，清白老实一无用处，（对上流社会）如果不像炮弹一样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高老头之死的悲哀向他显示，一切人伦情感都抵挡不住金钱的邪恶力量。经过当时富贵社会的腐蚀和浊流文化的熏染，他为追逐名利而堕落成不择手段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法国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主人公于连出身下层，被人歧视，他生活的社会是一切都由贵和富主宰的社会，不甘贫贱的他，不择手段要钻入富贵的上流社会，遂使人性被黑染缸越染越黑。
在拉斯蒂涅形象出现前近一个世纪，中国文学就出现了“被引诱者”、“从善良走向堕落”的青年形象——《儒林外史》的匡超人。匡迥字超人，是温州府乐清县乡下的贫寒农村青年，“上过几年学”，是小知识分子，跟商人到省城杭州谋出路求发展，结果流落街头，衣食无着，又无盘费回家，靠测字算命骗钱度日。
在此艰难时刻，马二先生主动向他伸出援手，资助盘程，赠予棉衣、鞋子，连回乡后做小生意的本钱都倾情相送。匡超人感激涕零，“两泪交流道：‘蒙先生这般相爱，我匡迥何以为报!’”
程十发绘《马二先生游西湖》
匡超人“为人乖巧”，自小就“乖觉”，易受习染，可塑性极强。年纪轻轻就历经六门“社会大学”课程的习学：乡土人伦——科举做官——名士招牌——商品赢利——黑道伎俩——官场厚黑，场场名师指引，场场好学速成，场场成绩优异，步步超越升级，终成“当代英雄”——“从善良走向堕落者”。
作者仿佛着意以他的经历把本章所写的主要三类人串连起来，作个小收束。
一、超人的“孝养”“孝敬”
他的起点是乡土人伦文化。在马二帮助下他得以回乡，“大柳庄孝子事亲”，他的孺慕之诚出于至性，淳朴可爱：
匡超人望见自己家门，心里欢喜，两步做一步，急急走来敲门。母亲听见是他的声音，开门迎了出来，看见道：“小二，你回来了！”匡超人道：“娘，我回来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头。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方才放下心。……他父亲匡太公在房里已听见儿子回来了，登时那病就轻松些，觉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声“爹，儿子回来了！”上前磕了头。
于此黄评曰：“此处一‘娘’字，……一‘爹’字，出于血诚，（反观后来）愈令人惜之恨之。”小说就围绕自然人性的“孺慕之诚”——孝，展开他在乡土人伦文化里的表现。
传统美德孝，起码之点是“孝养”，赡养父母是为人子女者尽孝的起码责任，要求应当尽力满足父母的基本物质需求，父母长亲生老病死时都要悉心照护。
在这方面匡超人做得很到位，他勤勤恳恳经营起赡养父母的小营生，养猪卖肉，磨豆卖豆腐，从早到晚不辞辛劳。服侍父亲(匡太公)出恭(大便)一段尤其难能可贵：
太公过了一会，向他道：我要出恭……(匡超人)连忙走到厨下端了一个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进去放在床面前，就端了一条板凳放在瓦盆外边，自己扒上床，把太公扶了横过来，两只脚放在板凳上，屁股紧对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钻在中间，双膝跪下，把太公两条腿捧着肩上，让太公睡的安安稳稳，自在出过恭；把太公两腿扶上床，仍旧直过来，又出的畅快，被窝里又没有臭气。他把板凳端开，瓦盆拿出去倒了，依旧进来坐着。
传统孝道不仅要“孝养”，而且要“孝敬”，不仅要尽量供给父母的基本物质需要，而且要努力满足父母的精神需求。衣食无忧后，精神安抚越来越更加需要，因为有代沟，故也越来越更加难能可贵。
古人就说孝道难在“色养”——对父母经常的和颜悦色。脸色是内心感情的外在表露，真心爱父母、时时心存感恩，孝敬之色才能成为常态。
电视剧《儒林外史》中宗峰岩饰匡超人
匡超人能够做到孝敬父母，凡有好吃的都先要盛一碗送予父母先吃。“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亲，念文章”，父亲要折腾到四更鼓，他就陪到四鼓才睡。陪护久病在床的父亲，不仅为父亲调理身体，而且努力“娱亲”，为父亲调节心情：
见太公烦闷，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以及卖的各样的吃食东西，又听得各处的笑话，曲曲折折，细说与太公听。太公听了也笑。
在这方面，他哥匡大是个衬托：匡大为弟接风买了一只小鸡子兄弟消受，嘱弟不要告诉老爹。他不肯，把鸡先盛一碗给父母，剩下的才轮到兄弟俩。本村失火，烧到他家，兄弟俩的表现大异：
他哥睡的梦梦铳铳，扒了起来，只顾得他一副上集的担子。担子里面的东西又零碎：芝麻糖，豆腐干，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箫，打的叮当，女人戴的锡簪子，挝着了这一件，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断的断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才一总捧起来朝外跑。
……那火光照耀得四处通红，两边喊声大震。匡超人想，别的都不打紧，忙进房去抢了一床被在手内，从床上把太公扶起，背在身上，把两只手搂得紧紧的，
……把太公背在门外空处坐着；又飞跑进来，一把拉了嫂子，指与他门外走；又把母亲扶了，背在身上。才得出门，那时火已到门口，几乎没有出路。匡超人道：“好了！父母都救出来了！”且在空地下把太公放了睡下，用被盖好。母亲和嫂子坐在跟前。再寻他哥时，已不知吓的躲在那里去了。
他的“敦伦”孝道相当感人，对哥和嫂也恪守悌道。在伦理氛围浓厚的乡村传统社会里，他是孝悌后生，不仅博得乡亲称赞，而且赢得好官赏识，成为后来膺荐的资本。如果能在虞博士倡导的仁义礼乐环境里成长，他会成为正人君子。可惜不是。
他初遇的导师是八股时文选家马二先生。当时的科举制度既是选拔文士的举业制度又是逐级而升的教育制度。考试规定用八股文，又称时文、制艺文，当时可就称文章。马二就专门选每次考试的中式文章，加以评批，成为“选本”发行，成为广大考生的范文，让考生模仿，功能与现在范文讲评之类相近，从而成为考生的“辅导读本”。操弄这种“选事”“选政”的称为“选家”。
马二先生操持这种选事多年，是有点名气的八股时文选家。这位名师古道热肠，他看到匡超人“乖觉”而且有礼，流落杭州，因无钱回家奉养年迈双亲而伤心落泪；况且衣食无着之际还手持他新选的《三科程墨持运》在念。马二心生怜恤，就把他带回寓所，百般关爱：
当下开箱子取出十两一封银子，又寻了一件旧棉袄，一双鞋，都递与他，道：“这银子，你拿家去；这鞋和衣服，恐怕路上冷，早晚穿穿。”匡超人接了衣裳、银子，两泪交流道：“蒙先生这般相爱，我匡迥何以为报。”
马先生着意要给这个可教的后生指点一条出路。于是循循善诱，循其孝心，把孝养引导到显亲扬名的大孝上，他说：
“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在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贤弟，你回去奉养父母，总以做举业为主。”……说罢，又到自己书架上细细检了几部文章，塞在他棉袄里卷着，说道：“这都是好的，你拿去读下。”
匡超人捧着马先生的举业读本回乡苦读。一个贫寒的乡村青年，想通过读书上进，改变命运“出头”，从理论上说这是无可非议的，“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也有过众多成功的先例，是应当受鼓励的。
当地知县李本瑛得悉他勤勉夜读，就着实奖掖他。但马二的举业诱导有个致命的毛病：读书做官论。他用宋真宗的“劝学”诗来诱导：“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科举时代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就是用功名富贵——核心是做官，来羁縻读书人，也是腐蚀读书人，使他们“入我彀中”，为其所用。读书、考试与获得地位名利挂上钩，从正面效应说，可以起激励作用，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一些人过分追求名利地位，功利心恶性膨胀，心理失去平衡，诱发出种种人格堕落。
有鉴于此，匡超人的父亲，以乡村老者的见识，临终郑重叮嘱儿子：
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我死之后，你一满了服，就急急的要寻一头亲事，总要穷人家的儿女，万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
一条是父亲叮嘱的路：以乡村老者的朴实话语，道出传统文化中“学以成人”的正确理念，也就是“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立德树人，要做一个正人。所以“德行是要紧的”，要抵御“功名”“贪图富贵”“势利见识”的侵袭，蜕变成“非人”。
一条是马二指引的路：应试，做官,尽管马二还不忘《孝经》孝德，但从根本上说,这两条是截然不同的路。匡超人何去何从?他也不是一下子就选定的，像他父亲所预言，他是经历了“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而—步步蜕变的。
如果把匡超人的沉沦都归因于马二的举业诱导，那既不符合现实生活也不符合作品实际。他回乡后还是遵马老师之教把逐功名与行大孝相统一，而且如前所述，“孝养”“孝敬”（包括“色养”）种种孝行都优秀。重要责任要追究他所继续上的“社会大学”。
他第二次来到文化名城杭州，遇到第二类导师：景兰江等斗方名士热心带挈他进入“杭城名坛”见习，经过“旗亭论辩”——进士、名士孰优辩，他“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并不像马二说的，“除了这事(指刻苦举业)，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原来还有通过写诗浪得虚名、攀结上层的“异路功名”。
凭着乖巧他学得很顺手，虽然原来没写过诗，拿本《诗法入门》看了看，写出来的也不见得不如那些斗方诗人，他很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展开他脚下的牟取功名富贵之路也不是难于上青天。
花花世界令他大开眼界，牟取功名富贵之心更加跃跃欲试，“有奶便是娘”，他饥不择食，不加选择，有细菌的(触犯道德良心)他也喝，有毒素的(触犯法律)他也吃，只要有利可图他就干，谁带他他就跟谁走。
连环画《匡超人变质》封面
太多了，开始目迷五色失去方向，失去定力，道德防线最先失守。
他谋生于书坊，为市场提供举业文化商品，商品经济很快让他懂得，“选本总以行（行销）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要行销就要投合市场口味，随机应变，人家要什么你就给什么。
要投入少、产出快，他的竞争力强就在比马二快得多，马二凡事认真，把选事当学问，有时一条批语要斟酌半夜，而他一个半夜“就批出五十篇”；马二“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而他“屈指六日之内”批完同样的数，这六天中他做诗、参加诗会还费了不少时光。
除了举业本身无价值外，选事本身原不一定会使人品变坏，马二的品德就不亏，但匡二却不像马二那样笃诚，他学会的是以牟利为目的而东拼西凑，粗制滥造。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快让他迷失方向，书坊为他铺设了一条牟取钱财致富之路，加上斗方名士教他的“异路功名”，他也可以巴望功名富贵了。他从这里领悟的处世秘诀可以在其后的生涯中“发扬光大”。
他的第三任导师是在布政司衙门当衙吏的潘三。潘三倚仗政权机构，广结地痞恶棍，织成一个黑社会网。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典藏版）
《儒林外史》写人，大多都不是说坏就一坏到底。潘三固是黑恶势力，但对匡超人这个进城青年却甚爽快浏亮。在他看来，匡超人相与的那些斗方名士只是“呆瘟”，他教唆这个知识青年要干就要干“有想头的事”。匡超人照样不分黑白“有奶便是娘”，作潘三哥的手脚从中分得一杯羹。
从此匡超人的功利心恶性膨胀，迅速失调失范失控，继道德防线失守之后，法律底线也失守了。他怎样牟利呢：充当潘三的帮凶,作奸犯科，一应作案来者不拒：假雕印信、假造公文，把一个青春年少的女性荷花拐卖了，不管荷花姑娘是否掉入火坑是死是活，他“欢喜接了”二十两白花花的银子，从此“身上渐渐光鲜”。
这是二十两,有二百两呢, 他就冒坐牢之罪,潜入学道考场,替“一字不通的”童生考取一个秀才。潘三哥分给他这笔钱，帮他典房、帮他娶了抚院衙门差人郑老爹之女为妻、不久生女,有妻有女有房，当稳城里人。
《儒林外史》黄小田评点本
而按黄小田的评点，昔日的孝悌人这时已异化堕落成“非人”。施展“非人”之心术，“自丧其天良”，“巧取人间之富厚”（卧闲草堂评）。吊诡的是，正是他“丧其天良”之时，他被“题了优行，贡入太学”!
按当时的体制，府、州、县各级学校的秀才具备成绩好或资历深等条件，可以通过推荐以“出贡”的方式进入国子监，并能够获得参与选官的资格。这样的士人称为“贡生”，根据出贡的方式不同可分为好多种，匡超人的“题了优行”是指优贡，标准是“品学兼优”，这名额极少，省级的学政三年任期满了才能经考选，一省推选几个人。
匡超人的堕落与“优行”竟是同时到来，这无异于说明当时的考选制度乃至社会体制，黑白已经不辨，甚至颠倒了，堕落就是优行，优行就是堕落，这是尖刻的讽刺。他顺着这个攫取功名富贵的浊流凫泳(不是像王冕那样抗逆浊流)，滔滔的浊流把他推涌成“当代英雄”。
他迅速飚升，混到京城，进入官场，来到一个更高的名利场，来修“官场厚黑”的课。他嫌岳父的身份太低，如果如实“说出丈人是抚院的差”很不体面，于是谎称并未娶妻。
李给谏派管家探询，拟招他为外甥女婿，他乍听“吓了一跳……要允他，又恐理上有碍”。“恐理上有碍”时，品德好的人就会守住道德红线不逾理；守不住道德底线的人，就会有意无意地寻找借口为自己开脱，如以“大家都这样”、“某名人也这样”等等为理由，以消解罪恶感。
这在心理学上称为“防卫机制”。匡超人尚不止这样，他凭着乖巧品性已悟到，要钻入官场必须投权门作靠山，这送上门的机会哪能放过?凭着他在书坊取巧牟利的经验，凭着他跟着潘三什么坏事都干的惯例，他立即“又一转念道：‘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有何妨!’”——这“又一转念”就找了个欺心的“理”。
其实，如《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早期的《蔡伯喈琵琶记》“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在匡超人生活的温州一带，民间戏文和说唱里蔡伯喈或遭“暴雷震死”或遭“雷轰”，原是挨千古骂名的；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之四有“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也是说：历史人物的蔡中郎应是肯定性人物，而民间说唱则骂蔡伯喈。
匡超人就是这一带人，明知自己也“弃亲背妇”必遭唾骂，明知是错，居然横下一条心，颠倒黑白强辩之为“佳话”，这是昧着良心找歪理给自己开脱，已是无耻之极，恬不知耻!
于是，他遗弃结发妻子，停妻再娶，帽儿光光，当上给事中的甥女婿。他在京城这边“珠围翠绕，燕尔新婚”，拥着“瑶宫仙子，月下嫦娥”，得意忘形的时候；在老家那边，被抛弃的发妻活活吐血闷死，正如老岳母血泪控诉的：“把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儿生生的送死了！”
《儒林外史》，不仅让读者从鲜明的对照中看到这样的丑恶，而且画龙点睛式地点出其丑恶的心理过程，在字里行间，不动声色地让匡超人的行为逻辑与读者的良知背道而驰，这在文艺心理学上叫作“情感逆行”。读者就在“情感逆行”中，良知受到撞击，感到痛苦、愤怒；同时又因其鞭挞了丑恶而感到痛快。
这种融合着痛感和快感的艺术享受，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称为“净化”，实是人的灵魂受到一次艺术的“陶冶”“洗礼”。
他刚刚考取个内廷教习，还没上任呢，回到杭州取结，景兰江老师陪蒋刑房来访，他就以昔日景兰江等西湖斗方名士的口吻胡吹，“（我的）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提、镇，都在我跟前磕头。”
既然势力这么大，景兰江等顺势提出，落网的潘三巴望见他一面。他一听立即变脸，毫不顾念潘三哥曾慷慨施恩于己，而是按官场文化，唯恐受牵连，赶忙切割，而且还要振振有词地宣称，“（我）既替朝廷办事，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赏罚……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
清朝的评点者多从忘恩负义痛骂此人，其实他的“打官腔”同样可憎。像胡屠户那样直露的私，是浅薄的丑；像匡二这样的官人以“公”包装“私”，又丑又伪更加险恶！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
令人作呕的表演后，又安抚来替潘三求助的景兰江老师；“（我）这回去就得个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这下可露了马脚，虽原只是搪塞老师的空头支票，却表露了他做官的信条跟王惠一样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以预料，他上任后的政绩，也会融汇诸种浊流文化的毒汁，超越从前一门门课的老师。
人异化成“非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甚至法律底线，既丧尽天良，自然也就厚颜无耻，言谈举止不堪入目。匡超人一反农村青年原本淳良的天性，仅为炫耀一下自己，就不惜在众人面前叛卖恩师马二先生。
马二曾指点他“文章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现在他反讥马二老师 “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真是呀，与“慈乌反哺”相反的是“豺狼反噬”，想当初流落杭城受马二先生接济时，曾经“两泪交流”立誓要报恩，现在已经从意欲反哺跨越到反噬！他对一路上有恩于己的人一一反噬，这个人对社会也是反噬。
邮票《马二先生游西湖》
还没完，他接着胡吹：“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真该请教匡先生，不知何时外国也行八股举业了?——他唾沫四溅、得意忘形地吹嘘：中原五省读书人家家都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又有牛布衣不识趣，当场揭破：“先儒”用指已死之人，你是活人何得称先儒神位！他还死撑面子耍赖狡辩：“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牛布衣见他如此说，也不和他辩。“不和他辩”者，不是辩不过他，而是辩也无益，他已不是无知而是无耻!《论语》曰：“无耻之耻，无耻矣”；“知耻近乎勇”。凡人该有羞耻之心、知耻之勇，一旦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良知已经泯灭，是不折不扣的无耻，适足表现了“非人”的丑陋。
真该相信“知子莫若父”，匡超人老父亲的担忧一一成了现实。经过浊流文化的阵阵冲刷，乡村子弟所秉承的传统美德的底色，已被冲洗殆尽，“德行”“孝悌”抵挡不住“功名”“富贵”的“势利见识”，这种诱惑是制度性的，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机制体制布下的天罗地网!作者精心设计让匡超人历经种种浊流文化的熏染，让人看看会染出什么结果，并且以匡太公的临终遗言点明立意。
古人谓“上孝养志，其次养色，其次养体。”（桓宽《盐铁论·孝养》）我们是从低讲到高，次序与桓宽相反，前面已讲了匡超人在乡时的孝养（“养体”）孝敬（“养色”），现在看“养志”如何？养志也可叫孝志，指努力实现父母的善良合理的志向、愿望。
匡父的愿望已如前引的临终遗言所述，匡超人都反其道而行之，而父亲所谆谆告诫的，匡超人反都一一实践了。此时的匡超人不仅不会再回乡为上人养体、养色，而且与养志正相反对，老父亲要他做好人之“志”，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即使从传统孝道角度来说，他也已是彻头彻尾的不孝!
刘旦宅绘《王冕画荷图》
小说第一回王冕的母亲也有临终遗言，与匡父的异曲同工：“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儿可听我的遗言，……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
以我们看，当然不能一概否定“做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是蛮好吧。作者是写一个农村老妇人朴素的直觉，她是针对那时代她所见的多是不好的官；而且，她是简单地把“做官”和“做好人”分列在对立的两极，一旦中了“读书做官论”的毒，一心追逐功名富贵，就会如匡父所说，“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人品蜕变了。
王冕遵母嘱，葆住高洁的品性，成就嵚崎磊落之人，与匡超人相对照，贤愚悬隔不啻天壤。
匡超人的母亲初见儿子回家时絮絮叨叨地诉说：“自从你跟了客人去后，这一年多，我的肉身时刻不安！……一夜又梦见你来家望着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梦见你头戴纱帽，说做了官。我笑着说：‘我一个庄农人家，那有官做？’傍一个人道：‘这官不是你儿子，你儿子却也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来了。’我又哭起来，说：‘若做了官就不得见面，这官就不做他也罢！’”
《儒林外史与中华文化》
《儒林外史》写梦多深含寓意，有的是隐喻。匡母的梦有多层含意，从有形的形迹来说，你儿子“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来了”，这就是民间戏文里说的蔡伯喈式的“弃亲”，匡超人也是，几次有机会回乡省亲，他都压根儿没有探亲的念头，只顾功名富贵，不顾报恩亲情。
从无形的精神来说，“这官不是你儿子”，灵魂已经全非了，往日“在孝弟上用心”的儿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又哭起来”，不仅哭儿子的“肉身”回不来，而且哭儿子的灵魂永远丢失了!这就是匡超人形象以灵魂为代价留下来的教训：败德必失人!
如前所引，“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匡超人看似步步成功的“当代英雄”，撕破其光滑的表面，内里却是宵小无耻，是无价值的，这是讽刺，是喜剧性的；而实质上如开头所说，他是“被引诱者”、“从善良走向堕落者”、走向“非人”，他的淳良天性被毒杀了，原有的价值被毁灭了，这是悲剧性的。这个形象也是喜剧性和悲剧性相融合的创造。
《儒林外史》第十三回至二十回实为“马二匡二合传”，匡超人被熏染的结果如何，也是对马二教育思想的一种“成果”检验，马二自不能负全责，也不能负主要责任，但却也宣告了他所选择和宣讲的教育路线的失策、人生道路的失败。
早岁课开元至清，倾心吴稗和关卿1。
政协知命崇仁义，致力中华佳节兴2。
致亊之年归儒林，立言传世以立命3。
委员本色是书生，赢得人文学者称4。
作者在自己题字的全椒吴敬梓塑像前
1、早岁从教，开元明清文学课。研究吴敬梓稗说《儒林外史》和关汉卿，出了几部书。《关汉卿名剧赏论》可传，日本已翻译部分出版。
2、从知命之年起在任全国政协委员的20年中，首为仁义礼智信恢复正位，首倡清明端午中秋放假，有《李汉秋弘扬中华文化实录》、《新三字经》、《政协委员履职风采·李汉秋》、《政协委员文库·李汉秋》、《传统节日的奥妙》、《诚孝仁义公》等数十本书。
3、儒林泛指读书人群体，此处同时也专指“儒林学”。出了二十几种儒林学的书，冀以“儒林外史基础研究”系列立言传世。入列者有《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李汉秋讲儒林》《吴敬梓诗传》《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等。
4、综合之，人称人文学家，遂了书生本愿。
《政协委员履职风采·李汉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