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学术思想及影响

该期刊主要以批判性的视角对媒体与社会的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展开系统性的研究, 以及对互联网社会、数字媒体的批判性研究, 成为挑战主流传播学理论研究取向的一本主要刊物, 有力地推动了批判性传播研究的发展。

福克斯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社交媒体与社会、信息社会研究、互联网与社会等。他已在这些领域出版了诸多重要著作, 如《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2014) (Social media:A Critical Introduction) 中译本已经于2018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本书向读者介绍了对社交媒体进行批判性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理论, 并且深入分析和阐释了以下问题:社交媒体怎样进行商业化运作?谷歌作为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平台与搜索引擎, 其优势和劣势是什么?脸书作为全球最成功的社交网络, 隐私与监督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推特是否带来了新的政治与民主形式?维基解密作为全球最知名的在线监督机构, 其促使权力透明的潜力何在?

福克斯最具启发性和开拓性的学术观点是对“数字劳动” (digital labour, 亦译为“数字劳工”) 的深刻阐述, 他在《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理论》期刊中和自己的著作中对“数字劳动”的思想理论体系进行了较为系统化的建构, 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 引发大量的讨论。他的理论、建树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在互联网信息生产与传播研究领域的发展。

信息时代的来临大大丰富了劳动的内涵,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和颠覆了传统的劳动模式, 社会经济结构被重构。为此, 辩证地认识数字劳动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于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的深入探析, 我们将对数字资本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诸多问题有着更为清晰的感知与把握。

二、“数字劳动”基本概念辨析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主要的理论贡献, 在于提出了“数字劳动”这一概念, 并以之为基础建立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数字媒体研究范式。福克斯尝试通过对这一概念的系统阐述,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 (如受众商品化、剩余价值) 在数字技术时代的适用性。

常江:您能大致介绍一下“数字劳动”具体指的是什么吗?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我看来, 数字劳动是我们理解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简单来说, 就是基于大公司架构的互联网平台在发展中必然会受制于这些大公司的资本积累模式, 因此也就必然会对互联网使用者的劳动进行剥削。由于互联网使用者的大部分行为—发博客、线上社交、编辑维基百科、发微博、上传视频等—都是无偿的, 因此实际上是这些劳动成为了互联网公司利润的直接来源。

常江:能否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例, 解释一下“数字劳动”的运行机制?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这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辩论, 涉及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的诸多细节。在这里, 我只能谈一些最基本的基础性内容。在传统大众媒体中我们是“受众”。在社交媒体中, 我们在看YouTube视频、读脸书和推特上的帖子等时候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名“受众”。当然, 这也是受众劳工正在给予广告注意力, 从而创造价值。但我们有时也会从受众变成富有创造性的用户, 可以利用“用户生产内容” (UGC) 机制, 以帖子、视频、图像、评论等形式创造社会使用价值。如果我们在目标广告平台上生产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就具有了交换价值, 于是互联网平台就会出售这些数据给那些在社交媒体中投放了广告的客户。我们在目标广告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越多, 我们生产的数据商品就越多, 我们被投放的目标广告就越多, 我们点击这些广告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社交媒体平台价值规律的核心。同时, 这些价值并非自动转化成利润, 因为1000则目标广告中往往平均只有一个被点击。因此, 在社交媒体上剥削劳动获得利润的模式并不稳定, 这种不稳定性正是社交媒体金融化的核心。因此基于目标广告的社交媒体公司促进了对劳动的剥削, 加深了阶级划分, 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 以及使得资本主义危机日益严重。这就是社交媒体时代资本主义积累陷入的对抗性结构辩证法。

常江:在讨论数字劳动方面,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似乎颇有洞察力。目前对于“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讨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数字劳动”?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你可以从一般和特定的意义上理解“新马克思阅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重读马克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我们应该对此表示鼓励。当更年轻的一代的学者去接触马克思时, 可能会涌现很多全新的理解与阐述。从特定意义上来说, “新马克思阅读”是德国研究马克思的一派, 是主要的代表人物。这种方式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对于马克思过分德国化的处理, 认为人们只应该阅读马克思作品的德语版本, 其他非德语的国际化解释都是无效的。如果你仔细阅读海因里希、赖希尔特或巴克豪斯的书, 你就会发现一个更明显的问题, 他们根本不是在讨论传播。你们不要误解我, 我并不支持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当然, 任何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应该与哈贝马斯有所联系, 但哈贝马斯已经离马克思太远了。我支持的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我主要的出发点是黑格尔、马克思、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达拉斯·斯麦兹和雷蒙德·威廉斯等人。

概念常常被用于媒介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分析。他的观点对您是否产生了影响?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我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和《社交媒体时代的文化与经济》中详细讨论过这些问题。在《资本论》里, 马克思以这样的一句话开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 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 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学批判总是起始于这些问题:我们讨论的商品形式是什么?谁生产它?让我们想想靠广告来盈利的媒体。它们的商品形式是什么?是受众的关注。这就与斯麦兹的受众劳动论与受众商品论联系起来了。

我们来看看脸书 (Facebook) , 一家主要以广告为收入来源的社交媒体公司, 同时也是除谷歌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其商品形式是什么样的?是用户数字劳动所生产的个人的、社交的元数据。因此, 认识到社交媒体数据商品是由用户的数字劳动生产出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数据商品与受众商品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但数据商品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如持续不断的实时监控, 意义和社会使用价值的生产, 公司对于用户行为的全面掌握 (在广播和报纸媒体的情况下, 人们为了了解消费者的偏好会反而去进行受众研究) , 产消行为 (生产性消费) 的出现, 广告实现精准化和个性化, 实现设定广告空间价格的算法拍卖, 等等。这又是连续与变革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例子:商品形式与受众商品存在连续性, 同时也有新的特点出现, 推动着商品形式的再创造。

常江:在反对“非物质劳动”主张的同时, 您提出, 所有在脸书、YouTube和推特 (Twitter) 上花费的时间都可被视为商品生产时间, 因此互联网用户实际上是“产消者”。您可以解释一下“产消者”的概念吗?

的理论。他注意到了产消活动中重要的经济与民主潜力。不过我的阐述并非基于托夫勒, 而是基于达拉斯·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和受众劳动论:通过广告实现盈利的媒体的受众将他们的注意力生产为商品, 并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 因此他们是受众劳工。在社交媒体上, 我们可以将用户视为数据价值的生产者, 这些数据又被作为商品出售给谷歌、脸书、微博、百度等公司的目标广告客户, 他们是在社交媒体中的数字劳工。非物质劳动在理论角度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 因为在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中, 没有什么是非物质的。谈论非物质是二元论的, 并且很有宗教意义, 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与精神构成的。我更愿意去谈论精神/信息/文化劳动。在唯物主义的文化理论中, 信息是由文化活动、经济活动和物质活动创造的。同时, 文化和信息并非被经济所限制, 而是与经济处于相互矛盾的关系中, 并影响着整个社会。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文化与经济》一书中, 我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作为对传播与数字媒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基础, 以重新定义文化与经济, 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显然, 福克斯的理论野心不止限于提出一个概念并顺理成章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引入媒介研究范畴。他更期望能够以这种理论化的努力, 为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确立一种合法性。他坚持对互联网公司的利润来源和互联网用户的内容生产劳动的异化过程进行深入挖掘, 并不断重新阐释马克思、威廉斯、斯麦兹等人的经典论述, 为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从“数字劳动”概念生发出来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分析路径,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技术与历史条件下的生命力。

三、对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福克斯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实践, 就是基于“数字劳动”概念的提出, 对日渐崛起的互联网文化, 以及围绕着这种文化形成的各类话语体系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在福克斯看来, 任何脱离政治经济语境的理论建构工作都是有失偏颇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既应当充分考虑到互联网技术与文化带来的各种突破性变化, 也应当认清这种文化依托于大公司的政治经济本质。

常江:最近的几年一些社会运动经常被冠以“推特革命”或“脸书叛乱”的名称。社交媒体在社会斗争中的战略角色是什么?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一方面, 有技术乐观主义的作者认为社交媒体导致了革命和暴乱。这是一种单向度的技术决定论论断。另一方面, 并且声称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街道上的尸体。但这些都是推测性质的。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经验社会学来回答数字和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我的书《占领媒体!危机资本主义中的占领运动与社会媒体》

常江: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经常被认为是参与式民主与文化的平台。如果用户事实上仅仅是作为互联网产消者商品的一部分, 为剥削自己的机制做着贡献, 那么互联网民主难道不就仅仅是一种新形式的“虚假意识”吗?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认识“阿拉伯之春”这类利用社交媒体来进行抵抗的行为呢?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所谓的Web2.0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也是一种资本积累策略:它承诺巨额利润, 这是吸引金融投资者的策略;它承诺建立一个参与式的产消者互联网, 这是伪装后的目标广告策略和数字劳动众包式剥削策略。因此, 资本积累的新策略和旨在复制旧有的剥削与资本积累结构的意识形态新策略出现了。谷歌和脸书并非通讯公司, 而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社交媒体”实际上就是目标广告平台。关注社会运动的媒介研究者的问题在于他们往往忽视了政治经济的作用。做这些研究的学者往往是支持并同情他们所研究的运动的, 这一点会使得他们很难提出具有批判性的问题。如果学者持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态度颂扬他们, 实际上是不利于社会运动的发展的。但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政治变革完全没有影响也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它们既非无足轻重, 亦非决定性因素, 这里存在着有关在线还是线下、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面对面还是远程中介的辩证法。社交媒体在抗议活动中的作用研究往往缺乏政治经济学视角和深刻的实证精神。为了搞清楚它们的真实作用, 光靠理论远远不够, 我们需要实证研究。我也推荐对社交媒体政治感兴趣的人们去阅读托德·沃尔夫森 (Todd Wolfson) 的《数字叛乱:网络左派的诞生》 (Digital

常江:您曾坚称建立基于公共资源的互联网必要性, 能否谈谈你所谓的“基于公共资源的网络平台”是什么样的?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需要从总体上解决商品化的问题并且为民主共同主义的 (democratic-commonist) 社会主义社会和作为一种新社会主义的共同主义 的先决条件。资本主义的另类媒体和互联网平台正面临着低稳定性、自我剥削的劳动, 以及资源匮乏和资本主义垄断竞争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有些资本主义制度下基于公共资源的项目, 如免费软件将会变成资本的无偿白痴, 从而以多种方式有利于公司的资本积累, 因此它们需要政治支持。我的建议是对广告和公司征税, 来为支持另类媒体平台提供参与式媒体费用。参与式媒体费用会将民间社会政治和国家政治联合起来。我们也需要公共服务互联网平台。例如, 公共服务广播网络可以开发非营利和无广告的公共服务导向的另类YouTube, 用户就可以重复使用和改变所有内容。公立大学也可以协作网络开发另类搜索引擎和其他的另类在线项目。互联网本是始于大学的, 也是时候让部分控制权回到大学手中了。其他部分则应该由民间社会和公共服务媒体组织来掌握。这些都是在政治方面寻求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替代。

在资本主义背景下, 将只会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互联网。互联网是矛盾的, 充斥着各种政治经济冲突。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斗争才能够创造出一个公平的社会, 一个公平的互联网。但目前这两者都尚未实现。并且我们当下正面临着新法西斯主义、新民族主义、新种族主义等正在崛起的危险, 这将有可能导致新的世界大战。世界也许会将不再美好。如今我们又面对在恩格斯和卢森堡提出的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 要么退回到野蛮时代”。后者也许更有可能, 除非争取社会主义的大规模社会斗争阻止这一切。

常江:如果互联网, 数字文化和社交媒体是剥削机制的话, 那么它们是否还能够在社会的解放事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例如“脸书工资” (Wages for Facebook) (对20世纪70年代的“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的一种效仿) 这样的运动是否会产生实质的效果?我们有多大的可能可以建立起非剥削性质的互联网?更直截了当地说:“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互联网将是什么样的?您能为之提出一条可行道路吗?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问题的关键在于, 作为左派的我们应该为另类社交媒体和非商业化、非资本主义的另类媒体争取更多公共资金。我发现“脸书工资”的想法很有趣, 不过我并不赞成。仅仅要求互联网公司为内容付费、付更高的费, 本质仍是一种改良主义, 它是无法超越脸书和资本主义的。这会使脸书降低剥削程度, 却没有否定剥削本身。因此, 我认为我们需要推动将资源应用于非资本主义媒体项目的举措。比如对广告和资本征更高的税, 并且采用参与式预算的方式将这些收入引流到非商业性媒体上。我将这种政策叫做“参与式社交媒体费”, 它将国家行动与民间社会行动、公众、公共资源联合在了一起。我们需要新左派, 这意味着最终实现罗莎·卢森堡所理解的社会民主。并且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左翼媒体政治。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过去的概念, 而是一个对未来的民主构想。

不难发现, 福克斯对于数字技术, 尤其是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参与式民主”的想象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一方面, 他认可这些变化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改良效果, 也切实地促进了民主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另一方面, 他也认为过分乐观的判断容易导致不必要的妥协, 使人们忽视在大公司体制下各互联网平台操纵性的本质。在现有的社会框架内, 福克斯主张通过对互联网公司高额征税和提高政府扶持的方式, 鼓励另类媒体、左翼政治媒体的发展。对于数字媒体的未来, 他持有悲观的态度, 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数字媒体导致的种种问题, 仍然必须要落脚于革命性的变化—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四、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数字媒体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 福克斯在不同场合强调传播研究应当全面拥抱马克思主义, 并对以美国式的行政研究为代表的主流范式进行批判。他主张重读经典, 尤其是《资本论》, 并以之为基础对数字时代的内容生产和劳动状况做出新的理解。

常江:您的著作《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对我们日常做的事情进行了很具启发性的分析。是什么促使了您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事实上, 马克思对于传播颇有见解。但人们往往认为它仅属于上层建筑, 因而不太重要。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 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传播的重要性。我认为, 所有社会空间不仅在时间的维度上被组织起来, 并且还通过传播实践并在传播实践之中被组织起来。劳动就是需要传播实践组织起来的社会活动。因此我支持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转向。我的总体立场是反阿尔都塞 (antiAlthusserian) 的, 系统的, 黑格尔式的, 辩证的, 并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

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的是, 资本主义需要资本原始积累环境来继续发展, 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无偿的、不稳定的、众包的、非正式的、随意的劳动形式正是资本积累的最佳环境, 其特征在于高度剥削。当然, 殖民剥削、家庭手工工人剥削和用户剥削间有着显著的社会差异, 但这些人都在从事低薪或无偿劳动, 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以及构成了当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些观察家倾向于将不同的阶级关系分开, 并声称不同的经济关系完全无法比拟。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并且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危险, 因为只有世界上的被剥削者联合起来, 我们才可以消灭资本主义。

常江:在《文化与社会》中, 雷蒙德·威廉斯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Marxist theory of culture) 的必要性, 他认为这是马克思未能充分阐述的内容。当下的文化与媒介研究究竟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媒介与传播研究肇始于公共关系, 而这也是当下该研究的主要领域。因此, 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行政取向和意识形态化的领域。然而, 几十年来, 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得到了发展, 特别是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这个领域一直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很感兴趣。重要的代表人物有达拉斯·斯麦兹、赫伯特·席勒 (Herbert Schiller) 、丹·席勒 (Dan Schiller) 作为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子领域, 传播政治经济学缺乏对于马克思作品的系统性的理解与整合。由于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与身份政治的兴起, 批判性媒介与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21世纪进入低谷。从2008年资本主义危机开始以来, 对马克思重燃的兴趣对媒介与传播研究也产生了影响。

常江:20世纪80年代以来, 人们对信息社会的概念越来越感兴趣。马克思的观点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有关信息社会的争论?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马克思主义者则往往将信息社会的话语斥为意识形态表达, 强调我们生活在依然如故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上这两种话语都是一元化、单向度的观点。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变化才能够保持稳定,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分阶段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 从而构成资本主义经济。信息经济就是组织生产力的一种特定方式, 但资本主义信息经济也并非生产力的唯一维度。我们不是仅生活在信息化的资本主义中, 我们也同时生活在金融资本主义中, 超工业化资本主义中, 流动资本主义中, 等等。生产力和相应阶级关系组合的多种模式构成了动态化和多样化的资本主义, 从而构成了剥削和全球资本主义的统一。

常江:您曾提出, 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了传播研究的一个盲点, 并且对整个社会科学来说都是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媒介与传播研究总体上是个政治较为保守的领域。其主流专注于行政研究。批判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批判性文化研究、批判性媒介研究的传统一直存在, 但比起主流的行政研究来说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带。只要看看我们领域的主要期刊就能明白这一点。《传播学刊》 (Th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发表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乔治·格伯纳 (George Gerbner) 任编辑的时候, 情况有些不同, 有时也会刊发一些批判学者的文章。但现在这些主流期刊往往完全忽视、拒绝以及间接压迫批判性学术研究。不过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批判学者,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和博士生, 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对抗主流。批判研究和管理研究间有着深远的学术斗争。我编辑的期刊《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理论》就期望成为挑战主流的批判传播研究的家园。我们必须建立更多的机构与组织来推动批判研究的发展。还有一部分的问题在于批判学者在他们的部门和大学中往往会被孤立。因此, 让他们彼此联结,

福克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姿态, 以及他将这种政治姿态运用于学术研究的实践, 对于我们审视和反思各种流行的技术哲学与传播思想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福克斯不断提醒传播学界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并号召大学和批判学者能够自发地形成话语共同体, 介入数字技术研究, 甚至数字内容的生产过程。如何将数字劳动的概念体系运用于蓬勃发展的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分析, 是本土研究者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新闻界》 2019年第4期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科目大纲

　　(科目代码：918)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专业课之一。该课程以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传播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学习该课程，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理解;学习该课程，可以帮助我们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学习该课程，有助于我们认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发展前景，从而坚定我们对它的信念。

　　本课程的考核，要求考生较系统地领会和掌握其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运用本课程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分析、解决有关的实际问题，综合分析、解决比较复杂的现实问题。

　　本课程的考核形式为闭卷，总分为100分。

　　本课程的考试大纲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的各个方向。

　　本课程考试题型为：解释概念、简答题、论述题等。

　　本课程要求考生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真正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便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真正分清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以更有力的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时代的创新;真正分清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以更切实地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真正分清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以更利于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

　　本课程的命题以本大纲为指导，覆盖到章，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密度。

　　本课程的考核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的分值比例大致为：识记占20%，理解约占30%，简单应用约占10%，综合应用约占40%。

　　本课程试题的难易程度适中。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值比例大致为：易，占20%;较易，占30%;较难，占30%;难，占20%。应当注意：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不是同一概念，在各个能力层次的试题中都存在着不同难度，切勿将二者混淆。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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