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的历史发展，为中国各级博物馆提供了难以数计的文物收藏，显现出近现代考古学与博物馆事业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表现出考古对于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特别贡献。
中国的博物馆有它的特殊性。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博物馆不同的是，中国的公立博物馆都是由考古学和出土文物来支撑的，尤其是省级博物馆，都和具体的考古成果相关联，比如湖南省博物馆由马王堆考古成果作为支撑，湖北省博物馆由曾侯乙墓考古成果作为支撑。早在101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的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中的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等，为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世界考古史的研究做出属于中国的贡献。因此，我们今天来看各省级博物馆与文物考古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都能够反映各地不同时期的文物考古的主要成果。关于地下文物的发现，可以说至少从宋代开始就陆续有一些出土，只不过那时候可能只是局限在雨水的冲刷，或水渠、地基等的开挖而偶然得以发现，缺少科学和系统的考古，也没有去研究文物所属的地层关系，更不可能去追索其源流。这些数百年前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等作为传世文物也进入到各级博物馆之中，可是，它们作为孤立的存在，缺少与考古关联的文化关系，甚至它的发现地点都难以确定，由此也显现出了考古的重要性。
经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作为国内博物馆收藏的一个重要方面，绝大多数都是20世纪中期基于科学考古所获得。这些文物所反映的墓葬以及具体的考古成果，往往不是孤立的存在，具有批量的特点——或多或少，都能够说明历史时代、相互关系以及具体的内容等各个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有着许多重大发现，单体面积大、整体数量多是重要特点，这对遗址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考古遗址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并不因为文物的出土而消失，相反，却在未来的研究中依然能发挥作用，有些是不可替代，有些是不可或缺。所以，对于考古遗址的保护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仰韶村遗址于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是后来成为仰韶遗址博物馆的基础。而像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之一的秘鲁的马丘比丘，保存了完好的前哥伦布时期的印加遗迹，如今的对公众开放，实际上也是考古遗址的充分利用。正是基于遗址保护的基本原则，国内相应出现了一批遗址类博物馆。与一般博物馆不同的是，这里不是那种静态的展陈，而是在静态的遗址中展现出活态的考古现场以及日常的考古工作，而观众在这里不仅能认知考古，还能够了解考古工作和考古工作者；更重要的是这里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还有着考古的不断深化，还有成果的不断出现。
无疑，对于重要的考古遗址，原地保护和利用是最科学、最经济的举措。因此，在考古发掘的现场建立博物馆，成为20世纪中期来中国博物馆发展的一条新的路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1974年，在西安市临潼区的秦陵镇发现了兵马俑之后，不仅开始了科学的发掘，而且在原地成立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筹建处，并于1979年10月1日正式开放。这是在兵马俑坑的基础上建立的遗址类博物馆，截止到2020年1月，已先后建成并开放了秦俑一、三、二号坑和文物陈列厅，博物馆的面积在原址周边扩大到46.1公顷。试想，当年发现的一号兵马俑坑内埋藏有陶俑、陶马6000件，同时还有大量的青铜兵器等，如果搬运到其他地方存放和展示，是何等的重大工程，所带来的问题也难以想象，并且将令中国失去一处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
在如今中国博物馆的版图内，许多重要的由考古发现的遗址而建立的博物馆，已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被评为199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及其彩绘陶俑，于2006年建成了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中的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和礼制建筑遗址（罗经石）保护工程，就是一处独特的考古遗址博物馆。1993年成立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以遗址考古现场重建、“干栏式”建筑复原及室内外先民生产、生活场景再现为主体内容，由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的遗址陈列馆和占地面积23000平方米的遗址所构成。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自2011年被发现之后，经过科学的考古和精心的发掘，成果丰硕，出土有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简牍、木牍等各类珍贵文物超过1万件（套），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因此，在原址建立了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而持续升温的位于四川广汉市西北的三星堆遗址，距今已有3000至5000年历史，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自1929年被发现，1933年首次发掘，其后经历了几代考古学家半个世纪的发掘和研究，直到2021年还在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中出土了500多件重要文物。与之相关的是，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以及建立遗址博物馆，都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向公众开放而扩大了社会影响。
重要的考古发现与考古遗址博物馆之间所构成的中国博物馆的一个特别的类型，在区域范围内呈现了重大考古发现的成果。当然，像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秦始皇兵马俑这样的重大发现并不具有普遍性，有相当一部分发掘成果的影响力并不像兵马俑那样。而在发掘现场所建的遗址类博物馆，因为远离城市，地处偏远，给参观者带来不便。虽然近年来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考古发现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通过文旅结合，出现了和文化园区结合来推动考古成果的方法，为地方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要想了解中国考古的整体，只有一个点一个面、一个省一个市地去看，大概才能获得整体的认知，显然，这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不大可能。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座国家级的考古博物馆，或者在一个有重大考古发现和成果的省份建立考古博物馆，而不仅仅是一个大而全的省级博物馆。如果我们拥有像法国国家考古博物馆那样的专业博物馆，就能够通过一座博物馆而了解到国家在考古方面的整体成果，也能看到国家考古的系列脉络。可以想象的是，有这样一座考古博物馆，置身于各地不同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中，既能看到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等中华文明的源头，又能看到三星堆、兵马俑等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还能看到与具体的文物考古发掘与出土文物之间的关系。这将让公众了解考古的具体以及在一定区域内数十年、上百年来考古的延续与发展，由此加强公众对于文物考古、文化遗产的认知，加强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的意识，这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显得非常重要。
面对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如此众多的考古成果，一方面需要继续做好各省级博物馆对于考古成果的推广，另一方面需要扩大考古成果的集中呈现，而不仅仅是展陈一些具体的出土文物，更重要的是把相关联的考古过程和具体问题呈现给公众。从考古发现、发掘到原址保护等，这是公众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亮点。这其中有很多专业性的内容，正是今天考古连接公众的一些具体问题。业内应该探索更好更多样的办法，通过博物馆的规划和设计，让公众了解到这些考古发现的过程，激发公众对考古的兴趣。
作者：陈履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造型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物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