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朋友介绍一下泾县县城人口多少,商业情况如何?谢谢!

上面是各乡镇的户籍人口,不是7普的常住人口。本文数据如有疑问均以附图(表)为准。

下面是各乡镇区划面积,按人均排名。

注意平方公里、公顷、亩3个单位和土地、农地、耕地3个概念。1平方公里=100公顷=1500亩=100万平米。土地包括农地,山水林田湖草沙、道路城建绿化工业公家公用公摊。我国农地(农林牧渔)占全部土地56%,其中耕地占1/4,即占全部14%;常说的18亿亩红线=120万平方公里占全部土地12.5%。用下面的人均土地数据乘以14%(除以7)估算本地的人均耕地,乘以12.5%(除以8)估算本地人均耕地红线。

  1. 旌德县云乐镇 81 平公里,人均 19.1 亩
  2. 泾县汀溪乡 166 平公里,人均 18.9 亩
  3. 绩溪县金沙镇 108 平公里,人均 18.3 亩
  4. 泾县茂林镇 233 平公里,人均 15.7 亩
  5. 泾县榔桥镇 344 平公里,人均 15.5 亩
  6. 绩溪县板桥头乡 130 平公里,人均 14.3 亩
  7. 旌德县兴隆镇 85 平公里,人均 14.3 亩
  8. 绩溪县伏岭镇 183 平公里,人均 13.7 亩
  9. 绩溪县临溪镇 96 平公里,人均 13.5 亩
  10. 绩溪县瀛洲镇 83 平公里,人均 13.4 亩
  11. 旌德县孙村镇 84 平公里,人均 12.9 亩
  12. 旌德县俞村镇 108 平公里,人均 12.6 亩
  13. 泾县桃花潭镇 252 平公里,人均 12.1 亩
  14. 旌德县版书镇 83 平公里,人均 12.0 亩
  15. 旌德县庙首镇 94 平公里,人均 11.9 亩
  16. 旌德县蔡家桥镇 119 平公里,人均 11.6 亩
  17. 绩溪县荆州乡 52 平公里,人均 11.0 亩
  18. 绩溪县家朋乡 87 平公里,人均 11.0 亩
  19. 泾县蔡村镇 136 平公里,人均 10.6 亩
  20. 绩溪县扬溪镇 89 平公里,人均 10.3 亩
  21. 泾县黄村镇 150 平公里,人均 10.2 亩
  22. 旌德县白地镇 96 平公里,人均 10.1 亩
  23. 旌德县三溪镇 70 平公里,人均 8.3 亩
  24. 绩溪县长安镇 122 平公里,人均 8.2 亩
  25. 郎溪县十字镇 189 平公里,人均 8.0 亩
  26. 郎溪县姚村乡 105 平公里,人均 7.9 亩
  27. 绩溪县上庄镇 70 平公里,人均 7.3 亩
  28. 泾县琴溪镇 93 平公里,人均 7.3 亩
  29. 郎溪县凌笪乡 144 平公里,人均 7.2 亩
  30. 泾县云岭镇 192 平公里,人均 6.9 亩
  31. 泾县昌桥乡 164 平公里,人均 6.8 亩
  32. 郎溪县飞鲤镇 154 平公里,人均 6.3 亩
  33. 泾县丁家桥镇 57 平公里,人均 5.5 亩
  34. 郎溪县涛城镇 101 平公里,人均 5.4 亩
  35. 郎溪县新发镇 87 平公里,人均 4.8 亩
  36. 郎溪县毕桥镇 60 平公里,人均 4.6 亩
  37. 泾县泾川镇 256 平公里,人均 4.0 亩
  38. 郎溪县梅渚镇 81 平公里,人均 3.8 亩
  39. 绩溪县华阳镇 87 平公里,人均 3.0 亩
  40. 旌德县旌阳镇 100 平公里,人均 2.7 亩
  41. 郎溪县建平镇 222 平公里,人均 2.5 亩

唐朝时人均产粮300斤,亩产约334斤。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3390亿斤,人均956斤,亩均约700斤,1500年来人工效率提高了2倍多(考虑年产蔬菜7亿吨、水果2.6亿吨的话4倍多),土地效率提高到2~4倍。一个人每天需要约1800卡路里或7500焦耳热量,按1100卡每千克粮食,每天需约3.3斤粮食(或肉菜果),一年1200斤,需要相应土地。

乡镇的村民委员会数量、社区居民委员会数量,上面的表中有数目,图中有名字和位置。不可小觑村长、村支书、社区主任等,村委和居委会平均一般都能攀上千人。

下面是各乡镇工商业情况,按照商业进行排名,三列数字分别为工业企业数、上规模工业企业数、50平以上综合商店超市数量。

除了地图上的变迁,将下面2019年度数据与上面数据进行对比,了解各镇近两年的变迁,一是乡镇数目的变化,二是乡镇人口、工商业的变化。

参考文献:今年出版的去年乡镇统计年鉴。人口、厂店数据可以作为当地开厂开店、工作求职的参考。地图可下载“原图”高清版本或联系作者去除水印。

本文仅限于乡镇级,下一步再发区县级数据。小编部分有关文章如下,感谢评论点赞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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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图兴汉,辅政匡君。

  ——佚名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汉初大臣萧何,秦末辅佐刘邦起义、建立汉朝,作有《九章律》。下联典指西汉大臣萧望之,宣帝晚年,受遗诏辅政。元帝即位后,因当过师傅而受到尊重,对时政多有匡正。

  相传八叶,文著六朝。

  ——佚名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初年大臣萧瑀,家中八代任宰相。下联典指南朝梁文学家萧统,信佛教,能文章,曾招揽文学之士,编集《文选》30卷,世称《昭明文选》,选录了自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及部分诗书(不选经、子)共38类、700余篇,已初步注意了文学与其他著作的区分,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

  三瑞御史,八叶相公。

  ——佚名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萧定基为御史,仁宗尝称彭齐文章,杨伾清操、定基政事为“三瑞”。下联典指唐代萧瑀之后,凡八世宰相。

  凤萧引侣,虎穴卫亲。

  ——佚名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萧史娶秦穆公女弄玉为妻,教弄玉吹箫,能作凤鸣,后携弄玉成仙而去。下联典指清代萧启奉母避乱,堕虎穴中,启以身蔽母。

  兰陵世泽,文选家声。

  ——佚名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南朝梁萧统,撰《文选》三十卷。

  选文心瘁,制律功高。

  ——佚名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南朝梁萧统事典。下联典指汉萧何为刘邦定律令制度。

  聚书三万卷,为政十二州。

  ——佚名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指南朝梁文学家萧统。下联典指南朝宋尚书左仆射萧思话,官拜郢州刺史,先后历十二州,爱才好士,人咸归之。

  朝贵八千岁,以占第一名。

  ——佚名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太平天国领导人之一的萧朝贵,参加领导金田起义,任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封西王八千岁。下联典指明代修撰萧良有,万历中会试第一,有《玉堂遗稿》。

  指汉星旗转,分霄日羽明。

  ——萧楚材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唐高宗时太常博士萧楚材《奉和展礼岱宗涂经濮济》诗句联。

  入谷烟雨润,登崖云日明。

  ——萧颖士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唐代进士萧颖士《游马耳山》诗句联。萧颖士,字茂挺,兰陵人。年十九举开元进士,对策第之。曾仕秘书正字、扬州功曹参军等。高才博学,致力于古文,时有佣人事颖士十年,或劝其去,答曰:“非不能去,爱其才耳!”

  汉代宗臣裔,梁朝帝子家。

  ——佚名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春随莺燕至,歌引凤凰来。

  ——佚名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春秋时萧史。

  高帝以廉治国,名臣惟俭传家。

  ——佚名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南朝齐建立者萧道成(427-482),以清俭自奉,卒谥高帝。下联典指汉初大臣萧何,晚年不置坦屋,尝曰:“后世贤师,师吾俭。”

  制律功高能固汉,选文心瘁继传经。

  ——佚名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指西汉大臣萧何。下联典指南朝梁文学家萧统。

  三代以还谁翰墨;六经而后此传书。

  ——佚名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指南朝梁文学家萧统事典。

  昴宿腾辉,应延赞侯祥瑞;忠心报赤,特呼宗老芳名。

  ——佚名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西汉大臣萧何。下联典指梁代江夏太守萧琛,字彦瑜,少明悟,有才辨。频莅大郡,不事产业,特进金紫光禄大夫。有《汉书文府》;《齐梁拾遗》文集。

  钓游怀旧迹,将老屋托为支祠,堂堂皇皇,历卅八年始臻美备,恰好魂招南岳、神寝西安,灵爽共归来,故土莫辞千里路;

  品学得优名,与仲氏香分贡柱,绳绳继继,至十七世愈觉繁昌,总因风不常凋、霜难殒叶,本根最深厚,浓荫永庇六房人。

  ——萧杏南撰萧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湖北省英山县红花嘴萧氏宗祠上殿联。

  四序堂为潮阳萧氏肇基祖萧洵的“生祠”。有‘潮汕第一祠’之称。该祠坐东向西,主体采用中轴线布局,三壁联,三进厅,配龙虎天井二个,前天井一个,左右厢包各具厅房,通连穿堂,是宫殿式结构,整座建筑面积920平方米。三山门上匾额书“萧氏始祖祠”,背书“兰陵世胄”。

  萧家老宅位于富顺县童寺镇墨香村灵芝塆,2009年初被公布为第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萧永升嫡孙萧之芮修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该建筑分前后两院,木结构,悬山式屋顶,穿斗式结构。前院大门为砖砌的高大山墙,四合院型制,内设竖排天井两口,左右为房舍,分别六开间,通过中部石门进入后院,中间设长方形天井一口,两侧房舍分别六开间,每间由石柱相隔,北端墙中部设后门一道,南右角设侧门一道,楼上为回廊式,中部设长方形木围栏,其建筑型制仿西方建筑风格,整个建筑实用、严谨。

  萧氏宗祠,位于江苏省丹阳市访仙镇萧家村,是南朝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后裔的宗祠。

  萧氏宗祠是丹阳市齐梁文化的三大实物遗存之一,丹阳萧氏在南北朝至唐朝时人丁兴旺,门第显赫,有“帝皇世家”、宰相世家”之称 。尽管萧氏宗祠保存至今,可惜已是断垣残壁,不过其内遗存有南朝 、宋 、明等时期精美的石刻与砖刻作品 。

  萧氏宗祠,始创于东晋大兴元年(318年)。丹阳访仙镇萧氏,为汉朝相萧何之后。东晋大兴元年(318年),萧氏二十氏孙萧整为避乱,由山东兰陵迁于南兰陵城里定居(丹阳),原有砖木结构平房三进十五间,期间遗存有南朝、宋、明时期精美石刻与砖雕,现存二进一院。

  湖南洞口萧氏宗祠暨兰陵会馆始建于1436年明正统年间,建成于1449年,清乾隆五十二年至嘉庆四年重修。从明朝传承至今有近600年历史。建祠始祖据记载从事木材和桐油生意而发家,她不仅是一座古建筑,祠前并联三座砖石结构牌楼门,上面饰有龙凤、八仙、山水、花鸟等泥塑和彩绘,还传承着洞口萧氏一族的数百年文化。

  萧江宗祠,又名永思祠,始建于明朝万历六年,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一九二四年重建,文革期间又被拆毁。萧江宗祠曾被誉为江南七十座著名宗祠中“最好的一座宗祠”为婺源古代四大古建之首。二00三年九月,第三次重建。萧江宗祠建筑规模宏大、占地面积广,雕刻精美,是江湾景区的标志,一进景区的大门,大家第一眼就能看到这座大宗祠。“萧江宗祠”是萧江氏族发源地江湾旃坑族建的一座祠堂。为婺源乃至江南最大的宗祠。不仅规模庞大(占地面积有2400平方米)、建筑宏伟、雕刻精细,而且人文丰富、历史悠久,为“江南第一祠”。

  山东兰陵萧氏文化园

  兰陵萧氏文化园位于山东省兰陵县兰陵镇小仲村(原名萧冢村),占地200亩,分三期进行施工建设。萧氏文化园主要由萧氏大宗祠、萧望之墓园、萧望之纪念广场、萧何影视基地等四部分组成。该景区于2010年6月底开工建设,投资1600万元,历时16个月建成,主要建设了享殿、东西配殿、思堂、碑亭、御路等工程。萧氏文化园主要通过历史文化遗迹遗存和建筑元素的完美结合,以富有内涵的文字生动的诠释萧氏家族创造的丰功伟绩。

  萧氏文化园二期工程2014年5月8日举行奠基仪式,主要建设萧望之纪念馆、萧望之纪念广场、公祭台、太傅园牌坊、钟鼓楼等工程,预计投资1500余万元。

  广东大埔县百侯镇萧氏“鸳鸯祠”

  广东大埔县百侯镇萧氏“鸳鸯祠”位于百侯镇侯北村下陈段,占地750平方米,是广东大埔县百侯镇萧氏大宗祠“椒远堂”和小宗祠“心臧堂”的合称。“椒远堂”为大埔萧氏始祖萧淳专祠,于明弘治六年(1493年)建成,是百侯最早建成的祠堂,后毁于兵火。明万历己亥(1599年)在原址重建。

  安徽芜湖古城萧家巷

  “萧家巷”,是芜湖古城内著名、最复杂的街巷,其主巷道为南北走向,南从丁字街,北至东内街,全长290米,宽2米多,主巷东侧有两条平行的支巷,长约100米,东西走向,连接官沟沿。西侧还有一条支巷,与花街相接。清乾隆年间铺为弹石路面,20世纪80年代后改为水泥路面。“一条萧家巷,半座芜湖城”。萧家巷,因萧云从而得名,建国后才改名肖家巷。明末初期,萧家巷内曾有一处宅第,其主人寄情梅花,以“顶风傲雪晚节香”自勉,此人就是明末清初芜湖著名画家萧云从,这条小巷也因此得名“萧家巷”。

  萧家大院始建于1936年,是目前菏泽城区为数不多的保存完好的民国时期的建筑,创建人为曾经参加过长城抗战的萧之楚将军。为保护历史遗存,菏泽市在2008年拨付专款对这所宅院进行了修缮。

  重庆茶林坪萧家祠堂

  始建于清代中叶,占地面积604平方米,建筑面积864平方米,由前厅、中堂、后堂以及左右厢房组成,雀替、枋局部有雕刻,雕刻精致优美,艺术价值高,对研究民俗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江西曲山萧文昌公祠

  曲山萧文昌公祠,,亦称世德堂。世德堂是曲山人祭祀、议事、办教育、修族谱的地方。明朝中期,曲山人五河尹萧允承状元萧时中,刑部尚书、兵部尚书萧维桢的意愿,利用状元尚书的遗留的俸禄及皇帝的赏赐,合全族人之力,于正德十年(1515)建成曲山大宗祠—萧文昌公祠,以继承先贤业绩,激励后人奋进。

  广州石门街鸦岗村的萧氏大宗祠

  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道鸦岗村的萧氏大宗祠,是鸦岗村萧氏宗族的太公祠堂,始建于清嘉庆15年(1810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但依然保存完好。它是一份历史的存证,记录这个曾经舟楫摇曳的水乡昔日的繁荣与辉煌。广东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束后,萧氏大宗祠被列为新发现文物点,白云区文广新局计划把萧氏大宗祠申报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娘娘顶与梁武帝的故事

  娘娘顶矗立于安徽省全椒县龙山风景区龙山寺东两公里处,是龙山的主峰,海拔289.6米。山顶上原有一座庙,名曰“娘娘庙”,此庙是南朝梁武帝所建。

  据传有一次梁武帝兵败,被官军从滁州一直追到马厂。身边所带残兵败将都向江南逃去,他只身一人弃马步行钻入马厂河西边龙山群峰中,顺着崎岖盘回的羊肠小道一直往前走,累得浑身大汗,衣服被树枝枣刺挂得拖一片掉一片,最后来到了龙山寺,隐姓埋名当了和尚,取名“半空”。

  龙山寺当时香火兴旺,有僧尼六百多人,常年香客络绎不绝。梁武帝虽当了和尚,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时刻想回江南率兵反攻重图大业。一有空就瞒着长老和尚及其他僧人,偷偷跑到龙山顶上去攻读兵书,总结失败教训,兵法日有长进。

  龙山寺里有一尼姑,名唤慧姑,芳龄十八,妩媚多姿,诗、书、琴、棋、画样样精通。因不服强迫婚事,一气之下来到龙山寺做了尼姑。

  慧姑常到龙山砍草,见梁武帝一人常到龙山顶上去读书,知其胸怀大志日后必成大事,就想求其做终身伴侣,藉以逃离空门,共享天伦之乐。有一次趁梁武帝读书入迷,一把抢过兵书,责问梁武帝为何不读经书读兵书?梁武帝先是一惊,再看慧姑貌美品正、含情脉脉,并无恶意,就把真情实话对慧姑说了。慧姑听后也把身世告诉了梁武帝,二人一见钟情,谈古论今,志同道合,订下了百年之好。

  光阴似箭,梁武帝在庙里四十天,江南义军部下送来密信,催其返回江南。临行之前他向慧姑道别,二人倾诉衷肠,难舍难分。

  梁武帝回江南一举歼灭了江南官军,又挥师北上平定了中原,不到三年登上了皇位。

  梁武帝即位后时时刻刻想念龙山寺里的慧姑。他派了一名中军率领一千御林军带着龙车凤辇,来龙山寺接慧姑娘娘回京城。中军和御林军行十数日来到了龙山寺,问长老慧姑娘娘在何处?长老一听慌忙施礼,连说不知。中军安慰长老不要畏惧,把梁武帝在庙里做和尚的事和盘托出,长老听罢叹息不止,他说自从皇上走后,慧姑一直愁眉不展,经常到龙山顶峰上向南痴望,半日不愿回寺,心中似有难言之情,后日渐消瘦,不到一年就一命归天了!现葬在龙山脚下。中军听后,即把慧姑亡故的消息呈报梁武帝。梁武帝十分伤感,为了纪念慧姑,在他和慧姑常常约会的龙山顶上建起了一座“娘娘庙”,白墙瓦屋两进,庙内塑一尊娘娘像,遥望江南,永祀千秋,并亲笔题写了庙名,从此这座山峰就得名为“娘娘顶”。

  四乡八邻的百姓慕名常到娘娘庙敬香,香火比龙山寺更盛。娘娘庙一直保存到解放前夕,因军阀柏承君司令部住在马厂,为了盖大戏台,才把娘娘庙拆了,娘娘庙的墙基至今还在龙山顶上。

  2: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个成语出自于《史记·淮阴侯列传》。

  秦末汉初,淮阴(今属江苏省)有一个名叫韩信的人,年轻时,生活孤苦,很被人瞧不起。后来,韩信投奔项羽,参加反秦。他曾向项羽提过一些作战建议,但都没有被采纳。韩信看到自己的才能无法施展,便改投刘邦。

  一开始,刘邦也没有重用韩信,只让他当了一名小军官,一次犯了军法,还差点儿受刑处死。免死后,只让他充当一名管理粮草的小官(治粟都尉)。一次偶然的机会,韩信遇上了萧何。萧何是刘邦的亲信,刘邦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萧何与韩信一席长谈之后,对韩信非常钦佩,认为韩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但是,正当萧何决定向刘邦推荐韩信的时候,韩信却逃跑了。原来,刘邦的部下多是徐州一带的人,刘邦被封为汉王,封地在汉中,地区偏狭,难以发展。因此,部下因想家而纷纷逃亡。韩信见刘邦没有重用自己的意思,也跟着跑了。

  萧何得知韩信逃跑的消息,心急如焚,来不及报告刘邦,跳上战马,连夜把韩信追了回来。刘邦原来以为萧何也逃跑了,非常生气。后来得知萧何竟亲自追回韩信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官,骂萧何是小题大做。萧何向刘邦详细地介绍了韩信的情况,然后说:“韩信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不是普通的人才。您若甘愿做一辈子汉中王便罢,如要夺取天下,非重用此人不可。”由于萧何的力荐,刘邦终于同意拜韩信为大将军,并选择吉日良时,举行隆重的拜将仪式。

  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军以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为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却对韩信越来越不放心。首先,解除了韩信的兵权,由“齐王”改封为“楚王”;不久,又将韩信逮捕;赦免后,只封了个“淮阴侯”。韩信闲住长安,郁郁不得志,便图谋反叛,被人向刘邦的妻子吕后告发。吕后想把韩信召来除掉,又怕他不肯就范,就同萧何商议。最后,由萧何设计把韩信骗到宫中,吕后以谋反的罪名把韩信杀害在长乐宫钟室。

  后人根据这段历史,引出“成为萧何,败也萧何”这一成语来,比喻事情的成败或好坏都由于同一个人。

  萧氏才出生时,正值饥荒战乱,父母养不起女儿,就把她裹在襁褓里抛弃在终南山人迹罕至的地方,恰好一群难民也入山求生,可怜这个弃婴,捡走了,没有粮食,用泉水浸泡松叶喂养她。萧氏竟然存活,长大到五六岁,没吃过人间烟火,结识了山中会飞的精灵小孩们,也学会了飞翔,成为飞仙,海天仙宫无处不去,每月回养父母家一次,献花果药物以报恩。

  十年后,世间太平安定了,生父母来到山中当初抛弃她的地方,想葬了女儿的遗骸(话说这么久了,婴儿尸骨怎么可能还在……)遇见了养父母,得知女儿不但活着还成仙了,哭着留守要见面,守了几天,萧氏回来了,坐在屋檐上不下来。生父望着她哭泣,养父母说:“这是你的生身父母,何不下来见面?”她掉头不答,飞空而去。

  生父母回家后想念不已,买了糖果糕点,再次去养父母家等她。等萧氏回来后,让养母去招呼她下来,她落地后,生父母冲上去抱住她哭号,叫她跟他们回家,萧氏说:“我在这里很快乐,不愿意回去。”生父母硬哄她吃了带来的点心。过了片刻,飞仙小伙伴来了,停在屋檐和树枝上,招呼萧氏去天宫玩,萧氏出门,刚飞起就堕地了。小伙伴齐声说:“坏了,你吃了俗人的食物!”无可挽回,遂都离开了。

  生父母就此把萧氏带走了,嫁为人妻,生了两个儿子,过后又遇见了饥荒岁月,萧氏不得不出来做乳母打工养家。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4:达摩祖师和梁武帝的故事

  达摩祖师到中国来,第一个就是去看梁武帝。梁武帝是我们中国信佛的第一个皇帝,他是萧何的第二十五世孙(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丞相),名字叫萧衍,他度很多人出家为僧,建塔、造寺、塑像装金,自己还披袈裟上座讲《放光般若经》,人称佛心天子。所以达摩第一个去看他。但梁武帝不是上上根器的人,而禅宗只接上上根人,中下根人就难以接受,因为它全凭自己极强的智慧打开本性,根器较差就难于语下开悟。

  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摩云:廓然无圣!梁武帝一见达摩,就把这教下最玄妙的极则问题提出来问:圣谛第一义是怎么一回事?考考达摩,看看这位圣僧答得对不对。哪知这天下衲僧跳不出凡、圣、真、俗的圈缋,到大宗师手里,轻轻一捏,便粉碎无余。达摩应声答道:“廓然无圣!”我们如在这句话下荐得,便归家稳坐,饥来吃饭,倦来打眠,自在受用,不用在这里分是分非,说长道短了。其或未然,请听葛藤。

  “廓然”,乃像虚空一样辽阔,广大无边,清虚灵明,不动不摇也。这是暗示我们的心性犹如虚空一样,辽阔虚明,清空廓彻。“无圣”,这里面既像虚空一样的灵明廓彻,一样也没有,当然没有圣,也没有凡了。但须注意,虽然一切没有,这知道没有的是谁?达摩大师把这无法形容、比拟的妙明真心巧妙地和盘托出给梁武帝看。可惜俏媚眼做给瞎子看。武帝只知持论教义,说凡道圣而不明心性。不知道这说无的是谁?道有的又是谁?而当面错过。禅师家犹如善舞太阿剑的能手,轻轻一挥,就把你心中的凡圣、真俗等等葛藤,齐根斩断,直下指点你见性。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迷于声色而不识,果能一切放下,不随声色物相迁流,这妙明真心犹如辽阔的太虚空一样,哪里有圣有凡?就在这一切无有,根尘脱落时,回光一瞥,猛着精彩,即见本来!

  诸位,参禅已打开本来的人知道,当修法修到相当时刻,忽然卒地折、爆地断,打开本来时,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齐消殒无余,哪里有圣人——佛、菩萨?又哪里有凡夫——张三李四?虽然一切没有,但非同木石,而了了分明。这知道没有的是谁?就是达摩祖师当时指点梁武帝见道的“廓然无圣”的妙明真心啊!假如我们着相,心中存有圣凡见,就不能见道,要离相离见才能入道。

  但禅师不能像我们这样滔滔不绝地打葛藤,他只在节骨眼上点示你一句,你如能当下醒悟承当就是了。如点你还是不知道,那非但辜负了师家,也辜负了自己。殊不知,我们的本性廓然无物,一样东西都没有的。虽然无有一物,但了了分明,非同木石,这就是妙明真心。我们修法,千万别着相,不要以为有什么可得,假如要什么东西——要神奇、玄妙、神通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尤其初见性的人是素法身。素者是无花色之谓,是没有什么玄妙奇特的。千万不要以为没有神通发现而不认法身,错过见性的良机。正当打开时,是无所见、无所闻、无所住,一物都没有的历历孤明!这是最要紧的千钧一发时机!学者如不瞥地,错过这段光景,那就白费功夫了!

  所以我们说,尽管你前后际断——就是前念已断,后念未起的真空刹那——也不一定见性,为什么?当这时如果你不认识,错过了这段光景,岂不前功尽弃?如果在这时候一把抓住它……嗳!你们要问抓什么东西?用手拿住它吗?不是的,这里没有手,也没有东西,抓个什么?这个抓是当这瞥然即逝的千钧一发时机,灵光一瞥而神会醒悟的意思。这在宗下,叫“囫”的一声,转过身来,觌体承当,就是认识本性开悟了。千万别以为有一个东西,被擒住了,抓住了,那就错会了。

  所以,达摩祖师说“廓然无圣”,是要梁武帝跳出有、无、凡、圣的窠臼而当下见性。而梁武帝呢?是着相的人呀,你说廓然无圣,连圣也没有岂不落空?可人家说你是圣人呀!你怎么说圣人也没有呢?

  帝曰:对朕者谁?摩云:不识。梁武帝在有“圣”上着眼,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廓然”二字,所以接下就问:“对朕者谁?”以为这下子抓住了要害,你说“无圣”,那么,站在对面的是谁?人家说你是圣人,若无圣,你又是谁呢?看你怎么抵对!

  这句话有两重意义,一者,站在我对面的是谁?二者,和我对话的是谁?梁武帝的本意只是第一重,站在我对面的是谁?但在宗下就不这样,而是取第二重,问这能对话的是谁?就像我们现在参禅问:念佛是谁?拖死尸的是谁?讲话是谁?听话又是谁?这个“谁”就有分量,像是问话,却是直接指示你见性。这句话不这么好答,不是见性人,就不免眼目定动,手足无措,不知落处。

  但是达摩祖师是大宗师,他明知你是第一重问义,死马权作活马医,强作第二重问义答道:“不识。”达摩祖师这句答话真疑杀天下人,你是悟道宗师,怎么说不识?是真不认识?还是假不认识?不是!不是!在认识不认识上着眼都不是。有一位禅师说得好:缺齿胡僧拿泥弹子到震旦斗宝,被梁武帝“是谁”这骊珠宝光一照,逼得他退避三舍,慌说:“不识。”

  这“不识”二字,如棉里针,一捏就刺手。从表面看,似乎是不认识,但实际是直示真心酬对他是谁的“谁”字。这能问和能答的东西,有相可见吗?有能所相对吗?无相无能所,有谁认识谁呢?当我们打开本来之际,身心世界都没有,只是一片虚明,没有色相,没有相对的二者,有谁认识谁?譬如我们二人相对有认识不认识之别,现在只是一个绝对真心,没有识别的对象,所以说“不识”。

  这个“不识”有如千钧之重,如会得,则当下悟去;如轻率地只当认识不认识会,则磋过了也。或者有人说:“认识对呀,认识就是认识佛性呀!”不对!正当打开时是不能起念的!那时能所双亡,什么都没有,若起一认识之念,则被它影子所惑,失去开悟的良机。况且本性既无相,也无声,又认个什么?再进一步说,彻悟的人,空却一切,心无所住,见犹不见,如有所重,着在性上,即成窠臼。宗下谓之“圣堕”,便不为见性的人了。

  比如灵云禅师见桃花开悟后,洪觉范颂云:“灵云一见不再见!”为什么不再见呢!原来灵云祖师参禅,参了三十年不开悟。有一年春天,桃花开得正好的时候,他打开山门,蓦见千万丛桃花开得如火如荼,宛如一片香火海,当下身心脱落,尘识皆消,豁开本来面目。说偈云:“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更不疑。”请看,古人用功,多么恳切,三十年如一日,孜孜参究。一旦时节因缘到来,一触即发,打开玄关识锁,亲证本来。现在的人如也能与么孜孜不倦地精勤修习,何患不即生成就!后来玄沙评论云:“谛当甚谛当,敢保老兄未彻在。”为什么说他未彻呢?因为还有一个“见”和“不疑”在!尾巴未净,所以不彻。这是教导参学人,于参悟时,只时到神知,而不可住在“性”上。

  后来洪觉范为之挽救云:“灵云一见不再见,红白枝枝不着花。”就是说,一见之后,不再着在“见”上了,尽管有红的白的桃花现前,也不再着桃花之见了。也就是说不再着在性上而泯去开悟之迹了。见性的人就是如此胸怀坦荡,无所住着。

  所以达摩祖师说“不识”,就告诉他真心无物,何有相对?这里没有谁认识谁的。帝不契,达摩遂渡江至魏。梁武帝虽信佛,但般若根器很差,不知达摩在点示他,还以为达摩祖师真正不认识,没有什么本事。

  所以, “帝不契”。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就不睬达摩回后宫去了。达摩祖师呢,你不睬我,我也无法度你。因为禅宗是接上上根器人的,要悟当下悟,不是拖泥带水的说教。在两三句问答之中,语不投契,只有另找门路。

  所以, “达摩遂渡江至魏” 了。不是有达摩“一苇渡江”的故事么?达摩踏着一根芦苇就渡江到魏国去了。

  帝后举问志公,志公曰:陛下还识此人否?帝曰:不识。这梁武帝回到后宫去问宝志公。因为梁武帝面前有两位大师,一个是傅大士,一个是宝志公禅师。这两位大师都是从兜率天宫下降来度梁武帝的。梁武帝就把这段公案(与达摩祖师的对话)告诉宝志公。志公就问梁武帝,你还识得达摩吗?帝曰:“不识。”这里梁武帝也同样说不认识,和达摩祖师说的“不识”,是同是别?诸仁还知么?这里面大有文章在!达摩祖师所说的“不识”,不是认识不认识,而是把真心活泼泼地全盘托出给你看,指点你当下见性;而梁武帝说的“不识”呢,只是我们世俗所说的不认识而已。但是在宗下如问你二个“不识”是同是别?你像上文这么回答,就要吃棒。要怎么答呢?父母所生口,终不向你道!

  志公曰:这是观音大士,传佛心印。志公说,这个达摩是观音大士,前来传佛心印的。佛的心印就是我们的自性,以心印心,叫你当下见性。不需要像我们现在要修什么法,要打多少坐。他只说一句话,在节骨眼上一点,叫你当下豁开正眼,明见本性,叫单刀直入,很快很快。但是现在这个末法时代,修道人根机钝了,像一把刀不快了。不要说一点,千点万点也点不开。

  豁开正眼就是打开般若,这是任何一宗都切切需要的,没有智慧绝不能成道。或许有人说修净土宗不要吧!不然!假如不要,为什么净土功课每一次最后要念一声“摩诃般若波罗蜜”呢?假如没有智慧,怎么能看破世上的一切色相而放下这世界往生西方呢?好多修净土宗的人到最后生不到西方,就是因为无有智慧,看不破这个生于斯、食于斯、所有亲朋好友都在这里的娑婆世界,放不下,舍不得离开,而不能去。假如明白所有妻财子禄都是梦幻泡影,舍得放下,那就千修千人去,万修万人去了。

  志公说观音大士传佛心印。观音大士太慈悲了,处处闻声救苦,加被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因菩萨与此世界众生缘深,所以释迦佛临圆寂时,托付观音菩萨照顾娑婆世界的众生使大家免遭苦难。《法华经普门品》就是宣说菩萨的伟大、愿深、慈祥、德隆与功力深厚的。大家称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非但不论什么样的障难灾殃都能化为乌有,连一些不顺遂的事也都能消除。我们要努力修行,不要辜负佛菩萨的恩典。修成之后,还要代佛菩萨来宣扬、说法,接引后进,使佛法振兴起来,使大家都能出离苦海。

  帝悔,遂遣使去请。梁武帝听志公禅师说,这是观世音菩萨,来传佛心印的,而自己不认识,怠慢了他,让他走了。梁武帝深悔自己无状,轻慢了达摩,使他悄然离去,所以要差他的使臣去把达摩祖师请回来。

  志公曰:莫道陛下发使去请,阖国人去,他亦不回!宝志公说,不用说你陛下遣一个使臣去请达摩祖师回来,就是你把全国人发动去请达摩,达摩祖师也不回来了。这为什么呢?因为达摩祖师是来传佛心印,度有缘众生的,不是来受你供养的,你根基不相当,就无福接受禅门的法宝。宗下所谓:“不是知音,徒劳侧耳。”他更不需要名誉,只要得一个半个开悟之士能接法,绍隆佛种就是了。所以达摩祖师是“牢笼不肯住,呼唤不回头”。他是再也不肯回来的。

  达摩祖师渡江至魏后,居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得神光大师,彻悟心源而传法。其余在他名下的人也很多,但是他们只得禅宗的皮、肉、骨,而不能得髓。所以达摩祖师只传神光一个人做第二代祖师。达摩原以为梁武帝是中国信佛的皇帝,大概有相当的根基,哪晓得这皇帝不行,只在名相上着眼,不是上上根人,不能传付,所以不辞而别。

  那么,学禅这么难,值兹末法时代,岂不要断绝佛种吗?不!末法时代也有正法根器人,广大佛子中,上上根人,大有人在。只要有心人提倡弘扬,禅门是会兴隆的。因为有佛、菩萨的伟大慈悲力量加被,只要深信不怠,天天朝于兹、夕于兹,流连于兹、颠沛于兹,不断地前进,自有水到渠成之日。假如疑疑惑惑地在这里猜疑,我能行吗?佛菩萨会加被我吗?恐怕业障重不成功吧?……那就坏了!因为一疑惑力量就不足了,修起来就打“格顿”,不能奋勇地一往直前、奋斗到底完成艰巨伟大的任务。只要我们信心足,不怕路远险阻,把全身力量扑上去奋力前进,就一定能排除艰难证成大道!

  上面说过,我们于悟道后,不是一悟就休,还要好好地保护它,长养它,把习气除尽,犹如婴儿成长为大人了,那时候才能随心所欲放手空行。于初悟时不保是不行的,怎么保呢?一面上座养定,一面在日常事务中磨炼培养,既不住空,也不住有,一切随缘,任何工作都能做,虽做而不着做,毫无爱恶之心。宗下所谓:“于心无事,于事无心!”终日忙碌,而心中无事;心中无事,而不妨终日忙碌是也。假如做事时被事做了去,那就不行,要赶快拉回来,放下来,勤于觉照,精于锻炼;假如自觉力量不够,那就要多打坐。为什么呢?因为打坐能培养定力,使你在境界之中有主宰,有力量。你不打坐,定力不够,在境界中锻炼的时候,一混就混掉了,被境界拖着走了,落于悟后迷,就不行了,这是最重要的关键。

  复次,刚刚打开本来时,是没有什么奇特的。修行人往往不识,以为没有什么神奇,不是自性,而忽略错过,哪知这灵妙真心是一丝不挂、一法不立的绝相妙体。初见性时,习染尚在,只是素法身,一无所有。须待修者于识得后,勤于磨炼,将无始旷劫的妄习消尽,方能显发神用。故修行人须弄清修行的次第,千万不要因暂时未发神通,不敢承当而错过开悟的良机,更不要因自己不识而以讹传讹,贻害他人。其实开悟见性并非难事,因为这妙明真心不在别处,整日在各人自己面门放光,无有丝毫离异,只是人们迷相着境忽略不识罢了。

参见:甲申国难剃髮易服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京师,崇祯帝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今景山)自缢殉国。张献忠也率军进入四川。就在明末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而满洲军事集团蠢蠢欲动。

女真人看到大明内部的危机日益激化,早就有灭亡明朝、吞併中原的野心。他们一方面招降纳叛,对明朝官僚尽力收买,诸如李永芳、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祖大寿、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先后投靠了清廷,得其重用,并从孔有德等那里学来火炮製造技术,给明朝造成重大威胁。清朝以投降明军为先导,数次大屠杀多是由李成栋等降将带头。由于中国内地许多城池颇为坚固,攻城时更重用汉军中的炮兵,康熙以前共179名八旗汉军世袭官员的功绩,其中至少有45名明确指出他们曾以督放红衣大炮立功,此功在八旗满洲和蒙古八旗当中则较少见。另一方面又经常派兵打进长城,在河北、山东等地烧杀抢掠,甚至三度包围京师,造成“己巳之变”等事变,清军最深曾攻入济南。满洲军先后掳走汉人97万(其中包括明朝德王朱由枢),掠夺财帛牲口无数。农民军占领西安后,清摄政王多尔衮曾经致书李自成,招诱农民军,要和农民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遭到农民军断然拒绝。李自成攻占京师,推翻明王朝,满洲贵族大为震动。这时,他们便决定趁乱大举入关。

清军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为巩固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灭绝汉文化,摧毁汉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在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1645年7月8日)颁布“剃髮令”,称“自今布告之后,京师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髮。若规避惜发,巧辞予辩,严惩不贷。”满洲贵族叫嚣:“留头不留髮,留髮不留头。”北方汉族人民被迫屈从。之后清军以武力迫使南方汉人也剃髮,在发布剃髮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易服令”,顺治二年七月初九日(1645年8月29日),清廷又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髮,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强迫各族人民改满服。

剃髮易服引起各族人民,尤其汉人的强烈反对与抵抗,这遭致清廷的严厉处罚和血腥镇压,清廷在华东和华南等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

当时发令所到之处,各级地方官令剃头匠挑着剃头挑子在街上行走,见蓄髮者就剃之。稍有抵挡,杀而悬其头于担之竿上示众。甚至孔子后裔以执行孔庙典礼不便,呈请蓄髮、用先人衣冠,也遭清廷下旨切责,只因圣裔免死,着革职永不叙用。剃髮,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束髮戴冠的髮型。

在江南诸省,这些政策激起了已被平定地区的强烈反抗。江阴、嘉定等地民众纷纷举起义旗,但均被清军屠城,被杀者数十万人。在人类历史上,为头髮的剃蓄问题而遭遇如此巨大的流血牺牲,绝无仅有。

清初屠城事件,由于受到文字狱的影响,这一词在任何史料文献内都找不到。

在入关前,努尔哈赤对汉人实施民族压迫,稍有反抗,便大肆屠杀,残杀了一百多万辽东汉人。此后,后金军队多次入寇山东、河北。仅济南一地,就留下十三万具汉人的尸体。后金军撤退时,还将被掠走的汉族妇女载在马上,施以浓妆艳抹,一路吹拉弹唱。

天命九年(1624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清军攻入关内,济南府境内,清军大肆屠城,济南府大约一百万人被屠杀。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清军攻入赵州进行大屠杀,三万人被杀害。

崇祯十一年(1620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朝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 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仅自杀的汉人,在清朝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十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清朝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

清朝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帝颁订:“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

清军入关屠城纪录分布图

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率四万多满洲八旗、近两万蒙古八旗、约三万汉军八旗以及孔有德等统率的约两万天祜兵、天助兵,加上包衣、外藩蒙古兵、朝鲜军合计十二万清兵入关,在一片石战役中联合吴三桂击溃李自成的大顺军,开始入主中原。

清朝进入中原,首先靠的是武力,而且是灭绝人寰的武力。为了杀一儆百,他们对抵抗较为顽强的地方,一律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朝睿亲王多尔衮在北直隶三河、昌平、良乡等地进行的屠城,五千人被残杀。

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十三日,清朝“豫亲王”多铎在陕西潼关地进行的屠城,七千人被残杀。

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大明将领史可法在扬州对清军的殊死抵抗。同年四月二十五日(5月20日),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铎宣布在扬州城内进行了屠杀。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八十万具。当时的倖存者王秀楚所着《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

在屠城扬州的时候清军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户。清兵们先是抢银子,后来就无所不掠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号叫声。

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

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人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扑倒在地者也不能倖免。

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在清军攻破嘉定后,清军将领李成栋三次下令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在屠城过程中,城中百姓或者悬樑自杀或者投井和跳河,被砍断手和脚的百姓在地上挣扎着,清军将一大部分逃生的百姓赶到河边,然后将他们赶进河中纷纷淹死,河里的水都不能流动了。清军每遇到一个汉人就强迫他们献出自己家中的宝物,如果给清军很多的东西的话就可以活命,如果给的不多或者清军不满意,直接把人杀掉。

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崑山县人民杀该县清委知县阎茂才,起兵反清。七月初六,清军破城,随即屠城,士民死难者达数万人。清军屠崑山的时候,有妇女千人藏匿在崑山顶上。有个小孩忍不住哭出声来,被清军发现,于是大肆屠杀这些妇女。。“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倖免者十之一。”“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崑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

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六日,浙江布政使司隶嘉兴府为反抗清军暴行,嘉兴民众揭竿而起,乡的明翰林学士屠象美、明兵科给事中李毓新主其事,时降清的明嘉兴总兵陈梧反时任大将军指挥义师,前吏部郎中钱棅助饷。二十六日城陷,逃不出的居民除大批年轻妇女被清军掳掠和一些僧人倖免外,几乎全遭屠杀。按当时人口来推,可能约五十万余人遇难。

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清朝颁布剃髮令后,江阴人民举行了反清起义,进行反清斗争。清廷先后调动24万军队攻城,江阴人民浴血奋战,守城八十一天,击毙清三王十八将,清军死伤过十万。但终因力量悬殊,粮食罄尽,守城者全部壮烈牺牲。城破后遭到清军血腥屠杀,繁华的街市尽为废墟。全城只有五十三个人倖免。

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八月到九月,清军先后占领苏州和南直隶常熟之后的纵兵焚烧杀掠。在常熟大屠杀中被屠杀的百姓无法计算,沿河沿岸都是人头。

从顺治三年(1646年)至康熙初期,清朝开始侵入四川,在四川各地进行大屠杀。顺治四年(1647年)多尔衮、孝庄採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公开发布告示,宣称: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在张献忠死后出现了清军跟南明军对峙的局面,清军的势力于川北保宁一带,而大明军队占据着四川境内大部分州县,至于张献忠杀人六亿应属于谎言。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四川被害者不下五百万人,而被张献忠杀害的至多只有十四万人,连同张献忠统制地区其它非正常死亡,最多只有三十到四十万人。更重要的是,在清军开始长达十几年的四川大屠杀前,张献忠已经死了。顺治六年(1649年),刑科给事中陈调元揭汇报入川清军将领乱杀无辜的情况:“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 “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攻陷渝城(重庆)后,才算平复四川。1773年,吴三桂反,吴三桂在四川各地的党羽如郑蛟麟、谭弘、吴之茂等也先后揭起叛旗,纷纷回响。四川在吴三桂所率清军与南明余孽折腾下,以及后来叛清的祸害之下,直至1681年,四川才恢复平静。清初时以”湖广填四川“来解决四川人口的缺口。

此外,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是多股势力混战的最终恶果,并不能够将所有责任推给张献忠。至于张献忠屠杀六万万人有奇一说,有文献显示事实上是四川当地的地主以及大明将领污衊和嫁祸张献忠。

顺治三年、大明隆武二年(1646年)七月十六日,清朝“贝勒”博洛在浙江金华府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

明朝末年,时任兵部尚书的金华长山人朱大典毅然带兵回金华据城抗清。 公元1646年农曆六月廿四,清贝勒博洛率军攻婺,久攻未下,后叛徒导攻西门城墙(现新华街),新筑城墙被大炮轰塌,清军潮水般涌入,金华守军奋力拚搏,浴血巷战。

朱大典妻妾儿媳为不受辱,纷纷手牵孙儿投井自尽,朱大典与部属点燃火药库壮烈殉国,大典家20余口共赴国难。明军指挥部炸毁后,剩余守军仍坚贞不屈,节节抵抗,退集到最后的阵地———东市街。 清军破西门后一路往东杀,南北城楼先后沦陷。东市街之东是高山头悬崖和义乌江。365年前的东市街上刀光剑影,血肉横飞,金华先民在这里谱写了悲壮的史诗,守军拒不投降,全部英勇战死。城陷后清军屠城,南明演义说城中被杀者十之八九。李渔悲诗泣之:“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明史也记载了大典阖家殉难的壮烈。明军参将俞继音祖上为南宋监察御史、户部侍郎,继音战死后,其宗谱载:“继音,明末参将,同守婺城,见危致命,忠烈可表……顺治丙戌七月十六日卒”,这日正是金华城破明军全体阵亡之时,宗谱和金华县誌记载完全相符。

顺治三年、大明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十七日,清朝“提督”张天禄、“池州总兵”于永绶在南直隶泾县、徽州、绩溪县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

顺治三年、大明隆武二年(1646年)十月初四日,清朝“江西提督”金声桓、“总兵”柯永盛在江西赣州府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二十万人被屠杀。

顺治四年(1647年)清军攻克福建厦门和同安县,然后屠城。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住持无疑和尚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顺治四年、大明永曆元年(1647年)七月,清军在福建平海卫进行大规模屠城。被屠杀的无辜百姓具体人数不详。

顺治五年(1648年)清军包围南昌。次年三月间,南昌城陷,清军屠城。八旗军把从南昌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姦。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食牛豕皆沸汤微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併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这些事情记载在《江变纪略》里,此书是清朝政府查禁的重点,在乾隆四十四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而在清军陷城前,一些出来投降的汉人,也遭到了”男子分杀之,女子分留之“的命运。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再次占领江西南昌,下令进行屠杀。

顺治五年、大明永曆二年(1648年)五月,清朝“福建左路总兵”王之纲在福建邵武县进行屠城,被屠杀的无辜百姓人数不详。

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二十一日清军攻入湖南湘潭和沅州(今芷江),南明督师何腾蛟被俘。清郑亲王济尔哈朗下令在湘潭屠城,湘潭城中百姓几乎全被杀光,城中不满百人。沅州也遭到纵兵杀掠。

顺治五年、大明永曆二年(1648年)八月十六日,清朝“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福建提督”赵国祚在福建同安县进行大屠杀,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

顺治六年(1649年)农曆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抵达南雄,年三十除夕晚上清军放火焚烧鼓楼,趁明军慌乱救火之际,攻入城内。对南雄县民大肆屠杀,“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尽屠戮,十存二三。”“ 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

顺治六年、大明永曆三年(1649年)三月初一日,清朝“梅勒章京”胶商攻克广东信丰县,进行大规模屠城。

顺治六年、大明永曆三年(1649年)四月初五日,清朝“固山额真”李国翰攻克陕西蒲城县然后进行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一万人被屠杀。

顺治六年、大明永曆三年(1649年)十月初四日,清朝梅勒章京赖恼、沂州总兵佟养量、临清总兵宜永贵等攻克山东州曹州,进行屠城。被屠杀的无辜居民人数不详。

顺治六年、大明永曆三年(1649年)九月至十一月,清朝“端重亲王”博洛、“和硕亲王”满达海等在山西汾州、太谷县、泌州、泽州等地进行规模屠城。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屠杀。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在大同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清朝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帝,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摺,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攻广州,製造了庚寅之劫,”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死难十万至七十万人。

义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 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悽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另有意见认为当时广州人口约四十万,而死难者约十万人或超过十万人。“清顺治六年十月,清朝大军抵达广州,围困城池长达10个月,最终攻下城池,平南王尚可喜率清军攻陷广州之后,屠城十日,尸横遍地。广州城当时人口大约四十万,死难者约五分之一。”

顺治十年(1653年)清军占领广东的潮州和南雄,清军之后进行下令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癸巳,郡城破,横尸遍野……收遗骸十余万,作普同塔于葫芦山”。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五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南雄县民也遭到大肆屠杀,“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尽屠戮,十存二三。”“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

顺治十六年、大明永曆十三年(1659年)闰三月,清朝“征南将军”赵布泰、“提督”线国安等在云南永昌府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

另外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狱和历史篡改其中舟山、苏州、沅江、厦门、海宁等地大屠杀,史料记载很少。

清朝控制全国后,为了封锁朱成功义军,下达禁海令,对沿海人民大肆屠杀,不愿意迁走的斩杀无赦,并乘机掠夺妇女财物。 各地为剃髮的分散屠杀:“去秋新令:不剃髮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詗不剃髮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

根据一些地方史志的记载,八旗军不仅对反抗者大肆杀戮,甚至连投靠清朝的一些小官吏都不能倖免,妻子老母都被掠去充当性奴隶,然后拿到市场贩卖。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一千刀刮死。这件事被清代着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

此外,清朝军队还在这个各地进行了大规模屠杀。明末时期中国人口在八千万到一亿五千万之间,而到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中国人丁数仅两千四百六十四万余。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国的人口大量消失,多半是死于战乱、饑荒等原因。

清军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从努尔哈赤屠杀辽东汉人到康熙平定三藩,历时将近一个世纪。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的记录:清朝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兇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

明朝宗室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成为各地农民军屠戮的首要对象。从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就有福王、唐王、崇王、岷王、代王、蜀王等十四个显贵王爷被农民军整家杀掉。至于郡王及将军之下,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

自周武王封杞国奉夏祀、封宋国奉殷祀以来,中国古代各个王朝,或禅让、或革命,或外族入主,对待前朝皇族各有厚薄,最刻薄者,仍属清朝。

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一方面以“本朝江山取自流寇,非取于明,且为明报君父之仇,自古取天下之正,未有如此者”展示自信,另一方面却对明朝皇族斩尽杀绝,着实非同凡响。

据白新良、赵秉忠《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一文统计,从顺治三年到顺治八年,先后擒斩的明朝宗室、其名号可稽者,仅郡王以上就有五十多人,对他们的家属,无论少长尽诛之,以此计算,总人数当在万人以上。

清朝方面,出于政治需要,自入关到顺治二年夏王以前,对明朝宗室人员以诱降、"恩养"为主。清军攻克南京后至顺治八年这一段时间,清朝开始对明宗室展开屠杀。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自顺治八年至康熙早期,清廷又施以杀抚并用。早在皇太极入口侵掠时代,后金军抓住明宗室王爷一般都弄死,比如德王和鲁王。由山海关入京后,多尔衮开始以招抚为诱饵,在诛杀崇祯帝直系血脉的同时,清朝逮到的明宗室假装养起来。清军攻陷南京后,由于明宗室在南中国纷纷被人拥立起兵相抗,清朝顿露狰狞面目,接二连三地罗织罪名,很快就把本来"恩养"在北京的明朝十几个王爷均残酷加以处死(包括指认曾经指认崇祯太子为"假太子"的晋王)。直至顺治亲政后,清朝对明宗室控制才稍稍放缓,但彼时朱家血脉至近的"皇族"也没剩下多少了。

这些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领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集体强姦。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甚至顺治帝本人都是这种屠杀的参与者。大量屠杀中被掠夺来的汉族妇女,被送到顺治帝的龙床,连朱成功的母亲,都成为清军强姦的对象。

在江南大量的知识份子被杀害,他们的妻女,则统统被献给八旗军人。 根据山东地方历史资料,甚至在平定三番时,从山东过境的八旗军,还经常对整村的汉族妇女施暴。

顺治元年(1644年)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

顺治二年(1645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

顺治二年(1645年)扬州十日的刽子手豫亲王爱新觉罗·多铎,将屠杀中抢夺到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奉献给清朝统治者。其中,顺治帝获得十名美女,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获得三名美女,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美女,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美女,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美女。扬州大屠杀,抗拒清军姦淫被害妇女,按照清朝地方志统计为100多人。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一百多人,“淫慾无厌”。製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

顺治二年(1645年)5月9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围攻江阴,后城破,清军进行江阴大屠杀时,大肆强姦和残害妇女。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抗拒清军姦淫被害妇女,按照清朝地方志统计为101人。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姦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在崑山屠城时,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

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九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按照历史地理学专家葛剑雄所着的《中国人口史》所记载:明万曆六年(1578年)中国全国有人口陆仟零六十九万,但是当时的中国还需要缴纳人头税,所以民间隐匿了大量人口。许多的专家认为明朝人口顶峰的时候在一亿以上,葛剑雄认为明末人口接近两亿。

而根据赵文林、谢淑君的《中国人口史》,明末清初的人口数和丁数的变化如下:

明天启六年,丁数:人;真实人口数:人
清顺治三年,丁数: 未给出;真实人口数:人
清顺治18年,丁数:人;真实人口数: 人
清康熙三年,丁数:人;真实人口数:人

但是到了明末时期的天灾、瘟疫和疾病、战乱等,导致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因此清军入关时的人口应在八千万到一亿五千万之间。而清军凡烧杀三十九年始定。清朝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减少了四千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年)。

而在清朝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一千九百四十三万两千七百五十三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国人丁数仅两千四百六十四万余,当时的总人口也应在六千万左右。所以即使说清初也存在同样的人口瞒报现象,估计清朝入关后,人口的减少,极端保守的估计最少也有五千万人。如果再考虑人口出生的因素,在清朝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五千万人民丧生,最多可能超过一亿。

还有一说是至少六千万人惨死,可能远不止此数,还有很多被掠为农奴。

从明末李自成起义到清初吴三桂败亡,期间混战五十四年,达半个世纪之久。史载,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过死了5000万人。

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清朝统治者的大屠杀,使得中国很多地区“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鲁迅评价说:“清军入关屠尽明朝汉人的骨气廉耻。”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是大抵顺服的“奴才”。清朝的大屠杀死亡人数之多是中国曆次改朝换代之最。其实东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

清军在征服中国各地的过程中,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从华北各省到江南各地,到处都呈现出土地荒芜,人口流亡,满目凄凉的景象。“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成丘墟”,江南各省“大兵所至,田舍一空”。

各地因屠城和战争所导致的土地荒芜情况

直隶南部 ;顺治初年,“逃亡人丁十居六七,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四顾郊原,社社冷烟”。

近京州县 ;无主荒地甚多。 据直隶巡抚董天机报称,顺治十二年二月近畿之地还是“荒熟参半”。

山西 ;“田地榛荒,生齿凋耗,旧日里甲徒存牍稽之名,有一甲止存数人,甚有一里一甲全然脱落,其侥倖如故者十不一二”。

河南 ;顺治初年,“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几二十年矣”。

黄河以北三府所属州县 ; “荒地九万四千五百余顷,因兵燹之余,无人佃种”。

黄河以南嵩县 ;原有地12000顷,其中10887顷为无人耕种的“无主荒地”, 直至顺治十六年全省行粮熟地只有383707顷,仅占原额行粮地亩的1/3。

山东;顺治二年正月,“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

四川;“大约全川民存十分之一,地荒十分之九”,省会成都一带,“千里无烟, 蒿莱满目”,米贵过珠。湖广于大乱之后,“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无主荒地遍布于各个州县。

南直隶江宁府 ;十室九空,“一望皆无人烟,惟见空房四壁”。

江西 ;自万安到赣州,“二百余里,沿途之庐舍俱付灰烬,人蹤杳绝,第见田园鞠为茂草,郊原尽属丘墟”。

福建、浙江 ;由于用兵,百姓苦于摊派,“十室九空”。

云南、贵州 ;据顺治十八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奏称:“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

湖南 ;“ 弥望千里,绝无人烟”。

东南沿海 ;由于迁海“尽夷其地空其人” 。

各地多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

经济最称发达的江浙地区,更遭受异常残酷的焚杀和掠夺,扬州、江阴、嘉定、苏州、嘉兴、金华几个经济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杀精光。康熙元年(1662)江南一带仍是“所在萧条……人稀者,地亦荒”。

同时,中国各地的人口锐减,全国的耕地面积急剧萎缩,生产遭受空前的破坏,在北京附近以至山东、河南境内大量圈占的土地共达168至527顷,这还不包括牧场和各省六万多顷的驻防旗田。

这种圈地, 在经济上与关内原有“经济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更为严重的是,在被圈占的土地上,生产方式倒退到农奴甚至奴隶制。大量的战争俘虏、被掠人口、罪犯家属沦为奴隶。一时间,人口买卖颇为盛行。与此对应,在世界的那一边,英国人也在圈地,但那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圈地却在向农奴至奴隶制倒退。这颇具讽刺意味。

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根据《明代与清初耕地数的历史比较》一文统计,明代崇祯时期,全国人口约为两亿,而康熙初期全国人口约为五千万,人口损失近四分之三。万曆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积是1161万8948顷,等于11亿6189万多亩土地,而清代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数量是500多万顷,也就是五亿多亩。耕地面积损失过半。

不仅农业遭到如此严重破坏,而且各地的手工业和商业所遭到的破坏亦极为严重。河南开封,明代人口不下百万,“满城街市,不可计数,势若两京”,顺治之初,一片荒凉。江苏扬州明代相当发达,顺治二年四月,清兵攻克该城,烧杀淫掠10日,“富家大室方且被搜括无余,子女由六七岁至十余岁抢掠无遗种”。一座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繁华城市成为颓垣废墟。嘉定和江阴同样大肆焚杀抢掠。

苏州、杭州织造局是明代官营纺织业的重要基地。时至清初,苏州织造局所存仅颓房几间,“罄悬零落”。杭州织造局“停止二十余年,机房颓坏无存”。作为明代棉织业中心的松江,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影响,“满目伤痍,积棘载道”。“商贾不通,城市罢织,民无生业”。山西潞安丝织业,自明季以来,“旧时之机户,大半逃亡,仅存十数家”。四川成都蜀锦,“燹于兵火,锦坊尽毁,花样无存”。井盐生产,“承大乱之后,井灶已毁”。明代兴旺发达的江西景德镇瓷业,也因战乱而“衰微破败,大都歇业”。

清朝大屠杀是野蛮民族对先进文明的残酷破坏,其令人髮指的野蛮行径必将受到全人类的唾弃。清军在中国各地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导致中国人口锐减,绝大部分有气节的汉人都被屠杀殆尽(使中国人口从明朝后期的五千多万多减至顺治十七年的一千九百万,净减十分之九以上),留下了少许亡命天涯的忠义之士和委曲求全的少部分百姓,还有卖祖求荣汉奸,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痛苦,亦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明朝中后期以经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经济直到乾隆年间才基本恢复到明代万曆时期的水平。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兇悍残忍着称于史册。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

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誌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昀(纪晓岚)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

多尔衮进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经一度有所收敛。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

此外像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标榜的“弔民伐罪”的伪善。顺治六年正月,多尔衮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自元年以来洗民谣言无时不有,今将六年矣,无故而屠戮者为谁?民肯从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释。”几天之后,他就“谕大同城内官吏兵民人等曰:姜瓖自造叛逆大罪,摇惑众人,诱陷无辜,尔等被围城中,无所逃避。止因姜瓖一人作恶,遂致无罪众人同陷死地。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同年二月,“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藉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顺治八年福临亲政以后,把各地屠戮无辜的责任全部推到多尔衮身上,说:“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

实际上,清兵的滥杀无辜根源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多尔衮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罢了。在清廷上同多尔衮争夺权利的“辅政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师出征时表现出同样的野蛮,就是一个证据。只是因为这种疯狂的屠杀政策不仅没有吓倒汉族人民,反而激起更加顽强的抵抗,清廷在屡遭覆师失将之后,才被迫在政策上作出部分调整。

首先,清朝自己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着名的,是清朝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

并宣称:“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髮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

清朝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清朝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髮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髮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顺治二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髮、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髮,留髮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在以上清朝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兇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清朝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甲申纪事》(崇祯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兵部行稿》、 《兵部题行》(崇祯十二年)、《清世祖实录》、《潼关志》、 《扬州十日记》、《明季南略》、 《嘉兴市志》、 《江阴城守记》、《清史稿》 、《嘉定屠城纪略》、《嘉定县誌》、《嘉定乙酉纪事》、 《归庄年谱》、《顾炎武年谱》、《研堂见闻杂记》、 《浙东记略》、《临安旬制记》、《金华府志》、《金华县誌》、《赣州府志》、《赣县誌》、《仿指南录》、《行朝录》 《屠省令》、《四川通史》、《中国人口通史》 、《明清史料》、《南明史》、 《郑成功档案史料选集》 、《江变记略》、《永曆实录》、 《西江志》、 《曹州志》、《重修大名府志》、《清世祖实录》、 《泽州志》、《明清史料》、 《清世祖实录》 、《永曆实录》、《湘潭县誌》 、《岭表纪年》、《南雄府志》 、《鞑靼战记》、 《平南王元功垂範》、 《明清档案》

满清入关大屠杀地点及事件

地点: 东北;辽东之屠

华北;河北||赵州之屠,畿州之屠,保定之屠,三河之屠,平昌之屠

山东||济南之屠,曹州之屠,沙镇之屠,归德之屠

山西|| 大同之屠,朔州之屠,浑源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沁州之屠,泽州之屠,朔州之屠

河南|| 开封之屠,泽州之屠,南阳之屠,许昌之屠,洛阳之屠

江淮;泾县之屠,徽州之屠,溪县之屠

江南;江浙||徐州之屠·扬州十日,嘉兴之屠,南京之屠,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崑山之屠,无锡之屠,金华之屠,舟山之屠,苏州之屠,海宁之屠,常熟屠杀

湖广||信丰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庚寅之劫,潮州之屠,沅江之屠

西南;永昌之屠,曲靖之屠,澄江之屠,四川大屠杀

西北;潼关之屠,蒲城之屠,盩厔之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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