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的国别和成书年代
本文根据先秦齐国具有高度发达的工商业，《考工记》国有六职及排列法与《管子》四民及其排列法相类，《考工记》中三条谚语产生于齐，以及“轮辐三十”、“鬴”、“九夫为井”皆与齐制相符等几方面，认为《考工记》是一部齐国官书。作者同时对该书的写作角度、行文用语、“六齐”配比，以及铁和弩机出现时代、桓管称霸的时代背景进行了综合分析，断定《考工记》主体部分成书于齐国桓管时期，并进一步推论该书是在陈完主持下完成的。
关键词：《考工记》，国别，年代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印行联合国通用的六国文字（即中、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文）版本的《考工记》。这充分表明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手工业的工艺技术专著，《考工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且产生了世界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就该书所属国别（此“国”系指先秦诸侯国）和成书年代这样的基本问题，至目前，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势必一定程度地影响到对该书的研究和评价。因而，对国别和成书年代的探讨，自然成为研究《考工记》的重点课题之一。对此，作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关于《考工记》的国别，有“齐国官书”和“非齐国官书”二说。当代学者郭沫若等主前说，而刘洪涛则主后说。笔者赞同《考工记》是齐国官书的说法。
道理很简单：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总结手工业生产工艺技术的典籍，《考工记》只能产生于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地区和国度。
众所周知，先秦齐地齐国素以手工业发达而著称于世。据《史记·货殖列传》载：西周初，“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汉书·地理志上》亦载：“太公以齐地负海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盐铁论·轻重篇》亦有类似的记载。可见，太公立国之时，齐国负海澙卤，土地贫瘠。发展农业的条件，不消说与周秦奠基的泾渭流域，三晋立业的汾水河谷无法相比，即便与鲁国所处的泗水流域相较，也大为逊色。故齐地的农业处于相对的不发达状态。然而齐地却衔山抱海，得林木之饶，桑麻之富，鱼盐之利，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齐国发展工商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姜太公把优先发展工商业作为基本国策。春秋时期，管仲任政于齐，继承了这一优良的经济文化传统，至战国田齐相承而不改。因此，齐国的手工业生产在先秦时代，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试举几例以证之。
青铜冶炼制造业在齐地、齐国源远流长。早在龙山文化时期，齐地先民就发明并掌握了冶铜技术，从而开始了我国人工冶铜的历史。西周时期，齐国的冶铜制铜业有了相当发展。1965年，从齐国故城大城东北部今河崖头村，一次就出土了西周晚期的青铜器13件。其中有一件重35.5公斤的铜盂，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山东地区至目前出土同期同类器物中最大和最完整的一件，堪称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珍品。春秋时期，齐国的制铜业得到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冶铜规模的扩大和制铜技术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淄博考古发现，在齐故城临淄小城有两片冶铜遗址，“一片在今小徐村北，东西宽约80米，南北长100米；另一片在今西关石羊村北头，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100米。均属下层文化堆积”，属春秋时期的地层。另一处冶铜遗址在大城东北部的“韩信岭”一带，其规模更大，属春秋前期遗址。这时期出土的高子戈被定为全国一级文物。战国时期，齐国的制铜业较之春秋又有进一步发展。1982年在齐故城南商王庄出土的牺尊，“高28.6厘米，长46.5厘米，壁厚0.3厘米，重6.5公斤”，是我国历史文物之精品。
齐地的纺织业当始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因为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纺轮、骨针、骨梭等纺织工具，以及印在陶器底部的相当细密的布纹。这种原始纺织业在后世得到良好的发展。据《汉书·地理志下》载，春秋时期的齐国，“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齐地还是弓的故乡。东夷人是弓的发明者。“夷”字分开是大和弓。《说文》云：“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
齐地盛产鱼盐，发展手工业，其产品多用于交换，因而齐地的交通是比较发达的，自然，古代的交通工具——车也随之发展起来了。199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工作队在临淄后李村发现了大型春秋车马坑，“坑长30.8米，宽3.5至4米，为迄今发现规模大，保存完好的春秋车马坑”。被《中国文物报》评为1991年双十大考古新发现。
仅以上述可知，作为古代手工业技术规范总汇的《考工记》，其产地非工商业高度发达的齐国莫属。
如果说上述判断尚属《考工记》为齐国官书外证的话，那么我们从该书内容中则发现了许多内证。试举几例以证之。
其一，《考工记》开宗明义提到：“国有六职。”按次序排列分别是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请注意，在此，百工、商旅、妇功与王公、士大夫和农夫并列为国家六职，且分排在第三、第四和第六位，可见其地位是相当高的。这种现象只能在高度重视工商业的齐国才能出现。正如上述，齐自太公立国之时，便因地制宜，采取“劝其女功，极技巧”。“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即优先发展工商业的政策。至桓管改革，迤威宣之世，齐国一脉相承地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政策，因而工商业者在齐国享有很高的地位。正如《管子·小匡》中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由此看来，《考工记》中的“国有六职”及其排列次序与《管子》中的“四民”及其排列顺序，同是齐国重视工商业者这一社会存在的反映。
其二，《考工记·国有六职》载有三条谚语：“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 大致说来，淮、济、汶都是齐国的界河；橘、枳、鹤鹋、貉的生长、生活习性都与三河相关，对此齐人早有认识，故有此谚语。征之于《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子对楚王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是此谚语源于齐国的又一佐证。
其三，《考工记·辀人为辀》载：“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圆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这段文字，已被考古材料印证。1991年4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工作队在齐陵镇南发掘了一座战国大墓，在殉葬坑的二层台上清理出属于20余辆独辀马车而拆开放置，相互叠压的轮、舆等部件。其中“40多个车轮，轮径大小相若，但车辐数较悬殊。其中以30根居多，最少的26根，最多竟达80根。22架车舆据其结构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车舆为圆角横方形，第二类为直角长方形，木质结构……第一类车……有的可能属于战车，有的属于上层贵族的乘车。第二类车……应属于载货的大车。这批马车的发现，对于中国古代独辀马车形制的发展变化，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车制及其对《考工记·辀人》、《轮人》、《舆人》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四，《考工记·●氏为量》载：“量之以鬴。”《周礼考工记·郑注》云：“四升为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鬴，鬴十曰钟。”鬴即釜，古同音。正与《左传·昭公三年》的记载相同： “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可见，此之“鬴”属于姜齐旧量。
其五，《考工记·国有六职》第三部分“有四进制的长度单位和齐国方言，是齐人的手笔”。《匠人为沟洫》载有“九夫为井”的井田制的一些材料，反映的是四进位的井田制，与《管子·立政篇》及齐国《司马法》的有关记载一致。
由上述，我们认为《考工记》是齐国的产物。对此，许多先贤早有认识。宋人林希逸在《考工记解》中说：“《考工记》须是齐人为之，盖言语似《谷粱》，必先秦古书也。”清儒江永在《周礼疑义举要》中亦说：“《考工记》，东周后齐人所作也……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语出非凡，正中鹄的。
关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主要有五种说法。即西周说，代表人物刘洪涛；春秋晚期说，代表人物郭沫若、贺业矩；战国初期说，代表人物王燮山、杨宽、闻人军；战国晚期说，代表人物梁启超、史景成；秦汉说，代表人物夏纬瑛。而《考工记》究竟成书于何时，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考证，加以确认。
1.《考工记》主体部分的成书，不会早于春秋初期
首先，《考工记·国有六职》中这样几句表述：“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可知，《考工记》作者的写作角度是立于西周之外的。当不属于西周时人， 自然书也不会是西周时代的书了。
其次，《考工记》中说：“金有六齐。”对此，近代主要有三种解释，如表1所示：
梁津的解释中，除钟鼎之齐的含锡量与殷墟、西周时期容器及乐器接近外，其他诸齐的含锡量与商周各时期实际情况皆不符。陈梦家、郭宝钧的解释中，钟鼎、斧斤、戈戟三齐，除斧斤之齐的含锡量与殷墟时期相合外，其余与殷墟、西周各时期实际情况皆不符，然三者却与东周实际情况接近或相同。另外，东周时镞的含锡量也有与陈、郭二氏解释的含锡量相同者。由此可知，《考工记》中“六齐”之说大致反映了东周时期而非殷商、西周时期合金配料的情况。
除此之外，我们深感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和杜石然等的说法很有道理。金先生说：“《考工记》亦是先秦古书，汉人用补《周礼·冬官》。其书称‘郑之刀’，又称‘秦无庐’。而郑封于先王时，秦封于孝王时。此书当非周初作品。”金先生作了第一次排除，即排除了成书于周初的可能性。杜石然等说：“从已发掘出土的商周战车来看，存在着用材比例不合理，重心高等设计方面的缺陷，而《考工记》提出的制作车轮工艺的十项准则，已消除了这些缺欠，这正是商周以来长期制车和用车经验归纳得到的结果。”杜石然等作了第二次排除，即排除了成书于西周晚期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三点认识，笔者认为《考工记》的主体部分成书不会早于春秋初期。
2.《考工记》主体部分的成书不会晚于春秋末期
还是让我们先从铁谈起吧！众所周知，春秋时期，铁及铁器已经出现并渐被推广。在古文献中关于铁和铁器的记载可说俯拾皆是。《诗经·秦风·驷驖》中“驷驖孔阜”之句。“驖”即铁字。《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晋国用铁铸刑鼎，而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从民间征收的， 可见，铁已广布民间。与此同时，南方的吴国，“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刀濡，遂以成剑”。可见，铁器作坊规模很大。在这场铁器化的运动中，齐国一马当先，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范文澜先生说：“铁字，古文作銕，是东方夷族最先发明冶铁术，为华族所采用。” 此话甚当。《国语·齐语》中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此“美金”指青铜，“恶金”指铁。可见春秋中期，齐国已使用铁农具了。齐灵公(公元前581一前554年)时期的《叔夷钟铭》文中有“●●徒四千”一语。“●”，系铁的初文或省文。“●”，可省作“陶”或作“造”。“徒四千”，就是有四千个从事翻砂的铁工。说明齐灵公时已有采铁冶炼的官徒，而且规模宏大。近年来，淄博考古发现在临淄故城的小城西部、东部，大城西部、中部偏西，南部，东北部都有大片大片的冶铁遗址。而大城东北部的今阚家寨村的东南和村北，崔家庄的东北和村北，河崖村西等大片地区都有冶铁遗址存在，并且分布很广。遗迹较丰富处在崔家庄东北至村西北一带， 面积约30000—40000平方米，当属东周时期。凡此均说明春秋中晚期以前，齐国的冶铁业已经相当发展了。然而为什么这一最新的重大科技成就，在被誉为“当时记述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考工记》中却未得到只字片语的反映呢？这难道是一种疏忽吗？绝对不是。只能认为，《考工记》成书在铁器产生以前，或铁器产生的初级阶段，总结经验的条件尚未成熟。
接下来谈兵器问题。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兵器的改良，弩机应运而生了。据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的考定，弩机真正用之于战争，应是在春秋时期。其次，铁兵器日益增多，如矛、戟、剑、胄、甲等逐渐改用铁制，致使铜兵器及其他材料的兵器相对衰落了。
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大国，军事科技相当进步，自然密切关注兵器的改良和更新换代。春秋时期，齐国就已把弩用于战争了。“以至到战国之时，孙膑能够在马陵之战中，以一万多名埋伏的弩手打败魏军，逼死庞涓。并且，孙膑还总结出一些以弩制胜的战术，如‘劲弩趋发’、‘厄则多其弩’等。”然而，在《考工记》中，却未见弩机的丝毫影子。据上文所谈齐国铁器产生的情况，我们非常保守地说，至少在春秋晚期，齐国已有铁器用之于战争，然而《考工记》中冶氏的杀矢，桃氏的剑、戟，不以铁为材，却用铜作料；段氏函人做的是“犀甲七属，兕甲六属”。这哪里有一点春秋以后成书的样子！因此，我们认为《考工记》主体部分成书不会晚于春秋末期。
3.《考工记》主体部分成书当在桓管时代
根据《考工记》的成书不早于春秋初期，不晚于春秋末期与成书于齐国地域此两点，笔者认为成书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齐国的桓管时期。因为桓管时期正当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其时代的主旋律就是加强军事力量，争夺霸权。而“为兵之数……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这是因为：“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 （《管子·七法》）。《考工记》正是一部适应桓管政革之要求，在管仲“择其善者而业用之” （《国语·齐语》）思想指导下编定的旨在使“工无敌”、“器无敌”的工艺技术典籍，实属桓管称霸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为我们判断《考工记》的具体成书年代提供了外证。
《考工记》的内容还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内证，试举几例：
其一，《考工记·梓人》中说：“祭侯之礼，以酒脯醢。其辞曰：惟若守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饮强食，诒女曾孙诸侯百福。”意思是说祭侯的礼，用酒脯醢。祭辞说：你们这些安顺而有功德的诸侯啊，不象那些不安顺的诸侯，不朝会于王者，所以张举起来用箭射他们。安顺的诸侯，丰裕的饮食，贻福子孙，世世为诸侯。这段文字所描述的不正是一幅平王东迁，王室衰微，周郑交质到交恶，楚不贡苞茅，王祭无以缩酒，齐桓公假王命以征伐之的春秋争霸图吗？
其二，《考工记·国有六职》中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材；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材，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这段文字类似于《国语·齐语》的记载：“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 故士之子恒为士。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辩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故工之子恒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服牛、轺马，以周四方， 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故商之子恒为商。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旦暮从事于田野……故农之子恒为农。”由此可知：《考工记·国有六职》所反映的正是桓管时代实行的那种井然有序的四民分居定业制度。这种制度一旦到了春秋末年，便被破坏了。《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婴对晋叔向说的一段话就是明证： “此季世也……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三老冻馁……庶民罢敝，……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当时社会一切都乱了套，还谈什么“坐而论道” 、“作而行之”呢?
其三，如上述，《考工记·●氏为量》中“鬴”。“鬴”，即“釜”。《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婴语“齐旧四量，豆、区 、釜、钟”。显然这是晏婴在春秋末期追述姜齐旧制。
其四，《考工记·匠人为沟洫》中说：“九夫为井。”《管子·乘马》中说：“方一里，九夫之田也。”《管子·小匡》中说：“井田畴均。” 可见反映的是桓管时期推行的以井田制为模式的“正地”，即土地改革情况。例证尚有许多，不胜枚举。
循此线索，如果再往前推进一步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考工记》可能是在陈完主持下，由那些文理兼通的管理人员和工匠们汇集了前人和当代工艺技术的精华，再加以理论升华后编撰而成的。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桓公“十四年，陈厉公子完，号敬仲，来奔齐。齐桓公欲以为卿，让，于是以为工正”。其时值桓管霸业肇兴，陈完定当大显身手，以报桓公知遇之恩。陈完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为了加强对齐国官府手工业工艺技术的指导，于是组织人马编定了《考工记》一书。
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楚墓1971年出土的一件曲辕明器 ，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的12件龙首曲辕，其形制正与“辀人为辀”节的描述相符。由此可以看出陈完主持编写《考工记》的蛛丝马迹。这是由于陈楚毗邻，后又为楚所灭，同属一个文化圈的缘故。世人不悟，以为楚人增益。
当然，我们并不排除《考工记》中有部分的周朝遗文和后人增益。通读《考工记》，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各部分语气不尽相同，文风也有差异。既有纯正典雅、不尚藻饰、言简意赅、谨严平易的古老之文，也有崇尚辞彩、华丽多姿、奇特峭怪之笔，如“粤无镈……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之类。前后内容也有重复的情况。然而这毕竟是一部分，而且是份量不大的一部分，其主体内容形成于桓管时代当是无疑的。
本文根据先秦齐国具有高度发达的工商业，《考工记》国有六职及排列法与《管子》四民及其排列法相类，《考工记》中三条谚语产生于齐，以及“轮辐三十”、“鬴”、“九夫为井”皆与齐制相符等几方面，认为《考工记》是一部齐国官书。作者同时对该书的写作角度、行文用语、“六齐”配比，以及铁和弩机出现时代、桓管称霸的时代背景进行了综合分析，断定《考工记》主体部分成书于齐国桓管时期，并进一步推论该书是在陈完主持下完成的。
关键词：《考工记》，国别，年代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印行联合国通用的六国文字（即中、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文）版本的《考工记》。这充分表明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手工业的工艺技术专著，《考工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且产生了世界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就该书所属国别（此“国”系指先秦诸侯国）和成书年代这样的基本问题，至目前，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势必一定程度地影响到对该书的研究和评价。因而，对国别和成书年代的探讨，自然成为研究《考工记》的重点课题之一。对此，作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关于《考工记》的国别，有“齐国官书”和“非齐国官书”二说。当代学者郭沫若等主前说，而刘洪涛则主后说。笔者赞同《考工记》是齐国官书的说法。
道理很简单：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总结手工业生产工艺技术的典籍，《考工记》只能产生于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地区和国度。
众所周知，先秦齐地齐国素以手工业发达而著称于世。据《史记·货殖列传》载：西周初，“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汉书·地理志上》亦载：“太公以齐地负海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盐铁论·轻重篇》亦有类似的记载。可见，太公立国之时，齐国负海澙卤，土地贫瘠。发展农业的条件，不消说与周秦奠基的泾渭流域，三晋立业的汾水河谷无法相比，即便与鲁国所处的泗水流域相较，也大为逊色。故齐地的农业处于相对的不发达状态。然而齐地却衔山抱海，得林木之饶，桑麻之富，鱼盐之利，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齐国发展工商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姜太公把优先发展工商业作为基本国策。春秋时期，管仲任政于齐，继承了这一优良的经济文化传统，至战国田齐相承而不改。因此，齐国的手工业生产在先秦时代，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试举几例以证之。
青铜冶炼制造业在齐地、齐国源远流长。早在龙山文化时期，齐地先民就发明并掌握了冶铜技术，从而开始了我国人工冶铜的历史。西周时期，齐国的冶铜制铜业有了相当发展。1965年，从齐国故城大城东北部今河崖头村，一次就出土了西周晚期的青铜器13件。其中有一件重35.5公斤的铜盂，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山东地区至目前出土同期同类器物中最大和最完整的一件，堪称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珍品。春秋时期，齐国的制铜业得到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冶铜规模的扩大和制铜技术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淄博考古发现，在齐故城临淄小城有两片冶铜遗址，“一片在今小徐村北，东西宽约80米，南北长100米；另一片在今西关石羊村北头，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100米。均属下层文化堆积”，属春秋时期的地层。另一处冶铜遗址在大城东北部的“韩信岭”一带，其规模更大，属春秋前期遗址。这时期出土的高子戈被定为全国一级文物。战国时期，齐国的制铜业较之春秋又有进一步发展。1982年在齐故城南商王庄出土的牺尊，“高28.6厘米，长46.5厘米，壁厚0.3厘米，重6.5公斤”，是我国历史文物之精品。
齐地的纺织业当始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因为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纺轮、骨针、骨梭等纺织工具，以及印在陶器底部的相当细密的布纹。这种原始纺织业在后世得到良好的发展。据《汉书·地理志下》载，春秋时期的齐国，“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齐地还是弓的故乡。东夷人是弓的发明者。“夷”字分开是大和弓。《说文》云：“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
齐地盛产鱼盐，发展手工业，其产品多用于交换，因而齐地的交通是比较发达的，自然，古代的交通工具——车也随之发展起来了。199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工作队在临淄后李村发现了大型春秋车马坑，“坑长30.8米，宽3.5至4米，为迄今发现规模大，保存完好的春秋车马坑”。被《中国文物报》评为1991年双十大考古新发现。
仅以上述可知，作为古代手工业技术规范总汇的《考工记》，其产地非工商业高度发达的齐国莫属。
如果说上述判断尚属《考工记》为齐国官书外证的话，那么我们从该书内容中则发现了许多内证。试举几例以证之。
其一，《考工记》开宗明义提到：“国有六职。”按次序排列分别是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请注意，在此，百工、商旅、妇功与王公、士大夫和农夫并列为国家六职，且分排在第三、第四和第六位，可见其地位是相当高的。这种现象只能在高度重视工商业的齐国才能出现。正如上述，齐自太公立国之时，便因地制宜，采取“劝其女功，极技巧”。“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即优先发展工商业的政策。至桓管改革，迤威宣之世，齐国一脉相承地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政策，因而工商业者在齐国享有很高的地位。正如《管子·小匡》中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由此看来，《考工记》中的“国有六职”及其排列次序与《管子》中的“四民”及其排列顺序，同是齐国重视工商业者这一社会存在的反映。
其二，《考工记·国有六职》载有三条谚语：“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 大致说来，淮、济、汶都是齐国的界河；橘、枳、鹤鹋、貉的生长、生活习性都与三河相关，对此齐人早有认识，故有此谚语。征之于《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子对楚王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是此谚语源于齐国的又一佐证。
其三，《考工记·辀人为辀》载：“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圆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这段文字，已被考古材料印证。1991年4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工作队在齐陵镇南发掘了一座战国大墓，在殉葬坑的二层台上清理出属于20余辆独辀马车而拆开放置，相互叠压的轮、舆等部件。其中“40多个车轮，轮径大小相若，但车辐数较悬殊。其中以30根居多，最少的26根，最多竟达80根。22架车舆据其结构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车舆为圆角横方形，第二类为直角长方形，木质结构……第一类车……有的可能属于战车，有的属于上层贵族的乘车。第二类车……应属于载货的大车。这批马车的发现，对于中国古代独辀马车形制的发展变化，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车制及其对《考工记·辀人》、《轮人》、《舆人》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四，《考工记·●氏为量》载：“量之以鬴。”《周礼考工记·郑注》云：“四升为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鬴，鬴十曰钟。”鬴即釜，古同音。正与《左传·昭公三年》的记载相同： “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可见，此之“鬴”属于姜齐旧量。
其五，《考工记·国有六职》第三部分“有四进制的长度单位和齐国方言，是齐人的手笔”。《匠人为沟洫》载有“九夫为井”的井田制的一些材料，反映的是四进位的井田制，与《管子·立政篇》及齐国《司马法》的有关记载一致。
由上述，我们认为《考工记》是齐国的产物。对此，许多先贤早有认识。宋人林希逸在《考工记解》中说：“《考工记》须是齐人为之，盖言语似《谷粱》，必先秦古书也。”清儒江永在《周礼疑义举要》中亦说：“《考工记》，东周后齐人所作也……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语出非凡，正中鹄的。
关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主要有五种说法。即西周说，代表人物刘洪涛；春秋晚期说，代表人物郭沫若、贺业矩；战国初期说，代表人物王燮山、杨宽、闻人军；战国晚期说，代表人物梁启超、史景成；秦汉说，代表人物夏纬瑛。而《考工记》究竟成书于何时，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考证，加以确认。
1.《考工记》主体部分的成书，不会早于春秋初期
首先，《考工记·国有六职》中这样几句表述：“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可知，《考工记》作者的写作角度是立于西周之外的。当不属于西周时人， 自然书也不会是西周时代的书了。
其次，《考工记》中说：“金有六齐。”对此，近代主要有三种解释，如表1所示：
梁津的解释中，除钟鼎之齐的含锡量与殷墟、西周时期容器及乐器接近外，其他诸齐的含锡量与商周各时期实际情况皆不符。陈梦家、郭宝钧的解释中，钟鼎、斧斤、戈戟三齐，除斧斤之齐的含锡量与殷墟时期相合外，其余与殷墟、西周各时期实际情况皆不符，然三者却与东周实际情况接近或相同。另外，东周时镞的含锡量也有与陈、郭二氏解释的含锡量相同者。由此可知，《考工记》中“六齐”之说大致反映了东周时期而非殷商、西周时期合金配料的情况。
除此之外，我们深感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和杜石然等的说法很有道理。金先生说：“《考工记》亦是先秦古书，汉人用补《周礼·冬官》。其书称‘郑之刀’，又称‘秦无庐’。而郑封于先王时，秦封于孝王时。此书当非周初作品。”金先生作了第一次排除，即排除了成书于周初的可能性。杜石然等说：“从已发掘出土的商周战车来看，存在着用材比例不合理，重心高等设计方面的缺陷，而《考工记》提出的制作车轮工艺的十项准则，已消除了这些缺欠，这正是商周以来长期制车和用车经验归纳得到的结果。”杜石然等作了第二次排除，即排除了成书于西周晚期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三点认识，笔者认为《考工记》的主体部分成书不会早于春秋初期。
2.《考工记》主体部分的成书不会晚于春秋末期
还是让我们先从铁谈起吧！众所周知，春秋时期，铁及铁器已经出现并渐被推广。在古文献中关于铁和铁器的记载可说俯拾皆是。《诗经·秦风·驷驖》中“驷驖孔阜”之句。“驖”即铁字。《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晋国用铁铸刑鼎，而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从民间征收的， 可见，铁已广布民间。与此同时，南方的吴国，“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刀濡，遂以成剑”。可见，铁器作坊规模很大。在这场铁器化的运动中，齐国一马当先，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范文澜先生说：“铁字，古文作銕，是东方夷族最先发明冶铁术，为华族所采用。” 此话甚当。《国语·齐语》中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此“美金”指青铜，“恶金”指铁。可见春秋中期，齐国已使用铁农具了。齐灵公(公元前581一前554年)时期的《叔夷钟铭》文中有“●●徒四千”一语。“●”，系铁的初文或省文。“●”，可省作“陶”或作“造”。“徒四千”，就是有四千个从事翻砂的铁工。说明齐灵公时已有采铁冶炼的官徒，而且规模宏大。近年来，淄博考古发现在临淄故城的小城西部、东部，大城西部、中部偏西，南部，东北部都有大片大片的冶铁遗址。而大城东北部的今阚家寨村的东南和村北，崔家庄的东北和村北，河崖村西等大片地区都有冶铁遗址存在，并且分布很广。遗迹较丰富处在崔家庄东北至村西北一带， 面积约30000—40000平方米，当属东周时期。凡此均说明春秋中晚期以前，齐国的冶铁业已经相当发展了。然而为什么这一最新的重大科技成就，在被誉为“当时记述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考工记》中却未得到只字片语的反映呢？这难道是一种疏忽吗？绝对不是。只能认为，《考工记》成书在铁器产生以前，或铁器产生的初级阶段，总结经验的条件尚未成熟。
接下来谈兵器问题。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兵器的改良，弩机应运而生了。据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的考定，弩机真正用之于战争，应是在春秋时期。其次，铁兵器日益增多，如矛、戟、剑、胄、甲等逐渐改用铁制，致使铜兵器及其他材料的兵器相对衰落了。
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大国，军事科技相当进步，自然密切关注兵器的改良和更新换代。春秋时期，齐国就已把弩用于战争了。“以至到战国之时，孙膑能够在马陵之战中，以一万多名埋伏的弩手打败魏军，逼死庞涓。并且，孙膑还总结出一些以弩制胜的战术，如‘劲弩趋发’、‘厄则多其弩’等。”然而，在《考工记》中，却未见弩机的丝毫影子。据上文所谈齐国铁器产生的情况，我们非常保守地说，至少在春秋晚期，齐国已有铁器用之于战争，然而《考工记》中冶氏的杀矢，桃氏的剑、戟，不以铁为材，却用铜作料；段氏函人做的是“犀甲七属，兕甲六属”。这哪里有一点春秋以后成书的样子！因此，我们认为《考工记》主体部分成书不会晚于春秋末期。
3.《考工记》主体部分成书当在桓管时代
根据《考工记》的成书不早于春秋初期，不晚于春秋末期与成书于齐国地域此两点，笔者认为成书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齐国的桓管时期。因为桓管时期正当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其时代的主旋律就是加强军事力量，争夺霸权。而“为兵之数……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这是因为：“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 （《管子·七法》）。《考工记》正是一部适应桓管政革之要求，在管仲“择其善者而业用之” （《国语·齐语》）思想指导下编定的旨在使“工无敌”、“器无敌”的工艺技术典籍，实属桓管称霸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为我们判断《考工记》的具体成书年代提供了外证。
《考工记》的内容还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内证，试举几例：
其一，《考工记·梓人》中说：“祭侯之礼，以酒脯醢。其辞曰：惟若守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饮强食，诒女曾孙诸侯百福。”意思是说祭侯的礼，用酒脯醢。祭辞说：你们这些安顺而有功德的诸侯啊，不象那些不安顺的诸侯，不朝会于王者，所以张举起来用箭射他们。安顺的诸侯，丰裕的饮食，贻福子孙，世世为诸侯。这段文字所描述的不正是一幅平王东迁，王室衰微，周郑交质到交恶，楚不贡苞茅，王祭无以缩酒，齐桓公假王命以征伐之的春秋争霸图吗？
其二，《考工记·国有六职》中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材；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材，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这段文字类似于《国语·齐语》的记载：“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 故士之子恒为士。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辩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故工之子恒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服牛、轺马，以周四方， 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故商之子恒为商。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旦暮从事于田野……故农之子恒为农。”由此可知：《考工记·国有六职》所反映的正是桓管时代实行的那种井然有序的四民分居定业制度。这种制度一旦到了春秋末年，便被破坏了。《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婴对晋叔向说的一段话就是明证： “此季世也……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三老冻馁……庶民罢敝，……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当时社会一切都乱了套，还谈什么“坐而论道” 、“作而行之”呢?
其三，如上述，《考工记·●氏为量》中“鬴”。“鬴”，即“釜”。《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婴语“齐旧四量，豆、区 、釜、钟”。显然这是晏婴在春秋末期追述姜齐旧制。
其四，《考工记·匠人为沟洫》中说：“九夫为井。”《管子·乘马》中说：“方一里，九夫之田也。”《管子·小匡》中说：“井田畴均。” 可见反映的是桓管时期推行的以井田制为模式的“正地”，即土地改革情况。例证尚有许多，不胜枚举。
循此线索，如果再往前推进一步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考工记》可能是在陈完主持下，由那些文理兼通的管理人员和工匠们汇集了前人和当代工艺技术的精华，再加以理论升华后编撰而成的。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桓公“十四年，陈厉公子完，号敬仲，来奔齐。齐桓公欲以为卿，让，于是以为工正”。其时值桓管霸业肇兴，陈完定当大显身手，以报桓公知遇之恩。陈完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为了加强对齐国官府手工业工艺技术的指导，于是组织人马编定了《考工记》一书。
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楚墓1971年出土的一件曲辕明器 ，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的12件龙首曲辕，其形制正与“辀人为辀”节的描述相符。由此可以看出陈完主持编写《考工记》的蛛丝马迹。这是由于陈楚毗邻，后又为楚所灭，同属一个文化圈的缘故。世人不悟，以为楚人增益。
当然，我们并不排除《考工记》中有部分的周朝遗文和后人增益。通读《考工记》，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各部分语气不尽相同，文风也有差异。既有纯正典雅、不尚藻饰、言简意赅、谨严平易的古老之文，也有崇尚辞彩、华丽多姿、奇特峭怪之笔，如“粤无镈……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之类。前后内容也有重复的情况。然而这毕竟是一部分，而且是份量不大的一部分，其主体内容形成于桓管时代当是无疑的。
本文根据先秦齐国具有高度发达的工商业，《考工记》国有六职及排列法与《管子》四民及其排列法相类，《考工记》中三条谚语产生于齐，以及“轮辐三十”、“鬴”、“九夫为井”皆与齐制相符等几方面，认为《考工记》是一部齐国官书。作者同时对该书的写作角度、行文用语、“六齐”配比，以及铁和弩机出现时代、桓管称霸的时代背景进行了综合分析，断定《考工记》主体部分成书于齐国桓管时期，并进一步推论该书是在陈完主持下完成的。
关键词：《考工记》，国别，年代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印行联合国通用的六国文字（即中、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文）版本的《考工记》。这充分表明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手工业的工艺技术专著，《考工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且产生了世界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就该书所属国别（此“国”系指先秦诸侯国）和成书年代这样的基本问题，至目前，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势必一定程度地影响到对该书的研究和评价。因而，对国别和成书年代的探讨，自然成为研究《考工记》的重点课题之一。对此，作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关于《考工记》的国别，有“齐国官书”和“非齐国官书”二说。当代学者郭沫若等主前说，而刘洪涛则主后说。笔者赞同《考工记》是齐国官书的说法。
道理很简单：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总结手工业生产工艺技术的典籍，《考工记》只能产生于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地区和国度。
众所周知，先秦齐地齐国素以手工业发达而著称于世。据《史记·货殖列传》载：西周初，“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汉书·地理志上》亦载：“太公以齐地负海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盐铁论·轻重篇》亦有类似的记载。可见，太公立国之时，齐国负海澙卤，土地贫瘠。发展农业的条件，不消说与周秦奠基的泾渭流域，三晋立业的汾水河谷无法相比，即便与鲁国所处的泗水流域相较，也大为逊色。故齐地的农业处于相对的不发达状态。然而齐地却衔山抱海，得林木之饶，桑麻之富，鱼盐之利，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齐国发展工商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姜太公把优先发展工商业作为基本国策。春秋时期，管仲任政于齐，继承了这一优良的经济文化传统，至战国田齐相承而不改。因此，齐国的手工业生产在先秦时代，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试举几例以证之。
青铜冶炼制造业在齐地、齐国源远流长。早在龙山文化时期，齐地先民就发明并掌握了冶铜技术，从而开始了我国人工冶铜的历史。西周时期，齐国的冶铜制铜业有了相当发展。1965年，从齐国故城大城东北部今河崖头村，一次就出土了西周晚期的青铜器13件。其中有一件重35.5公斤的铜盂，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山东地区至目前出土同期同类器物中最大和最完整的一件，堪称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珍品。春秋时期，齐国的制铜业得到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冶铜规模的扩大和制铜技术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淄博考古发现，在齐故城临淄小城有两片冶铜遗址，“一片在今小徐村北，东西宽约80米，南北长100米；另一片在今西关石羊村北头，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100米。均属下层文化堆积”，属春秋时期的地层。另一处冶铜遗址在大城东北部的“韩信岭”一带，其规模更大，属春秋前期遗址。这时期出土的高子戈被定为全国一级文物。战国时期，齐国的制铜业较之春秋又有进一步发展。1982年在齐故城南商王庄出土的牺尊，“高28.6厘米，长46.5厘米，壁厚0.3厘米，重6.5公斤”，是我国历史文物之精品。
齐地的纺织业当始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因为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纺轮、骨针、骨梭等纺织工具，以及印在陶器底部的相当细密的布纹。这种原始纺织业在后世得到良好的发展。据《汉书·地理志下》载，春秋时期的齐国，“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齐地还是弓的故乡。东夷人是弓的发明者。“夷”字分开是大和弓。《说文》云：“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
齐地盛产鱼盐，发展手工业，其产品多用于交换，因而齐地的交通是比较发达的，自然，古代的交通工具——车也随之发展起来了。199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工作队在临淄后李村发现了大型春秋车马坑，“坑长30.8米，宽3.5至4米，为迄今发现规模大，保存完好的春秋车马坑”。被《中国文物报》评为1991年双十大考古新发现。
仅以上述可知，作为古代手工业技术规范总汇的《考工记》，其产地非工商业高度发达的齐国莫属。
如果说上述判断尚属《考工记》为齐国官书外证的话，那么我们从该书内容中则发现了许多内证。试举几例以证之。
其一，《考工记》开宗明义提到：“国有六职。”按次序排列分别是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请注意，在此，百工、商旅、妇功与王公、士大夫和农夫并列为国家六职，且分排在第三、第四和第六位，可见其地位是相当高的。这种现象只能在高度重视工商业的齐国才能出现。正如上述，齐自太公立国之时，便因地制宜，采取“劝其女功，极技巧”。“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即优先发展工商业的政策。至桓管改革，迤威宣之世，齐国一脉相承地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政策，因而工商业者在齐国享有很高的地位。正如《管子·小匡》中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由此看来，《考工记》中的“国有六职”及其排列次序与《管子》中的“四民”及其排列顺序，同是齐国重视工商业者这一社会存在的反映。
其二，《考工记·国有六职》载有三条谚语：“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 大致说来，淮、济、汶都是齐国的界河；橘、枳、鹤鹋、貉的生长、生活习性都与三河相关，对此齐人早有认识，故有此谚语。征之于《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子对楚王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是此谚语源于齐国的又一佐证。
其三，《考工记·辀人为辀》载：“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圆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这段文字，已被考古材料印证。1991年4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工作队在齐陵镇南发掘了一座战国大墓，在殉葬坑的二层台上清理出属于20余辆独辀马车而拆开放置，相互叠压的轮、舆等部件。其中“40多个车轮，轮径大小相若，但车辐数较悬殊。其中以30根居多，最少的26根，最多竟达80根。22架车舆据其结构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车舆为圆角横方形，第二类为直角长方形，木质结构……第一类车……有的可能属于战车，有的属于上层贵族的乘车。第二类车……应属于载货的大车。这批马车的发现，对于中国古代独辀马车形制的发展变化，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车制及其对《考工记·辀人》、《轮人》、《舆人》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四，《考工记·●氏为量》载：“量之以鬴。”《周礼考工记·郑注》云：“四升为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鬴，鬴十曰钟。”鬴即釜，古同音。正与《左传·昭公三年》的记载相同： “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可见，此之“鬴”属于姜齐旧量。
其五，《考工记·国有六职》第三部分“有四进制的长度单位和齐国方言，是齐人的手笔”。《匠人为沟洫》载有“九夫为井”的井田制的一些材料，反映的是四进位的井田制，与《管子·立政篇》及齐国《司马法》的有关记载一致。
由上述，我们认为《考工记》是齐国的产物。对此，许多先贤早有认识。宋人林希逸在《考工记解》中说：“《考工记》须是齐人为之，盖言语似《谷粱》，必先秦古书也。”清儒江永在《周礼疑义举要》中亦说：“《考工记》，东周后齐人所作也……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语出非凡，正中鹄的。
关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主要有五种说法。即西周说，代表人物刘洪涛；春秋晚期说，代表人物郭沫若、贺业矩；战国初期说，代表人物王燮山、杨宽、闻人军；战国晚期说，代表人物梁启超、史景成；秦汉说，代表人物夏纬瑛。而《考工记》究竟成书于何时，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考证，加以确认。
1.《考工记》主体部分的成书，不会早于春秋初期
首先，《考工记·国有六职》中这样几句表述：“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可知，《考工记》作者的写作角度是立于西周之外的。当不属于西周时人， 自然书也不会是西周时代的书了。
其次，《考工记》中说：“金有六齐。”对此，近代主要有三种解释，如表1所示：
梁津的解释中，除钟鼎之齐的含锡量与殷墟、西周时期容器及乐器接近外，其他诸齐的含锡量与商周各时期实际情况皆不符。陈梦家、郭宝钧的解释中，钟鼎、斧斤、戈戟三齐，除斧斤之齐的含锡量与殷墟时期相合外，其余与殷墟、西周各时期实际情况皆不符，然三者却与东周实际情况接近或相同。另外，东周时镞的含锡量也有与陈、郭二氏解释的含锡量相同者。由此可知，《考工记》中“六齐”之说大致反映了东周时期而非殷商、西周时期合金配料的情况。
除此之外，我们深感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和杜石然等的说法很有道理。金先生说：“《考工记》亦是先秦古书，汉人用补《周礼·冬官》。其书称‘郑之刀’，又称‘秦无庐’。而郑封于先王时，秦封于孝王时。此书当非周初作品。”金先生作了第一次排除，即排除了成书于周初的可能性。杜石然等说：“从已发掘出土的商周战车来看，存在着用材比例不合理，重心高等设计方面的缺陷，而《考工记》提出的制作车轮工艺的十项准则，已消除了这些缺欠，这正是商周以来长期制车和用车经验归纳得到的结果。”杜石然等作了第二次排除，即排除了成书于西周晚期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三点认识，笔者认为《考工记》的主体部分成书不会早于春秋初期。
2.《考工记》主体部分的成书不会晚于春秋末期
还是让我们先从铁谈起吧！众所周知，春秋时期，铁及铁器已经出现并渐被推广。在古文献中关于铁和铁器的记载可说俯拾皆是。《诗经·秦风·驷驖》中“驷驖孔阜”之句。“驖”即铁字。《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晋国用铁铸刑鼎，而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从民间征收的， 可见，铁已广布民间。与此同时，南方的吴国，“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刀濡，遂以成剑”。可见，铁器作坊规模很大。在这场铁器化的运动中，齐国一马当先，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范文澜先生说：“铁字，古文作銕，是东方夷族最先发明冶铁术，为华族所采用。” 此话甚当。《国语·齐语》中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此“美金”指青铜，“恶金”指铁。可见春秋中期，齐国已使用铁农具了。齐灵公(公元前581一前554年)时期的《叔夷钟铭》文中有“●●徒四千”一语。“●”，系铁的初文或省文。“●”，可省作“陶”或作“造”。“徒四千”，就是有四千个从事翻砂的铁工。说明齐灵公时已有采铁冶炼的官徒，而且规模宏大。近年来，淄博考古发现在临淄故城的小城西部、东部，大城西部、中部偏西，南部，东北部都有大片大片的冶铁遗址。而大城东北部的今阚家寨村的东南和村北，崔家庄的东北和村北，河崖村西等大片地区都有冶铁遗址存在，并且分布很广。遗迹较丰富处在崔家庄东北至村西北一带， 面积约30000—40000平方米，当属东周时期。凡此均说明春秋中晚期以前，齐国的冶铁业已经相当发展了。然而为什么这一最新的重大科技成就，在被誉为“当时记述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考工记》中却未得到只字片语的反映呢？这难道是一种疏忽吗？绝对不是。只能认为，《考工记》成书在铁器产生以前，或铁器产生的初级阶段，总结经验的条件尚未成熟。
接下来谈兵器问题。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兵器的改良，弩机应运而生了。据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的考定，弩机真正用之于战争，应是在春秋时期。其次，铁兵器日益增多，如矛、戟、剑、胄、甲等逐渐改用铁制，致使铜兵器及其他材料的兵器相对衰落了。
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大国，军事科技相当进步，自然密切关注兵器的改良和更新换代。春秋时期，齐国就已把弩用于战争了。“以至到战国之时，孙膑能够在马陵之战中，以一万多名埋伏的弩手打败魏军，逼死庞涓。并且，孙膑还总结出一些以弩制胜的战术，如‘劲弩趋发’、‘厄则多其弩’等。”然而，在《考工记》中，却未见弩机的丝毫影子。据上文所谈齐国铁器产生的情况，我们非常保守地说，至少在春秋晚期，齐国已有铁器用之于战争，然而《考工记》中冶氏的杀矢，桃氏的剑、戟，不以铁为材，却用铜作料；段氏函人做的是“犀甲七属，兕甲六属”。这哪里有一点春秋以后成书的样子！因此，我们认为《考工记》主体部分成书不会晚于春秋末期。
3.《考工记》主体部分成书当在桓管时代
根据《考工记》的成书不早于春秋初期，不晚于春秋末期与成书于齐国地域此两点，笔者认为成书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齐国的桓管时期。因为桓管时期正当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其时代的主旋律就是加强军事力量，争夺霸权。而“为兵之数……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这是因为：“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 （《管子·七法》）。《考工记》正是一部适应桓管政革之要求，在管仲“择其善者而业用之” （《国语·齐语》）思想指导下编定的旨在使“工无敌”、“器无敌”的工艺技术典籍，实属桓管称霸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为我们判断《考工记》的具体成书年代提供了外证。
《考工记》的内容还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内证，试举几例：
其一，《考工记·梓人》中说：“祭侯之礼，以酒脯醢。其辞曰：惟若守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饮强食，诒女曾孙诸侯百福。”意思是说祭侯的礼，用酒脯醢。祭辞说：你们这些安顺而有功德的诸侯啊，不象那些不安顺的诸侯，不朝会于王者，所以张举起来用箭射他们。安顺的诸侯，丰裕的饮食，贻福子孙，世世为诸侯。这段文字所描述的不正是一幅平王东迁，王室衰微，周郑交质到交恶，楚不贡苞茅，王祭无以缩酒，齐桓公假王命以征伐之的春秋争霸图吗？
其二，《考工记·国有六职》中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材；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材，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这段文字类似于《国语·齐语》的记载：“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 故士之子恒为士。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辩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故工之子恒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服牛、轺马，以周四方， 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故商之子恒为商。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旦暮从事于田野……故农之子恒为农。”由此可知：《考工记·国有六职》所反映的正是桓管时代实行的那种井然有序的四民分居定业制度。这种制度一旦到了春秋末年，便被破坏了。《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婴对晋叔向说的一段话就是明证： “此季世也……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三老冻馁……庶民罢敝，……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当时社会一切都乱了套，还谈什么“坐而论道” 、“作而行之”呢?
其三，如上述，《考工记·●氏为量》中“鬴”。“鬴”，即“釜”。《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婴语“齐旧四量，豆、区 、釜、钟”。显然这是晏婴在春秋末期追述姜齐旧制。
其四，《考工记·匠人为沟洫》中说：“九夫为井。”《管子·乘马》中说：“方一里，九夫之田也。”《管子·小匡》中说：“井田畴均。” 可见反映的是桓管时期推行的以井田制为模式的“正地”，即土地改革情况。例证尚有许多，不胜枚举。
循此线索，如果再往前推进一步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考工记》可能是在陈完主持下，由那些文理兼通的管理人员和工匠们汇集了前人和当代工艺技术的精华，再加以理论升华后编撰而成的。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桓公“十四年，陈厉公子完，号敬仲，来奔齐。齐桓公欲以为卿，让，于是以为工正”。其时值桓管霸业肇兴，陈完定当大显身手，以报桓公知遇之恩。陈完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为了加强对齐国官府手工业工艺技术的指导，于是组织人马编定了《考工记》一书。
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楚墓1971年出土的一件曲辕明器 ，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的12件龙首曲辕，其形制正与“辀人为辀”节的描述相符。由此可以看出陈完主持编写《考工记》的蛛丝马迹。这是由于陈楚毗邻，后又为楚所灭，同属一个文化圈的缘故。世人不悟，以为楚人增益。
当然，我们并不排除《考工记》中有部分的周朝遗文和后人增益。通读《考工记》，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各部分语气不尽相同，文风也有差异。既有纯正典雅、不尚藻饰、言简意赅、谨严平易的古老之文，也有崇尚辞彩、华丽多姿、奇特峭怪之笔，如“粤无镈……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之类。前后内容也有重复的情况。然而这毕竟是一部分，而且是份量不大的一部分，其主体内容形成于桓管时代当是无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