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许多的史事与古籍中都隐含了围绕空间的权力规则，2羁縻制、五服制、刺史制等制度设计更是直接同距离、方位等空间关系相关。行至当代，法学界期望通过进一步破解人地关系的规律来助力法治建设。如苏力教授在《大国宪制》中的发问：“为什么地缘政治考量和实践在当代中国宪法学术话语中缺失了？”3公丕祥教授亦曾号召：“建构一个引入空间变量关系的区域法治发展理论系统，这是当代中国法学界理应努力以赴的一项重要学术任务。”4

对此，有学者尝试通过引入法律地理学来填补相关理论的缺失。但现有研究成果只是简单列举了一些国外法律地理学者的观点，而法与地理及法学与地理学的关系、法律地理学完整的理论“肖像”等关键问题均未被释明。例如在介绍国外法律地理学的发展脉络时，将孟德斯鸠关于法与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作为起点，经过近三百年后，20世纪末的西方就突然兴起以布隆里等人的学说为代表的法律地理学。如此阐述不仅搁置了这三百年间涂尔干、马克思、齐美尔等人对空间的讨论，而且淡化了以下问题：为什么需要空间哲学转向，在没有转向的时期内，是什么遮蔽了法学对空间的认知？一直存在的环境法学、比较法学等与空间相关的研究为什么不能够被称为法律地理学？当代法律地理学到底从空间哲学中吸收了多少？法律地理学同“地方性知识”命题之间有什么关联？5在这种缺乏背景层次、逻辑连贯、范畴勾勒的叙事体例下，法律地理学带着许多新词一涌而来，却只呈现出一条单薄的时间线，与现有研究格格不入。“当前时代或许是空间的纪元”依旧只是法学界朦胧的期待。

事实上，地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时间较晚，19世纪后才从纯粹描述学的定位中脱身，法律地理学在西方出现更是近年之事，不过，与之相关的许多理论命题已被我国学者察觉，这体现在部分区域法治、城市法治、法社会学研究上，只是“名”的不同罢了。所以，通过详细阐释法律地理学之理论体系，明确其依靠什么、发展什么、关联什么，从而提供一个完整的讨论前提，有助于其和既有理论与实践一道，共同为我国法治研究的繁荣助力。

一、法律地理学的双重脉络

通常观念下的地理学是自然地理学，即直观地对自然空间进行测绘以描述其组成、分异的学科。虽然亚里士多德曾对城邦一类的社会空间进行探讨，但只是简单停留在“大小”维度同良好政体之间的关联上。直至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才系统探讨了法律与“国家的物质条件，气候的寒冷、酷热或温和、土地的质量、地理位置、疆域大小”等因素之间的关联，6可正如其本人也对主观感受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存在隐虑一般：“如果精神的气质和内心的感情真正因不同的气候而有极端差别的话，法律就应当和这些感情的差别以及这些气质的差别有一定的关系。”7孟德斯鸠假设了意志或情感会决定行为，但是行为同客观环境之间的具体关联，却一直没有被揭示清楚。所以涂尔干将孟德斯鸠的论证归于“推理性”而非“因果性”的，“他使用实验来说明推理的结论，而不是使用推理来阐明已被实验证明的东西。一旦推理被实现了，他就假定证明是完满的”。8

孟德斯鸠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地理学依旧没能同人文社会之间产生关联。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认为，造成二者割裂的原因在于人们一直将空间视为一种“先验的容器”，是“事实知识的储藏库”，但却是“无生命的”。例如康德就将空间作为“我们的熟巧游戏进行的基底和舞台”，“没有可能离开地理学知识而以一种知识在某种意义上可观的方式来扩展自己”。9在康德至20世纪的时期内，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等人尝试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改变空间的性质，如马克思将空间作为一种关联着实践目的与形式的“自然界的社会现实”；10齐美尔同样抛弃了对空间机械性的理解，站在心灵、互动与界限的角度认为，“如果说这种相互划定界限的普遍概念是取之于空间的界限，那么后者———更为深刻的———只不过是唯一切实的、心灵的划分界限过程的结晶或空间化”。11但他们都没有进一步展开空间与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法与地理的关联性脉络

20世纪初，以帕克、伯吉斯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城市学派以人类生态学为起点探究人和社会机构的地理分布形成过程及其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与规律，并尝试思考人群空间分布的社会原因与非社会原因。他们选择以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模型刻画并分析城市规划与地方组织、城市社会次级关系与社会控制等内容，提出了城市空间发展的“同心圆”模型，并明确指出，城市“绝不仅仅是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诸如街道、电灯的聚合体”，而是一种心理状态。12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反映出社会关系的变化，城市“是人类的一种通泛表现形式”，更直截了当地说，“它就是人性的产物”。13

芝加哥城市学派没有将城市、社区等空间作为一种容纳人们行为的“容器”，或是作为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而是将之和文化一道，共同作为人类的创造物，甚至是情感、欲求等主观因素的客观体现。并认为，空间环境与心理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性，一处简单的街头涂鸦就是一个反映特定群体空间意识的符号。城市空间的格局、形态等客观演变过程就是城市文化、风俗、地方情感的演变过程，而城市中诸如法院等特定空间的区位反映了其在该空间文化中的地位与功能。与孟德斯鸠相比较，芝加哥城市学派在方法上虽然借助模型对空间进行描述，并依照样本数据对空间与空间行为进行回归分析，但在本质上依旧没有跳出“推理性”的论证，追求的是一种空间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当这种关联性被经验事实所印证，就能够反映出空间在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规律性。

可以说，在关联性脉络里，研究者将人性或行为等因素导入空间中，并将空间作为结果而非前提，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空间的先验性。由此，伴随着统计、GIS（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的发展，形成了犯罪地理学、环境犯罪学等更为细致的分析范式。如单勇教授的研究所展现的，尽管犯罪热点的形成及分布不单由空间引起，但是社会关系中的事件是通过空间形成的，也受空间的调解，犯罪同空间因素之间存在相关性，对相关性的数据化处理能够反映出特定空间内的犯罪规律，进而通过改造环境来预防犯罪。14

前述研究通过对空间进行数据化、模型化的处理，揭示了某类具体文化或行为与空间之间的关联性状态。其具体到法律文化、法律行为上，就可能展现为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法律文化，进而创生出不同的法律制度。喻中教授将之称为法的地方性，并基于中国历史发展中关于“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的历史状态来证明不同空间内的法存在不同。15同样，在当前国外的法律地理学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对不同空间内同一权利的保护情况，或是不同种族、身份在同一空间的法律地位差异进行研究。16但沿此脉络所形成的法律地理学研究忽略了法如何建构并控制由社会关系互动所产生的空间，以致其并没有从比较法学或是法文化研究中脱离出来。我们能够站在空间的角度去探索法律是如何发展的，但不能将之作为塑造法律的直接原因，此时的空间只是影响法律实践的一种因素。例如，虽然日本、澳大利亚均四面环海并且都有法律移植成功的经验，但这也只是表明环海这一自然空间特征可能会影响法律移植，而不能认为在四面环海的空间里进行法律移植就必然成功。

（二）法与地理的辩证性脉络

事实上，关联性脉络因为欠缺了对空间本体论认识的转向，以至于只能将空间放在被动而非主动的位置上。对此，列斐伏尔说道：“辩证法被放回到了议事日程上。”17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是生产的”命题，其内含的社会空间三元辩证法在现有介绍法律地理学的成果中多有提及，此处不再赘述。18在列斐伏尔看来，将空间作为切入点的原因在于：

第一，空间既是社会关系生产的工具，同时也会反过来制约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是实践活动内在的辩证规则。例如，古雅典与古代中国对“广场”的空间设置存在不同的理解：前者将之作为集会、通知、议事的空间，而后者仅将之作为通知、教化的空间；前者将之置于城市中心，而后者必须将之远离城市中心（政府驻地），这样日常生活中的空间隔离就能够维持官僚的神秘感及平民对官僚的崇敬感。不同观念下的空间代表了不同的编码方式，甚至统治技术。列斐伏尔进一步将之系统化为“语义场”，它包括“象征、形象、符号和信号”，“所有的事物都成了信号，开始工作的信号，所有事物都成了动作，维持劳动力的劳动和动作”。19大到社会阶段、小到社会成员，都拥有对空间的特定认识与编码方式，这之中就会反映出空间的社会化意识与社会的空间化形态间的辩证规律。

第二，空间能够维护社会分析的总体性。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在建立某种总体性、某种逻辑、某种系统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0例如，一个人的身体空间肯定不会只受法律这一个规范系统的影响，其构造会同时受到人种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知识的影响，每个学科都会节选身体空间中的一个景观去进行分析与规制，但是为了避免丧失对其整体现状的考量，坚持总体性，还是需要直面身体空间去分析。这样一种总体就是一种“具体的总体”，“具体”就表现在它是多重社会关系的综合，而“总体”则是认为对象是具有丰富规定性的。21

与关联性脉络不同，基于空间哲学转向的辩证性脉络意识到既然人的行为总是受制于特定的空间，那么也就意味着法律、政治等能够通过控制空间来达到对权力的规训。如张绍欣博士指出，康乾舆地测绘图的编撰、使用之背后都反映出当时的权力关系乃至民族意识。22德莱尼、布隆里等法律地理学者也明确指出：“测量学其实已经改变了空间的属性，地图开始成了土地本身的替代品，一块能够进入法律视野中的土地，首先代表了它本身能够清楚地被地图所测定，而这就是法对空间进行生产的最基本方式。”23换言之，“自然空间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自然环境多是第一性选择的结果，在之后的社会再生产中，许多新的社会关系变迁已经与自然因素没有太大的关联。人们在认识和适应原始自然界的过程中形成了文化、制度等具体内容，它们是一整套针对空间的固定编码方式。它又会反向固化第一性自然的结构，影响着空间后续的生产与再生产。“人们通过城市化和具有非同寻常的广度以及复杂化的人为环境创造了一种‘第二自然’。”24

对于塑造“第二自然”具体景观时的法律，辩证性维度强调，第一，法是在空间生产中的主导性因素。德莱尼通过对移民局持枪破窗闯入非法移民家中这一案例进行分析提出了“规范圈”（nomospheric）的概念，用以形容法律和空间互动时的复杂性。在他的理论中，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都会生产出不同的空间想象，而具体的空间想象又是通过执行具体规则来塑造的。25这些想象支撑了在客观空间中的行动，如破窗闯入家中反映的是关于“家”的空间想象在法律的控制下已经从不可侵犯变成了应当服从统治意志。

在关联性脉络里，法律地理学会试图在教义的层面上对法律规范内容中所涉及的空间及特定区位进行解读，如城市与乡村等。但是在辩证性的脉络里，法律地理学更为趋近于社科法学。如博杰所言：“如果我们真正想了解法律在社会中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去考察社会现实的地理性质。”26辩证性维度里，要将法作为一个“社会—空间”中的社会工程来对待，要以法律“在何方”的追问为引导开始思考。例如许多法学流派都承认妇女有终止妊娠的权利，但这一权利必然需要去一个可以终止妊娠的场所中实现，而准入场所的门槛、场所的规划分布等规则就会决定具体的空间景观。通过对“在这里”的解答与描绘，才能真正宣告法律实现了从“书本上的法”向“实践中的法”的转变，法律才真正地显现了自身。

第二，辩证性维度常常表现出批判性。列斐伏尔借助“空间是生产的”命题在政治经济学角度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生产空间来缓解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增值矛盾，并得出当前生活处于一种新的异化状态下的结论。27法律地理学沿用了这一分析基调，在选取研究对象时，不仅不再停留于探讨特定空间所表现出的法律特色，而且选择“悬置”原本法律中的立法者、司法者等职业身份，采用空间生产者、消费者乃至受害人等身份来进行分析。例如关于性权利如何被法律在空间中划界的探讨，形成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并对应不同的调整规则。而在将性别代入其中时，前述空间边界又会发生变化，以致呈现出不平等。又如美国一些富人街区会设置广场、市场等空间的准入规则，禁止衣衫不整的无家可归者、流动摊贩等群体进入，来维持街区空间的“尊贵”。

综合两条脉络而言，所谓法律地理学其实就是在研究人地关系的地理学之基础上拓展出对“人—法律—地”关系的研究。其中，“人—法律”的部分伴随着法学自身在当前阶段的需要，空间转向只是表象，其深层的学科渴求在于进一步理解社会，进而增强法律自身的有效性，实现更好的社会控制状态。“法律—地”的部分是为了更进一步理解具体空间景观中所含有的规范性束缚以及权利（力）关系。

如果把法律地理学的出现作为第一阶段，此时，法律地理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认识法自身的空间属性，将法的调整功能同空间形态的变化建立起辩证的互动关系。其中标志性的著述如布隆里的《权力与空间》等。28而在第二阶段，主要如1996年《斯坦福法律评论》法律地理学专栏所组织的五大主题：分析自由平等的地区分布及法律制度在此中的影响，也就是空间隔离与排斥问题；分析法律重塑社会空间的方法，进而有效地处理特定空间中的性别、种族与阶级压迫，也就是空间压迫问题；分析网络空间对既有法律的影响，也就是流空间问题；分析地方政府空间边界之间的重叠、对抗等，也就是空间划分问题；分析为了融入全球化、推进城市化，建设世界城市时所面临的空间战略选择问题；等等。29而在当下的第三阶段，法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又拓展到权力（利）的实现、对抗，法院判决对空间景观的影响，等等。

国内学者在介绍法律地理学时，也谈到了自己对法律地理学的展望，认为其具有分析司法地方性、法律资源分配等功能。30从根本上看，法律地理学的功能就在于解答“认识你自己”的问题，进而修正法律的部分规定，以达到符合地方需要的目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并且各地资源禀赋不同的大国。其中针对“大小”这一维度，在关于单一制还是联邦制的选择中早有相关论述。但是站在法律地理学的角度，同属“大”国的美国是逐步从“小”范围的人口集聚发展起来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与法治传统的形成也是在空间范围不断拓展中形成的。而我国则自始就在面对大国的法治统一问题，并且为了保证国家稳定性和“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拓展出了许多丰富的制度安排，对此需要有更进一步的经验提炼。以下问题都属于法律地理学可能的问题域：在立法角度，随着地方立法权下放，国家、省域、市域三个大小不同的空间在同一对象的调整上以及规范表达上存在怎样的不同？针对具体空间功能性的安排，如环境一类区、二类区等空间内具体规则的设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其同其他功能区设置是否会产生冲突？在司法角度，可以考察互联网法院设立对属地管辖的影响、巡回法庭管辖空间的设置、具体空间对法律裁判的影响，例如，户外犯罪与入户犯罪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定性？司法在裁判言论自由、性自由时是否考虑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划分？在执法角度，“选择性执法”是否存在空间规律？等等。当以上问题聚焦到“失地农民”、无家可归者等特殊身份群体时，我国通过法律对空间的治理能力都会得到检视。

此外，笔者还期望补充法律地理学能够发挥功能的三个方面。

第一，建构中国自己的法治地图。无论20世纪中叶的人文地理学多么想要排除哈特向的地理学特质主义，地理学本身最为基础的功能之一还是测绘，进行社科分析也要建立在空间形态描绘这一基本的前提之上。1854年英国伦敦的“霍乱水井”事件建构起了GIS的基本模型，这是首次运用地图分析来解决实际问题，这一事件也触动福柯认识到空间、医学、权力等元素之间的关联。当前国内也在进行犯罪地图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各个地方开始以大数据为依托来获知具体的治理重点，进而达到精准施策、精准治理的效果。至于建设法治地图的作用，一方面，编绘地图本身是一种树立“自我”意识的过程，各种要素选择呈现后的结果既要比法治评估所形成的简单数据分布更有可视性，同时也能跳出“好与不好”的简单评价方式，它是在认识到国家独特性与地方间需求差异性的基础上编绘出来的。另一方面，我国以政府推进为主要法治建设动力，而不同政府部门对整个国家空间有着不同的理解，还有耕地红线、经济区（带）、环境保护区等制度，将这些不同的制度功能汇聚在一张图上，有助于统筹推进、协同发展，同时，使各地方不同的权利需要、冲突点等展现在一张图上，有助于更好地央地分权、精准施策、找准先行先试的创新点。敏感地以地图形式体现法治在空间中的分布或许也会是实现法律地理学整体推进的第一步，它是静态的呈现，但却是之后展开动态分析的素材。

第二，增强和改善地方法治研究。其实，几乎是与国外“地方主义—法律地理学”的转向时间点相伴随，国内法学界也于21世纪初期提出了“地方法治”这一研究对象。二者虽然在“名”上不同，但却在“实”上共享了相同的内容，即法治建设视角从国家转向地方、从宏观与微观转向中观，通过赋予“地方”这一空间在法治建设中独特的意蕴，来提升法治建设效能。但是从国内既有研究来看，由于固守在“国家—市民社会（地方）”的类型化思维下，关于地方的描述，要么是自下而上地“生长”出地方经验，要么是自上而下地充满整体计划性。实际上，每一个地方的制度需求都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复杂的状态，充满了辩证性。地方性法规的形成可能是完全建立在地方之间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的差异上，也可能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政治利益所生产出来的“地方特色”上。31按照简单的两条线性生产轨迹无法透视到地方法治实践的本质，也难以有效地评估某一具体地方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状态。例如有些地方为了在“地方法治竞争”中获胜，在先行地区所颁布的地方法规基础上，简单地加重标准，突出“最严”“最全面”，或是寻求“最先”，而忽视了由此引发的地方内主体之间的权责配置，以及不同地方之间的制度状态，造成同是一国公民，因为生活在不同地方，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却大相径庭。但这些实践情况都能够充分反映当前地方制度同地方空间各要素互动的内在逻辑。

对此，笔者认为，地方法治陷入研究瓶颈的核心原因是方法论的缺失，当前无法以一种总体性视角阐释地方、分析地方。32这是由于倡导“视角向下”以及支撑央地分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个基本的生活体验：地方存在特殊性。公丕祥教授指出：“研究区域法治现象，至关重要的就是注意分析一定空间地域条件下的区域法治现象之生成、演化、变动、成长的空间轨迹，把区域法治的运动过程放到特定的空间或地点、场所中去考察。”33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在应对高流动人口治理、城市扩张、公共福利差异化等带有地方特色问题时的“杂乱无章”与地方法治研究的“失语”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方面，有许多学者，如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尔等人，分析了地租、消费等各项要素与空间之间的关系，用以揭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成长的烦恼”，由此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分析框架。而法律地理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到了法律对空间塑造的影响。另一方面，苏贾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各区域的形成、区域性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区域主义的形式化和区域理论的详细阐发均直接根植于空间化的一种具有包容性的过程，即植根于空间的社会生产。”34在法律地理学的视角里，当前地方政府面对新兴问题所进行的各类治理实践即是为了提高自身对社会基本秩序的控制能力。许多不同的政治形式，包括地方制度在地方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反映，以及地方居民对制度的要求和对抗，都会借助空间景观做出具体表达，例如：房地产维权中维权者会选择悬挂国旗；流动摊贩为躲避城管会破坏街道的绿化布局来隐蔽自己。这种权力对空间的掌控以及权利在特定空间的实现都能够在法律地理学中被阐释出来。

所以，将法律地理学引入到地方法治研究中去，能够使其进一步地深化，并且形成更为细微、具体的问题域：法如何让人栖居于现代都市？法应当如何有效地在央地之间分配权力以达到“试验”“改革”的效能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出关于地方法治建设的比较分析，如对同一时间维度下的地方发展共时性特征的比较分析，对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经济结构等的地方进行深入剖析，以发现共时维度下何种制度在特定地方发挥主导性作用，进而从中抽离出有益于整体法治建设的地方经验。除此之外，也可在历时性维度下比较分析同一地方空间的不同制度作用，发现地方制度需要的变化与提高制度效能的规律。

第三，建构以城镇法为核心的法学研究。列斐伏尔的研究经历了从日常生活批判到空间哲学，而后到现代都市批判的过程，最后又回到了对日常生活的关切上。之于列斐伏尔本人而言，空间生产这一命题最直接的功能在于，揭示当代全面城市化背景下，（人们认为）“石头”（冰冷的商品住宅）比诗歌更为美好，由此，资本主义得以通过操控空间来安排各类人群，以致后者处于一种异化状态。在此之中，由于一切都围绕着对空间的争夺，也就提高了诸如城乡规划法等对空间直接安排的法律之地位。尤其是城市这一类当代发展之中心的特定空间，在既有想象中它本身就是多元、平等的代表，而当下却成了掩盖异化的面纱。因而，国外的法律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围绕城市法所展开的理论与实践。例如在联合国人居署主导下开展的世界城市21世纪论坛等活动所发布的《我们想要的城市手册》《新城市议程》等倡议文书，以及巴西、墨西哥等国家据此相继颁布的《城市宪章》等法案。在马库塞、迈耶等人看来，对城市法的思考代表了一种在当代建立“总体人”的思考，民法对特定空间归属的分配以及对资本运转机制的保护、刑法对特定人的控制、治安法对流动人口的规训、环境法对空间需要的压制与满足等等规范安排是当代法律治理术在城市法中的集中体现。这也就有了如弗拉格的《作为法律概念的城市》、坎贝尔的《法律之城》等研究。

与国外相同的是，我国也将城市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和形式，但与之不同的是，我国采用的是“城镇化”而非“城市化”的战略，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35追求城乡一体发展的城镇化要求相关研究不仅要关注城市治理本身所需要的户籍、社会保障、社区矫正等特定的城市规训制度，而且要以建构出一种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的城乡空间正义观念作为前提去探索城乡和谐共生的空间格局。尤其是，在国家不断设定“到2025年，健全国土空间规划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等各类法治建设目标的当下，以城镇法为视角去思考各具体空间规划之间的关联、配置，并协调起法治整体建设的有效性是非常有助于我国法治建设效能提升的。如是，法律地理学在建构以城镇法为核心的法学研究中，一方面能够提供符合我国需要的价值衡量体系，另一方面能够提供思考城乡关系、建构规范在特定空间的功能形态等方面的方法论。36

三、法律地理学的核心范畴

当前国内法律地理学研究由于缺少对法律地理学内在范畴的拆解，以致无法同其他研究相区分。事实上，借助空间哲学，列斐伏尔在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范畴更新：一方面，通过加入空间性来重新界定生产、生产关系等传统范畴的内涵与作用方式，进而改变了描绘社会活动的方式；另一方面，基于社会发展是空间生产这一思路进行推论，用“抽象空间—差异空间”“工业社会—都市社会”等新范畴替换了历史唯物主义论里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用空间变换审定社会的历史分期，得出了不同阶段的“地理—人”关系。而法律地理学也在“法律—地理”的维度内拓展出了一些新的范畴。例如布隆里通过两个步骤来阐释法如何在空间中展露自身。第一步是，“书本上的法”可以对充斥在空间中的关系进行切断、改变或消除，以此成为一个虚拟的、囊括了它所要调整的关系的容器，但同时，由于法内部体系是相交错的，某一权利关系会和其他关系相冲突，故这一容器不是全封闭的，而是开口的，呈现出一种括号（bracketing）的样态。此时，布隆里吸取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悬置，即对与对象有关的存在设定排除，而在对象方面，是给对象本身之存在特征加括号。37第二步是，“行动中的法”在显露自身时实际上是一种表演行为（performativity），当法真正在空间中发生的时候，也就是将行为者转变为括号内的表演者，而其他的非行动者则以观众的角色间接参与进来。38由此，在布隆里的理论架构里，法律空间以“舞台”的形式出现，它主动将关系塑形，并且让参与者在结构化后的法律空间里展现自身。而德莱尼的“规范圈”概念同样是按照此种意义来进行的，只不过德莱尼以所有的法为对象，形成了不同大小的“舞台”，这些“舞台”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

但是在这些当前主流的西方法律地理学的理论中，对于空间的抽象想象一方面是建立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之上，另一方面又放弃了列斐伏尔空间的总体性。换言之，他们立基于辩证的空间，但又在此基础上把法律空间变得僵化了。尤其是布隆里的两个层次，只是将空间二分为“规范空间”与“实践空间”，并将“实践空间”叠加在“规范空间”之上。当“实践空间”无法表现出或是超出“规范空间”的内容时，布隆里将之定位为法律的失败。但是法律中“兜底条款”等类似规范的存在，使得布隆里的结构化假设其实并不能发生。并且，布隆里也忽视了法本身的内在冲突，将“书本上的法”完全假想为清晰的、明确的、内在一致的规范体系，使得整个空间“舞台”十分狭小，只能够———事实上也如同其本人经常使用的范围———限于对财产权等单一权利（力）进行分析。无论空间哲学延展到何种领域，都不能因此失去它本身的总体性，就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如果行动者仅仅充当着舞台上的演员……那么社会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39“表演”其实是各类因素相聚集的结果，它既涉及本身在前台区域所展现的直观形式，也涉及在后台区域的冲突、利用、压制。

实际上，“叠接”“规范圈”等也是布隆里等人运用人文地理学在空间转向后所形成的较为成熟的范畴，围绕法律这一对象进行推演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具体到研究过程上看，一方面，法律地理学实现了对部分传统法律范畴的内涵更新，具体包括：所谓权力就意味着一种操控空间、定义空间功能的能力，借此实现对人之活动的塑造；法律关系则可以被视作一种围绕“取用”“远近”等词汇的制度空间关系；等等。另一方面，法律地理学直接采用空间哲学的范畴来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支撑当前法律地理学者进行研究创造的基石性范畴主要有以下几种。

从前述可见，无论是关于具体权利的不平等实现之研究，还是关于权利的多元化趋向分布之研究，法律地理学根植于当前社会发展所呈现出的阶段特点，承继了空间哲学中的价值指向，遵循了“阐释—批判—建构”的路径。而“批判—建构”这一脉络的核心，一方面是空间哲学所包含的阶段性与实践性，即列斐伏尔所言说的从“抽象空间”到“差异空间”，寄希望于改变当前空间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来促成马克思理论里的共产主义；而另一方面就是实践以空间正义为主导的价值实现。

在“批判”的维度里，空间正义观念与既有正义观的不同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其具有实践性、动态性，是一种对空间生产过程的批判；二是，其具有多元性、差异性，是一种对分配范式的超越与对多元主体的关注。具体而言，杨（Young）认为，对正义的思考应该去“试图理解受压迫群体的社会位置”，直面当前社会中所存在的“宰制结构”本身，而不应当去重新思考既有分配范式下正义的前提假设，因为后者始终“假定了一个静态的社会概念”，“明确指向了一种社会原子主义”，并预设了决定物品分配的制度语境，将全体置于一种“静态的社会形而上学”。40换言之，将每个身体空间的整体形象作为一种由政治、文化、经济等各类活动共同生产出来的结果，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将对每个身体空间样态正义与否的讨论作为一种分配标准的创设活动，对每个身体空间样态正义与否的讨论应当依赖于对最本质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探讨，且后者会是更为前提性的内容。德莱尼也指出，“人文地理学对于揭示传统空间想象所掩盖的权力运作，以及对于识别非正义的原因、方式和地点是不可或缺的”，“缺失空间维度的法律事件分析，常常无法看到法律是如何掩盖不公正的”。41

于是，在“建构”维度里，围绕“生产”，苏贾指出，在罗尔斯的两个假定中，自始缺少了关于存在差异的原因分析，以致其结果中出现的差异性质很难被确定，但在生产环节，主体间差异是无法被抹去的。42对此，有陈忠教授提出的“流动差异正义”来深化空间生产中的正义建构问题，但核心在于差异。一方面，对于个体而言，没有差异便没有竞争，没有差异便无法烘托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个体应当能够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凭借自身能力去做出各种选择；另一方面，“正义的目标不在于取消空间等权利的差异性，而在于将空间等各类差异性保持在一定弹性、有张力的范围之中”，它是具体的差异，也是在设定每个人的空间范围。43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被法律地理学者视作按照空间正义展开分析的源头。44在恩格斯的描述里，一条街道的区隔能够很容易地让人区分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他们处于同一城市的不同地方，经历着不同的生活。当代法律地理学者认为，这种“不同”就是一种空间上的不正义，它反映出不同类型的人在同一权利宣言下的境况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会被具有优势地位的群体进一步通过法律予以固定，以至于弱势群体总是生活在空间的边缘，也丧失了通过政治参与回到中心的可能。空间正义就是要对这种状态予以诊疗，重构“生产”环节，达到对人们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平等占有和使用的目的。

在列斐伏尔的理论里，当前以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忽略了空间城市化（即一种物理形态的城市空间扩张）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平衡，直接造成人之生活境遇无法跟上空间更新，这表现为空间的交换价值远大于使用价值。45如当前在“摊大饼”式的城市空间扩展中，实际的城市建筑使用率较低，但人们却因为难以承受的房价而不得不被“钢筋水泥”所分割。46于是，列斐伏尔提出，必须打破资本无止境扩张的内在逻辑，消融中心与边缘群体在生产能力上的差异，让边缘群体都能够参与到所有的空间活动与空间管理中，重新调整城市空间生产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而这一任务就交由城市权利来完成，它旨在把所有城市居民都塑造为城市的使用者、掌握者，共同参与城市空间中的生产与再生产。列斐伏尔指出，“城市权利源于现阶段的问题与需要（a cry and a demand）”，“它并不是一种回到传统城市中的权利”。47“通往都市的权利”是对列斐伏尔这一概念的最好翻译，但是基于学界的使用习惯，本文依旧沿用城市权利这一表述。

从内容上看，列斐伏尔认为，“城市权利由差异权和占有权组成，这两种权利能够让公民成为真正的、完整的城市市民”。48城市权利是围绕“城市居民”（主体）与“城市空间”（对象）这两个关键范畴形成的权利束。其中涉及两个基本的方向。一是要让城市居民在任何的时间节点上都能够平等地占有空间，至少有一个基本的物理空间去安放自身。这种占有不是简单的、量上的占有，而是保证质上适合居住的占有。在此设想下，尽管每个居民都是差异化的个体，但在整个城市空间中是对差异性的总体性集聚，所有个体具有“形式上同时性的特征”，他们在空间上的表征都会是整体的。49二是要保证城市居民能够在城市空间的发展中具有提出声明与结社自由的权利。50在列斐伏尔看来，应当解除基于产权所导致的对城市居民使用城市空间的限制，“空间必须以一种使全部使用成为可能的方式产生”，保证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充分利用城市空间，拥有能够影响城市空间再生产的话语符号。“这种（空间）使用权不仅是静态的———包括城市居民物理形式的居住、参与、工作、代表、描述和占领城市空间的权利，而且包括在动态上及时满足居民的需求。”51与之相配套，参与决策和获知信息的权利同样是必要的。即，要保证城市居民在社区变迁、整合、改造等所有空间活动中都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城市空间资本的使用和分配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保证居民对城市景观变化具有向心力，而不被边缘化。

列斐伏尔没有对城市权利言之更细，当前的研究都共享着这“寥寥数语”，却忽略了《空间的政治》一书中，列斐伏尔对城市权利与当前现实权利之间的关联论述。列斐伏尔指出：“（城市权利）并不是那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而是类似于奠定了民主基础的《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那些权利。这些权利还没有完全实现，然而，人们始终可以参照它们，以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我建议还要在此列表加上‘城市权利’，以及‘差异的权利’。”52所以，当代法律地理学者在通过城市权利来阐发具体空间内的不平等时，会借助城市权利来表达一种让边缘群体从“边缘”回到“中心”的愿景，并将之作为一种实践性的、整体性的权利以区分于既有法律所规定和承认的权利，因为它内含有对权利实现的憧憬与激励。同时，法律地理学者将之作为一种框架性的安排，来回应农民“上楼”“村改居”等活动之后的新空间形态下，农民如何在前述两方面上进行博弈来塑造出其对城市制度的价值认同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看，城市权利同样塑造出了一套基于空间生产的价值体系，用以衡量当前规范安排所造成的空间隔离、空间排斥、日常生活异化等情况。

国内学界认为，布隆里在法律地理学上的创造性贡献为：其将“法律—空间”的关系定位为“叠接”。但笔者认为，“叠接”概念本身实际上出自政治地理学中一个较为成熟的范畴：“尺度”。换言之，布隆里之“叠接”实际上是“尺度”在“法律—空间”的应用，用以表达两者之间的结构化关系。并且，在“叠接”“规范圈”等叙事中，都只注重对规范空间这一个层面的阐发，而没有关注到社会空间或更多的层面上去。

“尺度”有多种定义。如泰勒认为，其是概念化的动态结构；53德莱尼认为，尺度是一种将现实情况框架化的方式；54豪伊特认为，尺度是网络的隐喻化；55等等。笔者认为，尺度是一种对地理过程和层次予以划分、表现所形成的概念化的结构。正因为不同研究者的视角不同、方法不同、对象不同，所以对尺度的理解存在差异，如曼森按照分析层次的不同将尺度逻辑图谱涵盖了实证主义、相对主义等。56但不变的是，关于尺度，首先，其必然是主观的，它依据研究者的重点对连续、整体的现实世界进行切割，用以排除其他影响对象，形成以研究对象为核心的尺度框架，所以其并非客观的，而是由行动者创造出来的；其次，尺度所丈量的是研究对象本身的“位置”与“运动”，而非真实客观的“大小”或“方位”，如自由权的尺度研究不是为了丈量自由权在客观空间中能够具体延伸到哪个街道，而是要表达自由权在主体、权力互动中所处的位置，它是否会出于冲突等原因而造成规范内容在现实空间中的缩小、扩大，以及造成这一结果是受到何种尺度干预形成的，等等；最后，尺度分析必然存在层级、序列，甚或在动态层面表现为等级性或不均衡性，否则就不属于尺度，而仅仅是一种对客观社会的地图化描绘，并且尺度必然需要在空间的交互、重叠中显现，不存在单一尺度的自我表达。而其同惯常所使用的“行为逻辑”等范畴的区别在于，由于尺度承认主观性，因此它所能够涉及的范围取决于研究者前期对空间及空间内行动者的划定，极具灵活性。但由于它是“复数”的、动态的，所以这种灵活性本身又要受限于具体的空间结果，呈现为一种对前行为的倒推描述。用尺度来描述特定空间中的法律规范性与事实性状态，意味着不是把特定的规则或法律事实作为一个特定的行为模式来概念化，而是表达一种充满动力的、能够影响社会空间实践的立场，通过行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变化来识别出尺度。

古代中国的五服图其实就是权力尺度分析的一个很好的模板图，其既反映了不同权力的分布空间，也表明了不同空间中权力之间的关系，每一种“跨服”的交流，如巡视、设藩等，都是特定空间权力尺度的转移过程。布隆里等人在思考“法律—空间”的尺度关系时，实际上参照了考克斯关于本地政治发生的地方基础（依赖空间尺度）与发挥地方功能的策略性建构（参照空间尺度）的划分。用法之规范文本作为规范空间尺度，法之社会实效作为现实空间尺度，两重尺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叠接”。与政治地理学不同的是，当前法律地理学中并没有开发出更深的尺度空间类型，例如“叠接”本身仅仅针对的是法律的显现和未现。布隆里将法律显现作为法本身的完成，采用的是狭义的法概念，并且尤其注重司法裁判承认后的规则，而对于未完成的部分，布隆里没有深入分析。但笔者认为，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区分，即“书本上的法”被现实生活改造后实施的空间同样也能够被视为一种形式的“叠接”。布隆里过于样板化的分析模型实际上只适用于严格的大陆法系国家，它无法囊括普通法系的实践，更无法追踪如“兜底条款”、民法里的公平责任等开放式的规范实践。

但与政治地理学相同的是，如图1所示，法律地理学的尺度分析有着最为基本的架构。首先，图的左上区域所表示的是研究者所期望洞悉的空间（研究对象）本身所内含的基本组成结构，由于尺度总是复数的，所以在同一空间中所容纳的不同尺度的描述维度就是包围、层级和大小。其次，图的右上区域所表示的是具体尺度所涉及的内部组成形态，即它是如何分布以及如何向外同其他尺度发生关系的。最后，如果用三个层次代表行动尺度、法律（文本）尺度和实践尺度的话，那么行动如何透过法律来实践就反映了互动的基本形态，那么它所产生的结果可以被简单地体现为显现和未现。在动态的意义上而言，左上部分可以被视为特定空间中所存在的如弱势方、强势方之间的基本结构，而右上部分则是具体尺度运作所依赖的图形，它们的组成结构通过边界限定或是斗争、动员等方式实现自身尺度的上移或者下推，最后在结果上表现为尺度的转换。

无论是基于“好人理论”还是“坏人理论”，法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对“人”的研究，只是以往理论要么将人完全作为神意宰制下的地球居住者，要么就是坚持人是理性人，感性中的愤怒、悲伤等都被归并为理性所应予控制的一个方面，所有行为都是在理性选择这一维中做出的。但是在现象学观念里，身体空间本身就是人与一切事物（包括法律）所遭遇的场地，在这里，事物会激起身体回应性的组织能力，进而通过身体行为来拉近或放远同对象之间的空间距离。于是，法律地理学按照每种部门法或法系对人的多元身份节选出的身体空间（是部分的而非完整的人，例如黑人这一种族身份）形态进行解构，从而展开“理性人”在法之预期、调整功能实现过程中的塑造力，并适当地考量人性中的感性部分。

德莱尼认为，立法者、律师、行政人员等法律职业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规范技术师（nomospheric technicians），他们会依据他们的不同身份而采用不同的法律与空间的概念来塑造他们自己的工作空间，因而形成不同的空间景观。所以，德莱尼认为对法律形成、法律决定等方面的考量应当同时结合规范技术师的合法化行动以及空间想象来进行。57此时，德莱尼重新界定法律职业者思考方式的起点就在于一种认知方式的现象学转变：一方面，“我发现它作为事实存在者而存在，并假定它既对我呈现又作为事实存在者而出现”，“至多在这里或那里以不同于我设想的方式而存在”；另一方面，对象世界实际上是以主体为基础生成出来的。58每个主体有着不同的认识对象世界的方式，而由此形成的观念又会影响到主体改造对象世界的行为。同时每个主体兼有不同的出发点，这也就造成对世界不同的理解会同时在同一情境里的不同主体中交织，甚至同一主体还会产生立场上的冲突。换言之，每个主体在不同场所里有着不同的身份，身份在当前社会中被文化、制度等等暗设了各种权力的分配与控制，有着迥异的利益取向，以致行为出现多元化。如吉登斯所言：“身体空间作为各种习惯性行动的聚合领域，极其复杂，意义重大”，因为行动是将“自己的身体用作表演的手段”，而行动的场域性需要可以借助“区域化”来提供时空闭合的区域，产生某种封闭性，以保证“前台”和“后台”之间可以维持一种相互分离的关系。59就像教师在课堂（前台）与在休息室（后台）时的身份切换一样。

由此，泰勒按照“国家—族群—阶级—家庭”的思路划分出了十四种用以进行身份分析的政治方向。60在现有的法律地理学研究中，对身份的研究一方面主要涉及种族、性别，并扩散至无家可归者（乞讨者）、旅居者、进城务工者等不同身份。他们对特定空间中的制度安排都有着不同的偏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地方制度的排斥，但同时，以身份所形成的社团力量又会聚拢不同的力量来抵抗地方的制度安排。例如，外卖小哥、流动商贩会对城市管理法规、交通法规等法律法规进行不同程度的抵抗，而在抵抗的过程中尺度的上移又增强了其他身份对规则抵抗的冲动。另一方面，即是以法律地理学为基础，重新思考民法体系中的身份法，考察如亲属的身份关系发生、消灭等在空间上的表征，夫妻身份在家庭空间中涉及的同居、忠贞、扶助义务等形态及其会引发的同其他身份之间的冲突，等等。

“边界”是当前国内学界在谈论法律地理学时都会涉及的范畴，但是在阐释过程中多停留在“空间”传统容器观里，将边界作为描述空间大小的概念，以之来勾连一个国家或权力所能够辐射到的范围，或简单化为地域管辖。但在法学的其他研究领域，当前已经在用“边疆”来表达对“边界”的研究，这与国内历史地理学研究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呼应。即将边疆作为一个尺度，来衡量古代中国面对“化外人—未化人”“中心—边缘”“边—非边”时所出现的尺度转移。这种考察其实是将中国“规范圈”置于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圈”之基础上进行的分析，其突出了“民族国家如何界定自己”以及“民族国家如何界定他人”两个基本问题，进而在对“边疆”的“他者”思考中找到关于中国汉文化的“自我”。从中，古代中国历史明显地表现出稳定时期和不稳定时期不同的看法及界定边疆的方式，同时正因为存在这种变动性，国家法律在本质上是“属人”的，以便更好地维护自身尺度对“边疆”尺度的重组。而在当代，立基于国际法主权原则之上的边界被国家法之属地管辖权所稳定。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如国外一些法律地理学者所分析的：边界地区在面对文化互动时所出现的尺度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家法在边界地区的实施效果，进而带来国家法在特定地区的法律设定变化以进一步维护对边疆的控制。61也有部分学者选择将“边界”区分“敌友”、划定范围的功能作为法的核心内容，认为法就是由被定义的边界所组成的。62

笔者认为，前述的边界研究是站在国家这一特定空间来进行考察的，在这之中关注国家权力对原发性边界的再生产，以及边界两侧地区的对抗、合作、一体化等，从中折射出制度如何构建边界两侧的政治认同与身份认同，而边界便是在二者差异的建构中来显现秩序，进而表现边界自身。此外，边界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到世界、地方、组织、个人等空间，并对特定权力（利）的边界进行考察。例如，我国正在开展的“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沿途国家“边界”同相关贸易制度设立等同样存在密切关联。同时，像工伤认定中的“工作空间”边界等具体权力（利）的实现都会依赖于对承载其运转的空间“边界”的理解。由此，所谓“边界”并不单纯是一种地理空间属性———它既是权力实施控制的工具与权利实现的条件，也是权力关系和历史过程的产物，在法不断完善其对社会控制的过程中，“边界”的展现代表了一种策略与技术安排。例如赫格斯特兰德在他的地理学研究中指出，在发生活动的情境中，身体和物理环境的部分特质会对活动产生约束，而这种约束提供了总体“边界”，限制了更大的时空延展。63这个“边界”既会是法律能动主义的底线，也是一套合理制度所要遵守的“内在道德”。

在交叉层面上来看，人文地理学至今已经发展出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社会地理、行为地理、区域地理等分支，并发展出了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理想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方法。64此种多元景象的出现，主要受益于空间哲学的转向，如理查德·皮特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是以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作为基础来研究人的意义、价值、目的和目标。”65空间哲学重新修正了实证主义里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并激活了被忽略的空间、场所、景观的社会建构性，加上后结构主义将知识塑造出了多元性、冲突性、权力化等形象，打破了传统一元权威观念，使得当前人文地理学方法的根本目的被确定为要为特定空间中多元要素互动的过程找到一条确定的规律。

法律地理学亦如是。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现象学方法、存在主义方法主要体现在：研究者较少使用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数量分析，而将重点集中在以“尺度”所划定的考察对象，由此出发，重构对象及其客观世界中的现象意义，思考个体如何产生和支配他们的世界，以及如何认同客体和其他事物的价值，进而发现法律在其中的影响、不同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等。现有研究成果初步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分析结构框架与递进层次。

人类自行创造了历史，但并不在他们自行选择的环境中。同样，人们创设了法律，但很多情况下却并不完全生活在法的框架里。迈克尔·迪尔（Michael Dear）认为：“具体的空间景观是通过知性行为者（或行为主体）在特定社会文脉或结构下进行作用而创造的。结构—行动者的相互关系由一系列既促进又制约的制度安排为媒介。”66其中，结构包括统治日常生活长期的、深层次的实践，例如法律和家庭，而制度呈现了结构的现象化形式，行为主体则促成了所有社会互动的精确而又可观察的结果。更具体言之，要察觉出法律在空间中的“表演”，必须在“法律—空间”以及空间本身中拆解出关于“行动—结构”的二元性来进行分析。

一方面，就空间本身来说，我们可以将法律所调整的对象，例如森林、土地、人乃至特定的信息（恐怖主义、淫秽等）视为一种间隔化的安置，每个客体有着其进入空间、发生功效的基本起点，并归属于特定的位置。而后，行为者的感知、记忆等知识会将这些间隔化的客体推至“象征性空间”中而将各种不同位置上的客体组合为统一的空间，从而使其具有了意义。例如“闹市中的人群”和“汽车”分属于不同的位置，但是当汽车冲撞闹市中的人群的时候，二者就被联合成一个统一、有意义的空间，并触发了法律。列斐伏尔认为，“对象”建构起一个体系，每个对象在商品世界中获得它的意义体系，同时又充当着商品世界的媒介，它把它的意义体系传达给每个行动。67此时，联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关系（包括法律关系）的投射，特定的知识筛选了每个“联合”的方式。

另一方面，当这种联合方式超越个体行动依旧生效的时候，就可以认为空间被制度化了。当空间的构成，即社会物品或人的安排，或者物品、人对空间的联合被写入了规则中，并递归地被独立于时间地点的机构资源所保障的时候，就具有了可被分析的结构。这样一个形成过程反映了原位置点客体本身的象征性，还有行动者的惯习、身体能力。不同主体进入结构中既会受其制约，也会被行动所改变。具体互动如图2所示：

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结合在一起用以分析某一具体空间的“横聚合维度”，包括空间的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例如杭州市于2019年为整合、提升发展资源，新设钱塘新区，整合了下沙、萧山等区划，此时原本的“网格化”管理体制、社区、新区管理委员会、萧山区政府等在同一空间中聚合，如何保证各种权力在同一空间中的安置、运行问题以及当地居民面对功能区与行政区重合叠加时所遇到的权利实现问题等，都会有具体的空间表现。此时就需要从更进一步的景观开始，深入分析其“行为—结构”中所展现的权利（力）。并且对于同一结构，能够在“纵聚合维度”里去分析其是受到了哪些阶段性因素的影响而造成了当下的空间形态。

同时，这两个方面也能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德莱尼在“规范圈”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轨迹”（nomic traces）的概念，并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分析法律的移动和产生。德莱尼认为，“玫瑰行动”从1961年建立起柏林墙，直到1989年才被推倒，这其中反映出对空间合法性的认识不仅是跨越时间，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内生变化，从而脱离它曾经产生的空间物质环境。此时，所形成的“流空间网络”是由社会、法律和空间在一次次具体互动中生产出来的，所以德莱尼认为，法律地理学的任务应当是在合理的架构中找出所有影响“法律—社会—空间”景观的要素。68本顿在对1900年前欧洲国家领土扩张的分析中也指出，这种权力范围变化的活动从来不会是归属于某单一维度的，而是局部的、混乱的、偶然的，其中充满了法律对行为的影响。69这时整个分析结构不会是由A至B式的简单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类似于魔方的空间矩阵，编绘出由A到B所经历的不同纵横面互动群。

这是一个基本的分析空间关系的“行动—结构”框架。吉登斯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其将前述的纵横面互动群作为一套基本的日常接触空间安排（spacing），一方面对应“各个身体在面对面交往区域内外彼此相对的位置安排”；另一方面对应“在序列性或轮次方面的对日常接触的序列性空间安排”。70由此出发，这种横纵向的基本结构一方面对应吉登斯将法律、科层规章等以言辞表述形式出现的形式化规则不作为规则本身———在悬置了这类形式化规则附加特性之后———仅仅将之作为规则的制度化解释；而规则最基本的就是公式，是一种可以“一般化的程序”。71制度是社会生活中较为持久的特性，能够赋予社会行为以跨越较大时空范围的坚固性。另一方面，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涉及一系列的转换和中介关系，也即形成“结构丛”，是可以被观察到的潜在“切换开关”。72最后，两方面相加就是吉登斯深化发展出的“结构化理论”，它关注“以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同时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介”在组织社会总体行动时呈现出的原则以及其在跨越时空系统时产生的制度化特征。

在既有的法学理论中，想象被称为拟制。73卢曼认为，法律拟制乃是法律稳定系统结构中的自我再生产。74申言之，法律拟制是指，基于法规范之间存在的递进、推理、演绎上的缺失，通过一次想象来完成规则融贯，并以类推的方式使拟制本身获得正当性。但是，这一拟制从何而来，立法或是司法活动中的拟制能够脱离客观而纯粹为了法的融贯性虚拟创造一个非客观实在的内容吗？布隆里认为，法律拟制是法律实践的核心，但是它只是通过简单地否认障碍的存在来克服障碍。同时，这种“简单的否认”忽略了整个法律框架同社会效果之间连接时的复杂性和异质性，也忽略了一个分离过程可以与之同时进行的方式。在布隆里的理解中，既有法律拟制所做的第一次想象的本质其实在于分类，即法律不是单单考虑它所要调整对象的规则表现形式，而是同时在一个规范空间中包含主题（目标）、对象和结果。换言之，布隆里将整个法律都视为一种拟制的规范空间，它排除了影响它结果实现的伦理、生态等要素，从而使得自身具有了特殊性。第一次想象的方式不在于为法律从现有社会中寻找界限，而是从界限本身开始，找到人们如何把各种关于法律的边界连接成了法律本身的答案。这就如同布迪厄所言的“合法分配原则”的斗争，将法律作为保存或改造权力而进行的不可分割的理论和实践斗争，进而维护其场域的稳定性，保证法律结果能够通过稳定的结构流出。在排除了这些干预后，法律所进行的第二次想象过程就是把特定事项的预期社会效果所联系的集合要素导入到具体的规范空间中去，要素包括工具、专业知识、实践。布隆里认为，第二次想象过程带有明显的技术特征以及社会性效果，意味着对特定的意识形态重新编码，进而表现出法律独特的作用方式。

换个角度来看，法律拟制本身代表着一种认识法律的方式，反映了一种人们意图以理性来逾越非理性之藩篱，将推理所需要的真理性知识替换为理性对客观世界所假定出的有效性，进而逐步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控制。在这重意义上，拉伦茨认为，《德国民法典》上的“人”在进入法律职业者思考时不带有任何鲜明、可以被认知的形象，而是法律为其想象出了一个虚构的“类型”。而第二步，便是类型之间的过渡，它用以维护整体的有效性，并且这种结构是如“液体般流动的”。如是，拉伦茨的思考方式已经带有了存在主义的方式，即认为特定民族国家内的法典是带有自身意志的对外界客观事物的想象构建，而这种构建在法律上形成对事物的类型化区分，虽然同一事物会同时夹带有多种类型，但是类型与类型之间的拓扑结构就是规范空间整体同客观空间整体的互动方式。75正如考夫曼所言：“当代德国法哲学中的事物本质之理解并非理性主义独断论所理解的实体”，而是在“存在主义哲学转向之后，事物本质成为意义与价值相关联的概念。”76

如是，法律地理学者关于法自身及其同空间的关系的思考方式其实同现代法学家的思路存在相似。笔者认为，这种思考方式可以被称为“二次想象”。该方式既考虑法同客观空间的关系，也想象法自身融贯的方式。具体而言，在考虑法与客观空间的关系上，第一次想象主要对客观空间背景信息（区位、大小）以及基本的要素之间的流动、边界等内容进行描述；第二次想象则解决认识主体同客观空间之间所建立起的抽象关系，包括划分、组合、变换等动态过程。

从整体的层面上来看，“二次想象”的方法偏向于静态的方法，用以帮助研究者进入空间的抽象层面，在“客观事实”—“权力（利）、法律关系、法律行为（等传统法学范畴）”—“尺度、边界、身份……”之间建立起基本的对应关系。而后将种种对应关系放置在“行为—结构”的动态分析中构成关于研究对象的矩阵，进而捕捉到法律显现的瞬间。

至此，我们完整回顾和梳理了法律地理学的渊源、目标、对象、范畴和方法。从中至少可以看出法律地理学不是“横空出世”的，其与法理论本身的发展休戚相关，更同比较法学、身份法、法律拟制等领域“同气连枝”，只是有着不同的价值旨归与分析方法。但在最后，依旧需要抛出一个疑问，即关于“法律地理学”这一“名”的思考。此“名”固然是一种造词法的结果，也由于其率先被地理学学者倡导，而将重心落在了“地理学”之上。但通过第一节、第二节长篇幅的梳理，我们始终无法卸下一个基本的认识：法学同哲学的转变休戚相关。当下的法学看似没有遭受现象学、存在主义的大范围冲击，但是语言符号学在哈特理论中的应用，以及哈贝马斯向“生活世界”所敞开的大门，其实已经反映了当代法学与之相融合的趋向。

笔者认为，法律地理学虽然言简意赅地表明了法学同地理学之间的交叉，但是这种交叉的发生是在空间哲学转向后的，而其本身带有反思、梳理法学之功效。加之，地理学研究中存在大量的数据运算、模型演练、统计等，而当前国内法学院不存在这种培养方式的基础。以上两项原因使得空间法理学较之法律地理学的称谓在某种程度上更有益于其在国内的发展，它将重点落在对当前法律地理学所发展出的方法、价值等方面的研究。由此，可以参照政治与地理学交叉后所形成的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将当前被我们称为“法律地理学”的这部分再次分为研究“法律的地理学”的法律地理学，以及研究“地理的法学”的空间法理学。

最后，法律地理学虽然在国外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如前文所述，国内的地方法治研究、身份法、女权等都与之有关联性。我们同处于一条研究起跑线，又面对着各自社会纷繁复杂的权力结构与权利实践，而这正是空间法学在我国开展的一个好时代！

来源：《交大法学》2021年第2期

“十三五”期间，通过支持我国优势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重要前沿方向，以及从国家重大需求中凝练可望取得重大原始创新的研究方向，进一步提升我国主要学科的国际地位，提高科学技术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各科学部遴选优先发展领域及其主要研究方向的原则是：（1）在重大前沿领域突出学科交叉，注重多学科协同攻关，促进主要学科在重要方向取得突破性成果，带动整个学科或多个分支学科迅速发展；（2）鼓励探索和综合运用新概念、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为解决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做贡献；（3）充分利用我国科研优势与资源特色，进一步提升学科的国际影响力。各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将成为未来五年重点项目和重点项目群立项的主要来源。

　　1．数理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

　　（1）数论与代数几何中的朗兰兹（Langlands）纲领

　　主要研究方向：几何p-adic Galois表示的Fontaine-Mazur猜想；亚辛群的稳定迹公式；Shimura簇的上同调；特征p上的代数群的不可约特征标问题；简约群的表示和它们的扭结Jacquet模的关系；BSD猜想及相关问题。

　　（2）微分方程中的分析、几何与代数方法

　　主要研究方向：几何方程奇点问题与流形分类；Morse理论和指标理论及应用；高亏格的Lagrangian Floer同调理论；Hamilton系统的动力学不稳定性；动力系统的遍历论；Navier-Stokes方程的整体适定性；广义相对论中Einstein方程的宇宙监督猜想，以及相关的反问题数学理论与方法。

　　（3）随机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主要研究方向：非线性期望下的随机微分方程；随机偏微分方程与正则结构；随机微分几何、狄氏型及应用；马氏过程遍历论；离散马氏过程的精细刻画；随机矩阵、极限理论与大偏差，以及在金融、网络、监测、生物、医学和图像处理等方面的应用。

　　（4）高维/非光滑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方法和实验技术

　　主要研究方向：含非线性、非光滑性、时滞和不确定性等因素的高维约束系统的动力学建模、分析与控制，及学科交叉中的新概念和新理论；相关的大规模计算和实验方法和技术研究。

　　（5）超常条件下固体的变形与强度理论

　　主要研究方向：超常条件下固体的变形与强度理论、柔性结构多场大变形本构关系与功能－材料－结构一体化设计原理、新型复杂结构的不确定性动态响应规律及固体中弹性波传播机理；相关的新实验方法与仪器、多尺度算法与软件。

　　（6）高速流动及控制的机理和方法

　　主要研究方向：与高速空天飞行器和海洋航行器流动以及多相复杂流动相关的湍流机理及其控制手段；稀薄气体流动和高速流动的理论、模拟方法及实验技术。

　　（7）银河系的集成历史及其与宇宙大尺度结构的演化联系

　　主要研究方向：银河系的集成历史；银河系的物质分布；暗物质粒子性质探测；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形成；宇宙加速膨胀的观测；暗能量本质和宇宙尺度引力理论；星系形成的物理过程；星系性质与大尺度结构的关系；大质量黑洞的形成及对星系形成的影响。

　　（8）恒星的形成与演化以及太阳活动的来源

　　主要研究方向：星际物质循环、分子云的形成、性质及其演化；恒星的形成、内部结构与演化；致密天体及其高能过程；太阳大气的磁场结构；太阳发电机理论与太阳活动周演化规律。

　　（9）自旋、轨道、电荷、声子多体相互作用及其宏观量子特性

　　主要研究方向：新的量子多体理论与计算方法；新的高温超导以及拓扑超导体系，铜基、铁基和重费米子超导的物理机理问题，界面超导体系的制备与机理；拓扑绝缘体等拓扑量子态的调控机制，不同材料体系中拓扑磁结构；高密度、低能耗信息拓扑磁存储的原理性器件；新型低维半导体材料中能谷与自旋态的控制，高迁移率的杂质能带和多能带效应。

　　（10）光场调控及其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主要研究方向：光场的时域、频域、空间调控，超快、强场和热稠密环境中原子分子动力学行为；强激光驱动粒子加速、辐射源产生及激光聚变物理；纳米尺度的极端光聚焦、表征与操控；介观光学结构光过程精确描述以及微纳结构中光子与电子、声子等相互作用新机制，光子－光电器件耦合与操控和等离激元的产生及传输。

　　（11）冷原子新物态及其量子光学

　　主要研究方向：光子－物质相互作用及其量子操控的先进技术，新奇光量子态的构造、控制和测量，固态系统相互作用的光力学；基于量子光学的精密测量的新原理和新方法；冷原子分子气体的高精度成像技术与量子模拟，分子气体冷却的新原理和新方法；原子分子内态、外部环境及相互作用精确操控的新机制。

　　（12）量子信息技术的物理基础与新型量子器件

　　主要研究方向：可扩展性的固态物理体系量子计算与模拟；面向实际应用的量子通讯、量子网络和量子计量学等量子技术前沿的变革性新技术；用逻辑严谨的量子物理理论诠释、导引量子信息的研究方向。

　　（13）后Higgs时代的亚原子物理与探测

　　主要研究方向：超弦/M－理论、极早期宇宙研究探讨相互作用的统一；TeV物理、Higgs特性、超对称粒子和其他新粒子、强子物理与味物理、对称性研究和格点QCD计算；量子色动力学的相结构与夸克胶子等离子体新物质特性；不稳定核和关键天体核反应的精确测量，滴线区原子核的奇异结构和同位旋相关衰变谱学，合成超重核的新机制和新技术。

　　（14）中微子特性、暗物质寻找和宇宙线探测

　　主要研究方向：中微子振荡、中微子质量、无中微子双β衰变、直接和间接寻找暗物质、宇宙线源的成分和加速机制；抗辐照，大面积、空间、时间和能量高灵敏、高分辨的核与粒子探测原理、方法和技术；超弱信号，超低本底的探测机制和技术。

　　（15）等离子体多尺度效应与高稳运行动力学控制

　　主要研究方向：等离子体中多尺度模式（包含波与不稳定性和边界层物理）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和磁重联过程；稳态高性能等离子体的宏观稳定性和动力学和微观不稳定性、湍流和输运；电子动力学和在相空间所有维数上的多尺度湍流/输运的机理和模型；寻找降低热和粒子流对材料表面损伤的方法；波与粒子相互作用及其与其他物理过程的耦合。

　　2．化学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

　　（1）化学精准合成

　　主要研究方向：新试剂、新反应、新概念、新策略和新理论驱动的合成化学；非常规和极端条件下的合成化学；原子经济、绿色可持续和精准可控的合成方法与技术；化学原理驱动的合成生物学；特定功能导向的新分子、新物质和新材料的创造。

　　（2）高效催化过程及其动态表征

　　主要研究方向：构筑特定结构和功能催化材料的新方法与新概念；催化活性位点的调控；原位、动态、高时空分辨的催化表征新方法与新技术；催化反应机理和过程的新理论方法。

　　（3）化学反应与功能的表界面基础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表界面结构与电子态的新颖特性；表界面修饰和反应性的调控；分子吸附、组装、活化与反应；外场调控与表界面反应性能增强；多尺度、多组分复杂界面电化学体系；新介质体系中的胶体以及界面现象；表界面过程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4）复杂体系的理论与计算化学

　　主要研究方向：强关联及激发态的电子结构理论新方法；针对大分子和凝聚相体系的低标度有效算法；针对复杂体系，发展多尺度的动力学理论，包括量子动力学、量子－经典混合以及经典动力学。

　　（5）化学精准测量与分子成像

　　主要研究方向：新的分析策略、原理与方法；超高时空分辨光谱技术与成像分析；多维谱学原理与技术；单分子、生物大分子和单细胞的精准测量、表征及操控；活体的原位和实时分析；生物传感与重大疾病诊断；公共安全预警、甄别与溯源；大科学装置的应用；极端条件下的化学测量与分析。

　　（6）分子选态与动力学控制

　　主要研究方向：高效分子振动态制备技术和基于相干光源的探测技术；多原子反应动态学；表界面化学反应动力学；分子振动激发态、电子激发态及非绝热动力学；多元复杂体系的动力学测量及模拟。

　　（7）先进功能材料的分子基础

　　主要研究方向：新型功能材料体系的分子基础与原理，以及多尺度结构及宏观性能控制；高性能和多功能新材料的创制，这些性能与功能包括面向能源、健康、环境和信息等领域的光、电、磁、分离、吸附、仿生、能量储存与转换、药物输运、自修复、极端条件应用等。特别注重我国特色资源的研究和深度利用。

　　（8）可持续的绿色化工过程

　　主要研究方向：复杂体系化工基础数据的精准测量与建模；限域空间或极端条件下的质荷与能量传递和反应；复杂化工体系介尺度理论与方法；基于原子经济性和宏量制备的化工过程及过程强化技术。

　　（9）环境污染与健康危害中的化学追踪与控制

　　主要研究方向：复杂环境介质中污染物的表征与分析，多介质界面行为与调控；大气复合污染控制；灰霾形成机制与健康风险；水和土壤污染过程控制与修复；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环境暴露与健康效应；环境中抗生素及抗性基因的传播与控制；放射性物质的环境行为与防控。

　　（10）生命体系功能的分子调控

　　主要研究方向：以细胞命运调控为主线的分子探针设计、合成及应用；生物大分子的合成、标记、操纵、动态修饰、化学干预及其相互作用网络定量化；小分子对生物大分子的系统调控；重要生物活性分子的发现与修饰；重大疾病治疗的先导药物发现和靶点识别。

　　（11）新能源化学体系的构建

　　主要研究方向：碳基能源的高效催化转化；燃料电池、二次电池和超级电容器等电化学能量储存与转化系统集成；高效太阳能电池材料设计与制备、器件组装与集成的光电转换过程化学；纤维素类生物质选择转化和生物燃料电池。

　　（12）聚集体与纳米化学

　　主要研究方向：分子聚集体中的基元协同作用；大分子、超分子和纳米结构的精确构筑和调控；大分子凝聚态结构、动态演变及其理论与计算方法。

　　（13）多级团簇结构与仿生

　　主要研究方向：团簇的精准制备、本征性质表征和理论；团簇的动态生长、机理、结构和性能；团簇多级结构的构筑与协同效应；仿生团簇的生物功能和高效化学活性。

　　3．生命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

　　（1）生物大分子的修饰、相互作用与活性调控

　　主要研究方向：生物大分子修饰、动态变化及其功能；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的动态性和网络特征；生物大分子特异相互作用的结构基础和预测；生物大分子复合体的自组装；糖、脂化学与酶促合成、结构与功能；高分辨等技术方法研究细胞内大分子行为。

　　（2）细胞命运决定的分子机制

　　主要研究方向：细胞可塑性调控机制；细胞器和亚细胞结构的动态变化及其功能；细胞跨膜信号转导与命运决定；干细胞多能性维持与定向分化的机制；胚胎干细胞分化的转录和表观遗传调控网络。

　　（3）配子发生与胚胎发育的调控机理

　　主要研究方向：配子发生和成熟的分子机制；胚胎发育图式的动态变化及其分子调控网络；细胞谱系发育的分子机制；配子发生和胚胎发育的表观遗传调控。

　　（4）免疫应答与效应的细胞分子机制

　　主要研究方向：免疫细胞新亚群、新分子及其功能；免疫细胞识别和活化的信号转导；不同类型免疫细胞相互作用及其功能；微生态黏膜免疫机制；免疫耐受和免疫逃逸机制。

　　（5）糖/脂代谢的稳态调控与功能机制

　　主要研究方向：糖/脂代谢与能量代谢的网络调控；膜糖/脂代谢的动态调控与功能；糖/脂特异代谢物的转运机制与功能；细胞或组织器官特异的糖/脂代谢与功能；糖/脂代谢调控与内分泌系统的相互关系；糖/脂代谢的稳态维持与异常发生机制。

　　（6）重要性状的遗传规律解析

　　主要研究方向：复杂性状的遗传结构和调控机制；复杂疾病的遗传和生理机制；生物性状演化的遗传基础；人类及重要生物表型的特征及遗传基础；次级代谢调控的遗传基础。

　　（7）神经环路的形成及功能调控

　　主要研究方向：神经元的发育、形态与功能；神经元之间选择性联系机制；神经环路信息的处理和整合；神经环路异常与疾病发生机理。

　　（8）认知的心理过程和神经机制

　　主要研究方向：感知觉信息处理与整合；注意和意识的心理过程和神经机制；高级认知过程（学习、记忆、决策、语言等）的心理和神经机制；认知异常的发生机理、早期识别与干预；人类个体认知与社会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

　　（9）物种演化的分子机制

　　主要研究方向：特殊环境下物种的适应性演化机制；物种相互作用的协同演化机制；物种相似性状的趋同演化机制。

　　（10）生物多样性及其功能

　　主要研究方向：生物多样性的形成机制；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机制；生物多样性丧失机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

　　（11）农业生物遗传改良的分子基础

　　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生物重要性状形成的遗传基础；农业生物基因与环境互作机制；农业生物表型和基因型的关系；农业生物育种的新理念和新模型。

　　（12）农业生物抗病虫机制

　　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生物抗病虫的分子和生理机制；农业生物免疫应答的分子基础；农业生物病虫害发生的规律与防治基础。

　　（13）农林植物对非生物逆境的适应机制

　　主要研究方向：农林植物适应非生物逆境的分子生理基础；农林植物对多种非生物逆境的交叉响应机理；农林植物适应非生物逆境的栽培调控机制。

　　（14）农业动物健康养殖的基础

　　主要研究方向：农业动物重要性状形成的生物学规律和生理基础；农业动物及养殖环境中病原的适应性与传播规律；重要人兽共患病的发生规律及防控；养殖过程中环境因子变化和污染物迁移规律；饲料营养及代谢产物对动物免疫的影响机制；牧草品种选育及草地生产力维持机制。

　　（15）食品加工、保藏过程营养成分的变化和有害物质的产生及其机制

　　主要研究方向：食品加工方式、加工过程营养成分的变化及其机制；食品贮藏保鲜和营养成分维持的生物学基础；食品中有害物质的产生及其消除的机制；食品有害物质痕量、快速检测的理论与新技术、新方法。

　　4．地球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

　　（1）地球观测与信息提取的新理论、技术和方法

　　主要研究方向：地球物质物理化学性质和过程的实验技术；地球深部探测和地表观测的理论和技术；微量、微区与高精度和高灵敏度实验分析技术；地球系统基础信息采集和应用的理论与技术；深空、深地、深时、深海的探测理论与方法；地学大数据的同化、融合、共享和分析技术；地球系统科学体系下的遥感定量化研究；观测系统和多源数据融合；地球系统科学数值计算与模拟技术。

　　（2）地球深部过程与动力学

　　主要研究方向：地壳和地幔的结构、组成和状态；大陆岩石圈的形成、改造与演化；板块汇聚过程与造山带动力学；地球深部流体和挥发份；板块界面相互作用与俯冲带过程；地球深部过程与表层过程的耦合关系；早期地球的构造体制和组成；地震灾害孕育发生和成灾机理；大陆活动火山成因机理与灾害和环境效应。

　　（3）地球环境演化与生命过程

　　主要研究方向：重要化石门类系统古生物学与生命之树；深时生物多样性演变与规律；生命起源与地球物质演化；高分辨率综合地层学与地时研究；地球微生物学及化学过程与环境演化；极端条件下的生命过程与地质环境；地质历史时期的重大环境事件与成因；人类起源与环境背景之间的共同演化；类地行星起源与演化。

　　（4）矿产资源和化石能源形成机理

　　主要研究方向：地球深部资源和能源的赋存状态与勘察；板块汇聚、岩石圈再造与成矿作用；特殊元素分散富集与成矿作用；盆地动力学与成矿成藏作用；致密油气形成条件、富集区分布与勘探；地下水循环与可持续利用；成矿模型、成矿系统与成矿机理。

　　（5）海洋过程及其资源、环境和气候效应

　　主要研究方向：多尺度海洋过程及其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海洋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生态环境；东亚大陆边缘海形成演化与岛弧－洋中脊系统；洋陆过渡带结构、构造与相互作用；南、北极环境变化与海洋过程，海洋多圈层相互作用过程和机理。

　　（6）地表环境变化过程及其效应

　　主要研究方向：陆地表层系统的过程与机制；地表过程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机制及其反馈；土壤过程及其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典型区域地表过程综合研究。

　　（7）土、水资源演变与可持续利用

　　主要研究方向：土壤过程与演变；土壤质量与资源效应；流域水文过程及其生态效应；区域水循环与水资源的形成机制；区域水、土资源耦合与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的生态功能与环境效应；生态水文过程与生态服务。

　　（8）地球关键带过程与功能

　　主要研究方向：关键带结构、形成与演化机制；关键带物质转化过程与相互作用；关键带的服务功能与可持续发展；关键带过程建模及系统模拟研究。

　　（9）天气、气候与大气环境过程、变化及其机制

　　主要研究方向：天气与气候变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可预报性；气候年代际变异预测；大气物理、大气化学过程及相互影响机制；亚洲区域天气变化、气候变异和大气环境的相互影响；气候系统中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和循环；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幅度。

　　（10）日地空间环境和空间天气

　　主要研究方向：空间天气科学前沿基本物理过程；日地系统空间天气耦合过程；空间天气区域建模和集成建模方法；空间天气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的机理和对策研究；太阳活动及其对空间天气的影响；空间与海洋大地测量理论、方法与技术及其地学应用。

　　（11）全球环境变化与地球圈层相互作用

　　主要研究方向：全球变暖停滞（Hiatus）的过程与机制；海气相互作用与亚洲气候环境变化；全球气候变化与水循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与气候环境变化；新生代气候系统古增温及其影响；圈层相互作用和地球系统模拟。

　　（12）人类活动对环境和灾害的影响

　　主要研究方向：工业、城镇固废弃物污染特征、交互作用规律与安全处置；大规模人类工程活动对环境影响和致灾机理；矿产资源利用的生态环境效应；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演化机制、诱发因素与成灾机理；大气复合污染物形成过程中的人类影响；人类活动对区域和全球环境的影响；区域环境过程与调控；区域可持续发展；环境污染物的多介质界面过程、效应与调控；区域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耦合；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效应。

　　5．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

　　（1）亚稳金属材料的微结构和变形机理

　　主要研究方向：发展新型具有特殊性能的非晶态合金体系；复杂合金相的结构和性能研究；结构特征与表征方法；结构与热稳定性；变形机理及强化机制；脆性断裂机理及韧化；深过冷条件下的凝固行为及晶体形核和生长过程研究。

　　（2）高性能轻质金属材料的制备加工和性能调控

　　主要研究方向：轻质金属材料（铝、镁、钛合金和泡沫金属等）合金设计、强韧化机理及组织性能调控研究；先进铸造、塑性加工以及连接过程中的工艺、组织和性能调控的基础理论研究；使役性能与防护基础理论研究；烧结金属孔结构控制基础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低维碳材料的结构特征及其新物性的物理起因；低维碳材料中电子、光子、声子等的运动规律和机制；低维碳材料的可控制备原理与规模化制备方法；低维碳材料的新物性、新效应、新原理器件和新应用探索。

　　（4）新型无机功能材料

　　主要研究方向：基于微观物理模型和物理图像的高温超导机理研究与应用；多铁性材料的合成和磁电耦合机理与应用；超材料的结构设计原理及其新效应器件；阻变材料的物理机制和器件忆阻行为的可调控性及原型器件研究。

　　（5）高分子材料加工的新原理和新方法

　　主要研究方向：高分子材料加工中结构演变的物理与化学问题；高分子材料非线性流变学，以及高分子加工不稳定现象的机理；高分子材料加工的多尺度模拟与预测；高分子材料加工的在线表征方法；微纳尺度加工等新型加工方法，以及基于原理创新的加工技术。

　　（6）生物活性物质控释/递送系统载体材料

　　主要研究方向：生物启发型和病灶微环境响应载体材料；疾病免疫治疗药物载体材料；核酸类药物载体材料及其递送系统；具高灵敏度、组织和细胞高靶向性及信号放大功能的分子探针，以及诊－治一体化的高分子载体材料及其递送系统。

　　（7）化石能源高效开发与灾害防控理论

　　主要研究方向：实钻地层物化特性和岩石力学；油气藏开发，复杂工况管柱与管线，复杂油气工程相互作用及流动；开采条件下岩体本构关系，多相、多场耦合的多尺度变形破坏机理；极端条件下开采机器人化的信息融合与决策。

　　（8）高效提取冶金及高性能材料制备加工过程科学

　　主要研究方向：冶金关键物化数据；选冶过程物相结构演变；反应器新原理与新流程，低碳炼铁；高效转化与清洁分离，二次资源利用，高效连铸；高性能粉末冶金材料；多场作用下的金属凝固；界面科学；冶金过程高效利用。

　　（9）机械表面界面行为与调控

　　主要研究方向：界面接触与粘着机理；表/界面能形成机理及应用；受限条件下界面行为调控；运动体与介质界面行为；生物组织/人工材料界面行为；生物组织界面损伤与修复。

　　（10）增材制造技术基础

　　主要研究方向：高效、高精度增材制造方法；先进材料增材制造技术及性能调控；材料、结构与器件一体化制造原理与方法；生物3D打印及功能重建；多尺度增材制造原理与方法。

　　（11）传热传质与先进热力系统

　　主要研究方向：非常规条件及微纳尺度传热的基础研究；基于先进热力循环的新型高效能量转换与利用系统；生物传热传质基础理论及仿生热学；热学探索－热质理论的微观基础及其与宏观规律的统一。

　　（12）燃烧反应途径调控

　　主要研究方向：基于燃料设计和混合气活性控制的燃烧反应途径调控研究；非平衡等离子体燃烧反应途径调控研究；以催化辅助、无焰燃烧、富氧燃烧和化学链燃烧等新型燃烧技术为主燃烧反应途径调控研究；基于尺度效应的燃烧反应途径调控；基于物理过程控制的燃烧反应途径调控。

　　（13）新一代能源电力系统基础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新一代能源电力系统的体系架构及系统安全稳定问题作用机理（包括智能电厂和智能电网等方面）；电工新材料应用及新装备的研制、运行和服役中的相关科学问题；多种能源系统的互联耦合方式；供需互动用电、能源电力与信息系统的交互机制；系统运行机制与能源电力市场理论；网络综合规划理论与方法。

　　（14）高效能高品质电机系统基础科学问题

　　主要研究方向：电－磁－力－热－流体多物理场交叉耦合与演化作用机理；“结构－制造－性能－材料服役行为”的耦合规律和综合分析方法；多约束条件下电机系统及其驱动控制；电机系统的新型拓扑结构、设计理论与方法、制造工艺、控制策略。

　　（15）多种灾害作用下的结构全寿命整体可靠性设计理论

　　主要研究方向：多种灾害（地震、风灾、火灾、爆炸等）作用下的土木工程结构全寿命可靠性设计理论与方法；多种灾害作用危险性分析原理，工程结构时、空多尺度破坏规律，高性能结构体系与可恢复功能结构体系，防御多种灾害的结构整体可靠度设计理论与方法。

　　（16）绿色建筑设计理论与方法

　　主要研究方向：建筑形体、空间、平面和构造与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的耦合作用规律；不同地域绿色居住建筑模式、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绿色设计的原理、方法、技术体系和评价标准。

　　（17）面向资源节约的绿色冶金过程工程科学

　　主要研究方向：外场强化下的资源转化机理和节能理论；非常规介质特别是高温熔体中强化反应传递过程的机理和调控机制；物质相互作用的特殊现象和反应机理、热力学与动力学调控机制；多因素多组元固/液/气界面结构及界面反应；反应器内及各种物理场下的化学反应、物质、能量传输的耦合机制；资源利用过程中的高效、低碳排放转化的共性科学问题。

　　（18）重大库坝和海洋平台全寿命周期性能演变

　　主要研究方向：深部岩土破坏力学；库坝和海洋平台材料性能演变；库坝和海洋平台多相多场耦合与性能演变及灾变风险；库坝和海洋平台的实时监控与防灾减灾。

　　6．信息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

　　（1）海洋目标信息获取、融合与应用

　　主要研究方向：海上目标探测、识别理论及方法；水下目标探测机理和识别方法；水下通信与海空一体信息传输；海洋目标环境观测与信息重构；异质异构海量数据处理与信息融合理论与关键技术。

　　（2）高性能探测成像与识别

　　主要研究方向：多维多尺度探测成像机理；微弱信号检测与认知探测成像；探测成像信号处理与目标智能识别；多模态成像理论与信息重建；计算成像理论与方法。

　　（3）异构融合无线网络理论与技术

　　主要研究方向：新型超高速无线传输理论与方法；星座宽带通信网络基础理论；移动互联网络理论与技术；空地协同网络体系架构及组织机理；高动态异构无线资源高效利用与优化方法；基于计算通信融合的无缝信息服务。

　　（4）新型高性能计算系统理论与技术

　　主要研究方向：高能效的新型微处理器体系结构；可扩展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结构及大规模并行编程模型；基于新型存储介质的存储结构与技术；大规模并行应用算法、软件与协同优化；基于新材料和新结构的量子器件；新型量子计算模型和量子计算机体系结构。

　　（5）面向真实世界的智能感知与交互计算

　　主要研究方向：真实物理世界的多通道高效表征、建模、感知与认知；人机物融合环境的情境理解与自然交互；网络环境下的虚实融合与互操作；多媒体深度挖掘与学习、复杂高维信息的合成与可视分析。

　　（6）网络空间安全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主要研究方向：网络环境下系统安全性评估理论与方法；移动与无线网络安全接入模型、协议与系统架构；云计算环境下的虚拟化安全分析和访问控制模型；基于设备指纹、信道特征的硬件身份认证与安全通信；面向网络应用的新密码体制基础理论与数据安全机制。

　　（7）面向重大装备的智能化控制系统理论与技术

　　主要研究方向：多层次、高维度、强非线性、强耦合的复杂工业过程的智能建模、控制与优化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系统报警与运行故障智能诊断与自愈控制；自适应、自学习、安全可靠运行的智能化控制系统实现技术；重大工业装备智能化控制系统的验证平台与应用验证研究。

　　（8）复杂环境下运动体的导航制导一体化控制技术

　　主要研究方向：面向未来智能车的行驶优化与安全控制；极地导航的新机理、新方法；深空探测器高性能导航与制导一体化控制；在轨操作与服务的航天器自主导航与制导一体化控制；深海探测器高精度高可靠感知、导航与控制一体化。

　　（9）流程工业知识自动化系统理论与技术

　　主要研究方向：工业大数据驱动的流程工业的领域知识挖掘、推理与优化重组；知识工作者自动化+COCC（控制与优化、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与流程工业实体相结合的智能优化技术系统理论与方法；基于工业云和工业物联网的工业认知网络系统基础；性能指标决策、优化运行与控制一体化软件平台系统基础；流程工业知识自动化系统实验平台与验证。

　　（10）微纳集成电路和新型混合集成技术

　　主要研究方向：新型低功耗器件及电路理论；纳米单片集成电路技术；微纳传感器及异质集成融合技术。

　　（11）光电子器件与集成技术

　　主要研究方向：光通信及信息处理功能集成芯片；超高分辨成像及显示芯片技术；宽禁带半导体光电子器件及集成技术。

　　（12）高效信号辐射源和探测器件

　　主要研究方向：太赫兹/长波红外器件设计、仿真与测试技术；太赫兹/长波红外材料生长和器件研制；毫米波射频器件；真空电子器件、超导电子器件；人工电磁材料和器件。

　　（13）超高分辨、高灵敏光学检测方法与技术

　　主要研究方向：突破衍射极限的光学远场成像方法与技术；多参数光学表征和跨层次信息整合以及单分子成像与动态检测；亚纳米级精度光学表面检测，包括三维空间信息精确获取与精密检测、高灵敏度精细光谱实时检测技术。

　　（14）大数据的获取、计算理论与高效算法

　　主要研究方向：大数据的复杂性与可计算性理论及简约计算理论；大数据内容共享、安全保障与隐私保护；低能耗、高效大数据获取机制与器件技术；异质跨媒体大数据编码压缩方法；大数据环境下的高效存储访问方法；大数据的关联分析与价值挖掘算法；面向大数据的深度学习理论与方法；大数据的模型表征与可视化技术；大数据分析理解的算法工具与开放软件平台；存储与计算一体化的新型系统体系结构与技术；面向大数据的未来计算机系统架构与模型。

　　（15）大数据环境下人机物融合系统基础理论与应用

　　主要研究方向：人机物融合系统的动态行为分析与评估；基于大数据的趋势预测与决策；面向人机物融合的软件方法与技术；面向人机物融合的未来网络体系结构；面向领域大数据的人机物融合系统示范应用（包括金融征信、网络空间安全、智能交通、环境监测等）。

　　7．管理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

　　（1）管理系统中的行为规律

　　主要研究方向：消费者隐私保护行为与个人信息价值模型；移动互联环境下消费者行为变迁理论；服务参与者行为机理与服务策略研究；社会化网络环境中的创业者行为机理研究；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及其财务决策影响；企业和居民的绿色低碳行为规律。

　　（2）复杂管理系统分析、实验与建模

　　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系统集群行为涌现机制及其原理；博弈行为偏好演化与管理实验；复杂社会经济系统运行与计算实验；时空关联数据建模与可视化分析理论及方法；网络大数据挖掘和社会计算；互联网金融的复杂系统理论基础。

　　（3）复杂工程与复杂运营管理

　　主要研究方向：复杂工程基本理论；复杂工程组织模式、组织行为与现场管理；复杂工程战略决策分析与管理；复杂地下物流系统集成与管理；大数据驱动的分布式运营管理模式；基于电子商务消费者行为的运营管理理论和方法；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中的运营管理。

　　（4）移动互联环境下交通系统的分析优化

　　主要研究方向：信息时代的交通行为人因机理与即时需求管理；大城市复杂综合交通网络设计与优化，多方式交通时空资源动态协同配置作用机理；大型综合交通系统的实时可靠性分析；交通运输系统整体运行状态在线建模与分析。

　　（5）数据驱动的金融创新与风险规律

　　主要研究方向：实时金融大数据的计量分析理论和技术；异质非常规金融大数据的融合与价值发现；基于大数据的金融风险识别和管理新理论、新方法，互联网和数据驱动的金融创新及其风险管理；社会网络对公司金融政策和决策的影响机理；网络环境下公司财务危机的规律及其全局性影响。

　　（6）创业活动的规律及其生态系统

　　主要研究方向：新创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规律；新创企业知识员工的激励机制；新型创业生态系统的要素及其演化规律；基于物理－信息空间融合的创业企业生态群落；互联网对创业活动和运营决策的影响。

　　（7）中国企业的变革及其创新规律

　　主要研究方向：经济转型背景下企业与政府的新型关系；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规律及其驱动因素和影响，新形势下的企业战略变革与组织演化规律；中国会计制度和信息披露改革机制；数据驱动的市场推广模式与促销策略；移动互联时代的多渠道变革、整合与创新；企业发展智库与数据库建设理论与平台。

　　（8）企业创新行为与国家创新系统管理

　　主要研究方向：全球科技治理体系重构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家创新能力与创新体系评估的理论基础；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政策科学；企业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和影响规律；大数据驱动的企业创新战略理论；企业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的战略管理；企业的创新行为与创新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规律。

　　（9）服务经济中的管理科学问题

　　主要研究方向：服务资源组织与协调机制；信息产品与服务定价；制造商的服务化模式与战略；新兴领域服务系统的运营管理；移动互联环境下变革性服务与创新；基于大数据的客户体验优化与服务模式创新。

　　（10）中国社会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规律

　　主要研究方向：绿色物流、供应链和运营管理；国家能源体系变革的规律及其驱动机理；全流域和跨流域水资源的系统管理机制；中国宏观经济绿色发展的新规律和新形态；绿色低碳发展的国家政策设计及其影响评估；国际气候治理结构演变与合作机制。

　　（11）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及机制重构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转型与重构；国家治理机制与财税体制改革；中国国有企业体制转轨和新型治理规律；中国金融体系的演化和变革规律；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与战略管理；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规律及其金融安全影响。

　　（12）国家安全的基础管理规律

　　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治理与管理基础规律和科学理论；新时期国家发展策略与国际竞争战略分析；国家综合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基础规律；国家信息安全管理与应对策略；超大都市安全运行与安全规划基础理论；面向重大突发事件的交通流/物流演化与应急调控；中国的老龄化与可持续养老制度设计机理。

　　（13）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基础规律

　　主要研究方向：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理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体系构建与运行机理；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家与社会治理规律；政府决策支持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异质治理信息的分布式采集与数据处理方法；国家智库与数据库建设理论与平台。

　　（14）新型城镇化的管理规律与机制

　　主要研究方向：中小城镇群落的城市综合管理规律和体系构建；新型城镇化的人本目标、演化进程与资源约束；城镇化中的新农村经济发展规律与乡村治理；跨区域的系统性人口迁移规律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15）移动互联医疗及健康管理

　　主要研究方向：健康管理指标的数据标准化原理；电子健康系统中的参与者协同与价值创造；基于大数据的电子健康管理及其模式创新；数据驱动的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管理；分布式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

　　8．医学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

　　（1）发育、炎症、代谢、微生态、微环境等共性病理新机制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重点研究发育－老化机制、炎症可控化机制、细胞代谢机制、微生态局部与全身互作机制、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组织器官或病变区域微环境特性等疾病发生、发展、转归、康复过程的共性科学问题，为各种器官的急性衰竭、自身免疫损伤、慢性功能退化、组织修复、恶性肿瘤等一系列疾病过程提供新视角和新干预策略。

　　（2）基因多态、表观遗传与疾病的精准化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利用中国病例资源，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外显子组深度测序和表观遗传分析，精确鉴定各种疾病的易感位点；通过分子－细胞－器官－整体的现代疾病研究策略，加强分子网络关键节点的精准研究，为疾病防治提供有效的候选靶点。

　　（3）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加强新发突发传染病病原体的快速鉴别、致病机制、免疫病理、疫苗研究、治疗性抗体等实验室研究；加强新发突发传染病的临床救治新思路新策略研究，以及预警与紧急防控的战略研究。

　　（4）肿瘤复杂分子网络、干细胞调控及其预测干预

　　主要研究方向：构建基因转录调控、细胞代谢与信号转导网络、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等肿瘤的系统调控网络，揭示网络交互调控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肿瘤干细胞在肿瘤发生发展、复发转移和耐药中的分子机制；明确肿瘤的精细分子分型，为肿瘤预测早期、早诊及干预提供依据。

　　（5）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等慢病的研究与防控

　　主要研究方向：加大对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神经精神疾病、退行性疾病等慢性疾病的深入系统、规模化流行病学和人群干预研究；探索面向慢性疾病早诊早治早干预和逆转疾病重症化的前沿基础研究。

　　（6）免疫相关疾病机制及免疫治疗新策略

　　主要研究方向：深化各类器官特异性和全身性自身免疫疾病的新机制研究，加强各种重大疾病（肿瘤、感染性疾病、器官移植排异等）的免疫病理机制研究，解读疾病发生发展中免疫稳态的关键作用与机制；创新性发掘各种细胞免疫治疗、免疫基因治疗、单抗靶向治疗、免疫功能蛋白药物等免疫治疗新途径新策略。

　　（7）生殖－发育－老化相关疾病的前沿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围产期胎儿发育异常（包括出生缺陷）、孕妇妊娠疾病风险的早期预测；成年期慢性病的胚胎源性发病机制研究；儿童发育相关疾病（尤其是神经精神疾病）的前沿研究；以老年共病和健康长寿队列人群为对象，进行重要器官衰老生物学（例如脑老化）及其医学干预研究。

　　（8）基于现代脑科学的神经精神疾病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发现重大神经精神疾病（AD、PD、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孤独症等）的关键基因与发病新机制，创新性确立特定神经精神疾病的分子分型；基于内源性神经再生修复新机制的干细胞治疗新策略。

　　（9）重大环境疾病的交叉科学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充分利用人群和现场优势，加强环境因素（自然、社会、心理、食品、职业、生活习惯等）对健康危害的暴露组学研究，注重特殊环境因素对特有高发疾病（例如空气污染与呼吸疾病、环境内分泌干扰化学物早期暴露与出身缺陷、高/低温环境致多器官功能障碍机制与防治等）的综合研究和健康风险评估，并通过与其他相关学科密切交叉提高研究能力。

　　（10）急救、康复和再生医学前沿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深入探索急救与康复医学的基本科学问题，创建新型急救与康复技术；加强再生医学的前沿研究，注重学科交叉与转化，在干细胞技术、组织工程、生物医用材料、细胞治疗、基因治疗、微生态治疗、骨髓移植、器官移植等方面进行新理论指导下的技术提升。

　　（11）个性化药物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建立基于分子分型－靶标的个性化药物筛选体系，开展基于基因多态、结构多态的个性化药物设计，进行基于疾病动物的功能评价与成药特性研究；明确药物疗效与毒性的生物标志物，为个性化药物的研究提供新技术、新方法、新策略。

　　（12）中医理论的现代科学内涵及其对中药发掘的指导价值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加大对中医基础理论和中药研发的研究投入；加强证候与病证结合、藏象基础研究和功能机制研究、经络研究等，深入挖掘其中现代科学内涵；深入解析常用中药方剂的物质基础，并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实现中药现代化。

　　（13）个性化医疗关键技术与转化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建立基于单细胞收集、培养、示踪、分析的全套单细胞研究体系；优化循环DNA的富集和深度分析技术；完善微型化免疫检测技术；发展床旁诊断技术研发和标准化流程体系，为个性化医疗与转化研究提供技术手段。

　　（14）多尺度多模态影像技术与疾病动物模型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自主研制或集成创新多尺度多模态影像技术平台，实现实时动态精确直观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分子、细胞器、细胞、组织的病理变化；利用基因操作技术创建各类疾病动物，开发各类高等级动物疾病模型和创建人源化小动物模型，实现动物模型和临床疾病的高度交叉融合。

　　（15）智能化医学工程的创新诊疗技术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综合交叉应用生物医学、物理、信息、工程材料等学科相关研究手段，创建与提升前沿性、创新性、实用性、普惠性的诊疗技术及器械的研制水平，加强各类技术的研发和标准化，推进我国独立医学医疗体系的建设。

　　（十七）跨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

　　跨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以促进基础科学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和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出发点，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迫切需求，凝练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战略带动作用的学科交叉问题，为制定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指南以及重点领域战略部署提供指导。跨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包括：着力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在拓展新前沿、创造新知识、形成新理论、发展新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着力解决我国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中深层次关键科学问题的领域；着力提升我国应对全球重大挑战能力的领域；着力维护国家安全和我国在国际竞争中核心利益的领域。

　　1．介观软凝聚态系统的统计物理和动力学

　　介观软凝聚态系统是涉及生物、医学、数学、物理及工程科学广泛且深入的新交叉领域，它将人们对物质性质的了解从原先的原子和分子尺度延伸到介观尺度。研究软凝聚系统多级结构与复杂物理现象联系和特性，理解和控制决定介观尺度功能复杂性的原理与技术，为人类理解生命现象与过程，发展精确的诊断与医疗手段提供关键基础与新技术支撑。

　　核心科学问题：软凝聚态系统维度降低与尺度减小导致的新物性与新效应，生物小系统和大脑生命过程等调控网络，活性物质相关的非平衡统计物理效应；统计物理理论与方法，量子涨落、量子相变和量子热机等以及颗粒物质、液晶、胶体和水等系统的平衡性质与结构动力学；生命信息分子（DNA、RNA）、蛋白质和细胞的力学特性、信息编码，及其相互作用的神经网络动力学；生理系统及相关疾病诊治的生物力学与力生物学机理和多生理系统耦合、跨分子－细胞－组织等层次生物力学实验和建模仿真。

　　2．工业、医学成像与图像处理的基础理论与新方法、新技术

　　成像与图像处理是工业、公共安全、医学等领域探查不可及物件、内部结构、缺陷及损伤、病变等的基本手段。为支持典型工业及公共安全检测和重大疾病诊断与治疗的需求，聚焦研究工业、医学成像与图像处理的新原理、新方法、新手段和关键技术，实现信息获取、处理、重建、传输等，将为促进工业技术发展、探索生命机理、疾病诊断与治疗和健康器械创新发挥重要作用。

　　核心科学问题：MRI、CT及PET成像的新方法，多模态光学成像，工业及公共安全、医学图像判读的基础算法；支持精准诊断和治疗的成像、图像处理与重建、建模与优化的新技术新方法，包括图像分析与处理的大数据技术等；可延展柔性电子器件的性能、器件与人体/组织的自然粘附力学机制、生物兼容性与力学交互；生物介质及非牛顿流体中本构关系与物理、生物信息传播特征研究，获取生命活性物质更详细信息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技术。

　　3．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预

　　人体是由200多种共几万亿个细胞组成的复杂系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基因组不能完全决定细胞的状态和命运；此外，基因组本身、蛋白质组、甚至RNA和多糖也处于不断变化和化学修饰的动态过程中，组成生命体的生物大分子（蛋白质、核酸和多糖等）的动态化学修饰对生物个体发育、细胞命运调控和疾病的形成均起着决定性作用。研究生物体内生物大分子化学修饰的动态过程和机制，并对其进行化学干预和调控，对探索新的生命过程和发现新的疾病诊疗手段，均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核心科学问题：动态化学修饰（如蛋白质翻译后修饰和核酸表观遗传修饰等）调控生物大分子结构、功能及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生物大分子动态化学修饰的生物学意义；生物大分子动态化学修饰的探针技术与检测手段；靶向生物大分子动态化学修饰的小分子干预策略；外源（化学合成）生物大分子的修饰和生物功能化。

　　4．手性物质精准创造

　　手性是自然界的基本属性，存在于从基本粒子到宇宙的各个物质层次。手性起源的探索、手性物质的精准创造和功能的发现已经成为化学、物理、生物、材料和信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手性物质与光的特殊相互作用研究也将为手性物质的功能化提供新视野；揭示手性诱导和传递、控制和放大的本质规律，对于发展手性科学与技术的新理论、实现手性物质的精准创造并赋予其新功能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将推动解决国家在医药、材料等领域对手性物质方面的重大需求。

　　核心科学问题：手性物质精准创造的高效性和高选择性；宏观手性材料制备的有序化和可控性；手性功能材料性能调控的分子基础；手性分子的生物学效应。

　　5．细胞功能实现的系统整合研究

　　细胞是由复杂的生物大分子（复合体）和亚细胞结构（细胞器）组成的生命基本单元。以往的研究主要针对单一组分或单一细胞器，而随着组学大规模数据的积累、信息理论的应用，以及化学和工程科学等多学科交叉和融合，系统、整合、跨尺度研究细胞内不同组分和结构的功能与互作机制成为可能。细胞功能的系统整合研究是在对细胞内所有组分进行鉴定和认识的基础上，描绘出细胞的系统结构，包括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网络和细胞内亚结构间的互作系统，构造出初步的细胞系统模型，通过不断地设定和实施新干预实验，对模型进行修订和精练，最终获得一个理想的模型，使其理论预测能够反映出细胞的系统功能和真实性。细胞功能实现的系统整合研究对于推动生命基本单元－细胞的功能机制的深入认识，更好地诠释组织、器官和个体生长和发育机制，有效地开展防病治病和农作物生产等，对于未来的人造细胞、合成生命以及新型生物产业发展如细胞工厂、细胞治疗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核心科学问题：多个细胞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网络调控；胞浆中的生物大分子（复合体）与亚细胞结构的相互作用和调控；细胞器形态生成和维持中的力学机制；细胞功能预测和诠释的细胞模型和模拟；细胞器和亚细胞结构的人工设计原理与构建。

　　6．化学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微生物驱动机制

　　在地球各种生命形式中，微生物类型最为多样，分布最为广泛，生存与代谢方式最为丰富，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发挥关键的驱动作用。微生物通过光合、呼吸和固氮等代谢活动，改变地球元素价态，促进矿物岩石风化、土壤及矿藏形成，介导海洋元素成分和海底沉积物的转化,影响海洋和大气组成，推动地球与生命的共演化。由于技术方法的局限，占总数99%以上的微生物至今尚不能培养，对微生物尤其是未培养微生物在地球化学元素循环中的基础性作用仍知之甚少。研究地球典型环境中如大洋、热液口等微生物群落及结构、生态学特征、功能类群丰度及时空变化规律，阐述微生物受温度、洋流等因素影响条件下各种过程如碳捕获与释放/反硝化等的调控机制，揭示微生物遗传和代谢多样性、关键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耦合机理与驱动方式，有助于阐明微生物在地球重要元素（碳、氮、硫、磷等）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驱动机制。

　　核心科学问题：典型环境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元素循环的关系；微生物物质代谢途径对元素循环的作用；微生物能量转化机制及其与元素循环的偶联；驱动元素循环关键微生物（群）的环境适应与响应机制。

　　7．地学大数据与地球系统知识发现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地球的观测和探测能力，观测数据量成幂律增长。探索地球所涉及的海量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是一种时空大数据，具有典型的多源、多维、多类、多量、多尺度、多时态和多主题特征，其中还包含着大量的非关系型、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对地球科学领域的不同来源、不同获取方式、不同结构及不同格式的离散数据，开展结构化重建、关联分析、地学建模，将加速地学知识的融汇，深化对地球系统的认识和理解，可望引发地球科学研究方式的变革。

　　核心科学问题：三维空间分析与时空数据挖掘方法体系；地学大数据规则化重构；地学大数据关联分析与统计预测；快速、动态、精细全信息三维地学建模方法；三维地学空间数据结构模型；多维时空大数据组织、管理与动态索引；地学大数据计算理论、技术方法与知识发现；资源环境空间格局及其变化探测。

　　8．重大灾害形成机理及其减灾对策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发展中国家，灾种多、分布广、频次高、灾情综合复杂。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态灾害等。深入研究灾害事件的致灾机理、灾害发展规律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有效预防和控制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对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重大灾害形成机理及其减灾对策所涉及的重大科学问题，亟需加强多学科的交叉合作，开展系统综合的创新性研究，形成多学科交叉合作的研究团队。

　　核心科学问题：强震的孕育环境、发生机理及预测探索；大陆活动火山成因机理与灾害和环境效应；重大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事件的成灾机理；极端气象灾害形成机理；水旱与海洋灾害风险形成机理；重大工程活动及致灾机理；不同类型自然灾害的诱发、成灾和灾害链；人类活动与自然灾害的相互作用；重大灾害的监控预警与风险评估。

　　9．新型功能材料与器件

　　新型功能材料是利用物理和化学的新现象、新效应、新规律获得具有光、电、磁、热、化学和生化等特定功能的材料，主要涉及信息材料、能源材料、生物医用材料、催化材料和环境材料等。新型功能材料与器件是材料、物理、化学、生命、医学、能源和环境等多学科交叉的前沿研究领域，是材料科学领域最活跃的研究地带，具有丰富的学科内涵有待挖掘，相关研究进展将对发展材料新技术，促进国家产业升级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核心科学问题：功能材料的新现象和新机制；功能材料及器件多层次结构的表界面调控；新型功能材料的宏量制备与缺陷控制；影响能量转换/存储材料效率的物理机制、器件模型和失效原理；信息探测、传输、计算与存储功能材料及器件的可控制备原理、稳定性及新物性、新效应的物理起因；柔性电子技术关键材料的设计制造与可靠性；催化材料功能调控机理、制备及新型催化材料设计理论和方法；高性能生物医用诊断、替换和修复、治疗、药物载体新材料的功能性、相容性和服役寿命；面向不同功能特性的材料计算基础。

　　10．城市水系统生态安全保障关键基础科学问题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城市水环境日趋恶化，城市缺水和雨涝等难题也日益严重，城市水系统的生态安全保障正面临严峻挑战。目前以常规污染物控制为核心的城市水环境保护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已无法满足城市可持续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的实际需求，迫切需要工程、化学、生物、地学和管理科学的多学科交叉。以城市水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和恢复为核心，深入研究污染控制、污水深度净化与再生利用、生态储存及水环境修复、生态毒理与健康、城市水系统规划管理等基础理论问题；突破水质变化与生态系统响应及交互作用的过程机制，解决城市水系统生态风险控制难题；构建城市水储存、输送和利用的良性循环新模式，创建城市水系统生态安全保障和风险控制的理论和技术体系。

　　核心科学问题：水生态系统与水质水量变化的交互影响与调控机制；污染物共暴露过程对城市水体生物群落及敏感物种的危害机理；基于生态完整性的城市水环境健康安全与生态修复理论和方法；城市水系统多元循环的物质流、能量流变化规律与动力学模式；城市再生水生态储存与多尺度循环的风险控制原理与途径；城市水系统可持续健康的综合保障策略。

　　11．电磁波与复杂目标/环境的相互作用机理与应用

　　随着计算电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迅猛发展，通过数值模拟精确地量化研究电磁波与目标/环境相互作用的物理原理与相关规律已成为可能。相应的数值模拟和理论预估可为复杂环境中的目标探测与识别，地下资源的勘探开发，地、海、空、天环境中的信息获取，电磁隐身设计和电磁对抗研究等技术研发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激励崭新的研究思路并通过精确高效的数值模拟与理论预估工具的研发与应用，促使相关技术研发在质量与水平上产生新的飞跃。

　　核心科学问题：超电大、多尺度复杂结构目标电磁散射特性建模；地空和海空半空间背景中复杂结构目标的复合电磁散射特性建模；具有普适性的精确、高效的理论建模和数值计算方法研究；随机时变环境（如粗糙地、海面）的电磁散射及与确定性目标电磁散射模型的融合方法；分层介质低频近场探测中的空间选择性和自适应聚焦方法；大规模可信电磁计算中的数理模型验证、校核与评价；非均匀介质中电磁探测的反演解释模型、全局约束条件和解的收敛性、解的置信度分析。

　　12．超快光学与超强激光技术

　　超强超短激光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强场超快综合性极端物理条件。基于超强超短激光及其产生的超快X射线、g射线、电子束、离子束和中子束，可以开展阿秒科学、原子分子物理、超快化学、高能量密度物理，极端条件材料科学，实验室天体物理，相对论光学，强场量子电动力学等前沿科学研究，也可推进激光聚变能源、台式化高能粒子加速、放射医学、精密测量术等战略高技术领域的创新发展。

　　核心科学问题：面向激光聚变、激光加速、阿秒（10^-18s）科学等重大需求，突破提升超强超短激光的峰值功率、可聚焦能力、重复频率和电光转换效率的瓶颈问题，力争达到10¹⁶W的激光峰值功率和10²³W/cm²激光聚焦强度；发展中红外等新波段超强超短激光和超高通量激光放大技术；开拓阿秒非线性光学等超快非线性光学新前沿，包括高光子能量和极短脉宽阿秒脉冲的产生与诊断，超快光谱与超快成像等。发展可支撑超高峰值功率与超宽带宽以及新波段超强超短激光、具有超高破坏阈值的新型激光与光功能材料与元器件。

　　13．互联网与新兴信息技术环境下重大装备制造管理创新

　　重大装备制造作为制造业的高端领域，集中了高新技术与先进管理模式的密集点，是工业化国家的主导产业之一。在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带来的机遇，紧密结合我国复杂装备制造工程管理的实践，开展新型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复杂装备制造工程管理创新性研究，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核心科学问题：复杂装备制造工程管理方法论，复杂装备制造工程管理模式创新，重大装备开发、生产与再制造过程管理，重大装备制造供应链管理的制造质量与可靠性管理。

　　14．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管理与决策方法研究

　　城镇化过程包含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项因素，涉及多部门、多行业的大数据资源共享和协同决策。在城市/交通/土地/产业/环境等各项规划编制过程中，存在跨部门、跨区域、跨学科统筹决策的问题，迫切需要顶层战略设计与方法体系研究。同时，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管理决策理论与实践范式、资源配资与创新发展等方面衍生出新的机遇与挑战。开展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驱动机制、演化机理、规划方法与管理对策研究，对于推动经济、土地、交通、产业、人口以及环境等要素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核心科学问题：区域产业结构演化模式，城镇化驱动机制，新型城镇化导向下的城市协同理论与方法，人口合理集聚与有机疏散的决策理论研究，城镇化过程中综合交通网络资源配置。

　　15．从衰老机制到老年医学的转化医学研究

　　人口快速老龄化与老年慢病高发，是全球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老年医学涵盖衰老基础研究、衰老表型特征及其延缓和干预以及老年慢病防控的临床转化，是国际前沿热点学科。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家相继在衰老机制、临床表型以及衰老相关疾病研究等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随着生物学、基因组学、信息科学等领域技术和研究手段的快速发展，以及与医学的不断深入融合，多学科交叉的、基于衰老机制的老年医学研究将成为认识和防治老年重大慢病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我国在衰老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并行优势，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口和临床资源、特色的天然药物、非人灵长类动物等疾病模型，开展老年转化医学研究，争取在该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达到国际领先。

　　核心科学问题：开展衰老系统生物学机制、组织器官衰老、变性与病损机制、衰老相关临床表型特征研究；建立衰老及相关老年慢性疾病灵长类动物模型、特色人群队列和数据库、并利用其开展机制研究；基于穿戴设备和移动医疗技术的人类衰老与健康大数据收集、分析与应用；衰老与相关疾病的早期诊断与靶向治疗；规范化衰老评价体系的建立；基于衰老机制关键环节的小分子药物研究和对相关疾病的干预效果评价。

　　16．基于疾病数据获取与整合利用新模式的精准医学研究

　　随着高通量、高特异性、高灵敏度的基因测序技术，各类单细胞单分子分析技术、各类组学技术、各类化学探针示踪技术、多用途广谱高速生物芯片技术等的突破与推广应用，医学研究已进入大数据和精准化并行融合时代，将逐步实现定量医学、系统医学和医学信息化的目标，对数学模型、信息分析、化学材料、电子器件设计等理论与技术的依赖度大幅提高，需要这些学科的密切交叉和高度融合才能取得实质进展。

　　核心科学问题：在大数据获取方面，高通量、高特异性、高灵敏度的基因测序、单细胞测序、表观遗传谱系与分子网络检测、NcRNA测定，各种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器官组织的定位定量平行数据挖掘等相关理论与前沿技术的再创新，以及可应用于医学检测的生物芯片、串联质谱、化学探针等海量数据获取方法的提升，各类疾病的规模化前瞻性临床队列与大规模亚健康人群的分子群谱大数据的规范化获取，个体化医疗信息获取、分类与存储，医疗信息系统大数据整合与数据库构建；在大数据分析方面，系统整合的数学模型的建立，单或多通路分子动态网络的模式化分析，疾病共性机理或单一疾病的模块式模拟，基于网络药理学的多靶点药物设计，个体化疾病诊治的数据集成与预案推导，重大疾病发生与流行的数字化预警模型与防控时空节点的推演，医疗信息系统构建、数据传输与精准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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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分析是市场研究阶段的重要活动，也是新产品开发流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产品经理经过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分析，准确理解用户对产品的功能、性能、可靠性等具体要求，将用户非形式的需求表述转化为完整的需求定义，从而确定产品必须做什么的过程；该阶段是分析产品在功能上需要“实现什么”，而不是考虑如何去“实现”。

　　需求分析的目标是把用户对待开发产品提出的“要求”或“需要”进行分析与整理，确认后形成描述完整、清晰与规范的文档，确定产品需要实现哪些功能，完成哪些工作；此外，产品的一些非功能性需求（如产品质量、款式、特色、包装、安装、售后等）及约束条件也是需求分析的目标。

　　“消费者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消费者无法很好地表达他们的需求或喜好。” “消费者对自己的具体需求很迷茫。”这些都是从客户（产品开发或者市场部的同事）或者身边一些人（需要更多反馈的感官专家或设计者）在一整天的访谈（包括焦点小组、一对一访谈）、开放式问卷或者与消费者接触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根据调研的初步结果进行深入的“需求分析”才能得到想要的结论和应用价值。

　　在组织行为学中，马斯洛曾经在1943年发表的论文中对人类需求做出了定义，在人类动机理论中，马斯洛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模型；这一理论可以有效地观察人类最根本、最基础的需求水平。

　　马斯洛认为，人类具有一些先天需求，人的需求越是低级的需求就越基本，越与动物相似；越是高级的需求就越为人类所特有。同时这些需求都是按照先后顺序出现的，当一个人满足了较低的需求之后，才能出现较高级的需求，即需求层次。

　　马斯洛理论把需要分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如图所示。在自我需要实现之后，还有自我超越需要，但通常不作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必要的层次，大多数会将自我超越合并至自我实现需求当中。

　　图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图谱

　　如果这些需要（除性以外）任何一项得不到满足，人类个人的生理机能就无法正常运转。

　　换而言之，人类的生命就会因此受到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理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最首要的动力。

　　马斯洛认为，只有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而到了此时，这些已相对满足的需要也就不再成为激励因素了。

　　马斯洛认为，整个有机体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制，人的感受器官、效应器官、智能和其他能量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甚至可以把科学和人生观都看成是满足安全需要的一部分；当这种需要一旦相对满足后，也就不再成为激励因素了。

　　人人都希望得到相互的关心和照顾，感情上的需要比生理上的需要来的细致，它和一个人的生理特性、经历、教育、宗教信仰都有关系。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要求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尊重的需要又可分为内部尊重和外部尊重。内部尊重是指一个人希望在各种不同情境中有实力、能胜任、充满信心、能独立自主。

　　总之，内部尊重就是人的自尊。

　　外部尊重是指一个人希望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和高度评价；马斯洛认为，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能使人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满腔热情，体验到自己活着的用处价值。

　　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解决问题能力增强，自觉性提高，善于独立处事，要求不受打扰地独处，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也就是说，人必须干称职的工作，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

　　马斯洛提出，为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所采取的途径是因人而异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

　　马斯洛理论把需要分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从企业经营消费者满意（CS）战略的角度来看，每一个需求层次上的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都不一样，即不同的产品满足不同的需求层次。

　　根据五个需要层次，可以划分出五个消费者市场

　　生理需求：满足最低需求层次的市场，消费者只要求产品具有一般功能即可。 安全需求：满足对“安全”有要求的市场，消费者关注产品对身体的影响。 社交需求：满足对“交际”有要求的市场，消费者关注产品是否有助提高自己的交际形象。 尊重需求：满足对产品有与众不同要求的市场，消费者关注产品的象征意义。 自我实现：满足对产品有自己判断标准的市场，消费者拥有自己固定的品牌需求层次越高，消费者就越不容易被满足。经济学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消费者获得的满意度”，也就是说，同样的洗衣粉，满足消费者需求层次越高，消费者能接受的产品定价也越高。

　　市场的竞争，总是越低端越激烈，价格竞争显然是将“需求层次”降到最低，消费者感觉不到其他层次的“满意”，愿意支付的价格当然也低。

　　KANO模型是东京理工大学教授狩野纪昭(Noriaki Kano)发明的对用户需求分类和优先排序的有用工具，以分析用户需求对用户满意的影响为基础，体现了产品性能和用户满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图所示。

　　根据不同类型的质量特性与顾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狩野教授将产品服务的质量特性分为5类。

　　KANO 模型（产品性能和用户满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也称为必备型需求、理所当然需求，是顾客对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因素的基本要求；是顾客认为产品“必须有”的属性或功能。当其特性不充足（不满足顾客需求）时，顾客很不满意；当其特性充足（满足顾客需求）时，顾客也可能不会因而表现出满意。

　　对于基本型需求，即使超过了顾客的期望，但顾客充其量达到满意，不会对此表现出更多的好感；不过只要稍有一些疏忽，未达到顾客的期望，则顾客满意将一落千丈。

　　对于顾客而言，这些需求是必须满足的，理所当然的；对于这类需求，企业的做法应该是注重不要在这方面失分，需要企业不断地调查和了解顾客需求，并通过合适的方法在产品中体现这些要求。

　　例如，夏天家庭使用空调，如果空调正常运行，顾客不会为此而对空调质量感到满意；反之，一旦空调出现问题，无法制冷，那么顾客对该品牌空调的满意水平则会明显下降，投诉、抱怨随之而来。

　　再例如，智能手机的基本型需求有语音通话质量、信号覆盖、操作系统兼容、安全性、日常使用和性能：待机时间、速度等；试想一下，一个智能手机没有信号，通话质量差，操作系统不兼容，被感染病毒，待机时间10分钟就没电，如果手机运行速度慢到接近崩溃，这些都会使用户的不满情绪增加；但是上述这些需求都满足后，并不能带来用户满意度的增加，因为用户认为这些是必须要有的。

　　也称为意愿型需求，是指顾客的满意状况与需求的满足程度成比例关系的需求，此类需求得到满足或表现良好的话，客户满意度会显著增加，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水平超出顾客期望越多，顾客的满意状况越好；当此类需求得不到满足或表现不好的话，客户的不满也会显著增加。

　　期望型需求没有基本型需求那样苛刻，要求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比较优秀，但并不是“必须”的产品属性或服务行为有些期望型需求连顾客都不太清楚，但是是他们希望得到的，也叫用户需求的痒处；这是处于成长期的需求，客户、竞争对手和企业自身都关注的需求，也是体现竞争能力的需求。对于这类需求，企业的做法应该是注重提高这方面的质量，要力争超过竞争对手。

　　在市场调查中，顾客谈论的通常是期望型需求；质量投诉处理在我国的现状始终不令人满意，该服务也可以被视为期望型需求；如果企业对质量投诉处理得越圆满，那么顾客就越满意。

　　又称兴奋型需求。指不会被顾客过分期望的需求。

　　对于魅力型需求，随着满足顾客期望程度的增加，顾客满意度也会急剧上升，但一旦得到满足，即使表现并不完善，顾客表现出的满意状况则也是非常高的；反之，即使在期望不满足时，顾客也不会因而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意。

　　当顾客对一些产品或服务没有表达出明确的需求时，求企业提供给顾客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产品属性或服务行为，使顾客产生惊喜，顾客就会表现出非常满意，从而提高顾客的忠诚度；这类需求往往是代表顾客的潜在需求，企业的做法就是去寻找发掘这样的需求，领先对手。

　　例如，一些著名品牌的企业能够定时进行产品的质量跟踪和回访，发布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促销内容，并为顾客提供最便捷的购物方式。对此，即使另一些企业未提供这些服务，顾客也不会由此表现出不满意。

　　不论提供与否，对用户体验无影响；是质量中既不好也不坏的方面，它们不会导致顾客满意或不满意。例如：航空公司为乘客提供的没有实用价值的赠品。

　　又称逆向型需求，指引起强烈不满的质量特性和导致低水平满意的质量特性，因为并非所有的消费者都有相似的喜好。

　　许多用户根本都没有此需求，提供后用户满意度反而会下降，而且提供的程度与用户满意程度成反比；例如：一些顾客喜欢高科技产品而另一些人更喜欢普通产品，过多的额外功能会引起顾客不满。

　　前三种需求根据绩效指标分类就是基本因素、绩效因素和激励因素。在实际操作中，企业首先要全力以赴地满足顾客的基本型需求，保证顾客提出的问题得到认真的解决，重视顾客认为企业有义务做到的事情，尽量为顾客提供方便，以实现顾客最基本的需求满足。

　　然后，企业应尽力去满足顾客的期望型需求，这是质量的竞争性因素；提供顾客喜爱的额外服务或产品功能，使其产品和服务优于竞争对手并有所不同，引导顾客加强对本企业的良好印象，使顾客达到满意。

　　最后争取实现顾客的兴奋型需求，为企业建立最忠实的客户群。

　　因子分析是指研究从变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的统计技术。

　　最早由英国心理学家C.E.斯皮尔曼提出。他发现学生的各科成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一科成绩好的学生，往往其他各科成绩也比较好，从而推想是否存在某些潜在的共性因子（某些一般智力条件）[张乐飞1] 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成绩。

　　因子分析可在许多变量中找出隐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将相同本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可减少变量的数目，还可检验变量间关系的假设。

　　因子分析是社会研究的一种有力工具，但不能肯定地说一项研究中含有几个因子，当研究中选择的变量变化时，因子的数量也要变化；此外对每个因子实际含意的解释也不是绝对的。在市场调研中，研究人员关心的是一些研究指标的集成或者组合，这些概念通常是通过等级评分问题来测量的，如利用李克特量表取得的变量。

　　每一个指标的集合（或一组相关联的指标）就是一个因子，指标概念等级得分就是因子得分。

　　因子分析方法的主要应用有两种：其一，减少变量的数量；其二，找出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

　　在产品开发中，因子分析能够用于关键变量的优先级排序和分组，比如：产品属性之间的关系和产品属性对产品偏好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中，通过因子得分可以得出不同因子的重要性指标，而管理者则可根据这些指标的重要性来决定首先要解决的市场问题或产品问题。

　　聚类分析是一种探索性的分析，在分类的过程中，人们不必事先给出一个分类的标准，聚类分析能够从样本数据出发，自动进行分类。

　　聚类分析所使用方法的不同，常常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不同研究者对于同一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所得到的聚类数未必一致。

　　从实际应用的角度看，聚类分析是数据挖掘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且聚类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工具获得数据的分布状况，观察每一簇数据的特征，集中对特定的聚簇集合作进一步地分析。聚类分析还可以作为其他算法（如分类和定性归纳算法）的预处理步骤。

　　聚类分析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针对目标群体进行多指标的群体划分，类似这种目标群体的分类就是精细化经营，个性化运营的基础和核心，只有进行了正确的分类，才可以有效进行个性化和精细化的运营，服务及产品支持等。

　　常见业务应用场景如下：

　　通过对特定运营目的和商业目的所挑选出的指标变量进行聚类分析，把目标群体划分成几个具有明显特征区别的细分群体，从而可以在运营活动中为这些细分群体采取精细化，个性化的运营和服务，最终提升运营的效率和商业效果（如把付费用户按照几个特定维度，如利润贡献，用户年龄，续费次数等聚类分析后得到不同特征的群体）。

　　企业可以按照不同的商业目的，并依照特定的指标标量来为众多的产品种类进行聚类分析，把企业的产品体系进一步细分成具有不同价值，不同目的的多维度的产品组合，并且在此基础分别制定和相应的开发计划，运营计划和服务规划（如哪些产品是明星类产品，那些产品是瘦狗类产品）。

　　聚类分析是挖掘电子商务网站数据价值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分组聚类出具有相似浏览行为的客户，并分析客户的共同特征，可以更好的帮助电子商务的用户了解自己的客户，向客户提供更合适的服务（如某B2C电商平台上，根据用户的搜索、浏览、购买记录通过大数据分析，通过第三方平台向客户精准推送产品）。

　　聚类分析是细分市场的有效工具，同时也可用于研究消费者行为，寻找新的潜在市场、选择实验的市场，并作为多元分析的预处理。

　　多维尺度法是一种将多维空间的研究对象（样本或变量）简化到低维空间进行定位、分析和归类，同时又保留对象间原始关系的数据分析方法；其特点是将消费者对产品的感觉偏好，以点的形式反映在多维空间上；而对不同产品的感觉或偏好的差异程度，则是通过点与点间的距离体现的，我们称这种产品或项目的空间定位点图为空间图，空间轴代表着消费者得以形成对产品的感觉或偏好的各种因素或变量。

　　在分析消费者对产品功能的需求度时，首选选择研究对象，如列出某个产品的所有产品功能；然后从目标市场中抽取一个样本人群（通常30-50人），让他们对产品功能的需求度打分；最后采用多维度分析获得一张代表了产品功能需求度关系的可视化图。

　　可视化图中的维度代表了消费者对产品功能需求依赖的关键要素，为方便起见通常选择2-3个维度。投保人购买保险产品时所需的第三方互联网工具产品功能在生命周期和需求频率上的多维度分析如图所示；通过多维尺度分析帮产品经理区分功能优先级，做出产品决策。

　　投保人互联网工具产品应用多维度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优点是很明显的。研究者可以利用得到的位置结构图将研究对象进行分类，还可以对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空间维度做出相应的判断和解释。

　　多维度分析通过把所研究对象的数量关系转化为直观图形，达到直观展现研究对象的目的；多维尺度分析的缺点是分析结果不是唯一的，结果可以在空间中旋转和平移，这为分析者对结果的解释制造了难度。

　　联合分析法，又称结合分析法，是对结合效应的评价，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调查方法中需要调研对象独立评价属性的问题。

　　联合分析有三种主要形式，包括权衡矩阵法、两两比较法和全轮廓法，其中又以全轮廓法最为常用；该方法提供给研究的参与者一系列的产品描述，参与者被要求浏览所有的描述，做出一系列的评价，对调研结果进行数学方法分析后，就可以导出该类产品的各属性的效用值。

　　对于市场研究领域，在联合分析之前的所有方法几乎都会使用重要性比率尺度来度量产品属性的重要性水平，即都会直接向消费者提问一个产品中他们最看重的属性。

　　这种方法有几个严重的缺点：首先，调研的经验表明，如果不限制条件的话，消费者倾向于认为每个属性几乎都是同等重要的；其次，消费决策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整体的判断。当消费者被要求分离各种属性并且对各属性进行量化评价并且描述某个属性水平的高低将驱使其购买一个产品而不是另一个产品时，即使是最老练的消费者也将感到无所适从。

　　在联合分析中产品被描述成为轮廓，每一个轮廓由能够描述产品重要特征的属性和赋予每一属性的不同水平的组合构成。

　　消费者在实际购买时并不是基于产品某一属性而是综合考虑产品各个属性及属性水平从而做出购买决策的。因此消费者对某一产品轮廓的评价可以分解成构成这个轮廓多个属性水平的评价以及不同属性在决策时所占的权重。

　　在联合分析中用分值也叫做效用来描述消费者对某一属性水平的偏好，联合分析能够较好地模拟消费者购买的实际过程，从而客观、真实地测量消费者对某一产品的偏好及产品不同属性在购买过程中的重要性。

　　以QQ会员等级为例，如图向用户展示属性组合以及用户需求等级。在本例中，有8个不同属性，每种属性对应9种不同的属性水平，由此构成的属性组合可以满足不同的QQ用户的需求。

　　联合分析（腾讯QQ群产品会员等级划分）

　　联合分析是对人们购买决策的一种现实模拟。因为在实际的抉择过程中，由于价格等原因，人们要对产品的多个特征进行综合考虑，往往要在满足一些要求的前提下，牺牲部分其他特性，是一种对特征的权衡与折衷。

　　通过联合分析，我们可以模拟出人们的抉择行为，可以预测不同类型的人群抉择的结果；因此，通过联合分析，我们可以了解消费者对产品各特征的重视程度，并利用这些信息开发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李克特量表是属评分加总式量表最常用的一种，属同一构念的这些项目是用加总方式来计分，单独或个别项目是无意义的，它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李克特于1932年在原有的总加量表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李克特量是目前调查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量表，当受测者回答此类问卷的项目时，他们具体的指出自己对该项陈述的认同程度；该量表由一组陈述组成，每一陈述有“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种回答，分别记为5、4、3、2、1，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总分就是他对各道题的回答所得分数的加总，这一总分可说明他的态度强弱或他在这一量表上的不同状态。

　　李克特量表应用步骤“

　　1）收集大量（50～100）与测量的概念相关的陈述语句。

　　2）有研究人员根据测量的概念将每个测量的项目划分为“有利”或“不利”两类，一般测量的项目中有利的或不利的项目都应有一定的数量。

　　3）选择部分受测者对全部项目进行预先测试，要求受测者指出每个项目是有利的或不利的，并在下面的方向-强度描述语中进行选择，一般采用所谓“五点”量表：

　　4）对每个回答给一个分数，如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有利项目分别为5、4、3、2、1分，对不利项目的分数就为1、2、3、4、5。

　　5）根据受测者的各个项目的分数计算代数和，得到个人态度总得分，并依据总分多少将受测者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

　　6）选出若干条在高分组和低分组之间有较大区分能力的项目，构成一个李克特量表；如可以计算每个项目在高分组和低分组中的平均得分，选择那些在高分组平均得分较高并且在低分组平均得分较低的项目。

　　我通常会在产品的早期创建一张范围矩阵表，用来列出所有讨论过功能和内容。这样一个范围工具就出现了，它可以用来支持人们讨论整体的优先级别，以及每一个功能的工作量，然后决定哪些功能应该纳入范围之内，而哪些应该排除在外。

　　在分析每一个功能的重要性的时候，把人物角色加入这个工具中，就能让这些用户始终停留在每一个人的脑海中，可以大大地帮助你在决定项目范围时，把人物角色变成其中一个积极的部分，如图所示。

　　李克特5点范围矩阵量表（功能需求度转化）

　　李克特量表的构造比较简单而且易于操作，因此在市场研究实务中应用非常广泛。

　　在实地调查时，研究者通常给受测者一个“回答范围”卡，请他从中挑选一个答案；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在商业调查中很少按照上面给出的步骤来制作李克特量表，通常由产品经理和研究人员共同研究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