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说到香港的大佬，出口就是李嘉诚、霍英东、刘銮雄……但我偏偏要从另一个人说起——包拯的二十九世孙，包玉刚。

在大陆，知道包玉刚的人并不多。

在李嘉诚崛起前，他才是香港首富；

他和董浩云的“船王争霸”赛，也很吸引香港人的眼球，而这两大家族的最后一战，是在97年前夕争夺香港首任特首之位。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一次是董浩云赢了。

因为后来香港的首任特首姓董，叫董建华，也就是董浩云的儿子。

包玉刚在香港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呢？记住这句话就行：

城是李家的城，港是包家的港。

1918年的冬天，一战刚结束，中国的各路军阀还在打来打去。

在浙江宁波一个叫镇海的镇子上，有一个钟包村，这里住着宋代名臣包拯的一脉子孙。

在一间气派的老宅子里，包兆龙匆匆从湖北汉口赶回家。

因为两天前，他刚接到家书，说妻子快要生了。

宁波人向来喜欢跑出去做生意，觉得待在老家没出息，所以才有了与“山西帮”“潮州帮”相抗衡的“宁波帮”。

影视巨头邵逸夫、香港特首董建华，都出自宁波帮。

此时的包兆龙，继承父业，在汉口开了一家鞋铺，虽然已有一子一女，但听说妻子要生了，他还是赶了回来。

这个即将出生的小孩，就是今天的主角，也就是后来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后来包玉刚被他爸送到叶氏中兴小学去念书，这是宁波的名校，邵逸夫等人也曾在这里念书。

学校里有一群包玉刚喜欢的好老师。

有些老师不仅精通数理化，音乐和绘画，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

不过学校主要还是教一些四书五经，所以，当包父每次从汉口回来，给他讲时事见闻，包玉刚总是觉得很新奇。

别忘了，当时汉口隔壁的武昌，不仅是革命圣地，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

有一天，包玉刚对母亲说，他想去汉口念书。

包玉刚的母亲姓陈，名赛琴，出身望族，是个很传统的女人。

这个女人不简单，她不仅把七个儿女照顾得妥妥帖帖，后来还为包玉刚物色了一个妻子。

包玉刚能成为世界船王，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两个女人。

当时陈赛琴并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理由是兵荒马乱的，不安全。

直到三年后，也就是在1931年。

陈赛琴才决定让儿子去汉口，不过不是让他去读书，而是去跟着老爸做生意。

在宁波人的观念里，算术和识字是赚钱的基本技能，够用就好了。

但13岁的包玉刚，显然有了另一套人生算法。

到了汉口之后，包玉刚对父亲软磨硬泡，说自己想继续读书。

这股子浓烈的求知欲望，把包父深深地打动，于是拉着他的小手说道：

“孩子，死了心吧，咱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做生意赚钱，读哪门子书啊？”

小包同学的口才，第一次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发挥了作用。

他给父亲简单分析了一下局面，指出世界大同的趋势，以及财务算法的重要性。最后，他的结论是：以后想赚钱，必须要懂得更多的知识，比如数学、英语、地理等等。

看到父亲还在犹豫，小包又加了一个筹码：白天上学，晚上帮父亲看铺面，这样学习赚钱两不误。

夜晚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这对爱财如命的父子，终于达成了共识：

包玉刚可以读完初中再去谋生。

不得不说，我看过很多名人传记，发现他们在小时候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在别的孩子还在玩尿泥时，他们就已明明白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

包玉刚中学毕业后，包父又把他送到了燕梳行当学徒。

燕梳是英文ensure的广东话音译，类似于现在的保险公司。

那时做保险，是一份非常光鲜的工作，主要和航运公司打交道，不用夹着公文包到处扫楼。

这不仅为包玉刚日后成为船王奠定基础，有了这份体面的工作，在提亲这件事上，包母也更加游刃有余。

据说当时来提亲的人很多，但包母很谨慎，不只听取媒婆的一面之词，而是一定要实地考察，她会经常埋伏在姑娘家附近，观察对方品相和举止。

在这种筛选机制下，包母终于敲定一位名叫黄秀英的姑娘，是宁波四府黄家的闺女，出身望族，品貌端庄，知书识礼。

然后她写了一封家书，告诉身在汉口的包玉刚回家成亲。

后来包玉刚说，当时他极为忐忑，不知道母亲眼光如何。

洞房里，当他掀开红盖头时，那颗不安的心终于平稳，而对方看到了他之后，焦虑的表情也转为腼腆的笑容。

封建社会中，这大概是最刺激的一刻，这一掀，要么人生巅峰，要么面对疾风。

显然幸运之神对这两口子特别关照，黄秀英是名副其实的村花，而包玉刚则被誉为“金融界的梅兰芳”，郎才女貌刚刚好......

两人的感情一直在圈内被传为佳话。

曾有传言说，包玉刚年过半百的时候，希腊船王（就是那个桃色新闻不断，后来还迎娶了肯尼迪总统遗孀杰奎琳的那个奥纳西斯）临终托孤，想把自己年轻貌美的女儿和遗产托付给他。

包玉刚十分感动，然后果断地拒绝。

这大概是好事之人的杜撰，但也是在变相传递包玉刚与夫人的感情深厚。

实际上，在绯闻满天飞的香港富豪圈，包玉刚还真是“无欲则刚”，没传出过什么负面消息。

中国一直有结婚能转运的说法，这不是简单的迷信，一是有了家庭后，男人往往会因为压力而变得更上进。

二是因为联姻往往能带来更多的人际资源，尤其是中国这样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社会。

结婚后不久，包玉刚就从汉口跑到上海，在中央信托局找了份工作。

1940年，因为工作出色，24岁的包玉刚又被调往湖南衡阳，出任工矿银行衡阳分行的副经理。

此时的包玉刚八面玲珑，魅力四射，开始有计划地接触各路权贵。

有一次，在一个戏院里，他偶遇了广大华行的老板卢绪章，由于都是宁波人，包玉刚便主动前去套近乎。

对方不冷不热，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腔。

当包玉刚说到自己的妻子是宁波四府黄家闺女时，卢绪章突然插话：

“四府黄家？真的假的？要这么说来，咱俩都能攀上亲戚了......”

一句话把包玉刚给说蒙了，也不敢接话，回家后问妻子，认不认识一个叫卢绪章的人？

认识啊，他是我表哥，小时候还在一起，后来联系少了，你问他干什么？

就这样，一场萍水相逢变成了血缘至亲，包玉刚和卢绪章的关系也迅速升温。

卢绪章的广大华行在当时是个大金主，每天都有大量的黄金和美元兑换业务，是所有银行都在争抢的大顾客。

凭着和卢绪章的这层关系，包玉刚在工矿银行连连晋升，没多久便被调到重庆总部，出任工矿银行副行长。

而此时的包玉刚并不知道，那些需要兑换成流通货币的美元和黄金，都是华侨和海外人士捐赠给共产党的。

而卢绪章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员，直接受周恩来领导，掌管着财务大权。

直到建国后，卢绪章出任外贸部副部长，包玉刚才恍然大悟。

后来也正是在卢绪章的牵线搭桥下，包玉刚才有幸和总设计师结交。

而总设计师一共会见包玉刚17次，这在老人会见海外侨胞次数中排名最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几天后，包玉刚就被调到了上海银行。

但此时的上海，早就千疮百孔，而且各方势力云集，此时赴任，别说飞黄腾达，能保住命就算不错了。

有一次，一个在上海只手遮天的匪头子，派了两位手下来到包玉刚的办公室，说他们老板想借一笔钱周转，邀请包玉刚第二天到家里一聚。

包玉刚既不敢不答应，又没法答应，只能客客气气地先应付着，说明天一定登门拜访。

当天晚上，包玉刚就找到医生，装作阑尾发作，求医生割了自己的阑尾。

第二天一大早，包玉刚躺上手术台，才逃过一劫。

上海的武夷路466弄，包玉刚一家曾住在这里

到了1948年，包玉刚察觉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于是决定离开上海迁往香港。

包玉刚一家变卖了所有家当，揣着几十万元来到了香港。

当时，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导致香港的房屋供不应求，很多人只能睡在街上、楼道里、屋檐下……

好在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有先见之明，赶在1949年难民潮之前，就先一步到了香港，租了一套月租450港元的房子。

当时港府为了避免房价暴涨，严格控制租金。

但这种调控根本就不管用，租金是控制住了，结果又冒出个“顶手费”，变相抬高房价。

当时为了租房，包兆龙就花了两万港元的“顶手费”。

包兆龙一家（后排右3是包玉刚）

到香港之后，一切都要重头开始，这对一般人不易，但是对于包家父子来说，只是换个地方赚钱而已。

他们很快发现，当时大陆的很多物资都依靠进口，香港可以利用地理优势倒卖一手。

于是包家成立了贸易公司，做中间商，专吃差价，赚到了在香港的第一桶金。

事实上，当时在香港靠这生意发家的人挺多，比如说霍英东，就是在这个时候通过把联合国禁运的物资经香港运进内地。

不仅赚到了钱，还因为往大陆运输战略物资，而被称为“爱国资本家”。

不得不说，人生的大起大落往往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三重奏，节奏对了，名利双收。

后来做贸易的人多了，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薄，包玉刚便开始琢磨做其他生意。

有一次，包玉刚走到了香港的码头，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第一次带他去宁波的码头，那时他还想着，长大后要当一个环游世界的船长。

于是一个念头冒了出来：

这个想法当然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当时香港以其天然的深水良港，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重要港口。

考虑到二战后各国经济复苏，贸易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包玉刚推断，船运作为最廉价的运输方式，一定会崛起。

但这个想法却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

一是因为当时的船运业基本靠天吃饭，一不小心，就会输掉底裤。

在此之前，香港的第一任船王郭松突然就销声匿迹了。有人推断，郭氏船队很可能是遭受了飓风，一夜消失。

二是因为当时香港已经有几十家船运公司，竞争异常惨烈。

比如说，先后登上船王宝座的许爱周和董浩云。

许爱周，也就是如今李嘉欣丈夫许晋亨的爷爷。

而董浩云，就是后来的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他爹。

对手都是实力派，你一个连左右舷都搞不清的门外汉，和他们玩毛线啊？

反倒是包父的建议很靠谱，他当时建议搞地产，因为他觉得随着香港人口剧增，地产业肯定有前景。

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

要知道，霍英东正是在这段时期进军地产业，而后来的地产大佬李嘉诚，此时还在埋头做塑料花。

但包玉刚不听，饱受战乱之苦，四处流离的他，有个执念：

不动产再多也没安全感，炮火一轰，啥也没有，带也带不走。但船不一样，战火一来，我可以开着船就跑。

包玉刚决定做船运，也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比如说，船运是一个典型的重资产行业，免不了要经常向银行借贷玩杠杆，而包玉刚就出身于银行业，对于调配资金经验丰富。

后来包氏船队能够崛起，确实也得益于和汇丰银行的强强联合。

而且，他之前做过进出口贸易，对各地行情也比较熟悉。

在大家的不理解，不看好中，包玉刚做起了船运。

当时，包氏父子向亲友筹集了20万英镑，从伦敦买回了一艘已经有28年船龄的旧货船。

包玉刚的第一艘船——金安号

同行并没有把包玉刚放在眼里。

因为在船运史上，还没有谁能以一艘旧破船翻起什么大浪。

但万万没料到，一年后，包玉刚就拥有了7条货船，并把公司改名为“环球航运公司”。

而且让人不得不服的是，在短时间内，包玉刚不仅对造船学和机械工程了如指掌，而且对世界贸易和航运也很有见地。

同行这时才意识到，他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对手。

进入到60年代，世界船运业果然如包玉刚所料，迎来了春天。

当时各国工业突飞猛进，中东的石油成了抢手货，经营油轮的船东也大发横财。

包玉刚瞅准时机，赶紧买了4艘油轮。

但当时在国家有名的都是一些西方船商，比如说世界船王奥纳西斯，以及他的连襟——希腊船王尼亚哥斯。

奥纳西斯桃色新闻不断，后来又娶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

尼亚哥斯也娶了汽车大王福特的女儿，两人名噪一时。

至于华人船商董浩云和包玉刚，虽然他们有很多船，却只知道闷头发财，也没什么绯闻，所以西方人几乎都不知道。

在从伦敦到普利茅斯的一列火车上，一位英国人和包玉刚聊了起来。

英国人问包玉刚从事什么行业？

包玉刚回答：“我有一些船。”

包玉刚回答：“有尼亚哥斯和奥纳西斯两人加起来的那么多。”

英国人瞪大了眼睛，惊呼道：

“真正的船王，在香港，不在希腊！”

这位英国人叫麦理浩，是第25任香港总督。

麦理浩把自己的见闻告诉西方的朋友们，被埋没多年的船王包玉刚，就这样被媒体挖了出来。

那时的包玉刚，真的很风光，成为很多国家首脑的坐上宾，资产和名气都在嗖嗖嗖的飙升。

这让同样出身“宁波帮”的董浩云（董建华之父）很不爽。

在此之前，董浩云曾长期占据香港船王之首。但到了1977年，当西方人给世界十大船王排座次，包玉刚高居榜首，董浩云却屈居第七。

当年打破外国船运公司垄断，并第一次把货轮开到欧洲的，是他董浩云啊。

争强好胜的董浩云，于是写了一封信给西方媒体，说他们的算法有问题：

他包玉刚的船有一半股份在汇丰手里，我的船可都姓董！

这句话貌似也没错，但是只能看出董浩云真的只是一个传统商人，他还没有明白资本的力量有多强大。

包董二人的船王之争还在继续，但此时的包玉刚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弃船登陆，转型房地产。

包玉刚意识到，世界航运的冬天要来了。

对于这一点，其实很多船王都感受到了。但大家还心存侥幸，其中就包括董浩云，他信奉的是行业周期论，正打算趁着行业不景气来抄底。

但出身金融业的包玉刚显然对风险更为敏感。

而且，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世界各地游历，搜集信息，据说他的行踪飘忽不定，一会儿在西亚某国王的皇宫花园里吃饭，一会儿又会出现在撒切尔夫人的官邸。

包玉刚之所以料定航运将迎来冬天，是因为自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各国为了摆脱中东产油国的控制，都在加强石油的自产能力。

同时，核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也开始兴起。

所以，油轮的需求肯定会大幅降低。

此时的包玉刚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其中有50艘是超级油轮，每一艘油轮都抵得上一座大厦，所以他被公认为香港首富。

但包玉刚也很清楚一点，一旦危机出现，这些庞然大物不仅不值钱，而且高昂的保养费很快会把他拖垮。

于是，包玉刚开始进行油轮大甩卖。

得知包玉刚在甩卖油轮，董浩云觉得重回香港船王之首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开始疯狂接盘，还在日本订造了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游轮“海上巨人”号。

到了1982年，世界性的船灾果然来了。

各大港口瞬间成了船只的坟场，董浩云的船队开始亏损，负债高达14亿美元。

但董浩云还是硬撑着，到了四月中旬，他还筹备着在台湾高雄举行第150艘船的下水礼，这是一艘名为“宪章号”的3万吨级豪华游轮，将有一大批各国政要过来捧场。

但世事难料，4月14日，摩纳哥的雷尼王子夫妇抵港。

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港府不准董浩云去机场迎接。

董浩云大怒，觉得这是耻辱，加上连日劳累，71岁的董浩云突发心脏病。次日凌晨，他就去世了。

到了1986年，董氏家族的资产几乎化为乌有。董浩云的长子董建华，也从公司的老板变成了公司的员工。

不过包、董两大家族的争斗，并没结束。

97年前夕，两大家族还将有一场旷世交锋。

其实在船灾到来之前，包玉刚就已经在陆地上寻找机会了。

包玉刚盯上的第一块大肥肉，是九龙仓。

九龙仓并不是什么仓库，而是香港最大的码头，属于香港老牌的四大英资财团之一的怡和洋行。它所拥有的产业，包括九龙尖沙咀、新界及港岛上的一些码头、仓库、酒店、大厦、有轨电车……

谁拥有了九龙仓，谁就扼住了香港的咽喉。

但盯上这块肥肉的，肯定不只包玉刚。

此时的李嘉诚，靠着房地产和炒股票，刚刚逆袭为香港十大财团之首。

对于九龙仓，李嘉诚一开始也志在必得，但他同时盯上了和记黄埔。

和记黄埔在香港四大洋行中排名第二，旗下拥有造船厂、屈臣氏零售业、屈臣氏制造业、百家等几百家公司。

李嘉诚再有钱，也不可能同时吞下九龙仓和和记黄埔这两个庞然大物。

当时，李嘉诚已经手握1000万股九龙仓的股票，他决定放弃九龙仓，主攻和记黄埔。

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李嘉诚策划了一场大戏。

197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李嘉诚给包玉刚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事相商。

虽然两人此时算不上是好友，而且李嘉诚在电话中也没说什么事，但包玉刚意识到事关重大。

两巨头很快在文华酒店的咖啡厅见了面。

李嘉诚开门见山地说，他可以把手里的九龙仓股票，以3亿多港元的价格，转让给包玉刚。而他开出的条件，是包玉刚需要协助自己，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票。

两个同样精明的商人一拍即合。

当天晚上九点，这桩交易宣告达成。

这项秘密交易，号称是香港收购史上最成功的交易。

不久之后，李嘉诚成功收购和记黄埔，而包玉刚也将九龙仓纳入麾下。

这两个成功的收购影响很深远，用当时媒体的话说，就是“它敲响了英资集团没落的丧钟”。

在此之前，香港的四大洋行（怡和、和记黄埔、会德丰、太古），以及汇丰和渣打两家银行，六大商业巨头都属于英国人。

但此次收购战之后，两大英资公司双双落入了华人之手。

到了1985年，包玉刚又成功收购了另一个英资公司——四大洋行之一的会德丰。

之后，英资势力节节败退，华资势力开始崛起。

这也正好和英国将于1997年把香港交还中国，相互呼应。

而此时将九龙仓和会德丰收入囊中的包玉刚，在经历了油轮大甩卖之后，不仅成功着陆，而且稳稳地成为了香港的第二大华人财阀。

所有的富豪，晚年大概都会面对同一个烦恼：

如何让子孙后代永享富贵，即使他们天资平庸？

包玉刚也不例外，晚年的他，变得非常保守，商业版图不再扩大。

他曾收购港龙航空和渣打银行，在香港掀起惊涛巨浪，然而后来又全身而退。

那些收益小，关系复杂的版块，在他的商业版图中被逐渐剔除，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经营的难度极低的项目。

当年拿下九龙仓后，包玉刚就把其中的尖沙咀九龙货仓推平，建成了商场，也就是现在的“海港城”。

之后，接手九龙仓的吴光正又将其中的旧电车厂的厂房推平，效仿纽约时代广场，建起了“铜锣湾时代广场”。

一座是全球租金最贵的零售商场。

仅这两块拥有999年使用权的地，单租金这一项，包家子孙每年就能躺赚160亿。

包玉刚和妻子，以及大女儿包陪庆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既然包家富得流油，怎么也没冒出个什么包二代、包三代，倒是李二代、霍三代、许三代们活跃在电视和八卦报纸上。

原因很简单，因为包玉刚只有四个闺女，没有儿子。

包玉刚的四个闺女中，除了大女儿包陪庆偶尔出现在公众面前，其他三个女儿都醉心于搞艺术，她们有的学设计，有的学美术。

四个女儿中没有一个想成为新一代商界大佬。

而他的四个女婿，除了二女婿吴光正从事的是金融业，其他三个女婿都家境优渥，对赚钱压根不感兴趣。

包玉刚的大女婿，是个在加拿大皇家银行当法律顾问的奥地利人；三女婿是个学建筑的日本人；小女婿是个在癌症科学领域颇有建树的香港人。

四个女婿中最受包玉刚器重的，是二女婿吴光正。

包玉刚最后把产业拆分成了四部分，并且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九龙仓和会德丰，交给了吴光正，其余部分分给了另外三个女婿。

一开始，包家三个女婿都视金钱如粪土，在国外去定居，远离老丈人的事业。

包玉刚不得不跑到国外，对女婿们穷追猛打，他甚至对四女婿说过这样的话：

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入赘包家，反正将来你们的小孩想姓啥姓啥，我又不勉强。

其他豪门上演的都是家产争夺战，包玉刚却要苦口婆心地求着女婿们来继承家产，这老丈人也太和谐了吧。

女婿们都扛不住岳父的软磨硬泡，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先后回到香港，继承收租大业，一边看着账户上欢快跳跃的数字，一边叹息感慨：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71岁的包玉刚和家人们开开心心地庆祝完中秋，次日清晨就哮喘发作，不久便逝世了。

在完成所有的战略部署后，一代船王平静地走向死亡。

几天之后，香港上演了一场盛况空前的丧礼。

走在扶灵队伍最前面的，是外交部副部长和撒切尔夫人的丈夫丹尼斯爵士，李嘉诚和邵逸夫则紧随其后。

G20各国的领导人，也送来了花圈。

曾答应包玉刚戒烟的总设计师，也以“生前好友”的名义送来了花圈，他还特意派女儿、女婿出席了葬礼。

一个华商的丧礼居然如此大规模地惊动世界政坛，在此之前，只有略逊一筹的董浩云。

在此之后，能与之匹敌的，也只有霍英东了。

不过霍英东的葬礼规格显然还要高一级，因为当时他的棺材上盖的是五星红旗，而包玉刚的棺材，盖的是红色的陀罗经被。

时隔9年，董浩云、包玉刚两大船王先后离世，但包、董二家之争，还没有结束。

两大家族最后的巅峰对决，是在1997年前夕。

1993年之后，包玉刚的接班人吴光正开始刻意与商界保持距离，甚至不惜代价辞去了九龙仓和会德丰主席的职位，并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

他的意图很明显：脱商入仕。

1996年，吴光正正式声明，自己将角逐特首一职，成为第一个表态参选的候选人。

而在此之前，董浩云的长子董建华，也开始了运作。

80年代经历过船灾之后，董家的财产几乎化为乌有。进入90年代，世界船运业开始缓慢复苏，董家的资产在1996年恢复到了15亿。

而此时吴光正，身价是180亿。

但董建华早就不像他爹一样执着于当船王了。

在1996年8月，董建华也宣布竞逐特首一职。

1995年底，北京曾派人到深圳会见李嘉诚、邵逸夫等人，共商特首候选人的事宜。之后李嘉诚针对特首人选一事，向媒体公开发表建议：

后来，霍英东又公开对媒体说：

“我早已在心目中认为（董建华）是合适的行政长官。”

霍英东的话很有分量，当时香港最有钱的虽然是李嘉诚，但说话分量最重的，毫无疑问是霍英东。

1996年12月11日，香港人都坐在了电视机前，等待宣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竞选结果。

最后，董建华获得了320票，而吴光正只获得了36票。

落选的吴光正继续积极参与政府事务，不过到了2002年，他又全心回归到自己的商业帝国——九龙仓和会德丰，并且明确表示，将不再竞选特首一职。

是啊，心无杂念的当个快乐的收租公，也许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如今，包家继承人吴光正掌控着13家上市公司，多为地产行业。

包括九龙仓、置业信托、联邦地产、连卡佛、香港隧道、宝福集团、海港企业，还有新加坡上市公司马哥勃罗发展，还有连卡佛等公司。

2018年《福布斯》香港排名中，他名列第6，前6名，除了吕志和是赌场起家，其他人财富来源均是房地产。

与此同时，香港大公报报道，在香港有约21万人住在不足4平米的笼屋中，而4年前，这个数字只有10万。

也是在那一年，刘德华制作了一个反映香港土地问题的短片：

《让下一代看见》。短片中，年老消瘦的刘德华，低沉地念着旁白：你觉得香港还有希望吗？很多人觉得没有，我觉得有。

中国商业的发展历程？  以下文字资料是由(历史新知网)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在我国远古时期就出现了商品交换。并且在商朝得到初步发展。西周时出现了骨贝和铜贝。春秋时出现了巨商和商业中心。唐代开辟了海上商运，陆路商运发达，辅助性经营场出现，除都市商业外，农村集市贸易也发展起来，出现了“草市”。宋元由于“市”突破了原先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以及商业活动不再受到官史直接监管，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并且在四川出现了“交子”，成为最早纸币。但只通行于四川。明清出现了商帮，其中十大商帮最势力最大，例晋商，徽商，闽商。也出现了许多名市名镇，著名的就有出现汉口镇、佛山镇、景德镇、朱仙镇等四大商业名镇。还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从商鞅变法开始，重农抑商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具体表现有：沿袭重农抑商理财思想，歧视商人，限制商人的社会地位，推行打击商贾，发展官营商业的政策。明清时期，统治者实施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对外贸易渐趋萎缩使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发展，而西方此时正进行工业革命，于是使中国在近代大大落后于西方。
中国人很早就懂得经商。原始时代，人们共同对抗自然，生产力有限，未能形成分工。不断改进的劳动工具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力，生产物过盛衍生了原始的交换。这些交换先是偶然性，渐渐变得经常而刻意。中国人很早就学会经商，据《易经》所载，神农氏曾在日中设市以“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这可算是原始的市集。在远古时期，商部落就以善于交换出名，周武王灭商后，商朝的遗民为了维持生计，传说他们的祖先曾驾着牛车游走部落之间，进行交易。日子一长，便形成一个固定的职业。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由此引申，出售的生产物便叫“商品”，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大商人有郑国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贡和范蠡；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有魏国的白圭、吕不韦。战国时期各国铸造流通的铜币种类增多，货币的数量大，种类多，反映了商业较过去发达。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2）秦汉时期商业初步发展
秦汉以来，统治者多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使商业的发展比较艰难，重农抑商政策，秦汉至隋唐，商人经商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商业总体水平还不高。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修建驰道，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两汉时期，伴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
（3）隋唐时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隋朝时开凿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促进了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教材在这里简单的把商业发展的条件提出。建议总结商业发展的几个重要条件，并继续补充，最后进行总结。唐代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沿岸出现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飞钱类似于后世的汇票。柜坊和飞钱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们的出现又促进了商业的便利与发展。
（4）“宋元商业的繁荣”，教材主要分两宋和元代两个阶段讲述了宋元时期商业繁荣的情况。商业要繁荣，政府就必须放松对市场的严格控制。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就是建立在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被打破，以及不再限制商品交易的时间基础上的。两宋时期的商业繁荣是全方位的，不仅商品的种类繁多，而且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都很繁华。商业的繁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促进了商业的继续繁荣。
两宋时期商业繁荣的原因
两宋商业空前繁荣，教材指出商业环境相对宽松，概括而言：首先，北宋建立以后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府逐渐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逐渐被打破，到宋代，店铺已可随处开设，买卖时间也一改日中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经营。第三，宋代市场上虽然仍然使用金属货币，但在北宋时，四川益州的富商开始发行纸币“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建议教师引导学生观看课本插图汉唐钱币和北宋的纸币拓片，归纳出纸币的出现对商业发展的影响。纸币的发行使用便利了商业活动的进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第四，两宋时水陆交通便利，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重新疏浚了大运河，疏浚后的大运河从杭州直达大都；开辟了海运，海运从长江口的刘家港出发，经黄海、渤海抵达直沽（天津）；元政府还在各地遍设驿站，横跨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也重新繁荣起来，这些都促使元代商业继续繁荣。元代的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华的国际商业大都会。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来到大都。城内各种集市三十多处，居民不下十万户。
（5）“明清时期”。教材首先介绍了政府对商人征收沉重的商税，并施行种种压制政策，相比于宋元，有明显的退步。这需要补充一定的资料，加以说明。明清时期，政府对民营商业，不断加征商税，对民营商业征税不仅税率高，税目繁多而且关卡林立。明清政府还继承了专卖专营的传统，限制了民营商业的经营范围，从而阻碍了工商业发展。
明清城镇商业依然呈现繁荣景象。棉花、茶叶、甘蔗、染料等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体现了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品化得到了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许多大城市和农村市场都很繁华。只有这样才能使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迅速。联系隋唐的柜坊和飞钱、宋朝的交子等内容，总结概括出商业继续繁荣的结论。
其次，随着商业的繁荣，商人的情况发生了新变化，明清时期出现了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建议教师利用课本插图“山西平遥市楼”，向学生介绍明代山西的商业繁荣情况。建议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对晋商进行补充讲解。
第二目 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市是货物交换的地方，开始时物物交换，货币产生后就成为买卖的场所，即市场，和城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进行物物交换的场所，与今天的农贸市场或农村集市很相近。这种市不具备城市的基本形态，《墨子·七患》说：“城者，所以自守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城是以防守为基本功能。城市则不然，它必须有集中的居民和固定的市场，二者缺一都不能称为城市。教材在第二目内容上主要提出两个思路，一是以北宋为分水岭，之前的中国古代城市政治、军事意义更大，经济意义居从属地位。北宋之后大城市的经济意义逐渐增大。二是北宋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市、镇、大城市为单位形成了中国古代商业三级市场体系，有力的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汉唐时期的城市特征是：1．绝大多数城市是因为属于各地政治中心而建设起来。地方上的中小城市也多因为是各地郡县治所而发展起来。2．这时期的城市，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消费意义大于生产意义，商业的繁荣远远超过了商品生产的水平。因为这一时期，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等消费人口。这时期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分开。白天定时开市、闭市。唐朝政府允许外商在境内自由贸易，胡商遍布各大都会。西市就有西域以及波斯、大食商人，“胡风”、“胡俗”流行。长安城的人口不下百万，这样庞大的人口对商品的需求，造成长安城商业的繁荣。尽管城市里有商业者，但一方面是绝对少数，另一方面城市商业在手工业作坊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只能以转运远地的奢侈品为主要的业务，以满足王公贵族对奢侈消费品的需求。农村集市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水陆交通要道附近，集市不断增多，有些还发展成重要的市镇。
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首先表现为市镇商业的繁荣。教材首先强调旧时日中为市的经营时间限制也被打破，早市、夜市昼夜相接，交易活动也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管，来对应教材前面提到的宋朝商业环境比较宽松的结论。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市分散在城中。注意“两宋商业突破传统商业时间、空间的限制，发展到新的水平”是本课的第二要旨。如何突破？应当结合教材的《清明上河图》局部，进行分析，并结合学生对《水浒》等文学作品的认识加以引导。
北宋市镇的发展；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北宋以前在唐代已经出现农村集市；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商店可以随处开设。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集，南方叫圩或赶场。草市的集、圩在交易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成了沟通乡村与城市的桥梁，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业性市镇在乡村和城郊地带的广泛兴起和发展，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草市多为小规模的乡村集市和商业点，承担着农村初级市场的功能；镇是规模相对较大的经济中心地，起着农村中心市场的作用。镇的设置始于南北朝时期。但在宋代以前，它是封建政权的军事据点。北宋建立后，镇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逐渐向农村经济中心地演变。在中国传统的区域经济网络中，镇居于市场层级的第二级。居于镇之上的区域中心市场是府、州、县城，镇宛若卫星城镇环绕周围，并通过府、州、县城将经济触角向外伸展。居于镇之下的则是圩、集、场、店等广大的农村初级市场，它们为市镇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养分和宽阔的市场空间。反过来，镇扮演着沟通城乡关系的重要角色。这种沟通上下级市场的角色定位，毫无疑问刺激了镇自身的经济发展，使原本开放的市镇更加开放，亦使得镇作为区域经济第二级中心市场的地位不可取代。到南宋时，各地镇市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征。镇既是农村中心市场，也是联结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主要纽带。而且，成为新兴的经济中心地。
全国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市镇。其中，汉口镇、佛山镇、朱仙镇、景德镇是最著名的四大商业名镇。前三个镇的历史定位，是充当商品流通的中转站，成为区域市场乃至全国大市场商品循环的枢纽。景德镇则是专业手工业镇，由于它地处昌江南岸，故始名昌南镇，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置镇，朝廷遣官监造瓷器充贡品，命瓷工书“景德”纪年于器，从此便改名为景德镇。中国以出产瓷器而有“瓷器之国”的誉称。作为我国瓷业中心的景德镇尤以盛产精瓷而驰名中外，向有“瓷都”之美名。
古代的长安、洛阳、开封、临安、大都等大城市，曾作为国家首都的大城市，往往具有政治中心、军事重镇、商业中心的多种功能，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最高形式，而且经济中心的地位愈来愈高。宋时的开封、南宋的临安都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既有繁华的商业街区，又有专业交易场所。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反映了开封城内商业的繁华景象。第二，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大运河的开凿、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也催生了一批批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尤其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使扬州、成都等一批南方城市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大都会，以至出现“扬一益二”的说法。实际上教材概括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两个趋势，即传统的政治性城市逐渐向多样化和商业化城市发展，表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二、隋唐以后一批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商业都市逐渐兴起，逐步增多，商业性和工业性逐步加强。如隋唐在长江流域还出现了以扬州和成都为中心的商业都市。这里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大运河的开凿、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等事件要注意引导学生，复习以前的历史知识，弄明白它们的影响。
总结古代城镇发展的特点：①对政治中心的依附性渐减，趋向生产性和商业性。②政府的限制逐渐放松，但“重农抑商”的政策没变。③政治和经济格局变更影响城市商业活动。
第三目 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中国的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教材列举了从西汉、唐朝、两宋、元朝等朝代对外贸易的发展繁荣的突出表现，同时突出了在对外贸易方面政府的作用。
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陆上丝绸之路开通，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再经过今天的新疆进入中亚和西亚。汉武帝之后，还开辟了与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等地交往的水上交通线，从事经常性的贸易往来，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两条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利于中外贸易的发展。
唐朝时，广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对外贸易的专门官署。两宋时，为增加财政收入，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中国同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至非洲的几十个国家进行贸易，海外贸易税收甚至成为南宋国库重要财源。元朝时，主要港口有泉州、广州和庆元（今宁波）。泉州是元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经常停泊着数百艘海船，大量货物在那里汇集和起运，被誉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至今屹立在泉州附近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海船进出港口的灯塔。
官府控制下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朝贡贸易即通过朝贡与赏赐完成交易，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朝贡贸易，往往“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目的不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而是政治上要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经济上求购各种异域珍宝特产，以满足统治者对奢侈品的需求。关于朝贡贸易的分析，
“海禁”与“闭关锁国”导致中国对外贸易的萎缩
提出闭关锁国政策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对外贸易渐趋萎缩。对此教师不宜过多展开，只须讲清明清对外贸易的具体表现即可。
明代的外贸分民间贸易和官方贸易，官方贸易一直没有中断，而民间贸易则经历了从明初实行“海禁”，禁止民间贸易到明朝中后期重开海禁，允许民间贸易的变化。“海禁”的实行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造成中国落后于世界。清代的外贸政策是严格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厉行禁海，迁界，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无许片帆入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为对付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是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直接原因，而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根本原因。此外，西方殖民者向东方殖民扩张是其客观原因。建议教师在简单讲清闭关锁国的原因后，强调清代一直实行这一政策。广东十三行（又称广州十三行），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清朝对外奉行“闭关锁国”贸易政策的产物，是当时中外贸易畸形发展的标志。创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清廷既要“严华夷之大防”，又要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于是广东官府便组织和指定一些商人专管广东对外进出口贸易。这就是广东十三行商人出现和行商制度创建的重要背景。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严格限制海外贸易，规定只许广州一地对外贸易，并且由特许的十三洋行进行。从此中外贸易逐渐萎缩了。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小农自然经济始终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在夹缝中艰难发展。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大门。甲午战争后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初步的发展，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到一战时期，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的发展，但程度有限，小农经济在中国经济中仍占主体。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以特殊商品鸦片为敲门砖，以大炮为后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古老的封建商业，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商业。外国列强发动了数以百计的侵略战争，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谋利之场”。他们以鸦片来补偿对华贸易差额，掠夺中国的白银；以大炮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通商基地，攫取通商特权，遍设商业网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豢养、培植了一批买办。通过买办与官府勾结，从中国
通商都邑直至穷乡僻壤，形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外国资本主义操纵价格，控制中国的棉纱、棉布市场；以洋货排挤土货；以机制商品打击中国手工业产品，促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并且，压迫、排挤中国民族商业资本，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民族商业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求生存，从进货、销货等一系列经营管理积累了不少经验。在振兴民族商业发展中，中国人民也多次以抵制洋货的方式，促进民族经济，反对外来侵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曾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视窗。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83年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1985年2月，增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为经济开放区。
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改革和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人们的共识。
现在我们正处于2008年,需要庆祝的不只是奥运会,还有到来的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
08不只是有奥运会是大事件，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也是一件大事件~
从我国建国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从建国初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段时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1999年，这个阶段是我国重点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从1999年到现在，国家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发展中部地区”等战略措施，这个阶段是我们各地区协调发展的时期。

急！急！中国商业票据市场的发展历程

从市场成长的过程看，中国中国票据业务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年。1982年，中国人民银行推行“三票一卡”，倡导商业银行发展票据业务。当年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率先办理票据承兑、贴现业务，人行开始试办再贴现业务。由于商业银行管理操作没有经验，票据市场上违规现象、假票问题严重，1988年各商业银行基本停办票据业务。?第二阶段：年。1994年下半年，针对当时一些重点行业的企业货款拖欠、资金周转困难和部分农副产品调销不畅的状况，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在“五行业、四品种”（煤炭、电力、冶金、化工、铁道和棉花、生猪、食糖、烟叶）推广使用商业汇票，开办票据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商业票据业务再次发展，在几个有限城市形成小规模票据市场。1996年《票据法》颁行，为票据市场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第三阶段：1998年以来至今。1998年以来，人民银行不断改进宏观调控方式，为支持中小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发展，促进货币市场成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票据市场发展。改革贴现率、再贴现率确定方式，将再贴现率和再贷款利率定价方式分开，再贴现率成为独立的利率指标。商业银行可以在再贴现率的基础上自主确定贴现率，但不能高于同档次的贷款利率，同时取消了再贴现行业比例限制。为推动票据市场的发展，调控票据市场的交易与其他货币市场的交易，1999年6月中央银行将再贴现率下调至2.16%。中国票据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票据市场发展状况1998年以来，在中央银行的推动下，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主的商业票据业务发展较快。一是票据业务量稳定增长。年，年度票据签发量由640亿元增加到3.4万亿元，年均增幅约50%；金融机构年度票据累计贴现额由470亿元增加到4.5万亿元，年均增幅约70%。2004年全国票据贴现余额为1.02万亿元，占短期贷款余额的12%，签发和贴现商业票据已经成为企业非常重要的融资渠道。二是以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区域性票据市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武汉、郑州、天津、沈阳和大连等十个中心城市的票据签发、贴现占全国1/3以上。三是部分商业银行在内部设立票据专营机构，如工商银行在上海成立了票据营业部，并先后在北京、天津、西安、沈阳、郑州、重庆设立了票据分部。票据专营机构设立以后，带动了票据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四是中国票据网建立，票据市场参与者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进行交易咨询和沟通。1998年以来中国票据市场的发展情况见表12-8。2004年，票据市场上累计签发商业汇票3.4万亿元，同比增长22%；累计票据贴现4.5万亿元、再贴现223.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和下降79%。2004年末，已签发的未到期商业汇票余额为1.5万亿元，同比增长17%；票据贴现、再贴现余额分别为1万亿元和3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和下降96%。2004年票据业务发展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票据业务发展有效缓解了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局面。全年企业签发的商业汇票未到期余额1.5万亿元，比2003年增加2180亿元，约为全部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1/10；票据贴现余额1.02万亿元，比2003年增加2143亿元，约占全部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9%。二是贴现余额逐月下降，金融机构对中央银行资金依赖明显减少。三是银行承兑汇票仍是票据市场的最主要工具。全年银行承兑汇票累计签发量、当月签发量、未到期余额均占商业汇票总额的97%以上。四是相对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小金融机构票据交易较为活跃。全年中小金融机构的银行承兑汇票累计发生额约占全部银行承兑汇票累计发生总额的66%，比2003年增加7个百分点；其票据贴现累计发生额占全部票据贴现累计发生总额的52%，比2003年增加8个百分点

唐朝工商业的发展历程是什么

因为隋朝的苛政和隋末战争对国家的破坏,经济衰败工商疲敝.唐朝初期,为了休养生息增加人口恢复国力首先是重视农业..在农业生产恢复后工商业才逐步增加,基于国家对突厥侵犯的战备各式的军需和国家战备物资的订购和采购大大的刺激了金属!皮革!畜牧和各种材质制作作坊的产量和扩大规模.鉴于对北方作战的胜利和对西域开发,工商业跟随军队的驻扎和有工商能力的官兵而增加内地与边疆的经济交流.....其中怛罗斯一战对大食的影响也很大。大食取得了中亚诸国后，重征赋税，经济实力大为增长，为其继续扩张打下了基础。同时被俘的唐军中有造纸工匠，造纸术也从此传入西方。军事实力的增长军事器械用具的优化对于证明作坊的生产能力强大工艺考究质量优秀有极大的帮助. ..实例就是锁子甲和唐刀.

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1)作者：成思危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和讯读书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尽管银行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经营钱币兑换业的巴比伦寺庙，但一般认为近代银行出现于1580年意大利的威尼斯，现代银行始于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我国明朝末年出现了类似银行的钱庄和票号。鸦片战争后，一些外商银行纷纷进入我国开展金融业务，并凭借其特权攫取了巨额的利润。我国境内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英国人设立的丽如银行，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作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开始营业。
20世纪30年代，统治旧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主体，包括省、市、县银行及官商合办银行在内的金融体系。此外还有一批民族资本家兴办的私营银行及钱庄，其中约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但多半规模不大且投机性强，在经济运行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开始发行人民币。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迁入北平。新中国成立前后，根据1948年4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对官僚资本银行进行了接管，并分不同情况进行停业清理或改组为专业银行;将官商合办的4家银行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对私营银行则进行整顿和改造;还取消了在华外商银行的一切特权，并禁止外国货币在国内流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银行体系，即银行不划分专业系统，各个银行都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中国人民 银行成为既办理存款、贷款和汇兑业务的商业银行，又担负着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中央银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银行的独立性日渐消失，1969年9月甚至将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成为财政部所属的二级机构，使其基本上沦为政府的“大钱库”和“出纳员”。不少领导人不懂银行工作的重要性，把银行当作一个办理收收付付的‘大钱库'，需要钱的时候才想到银行，有的甚至把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混同起来，靠行政手段办事，做了许多违反经济规律的事。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结束，我国的银行体系也开始恢复和重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使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的银行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1977年至今，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体系重建阶段（1977—1986年）
尽管在197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恢复了其独立的部级单位的地位，但其所担负的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双重职能并未改变。从1979年初开始，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相继恢复了主管农村金融业务的中国农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了主管外贸信贷和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从财政部中分设出了主管长期投资和贷款业务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81 年底又成立了负责接受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及其他资金转贷给国内企业的中国投资银行。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文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接办中国人民银行原有的信贷和储蓄等商业银行业务。至此我国基本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四大国家专业银行为骨干所组成的银行体系。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了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银行体系迅速扩张。1985年人民银行出台了专业银行业务可以适当交叉和“银行可以选择企业、企业可以选择银行”的政策措施，鼓励四家专业银行之间开展适度竞争，从而打破了银行资金“统收统支”的“供给制”，四家专业银行还开始将其触角伸向农村，为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提供贷款。
扩大发展阶段（1987—1996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动力。1986年12月，邓小平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要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和1992年中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国银行业在改革中不断扩大发展。
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提出国家专业银行要进行企业化改革，实行商业化经营，但由于这些专业银行既从事政策性信贷业务，又从事商业性信贷业务，既难以办成真正的商业银 行，又不利于进行金融宏观调控。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政策性银行，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离”之后，在1994年内相继成立了专门办理政策性信贷业务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从而为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了商业银行的性质、地位及与其他金融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为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提高资产质量提供了法律保障。到1996年底，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有机构153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其他类型的银行也迅速发展。在交通银行于1986年7月重组成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全国性综合银行之后，相继成立了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 行、深圳发展银行、烟台住房储蓄银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南发展银行、民生银行等12家股份制银 行。到1996年底，这13家股份制银行共有机构3 1986年1月，在国务院主持下，邮电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以投资所有者和业务监管者的身份，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办邮政储蓄的协议》，决定在北京、天津等12个城市试办邮政储蓄业务。1986年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将邮政储蓄业务法定为邮政企业的业务之一，从而使邮政储蓄遍布全国，形成了一个“准银行”系统。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16个城市进行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试点。同年2月，中国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深圳城市商业银行成立，到1996年底共有18家城市合作银行开业。
深化改革阶段（1997—2002年）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和发展，到1996年底，我国已形成了一个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骨干的庞大的商业银行体系，在支持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计划 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陈旧观念和历史包袱一时难以化解，再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的制度缺陷，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1997年年中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业敲响了警钟，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问题受到关注。当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问题在于:
一是信贷资金的融通仍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特别是在对国有企业实行“拨改贷”之后，将原来由财政向国有企业补贴转为银行给国有企业贷款，国有企业在财政性明补逐渐减少的同时，从国有银行贷款的渠道获得越来越多的暗补，1985年国有企业获得的全部补贴中，来自金融渠道的只占24.2%，1994年则占到了43.6%，由于不少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低，负债比例高，融资高度依赖银行，却又难以按期还本付息，给银行造成了大量不良贷款。 二是政府对银行运营的干涉较多。各级政府有时直接干预银行的经营管理，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逼迫银行将贷款用于困难企业安排下岗职工以及缴纳欠税，甚至弥补财政赤字。有些省 市政府甚至到年底时指令银行贷款给企业用于纳税，以实现财政收入的目标。
二是银行管理层从其利益最大化出发，具有规模偏好和费用偏好。一方面热衷于扩张机构、扩大规模，另一方面则热衷于增加银行自身的费用支出，特别是兴建豪华的办公楼、培训中心等，导致银行利润下降。据报道，1989—1998年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余额增长了11倍，但利润总额仅增长了26%，而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9倍。

三是银行的内部管理薄弱，缺乏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银行业务中借新还旧、借贷收息、随意办理展期、滚动签发承兑汇票等情况较为普遍。在非信贷资产中，存在着账面与实物不 符、故意乱用科目、借用科目等问题。在表外业务中，存在着违规办理票据签发和承兑、超额授权授信等现象。而银行内部管理薄弱，审计有效性不足、对有关责任人追究不力等因素， 更加增大了银行资产的风险。
尽管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商业银行的改革，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但是在2002年以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主要是在转变经营机制、健全管理制度、变更业务范围、调整营业网点等较浅的层次上，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也比较薄弱。
改革攻坚阶段（2003年至今）
经过15年长期艰苦的谈判，我国于2002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承诺加入后5年内，取消所有地域限制。逐步取消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设立分支机构和许可证发放进行限制的非审批性 措施。允许设立的非外资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汽车消费信贷业务，享受中资同类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外资银行可向中国居民个人提供汽车信贷业务。
在金融业开放及外资进入的威胁下，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
（1）竞争能力较差。由于历史包袱沉重，再加上制度上的缺陷，内部管理较为薄弱，金融创新不足等原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确实较差。根据笔者2001年对香港恒生银 行的调查，其成本仅占收入的24.4%，而国有银行通常高达90%左右;香港恒生银行人均税前盈利为157万港币，比国有银行高出十几倍;当时香港恒生银行的一年期存贷利率差为 1.7%～2.2%，而国有银行为3.6%。
（2）不良资产率高。按照“一逾两呆”口径，2002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5 980亿元，这一数字还不包括1999—2000年间一次性转移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人民币不良贷款。2003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4 40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5.19%;按五级分类口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19.74%，而国际上前10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仅为5%左右。按五级分类口径，2005年一季度末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共18 274.5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2.4%。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占全部不良贷款余额的比例高达86%，占其本身的贷款余额的比例也高达15%。
（3）资本充足率低。国家作为所有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停止了对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投入，一直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才于1998年8月通过发行2 700亿元的特别国债来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但并没有建立正常的资本金补充渠道。长期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未达到8%的监管要求。同时呆账准备金的提取存在着较大的缺口。2003年，国家允许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券增加附属资本，2003年底国务院决定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通过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用外汇储备向这两家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以补充其资本金。据报道，我国113家城市商业银行2004年底总体资本充足率仅为1.36%。
为了应对上述严峻的挑战，我国政府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推进商业银行的改革。从2003年开始，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不断向深层次发展，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制度（包括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向建立现代金融企业的方向迈进。
根据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于2003年4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行使原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的银行监督管理职权。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要“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健全金融调控机制，完善金融监管体制”。2003年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商业银行法〉的决定》，明确规定了银监会的职能，使其对银行业的监督有法可依，同时也对中国人民银行职能重新进行了定位，强化了其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正在加速进行，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等三家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准备整体上市;一些股份制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也在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也在逐渐加强。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需要明确目标、周密策划、区别对待、稳步推进。

一 、原始社会（约170万年前到约公元前21世纪）
约170万年前 元谋人生活在云南元谋一带
约70-20万年前 北京人生活在北京周口店一带
约1.8万年前 山顶洞人开始氏族公社的生活
约0.5-0.7万年前 河姆渡、半坡母系氏族公社
约0.4-0.5万年前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父系氏族公社
约4000多年前 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
二、 奴隶社会（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476年）
夏 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
公元前2070年 禹传予启，夏朝建立
公元前1600年 商汤灭夏，商朝建立
公元前1300年 商王盘庚迁都殷
西周 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
公元前1046年 周武王灭商，西周开始
公元前841年 国人暴动
公元前771年 犬戎攻入镐京，西周结束
春秋 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
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
三、 封建社会（公元前475年到公元1840年）
战国（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
公元前356年 商鞅开始变法
秦（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
公元前221年 秦统一，秦始皇确立郡县制，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
公元前209年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
公元前207年 巨鹿之战
公元前206年 刘邦攻入咸阳，秦亡
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 楚汉之争
西汉（公元前202年到公元8年）
公元前202年 西汉建立
公元前138年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公元8年 王莽夺取西汉政权，改国号新
东汉（25年到220年）
105年 蔡伦改进造纸术
132年 张衡发明地动仪
166年 大秦王安敦派使臣到中国
184年 张角领导黄巾起义
三国（220年到280年）
230年 吴派卫温等率军队到台湾
265年 西晋建立，魏亡
西晋（265年到316年）
316年 匈奴攻占长安，西晋结束
东晋（317年到420年）
南北朝（420年到589年）
494年年到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589年 隋统一南北方
605年 开始开通大运河
611年 隋末农民起义开始，山东长白山农民起义爆发
618年 唐朝建立，隋朝灭亡
五代（907年到960年）
907年 后梁建立，唐亡，五代开始
916年 阿保机建立契丹国
1005年 宋、辽澶渊之盟
1038年 元昊建立西夏
11世纪中期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
1069年 王安石开始变法
1115年 阿骨打建立金
1127年 金灭北宋，南宋开始
1140年 宋、金郾城大战
1206年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
1271年 忽必烈定国号元
1368年 明朝建立，元朝结束
16世纪中期 戚继光抗日倭
1553年 葡萄牙攫取澳门居住权
1616年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1628年 明末农民战争爆发
1636年 后金改国号为清
1644年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农民军攻占北京，明亡
1662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
1673年 三藩叛乱开始
1684年 清朝设置台湾府
1689年 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1771年 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
1839年 林则徐虎门销烟
1842年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19世纪四五十年代 中国无产阶级产生
1851年 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立
1858年 《爱珲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
19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
1860年 《北京条约》的签订
19世纪60到90年代 洋务运动
1864年 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95年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
19世纪90年代 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1900年 义和团运动高潮,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1年 《辛丑条约》签订
1905年 中国同盟会成立
1911年 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
1912年 中华民国建立
1915年 新文化运动、护国运动开始
1916年 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
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
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3年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5年 五卅惨案、五卅反帝运动爆发
1926年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南昌起义
1928年 井冈山会师
1931年 九·一八事变
1934年 红军长征开始
1937年 卢沟桥事变，日军南京大屠杀
1947年 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运动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1年 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 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
1953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195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1976年 四五运动，文化大革命结束
1992年 邓小平讲话，加快改革开放
2008年 成功举办奥运

中国是不是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想要学习西方走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清王朝到最后第还是封建实力所以没有想过要走资本主义，即便是维新变法也没有涉及到根本的制度变化。但是中国有些开明地主和留学生什么的就早在明末清初就有了资本主义的思想。 另外中国历史中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由封建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民国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

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中国商业的有利影响

热点一：通路多样化促成全网销售
电子商务吸引了传统企业及各类互联网企业加入其中，日渐形成全网销售态势。同时终端多样化使得越来越多的用户能够接入网络购物，网购的用户渗透率将不断提高，网购将成为消费者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体多样化，网购呈现全网营销。目前，门户(新浪商城)、搜索引擎(百度有啊、谷歌购物搜索)、社区(天涯社区购物街、人人爱购)、视频(优酷与淘宝网合作、激动网购物频道)等高流量媒体均以不同形式介入电子商务运营，形成全网营销局势。网络购物不断渗入互联网上的各项服务。
渠道多元化，零售模式不断创新。苏宁、国美、中粮、百丽、李宁等传统企业开始涉水线上，搭建线上+线下的综合性的销售渠道。淘宝也开始向线下渗透，联手浙江日报集团推出刊物《淘宝天下》，授权建立淘1站，并与湖南卫视快乐购合作，力推电视版淘宝网，建立互联网、电视、实体店的全网销售渠道。
终端多样化，网络购物的入口增多。销售渠道的融合，使得用户可以通过多个入口介入网络购物。除了传统的互联网，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电视、电子书等进入购物网站下单购物。目前，淘宝、当当、卓越均以推出手机版网站，华数集团、TCL、康佳等均在力推IPTV，实现电视端介入互联网购物。
热点二：细分垂直化孕育无限商机
互联网专家马滔认为，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整体处于成长期，考虑到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及城市-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细分行业领域尚存在很多的市场机会。据了解，PT37智能型电子商务信息化平台的出现能够实现产业链资源整合，就是将实体的产业链资源与网上的虚拟产业链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形成现实中的商业社会平台、网上虚实的商业社会平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网上网下三方相结合的现代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究竟“PT37”能否成为深圳电子商务的一匹黑马，打破长三角与北京地区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大家仍在拭目以待。
行业细分：艾瑞观察发现，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上商品品类不断增多，涉及居民生活的衣、食、住、行、娱各个方面，具体商品种类包括图书、服装、化妆品、手机、食品、珠宝等。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交易商品正从标准化程度高向非标准化个性化发展。
用户细分：随着互联网渗透率的提升，网络购物也逐步渗入各类人群。目前，国内电子商务企业多数针对20-30岁的白领人群。电子商务市场的新加入者多从特定人群的需求开始运作。乐买网专门针对母婴人群调整商品;也买酒专门服务中产阶层，出售进口葡萄酒;波奇网围绕宠物开展电子商务。艾瑞分析认为，针对特定人群、特定需求的细分市场尚未饱和。
区域细分：中国广阔的领土及丰富的文化，使得不同区域的消费者，文化习俗、消费偏好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加之，目前中国网购市场交易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中国电子商务二三线城市及中西部的区域市场上前景广阔。
热点三：综合全面化构建生态系统
电子商务的发展带动了电子商务配套服务业的发展;同时电子商务配套服务业的发展也将为电子商务的新进入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遇。
领军电商企业搭建综合的生态系统。淘宝推出“大淘宝计划”，吸纳一批系统提供商、物流配送商、市场咨询商、客服服务商等企业作为合作伙伴，服务入驻淘宝的电商企业，同时开设淘宝应用商店，为各类电子商务应用服务的发展提供平台。京东商城融资自建仓储中心和物流配送队伍。特别是PT37智能型电子商务信息化平台“4S+1”整合”模式(SNS、SAAS、SOA、SIR + 电子政府)突破了传统的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对传统企业的发展、运营及赢利有很大改观，为电子商务发展开创了新的领域。
中小独立电商出现带动相关配套服务企业发展。诸多中小独立电商的涌现，蕴含对配套服务的庞大需求。电子商务发展带动将带动系统服务、物流仓储、客服、代运营等专业服务企业的发展。
热点四：新技术应用引发电商变革
移动互联网及物联网技术将应用电子商务企业运营的诸多环节，这对提升企业的运行效率、改善用户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为电子商务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赶超机会。
信息流：3G技术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能提高用户手机上网速度，丰富产品展现形式，改善用户体验;同时移动定位服务(LBS)能够帮助商家结合用户所处位置，实现相关促销信息的主动推送，提升营销推广的准确度。
资金流：手机支付的发展，使得小额支付更易实现，水电煤气缴费及小额商品买卖等便民商务更为便捷;电信运营商介入移动支付，将对电商现行的资金结算方式形成一定的影响。
走秀网副总裁张定华表示，RFID等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能够实现配送车辆位置及配送商品状态的实时跟踪，提高企业间交易效率、降低仓储成本、优化库存;同时满足消费者实时获取商品配送信息，提升用户的满意度。

从唐宋到明清，中国商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商业产生之后不断发展,到宋元时期空前繁荣2〉国内和对外贸易全面繁荣3〉官府控制下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4〉形成了地域性的商人群体5〉政府对商业的控制逐渐减少6〉我国统治者在外贸易中,实行较为开放政府,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渐渐萎缩

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前景

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就像是20-30年前的美国一样，发展空间的相当可观，

金融行业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经济发展绝对离不开金融行业的有力支持，所以前景乐观。

具体还要看国家调控对商业银行的限制，因素很多的！

中国商业的未来发展状况与趋势

，趋势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
人民币难成自由兑换货币，稳健升值是大势所趋
未来10年，将是人民币加快走向国际化的10年。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将超过10%，在国际储备和外汇交易中的比重甚至将高达15%。到2020年，在美元没有出现崩溃性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在4.2：1左右，年均升值约4.5%。
今后10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更多地受到我国经济和外贸持续较快增长的推动，人民币加快国际化将推动我国利率汇率改革、资本市场扩展、货币监管调控水平提高。
相对于我国经济规模和外贸占全球总量的比例，目前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已明显滞后，但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一直受制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金融监管水平。本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和现有主要国际货币尤其是美元的冲击，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预计今后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8%，至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达到75.7万亿元左右，按目前汇率计算，大约相当于11万亿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届时我国经济规模可能接近美国水平，超过日本一倍，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20%。
贸易方面，我国进出口也将年均增长8%，仍将快于全球5%的平均增速。由此，我国外贸总额至2020年将达到6.4万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占届时全球贸易总额的13%。并且我国外贸将由顺差转为逆差。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例将大致与我国外贸占全球贸易的比例相当，而人民币在储备资产中的比例或许更高。
人民币国际化的羁绊依然存在。首先，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贸易和投资的双顺差阻碍了人民币的输出，而这是本币国际化的首要条件。即使外贸和投资全部以人民币结算，出口和投资双顺差也将吸干通过进口支付和对外投资流出的人民币，造成境外人民币流通的短缺，或只能以大幅增加外汇储备来支持人民币国际流通量的需要，即以美元等外汇的流入换取人民币的输出。
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还将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拓展，为境外人民币持有者提供较充分的可供投资的“资产池”。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也将更加市场化，使得持有人民币的风险降低。资本项下的资金进出管制将放松，以满足人民币资产投资者对投资安全性和盈利性的流动性要求。
这些趋势都将推动我国货币金融调控手段的完善。
10年之内，人民币依然难以成为自由兑换货币。但人民币稳健升值则是大势所趋。预计至2020年对美元将累计升值60%以上，先慢后快，年均升值约4.5%。
2，趋势之二：新能源助中国成汽车强国
在中低端汽车市场上将孕育出一批世界知名大众品牌
到2020年，我国汽车保有量仍将较大落后于美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将不及世界平均水平。
汽车市场高速成长带来的能源和环保压力将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很可能成为我国汽车工业缩小与汽车强国之间差距的一个契机。
过去10年，我国汽车生产和市场以超过GDP增速近一倍的高速度成长，私人消费成为推动我国汽车市场快速增长最大的动力。10年之后，汽车在我国城市的普及程度将像今天的彩电一样，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城市家庭拥有两部或多部汽车将非常普遍，汽车也将大规模地进入农村地区，一些即可用作代步工具又可作为生产资料的车型，如轻卡、皮卡和越野车等，将在农村开拓出广阔的市场。
中国新车消费市场规模超过美国的时间可能比想象的要快，这一天将在2015年来临。2020年，我国汽车年产量将超过2000万辆，比今年翻一番。届时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到至少1.85亿辆，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
高速成长的中国汽车市场将给能源和环保带来巨大的压力，迫使中国将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步伐，同时继续提高传统汽车的节能减排技术。技术进步将促使中国汽车工业缩小同世界汽车强国的差距。
如果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方面坚持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我国很有可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率先突破，实现我国汽车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202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拥有各类新能源汽车最多的国家之一。
2020年，我国汽车出口占整个国内生产的比例将会由去年的7.3%提高到20%左右。伴随着汽车的大量出口，中国将在中低端汽车市场上孕育出一批世界知名的大众品牌。
10年前，中国有110家整车生产企业，一汽、二汽和上汽三大汽车集团的产量占整个国内产量的44%。2008年，国内整车生产企业数虽然降到82家，但三大集团的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比例只提高不到五个百分点，为48.7%。未来10年，三大集团在国内的地位有可能面临其他企业后来居上的挑战。
3，趋势之三：能源消费居世界第一
国内能源产出与需求间差距拉大，能源进口占总消费比例进一步提高
未来1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但人均能源消费量仍只有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一半，不到美国的1/3，相当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我国国内能源产出与需求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能源进口占总消费的比例将从目前3%提高到2020年的20%。
我国能源政策将面临巨大压力，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呼声将逐渐高涨。国内民众环保意识也将明显加强。两者将共同推进我国能源结构向清洁化转变，经济结构向低碳化转变。
近年，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力度加大，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自2004年的1.6逐渐回落，2008年降至0.44，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极其罕见。如果这一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超低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够维持，今后10年我国GDP平均增长8%的情况下，能源消费将年均增长约4%，至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45亿吨标准煤，相当于32亿桶原油，接近美、英、法、德、意的总和。
国内能源的增产将无法满足需求的增长，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预计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近20%需要通过进口满足。预计2020年，我国能源净进口将超过八亿吨标煤，相当于5.6亿桶油当量，约占全球能源出口总量的1/5。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将快速推高能源价格。以石油为例，10年后原油价格将冲上200美元/桶(2008年不变价)，至少牢牢站稳在150美元/桶以上。煤炭、天然气、液化气以及铀的实际价格比今天翻番也基本没有悬念。
能源消费增长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正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今后10年全球气候和环境问题将超过恐怖主义成为头号国际议题。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0年至2008年，全球能源年消费增加约20亿桶油当量，其中我国消费增量占一半以上。
大力发展水电、核电、风电乃至太阳能等非碳基能源，并大力发展和推广硫回收、碳捕集等清洁能源技术，是我国走出能源困境的唯一出路。预计到2020年，煤炭占我国能源消费比例将从目前的70%下降到60%以下，相对清洁高效的油气比例将从23%提高到近27%，非碳基能源比例将从7%提高到15%甚至更多。
4，趋势之四：银行走向“金融百货公司”
银行杠杆化产品将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实体经济投资产生积极影响
未来10年，我国商业银行将从传统以“融资中介”为核心向以“财富管理”为核心转变，零售业务将成为未来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目前对银行利润贡献最大的对公业务占比将明显下降。
未来银行将减少对靠存款筹集资金的依赖，金融创新带来的高杠杆化金融衍生品将大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传统银行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将逐渐让位于中间业务的盈利模式。
未来银行对客户的意义不再是“存钱罐”和“贷款批发商”，而是以银行业务为核心，辐射保险、证券、基金、产权经营等多个领域的“金融百货公司”。对客户的财富资产管理将是银行最核心的业务。
未来银行在代客理财时，投资领域将从股票、债券、基金等传统领域扩展到结构性衍生品、商品乃至艺术品。
银行将不再以柜台服务为主，目前在银行网点供客户缴费、存取款、查询的金融终端有望“飞入寻常百姓家”，网上银行将完成过去只能在银行网点办理的各种业务。作为银行为客户推出的最便捷的支付工具，银行卡在功能和外型上将有大的飞跃。
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逐渐向银行渗透，出于追求规模经济和分散风险的考虑，大银行不得不采取兼并、收购等手段，扩大自身规模，以提高竞争力，由此将催生一批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
作为金融加速器，银行杠杆化产品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实体经济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同时，银行消费信贷推动消费者杠杆化率提高，对扩内需、调结构的经济转型战略发挥积极作用。
5，趋势之五：由纺织大国迈向纺织强国
创新将促使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未来10年，中国将由纺织工业大国跃变为强国。在纺织服装市场整体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家用尤其是产业用纺织品市场的扩展将尤为引人注目。就纤维消费总量而言，服装、家用和产业用纺织品将“三分天下”。
作为时代变迁的重要符号，服装以非文本的方式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未来10年服装更加多元化是不容置疑的趋势，休闲生活理念将更广泛更深入地渗入服装消费，人们更加追求通过服装显示自己的文化层次和品位。
我国服装市场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回顾改革开放30年，我国服装企业数从仅约两万家增加到近30万家，从业人员从不到百万增加到超过400万，服装产量从不到20亿件增加到超过200亿件，服装出口从约10亿美元发展到超过1000亿美元，我国成衣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份额超过三成。目前我国城镇人均衣着支出超过1000元，是农村居民的五倍以上。未来城乡服装消费市场都将呈现巨大的发展空间。
相对于服装，家用和产业用纺织品市场空间更为广阔。目前我国服装、家用、产业用纺织品消费纤维的比重为53：33：14，与本世纪初的68：22：10相比，服装占比明显下降，预计10年后，这一比例将演化为40：35：25，类似于当今欧美国家“三分天下”的格局。
未来10年，我国纺织工业的增长点及对社会的贡献将主要体现在产业用纺织品上。产业用纺织品市场规模将急剧扩张，覆盖交通、铁路、水利、机械、医药卫生、军工等领域。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也将充分释放装饰用纺织品、床上用品等家用纺织品市场需求。
未来10年，纺织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实现本世纪头20年发展目标的进程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纺织工业产业规模将保持增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产业结构得以优化提升。预计到2020年，我国纤维加工总量将突破4000万吨，保持在全球总加工量中40%的比重。
6，趋势之六：文化创意产业迅速崛起
潜力最大的是文化与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深层次结合
未来10年，文化创意与传统产业将快速融合，形成一种新兴的经济发展范式———文化创意经济。文化和创意元素的融入将提升传统产业，而传统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也将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互联网等数字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将极大地激发全民创意，并将加速创意的商业化实现。今后10年大量文化创意企业将层出不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数个综合性旗舰企业。2020年，这些企业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将从目前的3%提高到约7%。
今后10年将是我国文化消费高度繁荣的10年。传统文化产业在自身升级发展的同时，将加速向其他产业的渗透。文化和创意将大规模地作用于旅游业、制造业甚至农业等其他产业，全面催生以传统文化产业为基础的文化创意经济，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未来10年，扩大内需和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政策，将为文化创意经济的发展添加新的催化剂。潜力最大的还是文化与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深层次结合。
高新技术将是文化创意经济的加速器。数字传播技术传入千家万户，使个人随时随地参与和发表创作成为可能，数以亿计的网民是一笔非常巨大的创意资源。
个人化属性强烈的数字传播技术还将催生无数中小文化创意个人和企业。目前，我国已有约32万家注册登记的文化企业，从中将会崛起一批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跨地区的文化多媒体集团，其中将会产生三到五家跨国界的超大型旗舰集团。
中小文化创意企业将在专业化、精细化的细分市场各领风骚，但大量零散的创意人才和企业趋向于按领域、流派、功能在一定的区域集聚。这些文化创意集聚区也将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
7，趋势之七：网络生活进入物联网阶段
“物联网”将引领电子消费进入一个更便捷、人性化、智能化的新时代
最近"物联网"这三个字开始迅速走红。也是，每天一堆所谓的"物联概念"往涨停板上封，想不红也不行。
未来10年，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等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将加速相互融合，我国消费电子产业融合创新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物联网将在消费电子产品中广泛应用，引领电子消费进入一个更便捷、人性化、智能化的新时代。
消费类数码产品设计将呈现出更加便携化、个性化的趋势。小型化、超薄化并具有时尚、轻巧、简单易用特性的数码产品将成为消费的主流。绿色技术成为消费类电子产业首要关注的焦点，节能、环保、健康的产品设计理念，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的主要发展趋势。
未来10年，高科技结合人性化、个性化将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技术追求和研发哲学。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催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应用不断涌现，消费电子产业的边界将日益模糊，产品门类五花八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大屏幕、可上网液晶电视、大容量快速存储技术、高清晰数码影像产品、高度集成的信息终端等产品将实现结构的不断创新和彼此无缝连接，在工艺设计领域趋于实现人与信息的充分完美结合。
数字家庭将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未来的强劲增长点。信息技术的家庭应用实现了家电产品高度的数字化和联网化。
数字娱乐产品设计更注重个性和时尚，更强调用户的情感体验和用户界面的设计，追求让用户在使用中得到乐趣甚至是惊喜。工业设计由产品设计转向与商业模式相结合，由硬件设计为主转向软硬件设计融合。超薄产品进入普及时代，无数新产品将以更轻、更小的面貌呈现。
健康消费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创新的主流之一。消费者对消费类电子产品特别是家电产品的关注点已从价格向产品、技术、品质和使用成本转移，尤其对节能降耗的关注度普遍提升。
未来10年，“物联网”这个高科技名词将由概念逐步走向大规模应用，掀起世界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它通过感应器把新一代IT技术充分运用在各行各业之中，形成普遍连接的互联网络，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神奇整合。借助“物联网”，人类能够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全新的网络新体验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8，趋势之八：粮食长期处于紧平衡
良种推广、化肥应用和提高机械化水平仍然是粮食增产的有效手段
未来10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膳食结构改善，将对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粮食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人口总量增加。到2020年，我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4.1亿左右，粮食工业和出口需求在政策调控下有望保持相对稳定，粮食需求的增长将在10%左右，需求刚性较强。
国家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对保障粮食供应至关重要，而科技进步对粮食单产的贡献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10年我国粮食增产将超过10%。但长远来看，粮食生产受资源、气候、技术、市场等因素影响，大幅增产的难度加大，我国粮食中长期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未来10年应着眼于粮食安全的国际视角，树立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粮食安全观；着眼于我国丰富的食物资源，树立以谷物为中心、粮食为重点的综合化食物安全观，最终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当前，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水平。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等，我国粮食总播种面积呈下降趋势，但随着科技进步、农业投入加大等因素影响，我国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却不断上升。2008年我国粮食单产提高对总产提高的贡献率达到81%。预计到2020年粮食单产年均增长1.13%。根据粮食安全战略目标规划，到2020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将稳定在15.5至16亿亩，粮食产量将达到5.7至5.9亿吨。若此期间，粮食单产能保持年均增长1.70%以上的较高水平，到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将突破六亿吨关口，达到6.1至6.3亿吨，步入一个新台阶。
良种推广、化肥应用和提高机械化水平仍然是粮食增产的有效手段。良种将是提高粮食单产的首要因素，预计未来10年，小麦、玉米、水稻良种覆盖率将接近100%，大豆将提高到95%以上，良种因素可使粮食单产提高10%左右；化肥利用率将会不断提高，预计未来10年，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在10%左右；农业机械化可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和提高粮食单产，预计到2020年，我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将达到70%，实现主要作物关键环节生产机械化。
生态农业和转基因技术对未来10年我国粮食生产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生态农业作为一种可持续和环保的发展模式，是一个长期趋势，短期内还不会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导模式；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争议也难以很快得出明确结论，因此主粮大规模转基因商业化种植仍将受到严格限制。
要保障未来10年我国的粮食安全，必须做到“四个确保”：确保粮食总产量持续稳步上升，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突破5.5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实现400公斤；确保我国大宗谷物基本自给，大米、小麦和玉米的自给率保持在90%—95%，大豆自给率力争恢复到55%—60%，豆类、荞麦、谷子等小杂粮扩大出口；确保国家粮食储备规模保持在相当于当年粮食消费总量的25%—30%的水平上，小麦和稻谷的储备量分别保持在50%和25%左右；确保形成建全和完善的现代粮食物流系统。
9，趋势之九：资本市场趋于国际化
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提升我国在全球资本市场的份额和地位
未来10年，中国资本市场将进一步向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基本完成从“新兴加转轨”向成熟市场的过渡，初步形成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
我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将大为拓展，股票、债券、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全面发展，市场层次更为丰富，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发展、提升，成为与中国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在全球资本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际化的资本市场。
未来10年，上海将跻身于国际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市场种类比较完备的金融中心，形成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OTC衍生品、产权交易等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创业板主战场在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将给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中小企业注入生机。
2020年，沪深市场市值将达到80—100万亿元人民币，比目前翻两番，上市公司数量有望从目前的1638家增加到5000家。机构投资者快速发展，其中共同基金、信托基金、企业年金、保险基金和社保资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的份额将占到90%左右。
届时债券市场规模将超过股票市场，可能会是股票市场规模的2至4倍，债券融资占国内金融机构部门融资的比重将从目前的10.8%提高到35%以上。
更多的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将陆续推出，能源、金属、农粮畜牧产品等期货品种日趋完善。金融衍生品，如股指期货、利率期货、债券期货和外汇期货也相继推出。
在我国资本市场广度和深度扩展的同时，其市场化改革到2020年也将基本完成。
市场各主体分工更加明确。一是市场在产品、交易工具、募集方式以及监管要求上，将具有可供投资者选择的多个层次。二是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能将从目前代替市场对发行人和投资者作实质性判断和审批，转变为完善各市场的监管规则并监督市场参与者执行。三是投资者可视其需要自主选择参与哪个金融市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监管部门决定其参与哪个市场以及如何参与。
未来10年，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将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两年之内，外国企业很可能有望获准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预计到2020年，上交所上市的境外公司比率将达15%左右，约为1000家左右，其中世界500强至少有50家；B股市场将有可能与A股合并；同时更多优秀的外国企业可以在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
随着资本流动限制的逐渐放松和外汇管制的不断改革，资金雄厚的机构投资者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投资机会。预计到2020年，境外的机构投资者会成为上海、深圳等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中国大陆资本市场掌管投资资金将超过2000亿美元。
外国投资者将成为国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国债将成为外国央行外汇储备资产的一部分，我国的企业债也将成为大型金融机构全球资产组合的组成部分。其次，人民币“外国债券”，即国外政府、企业在中国大陆发行以人民币为面值的债券，市场规模将越来越大。第三，到2020年在海外还将出现相当规模的人民币“欧洲债券”市场，我们认为中国香港最有可能成为人民币“欧洲债券”的主要市场，上海也将为人民币“欧洲债券”交易提供离岸市场服务。
10，趋势之十：城镇化率将接近六成
户籍制度将逐步开放，中小城市将成为吸纳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
未来1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到八亿，城镇化率将接近60%。与发达国家普遍的80%的城镇化率仍有很大差距。
户籍制度将逐步开放，尤其在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将成为吸纳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
计划生育政策将长期实行，因此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城镇人口增加与过去20多年一样，将主要来自农村人口的转移。
按户籍计算，我国目前城镇人口不到五亿，比常住人口少一亿多。这一亿多城镇常住人口属于“不完全迁移”，其特点是单身、短期流动，人在城市工作，其家庭、消费、权利行使和保障都在农村地区进行。这部分“不完全迁移”人员今后若得不到制度设计的保障，将成为中国社会重大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现有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相关的配套公共服务的完善是大势所趋。预计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将加快，进一步清除农村进城务工劳动力在城市落户的体制和制度障碍。由此，今后10年我国实际城镇化率将从目前的约37%提高到42%以上。
但现有的户籍制度不可能完全取消，否则我国将出现其他不少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城市大规模贫民窟的现象。
由于户籍制度在大城市放开的阻力较大，而且如果就业环境允许，农民更愿意选择离家较近的城市实现永久性迁移。预计今后更多的资源将向中小城市分配，扩大其就业容纳能力，改善其生活环境，加强其公共服务水平，使这些城市的户籍制度有条件向进城务工人员彻底放开。
城市化进程将推动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的加速增加，非农务工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例目前约为40%，预计未来10年将提高到50%。考虑到相当一部分转移劳动力已经实现“完全迁移”，其收入增长将划归城市部分，因此原有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将比统计中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