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前，我就算着，西安的多少个城中村都飞走咧？
北池头，仁义堡，刁家村，瓦胡同，李家村，永宁村，贾十字，翁家堡，萧家村，马旗寨，张家堡，韩森寨，长乐坡，三府湾，木塔寨，高家堡，沈家桥，西滩村等等等等可是我一查地图，名字基本还在，只是村子早就不是了村了，变成了马路，变成了高楼，变成了工厂，变成了小区，变成了公园。
那时候我就想，这些村子的魂还在么？没有了原先的村民的集中的地儿，没有了做梦时侯经常玩耍的老屋，没有了谝闲传的老碗会，没有了端着饭碗串门子的农村味道，没有了过庙会烧香叩头，没有了一块儿进祠堂叩拜祭祖，没有了闹个社火过个事的热闹，这还像是村子么？不像村子？像城市？模样差不多，可是跟城市的调儿好像难以融洽。
最早没有城中村一说，起码四十年前没有。
改开以前的城市跟农村是分得清的，城市就是城市，啥都好像是国家的，包括了人也是公家的。那会的农村人多么的羡慕城市人，一说他们，口气都不一样，“嗯，公家人！吃商品粮的”。而农村人就专门是种地的，那会城边边的村子，远处的乡下人叫“郊区”人，大约种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什么蔬菜水果啥，专门用来供养城里人。
那会的城市除城中心外，小块的城区工厂事企业单位学校医院啥的也都东一块西一块的坐落在郊区。后来这些城边边的城市小块块慢慢膨胀，一点点的把周边的农村绿地吞进肚子里。而中心的城市又慢慢地扩张，吃掉边缘的一块块的绿地。
城郊的一个个村子，就乖乖的飞到了水泥钢筋的树林里，变成城市灰扑扑的钢筋水泥树林，依旧没发生变化的村子，有了一个跟城市不搭调的新名字——城中村。
农村的最早的一群不安分“鸟儿”飞往城市时候，他们是做小生意的，是走街串巷给城市大户人家跑腿的，是给城市富商巨豪们站柜台当伙计的，是背木炭卖柴火的，是给城市市民打短工的；或者他们是进城看病的，是要到外省谋生，必须的要在这城市里歇息的；或者还有到他乡去求学的……
反正从乡下来，进得了城市，一下子难以融合进城市，也不好意思跟城里人一下子挨得太近，怎么办？就找这个城市不像城市、还有点乡村味道的城边边的村子。
西安的边边，还真有这样的村子的，南郊这一块的仁义村、北池头村都是历史悠久的住店村。
很早的时候，这两个村子的原著的村民，都是大着胆子，敢到西安火车站汽车站叫人拉客的。老辈人印象中的那俩村子的人能吃苦，半夜十二点了还在火车站汽车站偷偷的叫客人住店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村子有在城北卖豆腐的，有在城里卖豆芽菜卖果子蔬菜的，有偷偷卖粮食的，有不想赶夜路走着回去的，差不多都在北池头村找店住。
有一回，听村子的人说，一个人，卖豆芽菜乏了住店，那会好像住一晚上还是两毛钱或者是五毛钱，他个“人怂五”，叫人家店主给端洗脚盆端洗脸盆的，把同行的乡党都看的觉得过分，然而那店主却依然和颜悦色的，想想那会城边边的人，想挣个钱也是很不容易的。
整个的九十年代，好像人都爱挤热闹，挤在北池头村里，有卖吃的，摆地摊的，打工的，收破烂的，拉铁的，吆马车的，卖粮换大米的，五王八侯，人五人六的形形色色。
当时的北池头村号称是小香港呢，可是这个美丽的称号仿佛会飞。随着北池头的拆迁，这美丽的“小香港”称号也到处乱飞，据说先是飞到了岳家寨，后来有人又说是飞到了旅馆村、李家村、后村、十里铺、韩森寨、木塔寨、茶张村等等，好像“小香港”的称号像是个会流动的红旗，在这个村飘上一阵，又飞到了另外的一个城中村。
关于九十年代到两千一零年这一段的西安城中村，命运叫人唏嘘。
这会的西安城中村，都有了一样的特色，就是每个村子都挤满从农村“飞到”城市的人儿。每个村子都成了之前西安的北池头，仁义村。这会好像也不兴叫啥小香港了，时兴起什么城南第一村、城北城西城东第一村等等。什么张家堡，什么韩森寨，什么和平村，什么方家村，什么木塔寨，西滩村，茶张村高家堡郭杜三兆村南姜村双桥头手帕张翟家堡等等等等，都有了传说的或者自封的什么第一村称号。
可是，这时候有这称号却不是荣耀事，往往是某某第一啥的称号，这种高帽子没戴上几天就会碰到一纸拆迁令的“霉霉运气”。
好像“枪打出头鸟”那句话就是真的。那些年哪个村子不敢出名，谁出名谁倒霉，当然也会碰上好运气，比如说谁都说城中村村民因拆迁而暴富，就是指的这些个村子的村民，祖祖辈辈靠着种地种菜的农民，谁一开始就见过几十万上百万的现金？这花花票子一下子从空中就砸进了自家的炕头，谁的心里不是热血沸腾的？
大约每个村子又都是同样的“张”的过程，先听说要拆的风声，赶紧的加高楼层，根本就不考虑啥危楼啥的。
眼见着村子每天都在长个子，租房的民工或者大学生小商贩像鸟群一样飞临此村，此村一下子繁华兴盛了起来。可惜没多少日子，拆迁的兵马来到，像黑乌鸦似的铺满了一个村，村子的租户只好像鸟儿一样的扑棱棱飞走，多少天后经过了这“抗争”那“抗争”上访打闹啥的通通没用，最后这个村还是会永远的从地球上消失。
会飞的城中村，仿佛就是为那些全国各地会飞的“鸟儿”预备的。
谁初来乍到，还不知道下一步的前景如何，只好先将就着寻一个窝住下再说，这是几乎所有的外来打工者的想法，毕竟城中村的消费不高，是可以暂时在一个陌生城市的最好的栖息之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阵，吃一大碗面是一块钱，睡一晚是五毛钱一块钱，这对一个月挣二三百元的民工来说是可以承受的，而一个月三五十元的房租对初来乍到的“创业者”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就是说，城中村永远是在消费方面介乎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它就像一个缓冲带，给初次进城的乡下人与外地人一个良好的过渡。
城中村的原住民，咋说也是骨子里的农民，一下子从农民的林子里飞进了城市的林子里不见得舒服。
城市那个林子有着许多的讲究的，乱七八糟的拘束，比如说说话不能太随便了，声音不能太高了，要讲卫生，不得吊膀子，穿大裤衩。讲究大的，平常还得贴面膜涂个粉啥的注意形象了等等的臭规矩，农民哪习惯这个。农村里自由惯了说话吹牛胡乱骗随便惯了，一下子要融入城市的林子里还真有点水土不服。
所以城中村一旦被城市收编，农民不像了农民，跟城市人也像不了，别扭的没怂像，而当他们想要飞回农村的那片树林里呢，一抬头发现，他们原先的林子不见了，他们的窝也被拆了，连记忆也变得模糊起来了。
其实想那城中村的命运，好像注定了非飞走不可的。哪个城中村村民不是潜意识里这个村子是留不住的。
城中村的几乎所有的村民，最后跟开发商之间的抗争，无非是赔多赔少的争执，几乎没有谁说“我就在这里不走，看你把我咋的”。
城中村的房都基本上是凑合着盖呢，尤其是听着拆迁呀盖的房，更是乱凑合，根本就没想着长住，也没想盖的咋坚固，只想着过不了多久反正是要拆，耐么多久是多久，能耐么到拆迁时候就行。
城北一个村，要修立交桥呢，只是迟拆了一年，走在村子的街道上，头顶的瓷片就掉片片，吓得村民都自己找地方早早搬走，还不用人家动员搬，自己先早些开溜。
假如说有些城中村不是立马要拆，或者是啥事情给耽误了要迟拆几年十几年，一个村的村民，可能等不到拆迁，恨不得叫人家开发商赶紧拆球了算了呢。这就是说，谁都想着村子留不住，谁也没想着他就长住，把根扎在那不走。当然这最后的城中村的命运，也就只能是“飞走”。
实际上西安的城中村飞走了，确实是个没有远见的坏事。
西安是十三朝故都。各个城中村都能发掘出典故和历史人文故事出来，为啥非要建设没有特色没有吸引力的小区呢？都作为开发的发展方向多好？留下哪怕是一点点的历史古迹原貌，用栅栏围起来也好。
听说杜城村也免不了被拆迁的命运，而杜城历史上是一个小国的都城，这留下这个有旅游开发价值的村子多好，为什么必须要拆呢？
在我的私心里，未来的西安纵深旅游、西安游的魅力潜力，责无旁贷的会落在这些有故事的城中村身上的。城中村都飞走了，西安城未来的旅游纵深挖掘也就断了根了，这确确实实是无法复原并且是无法弥补的。
西安现在急需建立一个新的发展理念，就是留住城中村，不要叫它们再飞走了。再飞走的话，就可能永远的回不来了。
文章作者：张 城市打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