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古之谜，“北宋官窑”到底在哪儿？宋瓷，以其朴实无华的风韵和不可跨越的高度，成就了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巅峰时代。跨越千年时光，无论五大名窑中的“汝、钧、哥、定”，还是八大民窑中的“耀州窑、定窑、磁州窑、钧窑、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均随着考古发掘确定了窑址所在，唯独北宋官窑因为遗址一直没被发掘出来，而成了千古之谜。
目前关于北宋官窑遗址何在说法有三种：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北宋官窑”压根不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但我们必须要明白，“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这两个名词，均是进入20世纪之后才开始使用的，在清代之前文献中都找不到两者名称。元、明时期的官窑特指为“南宋官窑”。
“北宋官窑”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窑址应该在哪儿？本文作者通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和深入研究，大胆提出如下观点：河南鲁山段店窑可能就是“北宋官窑”！并以此为题撰写万字长文，以期抛砖引玉与学界业界诸君进行学术探讨，尽早揭开中国陶瓷史上这个千古之谜。
一、鲁山段店窑是陈万里先生首先发现的
从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古陶瓷研究开始逐渐走出单纯的清赏雅玩和文献考据范畴,出现以窑址考古调查与文献、实物相结合的新方式,学界对古代陶瓷器的关注也进入到以“二重证据法”为指针的研究阶段。
从右第二位向左依次为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李辉柄先生
北京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是第一位走出书斋,跑到野外的古窑址上捡瓷片的“拓荒者”。从1928年起,他收集了大量瓷片标本,开辟了我国陶瓷考古的新途径，被尊为“中国古陶瓷之父”。
鲁山“段店瓷窑遗址”碑
1950 年陈万里先生考察汝窑，实地调查了临汝、宝丰、鲁山三县9
处瓷窑址，其中就有鲁山段店窑址。他在段店窑址采集的瓷片标本，主要有白釉、白釉划花、白地黑花、黑釉和酱釉残片等。他在所书《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中记载：“就在散布碎片的面积看来，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烧瓷山场，而段店比之青龙寺的范围还要大。段店寨墙上，粘满了各种碎片，就是房墙路面也都是的，可以想见当年烧瓷山场的繁盛。”（《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段店窑遗址老房墙上布满瓷片
二、鲁山段店窑“创烧于隋唐、兴盛于宋金、衰落于元末”的说法，是依据第一次小面积发掘情况而确认的。而近年来段店窑址却出现了许多战汉时期和明代瓷器残片，所以该窑的真实起止时间需要后期发掘而重新验证。
1977 年，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李知宴先生等再次实地调查了鲁山段店窑址，共采集有黑釉、钧釉、青釉、白釉、酱釉瓷器和三彩釉陶等残片，其中黑釉花斑残片30 多件，器类为缸、罐、壶、瓶、拍鼓等，基本弄清了该窑生产的品种和特征，解开了鲁山拍鼓和“花瓷”之谜。
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叶喆民先生、冯小琦女士等也先后于1977年、1984年和2005 年调查段店窑址，采集的产品标本主要有唐代花瓷，宋元白瓷、白釉绿彩、珍珠地划花、白釉点彩、白地黑花、青釉印花、黑釉、钧釉瓷器及三彩陶器等，认为“白釉复线划花装饰在其他瓷窑比较少见，三彩枕及浮雕莲瓣纹炉都富有鲁山窑特色” 。
段店村民房下压的窑址状况
1986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青云先生等再赴鲁山段店窑址调查，采集到许多基本完整或可以复原的器物，对段店窑的烧造品种和产品特征有了进一步了解。
这次采集的遗物有花釉、黑釉、青釉、白釉、酱釉、钧釉瓷器和三彩釉陶等，其中白釉瓷器器表装饰丰富，有珍珠地划花、剔刻花、红绿彩和白地黑花等。少量印花青瓷与带紫红斑的钧瓷，其烧造技术、釉色、印花技法和窑变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为段店窑的高档产品。推断该窑址创烧于隋唐，兴盛于宋金，衰落于元末，是一处重要的大型制瓷窑场。
十几年来,国内外许多古陶瓷学者和民间爱好者，对鲁山段店窑给予了持续关注。2008年开始,任志录先生、冯志刚先生通过对鲁山窑近3万件标本的研究,编写了《鲁山窑调查报告》。冯保收先生从2002年开始，对鲁山段店窑址瓷片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
2000 年段店瓷窑遗址被确定为河南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
2006 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鲁山段店窑地理位置
鲁山县位于河南省中西部，伏牛山东麓，地居淮河水系的沙河上游。鲁山县历史悠久，西汉置鲁阳县，属南阳郡。元魏太和十八年（494 年），改为荆州治所，又为广州治所。西魏后期罢广州为鲁州。隋大业初年废鲁州为鲁县。唐贞观元年（627 年）改称鲁山县，隶属汝州，宋、金、元、明、清因之。1949年隶属许昌专区，1983 年改属平顶山市。段店在唐代已设镇，《加修宣圣庙记》载：“境内有段镇”。
四、从下述分析推断，鲁山段店窑具备“北宋官窑”条件：
民间对鲁山段店窑有个顺口溜：“钧之源、汝之母、八大民窑之鼻祖”。
※第一、从自然环境条件分析：
鲁山段店窑遗址位于鲁山县城以北10 千米的梁洼镇段店村，这里北距宝丰县清凉寺汝窑址约15 千米，当地民谣有“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已描述出昔时瓷业的繁荣景象。段店窑址位于大浪河畔，大浪河向东南汇入沙河，水上交通十分便利，段店窑产品也可以走水路向东部销售。
段店村自古毗邻宛洛古道，栖踞大浪河畔，地下有煤田，地表多矾土，制胎的原料、用水，烧瓷的燃料都能就地取材，在此设窑烧造瓷器，一应物料天成地就。
1、隋炀帝建都洛阳，促进鲁山段店窑兴盛。
公元581年，隋文帝取代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到隋炀帝时，在洛阳另建了一个都城，在大规模建设开始的时候，隋炀帝下令将全国富商大贾数万家和河北各州县的工艺户三千多家迁到洛阳居住，以发展新都城的商业和手工业，（《河南古代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鲁山段店窑、禹州钧台窑、宝丰清凉寺窑等窑址的发展，都应该与隋炀帝建都洛阳有关，那些来自山西，河北会制瓷的手工业者把技术带到那里，特别是带彩瓷器的制作工艺，影响了当地的制瓷工艺，使鲁山段店窑的花釉制瓷工艺得以发展成熟。到了宋元时期，在唐代花釉瓷的基础上，发展为汝瓷，钧瓷。同时成为能烧制八大民窑系产品的北方瓷器重镇。
2、据中国美术史记载，北方烧造瓷器中心在汝州。
北宋时期，汝州辖管郏县、龙兴县（今宝丰县）、鲁山县、伊阳（今汝阳县）、叶县、襄县等地。据《中国美术史》记载，汝州四方烧造瓷器的古窑址很多，形成“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繁荣景象。并有南北两大瓷区：一是以北汝河北岸汝州市区张公巷、文庙，大峪乡的东沟、陈家庄至黄窑到临汝镇的坡地；二是以北汝河南岸的严和店起，沿东南方向延伸至罗圈、桃木沟和清凉寺、梁洼、直指段店，方圆300多公里，上千座窑炉，鼎盛时窑场达到了300多处。
3、《瓷史》记载，宋代汝瓷出鲁山窑。
黄矞先生（1873年—1951年）是第一位明确提出汝瓷烧造地的著名学者，他一生博览群书，专攻经史，著书颇多。在其编篡的《瓷史》卷上之“赵宋篇”中，关于宋代汝瓷的记载中两次提到鲁山窑，“鲁山县属汝州，即宋人所斥为汝器者。”“汝瓷以出汝州得名，即唐之鲁山窑，在宋瓷中称为诸窑之冠。”（《瓷史》，福建《大成日报·高原》曾转载。）
4、史料记载，段店有万寿寺和窑神庙，近年来曾发现石碑和文字瓷版。
20世纪90年代初《鲁山县志》古寺庙遗址：万寿寺，董志载：“在县城北段店，有二，一名上万寿寺，一名下万寿寺，已废。”西窑神庙，徐志载：“在东北乡梁家洼，己废。”
还记载：开元八年（720年），“段店一带瓷器工业迅速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产品颇负盛名。”当地流传有“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先有段店，后有神垕。”
清康熙年间，王雍在《鲁山县志》记载：“万寿寺在段店。有二，其一名上万寿寺，一名下万寿寺。”（王雍，《鲁山县志》，清康熙三十三年。）
据当地流传：“万寿寺建于唐，分上、下两寺共占地50亩，房60余间，石碑30座。”
据当地村民讲，在段店村北头古窑址保护碑处就是古代万寿寺遗址。该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村里盖学校时，在地下曾挖出大量带文字石碑和龟状石碑底座，后又重新埋入地下。还说有人几年前在寺院遗址挖地发现一通残碑，见上面刻有“皇家万寿寺”字样，后此碑又被复埋。
出土石碑复埋前外地考察者在拍照
近几年段店窑址还发现许多带有明显出土痕迹的文字瓷版，内容多记述皇家御赐事件，内容很值得研究。
这些瓷板多为青瓷类和白瓷，尺寸大小不一，字有刻上去的，有用彩料书写上去的。御赐主体均为战功卓著的封疆大吏，香火鼎盛的寺院，忠于皇家、有独特贡献的文官。能发现各类御赐文字内容器物的窑址令人深思。
现将一块“仁宗皇后万寿寺求嗣赐物瓷板”介绍如下：
仁宗皇后万寿寺求嗣赐物瓷板
此板高31厘米，宽21厘米，厚 1厘米，汝青瓷釉面，背部无釉，面部上饰有四块铜红斑，内方框也以铜红釉饰之，釉下刻字。内容为：“庆历四年皇后曹氏为求嫡嗣后裔特请旨莅临皇家万寿寺祈福八十一日以昭其诚特令鲁山段家窑御供汝瓷一百六十件供奉东殿大宋庆历四年”。
请注意瓷板内容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皇家万寿寺，一个是鲁山段家窑御供，一个是汝瓷一百六十件。已经明确说明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的万寿寺是皇家寺院，鲁山段家窑是皇家的御供窑，御供物是汝瓷。
※第三、从鲁山段店窑考古发掘分析
1990 年10-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新民先生领队，郭木森先生、陈彦堂先生等参加，首次对鲁山段店瓷窑址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虽然发掘面积只有200平方米，但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收获。
一是对该窑址的分布情况有了初步了解。
段店窑址主要分布在沙河的支流大浪河的西岸台地上，段店村直接叠压在窑址上。他们分别在段店村南、中、北部布方发掘，从出土遗物判断：段店村委会以南区域为唐代堆积；村委会以北的村庄区域为宋金时期堆积；村庄以北主要为元代烧造区。
二是揭示了该窑址的文化堆积及烧造年代。
从发掘情况看，该窑址的文化堆积厚2 米以上，大致可分为5-6
层，分属于唐、宋、金、元四个时期。唐代是该窑址的创烧时期，主要有黑釉和花釉瓷。宋金时期生产规模扩大，烧制品种丰富，主要产品有青釉、白釉、黑釉和三彩制品等。青釉瓷发现有少量满釉支烧的器物，釉呈纯正的天青或青绿色，釉质莹润，造型规整，与汝窑瓷器的制作工艺相同。白釉瓷器器表装饰繁多，有珍珠地划花、红绿彩和白地黑花等。元代该窑址继续烧造，但生产品种减少，多见钧釉和白地黑花瓷，不少白釉碗内底部绘有草叶纹或墨书文字款。这次发掘出土的花釉执壶、拍鼓、三足盘，天青釉洗、钧釉凹足盘，白地黑花盖碗和鱼纹盆等器形，皆制作精致，是该窑址有代表性的产品。
三是发现宋代炕房、窑炉和澄泥池等与制瓷相关遗迹。
炕房内残留有两个方形柱础石和炉渣铺垫的地面，地面下保存有比较完整的砖砌火道，火道东西长达17 米，在东端作环形弯道与窑炉相连。窑炉砖砌，由工作坑和燃烧室等组成，工作坑内还遗留有烧煤痕迹。澄泥池平面略呈方形，是在土坑内用残匣钵或石块垒砌四壁。
通过历年来对于鲁山段店窑址的调查与小面积发掘，他们有以下四点初步认识。
一是明晰了鲁山段店窑的制瓷历史和产品特征。
唐代是该窑址的创烧时期，产品有黑釉和花釉瓷，一般施釉较厚，釉色不甚纯净。花釉瓷常见碗、盘、瓶、罐、执壶和拍鼓等器形，其中拍鼓也分有大、中、小等多种不同型号。
北宋时期制瓷品种丰富，产品以白釉、青釉瓷为主，还有黑釉、酱釉瓷和三彩制品。器形有碗、盘、盂、洗、盆、罐、执壶、灯、炉、瓶、枕等。白釉瓷装饰方法丰富，有白釉绿彩、白釉点彩、白釉划花、白釉剔花、白釉黑口边等。如在白釉碗口部、炉沿面施以绿色条带，白釉罐肩部以多个褐点组成三角形，白釉钵器表剔刻竖线条呈柳斗状，白釉瓶腹部和枕面上以篦划复线组成水波纹等。白釉珍珠地划花分为红色地和褐色地两种，常见于枕和瓶类器，主题花纹以花卉和吉祥文字为多，也有鹿纹等装饰。
叶喆民曾在段店窑址采集到1 件刻有“元本赵家”四字的白釉珍珠地划花瓶残片，与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大英博物馆）的“家国永安”铭白釉珍珠地划花枕有异曲同工之妙，该枕右侧刻文是“元本冶底赵家枕永记”，左侧刻文为“熙宁四年三月十九日画”，两者的“元本赵家”字体似出自一人之手。
“家国永安”铭白釉珍珠地划花枕
青釉瓷以碗、盘、钵为主，多为豆青釉印花，主要有水波游鱼、云鹤纹、菊瓣纹和缠枝花卉等。北宋时期的三彩制品也颇有特色，色彩艳丽，器形多样，主要有三彩划花盆、莲瓣贴花炉、花卉纹枕和孩儿枕等。
金代以青釉、钧釉和黑釉瓷为主，也有白地黑花瓷、绞釉瓷、红绿彩和三彩制品等。青釉瓷器多在器内或器表刻以花卉装饰，构图比较舒朗，也有的器表施以竖线或柳斗纹。
钧釉瓷器釉质莹润，有的满釉支烧，制作精致，器表多施以红斑装饰。黑釉瓷器以盏、碗、盘、罐、瓶为常见，其中黑釉盏制作精致，器表满布油滴、兔毫或酱斑装饰。黑釉罐上的凸线纹，分为满布器表和两个或三个线条一组，还有呈网格纹装饰的，在其他窑址不见。
元代生产品种减少，主要为钧釉瓷和白地黑花瓷器。钧窑瓷器胎质粗松，器表施半釉，红斑色彩变得暗淡。白地黑花瓷器装饰主要有草叶纹、花卉纹、鱼纹和文字款等，在不少白釉碗、盆内底部和盖碗器表绘有草叶纹，有的碗、盘内底部和器盖草书有文字款。罐表主题纹饰往往先对称绘以开光，在开光内再填以花卉或草叶纹。在白釉盆底中部绘一条游动的鱼纹，鱼纹两侧各绘一株水草，构图舒朗，富有地方特色。
二是确定了史料中唐代“鲁山花瓷”拍鼓的产地。
花瓷即花釉瓷器，系采用洒彩或立粉堆线法在黑釉上加施带蓝色的釉料，经高温窑变后，呈现天蓝色或月白色的块状彩斑。这些彩斑有的排列规则，有的随意加上几点，大胆泼辣，变化莫测，具有典雅明快的自然美感。
河南地区烧制花釉瓷器的窑口，主要有鲁山段店窑、郏县黄道窑、内乡县大窑店窑和禹州市下白峪窑等。因20 世纪60
年代首先在郏县黄道窑发现花釉瓷标本，有学者曾一度认为花釉瓷就是黄道窑的产品，实际上唐代生产花釉瓷的窑口很多，其中鲁山县段店窑的花釉瓷质量最好。这里的花瓷，主要是在黑釉、黄釉、茶叶末釉上再点缀天蓝色或月白色的斑点装饰，也有的是在黑釉上再满洒一层月白色釉，常见于瓶、罐、盘、碗、执壶和拍鼓等器形。唐人南卓《羯鼓录》中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表明鲁山产的花瓷拍鼓在当时颇有名气。在段店窑址中发现的黑釉斑点纹拍鼓，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分为大、中、小不同的型号，从而印证了《羯鼓录》的有关记载，也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唐黑釉斑点纹拍鼓找到了产地。
三是发现了该窑址生产天青釉瓷器的有关线索。
1990 年度的考古发掘虽然面积较小，还是在宋代地层中出土了20 余块汝瓷残片，经拼对后为1 件天青釉浅腹圈足洗，洗为满釉裹足支烧，圈足内遗有3 枚支烧痕。因为只此1 件，所以当时他们怀疑是宝丰清凉寺汝窑的产品。
近几年，在鲁山段店窑被盗挖出的瓷片中，他们也发现了一些与汝窑瓷器类似的天青釉瓷片。尽管所见瓷片碎小，但可辨器形有洗、盘、碗、钵等。鲁山段店窑与宝丰清凉寺窑南北相距仅10 余千米，在北宋时同属汝州管辖，具有相同的地理环境条件，而且唐代已开始烧制瓷器。叶喆民曾于1987 年再次调查汝窑时，“在鲁山文化馆所藏段店窑址所出残器中，有一件粉青釉‘裹底支烧’的槐式方斗杯残片，用30
倍放大镜观察其釉内气泡同样‘寥若晨星’的典型汝窑特征。虽然也属于‘吉光片羽.’，但如联想当年在宝丰清凉寺所得一片汝窑天青釉残片，竟然成为今日寻找汝窑窑址的重要线索一事，则恐对其重要意义同样不可忽视。” 就目前掌握的线索看，鲁山段店窑也有可能生产类似汝窑瓷器。
四是对于段店窑产品销售与流通区域有了一定的了解。
段店村隶属梁洼镇，梁洼镇古称桃花店。这里地处宛洛古道上，是古代洛阳至南阳之间的交通要道，段店窑产品可以从这里走陆路南下和北上。1955 年在方城县官庄村曾出土1
件白釉珍珠地划花梅瓶，腹部主题花纹为大朵卷枝牡丹，肩部和腹部分别刻以覆、仰莲瓣纹，应是鲁山段店窑产品。方城县隶属南阳市，官庄村也距宛洛古道不远。洛阳博物馆现藏有一件白釉珍珠地划花“齐寿”铭枕，与鲁山县一山之隔的洛阳市栾川县也曾于1961
年出土一件白釉珍珠地划花“福德”铭枕，两枕正面枕墙上均饰以剔地卷枝菊花纹，与上述不列颠博物院（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家国永安”铭枕枕墙花纹如出一辙，也应为鲁山段店窑所产。
由这次小面积发掘证明，鲁山段店窑烧制时间长，制瓷水平高，遗物丰富，品种齐全，其产品分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和大英博物馆等地，在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鲁山段店窑遗珍》科学出版社，2017年）
客观上讲，此次只能算是一次试发掘。因段店窑址遗存多在村周围及村内民居之下，所以发掘工作比较困难。尽管此次发掘取得了很大收获，但因发掘面积过小，根本无法发现更多物证，也许失去了一次揭开段店窑历史真象时机，难免令人遗憾。为此，赵青云先生曾言：“段店窑烧造瓷器品种极为丰富，北方窑口的品种在此皆有体现。”“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且产量较大。尽管经过1986年和1990年两次考古发掘，但对于这个庞大的窑址而言，不过是管中窥豹。”（赵青云著《汝窑新论》，岭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
※第四、从目前学术界对“北宋官窑”的三种观点分析
观点一：宝丰清凉寺汝窑是“北宋官窑”；
观点二：汝州张公巷汝窑是“北宋官窑”；
观点三：埋在开封城地下的“汴京官窑”是“北宋官窑”。
历史上有关北宋官窑最早的记载见于南宋人叶寘著的《坦斋笔衡》，但该书失传已久，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元人陶宋仪在《南村缀耕录》中抄录的部分：“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末年，顾文荐编撰的《负暄杂录》里也有相似记载，只是在置窑的时间上将“政和”改为“宣政”，将“故京”改为“徽宗”。
上述两条史料记载非常明确，“北宋官窑”就是由京师设窑烧造的，并直呼其为“官窑”。除了上述两条南宋的史料以外，在宋、元时期的文献里，却再也找不到关于“北宋官窑”的明确记载。有关“北宋官窑”的记载，就是这么寥寥几条，但是关于汝窑的记载却很多，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汝窑在徽宗时期由民窑被升格为“北宋官窑”，那么关于“北宋官窑”的记载就应该比汝窑的记载要多，也就是说，后世的那些文献多数应该以它官方显赫的身份，将其称为官窑，而不是仍然按其民窑的属性直呼其汝窑，。例如明初曹昭《格古要论》中记录“汝窑出北地，宋时烧者淡青色”。所以不能将汝窑简单的等同于“北宋官窑”。
笔者认为：“北宋官窑”是一个统称，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某一种瓷器，所以历史上才会出现“官汝不分”、“官哥不分”的说法。
考古学上将窑址按传统命名法，窑以州名。但从实际发掘情况看，窑址未必在州治所在地。
宝丰清凉寺窑址的发现被称为汝窑，是因宝丰县在北宋时隶属汝州管辖，而北宋汝州州治所在地在临汝县。定窑遗址位于北宋定州辖地曲阳县，而州治所在地在定县。所以，北宋“汴京官窑”遗址也未必在汴京开封。
所以，三种观点都需商榷。
※第五、从瓷器品种的多样性和档次上分析
在唐玄宗时期，鲁山花鼓成为宫廷御用瓷，代表着中国北方当时瓷器艺术的最高水平。唐代南卓的《羯鼓录》文献记载，“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就是这位唐代传奇皇帝与精通音乐的宰相宋璟谈论音乐时提到的唯一一次关于瓷器的记录。鲁山花鼓做为贡瓷，在当时己成为深受宫廷喜爱的陶瓷品种。
笔者认为：在唐玄宗时期，鲁山段店窑己实际成为“唐代官窑”。
鲁山花瓷是段店窑首创，为宋代钧窑窑变开创了先河，也被陶瓷界称之为“唐钧”。
鲁山段店窑在宋代瓷器上，无论是品种、形制，釉色、釉质等都堪称一流。其烧制时间之长、遗物之丰富、品种之齐全、花色之多样，包含了北方窑口的所有品种，实属罕见。其中有花釉瓷、汝瓷、钧瓷、三彩、白瓷、青瓷、白地黑彩、黑瓷、绞胎、绞釉、酱釉、天目等；装饰手法有珍珠地、镶嵌等，器型几乎涵盖了一切日常使用器。反观宝丰清凉寺窑、汝州文庙窑、张公巷窑等其它窑口无论从任何方面都根本无法与此相比。
段店窑遗址无开片汝瓷水仙盆
段店窑址“奉华”款汝瓷
段店窑址“蔡”字款汝瓷残片
段店窑址瓷片：器型有盘、钵、碗、瓶、壶、洗、尊以及香熏、套盒、盖盒、盏托、灯台、人物、动物、文房用品等。
清凉寺汝窑是否官窑？在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清凉寺窑经过多年的发掘，出土有宋代汝瓷的各种器型，但很少有大梅瓶、大盘、大盆、佛像等大型瓷器，除发现一个汝釉龙形盖残器和一个汝釉龙纹熏炉盖残片外，没有发现其它龙型瓷器。另外还发现一个素烧的出戟瓶残器外，没有发现有仿青铜器类的礼器瓷器。基本上没有发现带文字款的瓷器和瓷片。
龙在宋代已经是皇权的象征，如果一个官窑没有较多的龙形器型，没有皇家常用的仿青铜器类的礼器瓷器。没有发现带款和文字的瓷器和瓷片，这符合宋代礼制吗？
段店窑址汝釉仿青铜器出戟瓶
型式与清凉寺窑出土的素烧出戟瓶残器基本相似
而多年以来在鲁山段店窑址却出现较多的有明显出土痕迹的大型瓷器，龙纹、龙形器型，仿青铜器类的礼器瓷器，还有带款和文字的瓷器和较多带有纪年和皇宫殿名、宫名、阁名以及部分府名款瓷器瓷片。这确实令人深思。
段店窑址各种釉色龙形残件
这件汝瓷洗底部有釉下刻字“寿成殿皇后阁”，据考究“寿成殿”确是北宋的一个宮殿。有史为证：二十四宋史---志第九十二樂十四（乐章八）有：“皇帝诣寿成殿，寿成皇后出阁升坐，《坤安》降同。”
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在考古发掘期间并未发现有带文字的残片残器，更不用说有“寿成殿皇后阁”了。但在鲁山段店窑址却发现多件带有这种文字的器物，其中有盘洗类，瓶尊类，瓷种有汝瓷也有官哥类，书写方式有手写，也有印章款，字形有宋体有篆书，有釉下也有釉上。由此推测北京故宫的这件文字洗应出自鲁山段店窑。
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发现和发掘，是由宝丰县陶瓷工艺厂技术科科长王留现先生，在1986年中国古陶瓷西安年会上，向到会专家提供两件在该窑址采集到的天青釉汝瓷洗而引发的，专家看后为之震惊，从而开始对宝丰清凉寺窑的调查和发掘。
而鲁山段店窑址，近年来，因村民修路、盖新房、挖地窖等基建活动，出土了许多瓷片和完整瓷器流入民间，有少数高古瓷研究学者看到后进行了收集保护。瓷器尺寸从几公分的小茶盏，到90多公分大梅瓶，瓷器品种多样，涵盖八大窑系，十分令人震惊，从而证明鲁山段店窑绝非一般民窑。
在此特别提醒：近年来当地有少数村民为了牟利，外购很多仿古瓷器，冒充段店窑遗址出土进行兜售，给鉴别真假造成极大混乱。此种情况在宝丰清凉寺、汝州张公巷、文庙、禹州神垕等地和各地古玩市场都有出现。
※第六，从台北故宫两件被认为是“伪作”汝瓷分析
在宝丰清凉寺窑址考古发掘前，国内外馆藏的几十件汝瓷烧造窑址一直是个谜。清凉寺窑址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类似于馆藏品器型的残器和残片，原以为对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可以彻底揭开，但经专业人员深入研究后发现，有些馆藏品的器型、釉色、胎质、烧造温度等与清凉寺遗址出土实物还是有较大的差异，很多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客观上讲，这几十件不同来源、不同馆藏的汝瓷，怎么可能会出自同一个窑址呢？为此，耿宝昌先生重新提出：“汝瓷窑址不应就是已发现的宝丰、临汝两地，应该还有其他地方”。
笔者认为：汝窑应称汝窑系。窑址包括古汝州辖内的清凉寺窑、张公巷窑、文庙窑、东沟窑、严和店窑、临汝窑、鲁山段店窑等古窑址。而不能局限到清涼寺一个窑址。
在耿宝昌先生提出问题的时间前后，鲁山段店窑已经陆续发现较多的汝瓷面世，其釉色天青居多，器型繁多，不但涵盖了清凉寺全部器型，还有更多是清凉寺、张公巷、文庙没有的，且不少为青铜器造型的祭器和礼器。鲁山段店窑的新发现，印证了耿宝昌先生的论断，还解决了一些馆藏品无窑址之困惑。
该器为清宫旧藏，后入台北故宫。本器以西周青铜器原形为蓝本，以瓷代铜，精工制作，造型端庄大气，应是北宋时期皇家祭祀用礼器。曾作为国宝重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远涉重洋赴英国公展并引起轰动。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发掘后，台北故宫以为馆藏三牺尊找到了出生地，就与国内有关人员沟通，国内某馆某研究员的答复是：窑址考古发掘并未发现与该器有相似的残片，该器应是“伪作”。并比较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一清代三牺尊后断言“实系乾隆中晚期宜兴窑所生产的伪钧器”，彻底否定了它是汝窑产品。
台北故宫方面对此结果很是懊丧，从此这件国宝汝瓷三牺尊就不再展出，一件北宋皇家重器就这样被打入冷宫。从学术上讲，一件瓷器就是暂时找不到窑口，也不能轻易下否定结论。
鲁山段店窑址汝青釉三牺尊
而近些年在鲁山段店窑址，却发现了多件尺寸不一、釉色多样的汝瓷三牺尊，还有钧釉的、官釉的，大的近四十公分，小的也有十多公分。其中一件与台北故宫这件汝瓷三牺尊很相似，由此推断台北故宫这件汝窑青釉三牺尊，应出自鲁山段店窑。
为此，赵青云先生曾著文论述：“在清凉寺汝窑址和其他窑口，均发现有汝窑三牺尊残片和完整器，事实证明，该器型为宋汝窑作品，清凉寺汝官窑及其他汝窑民窑都在烧制，并非清仿，更不是江苏宜兴窑仿制式广东石湾窑清仿。应让台北故宫博物院传世的汝窑米黄釉“三阳开泰尊”（实际是是三牺牛首尊）回归正位，归入宋代汝窑行列。”（选自赵青云先生论文《30年来汝窑考古的新发现与研究》）
这件仿青铜器尊型，应属祭祀、礼器类。底部刻有“奉华”二字。该器与汝瓷三牺尊的命运一样，以同样理由不被承认为汝瓷，在相关介绍清凉寺窑址书籍上记载：“在汝窑烧造区出土大量传世器型汝瓷片，唯独不见三牺尊和出戟尊两种造型，也可以证明它们不是汝窑瓷器”，还有人认为是“南宋官窑仿北宋汝窑之器”。
从此，台北故宫出版的新书中“已去掉了被认为是后仿的三牺尊和出戟尊，这样台北故宫尚余汝瓷传世品21件”。又一件国宝就这样以未见清凉寺有出土为由而被尘封。
鲁山段店窑址汝青釉奉华型尊
但是，近几年在鲁山段店窑却发现了多件与台北故宫同型的出戟尊，只是底部无“奉华”字款。这种造型的出戟尊尺寸有大有小，估计是在宋时根据礼仪需求而成套烧制。由此推测，台北故宫的这件汝瓷出戟尊可能出自鲁山段店窑。当然，也需要以后进行比对和考古发掘去验证。
※第七、从汝窑三个争议最大的问题分析
问题一：汝窑传世品究竟有多少件？
问题二：“汝窑无大器”吗？
问题三：汝窑究竟有多少品种？
早期文博界曾定论“北宋汝官窑瓷器存世67件半”；上海博物馆曾做过两次统计：1987年为65件，1991年更改为69件；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2009年统计为70件；北京故宫博物院，2015年统计为92件。（以上数据录自赵青云著《汝窑新论》，岭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
这些统计数量注明是全世界各大博物馆及收藏家己公开发表的，所以说还是比较公正的。但民间的汝瓷藏品究竟有多少一直是个谜。
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资料的匮乏，以往对汝窑的全貌缺乏了解，所以对汝瓷的界定难免出现误判，从宝丰清凉寺汝窑发掘之后，很多问题都得到澄清。在中国考古史上成绩显著，意义非凡。
中国著名汝窑专家赵青云先生在所著《汝窑新论》中论述：“存世的汝官窑瓷器是否不足百件？民间有无汝官窑完整器？回答应该是汝官窑瓷器存世量绝对超过一百件，民间收藏家收藏有相当数量的汝官窑瓷器。这从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的发现以及历年来的窑址发掘情况就能找到答案”，“汝窑无大器”毫无依据。“从汝窑址考古发掘现场出土的瓶、尊、炉、罐、套盒及瓜棱瓶尊，均超过30厘米；有的高达近40厘米，由此“汝窑无大器”之说亦不攻自破。”（赵青云著《汝瓷新论》岭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
赵青云先生对汝瓷品种的多样性也有论述：“根据对汝窑址的考古调查与科学的考古发掘，还出土一定数量的雕塑艺术品，其造型包括人物俑、禽鸡动物俑、佛像及兽首人身十二生肖俑等，雕塑精美，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堪称艺术佳作。最近各地窑口也不断出现一些带纪年铭文题款的器物，文字内容包括纪年、诗词、堂号和窑主姓氏等，随着考古的新发现，将对汝窑的历史全貌掌握的更清晰，对汝瓷文化内涵了解的更全面，宋代汝瓷文化的风貌与辉煌将重现人间。”（选自赵青云先生论文“30年来汝窑考古的新发现与研究”）
宝丰清凉寺窑址发掘后尚且如此，而规模、品种、档次均超过它的鲁山段店窑如果重新发掘后，会发现什么呢？也许会出现一个类似发现西安“兵马俑”式的惊天奇迹！
综上分析判断：河南鲁山段店窑可能就是“北宋官窑。”
希望文物部门能重新进行考古发掘验证，从而揭开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古之谜。
笔者个人观点，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学者老师指教。本文引用了一些学者老师的文字和图片，在此深表谢意。
谨以此文，感谢中国三代文博考古人员为中国考古事业做出的奉献！感谢热爱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民间人士在宣传和保护工作中付出的艰辛！
资深艺术品投资人，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深圳文交所艺术顾问，现任豫记文化艺术院（筹）院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涉足收藏，亲历了中国收藏界和艺术品市场兴起发展的整个过程。在对高古陶瓷、古代石雕、翡翠玉石、名家字画、崖柏等收藏实战中，感悟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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