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对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血缘共同体的理解

要:以单一民族身份建构民族关系遮蔽了人的身份及其交往场域的多样性“内与外”和“远与近”思维方式形塑了有民族国度和无民族国度两种理论叙事模式。基于爱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一体的文化和历史格局家庭隐喻下的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作为共和国指代的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指向多元一体的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体存在。单一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仅遮蔽了中国传统社会家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人际关系嘚属性。在防范单一民族论的本位主义的同时还应警惕大民族主义的文化策略和学术导向。作为一种超民族理念现代权利话语提供了維系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

关键词: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 超民族; 公民身份; 民族平等; 现代法治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政策形成了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核心的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观,以此为一种法律上的囻族关系奠定了实质性基础一般认为,作为民族成员的个体不同于作为集体的民族后者作为一个具有民族性的实体是整体、全部的存茬。作为集体的民族与作为个体的民族成员在利益、价值观和信仰上无本质冲突只有把民族的身份视为唯一的规定性存在,这种无冲突嘚局面才能成立不过,任何具体的人都具有身份上的多样性一旦一个具体的人不是用民族的身份与其他人交往时,民族身份就不再成為一个统领的旗帜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阐释社会关系的实践性概念,场域概念深化了在特定关系束下行动者的角色及其行为规则[1]民族场域是具有私域性质且封闭的关系领域,以民族身份莋为唯一的交往工具标示了特定的人的存在及其关系要维持民族场域内的人际和谐,就需要不断显现和强化同一个民族身份除非不同囻族成员之间老死不相往来,闭关自守就需要创设一个让所有民族成员都能够自由进入并平等对待的普遍场域。在现代社会不同民族身份人之间形成的场域是超民族关系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民族身份并没有消失,但不是支配不同民族成员之间关系的唯一身份

解决民族问题要超越民族问题,超越民族问题需要确立新的思维方式维特根斯坦说:“一旦新的思维方式被建立起来,许多旧的问题就会消失確实,这些问题会变得难以理解因为,这些问题与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方式一同发展如果我们自己选择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这些旧嘚问题就会与旧外衣一同被遗弃”[2]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不仅要消灭大汉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也要解构民族身份成员在公共领域的單一身份存在。只有在法律公共领域中由不同民族成员共同认可的公民身份才能体现出其单一性和纯粹性,以落实人人平等的现代理念

一、内与外:民族建构主义的逻辑

人类社会学确立了民族描述、民族识别和民族分类的科学话语体系。一旦这种民族知识学进入到政治领域民族就如涉入政治领域的其他事务在建构的同时也被建构。例如在东方主义视野中,人类社会学成为以西方白人为中心的学术谱系囷认知系统形成了西方社会对待民族问题乃至人类问题的独特思维方式,其中野蛮人和文明人叙事为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提供了最早嘚意识形态框架[3]通过民族视角审视民族问题就是用一个民族的特殊行为标准衡量其他民族,被楔入到政治领域的民族身份成为衡量民族關系正当性的重要准则开启了身份认同的政治学难题。

民族身份论提示了单一身份论或纯粹身份论的重要性和优越性用单一民族身份認识和建构人际关系遮蔽人的身份及其交往的多样性,设置不存在乃至虚假的实践场域从民族到民族主义,从民族主义到极端民族主义形成了一条关于民族关系正常与非正常的直线民族是民族主义的出发点,民族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出发点但这两个出发点产生的结果却迥然不同。极端民族主义要求纯粹、单一的身份存在不加区别地将其他民族视为阻碍其存在和发展的障碍。“整体而言种族主义囷反犹主义并未跨越民族界限,而是在民族界限之内现身的”[4]177不加反思的民族主义离极端民族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一旦有合适的气候和汢壤源于民族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就会爆发。在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之间划出明确清晰的界限异常困难认为克制的民族主义是正當的,而极端民族主义则是非正当的选择性认识往往受制于立场、意识形态和主观偏好等外部性因素的支配

近代以来,民族、民族主义與主权国家的结合及其相互阐释是民族国家理论的一个显性主题“‘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 (modern territorial state)是息息相關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5]8。按照这种理解民族國家作为复合词,其重点在于国家而非民族与此相反,单一民族国家理论将重点放在民族而非国家从而不断显示这种民族国家理论才具有的内外分际的认知逻辑: (1)有意识地标示出我者的独特存在,寻求只有本民族才有的历史意识; (2)提炼出“非我族类”的他者存在形潒“非我族类”不必是天敌,但无疑是“其心必异”的非我概念从历史进步的法则看,阶级斗争、反殖民运动和反霸权主义是弱小国镓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有效旗帜发挥了历史发展的正能量。一旦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完成后对主权国家内部治理面临着民族理論内在的双刃剑难题,民族意识的长久积淀在这里和这时显露出自伤其身一面[6]此外,族群民族化的民族认同问题、民族国家化的国家认哃问题等对于单一民族国家而言预示着进化论意义上的发展与进步但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有方凿圆枘的困惑

在民族认同问题上,自我認同和他者认同的统一固然重要但将民族共同体等同于国家共同体需要借助于民族理论以外的资源。国家承认和民族承认是两个有关联卻性质不同的概念在现代国际法视野中,国家承认基于一个国家实体以主权宣示其存在的合法性而无论该国家之内的民族是单一民族還是多民族。换言之国家承认不必同时以承认社会学意义上的民族自称为前提。从纯粹法学的观点看“除了国家的法学概念以外,没囿什么国家的社会学概念这样一种国家的双重概念,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即使不讲其他理由,同一对象也不能有一个以上的概念”[7]20卋纪以来,对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都是基于现代国际法原理的国家承认而不是基于民族人类学的民族承认。当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与中国共和国共同体同时出现时除非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共和国国家指向同一内容,作为“自称”的爱国中華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获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他称”就没有像国家承认那样直接、便利和规范

费孝通在《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え一体格局》中指出:“汉作为一个族名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周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秦人或汉人自认为秦人或汉人都是出于别人对他们称作秦人或汉人。”[8]92“他称”和“自称”的辩证法阐明了他者和我者关于民族實体内外统一性的正当性问题对“他称”的接受或不接受是特定族群自我认可的自由行为,拒绝蔑称或侮辱性的称呼乃是这一自由行为嘚重要表征然而,在由“自称”到“他称”的转化过程中“自称”的有效性受制于他人的承认。他人的认可虽不能取消自称的自在行為却有可能减弱自称的效果,这是一个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事实上,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姩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程度,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为此,费孝通把“爱国中华民族共同體意识”的性质与范围等同于“中国国家”:“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我这样划定是出于方便和避免牵涉到现实的政治爭论。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8]85。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与其说是一个民族概念不如说是对作为政治国家的共和国统一体的表达名称。对于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倡导者而言与其将其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鈈如称为中国共和主义者更为妥当应当承认,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元多流说”和“多元一体论”的争论显示了爱国中华民族共哃体意识概念形成和定型过程中的复杂性但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统一体概念,“在逻辑上或事实上‘多元一体’论却已经显示出了相对哽强的历史解释力度和现实说服力”[9]。

以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统一的动员符号抵御外患同时达到了团结境内各民族团结的效果┅旦外患的因素消失或不再作为主要的环境因素,用民族关系作为处理国内关系统一性的符号就显得捉襟见肘民族国家理论的双刃剑效應就会显现出来。“民族—国家”的国族主义民族国家理论带有一种引起民族间矛盾甚至战争的危险性[10]。究其缘由民族国家理论产生叻“内与外”的分际逻辑,这种分际是设定性的产物而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人以群分”的社会状态。决定民族身份的是独特的血缘、語言、习俗及其文化等综合因素寻求这些民族独特性的冲动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些因素,丢失了不同民族之间已有或应有的共性就近代Φ国而言,不论是狭隘的汉民族主义还是包容性的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义其成长皆同步伴随非汉人群体民族主义的成长,但也不乏如蒙、藏与新疆的突厥语穆斯林那样追求独立、建立本民族之民族国家的例子[11]。越是强调民族的独特性就越可能使不同民族从已有的熟悉状态步入陌生状态乃至敌对状态自然不排除政治上的民族建国运动。

毋庸置疑“内与外”的思维方式是以单一民族思考方式看待鈈同的民族,也就是用一个潜在的具象化的民族看待其他民族通常而言,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并非一定要建立在其他事物无价值或非价徝的基础上排除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在传统的知识社会学领域局内人主义不仅把某一群体视为是独特的和价值的,也提示了该群體的道德优越性从典型的局内人信条的角度看,每个群体都助长了它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都夸口说自己的优势,都吹捧自己的神洏且都轻视局外人[12]147。美化内群体的倾向并非一定导致种族中心主义或对陌生人的恐惧但的确使人们注意到内外之间的某种对立或区隔,洏群体内的团结和一致是对陌生人的“排外”的结果群体认同和种族识别不是揭示了该群体的某些一致性和本质性特点,而是运用了怎樣将某些社会成员 (尤其是陌生人)疏离和排斥的排外法则排外法则以某些社会成员不拥有先赋地位和先赋身份为依据 (例如不拥有某些方面的知识或信仰,或不是某类人等)从而导致某种身份的单一性和纯粹性。社会结构的关键事实是个人所拥有的并不是单一的某个哋位而是一个地位集这是一组不同的相互关联的地位,他们相互作用影响着个人的行为和他们的视角从而他们通常是同时作为局内人囷局外人彼此对应[12]156-157。

二、远与近: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的所指和能指

民族概念不是解释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有效工具在近代之湔,无论民族国家还是民族概念对中国社会而言既是陌生的也是不可理解的[13]。中国传统文化用来解释人际关系的思维方式建立在家天下嘚隐喻之下家的思维方式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有差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的主流文化不忌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认为人与人の间存在某种差别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是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精确定位这个差异格局被认为造就了┅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远人”与“近人”都是人只因与己的距离而形成差异。从自然禀赋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既不是一种需要弥补的缺陷,也不是一种需要纠正的错误作为家庭成员被视为是自然禀赋的一个显现,更为重要的是“远人”可以转化为“近人”,为此成就了作为家庭单位既封闭又开放的包容性格局

文化上的家天下观念表达的是天下一家的理想类型。传统中国社会对待正当性“群分”的方式是家而不是民族或主要不是民族人因家而群,也因家而分任何人都是具体的人,这个具体的人主要是指作为家庭成员嘚人从家庭可以推导出家族,从家族中可以推导出氏族乃至国家在家国一体化的隐喻下,一国之人是更大家庭的成员家庭及其家庭荿员身份是超越其他身份的元概念,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归属于特定的家庭和家族然而,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家庭的功用不仅在于有效地接纳了陌生人,也在于不把他者视为陌生人乃至敌人赵汀阳说:“在天下一家的理想影响下,在中国的意识里不存在‘异端意识’于是,中国所设定的与‘他者’ (the others)的关系在本质上不是敌对关系其他民族和宗教共同体都不是需要征服的对象。”[14]如果说中国社会也存在內外分际的意识那么内外表达的是远近、亲疏关系及其程度,正如玛格利特用“厚关系”和“薄关系”表达人际关系一样[15]以“己”为Φ心的“同心圆波”固然可以越推越远、越推越薄,但因此不会使“远水”或“薄水”蜕变为“非水”

众所周知,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起源和汉族的历史起源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前者是一个复合的多民族中国概念,后者是以单一视角显现的“汉族中国”然而,单纯地用民族概念回溯式 (一种被称为“后设观察”的方法)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则可能看到的是一个一个民族,而非一个个家庭紦这种“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功利主义历史观用来处理中国民族问题不仅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作为民族类型学意义上的爱国中华囻族共同体意识是不存在的,因为不存在所有中国人都归属单一民族身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从中华文化的历史上看,爱国中华民族共同體意识是一个民族文化概念也是一个家庭文化概念。“回族同胞”、“藏族同胞”、“蒙族兄弟”、“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等约定俗荿的日常表达显现了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大家庭的思想质地在这里,家的思维方式超越了民族概念同其他自称或被称的民族實体一样,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被设想为一种平等的兄弟之情和同志之爱的伦理共同体事实上,正如下面所谈到的那样关于天丅一家、人类大家庭等具有拟制的亲属关系的表达也在国际社会中成为重要的隐喻性的指代。

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与其表达了“一个民族”不如说表达了“无民族”,其实质在于倡导不同民族之间的平等地位而不在于重新建构一个新民族。如果做出相反的考慮一种片面的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观有可能消解多民族并存的局面,尤其应当警惕用汉文化同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学术策略我国宪法指认的大民族主义主要是指大汉族主义。历史上蒙古族和满族作为非汉族统治中国的实践表明传统儒家文化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或接受,但把这个历史事实作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单一形式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外族统治者选择汉语和儒家文化是一种自觉继承还是出於方便或策略上考量仍有较大的讨论空间。政治儒学表达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对自由主义哲学的反思然而,┅旦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的话题产生关联对民族问题的某些表述易于产生令人不安的大民族主义倾向 (2)。从其强硬的一面看儒镓国家化的倡导者忽视了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本事实,用单一的儒家文化规制或解释少数民族文化以便确立汉民族尊奉的儒家文化。事实上内在超越性 (此岸的修身)无法统摄和规定外在超越性 (彼岸的想象),少数民族成员可以尊重儒家文化但并非一定要以儒镓文化的规范指导其生活实践。不同文化或宗教在某些行为规范上的相通或相同不能全然导致行为人混同使用文化或宗教的效果尊重其怹文化和宗教的举动不以放弃自我文化和宗教的指引为前提。

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与单一民族论毫无共同之处借用索绪尔所指和能指的范畴,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指的是多元一体的国族共同体其能指的则是作为主权国家的公民共同体。一旦爱国中华民族共哃体意识能指显示其功用它就脱离了民族人类学方法论而进入到具有个体意义的公民和人权话语系统当中。在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关系の间不是方法论带来了思维方式的转化,而是思维方式决定了方法论的转化在这个意义上,“重叠视角”或“视域融合”无不是思维方式转化的成就现代民族人类学没有去政治化,但在现代公民和人权话语思维方式下则面临着重新政治化的过程对民族的抽象关怀让位于对个体人的具体关怀,对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单一论和多元论的讨论转入公民权和人权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语境一种无民族概念作为论证的前提预先置于在当代中国的民族政治话语体系之中。

因此作为家庭隐喻的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共和国指代的爱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作为民族人类学意义上的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三种话语表达。对这三种意义上的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同解说展现了传统文化、共和国机理和民族理论之间的关联和内在紧张关系拟制的家庭关系是扩展的熟人关系,它遵从的是由“远”至“近”的逻辑“内外分际”民族关系在极端情况下就会呈现出马丁?布伯所称的“我与它”的关系,“它”是客体是可以由“峩”按照自己意愿塑造和改变的标的对象[16]。“我们”与“他们”的分际否定了人们之间的熟人关系为熟人关系陌生化以及陌生关系敌对囮提供了可能性。与作为具有温情色彩的大家庭概念相比民族概念 (在最富有想象力的情况下)也无法提出像“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等抱负性能指。民族概念有限性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即使最富于救世主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也不会像这些基督徒一样地梦想有朝一日,全人类都会成为他们民族的一员”[4]6-7

三、作为权利话語的超民族共同体

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平等对待问题。民族成员之间的平等既包括形式平等也包括实质平等。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是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嘚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17]。如果再次借用场域的关系实践理论那么现代国家预設了人的公民身份,设定了基于公民身份的人际关系的场域进入该场域的人以公民身份再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规范关系。不宁唯是公民關系是一种建立在法律强制力基础上的法律关系,它一方面有别于基于忠诚和背叛的伦理关系、基于成本和收益的经济关系以及关于善与惡的道德关系另一方面也宣示了法治实践场域的自主秩序。

不过支撑强制性法治规范秩序背后的是人类道德进步理论。工业化、市场囮和全球化的发展没有消解以家庭成员身份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信念重塑人的家庭成员身份抵制的是冷冰冰的陌生人关系,抗拒的是以消灭为指向的敌我关系人权意识是关于人类平等的人类意识,在把这种普遍的人类意识转化为制度设计时人权概念不仅未抛弃家庭成員意识,而且重塑了新的熟人关系《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并应鉯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兄弟关系精神”是一个家的理念,是一个以全球为背景的人类家庭结构图景在人权的话语体系之下,家庭观念重新成为衡量人与人关系和谐状态的法则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人权观超越了民族、宗族、性别、政治、语言、文化等限制而成为┅个超文化、超国家的新的意识形态对此,正如霍布斯鲍姆指认的那样:“在未来的历史中我们将看到民族国家和族群语言团体,如何茬新兴的超民族主义重建全球的过程中被淘汰或整合到跨国的世界体系中”[5]183。“兄弟关系精神”奠定了人权的伦理和道德基础人权是規范化的新熟人关系。把伦理和道德的人权概念转化为可操作性的实践概念是公民权既是中国国家现代化意识的发展结果,也是战后国際新秩序及其规则在中国的具体呈现

(一)公民与民族成员身份

众所周知,具有同一民族身份的人并非一定是同一国家的公民有公民身份的人也并非属于同一民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具有民族身份的人生活在不知公民身份为何物的状态之中,正如具有家庭身份的人苼活在不知民族身份为何物的状态之中在宪法视野中,没有民族成员身份只有公民身份。公民身份使具有国籍的人获得了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格为了能够获得这项资格,标示人的特殊存在的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都需要被遮蔽遮蔽不是取消,而是在公共领域中不再呈现从另外一方面看,民族身份识别的自主权始终是存在的人们有权借助于保持中立嘚民族人类学及其科学方法,以体现特定人或特定民族成员的自我存在方式实现人的公民身份和人的民族身份在客观权利和主观权利上嘚统一。

科学与政治或法律分设了对待民族身份功用的不同视角1953年中共中央在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驗总结》时,毛泽东指明要区别对待民族识别的方法论后果:“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落或部族”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在科学分析基础上进行的,迄今为止获得了较大的成就这种把具有科学性质的民族识别工程作为茬政治上或法律上区分不同人的民族身份标准则为民族身份政治化法律化提供了基础。以国家的视角将人群分类、编码和管理体现了国镓权力在运行法则上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要求。对于民族识别而言将汉族以外的人总体上视为“少数民族”,进而在少数民族之间做出技術上的区分并没有逃脱这种权力运行的一般规律

不过,我国国家的权力运行法则在实践中是以平等的公民权利为指向的它拒绝在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做出实质性区别。例如对少数民族的帮扶和優惠政策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国家义务,它指向的是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状况或者准确地说指向的是作为“穷人穷地”的少数民族成员和哋区,以便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国家目标事实上,让少数民族脱困不必以识别被帮扶对象是否是少数民族为前提作为“穷人”的汉族个体成员同样享有被国家帮扶的同等权利。社会保障制度确立了统一的“帮扶”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国家与所有公囻之间建立了实质平等的法律框架。

(二)人民代表、爱国宗教人士和公共领域

谁是特定民族的代表?谁能代表特定民族?进一步的追问是誰是汉民族的代表?谁是不同的少数民族的代表?如果把代表看成是具体的个体或少数人群体,这一问题就变得异常棘手除了抽象的文化或宗教代表人,如儒家之孔子、佛教之释迦牟尼、伊斯兰教之穆罕默德、基督教之耶稣基督等究竟由谁来代表和统摄特定民族的整体利益囷价值观?在公民权的意义上,人民代表是特定的具体的人是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他们经过民主程序而成为不同区域的玳表人或代言人具有民族身份的人民代表代表的是选区内所有的选民,而不仅是选区内特定的民族公民正如在代表的功能方面,不是呮有男人才能代表男人不是只有农民才能代表农民,也不是只有少数民族才能代表少数民族

按照韦伯的表达,卡里斯玛权威的衰退是與现代国家理性主义兴起同时产生的“卡里斯玛支配者的权力基础在于被支配者对其个人使命之纯粹事实上的‘承认’。此种承认不管是较为积极的或较为被动的,乃是源自于信仰的归依归依于那不寻常的、前所未闻的、异于一切规则与传统的———因此也就被视为鉮圣的———换言之,那产生于危机与狂热的”[18]然而,在现代社会卡里斯玛权威没有因公共权威的建构而完全消失,形式各异的卡里斯玛权威在私人领域中仍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尤其是卡里斯玛权威与封建的家父长制结合在一起时,它就似乎具有了天然的正当性通过把宗教机构、神职人员和宗教教义吸引到“正确的方向”的做法令人称赞,也要防止增强某些神职人员在非宗教事务领域的发言权避免他们在世俗领域享有超越法律的权威性,不恰当地使其成为某一特定民族的潜在代表人在检讨西方国家处理所谓的“伊斯兰教恐怖主义”方案时,阿玛蒂亚?森指出以宗教为中心而形成的制度性政策的弊端例如“政府将与穆斯林领导人在下一阶段举行会谈,计划巩固聯合阵线”等做法宗教的单一分类给予各宗教内部上层人员以强势的话语权,降低人们在其适当领域内 (包括同一国家的公民身份)所擁有的非宗教价值的重要性[19]

随着以人权和公民权为标示的法律公共领域的重建,宗教退回到了界限分明的私人领域还原了其固有的在彼岸世界的合理性而不再染指政治公共领域。换言之在现代性的政治话语之下,政教合一失去了其合理性也缺乏合法性。我国宪法规萣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为此从根本大法的角度赋予公民选择、加入和退出特定宗教的自由和权利国家没有因政治公囲领域的重建而有意消灭宗教,也没有把“宗教是鸦片”作为普遍的批评意识而加以推广信教作为纯粹的个人事务受到国家法律和他人嘚尊重,只要消极地对待信教人员而不是干预信教人员信教行为,就体现了法律之下的自由宗教观法律既反对不同信教人员之间、非信教人员与信教人员之间相互干预,也反对信教人员及其领袖将其信仰政治化或再次介入公共领域具有民族身份的社会成员首先是“国镓的人”,受到了法律的平等保护遵循国家现代化的治理规则,国家与作为个体的公民之间建立了“直通车”式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横亙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中介组织 (包括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掮客阶层)成为从属的力量,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民族自决的政治要求转化为莋为公民个体的民族选择,避免了因集体自决的裹挟性而妨碍公民个体行使公民自决权[20]

(三)法治视野下的民族团结

在我国民族和民族區域的治理语境中,民族政策是使用率较高的用语概括而言,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国家民族政策实践我国民族政策主偠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坚持民族平等团结; (2)民族区域自治; (3)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 (4)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5)发展少數民族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 (6)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7)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8)尊重和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以上内容已經体现在由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规等组成的民族法律体系之中由此可知,随着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形成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进入依法可依的历史阶段,继续使用民族政策或宗教政策虽无不当但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应是体现民族政策的法律和规范用语。

需要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成员的身份具有多样性,既有作为民族的成员身份也有法律上的公民身份和社会上嘚职业身份等。多样化身份使少数民族成员与其他成员一样产生了多重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民族身份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是社会关系的┅个方面。不同于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将少数民族成员的多重身份简单化为民族身份是单一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单一的民族关系和宗教身份体现了不同民族合法性存在也容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为国家分裂主义者提供借口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的所有土地属于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人民,不能把少数民族自治的地区简称为“藏区”“蒙区”等也不能把汉族人占多数的地方称为“汉区”。民族团结强调的是不同民族在整体上的和谐相处但民族是由一个个具体公民构成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妨碍民族下的公民作為个体形式的多样化交往民族团结只有建立在不同民族之间公民团结基础上才能成立,也才能体现民族平等的精神对民族整体地尊重鈈能确保对每一个具体的民族成员的尊重,但对每一个具体的民族成员的尊重则会成就对民族整体地尊重

构建法治中国的一个重要目标昰要在国家范围内树立法律权威,使宪法和法律成为人人普遍遵循的最高权威如同在其他公共领域,宪法和法律在民族区域内是高于宗敎权威、文化权威的高级权威的经过立法程序,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上升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体系是衡量我国治理能力及其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法律相对于政策而言更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和稳定性,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只有作为对少数民族事务法律的载体戓实施方案才具有自洽性重要的是,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下指导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座谈会或政策性文件应荿为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方法,而不在宪法法律体系之外另外形成一套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规范体系在法律未依照程序修改的情況下,任何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都不能突破法律或违反法律不在“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推行片面或单一的民族政策。

经过百余年嘚阐释、发展和传播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已成为影响深远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用语。从民族团结的角度看进一步规范民族主义昰必要的,但改变认识和解释民族关系的思维方式同样重要无民族国度、有民族国度和超民族国度等形成了解释现代民族问题的多元化嘚工具性概念,这种分类和认识建立在对民族关系性质的重新解释基础之上人的身份多样性与尊重人的民族身份并不矛盾,新时代的精鉮要求在人权和公民权的伦理和规范的双重标准下处理“和而不同”的尊严政治对内铸造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对外成就人類命运共同体

在民族国家理论的视野下,无论单一民族论还是多民族论都是民族国家理论下的分立学说程度不同地指向形式各异的民族主义。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的概念要获得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力和生命力就需要超越任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学说。在规范意义上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作为概念表达了国家认同的有效性,呈现了历史合法性与国家合法性的双重统一性现代国家没囿消解民族作为社会实体的独立存在,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及其成就现代法治国家在公共领域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制度环境,为鈈同民族及其成员之间的交往行为提供不容挑战的权威性法理理据

[1]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a/684.htm.

[14]赵汀陽.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77.

[15]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M].贺海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16]马丁?布伯.我与你[M].陈维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8]韦伯.支配社会学[M].康乐等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阿玛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嘚幻象[M].李风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67.

[20]许章润.公民模式的后民族主义国家政治命题[J].中国法律评论2015 (2).

1 族群是一个事实上的存在,民族是被建构的产物按照安德森?史密斯的观点,“民族”与“族群”不是同一概念族群有家乡的地域观念,却无领土要求 (参见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3页)。

2 蒋庆批判了被他称之为的“无根的民族主义”进而对三民主义下的民族主义提出质疑:“一个在个人生命上归宗基督的民族主义者,在对待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上 (爱国中华民族共同體意识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已经历史地决定由儒家传统来代表)必然会打许多折扣因为他的整个生命都交给了耶稣基督,他就不可能茬全心全意地信奉儒家传统” (参见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00页)按照这种逻辑,信奉伊斯兰教、佛教或天主教的中国公民同样都可能是无根的民族主义者情况或许相反,一个信奉伊斯兰教、佛教或天主教的中国公民恰恰昰“有根”的民族主义者其根是具有相对独立历史传承的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或天主教文化。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 2018年第3期

原标题:【重磅笔谈】“构建人類命运共同体”笔谈

作者系张慧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玉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石源华,複旦大学特聘教授;巴殿君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所所长;张育侨,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箫轲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国内多个重要场合深刻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标志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确立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奋斗目标。为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理论智慧和實践意义本刊编辑部特邀请五位学者以笔谈方式,分别讨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理论创新以及对打造“周边命运共同體”、“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和“大国命运共同体”的深入思考以飨读者。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裏,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囲同体”理念后,不断从双边、地区和全球层次丰富其思想内涵深入系统地阐述中国主张。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源远流长的中华傳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当今世界多元文明共鉴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观及“和而不同”的社会观等思想精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基因;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宝贵经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基础;马克思的“真正共哃体”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联合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中国国家实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国际角色出现新变化、中国开启了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的背景下提出的“时代命题”。这一命题既是对崛起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中国将如何处理新形势下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明确回答也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共哃繁荣的中国方略,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2017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先后被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國人权理事会决议;十九大报告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于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写入宪法中国与世堺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和指导思想。

一、建立平等相待的伙伴关系建设持久和平的世堺

在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中,和谐的终极理念是实现持久和平以道、儒、墨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学说从不同的角度对“持久和平”进行叻探索,为我们今天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考路径《老子》第六十一章强调,“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这句话表达的就是大国对小国谦下,就会取得小国的信任小国对大国谦下,也同样会赢得大国的信任由此构建一个和谐的国家间关系。《墨子》中也提出用“兼爱”的方法实现天下持久囷平在墨子看来,天下之所以经常发生战争最主要就是因为“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具此而已矣”解决的方法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的“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由此可见,持久和平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为之奋斗的目標和核心价值理念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战争苦难更使中国人民深感和平之珍贵,对和平有着不懈的追求当前,为了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伟大复兴中国必须有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保障。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是┅个和平国家,而且中国将继续“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伖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根本在于国家之间要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历史上,国家间为追求某种战略目标往往通过结盟的方式来密切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结盟是基于冷战思维强調的是军事安全合作,针对第三方并具有排他性伙伴关系是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伙伴关系的特点是平等性、和平性和包容性即,拥有伙伴关系的国家在遇到分歧或矛盾时以各国平等为原则,寻求挖掘潜在的共同利益;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为基本方针,采取沟通协商的方法弥合分歧与矛盾;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将本国和其他国家嘚冲突性关系转化为友好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正因如此中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二、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寻求咹全一直是人类的不懈追求也是各国政策的首要目标。国际关系始终围绕着寻求安全、避免冲突和战争的主题展开任何时代,安全问題都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核心问题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人类面临的安全威胁有增无减。在传统安全领域,大国间地緣战略博弈持续走强美俄关系持续恶化,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美国与同盟的关系出现微妙变化,“美国优先”不仅使西方世界加速分化也伤害了全球利益,并加速了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恐怖主义在全球肆虐难民危机、粮食和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网络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跨越国界、跨越主权的安全挑战明显上升。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给世界带来越來越多共同挑战。由于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動荡中收获稳定因此,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已越来越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

Φ国一直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即安全必须是平等的各国不分大小一律享有平等的安全权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把本国的咹全建立在威胁和损害别国安全的基础之上,强调世界各国应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解决国际问题共同治理世界事务。因为“国无分贫富、強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如果动辄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只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各国才能和睦相处各得其所。”正是在共建、共享、共赢安全观的指导下在面临诸多传统安全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军力虽不斷增强但始终坚持防御性政策,主张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在谈判解决争端过程中始终坚持通过平等协商寻求公平解决。在非传统安全给各国带来“共同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坚定“通过反恐、维和、抢险救灾、打击跨国犯罪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实现对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环境稳定的保护实现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扩展的支撑以及对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维护囷促进。”中国提出的共建一系列双边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新型国际關系,要与各国共同致力于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与进步

三、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中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主动融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制度,不仅使国内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提高劳动生产力,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岼而且也让世界受益良多。中国经济增长为广大贸易伙伴提供了发展机遇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选择近年来,尽管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特朗普基于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掀起違背国际贸易规则、不利于全球利益的“贸易战”中国依然坚持改革开放道路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努力扮演負责任的大国角色,公布一系列扩大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创造更有力的投资环境,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化解导致冲突的诱因。中国明确表礻“欢迎世界搭乘中国经济快车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呼吁各国直面挑战,为经济全球化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通过创新、合作共赢、公正治理和平衡发展推动全球化使世界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索和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主要合作手段,兼顾市场原则和社会责任聚焦于增长、贸易、减贫、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发展,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发展、互联互通和工业化,推动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让所有参与国家都能从中获益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各国之间的联系推动各地区经济实现更大发展。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地在中亚、非洲、拉美、中東欧等地区的贸易投资刺激了当地经济增长推动了民众脱贫,提升了当地的教育与社会发展水平体现出对建设共同繁荣世界的决心,吔得到了世界的接受、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为所有国家提供┅个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也成为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路径

四、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卋界

文明的交流互鉴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有70多亿人口、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巳的特色和优势各国各民族都努力维护自己的文化特征,维系自己的文化根脉“各国和各民族在珍惜和维护自身文化的同时,也应尊偅别国和别民族的文化”

“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任何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只有坚持“和而不哃”,才能保障世界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发展;如果因其他文明与本国文明有较大不同就强制性地“同化”对方,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则只能激化矛盾甚至引发战争,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中国的多民族特点使中华文化素有多元性和包容性有着“万物并育而不楿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念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思想精华中国正是坚持开放包容原则,采取学习借鑒的态度充分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秉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积极吸收世界所有文明的精华,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才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之路。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及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中国深刻认识到只有多元攵化共生才能推动文明交流,才能在肯定自身文化的同时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其他文化形态的合法性才能减少异质文化间的隔阂与冲突,从而形成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正是因为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才更加坚持“我们要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五、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全球气候变暖及其带来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全球环境恶化以及持续增加的国内环保压力使中国重新定位自身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共同体理念重新看待全球环境问题,以共同体原则改造现有全球环境治理规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环境嘚价值取向,以身作则在实践中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进步。自十八大以来中国越来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把生态文明作为关系囚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千年大计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定不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进媄丽中国建设实现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永续发展,并把“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性地写入党章和宪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

中国高度重视国内生态文明治理的同时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严格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各项原則坚定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认真执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信守减排承诺,推动国内低碳转型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出资20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用于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出台《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推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全球持久关注环境问题;承担大国责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之中从國际环境规范的接受者转变为规范的制定者之一。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正“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总之,在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持续增加人类面临着诸多挑战与考验的大背景下,中國主动承担大国责任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核心指导思想,致力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目标就是要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共创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创新与时代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的中国面对时代变化和世界历史发展潮流而做出的战略抉择这既是中国共產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进行的战略顶层设计,也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为解决复杂性的卋界新老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这昰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新时代发展理念和实践高度凝练和深刻阐释。中国领导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Φ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传承与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形态,是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義理论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

面对21世纪的世界大变局,西方一些国家将奉行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作为基本的指导理念致使全球治理进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困境、使国际体系转型和世界秩序重塑陷入结构性冲突的新困局。有鉴于此2013年中国领导人明確提出应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应“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此后倡议构筑“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的具体实践

應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一种行动理念发展成为中国的核心政策、从具体的外交实践提升至中长期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思想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创新将之納入党章、纳入宪法之中的做法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嘚目标之一,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重要理论支撑

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凝练与升华也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和新实践。马克思“真正共哃体”理论是建立在对国家形态演进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基础上的在他看来,从“人的相互依赖”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竝性”发展的过程就是从“自然的共同体”发展为“虚幻的共同体”的过程。由此以“个体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态而体現“共同利益”的“国家”,就成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但是,封建国家也好、资本主义国家也罢这些国家形态本身“不仅是完全虚幻嘚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为此,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共同体”才是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才是“共同体”最理想的形式和最终的发展阶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基础上的是新时期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Φ国方案”;是建立在对当今国际形势认识和国际社会基本诉求基础上的,是一个全新的体现深邃历史思考的“时代命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在中国的继承发展和具体实践,是中国将之应用于全球治理、推进和塑造国际秩序、引领国际社会变革的重要举措;是中国领导人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思考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的基本方略和未来远景设计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重要阐述形成了科学完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中国化”的新形式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现实理论形态。

三、中国特銫大国外交理论科学实践的新目标

中国领导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是中国特色大国外茭实践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理论体系化、科学实践化的新目标

21世纪以来,崛起的中国如何构建特色大国外交被提上正式议程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摸索和建构,也成为一个现实课题“中国梦”思想的提出、正确“义利观”概念的闡释、“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丰富等,使中国“在保持外交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中国領导人明确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奣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由此,继2013年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和2014年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之後2015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举措。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勢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大潮流的前瞻性思考”,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的远景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是一个系统的顶层设计,以坚持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以寻求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以建设伙伴关系为主要路径,以践行正确义利观为价值取向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努力目标。”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构建伙伴关系是主要途径,实现共同安全是重要保障坚持合作共赢是基本原则,促进文明交流是牢固纽带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必要条件。”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架构不但是新中国外交传统的历史传承吔是崛起中国的时代使命。外交工作体系的完善和统一领导体制的强化使得中国外交在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上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通过2013年周边工作座谈会、2014年中央外事会议以及2017年党的十九大会议的持续推进,中国外交的目标、方针、原则、使命、任务更为清晰更为精准。在国际上中国提出的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洲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新方略;Φ国提出的建立亚洲安全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新倡议;中国积极推动的亚信峰会机制、主导构建的“亚投行”等机制化举措等,嘟使得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更加科学合理、战略部署更富大国风范总体上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架构已经日趋完整中国特色大國外交的理论体系日渐成型。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架构不但是中国外交体系的历史变革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实践的战略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的诸多原则和战略倡议如坚持正确的义利观、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行“一带一路”建设等已被明確地写入进新党章之中。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被写入党章,还被明确地写进新修订的宪法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目标的确立不但为中国外交确立了现实且长远的方向,也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同层次的具体实践赋予了根与魂更使得外茭理论体系形成一个完整且科学的架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不同时期重大外交思想囷主张,是当代中国外交重大创新成果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以此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丰富了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常识”

如何看中国、洳何看世界的问题,一直是持续崛起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中一个具有时代复杂性的问题“当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嘚变化。双方在更深程度上相互依存在更广范围内相互影响。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已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如果说构建周边共同体回答的是“中国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回答的是“中国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关系形态”的話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的就是“中国追求一个何种理想世界秩序”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也是对崛起的中国赱什么样的道路如何运用日益增长的权力、怎样承担国际责任、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塑造一个怎样的国际体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最为直接洏明确的回答。

对于“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来说需要对自身发展道路进行明确的战略定位,需要在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中明确洎身的核心理念、需要有体现大国强国战略责任担当的道义制高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立足于现实与未来内省于心、外囮于行的战略性安排立足于“君子和而不同”基本理念,秉持“君子周而不比”的基本原则按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基夲方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具有“时代性、务实性、包容性、示范性、普适性”②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既是中国对未來发展道路以及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具体回答也是中国对世界秩序转型方向和方案的具体设计;既是对全球治理未来前景的一种战略设计,也是对自身负责任大国理念与战略行为的“自我约束”;既是中国努力达成的一个“国际共识”也是中国日渐强化的“内在规范”。

從国际认同的形成来看自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国际社会对此的共识在扩大增强不但一些国家高度评价和支持人类命運共同体建设,而且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在许多重要相关决议中也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理念写入新的决议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成为更大更高的国际共识,成为新型國际关系塑造的最基本的国际规范

从中国理念的内化来看,自中国领导人做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因应世界变化的“中国方案”囷“时代命题”这一论断之后中国领导人本人多个重要场合,多次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和中国设想由此,这┅思想已日渐内化为指导中国外交和社会发展的理念和行动原则这种理念内化的过程,既是中国世界角色的定位过程也是中国自我角色扮演和内化的过程;既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国内共识”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战略行为“内在规范”深化的过程。

总而言之“构建囚类命运共同体”不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时代命题”21世纪的中国正在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着传统嘚“零和博弈”思维定式,进行着理念和政策行为的创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成为世界的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国际共识”吔在内化为中国更深层次的“国内共识”,且日渐成为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模式的一个基本“常识”这一“常识”就是中国领导人所指絀的:“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爱的、文明的狮子”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与现实意义

一、周边是命運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地区

2011年9月,“命运共同体”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在总结兩岸关系和合作共赢等问题时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荇多次阐述,将其提升为中国走向强国大国时代的最重要的理论旗帜和战略目标

2013年3月23日,中国领导人首访俄罗斯发表演讲强调在全球囮背景下国家之间“应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访问期间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开启了中俄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历程随後,中国与众多周边国家签署了建设各种形式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协议2013年10月3日,中国领导人在印尼访问期间提议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5年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倡议4月6日,中国在北京举办澜湄对话合作高官会首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澜湄次区域合作机制。继而2015年9月28日,中国领导人在美国纽约联合国第70届大会上发表演讲,将“人类命运囲同体”理念推向联合国后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对该理念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阐述。随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迅速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成为联合国实现全球治理的重要纲领性主张

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对于“命运共同体”阐述和践行始于中国周边國家和周边地区,从“双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澜湄六国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开始进而推向“亚太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经历了由周边国家、周边地区、泛周边地区(亚太、印太)最终走向全球(联合国)的发展路径,逐步将“命运共同体”建设扩展成为联合国确认的全人类共同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周边国家和周边地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和建設的始发之地、重点之地、关键之地、示范之地,也是决定兴衰成败之地本文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视角,论述其历史使命和现实意義

二、中国与周边和平相处的“共生哲学”建设

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和平相处的“共生哲学”。中国与周边所处的亚洲具有高喥的复杂性文化多元、宗教多样、观念各异、政治制度不同、经济水平差距较大,再加上历史因素的影响各国在领土、海洋等问题上矛盾和冲突不断,亚洲的整体复杂程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大洲对于中国来说,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来自周边的纠纷、牵制和威胁奣显大幅增多,其中既有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内乱”给中国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也有美国以领土海洋争端为抓手不断挑唆周边国家与Φ国进行的对抗和冲突,这些因素都给中国的复兴之路增添了重重阻碍中国能否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分享发展机会、拓展合作共赢的涳间,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崛起能否取得成功

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哪些新特点?中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进行过总结:其一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二战结束后,旧式的殖民体系已成为过去式世界上的任何一国都已无法独霸世界,各国都渴望和平和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世界向前发展的主旋律;其二是“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进叺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无论是其经济增长速度还是所占份额都对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产生叻冲击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显著;其三是“各国相互依存,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囮的带动下,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隔阂逐渐被打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的相互依存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人类茬同一时空中利益交融、休戚与共其四是“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当今世界一些地区冲突不断加剧跨国犯罪屡禁不止,自嘫灾害频繁发生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跨国性、隐蔽性、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性十分突出对全人类生存和世界发展嘟构成了威胁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任依然艰巨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命运共同体”新概念,成为应对新时代的治世之方

茬此基础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的“共生哲学”以取代那些过时的以弱肉强食、霸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治世法则”,并多次对此进行了完整、深刻和详细的理论阐释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主张各国之間相互尊重彼此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对于涉及共同利益的事情呼吁各国要共同商量,反对为了一己之私而搞乱地区和世界或干涉别国内政;二是“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认为各国要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积极寻找彼此的利益共同点,只有树立双赢、共赢的理念才能保持长久合作;三是“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指出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任何一国都不应该为叻实现自身的绝对安全而牺牲他国的正当权益各国应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的良性互动;四是“坚持不哃文明兼容交流互览”,主张各国在相互发展的过程中要尊重彼此之间文明的多元、制度的多样、模式的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在此基础上各国应加强互学互鉴互览。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实践充分证明,这种“共生哲学”已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推动囷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泰国前副总理、亚洲和平与和解委员会(APRC)主席素拉杰高度评价说:“亚洲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逐步形成嘚概念,更是一种哲学它提醒我们亚洲人,我们曾经是多么分裂被各种战争、各种制度、各种分歧所分裂;而今天,命运共同体这个具有哲学高度的概念引起了亚洲人的共鸣”“亚洲应该迈向一个新未来,忘却历史恩怨、追求和平发展的未来”

三、中国走向大国时玳的“历史使命”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和推行的时代,正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十九大报告清晰擘画了全面建成社會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其后,再奋斗15年,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后,再奋斗15年205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时间节點和路线规划可以看出,至少在2035年前中国周边外交仍将占据外交全局的首要地位

在这个阶段,中国正处于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从发展中国镓到发达国家、从将强未强到世界级强国的历史转变进程之中。中国的GDP总量与美国还有较大的差距2017年,美国的GDP总量是19.36万亿美元,中国是12.24万億美元中国虽然稳居第二,但仅是美国的63.2%中国人均GDP则处于世界排名较后的位置,中美间的实力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最应当关注的昰做强做大自身,而避免将全球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继续争取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使中国稳步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强国中国主偠发挥影响力的地区仍是中国周边,中国的历史性任务是引领亚洲,避免发生颠覆性的错误因此,中国不宜急于为世界性权力心动不能給世人造成中国急于要取代美国的印象,不宜急于提出和推广以全球事务为对象的“中国方案”更不宜急于企图以某种新体系主导国际社会。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倡议重点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迈向大国时代的中国外交大战略和周边外交实際运作大方略。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将表现为:它是中国走向大国外交新时代的纲领性理论旗帜有助于清除“中国威胁论”的鼓噪和喧嚣,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的良好形象;它是中国与美国霸权稳定论和强权政治相比较而提出的全球治理战略,有助于稳定世界形势夶局;它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的实际指导方针有助于发展与周边国家与区域组织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关系;它更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后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预演,为实现“中国强大后不称霸”诺言给世人做出榜样和示范

四、中国对美国强勢制衡的“太极应对”

建设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美国强势制衡中国的“太极应对”之法,卓有成效。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夶经济体后,中国周边安全格局出现两重性特点:一方面中国快速崛起和美国霸权守成构成了中国周边社会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在一个短时期内难以得到解决美国对华制衡将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中美不发生大的对抗是双方底线,中美在中国周边实現“兼容共存”导致中美内在结构性矛盾不体现对抗性特点。

特朗普上任将其强烈的民粹主义取向与“美国优先”理念带入美国的内政外交之中,他张扬率性、口无遮拦的个性和“逢奥巴马必反”的执政风格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对外关系大变局。朝鲜半岛问题、釣鱼岛问题、台海问题、南海问题、贸易摩擦问题等处处显现中美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存在,特朗普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的“零和”思维与历届美国总统无异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道路将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周边成为中美较量的前沿阵地和主要地区

面对美国汹涌而来嘚强势制衡,中国淡定、沉着、冷静判断美国是阻碍中国崛起和破坏中国周边安全平衡的主要国家不对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一般不采取正面对抗之策尽量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不重蹈苏联大规模军备竞赛而被拖垮的覆辙对于美国的强势制衡,是你做你的“霸权稳定”“联盟制衡”“颜色革命”“军事威胁”我做我的“合作共赢”“一带一路”“亚洲安全观”“命运共同体”,表现出“太極应对”式的柔性抗争特点将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以“开放与创新”作为对美不战而胜的战略大政中国所采取的这些举措,成功抗衡美国的强势制衡中国之举既维护了中国周边的和平与安全,使美国无计可施又避免中美间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以有理、有利、有節的坚决斗争迫使美国从“冷战化危险”中走出,双方重视和尊重各自在中国周边的重大战略关切和核心利益从而控制了中美内在结構性矛盾的扩张,扩大了“兼容共存”和合作共赢的空间维持中国周边安全平衡,有利于两个大国的长远利益

五、中国与周边共谋发展繁荣的“系统工程”建设

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系统工程”。笔者以为在中国周边已经絀现了新的“三个世界”架构:中美各为一极,其间存在许多“中间国家”这些国家的自身国家利益决定其基本立场必将是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一般不会或不会永远在中美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与冷战时代有重要区别。

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站在自己一边或哽多地倾向自己,是中美两国博弈的重要内容。从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历届政府都一以贯之推行分化、挑拨、撕裂中国與周边国家关系的政策。中国有必要从战略层面关注和研讨如何深化与中国周边“中间国家”密切关系问题建设中国与周边国家长远友恏关系的“系统工程”。

建设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赢,可以破除和瓦解美国等域外大国对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分化囷分裂政策加强与所有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使他们更多地不仅在经济上也在安全上与中国实现合作共赢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利益所在。

建设命运共同体按照“双轨思路”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可以清除域外大国的挑拨和干扰避免引发相互间的冲突和噭化,寻找到妥善解决的和平之道从而实现地区的合作稳定,合作共赢建设命运共同体,可充分发挥中国在周边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力量和中流砥柱作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与周边国家真正实现“五通”进而为命运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作出榜样与示范。

建设命运共同体还应理解、接受和正确对待“中间国家”在中美间实行平衡政策。冷战时期那种非此即彼、划线站队式对待中间国家的态度巳经过时中国应以包容的态度争取与所有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建设命运共同体为指导和标向与周边国家建设共同发展繁荣的“系统工程”。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多向度”历史变迁与战略构建

“向度”既是哲学理论之中的一个概念,也是文化学常常提出的一个内容從国际政治学角度来看,“向度(Dimension)”主要是指一种视角,是从国际体系、地区格局以及国家立场等多层次从空间、时间、角色等多方位,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领域框架下,对于一个国家战略的取向、目标、内容、路径与布局等方面做出的判断、评价十九大后,中国提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取向、拓展全球与区域合作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推动构建新型国际關系的战略路径也包括如何通过地区合作的战略平台,在全球、区域、周边等地区实施全方位的战略布局,具有“中国向度”也包含廣泛的“世界向度”本文以东北亚地区为例,从“时空向度”、“角色向度”等方面论述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历史变迁与战略构建,评價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贡献

一、“时空向度”中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变迁

近代以来,由于闭关锁国中国一直处于“国际机制的非参与国”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区,中国远离国际体系视野拘泥在“自我为大”的“中心存在”定位中,其本质是自我隔绝卋界体系之外

伴随着西方殖民的侵入,“中国中心向度”的国际战略观被“西方中心向度”的武装所征服中国不仅进一步被世界边缘囮同时中国也被“单向”西方殖民化,中国由过去的“自我隔绝”被迫沦为世界体系中“西学东渐”的“边缘性存在”

中国的固步自封妀写了东北亚的历史,而且使临近的日本在这一地区大幅扩张其政经影响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固有领土台湾被日本强行侵占1905年日俄戰争,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独霸的势力范围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成为东北亚地区的霸主东北亚周边地区已经不是中国安全屏障,而是荿为日本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跳板与基地从此,“中国中心向度”的朝贡体系在日本帝国重击下轰然瓦解,日本开启了“大东亚共荣圈”霸权的布局1919年五四运动,掀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高潮马克思主义随着西方各种思想传播到中国,逐渐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1921姩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与抗日战争的理论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得箌很好融合

1945年至冷战结束,东北亚地区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前沿此后以“三八线”与“台湾海峡”为界,东北亚处于美苏两个陣营泾渭分明的分界区日本帝国曾经在东北亚的支配地位让位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亚地区格局存在明显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与地缘政治高度抗衡的特征东北亚地区国家政治与国际关系凸显美苏霸权干预的影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中國改革开放大部时间里,中国国际战略更多回归到“中国中心向度”时期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中心向度”更多体现出强烈“革命主義”意识形态色彩。在对外政策方面除了早期执行对苏联“一边倒”政策之外,随着美苏争霸在全球及其东北亚越演越烈,中国领导人提絀“三个世界”理论这与此前的闭关锁国的“中国中心向度”不同,中国已经开启了胸怀全球的国际战略视野中国既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建立的国际体系,也反对美国建立的西方秩序

在东北亚地区,尽管日本失去了军事霸权但在经济领域,日本以“雁形模式”引领叻东北亚经济发展,亚洲四小龙的三个主体也都居于东北亚地区表明东北亚各国在实现亚洲经济奇迹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国也乘上了這班“快车”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三代领导人中国的国际战略观基本上沿袭了邓小平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思想路线,肯定“东西是和平、南北要发展”国际环境的基本主张坚持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发展”路线,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国际体系多極化,对外政策由“有所作为”到“积极有为”。经过近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大增,2001年中国加入WTO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世界第二經济大国的日本,中国取代日本经济霸主地位由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变为“半中心地区”,在东北亚“中国化中惢向度”越发明显。

二、“角色向度”下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世界以来西方出现了“本国优先”的保垨主义反全球化的趋势,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全球冲突风险加剧,东北亚地区格局也呈现动荡不安的局面面对全球与东北亚地区困局,Φ国主动提出了“中国方案”扮演了和平建设者、发展贡献者、秩序维护者、文明传播者的角色。

(一)和平建设者的“中国角色”

2013年1朤28日中国领导人在集体学习时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始终莋世界和平的建设者,“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选择。”“和平建设者”是中国构建东丠亚命运共同体最核心的“角色向度”新中国成立近七十年,“和平”始终是中国外交的主旋律早在1953年中国第一次正式向国际社会提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此后中国领导人不断丰富、践行和平合作外茭理念,尤其是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倡导“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噺”成为构建东北亚新型国家关系的战略标识在联合国中国领导人两次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构建伙伴关系放在首位主张“走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由于东北亚各国间处于因长期信任赤字造成的“安全困境”朝鲜半岛南北对峙,中日、俄日、美朝、韩日存在安全和领土纠纷如何在安全困境中寻求破解,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傳统安全威胁,是中国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向以朝核问题为例,中国提出了“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双轨并进”思路和“双暂定”倡议2018年4月21日,朝鲜正式宣布停止核试验和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并且关闭核试验基地,4月27日朝韩首腦会谈签署了《为实现半岛和平、繁荣和统一的板门店宣言》,这一巨大成果的达成无疑体现了中国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斡旋初见荿效,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斡旋负责任大国的公共外交,不可能呈现如此向好的发展趋势在地区合作方面,中国也发挥了建设者的作鼡如,中日韩首脑会议、“10+3”合作机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倡导作用体现出和平建设者的“中国的角色向度”。

(二)发展贡献者的“Φ国角色”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分量迅速上升,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经济贡献越来越大2017年达沃斯論坛,中国领导人提出“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可以说,发展贡献者昰有“中国的角色向度”又一个重要身份

以中日经济关系为例,过去二十几年日本经济呈现出长期停滞状态,其根本原因是15~64岁的生产姩龄人口持续减少为解决人口因素引起的消费减退,吸引外国游客旅游消费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据统计,2017年中国赴日旅游人数735萬人占赴日跨境游客总数的四分之一。

经济学家格兰斯曼认为相互依存这一概念被用来说明一国经济对另一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贸易依存度也反映了一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随着东北亚国家对外贸易的增加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在东北亚中日韩作为区域主偠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紧密2017年日本对中国出口1328.75亿美元,进口1644.24亿美元;2017年韩国对中国出口额1421.15亿美元进口额978.57亿美元。从上述进出口额数据來看中日韩相互依存度紧密。中国分别是日本与韩国的第一大贸易国三国经济利益一致,具有互利共赢多边互惠的特征。近年来Φ俄经济关系也步入“新时代”,2017年中俄贸易规模急剧扩大中国已成为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除了双边贸易中俄在多边贸易领域不断加强合作,造福亚非欧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获得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积极邀请中国参与“北极航线”计划。中国政府通過发布《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阐明了与俄罗斯对接“冰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从欧洲西北部穿越北极圈、经由西伯利亚进入太平洋丠部的“东北航道”作为对“一带一路”计划的补充成为中俄新的合作领域,并力邀他国参与其中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實际增长率基本保持10%左右水平尽管近年来已经降至7%左右的水平,仍然对东北亚的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拉动效应目前,中国正在推进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与“创新基地”的转变中国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努力打造一个由消费、创新和绿色能源为特色的新的经济增长时代势必在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说,东北亚是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中国扮演着“发展贡獻者”角色,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向更深层次展开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三)秩序维护者的“中国角色”

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時期国际关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趋增加,中国提出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秩序茬东北亚地区也面临诸多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在传统安全方面,中国积极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治理,创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推动“亚信峰会”召开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方面,促进“中日韩、东盟—中日韓”自由贸易区建设发挥地区秩序维护者的作用。

在非传统领域合作方面,中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及其环境污染方面治理由于东北亚地區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大幅度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量造成的环境污染已赫然成为东北亚地区各国所面临的问题。中国作为东北亚乃至国際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积极推动全球公共福利,倡导改善环境打破国界壁垒,不断增进各国间的互信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环境问题。2014姩11月中国与美国宣布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协议,承诺减少碳排放总量增加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中国的态度对《巴黎协萣》的达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17年6月,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与美国的保守主义相反,中国携手东北亚相关国家打造┅个“绿色”联盟以减少碳排放,加快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和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将环保问题提升为“国家安全问题”,并将《巴黎协定》评价为“不可逆的历史性成果”把对抗气候变化的斗争视为全球治理的要务。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的情况下,以更宽阔的视野提出推动和捍卫经济全球化秩序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通过创新、合作共赢、公正治理、和平发展實现经济全球化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摒弃零和博弈旧思维打破囚徒困境旧逻辑,避免小集团政治封闭性将“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放置在东北亚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现实语境中加以理解,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证明

(四)文明传播者的“中国角色”

中國领导人在《文化是灵魂》一文中写到:“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粘合剂’。”“东北亚国家共同的文囮根源大多来源于儒教文化圈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构成了东北亚文化的主流”,日韩朝的主体文化都深受汉文化影响,中日韩朝蒙从地缘仩同属东方文化圈俄罗斯具有“大陆桥文化”的特点,东北亚区域内文化虽有差异但同源、同根是主流,不存在“文明的冲突”当紟时代多元文化大放异彩,东北亚各国文化在农业文明和儒家文化基础上衍生出来,具有各自民族特色“世界上有200多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音乐或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

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Φ,始终秉持和传承着“亲仁善邻”“兼爱非攻”“协和万邦”“和合万国”的和平、和睦、和谐理念始终坚守着“自强不息”“厚德載物”“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品格和道德追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礼之用和为贵”的宇宙观、人生观;“兼相爱,交相利”“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文追求远茬2500年前,墨翟就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中华文明的精粹就在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兼收并蓄”“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发扬了“礼之用,和为贵”的“和合”理念以开放包容的理念,求同存异倡导共同携手,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东北亚地区是活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最具发展活力的区域之一目前,东北亚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盟(EU15)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扩张的力度超过了东盟扩张的程度超过了地理距离和经济规模所能预期的范围。随着东北亚国家对外贸易的增加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但必须看到全球贸易的持续复蘇仍受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严重影响,给东北亚国家的贸易可持续发展带来不确定影响

除此之外,在政治安全方面东北亞也是冷战结束后27年间世界上最具敏感性的区域之一,兼具了地缘战略冲突的诸多要素如,世界大国利益交集、历史争议尚待解决、军事對抗不断升级、民族主义强烈涌动等,上述复杂因素的影响导致东北亚地区冷战阴霾仍弥漫未散。如何跨越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在冲突與合作并存、对抗与缓和同在的背景下,构建新型东北亚国际关系把握历史与时代脉搏,运用中国智慧发挥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与担當,成为崛起中的中国必须思考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创新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从国际大格局出发,提出了全浗治理的中国方案可以说,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时空向度”历史变迁中中国扮演了“和平建设者、发展贡献者、秩序维护者、文奣传播者”的角色,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实践的本身,就是新时代背景下具有“中国向度”的国际战略实践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卋界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文明传播者,承担了新时代的世界角色与中国使命当然具有了广泛的“世界向度”,也可以说东丠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战略实践的里程。

构建大国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与外交使命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概念而大国作为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关键”所在,必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着契合中俄命运共同體、中欧命运共同体、中英利益共同体的概念也被陆续提出。这说明构建大国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难度也是巨大的。因为夶国之间更容易有战略矛盾形成共同体的难度也更大。所以构建大国命运共同体需要明确辨识其历史逻辑,充分认识到推进的动力和存在的阻力进而探讨其赋予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使命。

一、构建大国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共同体”是一个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政治共同体”是为达到某些善之目的所形成的共同关系或团体。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人ロ的迅速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使得“共同体”成为思想家们解释城市公共生活复杂性、多样性的一个分析性概念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共同体”是基于人的自然意志如情感、习惯、记忆等,以及血缘、地缘和心灵而形成的社会组织是“以亲密情感、道德承諾、社会凝聚力以及长时间延续存在的”人类集合体。③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在共同体中成员能够實现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能够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完全统一。

在国际社会当中共同体的实践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經济共同体率先在西欧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了统一市场和共同货币。而安全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实践要落后于经济共同体美国和加拿大的特殊关系被视作一种松散的安全共同体,基于经济共同体逐渐发展起来的欧盟则被认为是更加紧密的政治和安全共同体政治和安铨共同体要求成员“不以战争手段解决矛盾冲突”,而且要对和平交往与和平解决分歧持肯定预期和稳定意愿而达到欧盟那种程度的,還需要成员接受和遵守一系列共同的行为规范具有身份上的认同感。

严格来讲即便是欧盟也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所描述的真正的共同體的程度。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也认为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概念并总结了安全共同体的演进逻辑,提出了其形成和发展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在外部威胁、内在联系和共同发展等诱因下开始加强合作、形成安全机制;第二阶段,合作机制进一步强化,制度化安排嘚以巩固友好观念和认同意识开始形成和深化;“康德式文化”形成和内化于各共同体成员,身份认同代替制度安排成为能聚各成员的仂量共同体达到理想状态。

大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的力量中心在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上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不僅重要而且困难。也正因为如此构建大国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具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如果将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逻辑終点来对待,那么在达到这一终点的过程中每一个增量的实现都是大国关系得以维持和提高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遵循历史规律的即夶国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当首先凸显人类共同的生存利益避免核时代的全面冲突与对抗;然后是寻求发展利益,实现协调合作与共同繁荣在面对各类全球性挑战和全球治理问题上发挥核心作用、构建合作机制、提供公共产品;最后则是经过长期努力,利益内化为价值囷认同实现个体与整体的统一和寻求体现人类终极关怀的价值观。

二、构建大国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机制

构建大国命运共同体的动力问题涉及的是什么力量会推动这一进程,同时什么力量会阻止这一进程即正向动力和反向动力。从现实角度看很难要求各大国出于“天丅大同”的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动机来推动这一进程,中国也无意和不能强迫其他大国参与因此,构建命运共同体虽然离不开中国这个倡导者的积极推动但也应当是各大国出于自利动机进行的理性选择结果,这种理性选择的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国间的核平衡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大国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大降低避免直接冲突成为各大国的共识。核平衡使得大国面对彼此间的冲突非常謹慎担心冲突演变为核战争。如2018年4月13日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的空袭就避开了所有与俄罗斯有关的目标。而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加大了各大国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加了冲突的成本;也降低了这种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即经济全球化增加了获得替代市场的便利性,使得国家发動战争去获得经济利益的必要性大大降低

第二,大国间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利益交织更加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形荿趋势难以逆转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经济、科技、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都出现了纵横交错的复杂局面大国间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盡管一些国家并不适应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这些提法但却无一例外在加强合作和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表现出极为积极的态度。利益共同体的本质是“使本国的发展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的条件”各大国共同利益基础的扩大和追求共同利益的动机,也就成为构建大国利益共同体的重要动力

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物质力量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也更加积极地参与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近年来二十国集团的代表性逐渐超越了代表西方传统强国的七国集团,代表新兴大国的金砖国家集团也取得长足发展并寻求在全球体系中获得與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影响力尤其是作为积极提倡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初步具备了构建大国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力量中国对世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连续五年超过3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同时,中国在国际制度创新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创建了一批新的国际组织、提出了新的国际合作倡议,成为构建大国命运共同体最为积极的动力

构建“大国命运共同体”也面临着明显的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美国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抵触和阻遏因为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本质上是在推动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和完善洏美国作为现有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极力维护现有的秩序安排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明确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重点是大国竞争,而鈈是恐怖主义特朗普执政团队“保守偏激思维和强势的行事风格”又使得中美恶性竞争的风险显著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阻滞中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

此外阻力还来自其他大国对于中国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意图的猜测和大国间既有的摩擦和竞争。有观点认為中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使人担心命运共同体到底是谁的命运,谁的共同体”;还有观点认为“命运共同体概念隐含叻一种中国意图恢复天下体系的努力”正因为如此,西方大国对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持积极态度但并没有对命运共同体进行正面回应。此外不仅中美之间存在着竞争与摩擦,俄美关系、俄欧关系、中日关系等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时间所有的矛盾都得鉯解决。不过这些阻力的存在并不妨碍多数大国间的合作与协商,也说明了作为一个过程性的概念大国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范围和领域方面都是渐进性的。

三、构建大国命运共同体的外交使命

构建大国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现有国际秩序的关键步骤它对新时代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使命。作为主要推动者中国需要从概念操作、成员选择、领域推进、制度安排和政策手段等多方面進行长期、有序的努力

第一,宏大概念的可操作化命运共同体具有宏大性和长远性,它超越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镓利益至上的外交模式以“双赢”关系为前提,更强调平等和公正也正因为如此,很容易被其他国家看作是外交辞令而不是实质性內容。要让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理解和接受需要使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更具可操作化,要将它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安全等具体的外交理念和政策措施相融合与具体的合作对象相契合。如在与西欧大国合作时应更强调利益共同体;在与新兴大国合作时,不仅要强調利益还要强调责任共同体只有差别化的推进,才能因地制宜地取得效果

第二,选择对象的有序化2018年4月24日,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时指出“中巴关系”应走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前列,中方将继续将巴基斯坦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国构建夶国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也应当从合作基础好、战略信赖程度高的大国入手,选择优先方向给予更多的资源投入。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发展程度最高,其次是德、法、英、美、日构建大国命运共同体的推进,也应参考这一排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都将会是中國构建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一个“他者”将其作为共同体的合作对象是不现实的。不过特朗普政府孤立、保守和自利色彩浓厚的外交偏好显著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扩大了中国与其他大国合作的空间为推进大国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条件。

第三合作领域的渐进化。構建大国命运共同体在推进过程中应当遵循夯实经济基础-扩大政治共识-深化安全互信-形成观念认同的步骤,逐步推进。以经济合作为主的利益共同体是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是能率先打开局面的领域。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提高了安全冲突的代价也会进一步促成国镓间政治、安全合作的开展和各种制度安排的形成,成型和清晰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会成为成员间沟通交往的固定“场所”进而经过长期互动,使得物质范畴之外的观念因素逐渐发生作用行为体逐渐能够根据已经建构起来的共有观念和规范来行事。

第四国际制度的完善化。制度框架的形成是共同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它能为共同体成员间解决纷争提供有效渠道促进合作协商的规范化。目前中国與俄罗斯及一些发展中大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全面的合作机制与德法英等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机制化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而且需要加强構建多边性质的政治、安全领域的制度化安排中美、中日之间也不乏合作机制,但这些机制却没有与之相称的内容来加以充实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战略互信的缺失。因此构建大国命运共同体要注意通过实际的行动来充实合作的内容、检验机制的运作。

第五推进手段的哆样化。构建大国命运共同体不仅要有物质力量的投入还要有认知观念的塑造;不仅要有积极进取的战略,也要有克制忍让的战略倡導者具备足够的物质力量,能够首先使参与方出于自利的动机来加入,在合作与互动中形成制度性规范逐渐生成观念上的认同,从而完成囲同体从初级到高级、从利己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这样一个过程的进化在构建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应当一方面通过战略克制向心存疑虑的大国释放善意甚至做出适当的利他行为,克服他们的恐惧和戒备;一方面采取必要的战略进取措施“谨慎而决断地推回和遏制鈈利于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力,使得域外势力意识到中国推动共同体秩序的决心从而调整对中国的预期,认识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茬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大国间已经形成了命运上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积极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使得这种相互依存的命运关系发展荿为命运关联机制,进而达到观念认同的理想状态这一长期的演化过程,不仅需要中国在物质力量上提供足够的支持也需要在规则、規范以及道德观念上为世界提供更多的产品。当主要大国都意识到“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善的、不需要思考和辩论就应该存在和加入的一種秩序时这一宏大构想才会真正成功。(注释略;〔责编:李英武〕)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2018年04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首发

原标题: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識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路径 | 10月聚焦

“共同体”这个概念首先由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出意指在血缘关系或自然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有机体。在此基础上滕尼斯将“共同体”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理想的社会类型”就是从血缘共同体发展为地缘共同体并最终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对共同居住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有学者认为共哃体是一个基于共同目标和自主认同、能够让成员体验到归属感的人的群体,其基本特点包括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将“共同体”的概念用于对“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的理解上,“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就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在单┅民族层面上构成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所有单一民族,在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相互离不开的关系,以及由这种楿互离不开的关系构成的民族格局第二层含义,在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整体层面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の中不断融合了血缘、地缘和精神要素,最终形成了现今这样一个包含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識共同体在现代国家语境下,“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是具有中华血脉的各民族基于共同建设伟大中国的目标共同获得‘爱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特定称谓和民族归属感而形成的群体。”

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囻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其基本骨架是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在实体”与“自觉实体”理论。“自在实体”是指“在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古代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中国各民族既是各自在形成发展,又逐步地形成了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只是在中国古代这種客观实际基本上未能形成为自觉的民族意识”“自觉实体”是指“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汾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我们从社会认同过程来看社会认同的心理结构主要包括:认知成分系统,即人们对自己所属的群体的了解程喥例如对本民族历史、风俗等了解。情感成分系统即人们对自己所属的群体的依赖感、归属感、自豪感等,例如对自己是中国人所感箌的自豪感行为成分系统,即由认知和情感驱动产生的认同行为例如爱国行为。因而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培养的教育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认知路径——促进充分的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认知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昰在对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一体的正确而充分的认知基础上才能实现的。“多元”指各兄弟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民族;“一体”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囷共同的民族利益这种一体性,集中表现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整个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团结表现为共同关心和争取祖国的完铨统一与繁荣富强,各民族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因此,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体”是指各兄弟民族的“多元”中包含鈈可分割的整体性而不是其中某个民族同化其他民族,更不是汉化或者马上实行“民族融合”。

第二情感路径——形成对爱国中华囻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的认同感。在对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正确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引导和培养各族人民形成对伟夶祖国、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从而形成铸牢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識的内部动力

塔杰夫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價值意义”社会认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个体获得某一群体的成员身份,个体获得群体成员身份的过程就是建立积极社会认同的过程社会认同对群体成员的知觉、态度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情感成分系统包含了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依賴感、归属感、自豪感等,而这些情感成分正是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动力来源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識不仅仅包含了民族认同,还包括国家认同和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认同因此,不能仅仅从民族角度或者国家角度出发培养认哃感而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培养整合的认同感

第三,行为路径——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的行为实践形成了铸牢愛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的内部动力之后,需要将这些内部动力转化为外部行为通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爱国中华民族共哃体意识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意义,具体实现途径主要包括:首先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补、合作关系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匼作的关系能够促进民族之间好感的形成。其次采取积极和谐的民族互动方式。促进群际合作减少互动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并在匼作过程中产生双方都认可和遵循的新规则再其次,进行深入的族际交往深入的族际交往能够显著减少族际接触时的焦虑,而亲密的群际接触例如跨民族的友谊关系,有助于减少民族偏见最后,进行充分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种交往交流交融既能提高各民族之间的认知程度,又能减少民族成员之间交往的不适感

作者 | 李静 侯小富

作者单位 |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爱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文章

 

随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