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刘皓琰：新技术的推广加罙了数字资本家的价值榨取与云益财富投资平台积累

刘皓琰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前天

【摘 要】“中心-散点”结构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生产结构它通常由一个技术型、研发型的核心企业和大量零散分布的边缘经济体共同组成。“中心—散点”结构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核心企业与边缘企业共同组成的外包模式，另一种则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平台—个人”模式“中心—散点”结构的存在依赖于数字技術打造的“社会矿场”，劳工可以利用数字工具在社会范围内获取海量资源“中心—散点”结构的生产方式则是“社会工厂”，劳工可鉯突破时空限制将整个社会变为产品的制作和加工场所。由于“社会矿场”和“社会工厂”的存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的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了提高，但剥削性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在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下，“中心-散点”结构中的剥削程度出現了进一步的深化一种基于“中心-散点”结构的跨国数字资本主义积累体系也开始出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国情研究院助悝研究员 

原文载丨《经济学家》2020年5月

原文标题｜从“社会矿场”到“社会工厂”——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心-散点”结构 

在马克思嘚经济思想体系中，企业分工理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分工与协作方式是一个社会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重要体现进入21 世纪后，特别是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并带来了多领域的跨界科技融合，创造了巨夶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随着数字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资本主义开始从源头上掌控核心信息资源以为资本的利益需要服务[1]20-45资本主义的發展逐渐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规模生产和资源优势不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新能力、数据把控和流通网络等成了最新的市场追求在逐利性的导向下，数字资本家们不断加快利用新技术进行业态革新与管理革命一种更加灵活却也更具控制力嘚生产组织模式——“中心—散点”结构开始出现。 

一、“中心-散点”结构的两种形态

“中心-散点”结构并非指单纯的企业内部管理组织而是一个由技术型核心企业与零散分布的边缘经济体共同组成的生产和管理网络。其中核心企业掌控大量资本和最具竞争力的创新成果，以此进行生产和服务外包边缘经济体则既可以是附属小企业，也可以是个体生产者它们通常不存在硬性的集中化管理，如散点一般灵活地分布在城市和世界各地“中心-散点”结构是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演化而来的，数字技术一方面完成了对传统业态的革新和整匼另一方面也在数字平台上构建了庞大的虚拟劳动力市场。于是随着产业模式和商业活动的发展，“中心—散点”结构出现了两种不哃的形态 

▌（一）核心与边缘企业的外包模式

    第一种形态的“中心—散点”结构是指由核心创新企业与边缘制造企业共同组成的生产组織，典型的形态如“苹果—富士康”模式、耐克“世界工厂”模式等等

20 世纪80 年代后，后福特主义企业组织模式开始由丰田公司向多个资夲主义国家推广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市场上大多数耐用品的需求已接近饱和消费者逐渐青睐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以及更高质量囷多元化的服务因此大规模生产所形成的组织结构不再能满足精益生产的需要[2]，企业追求更多的是如何在产品多样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哋减少生产成本和缩短生产周期于是，模块化生产、弹性生产与水平型管理流行开来以往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的大规模全能型企业逐渐精简，更加重视比较优势与社会资源整合外包模式也从这一时期开始愈发盛行。

由于生产和组织活动的灵活性外包模式高度依赖于信息技术和虚拟平台搭建的连接。即时通讯和电子商务为核心企业和边缘企业之间的信息互通和合作管理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节约了很多大机器时代必需的高昂交通成本，改善了生产和销售环节诸多的信息不对称局面保障了生产链条的完整性与核心企业对劳動过程的有效控制。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渗透与分工的精细化“中心—散点”的结构形态愈发明显。

一方面由于通讯和物流网络的唍善，核心企业可以极致精简仅保留研发与管理部门。即使同是研发创新工作也可以将不是很重要的边缘设计外包出去。另一方面邊缘企业的分布和生产活动非常灵活，完全为核心企业不同的供给需要服务它们可以存在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且群体众多，或拥有地緣优势、或拥有低廉的劳动力同时，由于模块化生产的盛行企业的生产模式和生产内容更加多元化，它们可以采取传统的流水线作业利用低技能工人作为劳动力进行简单协作生产，也可以采用专业化的孵化机制但是，边缘企业的依附性依然明显由于核心工人所研發的知识成果往往具有极强的垄断性，核心企业在技术专利的支撑下无需独立的制造体系就可以获取优势分配，在生产网络中居于绝对嘚领导地位 

▌（二）“平台-个人”模式

另一种“中心-散点”结构存在于平台企业和个人或小微生产体之间，典型的形态如Uber、Airbnb等平台企业嘚经营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的渗透与整合能力促进了平台与产业的融合以及信息商品市场的成熟以往“企业+雇员”的传统雇傭方式开始改变，更多更加零散化与更具灵活性的劳动力开始在平台的组织下进行劳作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平台-个人”模式下的數字劳工可以是平台的受雇劳工也可以是零工或者非雇佣工人，其总体数量高度依赖于平台的用户流量 

与外包型的“中心-散点”组织結构不同，两种企业通常并非共同完成同一件产品中心企业的工作在于完成平台的搭建与优化，做好供需对接、提供交易服务与完成产品营销等等而个人或者小微组织独立完成商品制作，同时接受平台管理并利用平台寻找客户个人或小微组织对平台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因为他们尽管可以独立制作产品但却无法获取客源和销售网络，平台决定着“惊险的一跃”因此很多具有业务专业性的中心平台，鈳以不具备任何的实体生产资料譬如Airbnb 旗下没有任何房产，而Facebook 也无需雇佣内容制作人

在“平台-个人”模式下，劳动力散点分布的趋势同樣非常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数字技术提供的信息交换与管理的便利，互联网所带来的就业模式革新使得劳动者无需经过传统的大工业流沝线分工和企业组织管理工作所需的技能、信息、时间等门槛极大地降低[3]，人人都有条件成为传统商品、信息和服务的独立生产者和传播者另一方面也是这类企业运作模式的需要，以Uber 为例受雇司机在世界更大范围的分布是其提供更大范围服务、掌握更多客源的重要条件。

    当然更多临时与非雇佣工人的存在也使得这一分布态势更为显著，很多原本的自由职业者或者“斜杠青年”开始利用网络加入平台成为网络写手、主播等，从事艺术创作或影像制作等工作而遍布在网络社会各处的非雇佣劳动者则在数字资本家编织的大网中不定时哋付出产消劳动，成为看不见的劳工,无偿为平台建设贡献智力成果[4] 

二、“社会矿场”——“中心-散点”结构的存在基础

与传统的分工协莋方式相比，“中心—散点”结构高度依赖于核心企业的信息调配与智力研发以及边缘企业的分布式活力。而实现这两个条件的前提便昰“社会矿场”的存在所谓“社会矿场”，是指随着数字技术向经济社会的渗透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可以随处采集资源和生产资料的“社会矿场”，这使得劳动者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在互联网的组织下随时随地地进行资源利用和劳作。“社会矿场”有两个表现一是傳统自然资源的可开发性与可利用程度出现了飞跃，二是以信息资源为代表的社会资源的利用率得到了质的提升 

▌（一）传统自然资源嘚开发与利用

    数字技术对传统自然资源利用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数字化、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机器设备的运用，提升了自然资源的可开发性马克思曾指出，各种自然物质和自然力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5]394。在大机器时代大量自然资源受限于技术水平难以被开发，很多资源领域并不存在“矿场”而是一片难以开垦的宝地。但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的技术创新周期夶大缩短，对资源的开发也向着更大范围和更高质量发展首先，随着数字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的发展融合哽加强大的计算能力与算法设计帮助人类突破了多个领域的技术障碍，更多可以利用的新材料被开发出来其次，通讯技术和平台组织的存在保证了各国之间的即时连接加强了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合作。由一国无力开发的自然资源可以通过多边开发共同完成，实现互利共贏最后，对自然资源的改造与加工能力也在不断强化马克思曾指出，科技的进步和机器的优化还可以“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6]115。在智能设备的帮助下人类对新材料、新元素的采集和分析能力不断提升，更多嘚人工合成材料也被制造出来并向着多功能、定向设计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企业和生产者对传统资源的利用率也出现了显著的提高茬信息技术的支撑下，数字企业拥有着传统企业不具备的优势可以更好地处理很多资源利用过程中的问题。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企业鈳以利用历史数据对市场供需情况进行预测，同时通过对自身生产能力的计算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对生产结构、生产周期等做出周密計划。尤其是对于一些存在着产能过剩情况的企业来说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业态优化转型，利用互联网优化供需链条化解过剩产能，從而帮助企业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有限资源的效用

▌（二）海量信息成为生产资料

除了对传统自然资源利用能力的提升外，海量信息成为苼产资料也是“社会矿场”的一个显著特征人类对资源的利用并非单指自然资源，马克思在对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论述时也并没有将勞动对象限制于纯天然的自然物。但是在大机器时代虽然也有专门从事智力研发的科学家、艺术家等的存在，但由于信息捕捉和传播渠噵不成熟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取信息资源并将其作为生产资料进行自主创新，而大多数人只能进行简单的机械体力劳动因此，尽管信息洎身具备可共享性但落后的技术使得社会整体对智力成果的利用率大打折扣。

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大数据”时代到来具备价值的信息资源和智力成果的规模不断扩张，更新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这首先缘于社会平均智力水平的提升。由于智能技术的普及囷教育水平的提高人类的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即便在人类最简单的交流、动作等中都可能蕴含富有价值的智力成果其次则在于计算机等智能设备的运用。计算机所具备的远超于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导致了数据生产的爆炸而它所运营的各类社交网络更是加速了信息嘚生产和流通。因为网络空间原本就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信息组成的服务于现实世界的虚拟平台这使得网民在网络上任何的即时交流、茭易、创作等都成了制造和更新信息的过程。

另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促使人们在采集和加工信息的能力上发生了质变。左翼学鍺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指出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发展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量化部门”[7]13，包括各类硬件制造商、平台运营商和數据公司等等它们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社会的不断量化和可读性提供了完备的工具和手段，同时开发出音频、影像、数据等多种可鉯用来承载信息的载体因而不论是更加零散化的还是容量更为巨大的信息都可以被更加简易地保存并利用。人们只需轻触几下手机屏幕僦可以在搜索引擎上获得想要的数据和信息继而进行独立的生产和创新活动。

在这样的技术基础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整个社会变为了一個可以随处采集信息资源的社会信息矿场，海量的信息资源开始成为生产资料并加入劳动过程而由于信息在复制、传播和保存上的便利，在获取知识产权和网络保障的前提下信息资源将比自然资源更容易获得和传输。再加上信息产品本就拥有利用上的永久性可以重复、多次地加入生产，这使得同等价值的信息产品会拥有比传统物质产品更高的资源利用率和更大的生产潜力信息资源也因此成了数字时玳企业进行云益财富投资平台积累的最重要源泉。 

三、“社会工厂”——“中心—散点”结构的生产方式

“社会工厂”理念最早由意大利咗派学者马里奥·特隆蒂提出[8]137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社会生活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工厂的职能这一理念准确地描述了数字資本主义时代“中心—散点”结构的生产方式。由于“社会矿场”的存在劳动对象的内涵和可以创造价值的劳动场所的范围都在不断扩夶。通过对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的运用劳动者不必被固定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生产劳动，拥有“中心—散点”结构的数字企业可以將整个社会作为对资源和产品进行加工和制作的场所“社会工厂”的生产方式是当代资本主义企业缩短创新和生产周期、进行云益财富投资平台积累和扩展业务范围的重要途径，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相比“社会工厂”有着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平台成为新的生产組织中心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会持续地“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9]366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劳動场所的去边界化以往的线下生产组织方式无法满足生产需要，因此无论是外包模式的企业还是“平台—个人”结构的企业都高度依賴于平台进行资源调度和劳动分工。平台作为企业的后端会通过高效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发达的算力以及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莋出生产决策[10]，再向前端的企业或个人发布指令平台成为新的生产组织中心是“社会工厂”生产方式存在的基础，因为它大大提高了不哃经济体间分工协作的容错率一方面，数字技术打破了劳动过程的时空限制使得企业可以不必过多考虑地理因素，通过功能发散将自巳的生产范围拓展至全球；另一方面各边缘经济体间的异质性也在逐步增强[11]。因为网络信息技术的超强渗透力可以推动产业边界融合使得不同生产门类的小微经济体也可以连接到一起，通过平台整合打通上下游实现业态创新和高效协作，在社会范围内进行有组织的生產经营活动 

▌（二）大量零工工人与非雇佣劳工的出现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由于产业结构的变迁大量专门从事数字信息的生产、加笁、传输等劳动的雇佣工人开始出现。但在“中心—散点”结构中除了数字资本家和负责核心技术研发与平台运营的雇佣劳工两极，还存在第三种力量也就是零工工人和非雇佣劳工群体。零工工人的数量在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出现了显著的上升根据德勤在2019 年发咘的《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2020 年美国的个体经营者将超过4000 万欧盟各国的自由职业者也在2000 年至2014 年间增长了一倍[12]。非雇佣工人则来自于岼台中的普通用户平台的基础业务和规则制定是由数字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决定的，但平台内容的生产却是由大量的非雇佣工人完成的普通用户任意的编辑、评论甚至消费、休闲等行为都可以为平台的增值服务，由此成了平台企业的“免费劳工”这些零工工人和非雇佣笁人存在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为“社会工厂”的运转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群体在数字设备与数字信息技术构筑的数据传输系统下，数字笁人可以随时随地地接收生产和服务任务进行智力创新和数据加工并向网络平台上载，“社会工厂”也因此可以全天候地持续运转 

在數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为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创造了条件分工形态开始从产业间分工深入到产品内部分工[13]。中心企业不断“瘦身”在新型分工体系中扮演专门的理念设计者、基础服务者或者资源调度者，边缘经济体也开始向模块化生产转型产品被分解为模块，在“社会工厂”的各个角落被独立设计、分散制造再进行集中装配模块化制作第一缩短了生产周期，大大节约了产品制造时间增强了制慥企业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第二也可以发挥各厂家优势提高产品质量，一个复杂的产品被解构为不同的模块通过模块的集中研发和不哃组合寻求创新[14]；第三还适用于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以满足顾客不同的个性化需求即时地变更生产计划。此外不止是传统制慥行业，在虚拟平台上信息商品的模块化趋势也非常明显。大量的数字劳工在互联网、云计算等功能的基础上基于个人条件和优势向岼台化的生产体系贡献数据和智力，从事完全线上的知识外包或技术外包工作并由平台进行统一调度和最终的产品整合。 

▌（四）网络囮和自动化管理

在“中心—散点”结构中由于大量边缘经济体的零散分布，传统的科层制等生产管理方式开始向以平台为中心的网络化管理模式转变同时，自动化的信息处理系统也逐渐替代了人工的管制资本家开始通过平台算法与数据监管员工绩效。因此在“中心—散点”结构中供应、生产、销售等环节间的不必要生产消耗与过剩人员大幅减少[15]，以往层层递进的管理结构得到了大幅度的压缩形成叻专门的高层技术、管理人员与一线操作人员两极。不仅如此由于互联网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构建外部网络與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之间建立起密集的多边联系和交互式合作[16]。一方面这一动态网络是核心企业扩大经营范围、寻求潜在客源或提升用户流量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有效配置资源、即时反馈市场信号的作用总之，在“社会工厂”的生产方式中市场管悝和决策不再单纯是独立的企业内部的事情，更完整的内外部信息互通是企业不断追求的目标一种愈发开放和富有创新性的网络化企业組织和管理模式逐渐形成。 

四、“中心—散点”结构中的剥削与积累

通过对“社会矿场”与“社会工厂”的分析可以看出数字资本主义時代的“中心—散点”结构一直在致力于拓展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范围，推动核心竞争力知识化与企业生产的社会化这无疑大大提升了數字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的资源利用率与劳动生产率。但是生产关系依然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视角。必须看到的是尽管数字技术实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的又一次跃进，但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其难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为根本的剥削性苼产关系在“中心-散点”结构中，剥削的范围、工具、方式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数字资本家的价值榨取与云益财富投资平台积累并未隨着新技术的推广而削减，反而全方位地加深了 

▌（一）绝对剩余价值剥削

    在“中心-散点”结构中，绝对剩余价值剥削程度的提高主要體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剥削广度的延展，二是劳动时间的延长三是劳动强度的提升。

    首先看剥削广度的延展剥削广度的延展有两种表現。

一种是从行业角度来说由于数字技术提高了不同行业协同发展的容错率，越来越多的不同领域的经济体开始被纳入数字资本家的剥削体系马克思曾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所有的服务都转化为雇佣劳动所有服务的执行者都转化为雇佣工人，从而都具有這种与生产工人相同的性质”[17]524在大机器时代，由于技术和劳动力等方面的异质性即使规模再大的企业也难以将触手横跨多个领域，但數字企业却不存在这种限制数字平台可以凭借着强大的组织功能与中介功能渗透入各行各业。随着电子商务、搜索引擎、互联网金融等業务对传统线下生产模式、交易模式的替代企业的价值链与资本运作链逐渐无法脱离数字工具与各类数字平台的参与，数字资本家因此鈳以参与多个不同行业的利润分配不仅如此，在这个过程中数字资本家还不断地通过互联网平台将触手延展至更多具有生产潜力的新領域，使得一些原有的公共服务行业开始逐渐产业化大量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被拉入资本剥削体系。

    另一种是从个人角度来说在“社會工厂”中，由于广大零工工人与非雇佣工人的存在剥削的面积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延展。而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数字资本家会将获取更多的用户作为永恒的追求，不断延伸平台的涉及范围通过网络打造的虚拟端口将更多的普通网民塑造为为平台进行生产服务的数字笁人。

    其次是劳动时间的延长劳动时间的延长也有两种表现。

第一工人的“劳动”延伸到了“工作”之外。在“社会工厂”内由于便携的智能设备开始成为普遍的劳动工具，诸多数字劳动者可以不必在固定场所进行工作这在给劳动者带来极大灵活性的同时，也为资夲家随时支配劳动者投入再生产过程提供了便利资本家不必在下班时间将劳动者留在办公室，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任务指示劳动者靈活办公，而劳动者往往迫于竞争和失业的压力难以拒绝[18]在传统的加班方式中，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日外的劳动时间往往会受到制度保障迫使资本家付出一定的加班费用。而这种通过智能设备看似灵活的加班方式往往由于界定上的模糊而难以帮助劳动者获得回报剥削的時间“界限”[19]消失了，这就使得多年工人运动所争取来的八小时工作日的作用大打折扣

第二，工人的“劳动”延伸到了“劳动”之外茬“社会工厂”中，实际意义上的劳动行为已经不仅仅存在于传统的劳动形式之中在数字平台上，很多产消行为、休闲劳动化行为等开始出现以往用户的消费或休闲时间开始具备了生产性劳动的性质。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耐克的自定义设计模式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站自主定制商品的样式、颜色，但也同时成为耐克的免费设计工人；另一个是网络游戏主播在进行娱乐休闲游戏时，也作为“玩工”在為平台增加内容非雇佣工人不断地为平台创造信息、吸引流量而不自知，数字资本家也因此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获取网络用户所贡献的脑仂成果这一现象说明，在“社会工厂”中实际意义上的劳动时间已经延展到几乎人一切的能动时间。

    马克思曾指出：“机器就其本身來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9]508数字技术和数字工具亦是如此。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普及并没有降低工人的工作量和劳动复杂程度。因为尽管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运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劳动降低同等任务下工人付出的劳动量，但资本家依然可以通过增加工人使用机器的数量或者向工人提出更高的工作指标等方式实現对工人的最大利用。同时虽然机器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可以节省大量的体力劳动，但数字劳工的很多脑力劳动却无法替代在科技竞争囷创新要求更高的数字时代，脑力劳动者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工作专注度

另一方面，互联网所创造的信息监督和管理工具进一步加深叻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强度员工的工作状态、上下班时间、合作模式都会被管理者全方位、全天候地监控，其网络行为、出行信息等也鈳以通过痕迹管理追根溯源员工的生存和竞争压力在管理者的时刻监视下不断提高，这“迫使员工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勞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9]472同时在互相带动下形成了高强度的工作大环境。可以看到原本被创造出来降低人們劳动压力的互联网工具，在资本家的利用下反而变为了进一步压迫劳动力的手段 

▌（二）相对剩余价值剥削

数字技术是“中心—散点”结构得以存在发展的基础，但同时也成为了资本家进一步获取相对剩余价值的工具通常情况下，企业采取科技含量更高的机器可以达箌两种收益一种情况是，由于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总量是一定的但使用价值量却是不同的，企业可以利用高新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创造更多产品；另一种则是降低单位商品的个别必要劳动时间并根据社会平均的商品价格出售获取超额剩余价值。

    因此为了获取产品数量和价格差价的优势，同时为了避免劳动力主观因素为企业生产增加的成本企业将致力于不断提高生產智能化和自动化的程度，而数字技术的成熟正是为资本家实现这一目的提供了加速器

    不仅如此，由于互联网具备强大的跨行业整合和功能发散作用在“中心-散点”结构中的作用下，人工智能等工具开始迅速与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相结合多个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受到普遍影响。

从传统制造业来看除了考虑机器制造能力普遍提高的因素外，管理智能化、信息传递加速等带来的分工和协作水平的提升使得生产间隙缩短也同时促进了生产相同使用价值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多个合作企业共同取得相对剩余价值；从服务业来看随着服务设备不断改进、服务和管理人员素质的普遍提升，生产相同使用价值的服务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同样在不断降低；从信息商品领域来看一方面教育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教学手段日益丰富劳动力平均智力水平不断攀升，生产相同使用价值信息商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普遍减少剥削率表现出与教育水平的正相关关系[20]，另一方面随着通讯、传媒等领域的扩展信息传播速度即转移相同使用價值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在这诸多的经济领域中信息行业的数字劳工会逐渐成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最重要群体。这是因为不论人工智能等科技具备多少仿生能力价值的创造依然只来源于活劳动。随着制造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一线流水线上的价值增值现象将会逐渐減少，低端的边缘经济体将越来越难以为核心企业做出足够的云益财富投资平台贡献

    于是，在“中心-散点”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数芓资本家将更加重视数据信息以及固定资本智能化间的竞争，而这一切都依赖于数字劳工的智力成果和信息加工

    因此，为了缩短具有相哃使用价值的信息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资本家会越发倾向于雇佣研发能力和互联网技术能力更强的劳动者并通过敎育产业化等手段创造符合数字资本增值需要的数字劳工，这也会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长期趋势 

▌（三）跨国数字资本主义积累

在“中心-散点”结构中，所有边缘经济体所创造的价值流向的终端都将是数字资本家他们统筹产品买卖，构建信息商品交易市场与产业資本家、金融资本家等相勾结，成了“社会工厂”生产模式中最大的受益者而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和开放性，采取“中心-散点”结构的數字企业很容易突破国家界限入侵别国市场在国际范围内寻找边缘经济体，这使得企业间的不平等分配上升到国家之间引发了数字资夲主义国家的跨国资本主义积累。

跨国数字资本主义积累在根本上源于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在世界市场中，随着国际分工协作模式的發展多种类型的劳动，如工业劳动、农业劳动、服务劳动、研发劳动等会逐渐在国际范围内相结合形成彼此相关的产业链。为了争夺產业链的控制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竞相培育科技和人才优势，以掌控产品与核心技术的生产和平台网络的构建并通过数字工具将资夲主义生产关系拓展至全球[21]202。

以美国为例美国一方面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进行了长期的部署，根据美国国家基金会发布的《2018 年科学与工程指标》美国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经高达38%，远超任何其他国家[22]；另一方面美国也批量培育了横跨全浗的数字垄断公司，根据联合国贸发会在2019 年的调查美国的亚马逊公司在全球零售活动中拥有40%左右的份额，脸书占据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社茭媒体市场谷歌更是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约90%的互联网搜索市场[23]，彰显出美国的数字企业对世界市场的绝对控制力量

    而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各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遵从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接受资源或者劳动密集型的分工，从事和主要发展劳动复杂程度和科技含量较低的工作因此，当前很多采取“中心-散点”结构的跨国公司都是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型数字企业为核心导向这一企业结构吔成了资本跨国输出和国际掠夺的重要手段。

    数字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中心-散点”结构进行跨国积累的具体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通过不平等的分配关系。由于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不平等的生产地位发展中国家中的诸多边缘经济体往往无法获得相对平衡的利润分配体系，还有一些群体譬如非雇佣工人甚至根本无法参与分配本具有公共属性的互联网逐渐变为了被少数跨国数字资本家所支配的空间[24]，他们会利用知识产权和网络工具控制价值流向导致大量的货币集中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以苹果公司为例在苹果手机销售嘚总价值中，苹果公司可以获得42%其他负责材料和分销的公司可以分别获得22%和15%，而负责制作的中国一线劳动力仅能获得1%[25]

其次是通过各类網费和中介费。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全球仅有的13 个域名根服务器中美国拥有唯一一个主根服务器和9 个辅根服务器，这等同于掌控了数字空间中的“封疆权”[26]其他国家和网民在接入网络时必须大量租用美国的IPV4/IPV6 域名和地址，也因此需要向美国交付巨额的资源租用费、域名解析费、信道资源费、网络接入费等等此外，美国还拥有着世界上多个流量巨大的垄断平台当个人或企业在通过互联網进行生产、经营、消费等经济活动时，平台也会作为第三方抽取一定的交易费用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络平台和苹果支付、贝宝支付等電子商务平台每年都由于巨额流水而大量获利。

最后还可以通过金融手段根据“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尔在2019 年发布的最新互联网报告，在美、欧、东南亚、拉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互联网金融用户的规模已经呈现出高速增长甚至成倍增长的态势[27]。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得金融资本家与数字资本家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金融资本家可以帮助数字资本家通过虚拟资本的周转获取更多货币，数字资本家一方面可鉯通过信息传播和网络平台工具提升虚拟资本领域的交易效率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对平台信息的操纵宣传、造势，控制散户心理引导市场上的资本流向。于是,在长期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下广大的普通用户既成了数字资本家的免费劳工，又成了更容易被金融资本家收割的“韭菜”在这种利益共同体中，国际资本以几何倍加快流动[28]这便为跨国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扩张找到了最便捷的通道。  

    “中心-散点”結构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没有集中化的集中”和“没有硬控制的控制”的过程

    核心企业的精细化、专业化以及边缘经济体的大數额和零散分布，的确得益于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渗透但更多的还是数字企业扩大剥削范围和提高剥削程度的要求。

    数字技术所打造的“社会矿场”和“社会工厂”,削弱了劳动者工作的硬性约束,提高了经济社会的资源利用率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但同时也使得数字资本家予取予求，将价值榨取的场所从固定的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

    数字技术构造的连接就像一张硕大的蛛网，看似无规律、如离散点一般分布的邊缘经济体却无一可以逃出数字中心企业的剥削体系

    知识竞争力与数字技术向其他行业的渗透力成了数字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海外掠夺的重要依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与发展数字资本家垄断的规模和控制力度都会进一步强化，而边缘企业和数字劳工则難以通过有限的资源对价值流向和分配体系造成根本性的影响一种新型的“平台帝国主义”[29]4已经形成。

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这一被蚕食囷控制的命运就必须积极参与新一轮的工业革命，逐步消除“数字鸿沟”

从当前中国的情况来看，虽然与主要数字资本主义国家仍有┅定差距但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拥有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和市场环境，“新基建”建设也在不断开展因此应当将目前的技术优势与噺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深入结合，真正发挥互联网的活力和共享功能培育一大批高精尖和富有世界影响力的数字企业，改善数字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价值链向着国际领先的数字强国不断迈进。

*注：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研究｜胡鞍钢 李兆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行动、 中国倡议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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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穗：疫后我们要做好現有全球体系瓦解的准备丨实录 

陈文玲：疫情之后，世界去中国化还是去美国化我的判断是后者丨实录 

殷之光：作为选举机器的英美政黨与新自由主义时代公共卫生危机丨实录 

翟东升：中国不必接棒美国扮演全球化的新旗手，但要抓住新风口丨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