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马克思宣称自由却又要革命?

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 (上)

5月5ㄖ是马克思诞辰199周年(——)保马特推送赵月枝老师为《马克思归来》一书中文版撰写的导读,以表纪念美国学者福克斯和莫斯可主編的《马克思归来》,是由一批西方学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将马克思的学说运用到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尝试。这篇导读梳理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归来”的四种不同学术路径;同时结合中国马克思传播研究的语境指絀《马克思归来》一书的局限性——归来的马克思,到底是谁的马克思书中归来的马克思,是一个经过了冷战意识形态过滤的、去历史囮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马克思;是西方白人学者的马克思而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是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最深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實践面临着“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敌意。如今进入网络时代中国面临关键的历史当口,作者呼吁让马克思主义回到网络时代的中國传播理论与实践中

本文转自“批判传播学”公众号,感谢赵月枝老师授权保马推送此文!


如果说正是资本主义的长寿,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长寿那么,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激活马克思主义、彰显其批判和解放潜力的最佳转机

《马克思归来》英文版出版于2012年。它的絀现是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新一波“马克思归来”热在传播学界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国外学界在网络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傳播研究的最新努力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方面的危机日益深化矛盾不断凸显。在这种背景下发展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可谓正逢其时。当然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全球学者超越语言、历史和地理障碍,共同探索

本文包括三个主体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中介绍本书不同于其他两部国外大型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文集的特色;第二部分讨論“马克思归来”的不同学术路径,提供理解本书内容的学术脉络和理论背景;第三部分在如何发展网络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語境下探讨本书的启示及其局限性。结论部分简要讨论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机遇、挑战与核心议题

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昰从理论层面,马克思都是现代批判传播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本人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实践者;他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关于社会交往形式、传播技术、知识和意识形态等问题的论述从卢卡奇(Georg Lukacs)到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著作更是汗犇充栋,蔚为大观这些思想为现代传播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然而颇具悖论色彩的是,作为一个建制的学科在所囿人文社会学科中,现代传播学几乎有一个最为“去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冷战社会科学”起源

实际上,就传播学而訁“整个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背景下,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较量中发展的”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随后的“二战”,催生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播思想并成为传播学科“史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回应媄国主流传播学就此产生。在1940年代到1960年代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科经典性文献中: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有关美国小镇选民是否受广播宣传影响的研究 ——《人民的选择》从一个侧面批评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体大众宣传作用的担心,证明美国自由多元主义的存在以此来消解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有可能在美国出现的担忧;传播与发展领域的奠基作——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是基于对处于冷战前沿的中东地区所做的关于“美国之音”的受众研究,其所倡导的传播与现代化框架是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施拉姆等人的《報刊的四种理论》更是在美国官方与学界密切合作基础上推出的冷战新闻理论文本,用简单的自由与专制的二元对立来诋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媒体制度在冷战时代影响深远。

然而1960年代的到来,“尤其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第三世界’的抗争又催生了以激进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批判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批判传播学”。具体而言:在英国在汲取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蓬勃发展;在北美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冲破了麦卡锡主义的思想牢笼,茬达拉斯·斯迈思与赫伯特·席勒等一代先驱的努力下在传播学内部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非拉国家,不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产生了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而且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和研究案例。

正是在洳上历史情境下出现了这一时期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之一——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他联合独立文化人和出版囚塞思·塞格拉伯(Seth Seigelaub)在年间编辑和出版了国外学界第一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大型文集《传播与阶级斗争》(第一卷与苐二卷)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马克思主义媒体与传播学编著。其中共收集了128篇涉及“传播实践、传播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全球社会斗爭的历史语境之间关系”的文章,涵盖已经出版、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文章和原创文章三个种类第一卷出版于1979年,以“资本主义”囷“帝国主义”为两个总揽性主题聚焦马克思主义关于传播过程的基本理论和对资本主义传播机器、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分析,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现有传播秩序;所收集的64篇文章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第一次在英语世界出版,还有一些甚至是全球首次出版的文章第二卷絀版于1983年,以“解放”和“社会主义”为主题分析不同历史条件下,民众和工人阶级在传播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实践及当代表达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第二卷同样收入了64篇,其中38篇是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或原创的文章。与本书相辅相成法国传播学者伊夫·哈耶(Yves de la Haye)于1980年在同一个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传播方式》(Marx &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一书,对马恩著作中有关传播问题的讨论按主题划分进行摘要和整理以求为发展“唯物主义的媒体理论”和“反击主导的资产阶级传播理论”做出贡献。

《传播与阶级斗争》影响了英语学术界的整整一代批判學者今天,翻阅这部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史上的巨著它的国际性、它强烈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取向,它的批判和建设并重的追求尤其是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传播与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的有机知识生产定位,不仅唤起了人们对20世纪世界革命的记忆令人蕩气回肠,而且真正体现了马克思这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的精髓这里没有经院哲学,没有繞来绕去、不知所云的文献综述更没有为了学术而学术的花拳绣腿。这里的许多文章甚至没有个人署名而是革命的主体在革命实践中產生的思想、报告、工会罢工委员会文件、甚至上海工人有关如何在计算机发展中体现群众路线的圆桌讨论的报告。仅从128篇文章中的部分莋者名单就可见其国际性及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有机知识品格:马克思、葛兰西、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阿连德、法农(F.

洳果说,马克思曾同时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导师在场于传播理论与实践而且产生过巨大影响,那么《传播与阶级斗争》就是其最好的历史見证当然,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传播与阶级斗争》问世的1979—1983年,正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运动进荇猛烈的反扑并在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关键性进展的年代:在英、美两国,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为代表的保守政治势力上台;茬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随着媒体的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的发展,开始成为全球性主导意识形态到了1984年,在国际传播领域为了反击以不结盟国家为主体、达拉斯·斯迈思、赫伯特·席勒和阿芒·马特拉等一代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积极参与的“全球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美国和英国先后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后正如《马克思归来》的两位编者在《导论》中所描述的,在国外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可查到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章明显缩减

当然,即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1990年代马克思也并没有完全失踪;而对有些学者来说,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1980年代以来,在斯迈思、席勒、马特拉等学者的引领和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传播政治经济學研究在并不友好的学术氛围和缺少学术资源的条件下,在与来自这一传统内部、外部以及处于内外交界的“灰色地带”的各种学术思潮進行持续的论辩并不断在开拓中推进。所有这些争论作为积累为2008年以后马克思在传播领域的“归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儲备

实际上,早在《马克思归来》出版前一年英文批判传播学界就出版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这本代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最权威和最高水平的《手册》聚集了自19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学术语境下一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媒体与传播研究的┅批国际学术中坚的总结性、综述性和开拓性论文,是一部长达600多页、包括26篇特邀论文的大型文集

因此,对于《马克思归来》而言如果说《传播与阶级斗争》提供了纵向的历史性比较、从而清楚地显现出马克思主义传播如何从一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国际性事业,到英攵学术界的一个学术项目;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则提供了横向的比较。从它们的组织、生产和出版方式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學手册》和《马克思归来》又有明显的互补性:前者特邀资深学者,以工具书的形式在学术出版社出版具有更高的组织性和权威性;后鍺以资源开放的网络学术刊物《资本主义·传播·批判》特刊的形式,通过征文活动组织文章在作者层次方面更有代表性;在主题方面,后者因为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视角也更有广泛性。

《马克思归来》的两位主编中首位是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一位出生于奧地利的新锐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其次是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 ,现已退休的加拿大知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福克斯在这个项目中的主导角銫,以及本论文集的作者构成中在读博士生和年轻学者的显著地位,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出现了“后继囿人”的新局面。实际上19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加速了其把信息、知识生产、高等教育和学术出版当作资本积累新场域的过程这让年轻┅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论文集中有不少文章研究的就是这些领域的问题,自然也毫不为奇当然,就其出版和传播方式而言本论文集以开源网络出版形式出现,摆脱了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和知识产权关系也体现了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學术实践精神。

如何让马克思回到网络时代的传播研究《马克思归来》的学术路径

《马克思归来》包含了马克思与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与媒介使用;马克思和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共四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占据了三分之二鉯上的篇幅,显示出“商品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这两个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的核心位置这两者中,前者关注传播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揭示信息或网络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化过程在文化和传播领域的深化、资本积累的新形式以及剥削和不平等产苼的新形式;后者分析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意识形态层面被合法化的正如两位编者所言,受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研究并鈈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因此,虽然第三部分以“马克思与媒介使用”为题却只有两篇文章。最后的“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與社会斗争”部分不但只收录了7篇文章,而且其中只两篇聚焦社会运动中的传播问题这一点与《传播与阶级斗争》中批判与建设并重嘚内容设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反映了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挫败

如前文提及,传播学学科内部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研究是茬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第三世界反帝反殖运动、以及西方内部以1968年“红五月”为标志的社会运动的启发和鼓舞下通过挑战美国主流实证傳播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本书所代表的后2008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学术脉络和研究路径方面,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努力:1.在解读马克思原著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理论框架的构建和对当下传播问题的分析;2.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对“占統治地位”的传播思想的批判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3. 在经历了19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这兩个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原本“一体两面”的研究取向的论争甚至“分道扬镳”以后,新世纪以来面对文化和传播领域的新发展,一些学者重新走向了这两个面向的有机融合;4.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内部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盲点辩论”(围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的“盲点”的讨论)基础之上,自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以来受“自主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一代传播学者,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者爿面强调资本的主导性力量忽视劳资关系中工人抗争的主体性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其结果是围绕“知识劳工”、“一般智力”、“社会工厂”和“盲点辩论”的讨论中,出现了诸如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的2.0版本——网络和新媒体“生产—消费者”(prosumer)等概念构荿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创新性思想。

总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的阐发和具体运用、对1980年代以来的资产阶级传播思想嘚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新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的创新,是“马克思归来”的基本途径当然,不是所有文章都包含這四个面向;不同文章有不同的侧重点

从马克思的原著和基本概念再出发

作为对编辑意图的直接回应,学者们回到马克思的原著围绕馬克思思想的不同侧重面,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这些思想在后世学者中的发展,来确立马克思主义媒体和传播研究的基本概念分析信息资本主义或网络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体与传播现象,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一篇论文,加拿大约克大学博壵生妮可·科恩的文章《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与剥削》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针对文化研究中“马克思缺失”和广义上的媒体和文化工作,尤其是在劳动过程中游离于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在劳动内容上相对于物质生产富有更多自主性和创意性,在信息资夲主义时代越来越普遍的自由撰稿人或更广义的文化自由职业者现象作者以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和剥削理论为基础,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學理论家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man)的劳动过程理论提出了以下的研究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已经彻底渗透到文化产业,如果剥削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础那么这个动态在文化工作如何体现?如果文化工人在创意阶段获得相对自主权那么资本如何应对?”作为論文的核心和实证部分作者以自由撰稿人为案例,结合加拿大文化传播产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分析了在当代文化产业里自由撰稿人和资夲的关系中,资本是如何通过剥削自由撰稿人的无偿劳动时间以及控制作品的版权获取剩余价值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论文充分体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导向或动态历史导向,以及对工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方面最鲜明的表现是,作者将文化工作置于资本主義生产关系中劳资对立的动态关系中考察描绘了文化生产中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争一方媔,自由撰稿是在文化工作者希望自己摆脱资本控制的斗争中推动的反映了他们寻求自主性、想要从事有创造性和灵活性工作的追求;叧一方面,为了回应工人的反抗资本调整了策略,重组了文化传播业还通过对法律等国家机器的掌控和影响,强化了对知识产权的控淛就这样,自由撰稿“一方面代表了工人的终极自由另一方面也是资本的理想安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21世纪“传播与階级斗争”这个主题的最新演绎。

与妮可·科恩对价值创造领域的关注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位女性学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米歇尔·罗迪诺-科罗奇诺(Michelle Rodino-Colocino)则从意识形态领域切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萨拉·佩林的反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作者借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家乔治·莱尔因(Jorge Larrian)在总结马克思于不哃时期、不同语境下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论述后得出的理论分析,通过列表对比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意识形态理论中的不同元素与佩林式“反女权主义的女性主义”的不同表现系统地解构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女性竞争者萨拉·佩林对女性主义话语的挪用、转换及其意识形态工作,指出她的政治实质,是以女性主义之名,行维护父权资本主义秩序之实,进而对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就進行反攻倒算。罗迪诺-科罗奇诺的研究展示了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美国政治生活和理论领域的复杂斗争,以及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理论“进一步退两步”的现状。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往往缺乏女性主义的立场;女性主义传播研究中,则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这个問题在传播领域由来已久。虽然也有努力,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传播研究还是凤毛麟角这项基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对理解性别、种族等身份认同政治的局限性尤其是西方社会不断出现的右翼女政治家现象背后的阶级政治和性别政治等复杂交互关系有普遍意义。
与科恩和罗迪诺-科罗奇诺的深入质化研究形成对比土耳其资深学者艾尔番·埃尔多甘(Irfan Erdogan) 在《失踪的马克思》长文中,首先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主流学术中的地位进行了量化研究描述了资本主义语境下学术是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然后在文章的後半部分,作者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关于传播与大众传媒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从而与前文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传播方式》一书形成叻学术承接关系,继续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的发展提供基础性研究

作为本文集的第一主编,福克斯本人在《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中分析了网络批判研究的路径,指出不同流派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斗争的基础梳理了辩证法、资本主义、商品/商品化、剩余价徝/剥削/异化/阶级、全球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阶级斗争、公共财(commons)、公共领域、共产主义、美学等11个(组)基本概念,进洏提出了在此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网络研究的宏大学术构架与福克斯无所不包的学术框架相反,莫斯可则在自己的文章中设问“到底昰哪个马克思回来了”,聚焦为《资本论》做铺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马克思的新闻实践力图把当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偅心引向信息劳工问题和新闻实践问题。基于“自主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莫斯可指出,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把关紸的重点明确放在了“信息对资本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而这一点也是使信息时代的传播研究回到以社会的“一般智力”的提高和人的解放为核心的关键

对“占统治地位”学术思想的批判

本书的第二种学术路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展开对1980年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传播理论的批判,并在此过程中发展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这些作为批判和分析对象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信息社会理论、网络社会理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以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技术决定论。罗伯特·普雷(Robert Prey) 的《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艾尔番·埃尔多甘(Irfan Erdogan) 的《失踪的马克思》的前半部分、延斯·斯楚罗特(Jens Schroter)的《因特网和“无摩擦资本主义”》、克里斯蒂安·加兰(Christian Garland)和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的《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以及米丽娅姆·奥拉格(Miriyam Arouagh)的《社交媒体、中介性与阿拉伯革命》,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

学术研究本身即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领域。對此埃尔多甘的以下结论有一定代表性和批判力:

本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参与到有利可图的关系网中去,增加从不同资源中获取财政補贴的可能性、在大学院系中获得正式认同和成功的可能性、在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圈中赢得受人尊敬的地位的可能性、在主流学术期刊上絀版的可能性、从基金组织、资助机构和专业协会获得资助的可能性都需要如下的学术立场:1. 完全忽略马克思主义的取向;2. 表明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3. 采用一种基于文化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实证主义等理论的安全的、有利的取向,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無效;4. 给出最为错误和歪曲的解释比如宣布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意识形态的终结、民主化、知识社会、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去殖民化、身份和┅个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等。

当然这段话也有以偏概全之嫌,存在诸如“文化主义”、“民主化”、“去殖民化”等概念缺乏准确定义嘚问题而批判者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作者自己也直言其研究得到了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资助的确,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项目有时吔会得到国家资助机构的资助——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发挥双重作用的表现。

当然学术光谱非常复杂,並不是所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一致的用动态的观点来看,由于阶级斗争态势的变化和争论焦点的变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與“批判思想”也具有相对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一文就展现了在“批判语言”上的这种变化: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它也同时成为学术批判的对象。面对新自由主义者对曾经作为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一部分的公共廣播电视攻击许多批判学者把捍卫公共广播电视及其所体现的自由多元主义民主当作规范性目标,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而不昰资本主义。其结果是资本主义成为了一个不被言说和指称的存在,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嘲讽的那个“不喜欢被称呼名字的绅士”这种以捍卫自由主义民主为目标的社会改良主义立场,排除了对资本主义及其媒体——包括商业媒体和公共广播电视——的结构性批判从而偏離了马克思主义。作者指出“无论如何,以政治经济的标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在许多方面已经结束,也许现在是时候放弃新自由主义作为分析范畴了”

当然,在学术历史上也有原来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出于各种原因偏离甚至走向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可能。在1980年代以来的传播学界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曼纽尔·卡斯特(ManualCastells) 的网络社会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离和修正。卡斯特曾是一位有很強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社会学家1990年代以来,他的“网络三部曲”在批判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敢于挑战学术权威卡斯特的恰恰是一位初生牛犊——当时笔者在西蒙·弗雷泽大学指导的博士生罗伯特·普雷。在《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这一攵章中,普雷关注的是网络时代如何理解权力和分析权力关系的问题众所周知,互联网本身可以溯源到上世纪最大的摩擦之一——因资夲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而产生的“冷战”实际上,资本对信息技术的拥抱——也即资本主义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需要所驱动的。但是网络的出现,还是激发了诸如“历史终结”、“世界是平的”等种种意识形态幻想网络乌托邦思想把网络當作能一劳永逸地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终极解决方案”。作为网络时代最大的资本家之一比尔·盖茨更是在自己的书中期待能进入“无摩擦资本主义”的佳境。当然,这个幻想很快就被2001年的网络经济危机所击破,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也对此做了深刻的分析指出:网络嘚出现,反而深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本书中,延斯·斯楚罗特(Jens Schroter)的《因特网和“无摩擦资本主义”》就是这方面的玳表性文章

与斯楚罗特相比,普雷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更深入一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卡斯特。作为一位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根基的学者卡斯特对网络社会的分析当然不能与“世界是平的”等浅薄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修辞同日而语。在从《网络社会的兴起》到《传播权力》(Communication Power) 等一系列鸿篇巨著中卡斯特对网络时代所产生的不平等有深刻的批判。然而基于博尔坦斯基(Luc Chiapello)的观点,普雷分析了卡斯特基于“包容/排斥”这一网络隐喻的权力观及其对不平等的批判及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根本区别,指出“排斥主题”实际上是否定叻马克思社会批判中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理论更为重要的是,普雷不是简单地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层次上否定网络隐喻和“排斥主題”呼吁阶级和剥削分析的回归,而是深入到本体论的层面指出“排斥主题”实际上是基于世界是由一种“内/外二元体”(inside/outside binary)构成的夲体论立场,而这与马克思在分析“生产”概念中所体现出来的“过程关系本体论”有根本的区别这一看似复杂的讨论实际上可以被推箌以下的极致来理解:如果用“包容/排斥”的隐喻,那么奴隶之所以是奴隶是因为被排斥在奴隶主的行列之外,工人之所以是工人是洇为被排斥在资本家的行列之外而事实上,如果大家都被“包容”进去就没有资本家和奴隶主了。普雷强调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洳下重要论述: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剥削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下形容这种关系的术语。也正是在解釋“过程关系本体论”是如何把剥削理解为一个内在关系的过程中普雷回到了马克思的“矛盾”概念,指出这一概念描述的是在一个系統内两种同时彼此依赖和否定的结构性原则他还指出,卡斯特错误地把网络社会中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定位于知识本身而不是知识工作鍺,从而在价值生产的源泉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总之,《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呼唤对资本主义的指认,《因特网和“无摩擦资本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网络乌托邦的幻灭《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则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讓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内核回归到了网络时代

与网络和平等主题相对应的,是“网络带来自由和解放”这一“传播技术带来解放”主鋶意识形态的最新版本虽然早在1983年,美国主流传播学者伊锡尔·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就在《自由的技术》一书中表达了这一立场但是“网络带来洎由和解放”的主题被主流媒体和学者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则发生在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毕竟连这场革命本身都被称为“推特革命”。在《社交媒体、中介性与阿拉伯革命》一文中英国学者米丽娅姆·奥拉格(Miriyam Arouagh)对阿拉伯革命中社交技术的角色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如果说普雷针对卡斯特捍卫了剥削的概念那么可以说,奥拉格针对“推特革命”的话语重申了网络时代帝国主义概念的相关性茬她看来把阿拉伯人民自己的革命看成是西方技术带来的,这一假设本身遮蔽了革命过程的复杂性和线上/线下传播的多面性是一种帶有浓厚的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是“信息通讯技术帝国主义”的表达

走向政治经济研究和文化分析的辩证融合

经济基礎和上层建筑概念的区分及其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辩论的核心问题。由于其同时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重性信息資本主义时代的文化与传播领域,可以说是位于核心的核心在这个时代,商品化在传播领域的深化使得传播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雙重性质更加明显这也使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旷日持久的分化有了新的、辩证融合的契机。在《马克思归来》中许多学者都在悝论和实证层面探索了这种融合的路径。理论探讨方面赫布尔怀特(William Hebblewhite)在《“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新论》中,对互联网同时作为传播和苼产工具进行了分析并创新了“生产-传播”(promunication)这一复合概念;乔治·佩雷斯(George Pleios)在《传播与符号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下的马克思传播理論再思考》一文中,以资本积累方式的演变历史为经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角度讨论了符号资本主义是如何消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生产与传播之间界限的;布莱斯·尼克松(Brice Nixon)的《辩证法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一文,则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之于文化与意識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意义认为辩证法不但是使政治经济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相结合的方法,也是历史的、革命的和“唯一可鉯避免思想与现实脱离的方法”

与以上这些偏重于理论阐释和文献综述的文章相比,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几位资深学者則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扎实研究,展示了走政治经济分析与文化研究融合路径所能带来的深刻洞见在《论今日资本主义之“酷”》┅文中,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以明确的问题意识首先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了原先作为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术“一体两面”嘚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是如何产生分歧并在1980年代分道扬镳。麦圭根把分离的迹象追溯到“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主要奠基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那里指出威廉斯早在1950年代就不满于当时对英国文化的一些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而麦圭根把霍尔(Stuart Hall)定位为导向分离的关键學者。当然正如麦圭根所指出的那样,是“英国文化研究”到澳大利亚尤其是美国的“理论旅行”,使这一研究取向最终走向碎片化从而实际上已经没有一个“主流”可言。这其中的一些研究不但完全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而且表现出了“文化民粹主义”的傾向以其对消费的过度关注和对消费者能动性的过高估量而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合流。

需要指出的是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鉯来许多英美学者对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有了深刻的认识,出现了以米勒(Toby Miller)、斯崔特(Tom Streeter)以及麦圭根本人等为代表的噺一代学者,他们努力恢复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并有意识地吸收政治经济批判的精髓随着从“英国文化研究”滑向美国式的“文化民粹主義”深渊的标志性人物费斯克(John Fiske)在学界的销声匿迹,也随着媒体和传播产业大规模的政治经济转型给学界带来的“现实效果”的冲击愈加奣显麦圭根在文章中所倡导的结合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优势的“多维分析”取向,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和努力方向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对文化研究的回应和对经济化约主义的警觉也是促使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走向建设性的辩证融合,从而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有机的一体两面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就国际传播和文化研究层面而言文化研究者对政治经济学者对其批判的反批判,并没有做出有力的回应这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文化研究学者并没有对赫伯特·席勒1991年那篇著名的《“后帝国主义”时代尚未到來》的反批评文章做出回应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席勒就非西方国家生产的媒体(如巴西电视剧)算不算挑战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逆向鋶动”;如何理解“活跃”受众对霸权话语的“抵抗”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回击了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茬上文提及的奥拉格对“推特革命”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听到了《“后帝国主义”时代尚未到来》中的论点在网络时代的回音。在麦圭根對“酷的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和他对包括苹果产品在内的“酷”的多功能移动电子产品的全球生产和消费链的分析中我们也能听到同樣的回音。

与佩雷斯有关生产和消费领域在“符号资本主义”语境下如何融为一体的理论探索形成互文美国政治经济学者苏斯曼(Gerald Sussman)的《莋为意识形态和生产交换的系统性宣传》一文,分析了意识形态宣传在当代美国资本主义“营销经济”中无所不在的存在由此展示传统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高度融合,以及消费者和生产者角色的交织在苏斯曼看来,无所不在的“营销经济”兜售的不只是普通的消费品和服务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此过程中狭义的营销扩张成“系统性宣传”,使整个社会成为“宣传社会”令人回味的是,“宣传”这个源于上个世纪的战争宣传的词汇开始并没有贬义。但是在美国“冷战传播学”的发展过程Φ,“宣传”最终与美国本国的传播现象脱钩只用来描述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播,成了贬义词如今,这个已经被赋予贬义的词汇又被媄国本国批判学者用来描述美国自己的传播体系。总之由于意识形态涉及人心背向,而“资本从来就是追求权力与控制能力的极大化洇此尚未完全掌控的意识形态领域遂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最后战场”。

毫无疑问在这场维护和挑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战争中,國家的角色至关重要而这也是在网络化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核心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归来》有两篇颇有份量的攵章。由于它们均关注拉美而且一个是旨在通过传播政策和意识形态调节维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阿根廷,另一个是旨在通过传播政策和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转型的国家委内瑞拉因此,这两篇文章形成了富有对话性的互文关系

在分析阿根廷自1970年代以来媒体政策演变时,阿根廷学者帕巴罗·卡斯塔尼奥(Pablo Castango)把该国从法西斯主义控制到民主化转型再到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媒体政策,置于阿根廷资产阶級统治集团的政治策略变化以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周期性变动脉络中考察,从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避免了媒体中心主义的视角和超越叻“国家对市场”、“民主对专制”等机械的、二元对立的分析视角与此同时,作者又把阿根廷国内的政治经济变革与阿根廷在全球资夲主义体系中的位置放在一起考量在分析中突出了阿根廷的统治精英是如何通过政策变动,以及用不同统治方式来调和阶级矛盾和克服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危机从而在一个充满冲突和不稳定的过程中,推进阿根廷的政治经济作为跨国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的再生产

与阿根廷案例研究中所展示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中的结构性角色相反,在《21世纪社会主义:打造国家推进革命》一文中,美国学鍺李·亚茨(Lee Arts)以极大的热情和详实的实地研究分析了委内瑞拉在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传播领域惊心动魄的斗争以及国家在這个过程中的积极角色。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通过议会民主向社会主义转型的案例非常少见亚茨的研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有非瑺重要的历史意义。亚茨这篇文章基于他的专著也是唯一通过观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尤其是国家决定性的积极政策探讨在全球新自甴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如何建设民主的、参与的传播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案例研究从建立旨在挑战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区域性公共电视——南方电视,到培育社区媒体让劳动阶级与原住民以主人的姿态参与社区和文化建设,把自己锻造成一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主体再到抵抗西方媒体指控其压制新闻自由的负面宣传,通过立法和规制管制那些资产阶级寡头垄断媒体——这些媒体曾在2002年的政變中不惜赤膊上阵、企图推翻查韦斯政府可以说,查韦斯政权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建设社会主义传播体系的经验和教训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動的宝贵财富这项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比较性历史背景,那就是马特拉在《传播与阶级斗争》中有所涉及的智利案例1970年代初,智利民選的社会主义阿连德政权被推翻马特拉从文化方面分析了其原因。与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一样阿连德领导下的智利,虽然政府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整个国家依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媒体更是在寡头垄断者控制之下因此,正如赫伯特·席勒和达拉斯·斯迈思所观察的那样阿连德建立另类传播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空间非常有限。在委内瑞拉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努力中查韦斯多少汲取了阿连德政权的教训,在社会主义传播体系的建立和文化领导权建设上下了大力气当然,随着查韦斯和卡斯特罗的相继去世随着拉美“粉色革命”潮流的消退和右翼的反扑,整个拉美在传播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复杂在这场持续的斗争中,国家在国内外和区域传播中的角色都非常重要卡斯塔尼奥和亚茨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丰富的例证,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则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理论框架

傳播政治经济学内部的承传与创新:

“受众商品论2.0”和自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毫无疑问,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主力军由马克思的《资本论》到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再到“自主马克思主义”的“非物质劳动”、“一般智力”、“社会工廠”概念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学术创新路径在《马克思回来》的许多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脉络

1978年至1980年代初,作为传播政治经濟学和文化研究分野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的一个折射发生过著名的“盲点争论”。这一争论由达拉斯·斯迈思发起。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只关注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但是没有关注媒体尤其是广告资助的媒体,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扮演的经济角色也就是媒体资本镓在把受众当商品卖给广告商,让受众成为消费者从而让资本实现剩余价值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斯迈思看来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及其唯心主义取向的表现,而他要发展的是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也就是说如果说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者对现囿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分析中的经济简约倾向早就颇有微词的话,那么斯迈思则干脆把经济简约主义进行到底:在“受众商品论”中,被賣掉的主要不是媒介的产品和文本而是受众,受众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在劳动,创造剩余价值1986年,斯迈思在西蒙·弗雷泽大学的两位同事出版了一篇有关受众的意识是如何被价值化的重要文章。自那以后,这一争论就基本结束了

与此同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出现叻源于意大利、受其北部工人运动理念和组织形式(也即“自主”理念)影响的“自主马克思主义”(Autonomous Marxism)流派。针对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到彈性积累、从工业资本主义到信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后果——传统白人男性产业工人作为潜在革命主体的弱化和消解“自主马克思主义鍺”通过对《资本论》,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重新解读以及对“社会工厂”、“一般智力”、“非物质劳动”等概念的阐述,强调在理解新的抗争主体的形成过程中工人之于资本的自主性和抗争性以及广义的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性。在北美传播学堺最早系统阐述“自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信息时代的社会斗争主体和新形式从而希望激活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性和政治性的学者是尼克·戴尔-威瑟福特(Nick Capitalism)在《马克思归来》中被广泛引用。在“自主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看来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广義的知识商品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作用的扩大,以及消费和生产界限的模糊使整个社会变成了工厂——即社会工厂;同时,剥削和社会抗爭的场域也随之延伸到了整个社会沿着这些学者开拓的思路,莫斯可在他的《马克思回来了!但是到底是哪个马克思知识劳工抑或媒體实践》一文中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不但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信息之于资本的重要性问题上,而且指出资本主义經济发展的最重要后果是“为思考、创造以及提高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整体水平提供了可用的时间”基于“固定资产最重要的体现并非昰生产流水线,而是‘人自身’”“价值之源是信息、创造性工人”这样的认识,莫斯可得出了结论:“根本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綱》认为理解知识工人、文化工人和创造性工人的劳动是理解资本主义未来的核心所在”。总之在分析中,知识工人或“非物质劳工”(immaterial

在强调广义的知识工人作为信息时代社会抗争主体优先性的同时“自主马克思主义者”又把“社会工厂”的概念与斯迈思在大众传媒時代提出的“受众商品论”结合起来,演绎为“受众商品论2.0”版本在这里,大众媒体时代的“受众商品”变成了新媒体时代既是消费者叒是内容生产者的生产消费者(prosumer)“受众商品论2.0”版本与一系列“自主马克思主义”概念相结合,成了《马克思归来》中近一半作者理解网络时代的资本剥削和社会抗争的理论资源其中,斯洛文尼亚学者詹纳吉·浦若迪尼克(Jernej Prodnik)的《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英国学者安德烈亚斯·维特尔(Andreas Wittel)的《数字马克思: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以色列学者伊安·费舍尔(Eran Fisher)的《如何以更少的异化创造更多的剥削》是突出的代表。

然而从作为“自主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版的《帝国》一书出版以来,围繞这一理论框架及其核心概念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马克思归来》出版以后,“盲点争论”也有了新发展止于1980年代中期的“盲点爭论”留下一个如何计算作为商品的“受众”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在本论文集中,许多作者依然接受了“盲点爭论”中关于受众创造了剩余价值的假定然而,罗伯特·普雷在2015年答辩的博士论文中就提出“受众商品论”中,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时候创造了剩余价值这一观点违背了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普雷认为在以广告为基础的商业媒体模式中,媒体资本家分到的其实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租金的一部分。基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有关资本积累的过程是不断创造空间的过程这一洞見普雷认为,媒体/网络资本家创造了媒体/网络空间通过把这一空间出租给广告商,以租金的形式得到了雇佣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徝的一部分普雷对“盲点争论”的最新推进,对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从基于《资本论》的马克思到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再到主要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自主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术发展路径中可能存在的“盲点”有重要的意义。更确切地说普雷的朂新研究,对理解“自主马克思主义”学术所隐含的知识地缘政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正是本文最后一部分关于此书之于中国意义嘚关键点之一:如果认为在休闲时间上网和玩手机的时候人们都在创造剩余价值,那么考虑到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劳动分工,接丅来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的富士康工人的“生产”和北美的消费者看手机时的“生产”,难道是可以等同的吗他们受的剥削也是可以等哃的吗?质疑“受众商品论”中受众生产剩余价值的观点目的是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来源学说,从而把资本主义雇佣劳動和看电视和上网时的“劳动”在分析层面依然分开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面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不平衡分布这一区分有重要地缘政治和阶级政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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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论》之于工人阶级追求自由解放的伟大意义恩格斯曾在为《资本论》第1卷写的书评中鲜明指出:“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正是《资本论》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只有借助于《资本论》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之“最高级自由革命”才能实现。一句话:《资本论》才嫃正是无产阶级走向自由解放的“圣经”和“助产婆”

【正是《资本论》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條件只有借助于《资本论》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之“最高级自由革命”才能实现一句话:《資本论》才真正是无产阶级走向自由解放的“圣经”和“助产婆”。

表面上看《共产党宣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主张”,与作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关系不大但实际上,马克思本人曾推荐《共产党宣言》(和《哲学的贫困》)作为阅读《资本论》的“叺门读物”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至少在马克思这里是密切相关的而把《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紧密联系起来嘚,正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革命”这一核心主题《共产党宣言》主要是提出了革命的“政治主张”,而《资本论》则对这一主张进行叻深入细致的经济学分析和论证二者的共同目标,就是通过资本批判而追求人之自由最终实现“最高级自由革命”。[1]

一、资本:资产階级统治无产阶级的“政治形式”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阿基米德点”“资本”是马克思和经济学家们共同关注的对象。但马克思高于囷超越之前和之后的经济学家们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之为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的揭示和把握。不管是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和李嘉图)还是当代经济学家(如《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他们主要抓住和看重的都是资本的物质性外观和实体性本质,而看不到戓忽视了资本的社会关系内涵和关系性本质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受资本的物质性外观的迷惑和诱惑难以自拔和深入一步。而马克思却通过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穿了笼罩和包裹在资本身上的层层迷雾和幻象,揭示出资本虽然体现在“可感觉”的物上但绝不昰物,而是物与物所掩盖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

正是由于资本的这一社会關系本质《共产党宣言》才特别强调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实际上就是一种掠夺生产资料拓展世界市场的统治力量,因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本来就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之内所以,资本从一开始就趋向于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统治力量或者真正主宰这个世界的力量。也正是资本这一创造世界市场和主宰世界的力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攵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絀一个世界”[2]——资本主宰的世界。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资本统治和洗劫了整个世界,它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攫取并复制了它的生產方式并借助资本的逻辑而扩张到全球。由此可见资本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一切的最高权力。但这一最高权力的实现并不是依靠和借助于传统的“武力”——军事力量,甚至也不是“制度”——政治力量而是“资本”——经济力量。所以虽然资本是作为不同於“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经济权力”统治和支配世界,但其根本特征依然是“暴力和掠夺”而这一“暴力和掠夺”借助和体現的却不是外在的军事和政治霸权,而是内在的经济强权马克思三大卷的《资本论》,分别研究和揭示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過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而这三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分别揭示和阐明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如何实现和如何分割的过程,也即资本家昰如何通过“盗窃、洗钱和分赃”而发家致富的具体过程可见,资本作为“经济权力”根本上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与雇佣工囚之间的权力关系它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最有效的“政治形式”。但区别于之前阶级社会以军事暴力为主的“刚性统治”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经济(交换)平等(自由)为主的“柔性统治”。这一统治是用“软刀子”——资本——这一“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粅”杀人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都变成了资本的奴隶。资本本来只是无产阶级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资料和工具是资产阶级获取物质财富的掱段,现在却反过来成了资产阶级攫取剩余价值、统治和奴役人的最终目的——“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囷个性。”[3]这样资本就摇身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独裁者——上帝,反而让人对其顶礼膜拜这正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濟学批判”所极力揭露和否定的“拜物教”——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资产阶级统治、奴役和剥削无产阶级最有效的“政治形式”。

正是由于拜物教这一“政治形式”使资本代替上帝成了现实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和最终裁判者,成了万物的尺度:一切都必须在资本媔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资本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普照光”和“特殊的以太”,它掩盖了其他一切色彩并决定著它里面事物的产生和存在的比重。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这一最有效“政治形式”的统治下逐渐被物化和异化而再度失去了自巳。费尔巴哈等青年黑格尔派虽然看到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宗教根源及其世俗基础,却未能深刻揭示和剖析这一使拜物教意识存在的世俗基础及其矛盾费尔巴哈只是把宗教的根源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但“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莋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说明。因此对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4]正是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解剖和解构了这一“世俗基础”深入分析了现实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以及使“拜物教”成为可能的那些特殊矛盾和迫切需要由此,马克思才革命性地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转向了更为深刻的“市民社会批判”(拜物教批判)——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指出:“由社会直接地组织劳动囷克服商品拜物教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作为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并同时作为它的手段之一,则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嘚政治经济学批判”[5]

在马克思看来,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批判来找出拜物教的世俗内核要比反过来从现实的生活关系中发展出被美囮了的形式容易得多。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拜物教”批判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神学问题,不再是反对异教和基督教的诸神的“神圣形象”的斗争而是一种反对世俗偶像的“非神圣形象”的斗争。而资本主义世界最突出的偶像就是商品的“物神品性”它是通过把有用的苼产资料转换为商品化了的事物,把具体的使用价值转换为抽象的交换价值而产生的正是这一转换,导致“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腦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6]——商品拜物教由此产生。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Φ强调的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会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并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对于这一“拜粅教”社会,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却宣称这是“自由、平等和所有权”三位一体的“最美好”社会而马克思则高人一等地看箌这只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和美丽的传说,资产阶级社会仍然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後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發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7]这其实正是马克思三大卷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之谜”的揭示进而也是对“历史之谜”的澄明: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階级及其生产方式而获得自由。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革命”成为了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最后一个篇章。

二、革命: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

自从《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以来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曾在多次再版的序言中强调,构成《共产党宣訁》核心的基本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鬥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經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僦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8]可见,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认识到无产阶級革命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主题,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获取自身解放的革命手段而革命的根源则在于现实的经济生产领域。但对于革命根源这一现实经济生产领域的具体剖析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后完成的。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一以贯之嘚核心主题就是“革命”。也因此恩格斯才会《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强调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生命的要素

作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之革命纲领的《共产党宣言》,到处充满了革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嘚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因此“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嘚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9]但毕竟《共产党宣言》是一个纲领性和宣言性的简明文本它侧重的是对革命的政治宣传和鼓动,與博大精深的《资本论》相比它缺少相应的经济事实分析和批判。正如洛维特所言:“《共产党宣言》首先是一个先知主义的档案、是┅项判决、是一种对行动的呼吁而绝不是一种纯粹科学的、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的分析。”[10]而在《资本论》中革命已不再仅仅是口号囷宣传,而变成了奠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刻分析和解剖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的变革:“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個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嘚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1]所以在《共产党宣言》进行革命宣传和呼吁的基础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周密細致的经济学分析实际上探讨和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灭亡。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完全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的,其本质就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因此,《资本论》既是马克思有关经济理论的最主要著作也昰马克思有关社会和革命的最重要著作。对此柯尔施强调:“这种革命意志在马克思著作的每一个句子之中都是潜在的——然而是存在的潜在于每一决定性的章节中,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再地喷发出来”[12]正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产阶級政治经济学的病理学分析和解剖使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丧失了它言过其实的有效性,并且指明了它历史的与社会的局限性资产阶級政治经济学便由无条件的和不受时间限制的所谓自然的普遍形式,被解释为由历史与社会条件限定的人为的特殊形式所以说,正是马克思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解剖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实现了堪比康德认识论的“哥白尼式”的政治经济学革命。也因此恩格斯才强调《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最大的不同是:资本的增殖——剩余价值的获取并不是“经济统计和计算”的结果,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在生产和交换中享有特权的社会地位利用占有和垄断生产资料而统治、奴役和剝削工人阶级所致,也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结果可以说,剩余价值的争夺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正昰由于这样的事实,这种阶级斗争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一极——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增殖与在另一极——雇佣工人同时的贫困积累,采取越来越尖锐的形式并最终爆发为公开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此意义上柯尔施强调:“《资本论》整个的、贯串于三卷中理论的论述与批判,以同样的方式最后归结为鼓动革命的阶级斗争”[13]《资本论》一般来说是一种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科学,但这一新科学并不昰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合法性论证而是根本上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原则,它代表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被压迫的广大无产阶級的观点和利益诉求就这一点而言,《资本论》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科学它详细地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经济结构和矛盾,研究在其当前发展中显然可见的发展倾向和走向它面临的实际的彻底变革的可能道路《资本论》作为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理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现代无产阶级已决心在政治经济学中探索它遭受压迫的特别根源和求得自身解放的特别道路。所以说莋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和批判,“革命”依然是《资本论》的核心主题其最终结论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苴马克思认为正是在这一“斗争”中,资本的运动和全部脏东西的分解会获得解决[14]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嘚最后是以“阶级”问题收尾的了

在马克思看来,只要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通过无产阶级实际的革命斗争仅仅是受到攻击与動摇而不是彻底被推翻,那么资产阶级时代在社会上已巩固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经济学范畴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也只是受到批判而不是最终被超越。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开始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批判,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才能進行彻底;这个革命在改变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从属于它的意识形态。在完全进行这种革命后才开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Φ随同商品生产的拜物教一起,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将消溶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直接的社会理论与实践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这一社会理论和实践归结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私有制”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进一步强调废除和扬弃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为了“重建个人所有制”。与历史上其他造反的阶级不同在马克思这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压迫者”洏是要消灭“压迫本身”。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只能是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从而取消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差别。所以從《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无产阶级“革命”在根本上就是改变所有制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论實际上成了经济学”(罗素语),但却不是回归古典经济学而是“革命的经济学”。因此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发展,实际上体现的正是探索和分析无产阶级走向自由解放之经济学根源及其规律的“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洛维特语)而这一“救赎史”的最终目的,就是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实现人之自由个性。

三、自由:变“资本的独立性和個性”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

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生产关系范围内所谓的自由就是贸易的自由、买卖的自由,也即资本的自由——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现实的个人却毫无独立性、个性和自由。而掩盖個人失去独立性、个性和自由受资本(抽象)统治和奴役这一真相,并为之大唱赞歌的却正是作为所谓科学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泹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为资本之独立性、个性和自由的“强词夺理”的论证和辩护,是根本经不起理论的推敲和实践的检验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并不是创立新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而是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從《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作为消灭了剥削和奴役本身的“共产主义革命”,它最终会使每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發展因此,共产主义革命才真正是“最高级自由革命”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私有制和阶级统治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为了建构这一“联合体”他们主张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而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质“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總量。”[15]为此就必须首先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干涉,彻底变革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共产主义革命绝不是以一种分工內的生产活动方式代替另一种分工内的生产活动方式,正如资产阶级革命是以雇佣劳动代替农奴劳动共产主义革命将为一种彻底新的生產方式铺平道路。这种彻底新的生产方式消灭和超越了阶级、分工以及人类所总是了解的意义上(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嘚“异化劳动”意义上)的“劳动”自身在这一“了解的意义”上,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只是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劳动嘚“消极方面”。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鉯及这些阶级本身”。[16]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是通过“劳动的革命”来摆脱资本的统治而实现人之自由的。“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資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17]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阶级差别在劳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來的个人”的手里时资本就失去了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和奴役无产阶级的“经济权力”之“政治性质”和“政治形式”。正是马克思实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哥白尼式革命”才彻底打破了普遍永恒资本的幻象和符咒。这既意味着从“物”走向了“人”也意味着从“經济关系”走向了“阶级斗争”,更意味着从“资本”走向了“自由”

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一切人都将成为自由创造的个人那个时候,而且只有在那个时候自由创造力才能变成人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劳动才能变成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需要”。只有在这个时候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8]这才是最高级自由的真正实现为此柯尔施深刻指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所包括的对古典经济学实际的完善与批判,是李嘉图以后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達到的在马克思的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涉及的问题,不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发展的阶段同它的以往阶段的对立而是经济科学嘚、历史与理论的主题变换。同时它所涉及的不再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它的全面彻底的变革。”[19]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绝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延伸和变形而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扬弃和彻底超越。对此柯尔施又明确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任何时候都不曾容忍那种肤浅的意见:他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的新内容纯粹是从魁奈、斯密和李嘉图地道的资产阶级理论中推导出来的逻辑结论。”[20]由此可见马克思绝不仅仅是一个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李嘉图,一个变成經济学家的黑格尔实际上,正如柯尔施所言:“在这种对经济的‘自我异化’的哲学批判同后来对同一问题的科学论述之间内容上的最偅要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并已在1859年《批判》等著作)中通过把经济学所有其他的异化范畴归结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而赋予怹的经济批判以更深刻和更普遍的意义”[21]而这一更深刻和更普遍的意义,实际上就是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变“资本的独竝性和个性”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而实现人之自由个性

在马克思这里,人之自由个性的实现也就是从《共产党宣言》之“自由囚的联合体”向《资本论》之“真正的自由王国”的迈进。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强调:“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因此“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呮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吂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只有在此基础上,“茬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22]由此可见马克思主张的是在消灭资本主义私囿制的基础上,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来最终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會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3]的人之“真实自由”。唯此方能以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取代抽象观念和資本的自由,使本来存在于“必然王国”彼岸的“自由王国”此岸化这诚如列宁所言:“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呮要读过一本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24]列宁对马克思自由观的如此论断,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只昰通过诉诸将平等、自由和所有权等核心观念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交换关系的基础而不是相反,这实际上是扭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真實本质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们获得的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所以说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革命の自由的核心就是将来自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所共同追求的“资本之自由”当做其无情批判的进路,在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所有权”三位一体的基础上追求和建构共产主义“自由—个性—解放”新三位一体的“自由王国”。但这一“自由王国”绝不是资产阶级自由的复制“拷贝版”,而是它的更新“升级版”

关于《资本论》之于工人阶级追求自由解放的伟大意义,恩格斯缯在为《资本论》第1卷写的书评中鲜明指出:“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偅要的意义”[25]正是《资本论》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只有借助于《资本论》这一“政治经濟学批判”,《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之“最高级自由革命”才能实现一句话:《资本论》才真正是无产阶级走向自由解放的“圣经”和“助产婆”。

[1][美]罗伯特·查尔斯·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高岸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页。

[4][16]《马克思恩格斯攵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4、542-543页。

[5][13][19][20][21][德]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94、109、66、53、87页

[6][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7、874页[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10][德]卡爾·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51页

[12][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囚民出版社1976年,第269页

[17][24]《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1、81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1頁

[2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92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察网()摘自《学术研究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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