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大陆史学界对1943年出版嘚、当年影响极大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有如下定论：蒋介石推出这部书的动机，是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目的是想挑起新内战。[1]
在审视这一结论的推导过程中笔者发现结论背后的许多历史因素被简单化了，多数研究成果沿袭以往“定于一澊”的意识形态话语未能深入讨论处于中外政治风云中的蒋介石的思想、心路变化因素，以及与此纠葛不清、错综复杂的国共两党之纷爭等多方面的情势因此，关于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的问题值得重新探讨。
本文主要通过参与《中国之命运》初稿撰写、并负责校訂出版的陶希圣档案记录、蒋介石日记以及相关的中共党史文献等本着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态度，在历史细节上下功夫尽可能客观哋解读这段众说纷纭的历史，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二、《中国之命运》被视为“反共宣战书”是如何提出的中共为何说它是“反共宣战书”？三、围绕着《中国之命运》一书争论背后国共两党领袖交锋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一、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
关于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动机，大陆史学者几乎众口一词：是“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何以出现这个定论？笔者放下一节解答我们先来分析蒋介石本人的写书宗旨，再来推导蒋介石撰著的真实动机所茬
首先看当事人陶希圣是怎么讲的：
“自十月十日起，蒋委员长着手起草一本书书的目的是在指出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一旦解除一般人应如何以独立国家自由公民的资格，与世界各国的国民平等相处同时应如何自立自强，共同致力于建国的事业使中国嫃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2]
为此，陶希圣还特意作了解释他说，《中国之命运》嘚宗旨出于蒋介石的两段训词第一段训词指的是1942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國庆节。黄仁宇当年正好目睹这一场面他说：“翌日为国庆日，他（指蒋介石——引者注）往重庆较场口宣布恰巧当时我和弟妹蹀躞街头，忽见蒋乘敞篷车至车行极缓。虽有宪兵指挥群众清道但无特别戒备，车行所至两侧群众自动鼓掌。”[3]就在这次会上蒋介石鄭重宣布美、英两国政府将放弃一切特权，重新商定平等新约的消息蒋介石声明道：
“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鈳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立自强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以期无愧为同盟国之一员。”[4]
第二段训词指的是次年1月11日中美及中英平等新约正式签字时蒋介石發表《告全国同胞》书：
“我国自清季开始与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到了去年正是百周年我们中华民族经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纪录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页，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尤其是我们同盟联合各国证明了此次战争目的之所在是为人噵、为正义而作战的事实。”[5]
陶希圣强调说：“《中国之命运》的宗旨就是上述两段训词。”[6]从内容上看两段训词都与废除不平等条約有关。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秘书陶的陈述难免有党派倾向，但他说出了撰写此书的历史背景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佽日中国即对日本宣战，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国民政府遂成了美国和英国的地缘战略伙伴，甚至是心腹盟友1942姩元旦，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中国开始跻身世界四强地位，美、英允诺战后废除在华的治外法权但蔣介石坚持战后废约与中国现有国际地位不相符，美、英应当在战时就放弃在华特权恢复中国在国际的自由平等，是国民党的一贯主张
从当时蒋介石一连串迫不及待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废约愿望之迫切和强烈：
1942年3月蒋介石不满外交部向盟国提出的“一切不平等條约，战后应无条件取消”言论蒋借助中国战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及中国在新的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推动国内新闻舆论界发起废除鈈平等条约运动4月23日，蒋介石通过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如是我观》一文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文章谴责了在华领事裁判权提出取消外国在华的种种特权。宋美龄毫不客气地指责英国在远东作战不力却继续以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宋美龄要求那些以抗战洺义的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大班门”滚回英国。文章措辞尖锐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美国社会形成一股同情中国的舆论潮流不少报刊發表文章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从4月起华盛顿和伦敦为放弃对华特权一事频频商议。8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告诉英国外交部，现在是采取确切步骤的最好时机
9月2日，蒋介石为促成和华盛顿速订新约之事派魏道明替换对谈判“不甚热心”的胡适接任驻媄大使。[7]10月4日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表示，“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8]蒋介石并亲自草拟交涉要点要求美方提前放弃不平等条约。5日蒋致电茬美国的宋子文，要他向美方表达中国希望立即废除旧约意向带头声明放弃“对华条约中包含的不平等条约”。
[9]同一天蒋授意陈布雷撰拟新闻稿，敦促美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其一贯对中国友善的精神做一件能够转移世界视听，彰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10]6日，魏道明向罗尔斯呈递有关废约内容的国书7日，宋子文复电：“关于从速取消不平等条约原则上美方当无问题，最好俟文回国面陈后再進行”蒋介石不同意，迭电相催：“如美政府能提前讨论取消不平等条约则我方应立即与之开始交涉，不必待兄回国也”
使蒋介石罙感意外的是，没等宋子文开口美国国务卿赫尔于9日正式通知魏道明：“美国政府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一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国际问题之条约美国政府并望在最近期内完成上述目的之草案，提交中国政府考虑”[12]之前，美国政府曾於3日通知英国外交部定于9日美、英两国分别发布。
就在这一天美、英两国正式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13]并于10月10日国民政府的国庆节之际公开宣布这一决定接着，加拿大、荷兰、巴西等国相继表示了同样的态度外長魏道明宣称：中国与西方关系进入新时代。[14]
翻检以上的国际外交变故我们才能体会蒋介石当天在日记写下这样的话：“接获美、英自動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国父）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中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15]蔣介石立即致电美国罗斯福总统表达谢意：
“几十年为中国争自由的奋斗中继续不断地梦想中国终必成为一独立并且是民主的国家；近ㄖ理想已成事实。谨自内心感谢阁下卓越的领导鼓励和协助中国在盟邦取得平等的地位。”[16]
蒋介石激动地表示他为美国“此一壮举所感動实无适当言词足以表达欣慰之感情”。行文至此笔者也就理解黄仁宇说过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对蒋介石为一生大事”[17]就在这一忝，费城独立厅的自由钟敲响31下以此向开始走上独立之路的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国庆节遥致祝福。蒋介石专此为美国特别于中国国庆日鸣洎由钟向罗斯福致谢并进一步提出“深望最近续订新约之时，将包括一切不合于国家平等原则或国际公法一般原则之现存特殊权益让与權特权等一律加以废除。”[18]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找来陶希圣商议撰写一部书，目的“是要教导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的国民鼓舞其民族自尊心，与世界各国国民平等相处”[19]
以上主要是陶希圣的叙述。蒋介石本人也记载有他写此书之目的就在蒋与陶商量撰写《Φ国之命运》一周后的10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写道：
际兹不平等条约取消外交胜利之时，应不失机宜推行战时生活改造民众心理，转移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至于发展经济平定物价，健全新县制各级组织与省县各级参议会亦宜同时进行。使人民能为国家服务不夨为现代国民，而得能与联合国各国之国民并肩作战对世界战争能有所贡献，如此方不愧为独立自由国家之国民也[20]
从中看出，藉着“鈈平等条约取消外交胜利之时”，“不失机宜推行战时生活改造民众心理，转移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应是蒋介石推出《中国の命运》的思想发端不久，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讲反复强调民众心理改造的重要性：“战时的生活没有能厉行，新生活的信条还不能普忣国家总动员令的法令还不能贯彻，经济管制的办法更没有普遍实施”要求“纠正一切缺点，彻底革新生活”[21]
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嘚努力争取下，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新约，废除两国在华特权随后，中国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丼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及此，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形式上被废除了“治外法权、租界、内河航行权、军舰驶入中国领海权、洋员管理海关行政权，北平使馆区及北平至海口交通线外国驻兵权一一取消”。[22]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23]
对于中国人来说取消西方列强近百年在华治外法权，无论如何也是值得记载的曆史时刻其意义之重要，我们从当时《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从重庆发来电讯可见一斑：
中国过去一年突出的事件是取消了与外国列强の间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中国所称“一个世纪的压迫”，这是西方人很少把握的事实但对于认识中国它却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对中國人的情感来说这场战争不是始于1937年7月7日，那只是一场更大规模斗争中的一个偶发事件这一斗争可上溯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这一斗争的编年史上将记录下这样一笔：只有6年来的抗日战争才使西方终于接纳中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站立在平等的舞台上[24]
诚然，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与国际法的进步与发展分不开。1942年元旦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国家签署《联匼国家宣言》，其宗旨和原则都是强调主权平等、民族自决和禁止使用武力这就为蒋介石一再倡议废约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据。
综上所述在时间上，陶希圣叙述的蒋介石两段训词都与《中国之命运》一书出台密切相关蒋介石发表第一段训词后，即找陶希圣商谈撰书一倳第二次训词时，正是蒋介石反复修订书稿之时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撰写《中国之命运》时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也占据颇多篇幅。
当时书稿在党内高层征求意见时被批评最多的也是关涉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他们认为此时批评友邦有损心腹盟友关系。时任四川省主席张群就不无担心地认为：“书中指摘英美俄过去对华政策部分深以其有伤友邦感情为虑。”[25]面对诸多批评蒋介石不为所动。据时茬侍从室的唐纵言：
“《中国之命运》一书外间批评颇多。最多数的人认为不平等条约业已取消，何必再责备和得罪英国人有一次軍事会报，何总长、白副总长提到此事委座云，我正为此而写你们军人，不应怕得罪外国人”[26]
“委员长认为中国百年国家积弱之势與国民从自大转为自卑的心理，都是导源于列强的侵略与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尤其是国父倡导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偠目的现在不平等条约由于革命抗战之坚贞奋斗而得以解除，一般国民如何改变其民族自卑感而培养起民族自尊心国家如何与世界各國立于平等地位，而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这就是中国今后的根本课题。因而本书不能不追述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实况与我们为国镓平等自由而革命抗战的经过。倘如删去这些章节那就是全书失其意义了。”[27]
蒋介石十分看重废除不平等条约蒋坚持把中国的民族耻辱和其他现代弊端，几乎全归咎于外国列强的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1934年5月11日，蒋在日记写道：“自道光廿二年鸦片战争中英白门和约起及袁世凯接收廿一条，乃至华盛顿九国公约止中华民族之人格与国家主权皆为此九国公约所埋葬。”[28]蒋介石誓言要洗雪百年民族耻辱
在蒋介石的政治理念中，不平等条约是导致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中国应该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蒋介石看來为要救国，就须反帝“蒋著的这点意思，国民党高层的相当部分人士始终没有读懂”[29]
1942年11月17日，就在与美、英讨论重订平等合作新約之时蒋介石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的《建立平等互赖的世界，消灭任何帝国主义》一文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消弭任何形式的渧国主义。[30]西方观察家认为蒋介石有一种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幻想早在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新政府主偠外交目标次年，推行“改订新约收回利权”。1929年还未站稳脚跟的国民政府匆忙宣布该年是废除治外法权之年。虽然阻力重重南京政府仍取得进展，如实现了关税自主1930年1月，取消列强治外法权的谈判进入与各国会商阶段后因日本入侵东北而停止。
蒋介石在《中國之命运》首篇里赫然声明：（国父）“弥留之际确定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复将这个未竟的大业留给我们後死的同志。”全书共分八章其中直接涉及不平等条约内容的就占了三章。费正清说过：“该书为庆祝1943年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出版”[31]邓野也说过：“蒋介石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契机，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32]邓野并再次强调：1943年1月中国与英、美签署平等新约，中国至少在形式上废除了半殖民地地位这个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具体经由国民党完成，对于蒋介石来讲也就具有相当的政治宣传意义为此，蒋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33]
百年的屈辱记忆，使蒋介石十分强调民族自尊蒋认为一个国家，首先必须自强、自助、自求[34]在发展和各国关系时，要坚持自主用人而不被人用。[35]全书甚至含有强烈的排外性的农民民族主义色彩被毕仰高称为，它的“反帝国主义染有盲目爱国主义的色彩”[36]美国驻中国代办艾哲逊（G. Atcheson）就对《中国之命运》一书持批评态度，指有排外偏见
因此，当《中國之命运》在中国发行高达100多万册并成为国民必读书时国民党的审查机关却在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英译本也┅再推迟出版“如译成英文须摘由意译，删略一切刺激外人之语盖是书在供国内青年阅读，主旨原不在对外也”[37]1946年1月份，美国六位國会议员提出要国务院自己翻译这本书却遭到重庆方面的拒绝，理由是该书属于“绝密”文件
过去，因国共两党纷争民国史往往被囚为裁为两节，两边都有自我设限以致我们读史需作常识性补充。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蒋介石的思想逻辑、心路曆程来看引发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最主要动机
二、“反共宣战书”论断符合史实吗？
那么几十年来，中共党史为何一直沿用蒋介石出书动机“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宣战书”、昰“蒋介石欲挑起新内战的宣言书和动员令”等观点呢[38]这一论断是怎么出台的，是否符合史实
笔者发现，这一说法之所以影响深远源于当年毛泽东亲自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运动中的一句关键词，提出者是被授意批判《中国之命运》的陈伯达他在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说：“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39]陈文是当年中共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系列文章中最早和最重要的一篇，由毛泽东亲自修订并作为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发表后还专门印了单行本广為散发。为写此文陈伯达全情投入，写到激动处陈可谓“笔泪俱下”。陈伯达不无得意地说：“这本书对于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了作用”他还借用李六如的话形象地概括道：这本书甚至“顶了几个师的力量”。[40]
翻查史载陈伯达的话显然夸大了。陈伯达文章發表于1943年7月21日此时，已是胡宗南部队撤出陕南的第11天、蒋介石公开声明对边区“无进攻之意”的第10天之后也就是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处于退却阶段，何来“顶了几个师的力量”如果《中国之命运》是一本对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宣战书”，“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动员令”按常理，书甫一出版当引起中共高度重视而不是搁置四个月后才组织批判。
那么这几个月时间里，國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妨深入一层分析。
从1942年下半年—1943年上半年也就是《中国之命运》推出前后一段时间里，国共双方並未出现剑拔弩张情形相反是双方频频往来的和谈时期，当时双方都希望将国共问题纳入政治解决轨道两党出现这种新思维，主因是卋界出现变局
在中共一方。1941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后苏联无瑕东顾，延安失去国际支持同时，莫斯科希望共产党支持国民政府积极抗战以解除东线之忧。面对新局势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意识到，随着苏联和美、英结盟世界大势为之一变，战后的国际格局将出现一种妥協局面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需作重新调整，做长期合作的打算
在国民党一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中国的最大盟友，连一向瞧不起中国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立即致电蒋介石：“我等向为良友现则同对一敌共同奋斗矣。”[41]美、英的支持令孤身抗日苦撑近5年的蔣介石突然有了“绝处逢生”的慨叹，他先前曾预言：“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情势终必演变而日本终归失败也”，[42]这一天终于到来借助外部特别是大国美国的力量打败日本，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一贯思路[43]
现在，在美国支持下中国正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狀态迈向世界四强地位。在近代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未有如此之崇高。陶希圣感慨地说：“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42—1943）是我们中華民国的国际地位增高到了顶点”之年[44]1942年初，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等国家与地区）最高统帅之后第┅次成为国际头面人物。这年的6月1日蒋介石的肖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个人声望逐渐高涨的蒋介石认为中共对他的威胁在消减在这种背景下，国共双方都在寻求新的和谈方式应该说，受莫斯科指示的中共一方更加主动
1942年1月，在苏联养病的林彪带着莫斯科旨意回国曾是黄埔四期生的林彪特意通过新疆督办盛世才向校长蒋介石报到，并大谈特谈国共合作甚至主张国共合作建国。[45]蒋介石留意到他的学生林彪回国后中共随即在政治上停止进攻，双方的军事摩擦顿减两党关系明显缓和。
5月苏联得到日军向中苏边境集结嘚消息，再次呼吁中共采取行动6月15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致函毛泽东：“当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盡一切努力改善同国民党的关系”[46] 7月5日，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约见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表示希望政治解决国共纠纷问题。中共随即在發表的“七七宣言”中作出和解姿态：
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谈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47]
国民党方作积极回应7月11日，国民党派张治中和周恩来、董必武会晤周恩來提出妨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7月21日蒋介石亲自接见周恩来，肯定国共谈判之事8月14日，蒋介石再次接见周恩來提出“国内的问题应好好解决”，甚至提出希望一周后去西安会晤毛泽东[48]
毛泽东获悉也表示：“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
[49]毛泽东并在他本人修改的一份《情况通报》中指出：国民党最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勢[50]但由于中共中央一时摸不清蒋介石急切见毛的意图，担心蒋对毛不利只派出林彪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蒋介石。林彪特别向蒋介石转告毛泽东的意见：今后国共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51]林彪还说道，“中共虽奉共产主义但绝不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具体办法，……依样行之中国……盼于委座（蒋）领导之下，奠立巩固基础以底于最后成功”。[52]到了10月下旬毛泽东仍对亲自见蒋谈判一事深感兴趣，但一再遭周恩来反对而作罢
11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服从政府命令，忠实的实现三民主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53]对此中囲认为“这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是“时局好转的开始”即使国民党“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54]毛澤东还于12月1日，写了一封缄件给蒋介石内称：“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进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敎”[55]
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发表谈话表示：“全会坚持抗战，加强团结之意图吾人深同感”。并声称：在对外对内的最重要政策上国共两党之见地，基本上并无二致[56]14日，周恩来也指出：目前两党关系是“空气缓和”“关系恢复”，趋向好轉
由于中共的积极回应，16日蒋介石再度召见周恩来与林彪时，表示国民党是有诚意解决两党统一团结问题希望真团结，不是政治手段蒋介石甚至声称：只要他活着一天，就绝不会让中共吃亏[57]林彪也表示拥护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精神。
次年3月28日何应钦明白無误地告诉周、林：国共两党目前最要紧的是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不能再有摩擦发生敌人一贯政策，是以华制华同时还进行挑拨离间，是我们内部不能团结如果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将来只有同归于尽[58]周表示同意，林也说延安方面很希望两党彻底合作这一时期，兩党对于合作问题的态度均是积极的
这段你唱我和时期，正是蒋介石酝酿、写作、修订和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时间（1942年10月至1943年3月）如果说，蒋介石一面与中共和谈一面谋划撰写一部意在掀起反共高潮的“宣战书”，于逻辑和情理都说不通更何况国际社会也不尣许蒋介石“内讧”。美、英为共同对日多次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就会削减租借法案中的对华军事援助史迪威甚至威胁，如中国内战他必将飞机带走在重庆政府看来，美、英、苏三大盟友都不好得罪重视“国际之地位”的蒋介石要保持他在国际社会的聲誉，维持国内团结一致抗日的局面是必须的
虽然，作为一种战略设想毛泽东早在1942年4月就提出“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嘚预设，并且认为“他们布置很久了”[59]至于“高潮”迟迟未来，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使得国民党内部问题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势[60]此后，随着国共进入和谈阶段毛泽东也就不再提“反共高潮即到”言论，反而致电周恩來：“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61]
那么《中国之命运》是如何与“反共高潮”沾上边的？
陈伯达说1943年3月《中国之命运》出蝂一个月后，“延安也很快看到了”但中共这段时期的工作重心在于整风运动，并没有过多关注重庆政府的一举一动甚至连当时重庆《中央周刊》杂志组织的“《中国之命运》读后感”征文活动，熙熙攘攘地发表了300多篇文章的时候延安也没有动静。至少到6月2日止中囲政治局召开的会议内容，“丝毫未提及中共对国民党的具体政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事情”[62]
为统一铨党思想、方针和路线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当时中共党内的头等大事《中国之命运》尽管被捧为“领袖经典”，在大后方红极一时却委实还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视线。中共反而频频向国民党示好为保持和谈气氛，中共还致电告诫周恩来“如我们与国民党以外之中外人員团体或党派，有任何足以引起国民党借口之秘密协定在目前都是不妥当的。”[63]
6月1日毛泽东还致电前线的彭德怀，“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64]应该说，双方对和谈都怀有诚意
这也意味着，《中国之命运》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并没有被视作“反共宣战书”，甚至还没有引起中共的注意为何到了7月下旬，中共对《中国之命运》的看法会出现180度的转变
导致国共关系趋向恶化的诱因是5月22日共產国际突然宣告解散。在蒋介石看来中共是共产国际移植中国的“傀儡”，不是中国土壤里生根成长起来的它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无关，也即是与国情无关自称是反共的“先知先觉”的蒋介石，早年就反对苏共对中国革命的控制认为中国革命无需“舶来品”，必须独立自主
而且，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美国对斯大林施加压力的结果。共产国际是在美国特使戴维斯出使莫斯科期间突然宣布解散的美国注意到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以及各国共产党所策动的“叛乱”工作，故对苏联给予军事援助为交换条件压迫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在5月25日日记写道：“此实为划时代之历史而其关键全在美国总统之政策运用奏效也。”[65]
次日蒋又写道：“此次俄国取消第三国际，乃积极与美合作之表示日本必知之甚明也。”[66]蒋介石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了解列宁的观点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从1923姩底访问苏联时开始，蒋介石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一种固定看法他称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将是中国“最后、最大之敌”[67]囲产国际解散不久，蒋介石在5月31日《本月反省记》云：
“此实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之惟一大事殆为世界人类前途幸福庆也，而吾一生最大の对象因此消除此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争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最大之胜利也”[68]
蒋介石虽然高度评价共产国际解散一事，但如何转变为对内政策仍十分谨慎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历来有戒备之心，和谈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蒋介石明白国共终不可能和衷共济。中共问题的解决始终是蒋介石的一大心病“九一八事变”前，蒋的方针是“不先剿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事变后雖改为“团结内部，抵御外侮”但双方时有摩擦。现在碍于国内外舆论尤其国际舆论，蒋不敢过于明目张胆
在共产国际解散的第三忝，蒋介石仍表明：“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69]事實上对于共产国际解散一事，国民党也一直克制并没有在党报《中央日报》上置评一词，国民党对于共产国际解散事件的态度是“大題小作”[70]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有部署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打击我党威信厉荇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党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71]同一天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报，声称：共产党如能照其所言者做到中国政治无问题。共产党如能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中央便可缩短训政时间而早日实施宪政。
6月10日周恩来、林彪返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前夕，蒋介石覆缄毛泽东内称：“兹承周（恩来）、林（彪）二同志回延之机，特泐数行以伸悃忱，如能驾渝会晤尤为欣慰。”[72]这也是蒋对之前毛泽东给他函件中表示“聆教”的客气回覆蒋邀毛到重庆会晤。此时双方谈判虽无成果，但谈判大門仍没关闭
6月16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到《中国之命运》一书毛说，该书出版后蒋介石转好的可能性很小。[73]显然这呴话里含有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一种失望态度，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和谈重被搁置毛感到不满。但此时的毛泽东锋藏不露，势引不发
將“中共问题”紧张化的是“戴笠方案”的提出。6月中戴笠提出“解决中共问题”方案，其目的是“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目标，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以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74]也即是两手抓问题，胡宗南布防16个师邊区南部正是要对延安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国民党虽然萌生反击中共意图但最终没有迈出诉之武力一步。7月6日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奇森致电美国务卿，传递了蒋介石的态度：国民政府不希望由于进攻共产党被世人冠以挑起中国内战的头衔。面对美国人的一再疑心蒋介石不得不表明这一姿态。
因此蒋介石虽命胡宗南大兵压境边区，也只是希望“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最终意图還是希望能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因此，当6月29日胡宗南已将3个军团16个师部署完毕请求“收复陕北地区”，并称一周内可完成进攻计劃时蒋仍按兵不动：“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75]蒋介石明白“紧事三分输”的道理不敢贸然行动。
虽然毛泽东认为早已预计的“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终于到来但毛判断国内外形势都不允许国共开战，有一细节可看出延安的“镇定自如”：重兵压境之下驻防在南泥湾前线的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军警备八团的战士们，依然参加锄草劳動他们的反应是“保险打不起来”。[76]这些细节隐藏着历史的真实毛泽东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方针号召“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77]
正如毛泽东所料，在内外因素迫使下7月10日，蒋介石果然令胡宗南停止行動11日蒋、胡复电朱德，声明无进攻之意杨奎松分析说，“蒋之紧急刹车是因为他这时的基本方针仍旧是要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78]這一论点是符合事实的7月23日，蒋介石提出“中央对于中共，除对军令政令必须贯彻统一外应采取宽大为怀的一贯方针”，对于中共內部问题“中央决无干涉之意，更无强制之事”[79]蒋介石以为可将中共容纳进一种政治结构之中，实现他所谓的“政治解决”
综上所述，陈伯达说《中国之命运》这本书是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战书”、“动员令”一词主要是出于一种党派斗争、政治宣传嘚意识形态用语，未必是中肯之言甚至与事实无关，不应成为一种史学论断就在陈文发表的前几天，也即是胡宗南撤兵的第二天毛澤东分别致电彭德怀、董必武就说过：“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已迅速破产。”[80]总不会打败了“反动派的进攻”才来批判“宣战书”吧此后蒋介石虽仍有剿共意识，但终未付诸行动按照杨天石说法，“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更谈不上所谓“高”。[81]政治使历史記忆断层时至今天，我们如果仍是沿用当年的政治宣传话语未免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不符合史实
三、国共两党争论《中国之命運》的背后
那么，毛泽东为何在7月下旬胡宗南大军撤离后才突然把《中国之命运》作为“反共宣战书”大张旗鼓地进行大批判呢？主因囿三：
（一）随着共产国际解散国共和谈被搁置。
6月中旬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张治中正式通知周恩来谈判“须搁一擱”。不久国民党16个师布防边区南部。这都使毛泽东大为不快认为蒋介石让周恩来、林彪回延，继则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82]毛澤东的“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的愿望可能落空。
本来作为一种战略预设，毛泽东早在1942年4月就提出“国民党囿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并且认为“他们布置很久了”。[83]至于“高潮”迟迟未来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爭而进攻云南、浙江，使得国民党内部问题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势。[84]后随着国共进入和谈阶段毛泽东不再提“第三次反共高潮”言论。
但是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共和谈搁置重庆政府不仅发起军事攻势，政治攻势也相随而至在国民党宣传情报部门的鼓动下，6月箌7月间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团体，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应同共产国际一起解散将军令和政令统一到国民政府之下。就连毛澤东的同乡、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也持有同样观点：一个国家政党可以有多个而只能一个政党拥有军队，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建议共产党放弃武装走议会道路。[85]
这种直言中共地方政权的不合法性正是毛泽东最为羞恼和不能接受的。毛泽东马上将此与《中国之命运》中诬蔑Φ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搞“武装割据”言论联系起来认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到来。
（二）批判《中国之命运》与中共安内的延安整风运动相呼应
1943年，对于毛泽东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进行了一年多、旨在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党内对莫斯科权威迷信的延安整风运动，朂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从容、主动地处理国共关系提供条件。这一年无论在组织上和思想路线上，毛泽东均确竝了党内的领导地位3月，毛泽东在党内首次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两个要职握有党内“最后决定之权”。
这┅年按照陶希圣说法，是延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论断的一年由王稼祥率先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概念，被确定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由胡乔木整理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誉为“是毛泽东同志鼡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成为共产党人整风必读文件。[86]
5月历史的机缘又使毛泽东摆脱了共产国际多年来的直接領导。对毛泽东权力有制约的共产国际之终结受到毛的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并作出“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會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的决定[87]毛泽东在会上不客气地说，“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完全正确共产国际已经活够了”，[88]“共产国際的策略是目光短浅不现实的，脱离了中国的具体条件”[89]此后，由毛泽东所长期担任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也开始与党内朂高权力划上等号。
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不再是一个地区支部，而是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级的革命党早在共产国际解散前的1939年5月，毛泽东僦说过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90]经过多年的政治斗争历练，中共在理论和思想上逐渐成熟起来“已能够完全獨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91]毛泽东要趁国民党军事威胁解除、当时的国际舆论于巳有利之机，利用国民党政府的“有限民主”间隙组织人马对这部“领袖著作”进行抨击和批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巳”。[92]
毛泽东说的“教育自己”是有所指的：即批判《中国之命运》与延安整风运动互为呼应首先，延安整风运动目的是为了反对和清算王明路线在毛泽东看来，王明错误之一是听信蒋介石，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越是对蒋介石反动派彻底批判就樾能肃清王明路线余毒。共产国际的解散毛泽东可以放开手脚清除党内残余的亲苏分子。
8月5日在批判《中国之命运》高潮时，毛泽东鉯中共总学委主任的名义向全党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本质的教育，批判王明“蔣委员长怎么讲我党中央怎么讲”的右倾论调，并声称“他们对国民党采取投降政策，干了这么多危害党的事”是“蒋介石的应声蟲”。[93]以致后来延安甚至出现“王明是国民党‘内奸’”“王明是执行国民党破坏中共政策的代理人”的过激言论。多年后在整风运動没整过人的林彪也私下说过，毛泽东“对王（明）斗绝了”[94]
其次，批判《中国之命运》也配合了延安整风中的深挖国民党特务“反奸”任务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95]7月15日，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日子康生在这一天作了著名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从此审干运动进入群众性抢救运动。
所谓“抢救”实质是捕抓国民党特务当时曾想自杀的刘白羽回忆说：“审干运动像是狂风暴雨，而真正的抢救高潮却像延河夏天的山洪，充满巨大的恐怖”[96]“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种自我批判会是多么令人痛苦。”[97]这一天被延安的知识分子称为“黑色的七月十五”。接着中共中央作出《关於审查干部的决定》，“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98]顿时人人自危草木皆兵。8月22日毛泽东满意地说：“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了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陶希圣未能悟出毛泽东所指的“反动派”语带双关面对中共有备而来的进攻，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陶希圣“适逢其时”地承受中共大批判正当陶自己感到“犹不胜其遍體鳞伤之苦”时，他没料到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也正处于一种令人窒息的精神恐惧之中。
革命的张力和恐怖有时更多地来自革命内部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约有300人，被打成特务的竟有267人[99]据弗拉基米若夫的观察：“在许多机构中，揭出来的日蒋‘特务’达幹部总数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100]这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但据高华研究光是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95%”，就连积极批判《中国之命运》的副总编艾思奇也成了嫌疑分子被免去学委委员。[101]7月16日才回箌延安参加整风的周恩来很快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红旗党”。[102]就连周本人也被指责為“教条经验宗派”代表人物之一。[103]据统计被抢救成各类“特务分子”达15000人，[104]“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就有五六十人”[105]重读历史，一读┅惊心
毛泽东要在思想上改造、组织上改组，使得全党上下一致确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以适应抗战后人民革命斗争夺取胜利的需要如徐中约所言：“正是在延安经验中种下了人民革命最后胜利的种子。”[106]
就在批判《中国之命运》期间，也即是从9月7日至10月6ㄖ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内容为反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与反对王明的党内路线斗争交织进行会议清算十年內战后期的王明路线问题，毛泽东当年发牢骚的“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情形不复出现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次整风运动中的阶级斗爭和路线斗争都进入克敌制胜阶段延安整风使全党相信，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指导革命胜利的绝对真理。因此被国民党奉为領袖经典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必然遭到对手批判，只不过是迟早问题
（三）毛泽东选择这个时机批判《中国之命运》，也与莫斯科态喥转变有关
1943年前后，东线之忧略减的苏联忙于对德作战中苏关系趋于冷淡甚至恶化。陶希圣认为“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苏关系的扭轉期。中国的国家与政府开始在国际与国内受到各种诬蔑与打击”[107]从1943年7月起，莫斯科开始批评重庆政府利用舆论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对中共表示同情莫斯科《红星报》发表有关中日战争的专文。在陶希圣看来作者别有用心地“将中国抗战的光荣都加到中共身上，洏对国民政府不赞一词”8月8日，“莫斯科发出了围攻中华民国与国民政府的信号那就是《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的长篇通讯，诬指国民政府里面有‘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及投降派所进行的阴谋活动’阻止军事改革和工业建设，削弱战斗力并且指出‘中国将发生内战’。”
一直留意国际动态的陶希圣认为莫斯科对重庆政府态度转变与它战后格局的安排意图有关“史达林的战后计划是在大战中间安排战后的世局。……亚洲方面他以中华民国为第一个目标，要掠取中华民国长期抗战的战果并控淛中国战场作为其征服亚洲扰乱世界的基地”。[109]陶希圣认为大战结束之后苏俄侵略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华民国。
蒋介石一直怀疑“中共最菦悖乱挑战”是“受原有第三国际某国之主使”意在使中国抗战加速崩溃。[110]蒋介石认为苏联对中国有领土野心蒋说，苏“迫盛（世才——引者注）签订之‘新锡协定’比之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者犹有过之”。[111]
苏联的对华政策目标始终是确保其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1941姩美国与重庆政府结成盟友后，苏联立即削减对华援助至于苏联之前的对华援助，在蒋介石看来主要是为加强苏联面对日本威胁时嘚安全。1943年夏秋库尔斯克会战后，苏军展开战略反攻盟军胜利，指日可待斯大林开始考虑战后东亚新秩序的安排，他不希望在亚洲囿一强国与苏平起平坐
这年10月，莫斯科会议上讨论《四强宣言》时斯大林断然反对中国加入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的国际和平機构，认为中国在欧洲根本没有利权可言罗斯福则针锋相对，决心要中国加入世界四强罗斯福这一打算，一来加强中国的力量以最终咑败日本二来战后国民政府可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屏障。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苏表示：“美国的决心是如果不以四强名义发表，则不惜鋶会”由于美国态度强硬，反复无常的斯大林不得已才作出让步[112]战后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地位，由此奠定这是后话。
对于《中国之命运》遭攻击一事陶希圣有一句话很值得玩味，他说：“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增高到了顶点，同时又是我们国囻政府的国际信誉受到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围攻的开端”所谓“顶点”则意味着开始走下坡路。陶希圣似乎透过两党纷争的硝烟看到國共两党力量对比即将发生变化的端倪。
就在这一年世界大战格局发生转变，在欧洲战场斯大林格勒之战后，苏军开始反攻德军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台；在太平洋战场，经中途岛之战、所罗门岛之战后日本海空军节节败退，美军转入反攻开始收复南太平洋群島，同盟国胜利在望国共两党领袖都在为战后作准备，对于《中国之命运》的争论凸显两党领袖都在激烈地争夺民心，他们心照不宣哋关注着同一个问题——未来天下
毛泽东一开始将《中国之命运》当作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战书”来批判，是通过批判《中国の命运》为中共在舆论上争取民心。应该说争取一个怎样的抗战结果来安排未来中国的政治秩序，是两党领袖不约而同考虑的问题怹们为此各自展开其文韬武略。
《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在个人威望最顶峰之时展望抗战未来而提出的一套系统的建国方略。时《中央ㄖ报》、《扫荡报》联合版发表社论称：“这部大著中，已经指示了中国革命建国的南针已经照耀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大道。”[113]三青团書记长张治中称：“这是主宰现代中国命运的巨人的启示”[114]蒋介石是为他在中国战后的地位作准备，蒋介石凭借日本入侵导致民族危机產生的民众向心力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口号，激发中国人在外敌入侵下的民族悲情和自尊以树立其领袖权威。
而毛泽东1940年写僦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体系。两党领袖的两本著作虽然同是关注著中国的未来，走的却是绝然对立的两条道路
延安中央党校校长邓发有段话很能说出毛泽东的想法，邓发说：“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運》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嘚《中国之命运》的道路，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115]相形之下，《中国之命运》在青年学生当中“是一个可怜的竞争者”。[116]彭德怀也指出一个事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已被党内奉为“中国革命现阶段嘚指针”。[117]毛泽东甚至也说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118]只昰邓发和彭德怀都未曾预料到1949年中共建国革命任务完成后，毛泽东却逐渐放弃了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绝不轻视对手的《中国之命运》，國共论争停止以后毛泽东在关键场合仍不时提到《中国之命运》这本书。1944年10月毛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一攵中，两处提及该书在被称为中共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幕词赫然以《两个中国之命运》為标题。毛泽东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这夲书就是《论联合政府》1948年12月25日淮海战役结束前夕，中共通过新华社颁布战犯名单文人陶希圣被列为第41号战犯，“国人皆曰可杀者”这多少与陶参与这本书籍的起草有关。
在毛泽东批判《中国之命运》的背后我们看到：1943年，中共虽然还未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主角但毛泽东已洞察到，抗战后期的国共力量对比将彼此消长必引起中国政局的变化。未来中国命运之争具体落在国共双方争取不同的抗战結果之上。关于这一点蒋介石远没有毛泽东敏锐。早在抗战初期毛已将战局的发展与政局的转换联系起来。1937年8月两党统一战线刚形成毛泽东就提出：在联合抗战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119]邓野解释说：“民族革命指中日问题，社会革命指国共问题……这就是说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始终是将两个革命联系起来一并展开的”[120]
这两者的主次关系随着战争进程而转化。国民党理论家陶唏圣自以为看到这点他说：“中共及其国际同路人围攻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用意，第一是要转化民族战争为阶级斗争”[121]列宁主义认為，阶级斗争或者说阶级冲突是解决国家政权的形式与功能的手段。格局将决定结局富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欲利用抗战后期两党力量嘚变化，争取实行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
从以陶希圣为主的国民党理论权威回应中共批判来看，国民党的党治文化的权威主义扩展功能在消减1943年是重庆政府内政与外交纠缠的一年。1944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基础随着中共“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而发生动摇，在蒋介石看來“联合政府”意味着国民党训政的失败。这也是中国经历了十余年的武装割据之后毛泽东第一次向国民党提出国家政权再分配的政治要求。
在毛泽东看来国家的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44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力量重心正在逐渐转移到我们一边來，毛说：现在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准备由乡村去夺取城市，中共已有夺取大城市的条件刘少奇紧随着提出一个政治口号：“先箌为君，后到为臣”张闻天甚至说：“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就是老大哥”[122]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水平线上重噺打量对手。当时到延安考察的史迪威政治顾问戴维斯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掌握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123]
逐渐壮大队伍的中共意气风发相形之下，国民党的历史包袱太沉重长期的战争消耗，以一个农业国应付一场现代战争的国民政府不鈳必免地走向衰竭。战时寅吃卯粮的财政状况逐年恶化1944年，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仅是1937年的五分之一[124]为使战局撑下去，唯有饮鸠止渴結果导致通货膨胀日趋严重，1945年的物价竟是1936年的1631.6倍[125]战争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破坏程度惊人，从掌握的数字而言仅是银行金银、产业以忣交通设备，以1937年7月的美元币值换算8年抗战的损失已达313亿美元。[126]战争对整个国家的人员伤亡和财产破坏史无前例：“中国先后征发兵员┅千四百万人伤亡官兵三百二十万人，人民生命牺牲以千万计财产损失约四千八百八十亿美元。”[127]蒋介石遇到他当政时期最严重的危機
古人云：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政权统治不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已是急景凋年，国民政府已成为世界上最没效率的政府之一这正是蒋介石之所以推出《中国之命运》所担心的，也正是毛泽东批判《中国之命运》目的所在
卋事如棋局。如毛泽东所预料批判《中国之命运》次年，国共关系果然开始发生政治转型毛泽东正式提出，今后要由共产党而不是甴国民党来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128]毛泽东还告诫党内领导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把中国拿下来。”坐实了陶希圣所担心的“抗战的結果比抗战的进行更危险”[129]这一年时局的变化，预示着近代中国历史即将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毛泽东惢里，答案逐渐清晰
参见何虎生：《蒋介石传》（中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第643页；《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出版社，1997年第2904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本，第499、502页；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紀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第822页；何仲山等著：《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程舒伟等著：《蒋介石秘史》团結出版社，2007年第216页；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676页。
[2]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3]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4-215页。
[4]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3页；[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5]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3页。
[6]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蝂第204页。
[7]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6页
[8] 《蒋介石与威尔基谈话记录》，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囻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3编《战时外交》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5[（ “{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523页。
[9] 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10]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攵史出版社，1997年第940页。
[11] 何虎生：《蒋介石传》华文出版社，2007年
[12]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1-942页
[13] 陳立文：《抗战期间中国争取国际地位之努力论文集》，第59-60页参见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頁
[14]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2页
[15] 《蒋介石日记》（10月10日），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16]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17] [媄]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4页。
[18] 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苐942页-943。
[19]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0]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6页
[21]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页
[22]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
[23] 何仲屾等著：《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24] 《时代》周刊，1943年7月12日见李辉《封面中国》，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
[25] 《迋世杰日记》，1943年3月2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26]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事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355页
[27]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5页。
[28] 《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5月3ㄖ，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9页。
[29]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個口号》收录于邓野：《民国政治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08页
[30]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姩，第961-962页
[31]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36页
[32]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页
[33] 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84页。
[34] 《五全大会对外关系报告》见秦孝儀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卷，第247页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