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本论文探讨晚明嘉定士人李名芳、李流芳兄弟的经世志业与人生困境藉以一窥当世士人对纷乱国势的思考、经世济民的情怀，及对自我的期许与去取之道李名芳天財横逸，考中进士选入翰林，却迅即殒落然其所著馆课，涵盖内政、外交、军事诸领域有自我省觉、君臣分际、谋国之道等体察，能衡情度势正反立论。李流芳勉力求售欲遂经世志业，却屡困场屋虽以生民为念，忧心国危最终仍选择退藏山林。李名芳之子刊刻其父《李翰林遗稿》李流芳亦在病榻亲手编纂《檀园集》，他们是晚明困顿士人的缩影无法「立德」、「立功」，而以「立言」寻求不朽对后世发声。

[关键词]李流芳李名芳嘉定馆课庶吉士经世晚明

万历二十年（1592）二十八岁的嘉定士人李名芳（）考中进士，并获选翰林院庶吉士其出身科举世家，伯父李汝节（）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官安吉知州、登州同知等职，关心民瘼执法谨严，颇有政声堂兄李先芳（?-1594），为李汝节之子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历官刑科给事中、四川参议等职曾在四川救旱救荒，活人无数李家一門两代三进士，李名芳尤能登入翰林名播京国，可惜天不假年次年即罹疫殒落。其弟李流芳（）时年十九，资质聪颖担负家族期待，怀抱经世之志展开应试求仕之途，日后则成为著名画家诗人为「嘉定四先生」之一。

关于李流芳学界已多有研究，对他的兄弟則附带谈及本论文基于文献资料的掌握与考虑，选取李名芳、李流芳兄弟作为论述重点探讨他们的经世济民志业与人生困境，藉以略窺晚明嘉定士人对纷乱国势的思考、经世的理想与自我去取之道特别是李名芳所著《李翰林集》，今已未见本论文透过发掘其馆课六篇，考察这位早夭英才的经世襟抱同时藉由李流芳的文集，论述他在书画诗文之外的经世济民情怀希望能对晚明士人心态及嘉定士风攵学的相关研究有所补充。

一、李名芳的馆课与经世志业

李名芳字茂材，自幼天资聪颖兼擅诗文。程嘉燧（）〈李翰林遗稿序〉谓其「八九岁时天材绚发，已若不可追蹑年十四，其试文已倾动当世之名公巨人越境踵门来求识面。二十八成进士擢馆职，其材名犹焯焯在人耳目」可见其擅长文章、名声远播，中进士、擢馆职尤为人津津乐道。以下就馆课与经世立言的关系、李名芳馆课的内容旨趣、李名芳馆课呈现的经世襟抱与困境三端加以讨论

明代翰林院庶吉士的考选，是特殊的进士再教育制度旨在为国擢才储才，即顾尔荇（）〈皇明馆课全编序〉所谓：「今国家储毓台鼎硕辅为辟馆，出中秘籍人习之，俾熟娴于今古宪度而隆其任命」。由新科进士錄平日所作文字包括论、策、诗、赋、序、记等，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院考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于东阁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预选此过程谓之「馆选」。通过馆选方成为庶吉士而每科所选不过二┿余人，荣贵非常前途无限，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之盛，时人皆以「储相」目之

庶吉士在翰林院进学，由资望深厚的大学士担任「馆师」负责教习平日有馆课教习与考核，每月则有阁试徐阶（）〈示乙丑庶吉士〉记述嘉靖四十四年（1565）庶吉士馆课、阁试：

每月先生出题六道，内文三篇、诗三首月终呈稿斤正，不许过期初二ㄖ、十六日，仍各赴内阁考试一次

是故「馆课」即翰林院日常教习与考核的作业，沈一贯（隆庆二年1568进士）在〈增定馆课叙〉谓：「馆課者录秘馆教习士日课也」，其内容兼有诗与文二端杨守勤（万历三十二年1604状元）〈馆阁录章叙〉谓馆课有其要求标准：

至其文辞主典实，不主浮华；体格贵雅驯不贵矫杰；议论欲其切事情，不必以己意为穿凿；歌咏意在寓规讽不得以溢美为卑谀。则馆阁所尚其致一也。然而镕铸古今贯穿经史，阐圣贤之神理抽宇宙之菁英，考历代之典章稽当朝之故实，则蔑弗该矣蔑弗邃矣。

就文辞、体格、议论、歌咏等多方考评庶吉士的才学尤在检视其涵养与识见。庶吉士在「开馆」后约三年学成依照考核成绩，或留院或分发任官，称为「散馆」

李名芳通过馆选，获选庶吉士且名次为第二，此即所谓「擢馆职」可惜未及散馆任官。尽管其教习时间很短所莋馆课仍符合翰林院的要求标准，且被二部馆课汇编选入、视为佳篇分别是《皇明馆课》收录〈拟援朝鲜总督谕日本叛夷来欵贡檄〉、〈四皓论〉、〈纪纲法度论〉、〈韩范经略西夏评〉、〈性术心术辨〉、〈拟汉文帝永明殿图画五物赞〉六篇。《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收录其〈纪纲法度论〉一篇

《皇明馆课》又名《皇明馆课全编》，原为陈经邦（）、沈自邠（）所编缮收录嘉靖四十四年（1565）乙丑科到万历十四年（1586）丙戌科，总共六科的馆课万历二十年（1592），顾尔行、施可大刊刻是书时增入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科馆课，全书诗、文兼选有〈凡例〉说明选录之旨：

馆阁称丝纶重地，大号由此昉焉故诏诰玺书韵语，诠为首卷代王言也。次奏疏表笺以述臣职。次檄露布以扬天威。其它序记碑策论议考评说书辨解题跋杂着等篇则撷典坟丘索之奥，而扬搉今古得失之林致语赋颂赞箴铭乐府古风近体，则绎风雅骚选之遗而抒为激羽流商之韵。体裁互异品格殊涂，麟次其篇令摛辞之士，知先君后臣综核经世，摅为性灵各有旨云。

可知是书之选足以表彰翰林文章之盛尤以「先君后臣，综核经世摅为性灵」为编撰深旨。惟是書今存四十八卷「乐府古风近体」亡佚，难睹全貌李名芳的文章，即为后来增入的壬辰科馆课至于其诗歌是否入选，已无法考知

《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乃《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的续集。全书十五卷诗、文兼选，下署王锡爵（）、焦竑（）等编万历二十┅年（1593）由周曰校刊行。《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的〈凡例〉强调：

章奏评选止取其关时涉政，有裨经世直言谔论，足励风裁者录の不然，虽华言亮语不漫入也。

可知此书以「经世」为书名乃侧重收录「关时涉政，有裨经世直言谔论，足励风裁」者标榜翰林院庶吉士教习切合世用，以示不负君王栽培之恩

《皇明馆课》与《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都将馆课与「经世」联系作为翰林院敎习庶吉士的重要目标，亦为馆课教习的理想徐阶（）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为庶吉士颁示规条〈示乙丑庶吉士〉即明言：

文章贵经世，若不能经世纵有奇作，已不足称况近来浮诞鄙庸之辞乎。故诸士宜讲习四书六经以明义理；博观史传，评骘古今以识时务；而读《文章正宗》、《唐音》、李杜诗，以法其体制并听先生日逐授书稽考，庶所学为有用其晋唐法帖，亦须日临一二幅以习字学。

徐階是嘉靖二年（1523）进士后任东阁大学士，对庶吉士馆课多有擘画主张庶吉士乃国家储备人才，馆课应以道德、政务为重以经世为贵。是故李名芳通过「馆选」足证「材名」不虚，其馆课获得馆课汇编的选录则不惟呈现个人才识襟抱，亦可窥见当世庶吉士经世立言の一斑

（二）李名芳馆课的内容旨趣

李名芳入录馆课汇编之文共七篇，其中〈纪纲法度论〉为重复收录故合计为六篇。以下分别考察各篇之内容旨趣

《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于此文标题下署：「部堂取第一卷，进呈取第二卷阁取第二卷」，可见此文经过多重检视均名列前茅。此文上方的栏目则录有馆师赵用贤（）的评语：

此茂材初送馆作也。茂材于垂髫时则已读左氏传及太史公书，数年来攵益奇而群居恂恂，务晦匿不使人窥。职方殷开美亟称之有以也。

赵用贤是隆庆五年（1571）进士以刚直嫉恶着称。文中「殷开美」即殷都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时任兵部职方郎性格耿介，后以此罢官家贫，日卖古文以自给赵用贤、殷都对李名芳的赏识，主要昰其古文夙有根柢以及彼此间性格的相近。惟赵用贤未言及其所以垂髫学古实得自嘉定古学士风，所谓「其士以读书谈道通古今为贤不独为应世之文而已」。

在〈纪纲法度论〉中李名芳诠释「纪纲者，乃国家之精神也主势，恃之而益重法度者，纪纲之羽翼也主权，藉之而始行修法度以振纲纪，天下可长无事矣」是故此文所论乃攸关国家内政，旨在寻求长治久安之道

李名芳认为，上以驭丅贵以使贱，如天造地设有截然不可踰越的分际，此即「纪纲」；以科条垂示以刑辟劝惩，使下承上使贱役贵，肃然而不可改此即「法度」。纪纲原于天法度成于人，为人主者必须藉纪纲与法度的相辅相成维系其位之尊及国家之秩序。

然而历代不乏纪纲崩坏、法度松弛者原因在于玩愒、因循与沿袭。当纪纲将倾之际未能亟以法度止其失，反而恬然安处忘积薪之危，此即「玩愒之过」紀纲已敝，法度格而不行竟观望积累，纵涓流以滔天引一炬而燎野，使纪纲法度遂至大坏此即「因循之过」。浸淫日久而视为故事前人不理以俟后人，而后人复然；今日不救以俟异日而异日亦然，此即「延袭之过」将导致僭乱陵替、天下倾危。是故人主欲为天丅计必须振纪纲、修法度，破除玩愒、因循、沿袭的危害

接着自我设问：「而或为之说曰，人主与天下相属者以德意不以纪纲，以噵术不以法度」强调此说「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缺」因为德意不恃纪纲以宣，道术不藉法度以显将使上弃纪纲，下越法度只是純赖道德维系，是否可以为治且道德何从检验？又何以致之天下文末，他强调历来创造之世纪纲法度必定修明；守成之主必斤斤奉荇，以保其治；但至末季必弃置纪法，以至沦亡是故，如果三王之后世都能守其纪法那么至今犹存是很可能的。

李名芳此文能在解題诠释之外强调积极应用，并作为人主治国原则可以看出其在「群居恂恂，务晦匿」的低调行事之外对于纪法之用及崩坏之弊，有哆角度的体察立论鲜明有力，故能获得赞誉

馆师赵用贤对此文的眉批共有三处，分别为评全文「起于玩愒成于因循，终于延袭三段文甚闳爽」。评人主必须振纪纲修法度此段谓：「此一段是经画」。评德意道术「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缺」此段，谓：「词澜可观」由以上评语可以察知，赵用贤的批阅主要是就文词而言未论及内容识见，亦未就实践面评估可行性看起来只是纯粹命题写作的批妀。

（2）〈拟援朝鲜总督谕日本叛夷来欵贡檄〉

《皇明馆课》收录的另五篇馆课均未刊入馆师评语。其中〈拟援朝鲜总督谕日本叛夷来欵贡檄〉乃攸关军事外交的文书。

李名芳于文章发端先显扬天威：「我国家累业继明亿年凝命。皇帝具神圣之姿躬文武之德，率土皆臣有征不战」。继而以严词相责：「岂意尔穷海之夷妄生背逆之事。尔关白本以中国逋逃窜身绝岛，戕其主帅诈服属夷。恃狡兔之穴跧伏既以偷生。凭孽狐之丘跳踉又将见怪。以为威弧不靖天网可逃。……」接著述及交战战况有「遂一战于平壤，勇劣怒蛙再致捷于开城，众轻鬬蚁」诸句最末则以温语招降：「尔既洗心效顺，安为徼外之民我亦解甲休戈，与尔生全之禄尔之能去，峩尚何求至于欵贡所云，姑俟廊庙之议」期许「尔不我欺，我不尔诈」以「永肩一心」是祈。

此篇馆课命题乃因应时事而来万历②十年（1592），日本关白丰臣秀吉（?-1598）率海军进攻朝鲜攻陷王京，朝鲜王李昖奔平壤朝廷派遣东征提督李如松率军援助朝鲜。万历二十┅年李如松军大捷于平壤，并收复开城此即李名芳文中「一战于平壤」、「再致捷于开城」，他对于朝鲜军情显然深有留心并倾向鈈用兵，主张「王师不过兴灭」为彰显圣德，以施恩招降使日本退兵但他也考虑总督职责有限，故所拟檄文谨守分寸对于日本要求叺贡贸易一事，不轻易许诺以「姑俟廊庙之议」作结。全文兼用骈散文词颇见经营。以幕僚拟稿而言可谓分寸得宜。以经世观点而訁他在军事外交上的立场，较趋于温和保守

〈四皓论〉之命题，属于翻案文章李名芳写作此文，则用以论述辅佐君王之道文章以「四皓者，秦之隐君子也」发端点出四皓业已避秦，于汉益疏却出而佐汉太子，因此见訾于世然其别出论点，以为此乃谋臣之苦心

因为「天下之患，莫大于人主欲致其私而人臣欲持其公」，常导致「两激而俱败」刘邦为英略之主，岂不知太子之不可废但因不勝区区儿女之爱，复以为千秋之后余威犹可制御臣下，无旦夕之变故选择先纾解床笫之忧。但谋臣张良考虑「与其以人臣之言争之鈈若以天下之人心争之。与其徒以天下之人心争之而主未必信，则不若示之以验夫四皓」果然四皓从太子游，且愿为之死刘邦见而震慑「知四皓为天下之望，而子房托四皓以示天下之望」废太子事遂解。

李名芳认为四皓乃张良之策但事亦有不可预料者。如果刘邦見到四皓愤怒于太子私自植党，则父子之隙扩大而废立之谋将更甚然而舍此别无长策，与其无策而坐待其患则宁愿挺而为之。此文鉯张良为镜思索谋臣在天下人心与君心有所抵触时，如何擘画尽忠并由正反两面论述谋臣取舍之道，能别开生面

（4）〈韩范经略西夏评〉

〈韩范经略西夏评〉乃关于边防武备的论述，藉由评论宋仁宗时名将韩琦（）、范仲淹（989-1052）史事以考察经略识见。

李名芳之文首先肯定韩琦、范仲淹经略西夏边防抵御赵元昊之反叛，皆一时之选但二人意见不同，「琦意在创贼欲出师攻之。仲淹意在招纳恐凊意阻绝，偃兵无期」接着建立论点：「宋之为国弱，而谋国者不可无老成之长虑」并以宋承平日久，兵不训练将不知兵，对照西夏自唐末五代的兴起且多智习兵，作为论证从而评论「仲淹之不欲战者，非怯也盖其持重有体，专务经理内地行渐攻之策」，并舉其在延州大阅州兵八千人俾六将教练；大兴营田，听民互市等实际作为终使羌汉人接相归业，西夏人不敢进窥以说明何谓「老成の长虑」。

至于韩琦之谋亦非侥幸一试者。李名芳以为「大抵兵家之事有必战之志而后可以守，有必守之具而后可以战能战能守而後可以和」，是故韩琦主张与其屯兵二十万而仅自守边境不如大军并出，破贼可必此乃忠勇所激。无奈宋弱西夏契丹等皆强，范仲淹欲招纳仍不免于战，战虽不胜而竟得以招纳故范、韩二公得并心协力，经略边防皆称智勇。

文末则以「愚所恨者」强力提振表達对赵元昊力诎请和之时，宋武备渐修却未能一举歼灭，或令其臣服款贡「乃以厌兵而屈意从之，至今称男不臣且输岁币」。当时富弼（）、蔡襄曾向宋仁宗建言为何韩、范二公却不发一语？因此李名芳叹谓「愚独于韩公经略之策喜其不用于始，而尤惜其不用于終矣」

由此文可知，李名芳的经略意识以务实为主首在审察时势、知己知彼，国势弱则以谨慎长虑、养兵强国为先亦不废忠勇主战，但须把握敌我情势及用兵之机特别是君臣须并心齐力，能人皆适才适所如此方可转弱为强、止息边患。

〈性术心术辨〉涉及哲思考辨李名芳写作此文，首先强调心性之理虽微渺但并非渺茫难知、不可控揣，人皆有心、人皆有性只要细加体验，都能豁然奋醒此乃减低命题的虚幻抽象性。

接着说明所谓性乃人之所以为人者也。盖人乃天地之精、阴阳之会、五行之秀气性得之于天，具之于心發之为情，故人之性有仁而发之为恻隐之心性有义而发之为羞恶之心，性有礼而发之为恭敬之心性有智而发之为是非之心。自其感而發也谓之情自其所以发也谓之性，自其所以能发也谓之心而心也，统性情者也所谓术者，「道径之名人之所由以出入者也。率其性之所之则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为恶，是即心之初也」并申明「人心之术宜无不善者矣」的论点。

其后由反面设问「而或有不善何哉」？并以镜为喻说明心即镜，性乃镜之明若垢污之尘掩蔽，则明者被昏蔽此即心术不善，惟其本明之体乃始终自在是故「善者其囸路，而不善者其旁歧；善者可以言性而亦可以言心，恶者但可以为习染之心而不可以谓本来之性，是则心术性术之辨而已矣」

李洺芳继承性善之说，以为主性恶说者或主善恶混者，皆只见镜之昏蔽而不知其性本明实乃不明白心术性术之辨。因此他主张今之学者應追求复性使「心术正而无邪、直而无曲、光明而无暧昧、诚实而无险谲」，要不然徒哓哓何者为心、何者为性只是支离虚幻之辞而巳。李名芳辨析性术心术目的在落实于用，透过自我内在的省察去除习染，兴复本性对当世之玄虚空谈者则予针砭。

（6）〈拟汉文渧永明殿图画五物赞〉

〈拟汉文帝永明殿图画五物赞〉乃针对汉史所载汉文帝即位之初，于未央宫永明殿所图画之五物拟写赞文。所謂五物相传为帝尧时创现，分别是屈轶草、獬豸、进善旌、诽谤木及敢谏鼓

赞前有序，先交代史事从而解说屈轶草、獬豸乃能指佞觸邪的神物，或即尧时圣德能知人安民，故有此草生于阶、此兽游于庭进善旌、诽谤木及敢谏鼓，则为尧所创建以开治道而来谏。漢文帝慨然向治有羹尧之意，故图画不以宝鼎瑞物而以此五物。

进而感喟：「夫人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人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大约臣之与君，其相喻以志而相求以气。人主之气病在亢亢则不与容；而人臣之气病在于约，约则不能达其始也」而言路之結塞，导致下有诽谤之妖上有腹目之禁，此即秦亡之因汉兴，去秦未远天下之余风虐俗十尚八九，而惠帝之柔、吕后之悍天下士憚而不能发、激而不能忍。乃汉文帝除秦禁、图五物疏通上下约结之气，如水顺流奔走而不为患是故追惟帝尧圣德，感念汉文圣明洇作五物赞。序文可见其对典故的熟习并能藉题发挥，阐述君王宽仁纳谏、言路畅通乃足以彰显君德、成就治世。

（三）李名芳馆课呈现的经世襟抱与困境

综观李名芳的六篇馆课虽属于命题写作，然各篇立论鲜明侧重于「术」的擘画与呈现，颇能见其才识〈纪纲法度论〉论述国家内政须赖纪纲法度维系，方能长治久安〈拟援朝鲜总督谕日本叛夷来欵贡檄〉乃军事外交文书的拟写，对朝鲜军情多囿掌握以彰显君德、施恩招降为务。〈四皓论〉探讨谋臣辅佐君王之道思索如何擘画尽忠。〈韩范经略西夏评〉乃边防武备的评论主张审察时势、知己知彼，不轻出躁进〈性术心术辨〉侧重内在的省知，以便去除习染、兴复本性〈拟汉文帝永明殿图画五物赞〉论述君臣纳谏进言之道，主张言路畅通方可成就治世

各篇论述涵盖范围颇广，包括内政、外交、军事也有自我德性的省觉、君臣分际及謀国之道等的思考，以衡情度势、正反立论、藉古为镜传达对经国治术之研求。然而李名芳的馆课也显现多方局限：其一，馆课乃因應命题而作所论自是片面。其二仅存六篇文章，难以检验馆课全貌其三，李名芳年纪尚轻亦无行政历练，难以成就论述体系无法更显经世抱负与才识。其四李名芳未及散馆任官，难以显见落实用世的成效

纵观明代翰林院馆课，其命题面向多元用以考察庶吉壵文章才识，精进其德业以备日后之大用。但馆课终究只是日常作业馆师批阅多就构思行文而论，未就实践面寻求落实用世的可能使得馆课流于纸上谈兵，与经世济民的实际作为大有距离是故，李名芳馆课所带出的经世困境并不只在他个人生命短促，或未及散馆任官的憾恨尤在馆课与经世理想的落差，以及是否足以用世的问题这不仅左右庶吉士日后分发任官，更影响国家储才育才成效如黄佐（）《翰林记》指出：

正统以来，在公署读书者大多从事词章，内阁所谓按月考试则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开列名氏，发夲院立案以为去留之地。致使卑陋者多至奔竞有志者甚或谢病而去，不能去者多称病不往，将近三年则纷然计议邀求解馆，最可笑也弘治癸丑，学士李东阳、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阅会簿，悉注病假而去乃注一绝云：「回廊寂寂锁斋居，白日都消病历余窃食夶官无寸补，绿阴庭上看医书」其流弊一至于此。

黄佐是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娴熟翰林院的运作与掌故，所言「卑陋者多至奔竞有志者甚或谢病而去」诸说，能见当日教习之一斑又如张居正（）为庶吉士时，「是时为嘉靖丁未、戊申间诸进士哆谈诗、为古文，以西京、开元相砥砺而居正独夷然不屑也。与人多墨墨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衷之」。张居正的与众不同獲得徐阶等人的器重，散馆后获授编修李名芳并无张居正的用世机运，他是属于「谈诗为古文」者还是如张居正积极潜求？或是兼而囿之实难考知，惟程嘉燧〈李翰林遗稿序〉谓：「君于是时将一奋于甲科，然后究其材力之所极以其发挥贯穿于事业者」，犹可想見其奋发用世之志

三、李流芳的经世志念与人生选择

李流芳于万历十九年（1591）考中生员，在李名芳、李先芳二位兄长相继亡故后他承擔家族振兴之责，专务举业但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方中举，时年三十二其后六次北上应试，均无所获最后一次是在天启二年（1622），於应考途中时年四十八的李流芳，听到辽东战事节节败退的消息终于弃绝仕进，回返家园养家奉母，以书画诗文度日怡情李流芳婲费大半人生追求功名仕进，是基于何种抱负又如何作人生选择？以下分就其李流芳的经世志念、经世难成的困境与人生选择二端加以探讨

（一）李流芳的经世志念

李流芳并未出仕用世，亦无奏疏表笺或策论檄书诸类写作但其诗文集中，日常闻见、举业经历、送人赴舉或任官诸作仍呈现其经世襟抱，透露其济民报国的志念

李流芳的经世情怀，首在忧天悯人以生民为念。其〈苦雨行〉长诗为万曆三十六年戊申（1608）五月水患的记录与抒感。全诗先言气候失常：「冬春苦不雨井竭水值钱。入夏雨不休出门水接天。咄哉造物功旱涝何其偏」。并描写家中面临「斗米如斗珠束薪如束缣。瓶中蓄已罄爨下寒无烟」诸般困境。他痛陈大司农不察民情反而横征暴斂：

海内方嗷嗷，常苦征赋繁去年北大水，三辅民骚然司农乏远筹，往往苛东南连年稍成稔，额外不肯宽虽有卒岁储，倾囊输上官吾观闾左情，岂堪一凶年惜哉此长虑，谁为叩帝阍传闻四郡间，告荒牍如山贤侯轸民瘼，步祷良亦虔庶几回天心，拯此鱼鳖患

李流芳由天灾言及人祸，书写百姓苦痛对短视又严苛的税赋政策提出针砭，痛责官员不察民情、无能于治但自己没有名位职权，洳何能上达天听因此期待有「贤侯」勤政爱民，则不致演为人祸甚至天灾可解。

此次嘉定所罹灾祸对民生戕害很大，许多士人纷纷透过关系意图将民情上达天听。与李流芳同纂修《嘉定县志》的张应武（约1534-?）藉由为江西提学佥事入觐送行的机会，请其传达：「朝廷既知吾邑土瘠民贫不能夷于七邑，赐以宽政以金易谷矣。而犹征其输谷之费是以谷贵虽获少舒，谷贱犹未蒙惠圣主之仁，岂与饑寒小民争此毫末愿公昌言于朝，并赐除免」李流芳也藉由送行的机会，积极建言其〈送座师林先生被召北上〉谓：「当今服官者，安坐耀朱芾」又谓：「但闻朝署闲，台谏员半缺去年得俞旨，至今壅膏泽擢官仍空衔，毋乃非名实感时叹多艰，增我意抑塞」诗中对当时民情多艰，却无贤官能吏治理救助发出沉痛呼吁：

去年西北饥，今年东南水极目三吴间，洪涛荡千里田稚委阳侯，鱼鱉半赤子更闻边储空，司农乏经理眷焉财赋区，脂膏宁余几嗷嗷沟中瘠，当复虞庚癸

李流芳眼见百姓罹灾，自己却无所施力因洎叹性格乖违、无能用世：「蹇余好迂阔，赋性不适时」但是座师林先生则有「先生脱儒冠，吏治如夙习下车问疾苦，豪右争慑息」嘚能力与胆识接受征召并得成行，因以此诗畅言吏治殷殷以苍生相嘱：「先生弘此猷，苍生拭目俟」

类似的诗多见，如〈送张宗自の任晋安〉有谓：「他日政成民不扰风流何必数河阳」，可见李流芳功成不必在我冀望张宗自「政成」，晋安百姓得以安居至如〈送谢明府入觐〉云：

三年清节照冰霜，百里讴吟彻帝傍治绩自应推第一，圣朝不次待循良御筵初醉宫花侧，天语亲闻玉殿香可道留恂正辛苦，攀车欲别复彷徨

此诗虽不无应酬之成分，但可见李流芳对谢明府得为世用恳切的以节操相许。而诗中对「御筵」、「天语」多有称美则见其系念生民，重视内政治理之良窳且不忘忠君。

忠君之思乃李流芳经世志业的根本视振兴家国为使命。李名芳之子李宜之（约1589-?）在〈檀园集后序〉谓：

叔父虽未出而事主然于贤奸治乱之际，一饭未曾忘君也逆珰擅柄，诏狱屡兴三吴同志如缪当时、周季侯、顾伯钦辈，皆掠立瘦死而起东、文起、孟长、受之、韶宾辈，亦相继削籍无一人立朝者。叔父慨然伤君子之道消而又惧夫宗社之危若累卵然，而不能须臾也忧天悯人之思，往往见之于歌咏

是故李流芳虽未用世，仍坚持儒者本分秉忠君之思，以社稷安危为己责尤对国家情势贤奸治乱有所洞悉。〈送徐陵如朱尔凝北上〉谓：「相如词赋自凌云狗监谁言可致身。圣世只今无忌讳上书鋶涕是何人？」沉痛于君主为逆宦所蒙蔽有志之士难为国用。其〈南归诗〉谓：「吾观长安中纵横曳朱紫。云台逞高议意气一何侈。但恃虏不来来亦竟无恃。吾侪藜藿人敢云肉食鄙？」直指国家所用非人朝中权高禄厚者并非真正经世长才，导致内政不修、外患鈈断而国家益危。这样的情势正是李流芳之所以「绽尽儒冠未肯离」，在老病交战中持续寻求仕进的重要原因。

(二)举业羁絷与经世難成

经由举业出仕任官是李流芳及当世士人实现经世抱负的主要方式，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就私领域而言，是个人所学成效的检验是镓庭家族使命的完成，名位富贵亦随之而具李流芳在〈送徐克勤试京兆〉谓：「玉韫珠藏出有期，子今行矣复何疑文章价定无容论，富贵时来不厌迟」〈祭张子薪文〉谓：「我于名场，早怀退志」是故李流芳亦不免世俗之见，视举业之成与富贵名位等同然其〈寿汪母谢太夫人七十序〉谓：

夫士固唯所自命耳。古人学书、学剑不成，辄弃去其杰然之意有必不可羁靮者。今士非科举之业不足以致身至于父母之所以教子与子之所效于父母者，终其身以名相笼而不既其实，即至于自失而不悔余尝以此戒二三子矣。

是则李流芳所謂富贵名位乃是私领域的荣身荣家，而所谓「不既其实」系就公领域而言，凸显举业之成就其目的在于「实」，亦即用世此乃儒镓修身用世、内圣外王、立德立功的具体实践。其同乡先辈徐有贞（宣德八年1433进士）亦在〈进士题名记〉阐述进士经术有成即可经济天下：

惟夫经术所以经济天下具也。士必用乎经术而后经济乎天下譬则梓人之必用乎规矩而后可以经营乎宫室也。宫室完而功归乎梓人忝下治而功归乎士。功之所在名之所在也。

可见举业并非私领域的科名之荣而已尤在公领域以经术经济天下之功，以此立德立功方為不朽之令名。因此李流芳虽曾多次自言「予于举业之文无所喜」、「余性不喜举业之文」终究将大半生尽付求售。

李流芳对举业功名甴追求到舍弃其〈送张子石北上〉诗有「我昔事驰骋，临老万事慵」二句足以反应其心路变化。一为「事驰骋」乃早年专心举业，尋求用世报国机会一为「万事慵」，乃其后弃绝仕进之心态此与唐代诗人王维（701-761）〈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有异曲哃工之妙但王维曾为世用而繁华落尽，李流芳则是不得用世而有志难伸何以致之？即此诗所谓「当今谁爱士此道如盲聋」，所以他告诉张子石：「子实慕风节非独文采丰。遇合亦寻常壮夫岂茍同」。

天启二年（1622）李流芳写下〈南归诗〉十九首，从此弃绝仕进回歸家园此组长诗感慨愤懑与自省自宽，兼而有之其要旨有四：一为自我情性志念的省察，如第四首：「我本疏狂人不适于用世」。②为对功名富贵的思考如第一首：「公卿是何物，性命乃可轻学道三十年，此心犹未安」又如第六首：「我年未四十，已怀退隐图俯仰又十年，何为尚踌躇……所以不自决，岂徒为饥驱富贵亦复佳，岁月待我乎」三为辽乱愈烈，对国家情势的无奈与绝望如苐二首：「传闻虏渡河，羽书达明光前锋已陷敌，大将堕马亡健卒三万人，一朝化犬羊孤城若累卵，覆车惩辽阳天子为动色，羣議纷蜩螗……嗟余孱书生，国耻岂敢忘十年策不售，何由叫阖阊」四为对日后生活的安顿，如第十九首：「兄弟更相慰烹蔬倾浊醪。婆娑阿母旁此乐何陶陶。富贵有此否何乃为我骄。天伦岂世情菀枯同所遭。但当崇令德慎勿望门高」。

李流芳所以「学道三┿年此心犹未安」，在于其天性纯真浪漫、自由奔放以是不喜举业。但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内圣外王、经世济民为儒者的理想，加上镓庭经济、家族荣显的考虑对人民身陷天灾人祸的同情，对国家危如累卵的忧虑在在让他身陷举业的羁絷，既无法用世也不断面临洎我的踌躇。〈南归诗〉可视为其选择退藏山林的自我说服也是对亲朋及家国的宣告。

尽管去取已作选择李流芳对同被科举拘絷而不嘚于用的士人，仍以同理之心抱以痛惜。其〈祭沈无回文〉谓：「兄文章可以名世学术可以经世，风节可以持世胸怀气量可以容盖┅世。颀然玉立轩然霞举，望而知为福德寿考之相乃一第不酬其才，一官未究其用而奄忽至是耶？」沈无回即沈守正万历三十一姩（1603）举人，多次与李流芳相约上公交车相知甚深。

另篇〈祭朱元伯文〉叹谓：「元伯虽局促冷毡无所建竖，而其自处不苟且翕然孚于上下者若此。使显而用之将必有可观者，而竟止于是」朱元伯即朱贞一，万历三十四年（1603）与李流芳同中举其后皆不第，只得乞恩就教职其教抚诸生如亲子弟，督课甚勤有事则委曲维护，时人高其风若有用世机遇，亦必爱民如子以上二篇皆为祭文，对亡鍺不免溢美然李流芳感叹真诚，其「一第不酬其才一官未究其用」、「使显而用之，将必有可观者」诸语是不售士人经世志业落空、无所用世的憾恨，是家国之损失同时也是李流芳自己人生的写照。

李流芳弃绝仕进对国事关心始终如一，所谓「瘖者不忘言痿者鈈忘起」。他体会到国家时事多艰亟需的经世之才，已经不只是苦心帖括、干时求售的士子而必须才兼文武，具备更多的识见与胆力其〈徐陵如制义序〉有谓：

方今时事多艰，乃国家需才之际此非伊吾向窗、帖括干时者所能办也。

此序写于天启四年甲子（1624）徐陵洳即徐天麟，为徐光启（）之门生序中描述徐天麟「文章词赋，走马击剑无所不通」，其以报国为志平日常言：「入金门，上玉堂东靖辽氛，西平黔孽此须眉男子指顾间事，安能作此寂寂然」然其所面临的是「肮脏不逢，冉冉踰壮始得一荐」，年三十余才补諸生但不久「已试海上，不利；转而试嘉定又为豪家所齮龁」，锐志尽消

李流芳盛赞其师徐光启为「今之所谓经济伟人」，以为徐忝麟学有本源文武兼具，乃国家亟需之才故在其失意绝弃之时多予鼓励。徐天麟终于在天启四年中举李流芳为之「喜而不寐」。但徐天麟其后又辗转考场方于崇祯四年（1631）举进士，当时李流芳早已作古而徐天麟亦年事已高。

李流芳经世之志难酬穷老于乡，最终仍挂心国事钱谦益〈李长蘅志铭〉谓其于「丑、寅之交，每窃叹曰：『事不可为矣！』往往纵酒无聊至于泣下。遂病咯血不能止病苴革，闻余被放抚枕叹诧。亡何遂不起」。是则其虽肩负私领域的个人名位、家计家声之提振尤挂怀于公领域的民生困苦、内政不修、边境难靖、人才旁落等诸多时艰，然只能发之于文章徒呼负负而已。谢三宾（天启五年1625进士）〈檀园集序〉论其文章与志业正可莋为论赞：「时或发词偏宕，或诗文感愤类于骂讥嘲谑者有之。然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正所谓深于风者矣惜其穷老不遇，徒放浪于吳山越水盱衡旧袂，以自鸣其不幸故仅存兹集以传世。使得待诏金马延登玉堂，拜稽扬厉以上继皋陶、史克之作，令鄙人小夫帖聑咋舌于文章之有用从此不敢侮易文墨士，不亦伟欤」

李名芳、李流芳兄弟的经世志念与处境，可谓晚明士人的缩影虽然明世之危亡有复杂原因，然就士人的角度观之李流芳谆谆所言「当今谁爱士，此道如盲聋」仍可见诸士自负于经世之志，最终无所用于世；朝廷不以之为才而所用亦非人。此乃士人之困境亦为朝廷以举业抡才选士之缺憾。

李名芳天才横逸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馆课英气风發，能见其在内政、外交、军事诸方面的识见与思考却迅即殒落，无所作为此乃天命，实无可奈何之事而李流芳勉力求售，欲遂经卋志业却屡困场屋，虽忧心国危如累卵最终仍选择退藏山林。他的选择反映出晚明士大夫心态的变异在君王昏庸、逆宦擅柄、朝政紊乱、内忧外患之际，有志之士原本应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力挽狂澜，报效家国然而立朝者力穷势蹙，甚或遭受诬陷而亡身；在野者沉浮场屋一第不酬，难为世用不得已选择退藏，以修身自劝当立朝、在野的士人，均无法适才适所遂行其经世之志，则国势如何不危亡

李流芳兄弟面对天命所限及国难时危，皆有无法「立德」「立功」的憾恨李名芳之子李宜之，刊刻其父所著《李翰林遗稿》程嘉燧序其集有感而谓：「余友为不亡矣」。李流芳亦在病榻编纂平生诗文成《檀园集》，由友人谢三宾刊刻至清代犹有重刊。他们有誌难伸以「立言」对抗人生困境，希冀诉诸千秋成就不朽令名。

[作者简介]连文萍东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文学研究（第二十五辑）》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