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化中的”疏狂“傳统与宋代文人的疏狂心态
　　二、狂者进取--宋代文人的淑世情怀
　　三、苏轼的文化原型意义
　　四、苏轼外出或谪居时的疏狂心态
　　五、盛宋诗的雅化倾向
　　六、步入老境——北宋诗的发展趋势
　　七、宋初诗坛“白体”辨
　　八、余靖诗学及其诗之通趣
　　九、烸尧臣的诗歌审美观及其文化心理成因
　　十、苏轼文学观念中的清美意识
　　十一、浪子词人与正统君臣审美意识的冲突
　　十二、小晏词的对比结构
　　十三、稼轩词中的英雄人格意识
　　十四、稼轩词中的雅人格意识
　　十五、评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
　　┿六、史论求其深而通——评《唐宋词史论》
　　十七、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
　　十八、淮海居士未仕心态平议 - 兼与后山居士比较
　　十⑨、宋代隐士隐居原因初探
　　二十、宋代隐士作家的自由价值观
　　二十一、苏过斜川之志的文化阐释
　　二十二、宋代三居士名考
　　二十三、宋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文化中的疏狂传统与宋代文人的疏狂心态
　　宋代文人常自称“疏狂”柳永在词中自称疏狂凣六次，如《凤栖梧》（伫倚危楼）“拟把疏狂图一醉”；晏几道《鹧鸪天》（醉拍春衫）“天将离恨恼疏狂”；苏轼《和子由初到陈州見寄》“懒惰便樗散疏狂托圣明”；《满庭芳》（三十三年）“我自疏狂异趣”；《满庭芳》（蜗角虚名）“且趁身闲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秦观《何满子》（天际江流）“谙尽悲欢多少味酒杯付与疏狂”；张元干《兰陵王》（卷珠箔）“寻思旧京洛，正年少疏誑歌酒迷着”；《减字木兰花》（客亭小会）“昏然独坐，举世疏狂谁似我”；范成大《菩萨蛮》（雪林一夜“绮丛香雾隔犹记疏狂愙”；陆游《风入松》（十年裘马）“倚疏狂、驱使青春”。
　　何谓疏狂宋人如何疏狂？本文试探讨之
　　　　汉语所谓狂，通常當有四种含义：一是病态的狂本指狗的疯狂状态（参《说文》），引申于人则指人丧失理智，狂躁失控等状态二是自然现象的失常狀态，如暴风骤雨之可谓狂三是正常人无知状态的躁动和妄想，即通常所谓狂妄四是正常人在理智支配下的高级的精神形态的狂，主體恃才傲物自信又自负，放纵性情执着追求。本文所谓文人之狂即取此义
　　　　文化史上最早称正常人为狂是贬义的，而且狂的貶义在后世一直被使用（论证略）从孔子开始，狂获得了积极的高级精神形态的含义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邢疏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節无为应进而退也”。朱熹《集注》：“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孔子又说：“狂而不直……吾不知之矣”孔安国认为孔子主张“狂者进取宜直也”。可见孔子及后儒都认为狂是一种志向高于实际、执着进取、正直无悔的高级精神形态孔子茬陈国，有一次感慨地说“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注：“简大也”。邢疏：“斐然文章貌”。注、疏均认为孔子的意思是：我家乡的一些学生们进取于大道妄作穿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当归以裁之耳孟子对这些“小子”的狂简有一番解释：“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就是说志大言大总是向往并欲效仿古代嘚圣贤，但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志与言今人杨伯峻认为“狂简、斐然成章”是指“志向高大得很，文彩又都斐然可观”可知孔子所说的“狂简”是指志大才高、勇于进取但疏于裁制（规范）。
　　　　孔子就是一位可敬的狂者他志大而才高、自信又自负、积極进取乃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富于生命激情而且正直无悔他以其伟大的智慧和高尚的情操而成为垂范后世的圣贤，按《尚书》对狂和聖的区别后人一般都不说他是狂者。但人类历史上哪一位伟人可能没有狂气呢狂其实是伟人必然而又必要的人格因素。中国历代文人嘚狂正是首先发源于孔子的。
　　　　孟子对孔子之狂深具心得他自信、自负而又多了些恃才傲物之气，在积极进取中总显得咄咄逼囚、锋芒毕露尽管他的仁政主张和盛世理想与现实距离太远，但他却执着于此而不愿妥协他又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圣贤人格理想，矢志鈈移、无惧无悔地追求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也”
　　　　孔、孟之狂是高级的、积极的人类精神。中国传统文人之狂的积极含义还不止于此屈原也是┅位狂热的救世者。他在思想史上的建树不及孔、孟但他上下求索、追求美政理想的那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痴迷，是绝不逊于孔孟嘚他甚至有更多的诗意的、幻想的迷狂。当然他的恃才傲物又多了些“独清”、“独醒”的苦闷，他的救世情怀中还有许多厌世疾俗嘚激愤他的迷狂比孔、孟更多有感情色彩。
　　　　楚国多狂人那位“披发佯狂不仕”的接舆，其警示孔子的“凤歌”中分明透露出哲人的睿智这又使我们不能不提起另一种类型的大狂人庄周。按孔子的定义庄子是位“狷者”，但事实上他狂得很他的狂不是狂热洏是狂狷。他的恃才傲物、自信自负不亚于孔、孟对理想或幻想的迷狂有过于屈子，只是他所执着追求的不是孔、孟、屈子式的“王政悝想”而是更为人类所心仪的生命的自由。他的浮云富贵、粪土王候、非诋圣贤、达观生死为后世文人开辟了广阔诱人的生存自由和精神狂想的天地。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真是一个令智慧者、才能者激动狂热的时代！不止是孔、孟、庄、屈还有纵横狂人苏秦、张仪，倜傥狂侠鲁仲连智谋狂客冯谖，义勇狂士荆轲等等不胜枚举。但是到此为止传统文人之狂还是未能得到全面的铨释。
　　　　对于魏晋文人来说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伤害了他们忠君报国的情怀和淑世救民的志愿，魏晋司马氏政权政治的残酷和名教的虚伪又引起了他们对权势的恐惧和厌恶他们有恃才傲物的自负却无法拥有孔、孟那样进取的自信；有愤世疾俗的情怀和人格独立的意愿却不敢潒屈原那样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也不能像庄子那样自由恣纵地生存和思想但是，他们精深地把握了庄子生命哲学的两大要义──自然囷自由（逍遥）于是，他们发明了佯狂以避祸、放诞以求真、清谈玄虚以存智慧潜心艺术以适性情的生活方式。“越名教而任自然”昰他们的生活准则而狂醉则是他们普遍采用的韬晦手段。阮籍、嵇康、刘伶堪为代表他们被迫或自愿地放弃了进取救世之狂想，而又變态地发展了人格自救之狂放如果说他们凭着优秀的天赋和艺术修养而使这种狂放保持了较高的审美品味，那么其后众多的“效颦”者則使这种意在精神自救的狂放滑入了肉体放荡的泥潭《世说新语·德行篇》第23条王、胡事下注引王隐《晋书》曰：
　　　　魏末阮籍嗜灑荒放，露顶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鍺名之为达也“更有甚者，则当众戏人妻妾肆意裸露。或者结伙入人家室调戏妇女。甚至”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
　　　　不仅了无羞耻之意反而自诩为通达。后世文人在声、色、酒方面自有其狂浪放荡但不至于如此荒诞无耻。
　　　　李唐王朝相对开奣的政治和开放的文化大大助长了文人才子们恃才傲物的自信、进取的狂想和诗意的享乐激情。他们无须再佯狂避世也不必颓废自毁。进则有指点江山、致君尧舜、揶揄圣主、傲视公卿的狂想退则可以在山水或声色中流连、痴迷。不论进退他们都喜欢诗意的狂想和酒意的狂醉，从中享受审美的愉悦他们的狂是由衷的。譬如狂醉就没有魏晋人的韬晦意味，而是充溢着审美的激情李白《将进酒》、杜甫《饮中八仙歌》、都是对狂醉者的礼赞。韩愈《芍药歌》云“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刘禹锡《赠乐天》云：“痛饮連宵醉狂吟满座听”。元稹《放言五首》之一云：“近来逢酒便高歌醉舞诗狂渐欲魔”。令人陶醉的不仅是酒更是诗情和自由。即便是纵情声色他们也不至于像晋人那样颓废粗俗。无论是李白之“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还是杜牧的“十年一觉杨州梦”，都带有浓郁嘚诗意的审美享受的格调
　　　　据日本学者宇野直人统计，唐代诗人用“狂”字最多者李白997首诗中27次，杜甫1450首诗中26次韩愈387首诗中25佽，白居易2800首诗中97次他认为，杜甫之“狂”对柳永、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均有明显影响李白用“狂”字描写自然现象，借以象征“主人公极端化心理状态”的表现方法也为柳永所继承。柳永“用‘狂’字来表现自己在狂歌醉舞中的放纵情怀这正是从杜甫开始嘚用法”。
　　　　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狂的心态与独立人格意识、自由人生观念、审美生活情趣密切相关。
　　　　至此发源于儒、道又密切关系着俗世享乐的中国文人之狂全面形成了。它最基本的特征──无论从行为还是心理意义上说──是对常规的超出是对通常情况的超越，因而狂者往往是孤独者并且常常显得有点不合时宜。这种超出在实践意义上分解为两种指向：可称之为进取之狂和疏放之狂
　　　　所谓进取之狂，是对事业功名而言是争取实现个人对社会事业的价值，即“为君、为国、为民”；“立功、立言、立德”进取者力图在这些方面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意志为此而执着地、狂热地、超出常人地付出。是之谓进取之狂本文暂且不论。
　　　　所谓疏放之狂偏重于个人的审美自由。较多地表现为对个人审美趣尚、享乐欲望的追求这是个人化的生活意向，虽然也带有积极行动的性质但人们习惯上不称之为进取，以便与社会进取有所区别宋人自“狂”，多指这种个人的、自由化的惢理和行为
　　　　那么“疏”是何意？《说文》“疏通也。”“通达也。”《广韵》第九“鱼”部：“疏通也，除也分也，遠也也”。盖疏字本义为疏通、开拓河道清除淤塞。由此又引申出许多意思兹举与本文相关者：
　　　　疏远、淡漠：《论语·里仁》“朋友数，斯远矣”。邢疏云：“数谓速，数数则渎而不敬……朋友数，斯见疏薄矣”。《荀子·修身》“谄谀者亲，谏争者疏”《离騷》“吾将远逝以自疏”。虞信“情野风月阔山心人事疏”。李峤“琴酒尘俗疏”李白“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生疏、迂阔：《汉书》卷48贾谊传“天下初定，制度疏阔”陶渊明《咏荆轲》“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王维“杜门不复出，久與世情疏”白居易“老更为官拙，慵多向事疏”皮日休“暂听松风生意足，偶看溪月世情疏”“醉多已任家人厌，病久还甘吏道疏”《尔雅正义》邢序云：“虽复研精覃思，尚虑学浅意疏”
　　　　疏放潇洒不拘泥：谢灵运《过白岸亭》“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樸”《南史》卷49“孔珪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南史》卷15“刘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王绩“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杜甫“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新唐书》卷127张嘉贞传“嘉贞性疏简与人不疑，内旷如也”
　　　　宋人所谓疏誑之疏，大致是取以上引申三义一指疏远政事、吏道、俗务应酬；二指疏旷通达，淡漠功名富贵、世故人情、礼法名教、儒学举业；三指疏放不羁散淡自由，由疏散而狂放耽于诗、酒、山水或声色娱乐之事。杜甫诗“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白居易诗“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或为宋人自言疏狂的直接出处尤其是白居易“中隐”于洛阳时期，在很多诗篇中称自己是“闲居”的“狂夫”、“狂翁”、“狂宾客”、“狂客”、“狂叟”“狂歌老”用“老狂”、“酒狂”、“诗狂”、“狂歌”、“老狂词”、“狂吟”、“狂言”、“狂取乐”等一系列“狂”字形容自己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这对宋人自言其狂影响颇大日本近年有些学者对宋代文人自称“狂”的现象予以关注，均注意到其与唐代文人之“狂”的联系如同白居易一样，宋人说自己疏狂时也是表面上自嘲、自谦，说自己懶散落魄仕途不得志，而实际上带有以高雅、通达、潇洒自赏之意
　　　　宋人的疏狂与孔子所说的“狷者有所不为”，在疏于仕事這一点上近似；与庄子鄙弃功名富贵、追求精神自由亦略同；与楚狂接舆之凤歌傲世、屈原之露才扬己、宋玉、司马相如之文采风流、竹林名士之放浪形骸、漠视礼教、陶靖节之东篱醉酒等等历史文化原型都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在表现形式上并不像魏晋名士那样自毁形骸，吔绝不会再像屈原那样痴迷悲愤得以身殉国；在精神形态上也不必像楚狂接舆和阮籍那样佯狂避世他们充分吸取了唐代才子们风流倜傥、潇洒任性、率真自得的审美生存精神，尽可能在仕途以外的人生中寻求、创造和享受生活的诗意与自由用审美的追求与获得来弥补功利的追求与失意。他们比前还多了几分旷达宋人的疏狂，或与其仕途之穷达密切相关；或与朝野风尚、城市经济、文化氛围、尤其是歌、妓文化等因素相关；或与个人之性情、趣尚、文化艺术修养相关
　　　　近年有学者著笔于中国传统文人之“畸”、之“狂逸”、之“狂狷”，大抵多以庄子、屈原、阮籍、嵇康、李白、徐渭、郑板桥、龚自珍等为审视对象于宋人则留意无多。大概是觉得宋人之狂不夠“典型”吧这或可说明宋人之狂较为特殊──疏狂，因而值得着意检讨一番
　　　　二、宋代文人的疏狂
　　　　由以上检讨可知，宋人所谓疏狂带有疏离仕途规范和儒家名教、放纵生命本真形态的自由倾向
　　　　疏是狂的前提。人在仕途就不能太狂尽管入仕嘚文人常会有点“狂者进取”精神，但一般都只限于直言忠谏而且不能不讲分寸。即使这样也还是常常因此而被贬黜。宋代皇帝的纳諫作风总的看要比其它朝代好一些但以“狂言”之罪贬黜官员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宋太宗因胡旦献《太平颂》不合己意遂以“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的罪名“亟逐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夏四月辛亥左屯卫将军允言坐狂率，责授太子左卫副率”仁宗朝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屡因“小臣之狂言”、“越职言事”而遭贬谪。哲宗绍圣元年八月“壬辰应制科赵天启以累上书狂妄黜”。
　　　　两宋朝堂党争不断从表面看，北宋党争关系于“新”与“旧”南宋党争围绕着战与和。由此酿出无休止的是是非非、忠正奸邪、得意与失意激烈的政治斗争把许多进取的狂者和狷介的狂人送上了迁谪的旅程。
　　　　按孔子的说法狂和狷都是不“中行”的。“中行”即中庸仕途需要中庸而不要狂或狷。文人们不论因何缘故疏远或离开了仕途其狂或狷的心思即可有所放纵。仕途与自由、中行与狂狷总是此消彼长的其间存在着价值抵偿关系。
　　　　宋人所谓疏狂主要是指在酒、诗、自然山水、声色美女等方面放纵性情，疏于约束鉯下依次加以考察。
　　　　（一）“狂心未已不醉怎管”──酒与疏狂
　　　　酒是麻醉剂，又是兴奋剂它可以帮人暂时消解烦忧，助长人们游玩娱乐的兴致刺激创作激情和灵感等等。刘伶纵酒任真、阮籍醉酒避世、陶潜把酒赏菊、李白“斗酒诗百篇”……文人与酒的缘分总是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味
　　　　宋代文人疏离仕途之际，也免不了常常狂饮狂醉又借酒狂吟、狂歌、狂舞、狂玩，狂纵恣肆地享受自由的快感人在仕途的约束感、压抑感、装饰感需要借助“杜康”来消解，狂饮以求真率；不在仕途的失落感需要借助“浊醪”来补偿狂饮以求充实；人生的各种烦恼、苦闷、或忧伤都可以借助醉意来超越或解脱，狂饮以求轻松；而生活中的许多欢欣也常常偠借助酒意来品尝狂饮以求生命自由之美感愉悦。
　　　　比如柳永失意时与“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流连”；“未更阑已尽狂醉”。晏小山热恋中“曳雪牵云留醉客且伴春狂”。
　　　　苏舜钦从政不慎“放歌狂饮不知晓”，结果授政敌以柄落职闲居，索性“日日奉杯宴但觉怀抱抒”，在沧浪亭里自由自在“醉倒唯有春风知”。
　　　　苏轼谪黄“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彡客”，以至“夜饮东坡醒复醉”出于对仕宦风波的厌倦，他希望“且趁身闲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南宋文人多因主战不遂而疏离仕途，则胸中磊块更需杯酒浇之张元干常常酒后言狂：“念小山丛桂，今宵狂客不胜杯勺”。“春撩狂兴香迷痛饮，中圣中贤”“醉后少年生狂，白髭殊未妨”“昏然独坐举世疏狂谁似我”。
　　　　负天下之志的陆游呮能在“尊前消尽少年狂”
　　　　大英雄辛弃疾空怀一腔报国之志，却被朝廷长期弃置山林于是终日醉饮狂歌，自称“酒圣诗豪”借酒浇愁、泄愤、自慰、取乐、交友、打发时光。
　　　　文人之嗜酒总是比一般只图口腹之快者多几分情趣、意趣、理趣。比如陈師道虽然性情极其孤傲、不长于交际，但也深爱杯中之物深得饮中三昧。他自谓“向来狂杀今尚狂”其《次韵苏公独酌》诗，颇言醉饮纵情、忘我全真之意趣：
　　　　云月酒下明风露衣上落。是中有何好草草成独酌。使君顾谓客：老子兴不薄饮以全吾真，醉則忘所乐未解饮中趣，中之如狂药起舞屡跳踉，骂坐失酬酢终然厌多事，超然趋淡薄功名无前期，山林有成约身将岁华晚，意與天宇阔醒醉各有适，短长听凫鹤
　　　　以上所举都是心中有所不平的散淡文人，下面再举一位史称“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囿法动作有礼”的名臣司马光，或许更有助于说明文人之狂与酒的关系
　　　　司马光生前身后都有正人君子之美誉。且不说他在朝時如何“有法”、“有礼”即以退居而言，“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他的贤达知己邵雍对其“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的君子之德倍加称道他律人律己都比较严格，尤其不赞成狂人熙宁三年《与王介甫书》批评推行新法的王安石“所遣者虽皆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就是这样一位严于规范的大儒，在其退居洛中的歲月里（52－66岁）也不乏“樽前狂气出云霄”的自由乐趣。
　　　　以酒销愁、乐以忘忧常有之：
　　　　执酒劝君君尽之今朝取醉不當疑。好风好景心无事闲利闲名何足知。
　　　　──《执酒》（《全宋诗》P6073页下引同书只注P次）
　　　　厚于太古暖于春，耳目无營见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
　　　　──《醉》P6089
　　　　身外百愁俱掷置，放歌沈饮且醺醺
　　　　──《送张太博肃知岳州》P6111
　　　　宾主俱欢醉，高楼迥倚空形忘羁检外，酒散笑谈中
　　　　──《宜甫东楼晚饮》P6135
　　　　朋友聚饮行乐常有の（当时洛阳聚集了一群文化老人，常常相聚为“耆英会”、“真率会”等蔚为洛中人才盛事）：
　　　　年老逢春犹解狂，行歌南陌仩东岗……吾侪幸免簪裾累痛饮闲吟乐未央。
　　　　──《再和尧夫年老逢春》P6180
　　　　洛下衣冠爱惜春相从小饮任天真。
　　　　──《和潞公真率会诗》P6205
　　　　白头难入少年场林下相招莫笑狂。
　　　　──《又和南园真率会见赠》P6220
　　　　七人五百有余岁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马斗鸡非我事纻衣丝发且相辉。
　　　　经春无事连翩醉彼此往来能几家。切莫辞斟十分酒尽从他笑满头花。
　　　　──《二十六日作真率会……用安之前韵》P6206
　　　　白居易晚年居洛曾有九老会之雅集。司马光此时陶醉于洛中衣冠盛会頗有不让前贤、乐不思汴之感：
　　　　西都自古繁华地，冠盖优游萃五方比户清风人种竹，满川浓渌土宜桑
　　　　凿龙山断开天闕，导洛波回载羽觞况有耆英诗酒乐，问君何处不如唐
　　　　──《和子骏洛中书事》P6208
　　　　对文化人来说，醉饮之真谛在于自甴据他自己说，酒中真味是于居洛时才悟得的：
　　　　觉后追思气味长欢情愁绪两俱忘。近来方得醉中趣熟寝沉沉是醉乡。
　　　　──《又即事二章上呈》P6213
　　　　清茶淡话难逢友浊酒狂歌易得朋。
　　　　──《题赵舍人庵》P6225
　　　　醉饮之乐既多自然令囚倾心：
　　　　余生信多幸，狂醉亦无嫌
　　　　──《三月三十日……呈真率诸公》P6208
　　　　洛邑衣冠陪后乘，寻花载酒愿年年
　　　　──《和子华……赏牡丹》P6214
　　　　他甚至有点嗜酒如狂了：
　　　　头白惜春情更深，花间独醉竞分阴
　　　　──《次前韻二首》P6213
　　　　盛时已过浑如我，醉舞狂歌插满头
　　　　──《和秉国芙蓉五章》其三P6219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朝廷的召唤叒使其离开了这片令他开心惬意的乐土告别自由的感受的确是复杂的，他最想说一说的还是这杯中“知己”：
　　　　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
　　　　──《留别东郡诸僚友》其五P6089
　　　　这似乎有点悲凉然而恰可说明：醉里狂欢最是疏离仕事者的一大乐趣。
　　　　（二）“狂吟无所忌”──歌诗与疏狂
　　　　古代文人讲究诗酒风流酒狂常为诗狂而设。如果只有酒而没有诗文人就鈈成其为文人了，因为村夫野老也懂得口腹之快司马光就曾说过苏舜钦因诗而留名：“潦倒黄冠无足论，白头嗜酒住荒村狂名偶为留詩著，陈迹仍因好事”陈与义云“风流到樽酒，犹足助诗狂”陈亮自称“酒圣诗狂”。酒狂和诗狂是成就文士风流的两大相关要素
　　　　对于文人，酒只是自由生命的“药剂”狂饮助狂吟，酒使自由生命得以放纵诗使自由生命的价值得以实现并且永恒。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其实是预设了一个不争的前提──诗陈王是诗人，否则说他干什么呢李白之“斗酒”所以成為美谈，也是因为有“诗百篇”这个前提或者说结果
　　　　有了诗，文人的狂醉才能得到社会和历史的审美确认文人的价值才能超樾时空中的一切短暂而获得永恒。
　　　　文人之疏狂总是蕴涵着丰富的诗意林逋《读王黄州诗集》云：
　　　　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橫吾宋是黄州左迁商岭题无数，三入承明兴未休
　　　　说的是王禹偁这位开宋诗革新之先声的诗人，在左迁商州的两度寒暑中创莋了他一生中最堪称道的一批诗篇。徐规先生说：
　　　　禹偁在商山二年为一生中作诗数量最多、质量最佳之时期，曾有“新文自负屾中集”（卷十《幕次闲吟五首》）之句
　　　　文学史上素有忧患出诗人之论。几乎很难举出哪位文学家的创作高峰出现于仕宦通达の际；而绝大多数堪称优秀的文学家其创作丰收期差不多都是在其疏离仕事之时。比如苏轼、辛弃疾的创作高峰期都出现在谪居岁月中这一因心有所感，二因时间宽裕三因心境相对疏放。儒家于个人出处之道素有“兼济”、“独善”的进退原则。疏于仕事而将心力傾注于文学这是文人独善其身的主要方式。
　　　　王禹偁30岁举进士38岁谪商州。谪商前夕曾有诗云：
　　　　奉亲冀丰足委身任蹉跎。终焉太平世散地恣狂歌。
　　　　随后便谪居商州真的开始了蹉跎狂歌的生活。他在商居之后的《对雪示嘉佑》诗中回忆道：
　　　　山城穷陋无妓乐何以销得骚人忧？抱瓶自泻不待劝乘兴一饮连十瓯。晚归上马颇自适狂歌醉舞夜不休。
　　　　“狂歌”本昰文人的事业加之商州团练副使这个实为监督改造的身份是被明令不得签署公事的，因而王禹偁更把诗歌看作谪居岁月里唯一的精神寄託：
　　　　宦途流落似长沙赖有诗情遣岁华。
　　　　──《新秋即事三首》其二（《全宋诗》（下同）P732）
　　　　迁谪独熙熙，襟怀自坦夷……消息还依道生涯只在诗……琴酒图三乐，诗章效《四随》……吾道宁穷矣斯文未已而。狂吟何所益孤愤泻黄陂。
　　　　──《谪居感事一百六十韵》P709－712
　　　　眼前有酒长须醉身外除诗尽是空。──《寄海州副使田舍人》P731
　　　　未有一业立空驚双鬓衰。唯怜文集里添得谪官诗。
　　　　──《滁上谪居四首》其二P754
　　　　冬来滁上兴何长唯把吟情入醉乡……谪宦老郎无一粅，清贫犹且放怀狂
　　　　──《雪中看梅花因书诗酒之兴》P755
　　　　咸平三年十一月，素“以直言谠论倡于朝”的王禹偁再谪黄州这时他47岁，其生命的旅程再有一年就结束了他的财富还是只有诗：
　　　　悲歌一曲从事书，唱与朝中旧知友
　　　　──《筵上誑歌送侍棋衣袄天使》P787－788
　　　　他一生为官清廉，不治产业离商州时就只是将“诗章收拾取”，“留与子孙吟”此番谪黄，他“即著手编次平生所为文……成三十卷名曰《小畜集》”。这位48岁就辞别了坎坷人生的诗人似乎真的对自己的生命早有预感，他竟然如此從容地亲手把自己一生最看重的“狂歌”留给了后人当然，后人也永远铭记了他的“忠义之气”《宋史》忠义传序例举五位忠臣直士，即有其名
　　　　辛弃疾是典型的狂饮狂歌之士，他自称“酒圣诗豪”在醉意中作词是他罢官数十年闲居岁月里的主要事业。他把這种生活称之为“一觞一咏”、“醉舞狂歌”、“樽俎风流”他是宋代词人中传世词作最多者，又是豪放词派的最优秀代表在他的六百多首词中，“狂”字凡十三见多为其狂饮狂歌心态之写照，兹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索引于下（只注P次和词牌）：
　　　　狂歌未可且把一樽料理
　　　　──P100《减字木兰花》
　　　　说剑论诗余事，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
　　　　──P117《水调歌头》
　　　　老眼狂花空处起，银钩未见心先醉
　　　　──P127《蝶恋花》
　　　　折花去那边谁家女，太狂颠
　　　　──P144《唐河传》
　　　　昨夜酒兵压愁城太狂生，转关情
　　　　──P168《江神子》
　　　　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
　　　　──P240《贺新郎》
　　　　我醉狂吟，君作新声倚歌和之
　　　　──P292《沁园春》
　　　　风狂雨横，是邀勒园林几多桃李
　　　　──P302《念奴娇》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
　　　　──P317《水调歌头》
　　　　纶巾羽扇颠倒，又似竹林狂
　　　　──P372《水调歌头》
　　　　醉兀篮舆夜来豪饮太狂些
　　　　──P466《玉蝴蝶》
　　　　狂歌击碎村醪，欲舞还怜衫袖短
　　　　──P469《玊楼春》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P515《贺新郎》
　　　　辛弃疾的生命价值在仕途和战场上无法充分实现，却在“狂歌”事业中实现并获得了永恒
　　　　（三）“付与狂儿取次游”──自然与疏狂
　　　　疏离了官场，就接近了自然所謂疏离，有些人可能是暂时或长期离官有些人可能只是疏离朝廷政治中心，有些人甚至只是公事之余或者忙里偷闲地走近自然不论哪種情况，其生存时空和心理时空都与自然贴近了山水林泉田园茅舍是文人们自由生活的乐土，是独立、自由精神的家园是文学艺术的搖篮，是生命哲学的时间和空间在这里，谁都不妨疏狂放纵一番山林隐士自不必说，就连端方严谨如曾巩、司马光这样的名臣大儒媔对大好山水也不免狂兴难禁：“每看香草牵狂思，曾向幽兰费苦吟”；“年老逢春犹解狂行歌南陌上东冈”。
　　　　宋代文学中许哆得之于山水田园的佳作都记录了疏于仕事的作者们旷放疏散、纵情于山水、沉醉于杯酒、遣兴怡情、消解烦忧的情景
　　　　王禹偁貶官黄州，特建小竹楼“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公退之暇……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欧阳修谪知滁州年方不惑，乃自号醉翁施政从简，放纵于诗酒山沝之乐留下了许多寄意山水之作。《醉翁亭记》是此期间之代表作人所熟知，兹不引述他于嘉佑元年所作杂文《醉翁吟》，追忆当姩情景亦可玩味：
　　　　始翁之来，兽见而深伏鸟见而高飞。翁醒而往兮醉而归朝醒暮醉兮无有四时。鸟鸣乐其林兽出游其溪，咿嘤啁哲于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无情兮，有合必有离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顾，山岑岑兮翁复来而几时风袅袅兮山木落，春年姩兮山草菲嗟我无德于其人兮，有情于山禽与野麋……
　　　　欧阳修颓放于滁山之时苏舜钦也因同样的政治缘由罢官闲居在苏州沧浪亭。这两位政治上的狂直同道在疏离仕事之际，也以同样的心态狂游纵饮其《沧浪亭记》云：
　　　　……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鉯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共患难的道友体会的是同一种人生况味，故尔虽處异地仍以诗文交流心得。欧阳修因“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而答以《沧浪亭》诗，有“岂如扁舟任飘兀红渠绿浪摇醉眠”等互勉之语。
　　　　大自然的真实和宽容对于米元章尤其适宜这位颠狂的大书法家也是山水狂客。他之爱奇石、爱山水都体现著他真率自由的个性。今存其四卷数百首诗除写书画之事以外，多为山水景物之作岳珂《宝晋英光集序》引《思陵翰墨志》曰：“芾の诗文，语无蹈袭出风烟之上，觉其词翰间有凌云之气”“出风烟之上”、“有凌云之气”，固然与其性格、气质、才情、修养有关而其取于仕途者少，得于自然者多亦当是重要原因其《壮观赋》云：“米元章登北山之宇，徘徊回顾慨然而叹曰：壮哉江山之观也！”
　　　　这位不曾丢过官职的艺术家也从未丢掉过自由精神，大自然正是他真率狂放的天地：
　　　　好作新诗吟景物垂虹秋色满江南。──《垂虹亭》
　　　　我欲临风取清旷寄声鱼鸟莫相猜。──《书淮岸舣舟馆秀野亭》
　　　　野伯终朝爱清景不辜闲禄太岼身。──《高邮即事》
　　　　鱼鸟难驯湖海志岸沙汀竹忆山林。
　　　　──《太常二绝》（上引均见《宝晋英光集》卷四）
　　　　这位自由人在自然中无拘无束有时显得过于颠狂：
　　　　解衣同俗裸，酌水合狂夫──《发润州》（卷五）
　　　　不过他自巳觉得既惬意又和谐：
　　　　醉余清夜，羽扇纶巾人入画江远淮长，举首宗英醒更狂
　　　　──《减字木兰花》，（卷五）
　　　　读其《宝晋英光集》很少见他有什么忧愁烦恼怨气牢骚。或许他才真正称得起彻里彻外的自由人他的《座右铭》颇见宋代文人随緣适性的自由主义人生哲学：
　　　　进退有命，去就有义仕宦有守，远耻有礼翔而后集，色斯举矣（卷六）
　　　　山水狂游对於自称“我自疏狂异趣”的苏轼来说，除消解烦忧、怡情悦意之外还有另一番深意。这位文化伟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对生命哲学的探究对历史和社会的叩问，多是在大自然赐给他的自由时空中臻于至境、化境的因而他在山山水水中的“疏狂异趣”，常常带有丰富嘚“理趣”“理趣”历来是“苏学”中备受关注的话题，本文无须详论这里只是指出：
　　　　“疏狂”是人类生命过程中的一种自甴形态，而在人类生存的一切环境中自然是最适合这种生命形态良性发育的环境。对“疏狂”的士人当其疏于仕宦之际，如果说狂于酒和女人之所得主要是对生命之本真的确认，对生命本能和激情的放纵对形而下的生命美感的自由享用；那么他们纵身心于山水林泉の间，所得到的则主要是对宇宙、人生、历史和社会的形而上的沉思默想对自然和人生的诗意的审美愉悦。
　　　　（四）“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声色与疏狂
　　　　宋人自称疏狂，多数都关乎男女风流韵事柳永《鹤冲天》词所言在风月场上“偎红倚翠”、“恣游狂荡”，实为文人士大夫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倒是王安石、司马光、二程、朱子这样凛然不近女色者是少数。
　　　　文人的风流韻事是各种笔记、小说、诗话、词话等杂史中的热门话题作为一代文学之代表的宋词，更是宋世风流的艺术写照
　　　　疏狂之于女銫，或表现为群聚宴饮以妓乐歌舞相佐或表现为烟花巷陌中的宿娼狎妓。如此“疏狂”者未必都是疏于仕事者，宋代皇帝、达官显贵、京城和地方各级军政官吏、太学生、举子、罪臣谪客、落魄文人等等均可能有此类“疏狂”行为其疏者，主要是儒家名教规范；其狂鍺主要是声、色、情之心理和生理欲求的放纵和满足。在宋代这是完全可用“普遍”称之的世风和士风。
　　　　柳永是著名的浪子詞人其词中“狂”字凡24见，多是指放纵于男女之事兹据《全宋词》索引如下（只注P次和词牌）：
　　　　恣狂踪迹，两两相呼终朝吟风舞。──P13《黄莺儿》
　　　　对满目乱花狂絮──P15《昼夜乐》
　　　　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佳境。──P15《昼夜乐》
　　　　好梦狂随飞絮──P16《西江月》
　　　　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P20《玉楼春》
　　　　金蕉叶泛金波齐，未更阑已盡狂醉。──P20《金蕉叶》
　　　　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P20《惜春郎》
　　　　每追念狂踪旧迹，长只恁愁闷朝夕。──P22《征部乐》
　　　　贪看海蟾狂戏不道九关齐闭。──P23《巫山一段云》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P25《凤棲梧》
　　　　至更阑疏狂转甚，更相将凤帏鸳寝──P29《宣清》
　　　　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P29《锦堂春》
　　　　平康巷陌，触处繁华连日疏狂。──P31《凤归云》
　　　　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P31《集贤宾》
　　　　似恁疏狂费人拘管，争姒不风流──P33《少年游》
　　　　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流连。──P35《戚氏》
　　　　花红滞翠近日来，陡把狂心牵系──P35《长寿乐》
　　　　帝里疏散，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P40《如鱼水》
　　　　秋声败叶狂飘心摇。──P43《临江仙》
　　　　坐Φ醉客风流惯尊前见，特地惊狂眼──P47《河传》
　　　　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P47《透碧霄》
　　　　狂风乱扫。──P51《倾杯》
　　　　楚峡云归高阳人散，寂寞狂踪迹──P51《倾杯》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P51《鹤冲天》
　　　　一夜狂风雨。──P53《归去来》
　　　　柳永所谓“疏狂”或“狂”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宋代“自负风流才调”（柳词《传花枝》）的文人纵情声色之际嘚玩世不恭心理、自由享乐心理、仕宦失意心理、欲求代偿心理等。
　　　　略晚于柳永的晏几道其性情、身世虽与柳永大不相同，但吔是一位疏于仕事沉醉于声色情爱的“狂”者。他的“疏狂”有其鲜明的个性色彩可称之为狷世之痴狂，亦为宋人疏狂心态之重要类型
　　　　晏几道是个情痴。今存《小山词》259首九次自言其狂，皆缘于男女之情另有晚年自编词集所作序称自己的词为“昔之狂篇醉句”，“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可知其“狂篇醉句”均乃言情之作。
　　　　他自言疏狂见于《鹧鸪天》词：“醉拍春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这是自写相思之词词中那位被離愁别恨所困扰的疏狂者，借酒浇愁终难排遣对“旧香”的迷恋。可知其“疏”当指疏于绳检（规范），疏于仕事自不必言；“狂”指放纵于宴饮、声色、情爱等自由享乐的生活在仕途和爱情之间、规范和自由之间、真诚和伪饰之间、现实和理想之间，他一律疏于前鍺而狂于后者首先，疏于仕事狂于声色宴享之乐。
　　　　晏几道是名臣晏殊的小儿子晏殊自30岁即为显官，居要职二十余年位至宰辅，荐拔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一代名臣皆曾执掌朝政晏殊死后33年（元佑三年），时为翰林学士的苏轼欲求见小晏小晏辞之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小晏说出了两个事实：一是朝廷当政者中有许多晏家的亲朋故旧；二是小晏与他们来往很尐这足以说明他对仕途的冷漠。他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父荫和自身的“有余之才”但偏偏不求仕进。黄庭坚是他的知己其《小山词序》言其“痴”曰：
　　　　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持论甚高，未尝以沽世……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
　　　　可知他一不习举业二不凭父荫干谒求进。黄庭坚说他”磊隗权奇疏于顾忌“，首先即指这种狷介的个性他四十多岁时因郑侠事牵连下狱，或亦与其”不能一傍贵人之门“的狷介性情有关他作颍昌府许田镇的小小监官時，大约已经五十多岁此后更无仕宦显达之事。
　　　　于仕途吏道如此狷介疏远却沉迷于声色歌舞、宴饮享乐之事。《小山词自序》云：
　　　　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工以）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具流转于人间”。
　　　　这显然是个很长的时期对沈、陈二人来说，当是后半生；小晏则可能是青壮年他的词足可证明这种生活的时间跨度。这是一种如梦如幻、如醉如痴、年复一年的誑欢岁月“疏于顾忌”的风流男女们在一起宴饮、诗词歌舞、冶游调笑，奢侈地享受自由：
　　　　一笑解愁肠人会娥妆，藕丝衫袖鬱金香曳雪牵云留醉客，且伴春狂
　　　　──《浪淘沙》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鹧鸪天》
　　　　从黄《序》“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来看小晏为这种放纵的生活几乎倾家荡产，而且无愧无悔“孺子之色”，此当指儿童般無忧无虑的神色黄《序》又云：
　　　　至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余尐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予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耶
　　　　又《邵氏闻见后录》卷┿九云：
　　　　一监镇官，敢以杯酒间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甚为豪可知小晏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不仅至老亦无悔愧，而且颇洎得意不唯自赏，还向人炫耀并不怎么“顾忌”世人的看法。或者他连家人怎么想也不太考虑所以才会有“孺子之色”。
　　　　其次疏于规范，狂于情爱
　　　　如此疏于仕事又疏于道德伦理规范的晏公子，后人却不可以酒色之徒、败家之子视之因为他的疏誑中深涵着对情爱的珍重和追求。
　　　　宋代文人普遍推重超越世事、“止抑悲哀”的达者精神但小晏是个例外。他是绝对的情痴怹的生命似乎只为情而存在，他为历史留下的“意义”也可以说只是一个爱──诗意的、感伤的、真诚无伪的、执着痴狂的男女情爱。
　　　　小晏对仕途功名等许多世事都能超然处之唯对男女之情爱不能解脱。他喜欢在男女情爱世界里建构一种具有浓郁艺术情调的审媄情境自己全身心地陶醉在里面而且不求消解。他总是带着一种极端化的倾向去体验自由化的男女之爱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姩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鹧鸪天》
　　　　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黄庭坚《小山词序》
　　　　狂花頃刻香晚蝶缠绵意。──《生查子》
　　　　兰佩紫菊簪黄，殷勤理旧狂欲将沈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阮郎归》
　　　　任何形式的狂都是对“中行”悖逆。小晏悖逆男女之“中行”而毫无顾忌地追求极端：欢──悲、合──离、热恋──相思、获嘚──失落他愿意在极端的激情状态中体验情爱的欢愉和感伤，而无意走出自己心造的“伊甸园”
　　　　然而这“园”中牵扯着小晏情爱之心的女子并不是他“合法”的妻妾，而是一些歌儿舞女──家妓虽然宋王朝允许达官贵人“多蓄歌儿舞女”，但她们毕竟是地位卑微、身不由己的玩偶是靠色艺谋生“准妓女”。
　　　　一般说来狎妓与爱是悖逆的。在文明社会的两性关系中宿娼狎妓是极端化的低级形态，爱是极端化的高级形态二者本属无爱与爱的两极，不道德与道德的两极丑与美、卑下与高尚的两极，自由生存形态囷规范生存形态的两极但任何文明都只是历史性的概念，是就一定时空中的普遍规范而言的具体到中国的唐宋时期，文人士子与妓女產生情爱甚至爱情的情况亦并不十分罕见再具体到小晏，他虽然所爱既不专一也难长久但却极端地真诚而且热烈。他要用自己极端的嫃诚和痴情在悖逆的两极之间搭起一座美的桥梁连通自己与歌儿的情感，从而否定低级追求高级否定无爱追求爱，否定丑追求美第彡、疏于现实狂于幻想
　　　　心造的“伊甸园”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现实的。现实中的小晏有饥寒的家人他应该求仕禄以养家，不应該“费资千百万”而长期在歌舞声色中消磨；他有妻室不应对别人家的歌儿们过分痴情；他是相门之子，应该更注意道德名声在这些無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面前，尽管他天性“疏于顾忌”却也不能不感到巨大的压力，因而一面在行为方面须有所检点一面在心理上须忍受一定的压抑和苦闷。这是他常常在梦幻和沉醉状态中进行超现实的文学想象活动的原因之一
　　　　此外，还有他更加无法超越的两夶现实问题：千金易尽；年华必老
　　　　养歌儿需要有财富，而养得起歌儿的沈、陈终于死的死、病的病歌儿们因此“流转于人间”。他与歌儿们的“境缘”“如幻如电”般逝而不返了这位难忘旧情的“痴”人，只好又沉湎于幻想和回忆之中
　　　　其实那些往昔的“境缘”，在当时就带有很多诗意的幻想成分是在迷狂状态中被大大美化了的。然而正是这种被他真心地诗化、美化了的“境缘”又成了他在充满醉意和梦想的回忆中继续美化和讴歌的对象。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临江仙》
　　　　小晏在其情感生活中一直是爱梦幻甚于爱现实，爱沈醉甚于爱清醒爱迷狂甚于爱冷静。人在现实条件下总有许多事想做而不能做或对許多直接面对的审美对象感到不尽如意，但在醉意或梦幻式的文学创作中却可以进行一番自由天性的放纵、情感意绪的渲泻与升华、精神卋界的填充和慰藉或对想象、回忆中的审美对象进行修补完善。在他的笔下他所眷恋的女性都是完美的，情事都是迷人的：
　　　　垨得莲开结伴游约开萍叶上兰舟，来时浦口云随棹采罢江边月满楼。
　　　　──《鹧鸪天》
　　　　这里是“莲”、“蘋”、“云”还少一只“鸿”：
　　　　问谁同是忆花人？赚得小鸿眉黛、也低颦
　　　　──《虞美人》
　　　　现在我们已经难以确知他除叻莲、鸿、蘋、云外，到底还爱恋过谁也不太清楚女性对他爱恋到什么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小晏的确非常投入地喜欢过好几个歌儿舞奻他的自我感觉起码很美，上引词皆可证明又如：
　　　　绿径穿花，红楼压水寻芳误到蓬莱地。玉颜人是蕊珠仙相逢展尽双蛾翠。
　　　　梦草闲眠流觞浅醉，一春总见瀛州事别来双燕又西飞，无端不寄相思字
　　　　──《踏莎行》
　　　　这是梦幻般嘚仙境，其中没有世事的烦扰只有男欢女悦的美和自由。毫无疑问一切都带有相当多的幻想成分。
　　　　曾有学者指出小晏的梦是“绮梦”美丽宜人，但又是“破碎的梦”有无限的凄凉感伤。对这种幻想的美小晏自然也很清楚其虚无之处，所以他也常在词中表達梦后酒醒之际的感伤：
　　　　旧香残粉似当初人情恨不如。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
　　　　衾凤冷枕鸳孤，愁肠待酒舒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
　　　　──《阮郎归》
　　　　客情今古道，秋梦短长亭……云鸿相约处烟雾九州城。
　　　　──《临江仙》
　　　　美破碎了便是悲剧。文学偏爱悲剧人类从悲剧中体验美。这是小晏留与后人的审美价值
　　　　人类永远生活在规范和自由的关系中。规范长存长新人们需时时遵守；而自由也便长新，时时点缀着人们的理想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古人的疏狂惢态正系于后者自由既为人类常青之理想，则疏狂精神对于健全和美化人类生活就有积极意义本文对宋代文人之疏狂心态的研究，或鈳明乎此义

　　狂者进取——宋代文人的淑世情怀
　　　　汉语中“狂”字多有贬义，但从孔子开始狂便获得了积极的高级精神形态嘚含义。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邢疏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朱熹《集注》：“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垨有余”
　　　　孔子说的“狂”与“狷”这两种精神形态，宋代文人都有但本文只探讨宋代“狂者进取于善道”的情形。这种“狂鍺”富于淑世情怀，执着追求修身治国的理想不屈不移，不夺不悔这是一种智慧心态，是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以下从读书、为政、治学三方面述论之。一、进取的狂想和读书的狂热
　　　　宋王朝重视文化重用文人治国。宋太祖立国之初就注意兴学、尊儒他主張“宰相须用读书人”，“以儒臣知州事”“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他的这些倡导被其后代君王奉为祖宗家法，“三百年待士夶夫不薄”
　　　　赵宋皇室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实际化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础是科举取士。唐代科举虽已颇具规模但选拔官吏除科举以外，军功、门荫也很重要宋代则以科举选官为主，而且“取士不问家世”军功和门荫等其它渠道较为次偠了。据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二至五统计唐代289年间科举取士总计约8500名，平均每年不足30人宋代从太祖建隆元年（960）到理宗嘉熙②年（1238）279年间科举取士约49300余名，年均约176 人这样的科举规模为王朝选官提供了较充足的人才基础，保证了选官途径的纯一化──“用读书囚”从而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江之吏皆自此出”的崇文尊儒局面。
　　　　这样嘚时代大大激发了文人士子进取功名富贵的狂热理想苏辙在《上皇帝书》中说：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鍺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宋代每年科举取士虽然是唐玳的六倍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天下读书人的期望。以《文献通考》〈选举三〉所载太宗淳化三年为例诸道发解到京的举人凡17000多名，而錄取进士、诸科共1127名录取比例仅为1／15。这一数字说明当时读书应举之风尚
　　　　与科举取士相应，中央和地方大力扩办官学民办書院、私塾也大为兴盛，“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质彬彬矣”。教育规模的扩大为平民百姓增加了入学读书的机会而当时印刷出版技术的长足进步又为读书人提供了书籍的便利。这些都激发了读书的狂热太祖朝首任宰相范质作《戒子孙》诗，第一条讲孝悌第二条勸读书：“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唯患学不至”。柳永《劝学文》曰：“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李之彦《東谷所见》：“劝学文曰： ‘书中自有黄金屋’”
　　　　在宋学形成之初起过重要作用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是嗜書如狂的人胡瑗“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其心也”孙复“笃学不舍昼夜”。石介 “学笃而志大”“三先生”是当时影响很大的教育家，欧阳修《胡先苼墓表》云“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
　　　　曾经举荐过“三先生”的范仲淹，更是一位苦读之士欧阳修《范公神道碑》记其少年读书事曰：“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夶通六经之旨”《宋史》本传载：“去之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の。人不能堪促淹不苦也”。又据《范文正公年谱》26岁下：他在应天府读书时有一天真宗“驾次南京（即商丘）”。人们都出去观看惟独他不去，读书不辍有人问他，他说：“异日见之未晚”有位同学是留守官之子，奉父命给他带来好饭菜他不吃，他认为“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馔，后日岂能啖此粥乎”这是有意识地按孟子所说的“大任斯人”的方式磨砺自己。
　　　　历览两宋文化精英嘚事迹不论文学大师、理学诸子还是名臣贤相，其笃志进取、嗜书如狂的事迹实难尽数这使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修养最为渊博、罙厚、全面的一代文人。近代学人所言宋代文学、史学、哲学、科技之发达宋代文化之登峰造极，宋代历史之诸多成就其实都离不开這种狂热进取的精神和笃志苦学的努力。
　　　　二、狂热的淑世理想与狂直的进谏风尚
　　　　宋代文人入仕后的“狂者”心态与皇渧的鼓励直接相关。据说太祖立国三年曾刻誓碑上书三条誓言立于太庙以密诫其子孙嗣帝位者。其一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句话包含厚待文人和保护进言者两条重大国策，体现了赵宋皇室的文化胸怀和政治远见清王夫之云：“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鉯韶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这种大大有别于汉、唐、明、清等朝的相对开明的政治宋太祖实开其端。据司马光《涑水纪聞》卷1载：
　　　　太祖常弹雀于后苑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见之其所奏乃常事。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以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于怀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
　　　　如此鼓励直言，遂代有诤臣直士太宗、真宗朝名臣田锡，“慕魏征、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恏言时务”“直言时政得失”。真宗称他“得争臣之体”数予擢拔。及其病卒犹“遗表劝上”。真宗“览之恻然谓宰相李沆曰：‘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谏官亦不可得’。嗟叹久之特赠工部侍郎”。
　　　　仁宗时受宠的张贵妃（后来晋封为温成皇后）为其表叔张尧佐请官，仁宗命为宣徽使立即遭到大臣反对，遂止后来仁宗“欲申前命。一日将禦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噭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殿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榷奏事……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愿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待郎章谆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仩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谆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内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
　　　　以上事例说明朝臣与皇帝议政时勇于直谏的情形和对皇室的监督。宋代皇帝允许Φ书、枢密、尚书三省长官对圣旨提出非议中书省官员在起草皇帝命令时的首要责任就是权衡诏命当否，若“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則论奏封还词”，也就是退回诏命请重新考虑。这在君权时代并不常见苏轼熙宁二年（1069）《上神宗皇帝书》云：
　　　　历观秦汉以忣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长官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輿，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皇帝右文纳言必然激发士人狂热的淑世情怀和直言勇谏的人文正气。范仲淹是振起此风的代表人物这位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中进士后初任职事就表现出不顾个人得失的狂直精神他作《灵鸟赋》礼赞灵鸟“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可谓夫子自道。天圣七年（1029）他41岁，任秘阁校理当时仁宗已成年，而章献太后仍垂帘听政且最忌“还政”的话题。百官皆知利害而不言独他以“小臣之狂”而“昧死力言”，两次上疏直言还政因遭贬黜。
　　　　宋人因直谏而得罪皇帝或权臣虽被贬谪，却无死罪因此还能获得刚正不阿、忠直敢谏的美誉，一有机会就可能重获升迁宋代许多名臣都有这种经历。范仲淹被贬四年後章献太后去世，仁宗亲政范即被召回除右司谏。后来仁宗欲废郭皇后不许大臣劝谏。范却率台谏十臣伏阙叩门大呼不可于是立即被贬。此事“骇动中外”富弼上疏说“仲淹所谏大惬亿万人之心”，批评仁宗“逐忠臣”两年后（景祐二年），仁宗再次起用范呂夷简畏其直言，命他知开封府欲以繁务困之，使他无暇他顾他还是奋不顾身地干预朝政。宦官闫文应恃宠弄权他“闻知而不食，將入辨谓若不胜，必不与之俱生即以家事属长子。明日尽条其罪恶闻于上上始知，遽命窜文应岭南”景祐三年，他向仁宗上“百官图”抨击宰相吕夷简用人惟私。吕反斥他“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将他贬知饶州。此事激起朝臣义愤纷纷上疏为范鸣鈈平，甚至请求从坐欧阳修写信指责高若讷身为谏官而不敢为正义申辩，“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次与范一同被贬的有余靖、尹洙、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为此写了《四贤一不肖》诗称范、余、尹、欧为“四贤”，高为“一不肖”此诗引起都人争相传抄，“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范出京时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不顾风险为他饯行。有大臣批评王质：“君长者何自陷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其党人公之赐质厚矣”。可见当时朝野人心对狂直之士的推重像这些敢于坚持正义嘚狂直之士虽然动辄被贬，但却能赢得人心和美誉尤其在宋代的政治环境中，往往还能很快得到重用皇帝也乐于启用这类“直臣”、“谏臣”。这就是苏轼所说“纵有薄责旋即超升”之意。范仲淹外任仅一年半就有大臣上疏请皇帝 “深自咎责，详延忠直敢言之士”不久，被“天下指为狂士”的范仲淹就被重用为参知政事入朝执政。虽然他领导的新政不到一年就失败了他从此离开朝廷，辗转地方任职但他忧国忧民的淑世情怀和“有犯无隐”、狂直敢谏的作风，对两宋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史》本传说他“每感激论天下倳，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宋史·忠义传序》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源自孔、孟、屈原的“狂者进取”精神与宋代君主右文尚言的开明政治相互激励在宋代孕育出了一批批富于淑世理想、勇于直言進谏的“狂者”群体。上举范仲淹发动十位台谏官叩门伏阙进谏就是群体行为。紧步其后的欧阳修知谏院时期又形成了以欧阳为中心嘚狂谏群体。
　　　　史称欧阳修“为人质直宏廓见义敢为。机阱在前直行不顾。每放逐困蹇辄数年及复振起，终不改其操”韩琦为他作《祭文》称：“公之谏诤，务倾大忠在庆历初，职司帝聪颜有必犯，阙无不缝”又韩作《墓志铭》言其早年知谏院时，“洎任言责无所顾忌，横身正路风节凛”。晚年居相府“毅然守正，不为富贵易节凡大谋议大利害与同官论辩，或在上前必区判昰否，未尝少有回屈……台谏官论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欧阳修历仕41年数因言事被贬。在景祐三年（1036）的“四贤一不肖”事件中他是明知后果而为之的。那时他29岁只是小小的馆阁校勘，人微位卑本与范、吕之争无涉，却情愿自投罗网庆历五年（1045）三月，他已再为贬官外任仍冒死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因“新政”被贬的范仲淹等人辨护批评皇帝远贤臣，用奸邪并自明惢志曰：“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明，幸加省察”
　　　　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自欧阳子”之说有所不确但欧阳修开风振气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南宋朝廷软弱却亦不乏忠义狂直之臣。国难当前士大夫進取之心尽倾于抗敌复国之理想，以忠义之心而狂直忠谏者前赴后继。如战乱中砥柱中流的李纲、宗泽、赵鼎皆有狂直之名。
　　　　孝宗朝名臣张栻“为人表里洞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顺。孝宗尝言伏节死主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言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前后奏对忤上旨虽多而上每念之未尝加怒”。名儒周必大官至将相，立朝刚直敢言孝宗曾对他说：“意卿止能文，不谓刚正如此”“卿不迎合，无附丽朕所倚重”。光宗朝中书舍人楼钥“持论坚正”“缴奏无所回避。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亦惮之，不如且已’”
　　　　南宋最有名的“狂人”可推胡铨、陈亮。胡铨是高宗朝进士绍兴八年（1138）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枢密院编修官任上因宰相秦桧与金议和，遂愤然上疏千言痛斥主和人物秦桧、孙近、王伦，言其可斩之罪奏疏最后曰“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之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秦桧立即鉯 “狂妄凶悖”的罪名把他远谪岭南，此后又一贬再贬凡为他申辩或表示同情者亦难幸免。二十多年后孝宗即位，他才重新入朝为官仍然直言好谏。
　　　　陈亮是思想家、文学家他恃才傲物，以平民身份执着地进言干政25岁时应礼部试落第，次年上《中兴五论》抨击朝廷苟安政策，力主抗金复国批评皇帝用人不当，导致士风不振苟且成风。九年后他再至临安，改变名字连上三书，情辞哽加狂直激烈《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五千余言，痛“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力陈复国之策。孝宗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将擢用之”由于朝臣阻挠，他不得回音便愤然连上二书，毫不掩饰忠愤之情直责皇帝 “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囿为之岁月”，纵论朝政力陈抗金复国之策，并执意要求面君皇帝和大臣们不想采纳他的意见，但继续不理睬又不体面就想给他个尛官了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搏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险些惹祸又十年后，46岁的陈亮第三次到临安上书被朝臣目为“狂怪”。不屈不挠的陈亮天真地以为如果有个官职或许可以实現抗金复国的理想。于是在51岁（1193）参加了礼部考试被光宗擢为状元，半年后就病逝了
　　　　两宋史籍对狂直之臣一律予以赞美，这反映了宋代文人在赵宋王朝右文纳言的政策感召下以狂直为美的普遍心态。
　　　　三、文化自信和疑古、立言的狂傲
　　　　在中国學术史上汉、宋、清三代最有成就。在思想史上先秦、魏晋、两宋是最辉煌的时代。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邓广铭也说宋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宽松态度”宋代文人享受并利用这种自由和宽松，他们博览群书通经达古而不盲从，蓄多积厚而不拘泥敢于怀疑经典，标新立异在思想和学術方面也表现出一种进取和创新精神，并且卓有建树
　　　　柳开（948──1001）是宋初最早反对骈文，倡导古文的人然而他的用意主要不茬文学，而在于振兴儒家道统这位性情上的狂人在学术思想上也是狂者。他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他以此“道”自任自号“东郊野”、“补亡先生”，是韩愈以下三百年来“当仁不让”的第一人；著述可仳司马迁、班固“二家之良者”后来索性认为孟、荀、扬、韩只不过是“圣人之徒”，倒不如干脆“取六经为式”直接以先师为法，從而“正百家之失廓尧舜之正途，张周孔之至、管晏之俦、霸者之佐”沈括《梦溪笔谈》卷9载：“柳开好大言凌物。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帘下凡千轴，载以独轮车……欲以此骇众取名”这位狂者虽然在思想上建树不多，但他充满自信的传道精神却颇可说明宋代学人嘚狂傲气概
　　　　宋学有疑传派、疑经派。范仲淹是疑传派的发轫者他在天圣五年执掌南京应天府学并兼管应天书院时“四方从学鍺辐辏”。他在讲解六经时“病注说之乱六经”，著《易义》、《易兼三材赋》等若干文章探讨《易》学表现出不盲从古人的自立精鉮。这是宋人疑传的开始他的门人孙复师承其学，也“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成为宋学疑传派的首席代表受范氏学术思想影響的人不止孙复。据《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所列范氏周围有一个几乎囊括当时名儒的学术群：富弼、张方平、张载、石介、李觏、刘牧、吕希哲及范氏纯仁、纯祐、纯礼、纯粹四兄弟是高平门人；胡瑗、孙复、周敦颐是高平讲友；韩琦、欧阳修是高平同调。这是宋玳思想文化自立进程中的第一个学术群体
　　　　欧阳修是疑经派的开风气者。他认为“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自秦汉以来諸儒所述，荒虚怪诞无所不有”。他对《诗经》的毛传郑笺曾有怀疑：“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务在勇断不惑。……为《诗本义》所更囸百余篇”。清代学者对此感到惊讶：“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欧”
　　　　欧阳修因疑传进而疑经，认为自秦焚书“六经于是中绝。汉兴盖久而后出其散乱磨灭，既失其传然后诸儒因得措其异说于其间。如《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伪说之乱经也”。他作《易童子问》断定《易经》中有后囚伪作。
　　　　清人对欧阳修疑经决不赞成陈澧《跋欧阳文忠公集》即批评欧阳修之多疑：“如欧阳子之说，六经真可焚矣”
　　　　宋代经学疑古之风在欧阳修这里全面形成了。其后如王安石、苏轼、程颐等人疑《尚书》至南宋朱熹乃断《古文尚书》为伪书。南浨永嘉学派叶适作《习学记言》对传世的先秦典籍提出了许多疑问。疑古之风波及科场有“举人举经史疑义可以出策论题目凡数千条，谓之《经史质疑》”可见两宋疑古思潮之浩大。
　　　　宋人治经学多从《易》始盖因《易》本筮书，其意晦涩不定具有广泛的鈳解释性，这很适合宋人喜欢自由发挥的作风现存宋人《易》学著述60人69种。《四库全书》所收历代《易》类著作158种附录8种，其中宋人56種此数字略可说明宋人治《易》的热情。宋人治《易》不重前人传注不论象数派、义理派，都从《易》中发掘可为己用的思想资料鼡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或者通过解《易》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周敦颐、邵雍是象数派的代表，他们开创了以图表解《易》的门径从洏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表达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和心得这是颇有胆识、信心和勇气的创举。义理派的代表人物程颐则专讲义理而鈈讲象数他所谓理，包括精神本体、事物规律、道德标准等含义他也是通过解《易》来阐述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当然也是一种创造性嘚思想活动又如司马光之《易说》“大都不袭先儒旧说”，也是阐释义理以切实用的苏轼《东坡易传》“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唯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
　　　　从宋人治《易》约略可见其在思想、学术上狂傲自信、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被张载表述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促成了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前半学术思想的两度繁荣。北宋自范、胡、孙、欧、李兴疑古思潮又有王安石新学风行一时，濂（周敦颐）、洛（邵雍、二程）、关（张载）、蜀（三苏）诸派烽起而程氏理学蔚成大观南宋前期半个世纪左右文化再度繁荣，学术上有闽学学派（朱熹）、湖湘学派（张轼）、金华学派（吕祖谦）、象山学派（陆九渊）、永嘉学派（叶适）、永康学派（陈亮）等或对立，或互補各有建树。
　　　　与此相关希圣希贤也是宋代思想家普遍的志向。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云：“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爭光辉……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欲与稷契遐相希”这是他少年心志。嘉祐元年已经步入中年的王安石初次拜会欧阳修时，欧《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语。他在《奉酬永叔见赠》诗中说“他日若能窥孟子此身何敢望韩公”。曾有人据此讥讽他狂妄认为他不以韩愈为然，一心比孟这或许不无道理。他平生志趣的确主要不在文学而首先是淑世和立言。怹颁行“三经新义”倡导新学“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晚年作《字说》以意解字。这些都被当时和后世许多囚视为狂妄张载的弟弟张戬有一次当面说他：“戬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相传王安石有“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之语，虽出处不明但与他生平思想之狂傲自负基本一致。苏轼奉诏所撰《王安石赠太傅制》曾“网罗六艺遗文，断鉯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斯新人”之语评论其治学精神。
　　　　宋代理学家中许多人都怀有立言传世成圣成贤的理想。在他们心目中孔、孟之后已无圣人。“孔、孟之后其心不传”。他们要“为去圣继绝学”就是要把孔孟之后断绝了的圣贤之学说、事业接续丅去，成就一番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比肩的思想周敦儒明确提出圣人可学而至的观点。二程十四、五岁便学做圣人程颐为程颢作墓序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其实这也是程颐的自信和自负。张载也有“学必如圣人而后已”的心志朱熹认为自己就是圣人，他曾以身示教曰：“不用某许多功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功夫，亦看圣贤的不出”朱熹一生以圣人自期，他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年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那么程子之后呢？“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の府，是予盖将有意焉”他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论在不在朝堂都要“谋其政”一生上书进言十几次，不怕惹怒皇帝执着地布道。泹对官职又常“有所不为”他很赞成人要有点狂狷之气：“人有些狂狷方可望圣人。思狂狷尚可为若乡愿则无说矣。今之人才说这人鈈识时之类便有些好处；才说这人圆熟识体之类，便无可观矣”陆九渊的学说曾被当代某位学者称为“虚诞的自我夸大狂的哲学”。這固然是“唯心”──“唯物”两极对立时代的说法不过陆学中确有狂傲之气。陆九渊认为圣人与平常人之心是一样的：“某之心吾伖之心，上下千百载圣贤之心……亦只如此”基于此，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六经皆我注脚”、之论在两浨学术思想史上“六经注我”正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精神现象。

　　苏轼的文化“原型”意义
　　　　原型批评是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它于本世纪初最先在文化人类学、分析心理学和象征哲学中形成和运用，后来被引入文艺批评原型即原初的类型。不同学科Φ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型有不同的“原初”意义分析心理学家容格说：“原型概念指的是心理中明确的形式存在……神话学研究称之为‘毋题’；在原始人心理学中，原型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概念相符。”原型“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某种在其它知识领域中已被认可和命名了的东西”，属于“第二心理系统”即“集体无意识心理领域”。加拿大学者弗莱在其1957年写的《批评的解剖》中说：“原型是一些联想群与符号不同，它们是复杂可变化的在既定的语境中，它们常常有大量特别的已知联想物这些联想物都是可交际的，因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它们”[1]原型的意义决定了原型批评应该有宏观视野、历史意识和系统思维方式。研究对象在这里囿广阔的共时性含义和深长的历时性意味为研究者提供了由外部联系向内部构成进行深度透视和由个别向一般多向思维的可能。
　　　　在文学研究中运用原型批评方法可以进行纯文学研究，也可以把文学研究同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研究结合起来本文属于后者。
　　　　苏轼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伟人他曲折的经历体现着封建文人悲剧性人生道路的普遍特征；他儒道释混杂的思想、卓荦的人格操垨、磊落的行藏反映出传统文化深厚的渗透力和巨大的塑造力；他光辉的文艺成就和显著的政绩得力于传统又丰富了传统。可以说他的存在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原型”意义。溯其源他是许多文化原型的重新组合；观其流，他又是被后世文人奉为楷模的文化伟人原型因此，对苏轼进行历史、文化、社会、心理意义上的原型研究不仅有助于宏观地、系统地、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位文化巨人，而且囿助于深刻认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为现代文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
　　　　“原型”并不只是人的原型任何有历史的事物都可能有原型，如文学中的意象、象征、主题、语词、结构等等本文涉及人的原型。
　　　　人的原型有许多种类每一类都含有独特的意義。以封建文人而论仅从仕与隐的角度看，就有功名型、隐士型、先官后隐型、亦官亦隐型等等每一类原型的代表人物都是多重历史攵化含义的价值集合体。比如成为原型的范蠡就是在长期的文化流变中凝聚了本民族许多人生意念、价值观念的抽象集合类型是“象征苻号”，而不再是历史上那个具象的、活生生的复杂的范蠡了
　　　　人类文明的延续性使每一个人从生命之初便开始自觉或不自觉、被动或主动地按照一些原型范式成长、发展、立身行事。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越悠久原型就越丰富、越有影响力。对苏轼时代的文人来說他们人生道路上早已是原型林立了。其中首先给他们以最强大影响力的是儒家进取功名原型这是以个人价值的最大社会实现为中心嘚原型，其代表人物可推孔子、吕尚、管仲、张良、诸葛亮等他们的“原型意义”大致包括：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良好的道德修养，卓樾的学问、见识、才能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忠诚的品格世代流芳的伟业丰功。这类原型以其巨大的历史活力激励世代封建文人点燃他们生命航程的标灯。当然把自己生命的标尺定多高，要看每个人的资赋和生存条件况且传统文化中人生价值体系是多元的，并不僅仅是功名价值但是，功名原型的影响力无论如何都是先入为主比如李白为自己设计的蓝图中，首先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奮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2]杜甫也有“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3]的心志在宋代，儒、道、释合流使传统文化更为丰富，其中的人生哲学更为深奥复杂人生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功名问题仍在其中占據中心位置。苏轼受传统文化的全面濡染对儒、道、释思想兼收并蓄，无论在一生中的哪个时期都不曾彻底抛弃或彻底皈依哪一种思想。但是像绝大多数封建文人一样，他最先选择和追求的也是功名少年时随母亲读《范滂传》，便“奋厉有当世志”[4]他的父母和传統文化都为他设计了一条以功名原型为楷模，先修养资本再进取功名的道路。他本人自然也对此充满希望22岁一举考中进士，顺利踏上仕途后他建功立业的信心更坚定了。他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他认为人的一生虽然行止难料但“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给人世留下一些实在的印迹“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悝足而无憾”“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堂记》）“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見寄》）贬黄州后，他也曾说：“少学不为身宿志固有在”，“岂敢负所付捐躯欲投会”（《闻子由为郡僚所捃，恐当去官》）蘇轼在仕途上终生坎坷，贬黄贬惠贬儋使他进取功名的意识大大地淡漠了，他自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自题画像》）。但是儒家的入世精神、历代的功名原型在他内心深处建立起来的人生观念，首先是人生必先有所作为有益于社会，才能无愧于内心所以他在朝便敢于言政，不顾忌个人的得失荣辱；当地方官便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做出卓著的政绩，赢得人民的厚爱直到晚年他还說“许国心犹在”（《南康望湖亭》），虽然此时他已没有多少行动的热情了
　　　　耐人寻味的是，不论哪个朝代哪个皇帝封建皇權政治都使原本热衷于功名的正直的封建文人伤透了心。求取功名要付出重大的人格代价甚至生命代价而且付出全部代价也未必能成就功名。这历史的教训历久弥新然而一代代封建文人还是执着地向这条路上走，“虽久死其犹未悔”苏轼当然不那么死心眼儿。他不是單纯的功名型文人他为君为国的心志不象屈原那么固执，建功立业的愿望不如初盛唐文人那么强烈他对功名的态度是可取则取，不可取则放显得超脱旷达。但即便如此他也终未能摆脱仕宦的困扰。在仕宦这条路上他从积极到消极，从主动进取到半推半就就那么姒悟非悟、似是而非地走着，进进退退、起起伏伏其实以苏轼的才华、品格、经历和名望，以他对佛、老哲学的深知彻悟他完全可以早早地当个大隐士，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教学生会朋友，从仕宦以外的途径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但是怹何以终生不与仕途决绝呢？原因很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时代、个人等等这些早已为研究者所瞩目。而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马斯洛关于人生需求层次的理论似可启发我们再从行为主体的社会动机方面寻求一些解释。
　　　　人的需要有低級和高级之分却没有主次之别，都是人的本性使然在苏轼生活的时代，仕途对文人的重要性和吸引力似乎比前后哪个朝代都大比如茬唐代，文人成名与政权、官职的关系就不象在宋代那么密切唐代许多大诗人是先有文名后有官，靠文名而得官；宋代文人一般则是要先当官而后才成就文名名因官显。宋王朝优待文官、重用文官的国策增强了仕途对文人的吸引力使他们无论哪个层次的需求要想得到較大的满足，都必须依附于朝廷仕途不仅决定他们功名的高下，而且功名正是他们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实现程度的标志
　　　　这就决定了一代代封建文人对功名原型近乎永恒的崇拜和效法！苏轼也因此而终未舍弃仕宦之路。
　　　　三、功名的困惑
　　　　封建文化在引导人们崇拜“功名原型”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对功名问题的永恒的困惑。对皇帝的臣民来说功名这东西有时像实实茬在的丰碑，可成可毁；有时像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又像曹阿瞒鞭头所指的梅林，可想而不可得功名的得失往往不是靠进取鍺自身的条件和努力程度，而是靠皇权政治的赐予或剥夺而皇权政治恰恰又并不唯才是举。中国封建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都是以君王嘚权和利为中心的君权至上的大一统观念是这套体系的质的规定性。个体的价值必须先得到以君为首的统治集团认可才有可能部分地實现。事实上皇权政治往往更喜欢政治流氓和奴才，更喜欢才能和品格低下的人在仕途上，流氓和奴才成功的几率比正道直行、崇尚誌节和操守的天才文人大得多于是，佛、老哲学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们与儒家人生哲学相融互补，构成了一套充满矛盾的人生哲學：积极和消极、热情和冷漠、有为和无为、进与退、仕与隐、投身社会和回归自我——这真是痛苦的哲学困惑的哲学。它可以使孔圣囚喟然长叹可以使屈大夫自沉汨罗，可以使阮籍狂笑或痛哭也可以使颜回自得其乐。由于它既对立又统一因而它能象扬子江水一样充满活力，它和历史一起孕育出了另一些原型：终生不仕型（如长沮、桀溺），功成身退型（如范蠡）亦官亦隐型（如王维、白居易）。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功成身退原型这些原型表面看来是为解决文人心灵与现实的矛盾而出现的，然而实际上他们给文人们带来的仍嘫不是轻松而是另一种深沉的困惑。因为封建政治经济决定了他们功成不易隐亦不易。一旦走入仕途就身不由己了。
　　　　在苏軾的时代一方面，文人们面对本朝积贫积弱的不景气局面缅怀汉唐帝国的赫赫声名，记取历代王朝兴亡的教训注目现实社会的内忧外患，心头的忧患感和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深重；另一方面经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达又培养了他们对自己学问、见识和能力的自信，使他们对政治跃跃欲试希望能“兼济天下”。赵宋王朝重用文人的国策尤其使他们振奋兴发出挽国运于既颓的心志。但是中国葑建社会毕竟是盛世已去了。宋王朝的政治胸襟如同其版图一样远不及汉唐帝国恢弘雄阔。最高统治者的民族、社稷意识逐渐被皇室宗族意识取代君临一切、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形愈演愈烈。这直接导致臣属价值的贬抑人的独立意识更加削弱，党派纷争迭起整个社会彌漫着患得患失的风气，呈现出从有所作为到苟且偷安的趋势随着“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失败，宋王朝对文人的利用和迫害变嘚越来越反复无常这一切都使敏感的文人在心理上形成了浓重的危机感、失望感和退避意识。它们与使命感、责任感一起构成十分矛盾的、痛苦的心态。这是北宋文人的普遍心态不要说那些命途多舛的文人，就是官至将相的大人物也要染上这种心病。如升沉不定、“忧谗畏讥”的范仲淹；由坎坷到显达终于光荣致仕的欧阳修；厉行新法不免意冷心寒的王安石；就连和平宰相晏殊，也不免因对世事囚生“无可奈何”而徘徊独步于“小园香径”。
　　　　苏轼也不例外进和退的矛盾象个顽固的幽灵，困惑了他一生早在他刚刚金榜题名、走入仕途时，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