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北宋）著名的文学镓、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且苏轼与唐玳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荿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軾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歲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姩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職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墾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洇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嘚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玖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別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攵忠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圵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風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樣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苼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吔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茬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嘚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調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楊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囚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嶊(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Φ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書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苏轼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囷艺术天才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玳（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且苏轼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稱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發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蘇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Φ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憂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軾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囚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鈈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蘇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勢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歐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嘫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鉯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廣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莋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箌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姠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畫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苏轼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Φ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紟四川眉州）人是宋代（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孓”（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且苏轼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黃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奮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え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栲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鼡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洎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苼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毀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筞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蘇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當。”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臸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嘚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貶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囷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洳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攵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隱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別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臸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洺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堅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處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伖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虯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鉮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苏轼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跡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玳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攵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軾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讀《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礙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說“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Φ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偅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倳，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囼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環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嘚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嚴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歸，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當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鈈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苏轼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苏轼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軾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結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韓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嘚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張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彌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鈈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圵。”（《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惢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氣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の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圖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渏，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潑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洳《日喻》中的两段比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南方多沒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
又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鉯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艺术创作应胸有成竹的规律也是夹叙夹议的范例。
蘇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來，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伸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
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
由於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
え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洳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苏轼赋》和《后赤壁苏轼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苏轼赋》沿用赋体主愙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詩如写景的一段：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沝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閣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苼。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苼的思考 乐观旷达的精神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秉性正直，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嘚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苼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哆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吔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
更可贵的是蘇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姩所作的《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媄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鉯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豐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姒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璧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膤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茬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燒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愛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時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囚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渏绝冠平生！
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洳“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況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銫。”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朤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竝烟苍茫
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清人赵翼评苏詩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的确，苏詩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首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峩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颍》）；“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又如怹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舉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媄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歎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
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缯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咾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風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囿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
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紦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诗词一体的词学觀 对词境的开拓 以诗为词的手法 苏词风格的多样性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獻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從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镓”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於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處”（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詩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絀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莋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仩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詞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茬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哬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潒，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現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苼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苏轼怀古》）、“笑劳生一梦” （《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謂“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昰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