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影响力的法教义学学家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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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个人信息的称谓看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资料)概念可以等同,而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之间存在较大区别《网络安铨法》第76条第5款采用个人信息的称谓,并以“识别型”及“概括列举型”的立法模式定义个人信息对这一定义亦应作广义解释。具体而訁个人信息具有“识别”与“记录”两个要素。其中“识别”属于实质要素,需结合识别的判断基准、信息相关性、识别可能性三个方面予以判断而“记录”属于形式要素,没有记录在载体之中的信息不是个人信息
  关键词:个人信息;隐私;识别;《网络安全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网络强国”的建设目标。众所周知网络社会的治理离不开个人信息保护,而在个人信息保护中最根本嘚问题便是个人信息概念的判定从《网络安全法》第76条第5款的规定看,个人信息的概念还须作进一步解释具体而言,究竟什么属于中國法律中的个人信息应采取何种解释方式,由何种要素构成其与个人数据、个人资料、个人隐私之间又有何关系,这些问题均亟需解答本文将以法法教义学学的分析方法为主,辅之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力图从个人信息称谓选择、概念界定、构成要素三个方面回答上述問题。
  一、称谓选择及相关概念
  个人信息是一个较为晚近产生的法律概念长期以来,法律体系中存在个人隐私、个人数据、個囚资料、个人信息这几个相关的概念1969年联合国国际人权会议首次提出“数据保护”(data protection)的概念[1]。在早期的立法中“个人数据”(或译“个人资料”)用法普遍。从1970年德国《黑森州个人数据保护法》、1973年瑞典《个人数据法》到1995年欧盟《数据保护指令》“个人数据”的称謂在欧洲得到广泛认可。在亚洲许多国家采取“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的称谓,如1994年韩国《公共机关个人信息保护法》、2003年日本《个人信息保護法》在普通法系地区中,则将个人信息的内涵纳入“个人隐私”(privacy)之中如1974年美国《隐私权法》、1996年中国香港《个人资料(隐私)條例》。
  “个人信息”是中国在法律层面明确采纳的称谓《网络安全法》第76条第5款以法律形式界定了个人信息的概念。除此之外采用“个人信息”称谓的法律有《刑法》《刑事诉讼法》《反恐怖主义法》《社会保险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旅游法》《统计法》《护照法》《身份证法》《出入境管理法》。另外虽然中国法律层面上并没有出现“个人数据(资料)”的概念,但此概念却散见于众哆纲领性文件、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之中如《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互联网行业“十二五”规划》,以及《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綱要》等文件均采取了“个人数据”的称谓;《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全国经济普查条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就業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等则采取了“个人资料”的称谓
  (一)“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
  采取“个人数据”称谓的学者认為,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是内容与物化表现形式的关系[2]如同知识产权保护表达形式而非思想,受法律保护的是作为表现形式的个人数据洏非作为表达内容的个人信息同时,个人信息所体现的内容常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个人数据是客观的,具有较强的确定性[3]另外,也囿学者采用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的信息论理论认为信息的本质是不确定性的消除与知识的增加,因此不是数据保护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英国《数据保护法》第1条第1款明确区分了“数据”(data)与“信息”(information)根据该规定,数据范围窄于信息其仅指自动处理、存档系统组成部汾的信息[4]343-345。
  采取“个人信息”称谓的学者认为正因为个人信息范围比个人数据广,既不限于自动化处理的信息[5]也不限于物化的形式,因此更符合现代信息保护的需求以齐爱民教授为代表的许多早年采取“个人数据(资料)”称谓的学者[6],后来也转而采用“个人信息”的称谓认为“个人信息更具人文关怀”,更能体现保护个人信息本身的立法目的法律所要保护的是蕴含于数据中的个人信息[7]。另外也有学者通过信息论的观点论证个人信息称谓的合理性[8]。从中国当前立法与理论研究看个人信息的称谓获得了较高程度的认可。
  不少学者指出两个概念的出现是法律传统和使用习惯的地域差别所致[9],并无本质区别[10]只存在表述方式的差异[11]6,可以相互替换使用[12]實践中,“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也常被混用[13]联合国《关于自动数据档案中个人数据指南》、英国《数据保护法》《美国-欧盟的隐私安全港原则与常涉问题(FAQ)》均在文本中将“信息”(information)与“数据”(data)等同使用。
  诚如考夫曼所言法律语言是“法律人彼此约萣一种特定的语言使用方式”[14]。虽然从词源上看,“信息”确实更多强调实质的内容而“数据”则更能体现中立的形式载体,二者是實质与表现的关系[15]然而,在语言学上的区分并没有得到中国立法的充分认可从中国现行法律体系看,个人信息的法律语言显然已被确竝在行政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个人数据(资料)事实上也等同于个人信息。《网络安全法》中个人信息的称谓并无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中个人数据(资料)区分的必要事实上也无区分的可能。目前真正应予以注意的是在法律体系中个人信息的内涵与外延问题[16]。
  (二)“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
  受英美相关立法及理论的影响“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在称谓、界定、关系上常常纠纏不清。关于二者的关系主要有“个人隐私包含说”“交叉说”“个人信息包含说”三种学说。
  “个人隐私包含说”认为隐私内涵的扩展使其包含个人信息[17]。日本的芦部信喜教授指出隐私权已发展为“控制有关自己的信息之权利”[17]。美国学者艾伦(Anita L.Allen)与托克音顿(Richard C.Turkington)认为“隐私就是我们对自己所有的信息的控制”[18]13。不少国内学者也认为隐私包括个人信息、个人私事、个人领域三项基本内容[19]。其中“个人信息隐私”还可细分为个人属性的隐私、个人信息的隐私、通讯内容的隐私、匿名的隐私[20]。就比较法而言该说不仅主要为渶美法系国家采取,也为德国法所采纳德国继受美国的隐私权理论后建立了“领域理论”,通过“同心圆”的形式划分出秘密领域、私囚领域、公共领域三个不同程度的保护范畴[11]26德国宪法法院在1983年著名的“人口普查案”中即将“信息自决权”作为隐私权的内容。

【中文关键词】 法教义学;法法敎义学学;权威;一般性规则;公理体系

从历史上看法教义学学观念首先起源于古希腊医学,随后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的“规则法学”繼受了相关观点并予以创新法法教义学学经中世纪注释法学与人文主义法学奠定雏形,并由理性自然法学说提供方法论基础源流时期嘚法法教义学学观念保持了大体一致:在基本观念上,法法教义学被认为是用以表述法律的一般性规则或命题具有权威性;在方法论上,法法教义学学被认为是公理演绎方法(几何学方法)构造出的概念-命题体系这使得作为知识形态之法法教义学学有别于研究型思维、決疑术和论题学。澄清这一源流可以为当下的法法教义学学研究提供更为扎实的“历史的向度”

法法教义学学(Rechtsdogmatik)已成为当今中国法学堺的主流研究范式之一。但对于什么是法法教义学学学者们并未达成统一的见解。论者们大体都只是了解这一范式主要是德国法学传统嘚产物尤其是孕育成熟于19世纪的历史法学和概念法学时期。因为正是从这一时期起“法学”的称呼正式由jurisprudentia(法的实践智慧)转变为Rechtswissenschaft(法律科学),开始走向理论化和科学化成为“大学的法学”。[1]而此后大学法学教育的主流才开始转变为法法教义学学(也被称为狭义仩的“法律科学”)。但事实上法法教义学学的观念源远流长,其基本观念与方法论基础的形成要远早于19世纪遗憾的是,对于法法教義学学观念的起源国内学者知之甚少。既有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要么只是非常粗略地提及法教义学观念源于哲学或神学,[2]要么单一地將其归为源于对古罗马法这一“神圣”法律文本的解释[3]对历史基础的漠视也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似是而非和不必要的争论。基于这一考慮本文旨在通过澄清法法教义学学观念的源流,正本清源地为当下的法法教义学学研究提供“历史的向度”

一、发轫:从古希腊到古羅马

(一)古希腊时期法教义学观念的缘起

德语“法教义学”(Dogma)一词来自古希腊文δογμα'(δσγμα)。[4]在希腊语中,“法教义学”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如“固定的想法”、“指示”、“有拘束力的原理”等。[5]按照旧有观念在学术史上法教义学的概念源于神学而波及法学。[6]这种观点至少从莱布尼茨(Leibniz)之后就广为人知莱布尼茨认为,法学与神学在前提之效力基础方面具有令人惊讶的相似性因为两者都鉯某种公认意志的权威为基础,因而对于必须适用它们的人来说是无需证明的而这种相似性的原因在于神学对于法学的影响,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中“法教义学首先是教会的学说”。[7]但这种将法教义学学溯源于神学的观点忽视了里彻尔(Ritschl)在上个世纪20年代对于“医学法敎义学学”的研究。[8]论者们同样忽视了莱布尼茨在考察神学法教义学学和法法教义学学之外同样承认医学法教义学学,并力图在科学理論领域定位医学法教义学学的渊源[9]

据当代德国学者赫尔贝格(Herberger)的考证,δογμα’其实最早出现于医学文献[10]第一部使用“法教义学”┅词的医学文献究竟为何至今已无可考,有明确记载的是《希波克拉底全书》(Corpus Hippocraticum)中的两篇文章《规诫篇》(Παραγγελιαι)[11]和《法則篇》(Νομσ?)。《规诫篇》一文谈及了医学内部存在已久的“实践学派”与“理论学派”之争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一般命题(allgemeine S?tze)嘚态度。“实践学派”否认医学能得出任何一般命题认为有的只是一个个特定的病例,而“理论学派”则认为可以从最一般的原则出发演绎推导出一般命题(假定)但随后,有一部分“实践学者”开始寻求具体病例之间的共性而这些共性只能以涵盖多种情形的一般命題形式来表述。同时许多“理论学者”也开始意识到他们所主张的命题因缺乏与现实的联系而无法适用于实际病例,故而有必要通过归納来对病例的具体观察作一般化总结这样,到了大约公元前400年左右时就出现了包括希波克拉底在内的走第三条道路的学者。这些学者被称为“法教义学学者”(Dogmatiker)他们秉持以经验科学为导向的理论构造,试图通过归纳来确认一般法则或命题这种一般命题介于理论(假定)与实践(经验)之间,因为它们一方面以实践经验为基础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理论反思。因为实践提供的只是供观察的材料必须通过总结和一般化才能获得一般原理。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术语尝试之后这种类型的一般原理或命题最终被命名为“法教义学”。[12]将各个法教义学无矛盾地关联在一起就构成了某种学说(Lehre)在《法则篇》中,希波克拉底借用一个比喻来对此加以说明:学习医术就好比植物嘚生长而传授的法教义学就仿佛是它的种子,[13]因此医术来自于可以被传授的法教义学。

古希腊哲学对于“法教义学”的探讨既继受了醫学的有关观点又有自己的创新。应当承认当时的哲学家并没有对“法教义学”一词进行专门的厘定和界分,对这一概念的讨论是与對“科学/技术”以及“知识/意见”的区分关联在一起的柏拉图承接了医学关于法教义学的阐释,将法教义学理解为以经验为基础的“技術”(techne)的组成部分(医学被认为是经验技术的模型)技术有其目的,而法教义学就取向于这种目的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它必须同时指涉未来的事件肩负起对未来进行“预测”或“诊断”的功能,而这属于似真性的领域所以法教义学只具有似真的性质,它是关于被觀察到之规律性的似真的原理这使得柏拉图得出了与医学法教义学学者不同的观点:法教义学并不是绝对正确的知识(科学),反而更接近意见因为意见与观察和想法相关,与“法教义学”一词所包含的意义相同[14]但在柏拉图看来,法教义学还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即言說者的视角出发,被界定为一种被认为是正确的原理它可能包含着价值判断或者规定。也就是说法教义学大多表达了法教义学拥护者關于行动或行为方式的价值判断,同时也表达出了(在拥护者眼中)必须做之事的内容所以具有规定性。法教义学是被某人信奉为真的原理(命题)所以,法教义学既是被观察到的命题(perceptiones)又是规定(praeceptiones)。[15]这就使得将这一术语转用于法学领域变得容易在《理想国》Φ,柏拉图认为法律就是民众集会所采纳的法教义学。[16]法律要满足两个特征一是基于确信的决定(即法教义学),二是集会行为因洏法律属于法教义学的下位情形。换言之被民众“认为是正确的事物”将被“决议”为法律。柏拉图学派的门徒们发扬了这种观点他們将法律视为“民众的政治法教义学”、[17] “城邦的法教义学”、[18] “明智之众人的法教义学”[19]或“人群或某个有威望之人的政治法教义学”。[20]如此就建立起了从“(对经验资料的一般化)归纳”到“认为是正确的事物”再到“法律”的链条这一链条后来经由古希腊雄辩家德莫斯蒂尼(Demosthenes),被古罗马法学家引入了《学说汇纂》之中[21]

亚里士多德继受了柏拉图前一层面的观点,将法教义学理解为基于特定数量之哃类观察的一般性命题与事物的整体相关,[22]并在同等意义上使用“法教义学”与“意见”这又导致他将法教义学界定为论题学论证之鈳容许的前提(辩证性前提)。所以在他看来,法教义学就是有关观察到之规律性的一般原理它由合格的判断者所表述,因而能够以其似真性宣称被用作辩证推理的前提为了与真命题相区别,这些前提也被称为“意见命题”(doxa-Aussagen)如果说有关真命题的论证由分析学来處理,那么涉及“意见命题”的推理就属于论题学的对象了[23] “合乎真理”与“合乎意见”的前提与推理是两回事,前者属于科学后者屬于技术。因为科学处理的是必然存在者和不变的事物而技术涉及的则是偶然的事物,并建立在对观察资料进行一般化后获得的一般原悝(法教义学)的基础上根据论题学即辩证法规则(意见性规则)来工作。这些规则包括了三段论推理、归纳、定义(Definieren)和区分(Diairesis)伊壁鸠鲁同样认为法教义学可以“回溯到对意义的观察能力”,但与亚里士多德强调法教义学与论题学的关联不同他更重视以观察为基礎的无矛盾之法教义学的体系,并通过具体的法教义学建构来达成与现象的一致性[24]

(二)古罗马时期的“规则法学”

在古罗马时期,法敎义学观念开始与体系思想相结合不过一开始,罗马法学并非后世所想象的那种法法教义学学或法律科学意义上的法学研究[25]罗马法学镓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法律解答、撰拟契据和协助诉讼等实务活动。罗马法学家所创制的“市民法”(ius civile)在早期毋宁是决疑术式的、个案取姠的[26]只是到了公元前2世纪共和国晚期,罗马法学家受古希腊辩证法的影响致力于从个案裁判中抽象出一般的法理,形成规则或原理財确立了“规则(原理)法学”(Regularjurisprudenz)的传统。[27]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塞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塞罗的《论题学》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嘚辩证法并首次将“分种”(Divisio/Diairesis)与“分部”(Partitio/Merismos)作为辩证法的两种具体方法。这两种划分为法学的体系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因为通过对法的材料的层级划分,列出每个属所包含的全部种或整体包含的部分然后找出统辖每一个种或部分的规则,一个自足的法的体系僦呈现出来了[28]例如盖尤斯《法学阶梯》中对债法的三层次划分就属于分种,而其关于人法、物法和诉讼法的划分则是分部方法的运用雖然两种方法存在很大差异,但它们都旨在构造一个建立在基本的区分、定义和规则之上的市民法体系尽管如此,西塞罗并没有用“法敎义学”来称呼这些统辖种或部分的规则而是使用了“规定”(praeceptum)一词,并且他关于法教义学的定位一直在被观察到的命题(描述)與规定(规范)之间摇摆不定。[29]

总体而言古罗马时期法教义学观念的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法教义学和定理(Theoremen)被区分开来这一區分是公元1世纪时由斯多葛学派(stoics)学者提出的,并为古罗马犹太哲学家、神学家斐洛(Philo von Alexanderien)及哲学家塞内加(Seneca)所发扬斐洛依传统区分叻技术与科学,认为“确定和可靠的理解”属于科学并导致法教义学的创立而“中等水平的经验技术”只包含似真的定理。科学与技术の间具有上位与下位的关系前者将为后者创设确定的基础。可见斐洛的观点颠覆了传统的见解,他没有将技术原理命名为“法教义学”而是将法教义学放入了作为技术之基础的科学领域之中,法教义学由此变成了公理(Axiomen)此外,斐洛还在谈论旧约圣经的学说内涵时於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法教义学性的”(dogmatisch)这个形容词[30]塞内加区分了一般的规定与特殊的规定,并将一般的规定称为“法教义学”特殊的规定(狭义上的规定)处理的是实践经验技术的目的合理性规定,它涉及特殊的情形(这正是它与法教义学的区分)但狭义上的規定与法教义学之间同样有着内在的联系,即狭义上的规定依赖于法教义学就好像树叶依赖于树枝,树枝依赖于树根那样由此就浮现絀一个体系,其中特殊的规定可以回溯到数量更少、更为一般化的法教义学那里如果可以向着一个方向进行回溯,那么就可以沿着相反嘚方向进行演绎[31]

这一时期法教义学观念的另一个特点是法教义学与规则(regula)被关联在一起。塞内加认为如果可以将某个命题体系中更加特殊的规定回溯到位于体系顶端的法教义学(法令)上去的话,那么法教义学就将被证明是正确的“规则”或“法则”[32]因此,特殊命題的真假是通过它能否从更加一般的真理(真命题)中推导出来证明的法教义学要与狭义上的规定区分开来,它的作用在于证明下位命題的真/假或正确/错误人们可以将满足这一任务的法教义学同样称为“规则”。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古罗马学者关于法教义学的双重假定:一方面法教义学作为体系的最高(不证自明的)原则或公理,要像规则那样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法教义学具有描述性和规定性的双重意义,就像今日对于“规则”(Regel)一词的理解那样——它既指称被观察到的规律性也指称规定某事的规范性規则。[33]所以古罗马时期的法教义学与规则、一般的规定是等义的。

这种通过神学流传开来的法教义学方法论给优士丁尼的《国法大全》咑下了烙印这体现在:其一,《学说汇纂》(Digesta)D.1.3.2将所有的法律都定义为“明智之众人的法教义学”由于优士丁尼将法学家称为法律的莋者,所以这一定义也适用于所有被吸收进《学说汇纂》中的法学家的法律解答意见(Responsa)另外,《新律》(Novelle)第131条规定前四次世界天主教宗教会议的法教义学应作为法律有效。[34]可见在当时宗教法教义学与法律以同样的方式具有拘束力法教义学与其他命题的区别既不在於其内容,也不在于其对象领域而在于它的“规定性”属性。宗教法教义学与法律法教义学都具有规定性只是两者的效力基础和对象領域不同而已:前者基于宗教会议的决议被遵守,而后者基于法律被遵守[35]所以,在优士丁尼那里(狭义上的)法律、法律解答意见和宗教会议决议都被视为法教义学。其二法教义学方法论要求概念的明晰性与内在的连贯性。《学说汇纂》运用“序列法”(akolouthia/consequentia)作为分类原则进行文本编纂[36]力图消除经典法学家之间的争议和对立,建构一个融贯的体系[37]编纂者还运用了归纳以及类比这些辩证法工具,从而慥就了从个案解决办法过渡到规则的一般化倾向

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是法教义学学观念的发轫时期。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法)法教義学学”的正式称呼但其观念的基本要素已大体具备。古希腊时代的“法教义学”被认为是基于归纳的一般法则或命题属于经验技术囷被信奉为真的原理(意见)。而古罗马时代则进一步将法教义学上升为公理强调它是同时具有描述性与规范性的一般性规则。

二、雏形:中世纪注释法学与人文主义法学

(一)注释法学的权威法教义学论

中世纪的人们并不进行批判-历史性的思考他们的思维是受权威拘束的思维。[38]这一时期法学家的法教义学观念与神学家的法教义学观念并无二致因为两者都来自于经院哲学。经院哲学思维在神学领域的任务在于:合乎理智地把握经权威确认的真理即上帝启示的真理。天主教神学将法教义学定义为由上帝直接启示并由教会向所有信众宣告的真理[39]清教法教义学学则只是取消了其中教会的中介地位,而代之以上帝与人的直接对话与神学家一样,法学家也受制于权威拘束嘚思维法法教义学被认为是“得到学术上认可的法律原理”,法法教义学学“牢不可破地与被认可之权威联系在一起”[40]所不同者仅在於权威的来源。如果说神学家在圣经或教父的文本那里寻找权威的话那么罗马法复兴运动中的法学家则是在11世纪被重新发现的《学说汇纂》(《国法大全》中最有影响力的部分)中找到了他们的权威。《学说汇纂》的再发现对于中世纪及近现代法学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它才能够把中世纪有关法律的思维加以转型,并使法律成为一门学术性学科[41]法学家们在这一罗马法文献中“看到了神启般‘永恒囿效的真理’、‘法律真理’或‘法律启示’”。[42]他们将罗马法视为绝对正确的法、“基于权威和传统的自然法”以及书写理性(ratio scripta)对於一般法伦理和政治伦理具有确定的权威性。所以《国法大全》并不是作为国家制定的“法律”(Gesetz)(因为罗马法背后的古罗马国家早僦陨灭了),而是作为必然正确、超时空的当下“法”(Recht)起作用的中世纪学者对古代权威的信任使得法教义学方法论及与其相关的技術被保留下来。

以伊尔内留斯(Irnerius)为代表的波伦亚注释法学派的活动就在于对《国法大全》、特别是《学说汇纂》的教学和文本研究他們的主要任务是剔除在中世纪早期所流行的文献之中的相互矛盾、语义不明、重复,弥补文本的缺漏以此来修复《国法大全》。为此怹们不仅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旧辩证法并将它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也部分推进了新的经院哲学辩证法的形成他们通常的做法是:艏先提出一个与某一权威文本中的矛盾论述有关的问题,接着提出表明支持某种立场的权威观点和理由之命题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该结論要么表明反驳方所给出的理由不真实要么表明所提出的命题必须根据反驳方的理由来加以限定或者予以放弃。他们除了对每一标题的法律素材作出导论并对相邻标题的一致性和差异进行说明外还要对每个谕令和法律条文作出引导,解决从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对那些能夠一般化的且在法律论辩中能够加以评价的法律思想予以提示,最后要进行区分即将上位概念拆分为下位概念。[43]这种方法导向了对具体材料的体系化在阿佐(Azo)看来,法学的法教义学就好比其他学科的原则法教义学构成统一的学说(doctrina),而学说必然以法教义学的体系囮作为目标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充分消除罗马法中的矛盾。[44]

13世纪以后出现的后注释法学(评注法学)发展出了一种“新法学”的方法该派学者为了回应时代生活,尤其是各地特别法实践的需求不再像注释法学派那样完全依赖优士丁尼文本,而是逐渐脱离文本中规定的条攵的原初内容去寻找法律文本的精神或实质,在逻辑性解释的框架内实现高度创意性工作即“法教义学学推释”(dogmatic construction)。评注法学运用這种方式去处理具体难题、讨论法律实务形成了一种更为深入的注释,并带来了重要的法法教义学学进展[45]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最早有关法学之科学性的争论(第一次科学性之争)。起因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导致了有关法学之非科学性的批评医学家抨击法学缺乏法学方法,因而不是科学为此,评注法学家们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巴尔多鲁(Bartolus)通过援引对于实践而言实属必要的实践智慧(prudentia),即将┅般规定正确适用于特殊案件的判断力来为法学辩护而巴尔都斯(Baldus)则主张法学继续采用“学说”方法、从原则出发的演绎以及综合法。他将法学的最高原则简单称为原因而将被推导出的命题称为效果,这无疑受到了自然科学、尤其是医学的影响[46]

正是注释法学开创了苐一个“权威学说体系”的先声。这种学说体系是今日欧洲法法教义学学的直接先驱并使得法学直至今天为止都将法教义学学(被认为昰“内在于法的实在真理”)作为其对象。[47]

(二)人文主义法学的法教义学性规则论

人文主义法学家们相信法律应当能够以像其他科学學科一样的方式,特别是通过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的形式来加以表达[48]为此,要进行法学体系化构建工作也就是“对罗马法素材的偅新系统整理”。[49]

在人文主义法学派内部对于法教义学学观念的发展影响较大的是德国法学家查修斯(Ulrich Zasius)和法国法学家比代(Guillaume Budé)。查修斯关于法教义学的思考基于他对于“法律”(lex)与“规则”(regula)的区分。在他看来法律来源于事实、也受制于事实,而规则提供的是從法律中一般性地获得的学说它不以任何事实为基础。规则以法律为基础是有关同类法律规整法教义学命题。法教义学学说也构成了證明的基础从学说中可以推导出结论。进而查修斯认为立法者和法学家的任务并不相同。立法要对大量情形进行归纳式的一般化即從特定的人和活动出发一般化为普遍的行为要求,因而法律是通过一般化来获得的普遍规定它适用于无限多的具体情形。查修斯还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法教义学法学”(dogmatische Rechtswissenschaft)的称呼认为这种法学的任务在于表述出有关法律内容的命题,并用这些命题去证明主张或推导結论[50]这些表述法律的规则就是法教义学性规则(regulae dogmaticae)。规定性的法律构成了法律技艺(ars iuris)而描述性的法教义学性规则则构成了法律科学(scientia iuris),科学比技艺具有更高的价值“法教义学性的”方法论只能用来称呼科学。但法教义学学法学的科学性并不意味着它要脱离实践楿反,它对于法律适用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法教义学性规则服务于法的安定性,因为只要它们没有被驳倒就是有拘束力的所以法教义學并不意味着“不可动摇”或“不得批判”,而是论证上的证明分配形式另一方面,如果使用精确表述的话法教义学性规则也能依据具体情形来确定法秩序的内容。[51]

与查修斯不同比代认为法教义学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元老院的“法令”和“公告”(法律)另一种昰法学家的“法令”和“公告”(法学家关于法律的观点)。相比于前者他更关注法学家关于法律之观点这一意义上的法教义学。他批評评注法学家们将法教义学过于视作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命题并由于其背后的权威性而不去进行方法论上的严格证明。事实上法的安定性依靠的是三方面的保障:一是法律本身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和法教义学活动受法律之拘束的要求。法律的正当性来自于被民众的认可而法学家却可能运用语文学诡辞,形成新法教义学来反对法律而这并没有正当性。二是法学家的法教义学终究要被确定和固定下来這并不是说法教义学不可改变,而只是说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没有争议的法教义学不能轻易被放弃三是要有与实践运用相关的方法论,包括:对概念的体系性整理;通过演绎推导建立命题和原理的秩序或者以此方式对有疑问的命题进行证明或反驳;定义、综合与分析。[52]后兩个方面促成了“理性的法教义学学”因而,受法律的拘束与理性的法教义学学一起确保了法的安定性

至16世纪后半叶,伴随着人文主義学者和医学家对于法学之科学性的质疑法学家们开始避免运用“法教义学”和“法教义学性的”这类迄今为止通行的语词,而代之以“辩证的”和“方法的”这些同义词一方面,是由于人文主义者对于古代怀疑论者哲学的偏好使得“法教义学”和“法教义学性的”被贬斥为“不加批判的”,同时也因为它们在拉丁纯语主义者看来“不够纯正”而声名狼藉另一方面,持错误学说的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被贴上了“教条(法教义学)主义者(dogmatici)”的标签“教派”(secta)和“异教”(haeresis)这些词也随之包含了我们今天很熟悉的消极含义。[53]尽管洳此新的同义词背后所隐藏的内容与以前相比并无二致。

中世纪注释法学与人文主义法学奠定了法法教义学学观念的雏形与同时代的經院哲学与神学一脉相承,注释法学继受了受权威拘束的法教义学观念并将罗马法文本作为这种权威的来源法法教义学学被视为权威学說体系。在此基础上人文主义法学认为法教义学是用以表述法律的规则,法教义学法学是法律科学的组成部分

三、方法论基础:理性洎然法学说

(一)法教义学-公理体系思想的开端

无论是注释法学还是人文主义法学都将其权威建立在优士丁尼文本之上,这其实相当于阻礙了对这些文本本身进行理性批判的可能到了17、18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展和社会关系的迅速变化为了与古罗马文本保持一致性而进荇的法律适用已无法满足实践的要求,自然科学对法学提出了知识论挑战自然法学说成为了新的“科学的”(意谓着“通过体系建构的”)法律发现理论。一方面法学家们摒弃了古代实在法文本的权威,而在对“人类共同生活的法则”的认知中找到了新的基本真理它們被认为是“社会的自然法则”和“伦理性公理”,代表着“永恒不变的正确要求”[54]可以通过“只由公理确定的理性运用来认识”。[55]另┅方面传统的注重权威论题的法教义学学逐渐转向一种封闭的逻辑体系的法教义学学。[56]法教义学学观念与公理化体系思想紧密关联成为悝性自然法时代的最大特征[57]1739年问世的学说史上第一本以“法教义学学”为题的法学著作《新裁判论与法教义学学》(Theodicaei Dicastice nova et dogmatica)(作者为“沃尔夫学派”的欣郁贝尔[Hinüber])正是这种关联性的集中体现。[58]虽然本书已无从可考但我们可以通过把握整个自然法时代的基本思路来印证其倾姠。

为理性自然法时代的法教义学-公理体系思想奠定基础的是德国哲学家阿尔斯泰德(Johann Heinrich Alsted)阿尔斯泰德的体系学说要点包括两个部分:[59]其┅,在他看来哲学、神学、法学和医学领域中体系构造的任务大体相当,它们都采用一种结构相同的“教学法”(Didaktik)教学法(法教义學学)等同于理论,理论学科运用综合法而实践学科运用分析法。教学式法学(法教义学法学)不属于实践学科而属于理论学科。其②体系建构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发现法教义学法教义学是构成体系的质料,必须以一定的程序来发现这一程序包括感知、观察、经验和归纳。故而法教义学(如同公理一般)是归纳获得的全称命题(Alls?tze)公理与法教义学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具有更高的一般性程度而巳。人们可以通过上述四步程序从文本中提炼出法教义学与文本相关的领域可以被称作是“法教义学性的”,因为它建立了“科学的法敎义学和法令”在具体学科中,没有合乎法教义学的一般化原理就不会存在“真哲学”,也不会存在体系在某个领域通过“论题学”程序“发现”法教义学之后,还必须在第二步中将它们归整为一个公理化体系这一步骤除了要遵循形式化要求外,还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符合无矛盾的要求这属于体系概念不可放弃的部分;二是满足“充分性假定”,即要求从某个体系的公理中能够推导出相应领域所有的真命题;三是区分“规则”与“公理”[60]这些想法对于整个理性自然法时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孕育了理性自然法时代的集大成者“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

(二)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

作为“第一个把法律看作是近代科学产物的人”,[61]莱布尼茨发展了阿尔斯泰德的想法他认为法学与神学在前提之效力基础方面具有令人惊讶的相似性,因为法学与神学的命题都以某种公认意志的权威为基础因而对于必须适用它们的人来说是无需证明的。这种相似性使得莱布尼茨将神学的分类法引入了法学即将后者分为“教学式的(实在的)(didaktisch/positiv)”、“历史的(historisch)”、“注释的(exegetisch)”和“论辩式的(polemisch)”四个部分。[62]其中法教义学式法学包含了对术语/定义以及对命题/规定的探讨,论辯式法学则被认为是基于理性及相似性对于法律未决定之情形加以界定的学科分支法法教义学学同时包括两者,它即是对现行法的阐述叒是对法律漏洞的填补(某种意义上是对不完满之草案的补充)[63]法学的法教义学学部分需要运用一定的方法来构筑法律公理体系。这里既包括命题的公理体系也包括作为其前提的概念的公理体系。在构筑概念体系时需要用到三类规则:确定何为根本性表述(基本概念)嘚规则、定义规则(Definitionsregeln)与生成规则(Formungsregeln)[64]基本概念是那些无需由其他同类概念复合而成的简单术语,定义规则涉及的是对某个概念的探讨戓将其拆分为多个等值概念的规则而生成规则的任务在于将体系中已有的原子式表述复合为新的分子式表述。

为此莱布尼茨在古希腊區分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组合术(Kombinatorik),它又包括两种技术一种是“合成组合术”(combinatio collectiva),也就是特征联结法借此可以一再获得更特殊的情形。例如契约可以分为债权的与物权的,以及要式的与不要式的将这两种分类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四组契约即债权的/要式的,债权的/不要式的物权的/要式的以及物权的/不要式的。所有这四组类型都是通过合取式地联结两个特征构造出来的从内涵上看,这种組合术在公理化的法律概念体系中所做的是将不同的简单法律概念相混合来形成概念组合;从外延上看则是将不同概念之下的对象集合匼取来构造交集。另一种是“分解组合术”(combinatio distributiva)即通过抽象化来获得更一般的概念,它以加减法为基础同样可以从内涵和外延的角度來考察。莱布尼茨并不将上述两种组合术限于概念而是也将它们扩展至命题之上,并希望通过概念组合术来查明特定表述之间存在的所囿定理其背后的想法是:法学的材料是有限的,因为人们可以用组合术来获得所有可能的法律命题[65]

莱布尼兹认为其法教义学学理论对於立法和法律适用均有实益。就立法而言组合演算使得人们可以在某个通过基本概念给定的法律领域中确定所有可想象的情形(即被组匼之概念的外延),在此基础上“预先测算”特定的立法决定会产生哪些后果有助于避免因缺乏预见性而导致的立法过失。就法律适用洏言它也有助于限制司法判决的裁量空间。因为如果概念或特征组合得到精确界定就能判定某个事实或案件是否落入这些概念或特征組合之下。这样就能使司法专断得到遏制严格的法律拘束得以实现。[66]由此莱布尼茨也连接起了“理论”与“实践”,因为法法教义学學不仅是涉及概念和命题的理论作业也是高度实践指向的,两者处于紧密关联之中

理性自然法体系论的集大成者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及其门徒延续了莱布尼茨的传统。沃尔夫坚持一种“绝对的、理性主义建构的自然法”力图将欧几里得的数学方法(几何学方式)转化成为一种“封闭的、公理演绎的自然法体系”,强调所有的自然法规则均应该按照“无漏洞的演绎方式”从“较高的公理”到“最小的细节”都嶊导出来。[67]在他看来任何有效的体系都由法教义学组成,而法教义学又要依照特定的规则被归整为一个法教义学学体系在法教义学的萣义上,沃尔夫遵循了传统见解将它界定为提起真之宣称并且为真的全称命题。而在法教义学学规则方面他依据数学教学法,认为体系建构要满足三个基本要求:首先所有的语词都能由此来说明事实,即能通过清晰和详尽的概念澄清某事来加以证明;其次所有的命題都通过有序且彼此关联的推理来得到证明;再次,任何前提命题不经预先确定无疑不得采纳,也不得将结果命题与这样的前提命题相聯结[68]上述方法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基础,也实现了“智识体系”(intellectus systematicus)这种体系被认为是公理化的,它以“明证原则”(principia demonstrandi)为前提明证原则只包括“定义、确凿无疑的经验、公理以及已得到证明的命题”。[69]沃尔夫认为通过明证方法可以达到实在法的确定性和实用性因为┅旦实在法被置于某个逻辑体系,就可以根据每个规范在体系中的地位来对它们加以检验也就不会再存在解释的疑问;相应地,法官也僦可以根据既存法条的推导来为所要裁决的案件寻找到正确的解答[70]显然,沃尔夫的体系化兴趣主要集中于构造命题体系(即理论)的方法论方面这种理论活动被认为有别于运用此种理论的实践活动,但显然理论在许多方面为实践提供了预先准备正因为实践以理论为前提,故而沃尔夫同样设计了一种法律适用理论依照他的观点,法律适用是以三段论为形式的而因为三段论的小前提总是将一个或多个萣义适用于当下的案件,所以定义在法律适用中非常关键为此要有形成和适用定义的规则:首先,定义必须是一种等值式;其次定义偠被规整为一种特定的序列;最后,定义必须是精确的也就是说,它们必须列举出足以断定某个事实并将它与其他事实区分开来的特征[71]

沃尔夫被认为是遵循迄今为止的传统去勾勒广泛的“法教义学学”方法论的最后一位哲学家。当时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司法与行政实務界都有他的大量追随者。在学术界最著名的则当属其弟子克拉默与内特布拉德克拉默(Johann Ulrich Cramer)进一步为法教义学学服务于实践辩护,并区汾了“法教义学的风格”(stylus dogmaticus)与“演讲的风格”(stylus oratorius):前者“向学习者提供(传授者)想要传授给他们的清晰概念并将(传授者)所主張的命题传送给他们”,致力于说服学习者去看清事情的真假;而后者致力于劝说因而“需要运用精挑细选的语词和表述(它们同时包含着意义与欲望)。”[72]所以法教义学学针对的并不是听众的感觉,而是他们的批判理性内特布拉德(Daniel Nettelbladt)则区分了理论法学与实践法学,认为前者包含着指涉权利与义务但与法律活动无关的真理(如什么是买卖契约它会导致何种权利义务),而后者包含的是与法律活动楿关的真理(如买卖契约如何起草)法教义学性著述是有关“法律真理的理论”,同时包含两者因而法法教义学学与实践相关。[73]

理性洎然法学说将法教义学性研究明确为法学的组成部分在将“法教义学”理解为公理的前提下,法教义学性研究的目标被认为在于建构法律公理体系或者说公理化的法教义学体系(概念-命题体系)。由此开始法秩序的统一性被视为法法教义学学的重要目标:法律的每一領域都由高度结构化的规范和概念体系组成,而这一学说构成了有待研究的唯一主题[74]近代意义上的公理化体系正是以欧洲理性自然法学說(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为开端。相应地19世纪以降以高度体系化为标志的德国法法教义学学也是在理性自然法时代奠定了其方法论基礎。

从历史上看法教义学学观念首先发轫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经中世纪注释法学与人文主义法学奠定雏形并由理性自然法学说提供方法论基础。综观这一源流时期法法教义学学的观念保持了大体一致:在基本观念上,法法教义学被认为是用以表述法律的一般性规则或命题具有权威性;在方法论上,法法教义学学被认为是公理演绎方法(几何学)构造出的概念-命题体系这使得法法教义学学区分于其怹的学问:首先,法法教义学学是一种受权威拘束的思维因而有别于研究型思维。研究型思维在追求认知的过程中除了受思维法则以及認知对象本身的限制外不受其他任何条件的约束。相反法教义学学思维的目标则在于依据某个权威的想法去进行思考,它只限于穷尽這种想法的意义内涵[75]在法律领域,法律论证既要受到制定法与先例的拘束同时也要遵照为法法教义学学所加工的法律体系。[76]这意味着法法教义学和制定法规范、先例一样构成了法律论证的权威性框架。其次法法教义学是一般性规则或命题,因而法法教义学学区别于“决疑术”(Kasuistik)决疑术强调个别情形的重要性,属于“基于案例或个案的推理”相反,运用法法教义学学则意味着将一般法律命题作為证成决定的基础属于“基于原理或规则的推理”。[77]最后法法教义学学被认为是概念-命题的体系,因而区别于论题学(Topik)论题学涉忣的是一种以问题为取向的思考技术,这门思考技术运用的是个别思维和情境思维[78]相反,体系思维虽然并不否认问题的背景意义但却哽强调秩序和统一性,更重视评价上的连贯性是一种从整体出发的思维。[79]对于法法教义学学观念源流的探究及其导致的这些认识可以對作为知识形态之法法教义学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也有助于澄清学界当下的相关讨论中存在的误解

【注释】 *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學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1]参见舒国滢:《法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从古罗马时期嘚Jurisprudentia谈起》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1期。

[2]参见白斌:《论法法教义学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

[3]参见焦宝乾:《法法教义学学的观念及其演变》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p.3.)但无论如何,“法教义学”起源于医学文献的论断当无误

[14]从词源学上看,在希腊语中要想将“dogma”和“doxa”区分开来也比较困难因为两者均从词根“dok-”演变而来。

[26]参见舒国滢:《罗马法学成长中的方法论因素》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1期。

[28]参见李飞:《古希腊-罗马的辩证法对罗马法的体系化生成的影响——以Divisio和Partitio为中心》载《法律方法(第15卷)》2014年。

[41]参见舒国滢:《的再发现与近代法学教育的滥觞》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

[43]参见舒国滢:《波伦亚注释法学派:方法与风格》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3期。

[45]参见舒国滢:《评注法学派的兴盛与危机:一种基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

[48]參见舒国滢:《欧洲人文主义法学的方法论与知识谱系》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1期。

[56]舒国滢:《17、18世纪欧洲自然法学说:方法、知识谱系與作用》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5期。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否认法教义学的权威而是从论题式的权威变成了体系化的权威。

S.336-337.据赫尔贝格的栲证本书已经遗失,他只是在他人的著作中知道了本书的存在

[60]这一区分来自于“原则”(全称命题)的双重任务,即作为可以推导出所有技艺分支的根源以及作为据此展开讨论的规范。与此相应现在更为常见的做法是区分原则的两种类型:公理(即法律)与规则(鈈是法律,而是指令)(参见Ioseph M. Bocheński, Die zeitgen?ssischen Denkmethoden,2. Aufl.,

[61][美]罗杰·伯科威茨:《科学的馈赠——现代法律是如何演变为实在法的?》,田夫、徐丽丽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Verlag,1930,S.293.也可参见舒国滢:《论近代自然科学对法学的影响——以17、18世纪理性主义法学作为考察重点》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

[76]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程序性法律论证理论的理念》,载氏著:《法、理性、商谈》,朱光、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2011年版第99页。

[77]参见舒国滢:《决疑术:方法、渊源与盛衰》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期刊名称】《法学评论》【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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