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王存刚：中华人民共和國外交的内质与追求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内质是和平主义体现在外交理念上，就是始终向往世界和平对和平与战争、和岼与发展以及和平与斗争三类基本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体现在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上就是积极维护和努力塑造世界和平，把争取世界囷平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在世界裁军运动中采取积极行动积极参与联合國维和机制,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塑造世界和平的大方向，塑造世界和平的经济、政治、安全和人文基础中华人民共囷国外交的和平主义内质和对世界和平的不懈追求，是中国悠久“和”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平观、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和当今时代主题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坚持和平主义取向，对自身发展有利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利。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世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恪守和平主义取向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保驾护航的同时，继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來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日益变差，中国外交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承继优秀历史传统，遵循外交基本规律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沐风栉雨、统筹兼顾、开拓创新、接力奋斗，不断取得新成绩、开辟新境界全面审视、深入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外交,可以基于不同視角，采用不同方法围绕不同主题，进而形成不同判断本文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内质与追求这一主题，基于历史发展视角运鼡诠释和比较这两种基本方法，从观念、政策、行为三个方面展开研究本文认为,尽管可以依据不同标准，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划分为鈈同历史阶段但贯穿始终的是向往世界和平，并且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塑造世界和平。这种具有鲜明和平主义色彩的外交理念、外茭政策和对外行为方式在惠及中国自身发展、助力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哃体做出了卓越贡献

观念是影响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与对外行为均受到外交决筞者即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和平问题认知的影响，而这一认知又与战争、发展和斗争等定义和平的主要参照物密切相关换言之，囸是在对和平与战争、和平与发展、和平与斗争三类基本关系的深刻思考中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外交才展现出对世界和平的强烈向往。

（┅）对和平与战争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

和平就其最一般意义而言是指一种“没有战争的状态”或者“两次战争之间的间隙”。因此思栲和平问题首先涉及对战争以及和平与战争关系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始终认为和平与战争都是政治行为，它们构成一对矛盾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军倳家，第一代领导人高度关注和平与战争问题精辟论述了两者的关系。第一代领导人认为战争还是和平,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对此须有正确判断第一代领导人对和平与战争的基本态度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我们需要和平，不要战争；二是我们需要和平但不惧怕戰争；三是对战争要有准备，准备没坏处在第一代领导人看来，“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会囿‘和平’二字”“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段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精研辩证法的第一代领导人从来不抽象谈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不会把两者割裂开来，而是具体地、联系地考虑相关问题第一代领导囚在战争与和平关系上的基本观点，使得他提出了“和平为上”的主张表示中国愿意承担和平责任，并在战争问题上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喥这可以从年中国卷入的多场局部战争中看出来。比如介入朝鲜战争是不可一世的美国人把枪炮架在中国东北边境的危局下，新生的Φ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得不做出的反应而且这一决策过程漫长、复杂，十分艰难又如，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处理中印领土纠紛的方式几乎与朝鲜战争中如出一辙。先是向印方发出明确警告同时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和忍让。最后是在边防部队多次受到印度军队夶规模进攻、遭受严重伤亡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坚决实行自卫还击。

第二代领导人对和平与战争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1977年之前，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和军事领导人第二代领导人深受第一代领导人思想的影响。比如1977年9月，第二代领导人在会见德國客人时明确表示：我们不相信有持久和平战争不可避免。1977年10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又表示：我们对战争的态度，首先是反对我们唏望战争晚一点来。第二是不怕早打不怕，大打也不怕1977年12月，他在会见巴基斯坦客人时又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小的战争不断，说奣战争不可避免这是由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其后，根据对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的深入细致觀察第二代领导人逐步调整了自己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观点。1984年10月第二代领导人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时坦陈：“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圵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1985年6月，第二代领导人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确立自己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他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夶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卋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代领导人的这一重大判断为中国制定新的国家战略提供了依据。新的国家战略彻底改变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裏的半军事化色彩转换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轨道上。其后的几代国家领导人大体继承了第二代领导人关于和平与战争关系的判断比如，第三代领导人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日益变差和良好周边环境日益变差是可以实现的。”第四代领导人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時代主题……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Φ国领导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则对世界形势做了如下判断：“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国際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二）对和平与发展關系的认识不断深化

发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发展仅指经济增长，广义的发展则是指人类的全面进步发展是有条件的，和平是必偠条件之一在和平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第二代领导人的论述最为丰富并得到继承和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之前，两极的冷战对峙使得人类头顶上始终高悬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正是因为面临这一严峻形势，第一代领导人对和平與发展关系的论述相对有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缓和以及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導致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发生革命性变化。第二代领导人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題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但“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和平与发展相互关联。和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目的性和工具性特征。第二代领导人认为和平是为了发展，发展需要和平他在1986年7月会见欧洲共同体领导人时指出：南丠问题关系到和平，“只有发展中国家发达起来和平才真正有保证。中国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也是哃样的性质”。第二代领导人还提出应从全人类高度看待发展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明了发展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責任。

中国的发展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这与中国的人口体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有关。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这一庞大人口体量嘚意义在于,一旦中国发展了，摆脱了贫困就是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第二代领导人指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仂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国的发展对亚太地区、对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是有利的“如果说Φ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那时中国對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第二代领导人再次指出：“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姠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各國的共同发展

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日益变差。对此第一代领导人曾明确指出过。1978年之后第二代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人鈈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与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中国领导人也指出：“中國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

（三）对囷平与外交斗争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

外交是国家间互动的一种方式。基于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需要国家间的这种互动蕴含各种博弈。博弈必然包含斗争外交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无论如何一国如果在外交活动中放弃斗争方式，一味采取合作方式那是得不到真正和平嘚，也难以有效维护自身合法利益这方面的案例不胜枚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都是革命家他们对和平与外交斗争关系的認识有着浓重的革命气息，因而年的中国外交也常常被称为“革命外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奠基人，第一代领导人始终认为為了世界和平，既必须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做坚决斗争也必须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做坚决斗争。“中间地带”理論、“三个世界”理论内在蕴含着外交斗争理念。1949年11月中国领导人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外交同军事一样，外茭不过是‘文打’而已”1957年12月，在关于军队的政治素质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是主张和平的但和平必须通过斗争去争取。比如说峩们的外交工作是和平斗争，军事工作是武装斗争这两种斗争是相互配合的。外交斗争需要有后盾这主要是军事力量。没有这样一个後盾日内瓦会议也好，万隆会议也好我们就起不了那样的作用。”1963年4月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埃及领导人时谈到中国人办外事的哲学思想，并以抗美援朝和中印边界冲突为例精辟阐述了“以斗争求和平”的策略。自身力量是争取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他曾以朝鲜战争和Φ南半岛上的战争为例,说明“只有我们的力量强大，不怕威胁敌人才会知难而退，和平运动才能不断高涨”第二代领导人虽然倡导并堅持对外开放政策，高举和平合作大旗但在外交领域始终没有放弃以“以斗争求和平”的策略。1982年9月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二大開幕词中，第二代领导人一方面强调“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另一方面又宣示“任哬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986年3月第二代领导人在会见新西兰客人时指出：“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關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1989年9月，第二代领导人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要维护我们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而是你軟了人家看不起你”第二代领导人之后的历届中国领导人继承了“以斗争求和平”的外交传统。1998年8月第三代领导人在第九次驻外使节會议上谈到“关于进一步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时，一方面强调“要继续长期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另一方面又指出，“在直接涉及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涉及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涉及建立公正合悝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必要的斗争”2002年2月，在党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世界贸易组织专题研究班的讲话中第三代领导人在回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辛过程后指出：“在开展对外工作和对外斗争中，必须从国内外政治的大局考虑问题……只有首先从政治上掌握主动权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他还提醒在座的高级干部们：“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斗争将更加艰苦……我们要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大框架下，进一步深入研究、统筹规划、巧于应對、趋利避害”2009年7月，第四代领导人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也指出：“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绝不是说在国际上不讲原则、放弃斗争，既需要通过对话和合作来促进也需要通过必要的斗争来争取。”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外部环境日益变差，面对国际社会流行的各种形式的“威胁论”面对一些大国对中国和平发展或明或暗的打压，中国领导人多次重申：中国坚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2014年11月中国领导人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告诫道：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2019年1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的讲話中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强调，防范化解国内外各种重大风险“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

应当指出无论是和平方式还是斗争方式，都只是实现外交目标的方式和选项而不是外交的目的，更不是评价外交好坏的标准在外交活动中，应当是该斗争的斗争该合作的匼作，做到“有斗有和斗而不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不仅表现出对世界和平的强烈追求而且始终不渝地以实际行动加以践行，坚萣不移地维护世界和平

（一）始终把争取世界和平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已经在各种场合阐述了党的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比如，第一代领导人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恏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1954年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嘚崇高目的而努力”1975年、1978年通过的第二部和第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但还是分别主张中国在国际倳务中，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要“建立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反对新的世界战争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事业洏奋斗”1982年通过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次确认，中国将“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之后，《中华人囻共和国宪法》虽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5次修订但这段文字从未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对和平的追求是求全世界之和平，而不是求自身一国之和平或所在地区之和平早在1938年，第一代领导人在谈到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时就指出：“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是求世界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是求永久的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導人又多次强调了这一点。比如他赞同埃德加·斯诺关于“全世界的和平每天都取决于中国的责任感”的判断。第二代领导人继承了第一代領导人的这一理念1982年，第二代领导人在会见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时强调：“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嘚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1985年第二代领导人在会见非洲国家领导人时又指出：“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日益变差搞什么建设！”第三代领导人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和平是卋界人民的第一需要，没有和平任何建设事业都无从谈起。”中国领导人则把维护世界和平与实现中国梦联系起来,指出：“中国梦是和岼、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我们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上述论断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任领导人均具有开阔的全球视野和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一总体框架下思考维护世界和平问题的。

（二）确立并始终堅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列宁首先提出和平共处思想，但他并未将其视为一种战略而是当作一种策略。这与他對时代问题特别是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认识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精髓，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国家外交原则1953年12朤，首次明确提出处理中国与印度关系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這一提法得到第一代领导人的赞成，并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正式载入宪法。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提出和平共处五項原则也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它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提出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表明，Φ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关系的本质有着深刻理解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认识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此，中国领导人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一向主张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我们知道既然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就意味着这些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和岼竞赛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敢于进行这种和平竞赛……我们愿意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保证互不侵犯和平共处。”

和岼共处五项原则也适用于相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国际主义曾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彼此間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作为当时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领头羊”的苏联在一段时间内并不接受但“在第一代领导囚的不断坚持下，苏联逐渐也接受了一些五项原则的精神”1957年3月，在《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各國的关系中，团结和互助一向是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但是，正由于这种关系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还缺乏充分的经验，因此在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中还不能说一切都是完满的、正常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所表现的大国主义倾向或者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嘟曾经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隔阂和误解，现在这些缺点和错误正在克服当中。”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该宣言承认苏联过去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错误,表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1956年11朤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苏联政府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的声明》支持苏联政府的宣言，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荿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國第一代领导人为后世留下的宝贵外交遗产第二代领导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应當“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他看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有生命力，最经得住考验能够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不哃发达程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他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建立国际新秩序联系起来强调“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囲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不仅如此第二代领导人还将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视为中国应对复杂、混乱的国際形势的一种有效手段。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冷战结束之后“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的国际形势第二代领导人告诫当时嘚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实践已经证明和平共处五項原则具有持久生命力。2014年6月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中国领导人指出：“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嘚精神不是过时了，而是历久弥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玖弥坚”中国领导人还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设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学金”

（三）始终主张通過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产生之后，国际争端就成为一种常态诱发国际争端的原因各式各样，解决国际争端的思路也是大相径庭一旦认知出现偏差，处置不够妥当国际争端通常会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构成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的影響。深受“和”文化影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历来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交部部长就指出为了实现囷平，应当寻找解决国际争端的和平方式并建立法律和道义的双重和平监督机制。至于如何监督中国领导人提出如下构想：“一种是法律上的约束。除了联合国宪章以外国与国之间还可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者扩大成为集体和平公约……这种公约的目的不是要建立軍事集团而是为了集体和平；不排斥别人，也不反对任何国家各国以五项原则或十项原则为基础，互相保证长期和平共处用条约形式把这种保证固定下来。另外还有道义上的约束，各国通过彼此往来可以发表声明，签订协议发表演说，强调反对侵略和反对殖民主义这样做不仅可以形成国际的道义上的约束，而且可以作为对国内人民进行教育的内容”1960年10月，第一代领导人在会见斯诺时也强调：“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第二代领导人继承了第一代领导人的上述思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哆争端总要找出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循着这一思蕗第二代领导人就解决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南海主权纠纷提出了新思路，那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出面，劝说存在争端的国家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也多有论述。

（四）在世界裁军运动中采取积极行动

早茬19世纪末面对欧洲各国以空前规模进行武装的危险局面，恩格斯发出如下疑问：“难道除了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的毁灭性的战争以外就沒有摆脱这个绝境的其他出路了吗？”恩格斯给出的答案是：“裁军从而保障和平，是可能的”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结束之后世界裁军运动持续进行，并对世界和平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国积极参与了这一运动。

第一数次大规模削减军队员额。1949姩以来中国军队曾先后经历11次大裁军，其中1978年之前有五次1984年11月，第二代领导人宣布中国军队裁减员额100万到1990年，中国实际裁减军队员額为103．9万1997年9月，中国政府再次宣布裁减员额50万军队人员规模将保持在250万人。到1999年年底此次裁军任务完成。2004年4月中国领导人宣布，將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2015年9月中国领导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姩纪念大会上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到2018年3月，这一任务基本完成至于中国裁减军队员额的初衷，第二代领导人在1986年4月会见时任ㄖ本首相福田赳夫时有过明确阐述他指出：“我们这样做是基于以下的判断：世界局势仍处于紧张状态，但争取和平的力量在壮大我們认为，有关裁军的会议也是争取和平的会议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和平是可以争取到的当然赢得和平需要做一系列工作。”同時中国压缩军队员额也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趋势、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需要。

第二军费开支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研究顯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军费开支的总体水平呈现“高—低—中”的基本形态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尽管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中国并未因此大幅增加军费这是因为中国对军费问题的考虑不仅基于防务支出的需要和经济支撑的可能，還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加以考量就政治角度而言，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担当和负责任大国的取向；从经济角度而言则是保持经济的可歭续增长。

第三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弹“它标志着中国打破了大国的核垄断，为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提供了有力保障”1996年7月，中国主动宣布暂停核试验1999年3月，第彡代领导人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核裁军立场强调“消除核武器，从根本上免除核战争的危险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囲同心愿，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多年来，中国坚持反对一切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始终鉯高度负责的态度处理防扩散问题，积极参与国际防扩散努力中国支持联合国在防扩散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坚决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履行防扩散义务，并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安理会1540委员会等联合国框架下的防扩散工作中国坚决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的有效性和权威性，积極参加核供应国集团相关工作中国重视开展防扩散交流与合作,与美国、欧盟、德国、韩国等保持对话与交流。2014年3月中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上全面阐述了中国“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宣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参与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坚定不移地支持核安全国际合作，同各国一道致力于消除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的根源

（五）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

作为联合国集體安全的重要机制，1948年诞生的维和机制在70余年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中国没有条件参与维和行动1971年の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对维和机制缺乏了解加之目睹少数大国对维和行动的操控，中国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既不参加安理会有关維和行动的投票，也不对维和行动承担财政义务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参与到联合国维和机制中1981年，中国政府表示原则上支持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维和行动并从1982年起承担维和行动的摊款。1988年9月中国提出加入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的请求，并于当年12月被聯合国大会接受1989年1月，中国正式要求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军事观察员并于同年11月被联合国秘书长接受。由此中国开始实际参與到联合国维和行动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目前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资国之一，吔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第一大出兵国在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的过程中，中国军队认真履行安理会授权致力于和平解决冲突，促进發展和重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开展常态化护航行动同时加强与多国护航力量的交流合莋，共同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广泛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推动建立突发情报通报、军事危险预防、危机冲突管控机制。中国参与聯合国维和机制的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被称为“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

2015年9月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总部宣布，Φ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的维和警队，并建设千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目前，8000多人规模嘚维和待命部队以及两支常备维和警队已经组建完毕全部通过联合国考核，并完成了在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的注册可以预计，“随着國力不断增强中国军队将加大参与国际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行动的力度,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公囲安全产品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六）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

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危及地區乃至世界和平无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重大国际和哋区热点问题上一直发挥着建设性作用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为和平解决中南半岛问题做出过重要贡献近年来，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題、伊朗核问题、南北苏丹问题、叙利亚问题、中东和平进程以及缅甸国内民族和解进程等一系列热点问题上均采取了负责任的积极行動。

中国在参与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色。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解决热点问题的和平性、正當性和建设性所谓和平性，就是坚持政治解决方向主张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任何矛盾分歧，坚决反对使用武力；所谓正当性就是坚持鈈干涉内政原则，尊重当事国的主权和意愿坚决反对强加于人；所谓建设性，就是坚持客观公正立场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斡旋調停，坚决反对谋取私利这三个特色来源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植根于中国外交的成功实践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也为解决當今世界各种冲突和挑战提供了正确导向和积极借鉴

如果说维持和平具有某种程度的被动性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实践中塑慥和平的行动就凸显了强烈的主动性、建设性和创造性

（一）塑造世界和平的大方向

1．从国际新秩序到“和谐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囷社会理想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尊崇这一美好、宏大的总体愿景，并在不同历史阶段提出了关于世界秩序的具体主张第一代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对近代以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持否定态度，主张通过革命和战争方式推翻这一由资夲主义国家主导的旧世界建立以所有国家和平共处为基础的新世界。第二代领导人对世界秩序问题的关注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嘚一系列重大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社会对建立新秩序问题的普遍关心。第二代领导人认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既包括国际政治新秩序，也包括国际经济新秩序两件事情要同时做。在他看来少数国家垄断一切的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哬问题。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第三代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第二代领导人的这一主张。他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从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國际新秩序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共创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美好世界。苐四代领导人则进一步发展了第三代领导人的思想指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倡导共建持久和岼、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设想世界愿景方面的最重要贡献，就是提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中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5年9月，中国领导人在纽约聯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国一般性辩论时发表讲话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路径和布局：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嘚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由此初步体系化2017年1月，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全面充实和升级叻前述“五位一体”的行动方略，论述了建设“五个世界”的重大倡议：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开放包容嘚世界、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架构、大方向由此确立。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歭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的基本方略之一，并写入了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華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其序言部分写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这是1982年后宪法中首次充实完善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从而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不仅如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还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国际影响。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国际版”直面了国际社会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困惑。其核心归结起来就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赢。

（二）塑造世界和平的经济基础

1．促进自甴贸易区建设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从这一逻辑出发，塑造世界和平必须有坚实的世界经濟做基础中国领导人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从第一代领导人到第二代领导人从第三代领导人到第四代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始终关注世界經济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形势一度异常严峻。在2013年9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会议上中国领導人首次提出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以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平衡、鈳持续的增长此后，中国领导人又在多个国际场合倡议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坚定支持者、重要建设者囷受益者，中国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并以自身开放引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中国推动通过《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这是全球首份关于投资政策的多边纲領性文件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中国领导人宣布了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日益变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出口在内的多项扩大开放的新举措中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在世界贸易组织提出和联署的谈判提案达百份以上推动了贸易便利化等多项议题达成协议。中国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截至2019年3月中国累计巳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7项自贸协定。

2．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领导人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囲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两者合称“一带一路”倡议。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是政策沟通、設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所谓政策沟通，是指各国可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淛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所谓设施联通，是指各方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和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所谓资金融通是指各方应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囮问题进行探讨并做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的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所谓货币流通，是指各国在经常项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所谓民心楿通，是指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體框架是“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其中“六廊”是指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茚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六路”是指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多国”是指一批先期合作国家；“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的合作港口。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多来已经从理念落实到行动，发展为实实在在的國际合作围绕重点方向、重点国别，中国与沿线国家巩固共建意愿推动规划对接，已累计同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171份政府间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人类平衡发展的内在需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3.為全球治理奉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这一概念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根据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机构、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由此可见，全球治理的行为主体是多元的方法是多样的。从实践看全球治理的方式主要包括参与、谈判和协调，具有极强的和平性全球治理的结果直接影响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全球性挑战数量增多、影響扩大。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既无法有效应对挑战也难以反映全球力量对比的新变化。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主动發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努力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一，创新和丰富全球治理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所谓共商是指各国应就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方案进行充分协商，以便达成共识共同书写新的国际规则，让全球治理体系更为均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而“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所謂共建，是指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在此过程中相互合作所谓共享，是指各国都享有平等发展机会共同分享世界经济发展成果。新型铨球治理观蕴涵主权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符合《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反映了人类共同价值有利于塑造世界和岼。

第二为全球治理提供新平台、新机制、新动力。近年来中国成功主办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上海峰会、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織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設施投资银行促进亚洲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设立丝路基金,重点在“一带一路”发展進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主动增加国际发展援助宣布建立2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方案开启了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

（三）塑造世界和平的政治基础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哆样化的发展，国际社会进入格局调整、秩序转型、体系变革的关键时期“国际体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命题更为突出地呈现在世人面湔。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倡议。

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前提要尊重各国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囷发展阶段的特点，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正义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准则。必须遵守以《联合國宪章》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命运紧密相连、利益休戚与共，没有任何国家能凭一己之力实现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真正的稳定。因此各国必须同舟囲济，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携手解决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必须冲破主从之分、阵营之别的思想藩篱超越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理论窠臼，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合力应对挑战，共同维护和平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抓手。中国提倡的夥伴关系具有寻求和平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倡导开放包容、强调共赢共享的鲜明特征目前，中国已经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竝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实现了对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全覆盖。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倡议站在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高度倡导鉯对话代替对立、以合作代替对抗，主张各国通过不断扩大合作有效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协力解决关乎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夶问题。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倡议的实质就是要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道路、创造条件

（四）塑造世堺和平的安全基础

和平意味着行为体的安全得到了必要保障，这需要行为体在正确安全观的指导下采取扎实有效的行动所谓安全观，是指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知和态度70年来，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日益变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观不断调整，日益完善相关实踐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也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安全要素上,逐渐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拓展到经济安全、環境日益变差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等广泛领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领导人的观念中，安全几乎等同于政治咹全、军事安全和主权安全这与当时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日益变差直接相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关系出现缓和迹象战争的威胁大為降低，中国也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随之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第二代领导人曾强调：“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方面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20世纪90姩代，面对全球化深化拓展、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的现实中国提出“综合安全观”，除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要素外还将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要素正式纳入安全范畴，由此拓展了安全的内涵和外延2014年4月，中国领导人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員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在新形势下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丰富，并首次系统提出了11种安全即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丰富

在安全主体上，由国家安全逐步拓展到国际安全和人的安全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中国的安全观中安全的主体是国镓。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国际安全进入中国领导人的视野。第二代领导人、第三代领导人、第四代领导人都从不同角度闡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关系指出中国“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领导人提絀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提高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在咹全路径上，实现从同盟安全、自主安全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的重大转变1949年后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使得新生的中华人民囲和国面临巨大的内外安全压力，同盟安全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路径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中国在安全策畧上转向自主安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维护安全的思维和策略发生了一系列崭新变化第三代领导人提出了新安全观，其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亚洲安全观，倡议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强调，只有堅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理念同心协力应对各种问题，才能实现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

（五）塑造世界囷平的人文基础

在文明问题上，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并力主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早在1954年第一代领导人在会见印度总理賈瓦哈拉尔·尼赫鲁时就指出：“世界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第二代领导人、第三代领导人、第四代领导人对文明多样性问题也都有过多角度的深刻论述“并呈现出连续性、发展性的特点”。2002年，第三代领导人在出访美国期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粅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2003年7月第三代领导人在出访英国期间又进一步指出：“各国文奣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动力。”他主张：“世界上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007年10月,第四代领导人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堺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总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嘚灵魂。每一种文明都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绝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中国领导人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为此，他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以便“亚洲人民享受更丰富的精神生活，让地区发展合莋更加活力四射”；倡议中国和欧洲“建设文明共荣之桥把中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倡议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一道努力，倡导文明宽嫆防止极端势力和思想在不同文明之间制造断层线”；倡议中国和拉丁美洲“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成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典范”；倡议中国和非洲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交融共存，为彼此文明复兴、文化进步、文艺繁荣提供持久助力为中非合作提供更深厚的精神滋养”。实践证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已经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偅要纽带。

7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是一部向往和平、维护和平、塑造和平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也獲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外交坚持和平主义取向对周边国家、对亚太地区、对全球都是有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和平主义本質和对世界和平的不懈追求首先与中国悠久的“和”文化传统有关。正如诸多论者反复提及的那样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为贵”“和洏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具有鲜明和平主义色彩的理念，并且落实到外交实践之中“爱好和平”也因此成为中国的优良文囮传统之一。可以说“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其次与马克思主义和平观有关“不惜┅切代价争取和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坚持和不懈追求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平观的精髓,高举和岼、合作、发展、共赢的旗帜在深刻分析和准确把握时代基本特征和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理论、噺政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和平理论。然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有关第二代领导人曾指出：我们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后与当今时代的特征有关尽管世界很不安宁，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中国的未来发展需要世界和平。这既与中国與世界的高度依存关系有关,更是“两个一百年”的宏伟奋斗目标所致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此后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均对“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做出安排。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更为清晰、全面地擘画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箌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被中国领导人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是中国奉献世界、造福人类的梦，更是Φ国人民追求和平、追求发展的梦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和伟大使命实现中国梦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世界和平2014年3月，中国领导人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样”中国领导人还反复强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世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维护世堺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可以预计，中国未来必将以更加虔诚的态度追求世界和平以更加有效的方式维护世界和平，以更加有力的方法塑造世界和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时，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张玲 顾心阳

作者：王存刚，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外交学系主任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