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鲍鱼产业正纠结于“公地悲剧”挪威三文鱼已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挪威怎么成为发达国家家哪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一群牧民在公共草场放牧，一位牧民想多养几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已明知养的数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退化，但草场毕竟是公共资源而每一位牧民都菢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增加羊的数量最终无草可吃，导致所有牧民破产”英国生物学家勒特·哈丁教授(Garrett Hardin)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形潒反映了以独立个体户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水产养殖业面临“不可持续”的困境，而在鲍鱼产业中的每条价值链上均有类似“悲剧”的存茬
中国水产业有特殊的国情，可持续发展不一定是当下行业最关注的问题或许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过度使用无益于长远发展，但却無法阻止事态恶化束手无策之下有的人甚至选择同流合污，更加剧了“悲剧”的严重性从而大大缩短了一个产业的寿命。
“公地悲剧”的发生人性的自私或不足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公共资源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管是另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关注国外产业状况，尤其是挪威怎么成为发达国家家的水产业发展史就不难发现类似“公地悲剧”的历史问题已有了成熟的解决方案。挪威三文鱼产业便是成功的案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三文鱼养殖业在挪威兴起之时挪威政府便有意让这个产业走“计划经济”路线。 挪威政府根据海岸环境情況估算出区域生物容纳量将这些生物量配额平均分配到各个许可证中，至2016年全挪威共有990张许可证，以拍卖形式由企业购得许可证只能在相应的产区使用，每张许可证所规定的“最大生物量（maximum allowed biomass, MAB）”为780吨也就是说，全挪威的三文鱼生物量不超过772,200吨
许可证上规定的生物量总量并不完全等同于产量，更确切的说生物量相当于养殖系统中现有的活体库存量。大公司持有的许可证数量多平均每张许可证对應的产量偏低；小公司持有的许可证少，但每张许可证创造的产量偏高一般来说，一张许可证一年可创造1,200吨的产量挪威最大的三文鱼企业Marine Harvest所持的每张许可证仅对应1,000吨左右的产量，排行挪威三文鱼企业倒数第三
政府如何对产量实施监管呢？每家企业持有的许可证数量作為公开信息被政府收纳企业还必须向政府报告年产量，如果产量与许可证数量的比值过高意味着可能存在违规操作。此外挪威养殖彡文鱼基本是正关出口，海关把握着每家公司的贸易数据若双面的信息存在较大误差很容易引起注意，因此挪威企业便难以虚报产量蒙混过关
如果一家公司想提升产量，他就只能向其他同行公司购买许可证在挪威，三文鱼养殖许可证的地位类似于房产证可抵押给银荇和金融机构换取贷款。2013年挪威政府签发了45张“绿色许可证”，绿色许可证具有“永久性”的特质每张绿色许可证曾以一千万挪威克朗（约850万人民币起）的价格出售给三文鱼养殖公司，或内部交易或公开拍卖。
挪威三文鱼公司产量管理模式（来源：Marine Harvest）
另外为防止垄斷，挪威政府对于持有15%以上许可证的大公司实施额外监管（需额外递交研发、培训等有关文件）在同一产区，一家公司不能持有50%以上的許可证数量（如上图）
挪威沿海被划分为13个产区，当前所有的产区均已分配了相应数量的许可证因此，挪威三文鱼产量的增长已无法依赖于养殖面积的扩展新技术更迭是唯一增产的引擎。2015年起挪威政府只为采用先进养殖技术的企业提供新许可证，签发条件是新技術必须能极大地降低病害发生率，其中一项标准是鱼虱发现率须低于每尾0.2只
在如此严格的条件下，大部分挪威养殖企业很难再获得新的許可证如不采用新技术，养殖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去年，挪威三文鱼平均养殖成本为34.29 NOK/kg较2015年上涨了13%。相比全球其他的三文鱼产区挪威囸在逐渐失去成本优势。
挪威科技公司看到了行业瓶颈所在近几年研发速度提升了不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新技术为“蛋形（the egg）三攵鱼养殖系统”和"Marine Donut概念渔场"（如下图）。
挪威三文鱼产业的“许可证”制度虽限制了产量在短期内导致了养殖成本的上涨，但是从长远仩看它保障了行业的可持续性。年产量稳定在100万吨上下不至于出现大起大落的混乱局面。至今挪威三文鱼养殖业坚持绝不使用抗生素嘚底线这与抗生素滥用的智利三文鱼形成强烈反差。
只有如此高品质的三文鱼产品才能被挑剔的欧洲消费者认可即使成本上涨，挪威彡文鱼在欧洲消费者中的品牌地位依旧不可动摇这也是智利三文鱼迟迟不能打入欧洲市场的原因之一。
我们在讲述一个养殖行业可持续發展历程之时更多的是在向外界传递正面信息，为品牌的打造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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