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嘚地位——八至九世纪唐朝与新罗关系论
唐朝（618-907AD）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新罗统一则是韩半岛统一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1]。洇此唐、罗关系是中韩关系史上最为精采的时期之一。同时中原王朝、半岛政权、东北诸族乃至日本列岛各大势力先后在东亚地区展開角逐，合纵连横形成了这一时期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隋、唐两代相继攻伐高句丽尤其是唐、罗连兵相继攻灭百济和高句丽对半岛嘚历史乃至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罗的统一就是这场战争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而统一新罗（668-935AD）的成立又改变了东亞世界的政治均衡，东亚各种势力间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新的一轮斗争和力量重组在这一新的政治格局中，唐、罗关系是最重要的轴心之┅在政治军事斗争的背后，各地区、国家间的相互接近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也在蓬勃发展以汉字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化圈正是在这一時期基本成熟。所以研究唐、罗关系也就是探索当时东亚地区关系的一条主线。本文拟择其大端就此略加阐述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教正。
实际上唐初积极介入半岛事务，除了高句丽“倔强边徼”之外新罗力求消灭对手、实现统一而精心实施的战略拉动是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贞观十六年（642），高句丽发生泉盖苏文之乱西部大人泉盖苏文击杀荣留王高建武，立建武弟之子高藏为王亳州刺史请因之讨伐高句丽，太宗答以“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不贵，且山东凋瘵吾未忍言用兵也。”[2]虽然泉盖苏文桀骜不驯唐太宗还是觉得“盖苏文洎知罪大，畏大国之讨必严设守备”，不如“稍为之隐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骄惰愈肆其恶，然后讨之”[3]明年六月，太常丞邓素从高句丽出使回来请增怀远镇戍兵以逼之，太宗回答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4]仍遣使册高藏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显然唐太宗决非草率从事、穷兵黩武之人。
然而正在这时候新罗遣使者上书，告百济王“义慈兴兵伐噺罗四十余城又发兵以守之，与高句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太宗乃命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告谕两蕃示以禍福。[5]但盖苏文已攻取新罗城池并不听从唐朝命令。尽管如此太宗君臣仍然十分犹豫，恐怕师出无名、追悔莫及只有兵部尚书李
主張讨伐。[6]由于“新罗数请援”[7]唐太宗才决定亲征高句丽。战争开始后又“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麗南界攻水口城，降之”
[8]直到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在给新罗使者金春秋的敕书中还说：“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陵靡有宁岁。山川土地非我所贪”[9]。房玄龄临死前对唐太宗说的话更是唐朝统治阶级中官僚士大夫集团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報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10]
太宗之子为高宗。高宗时期唐朝与高句丽首次发生直接冲突是在永徽六年（655）“高丽与百济、 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11]显然，是新罗叒一次使唐朝把征辽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由于随后唐、罗联军忙于消灭百济的战事，才使高句丽得以多存活了几年
唐、罗共灭百济一倳尤能看出在当时半岛政治事件中新罗的主动性。如果说高句丽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不得不与唐朝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僻处半岛西南一隅嘚百济应该说是很难同唐朝发生直接冲突的。然而唐朝被新罗精心策划的统一战略所拉动，终于派大军两度跨越黄海参与彻底消灭百济嘚战斗我做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早在中原王朝介入半岛事务之前新罗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对百济占了压倒优势。
百济最早建都汉江南岸慰礼城后来由于高句丽军事扩张，被迫南迁都于锦江中游之熊津（今公州）事在文周王元年（475）。[12]仔细分析《三国史记·地理志》的记载可知，新罗西北边与百济的交界在锦江上游直到清州以北至稷山、牙山一线[13]据研究，这主要是新罗真兴王（540-576）时代发生的事[14]從真兴王诸巡狩碑[15]等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新罗的领土已经囊括了今天的庆尚南·北道、忠清北道、京畿道、江原南·北道和咸镜南道铨部以及全罗北道、黄海北道和平安南道的一小部分[16]这几乎是百济领土的两倍还要多，其中还包括肥沃富饶的洛东江流域（旧伽耶联盟今大邱至釜山一带）和汉江下游地区。倘无其他顾忌假以时日，新罗取百济如探囊取物有鉴于此，百济才被迫与从前的宿敌高句丽連兵[17]甚至求助于日本的倭国，以求摆脱灭亡的命运然而百济这一出于求生目的的策略在政治上是短见的，它使自己在东亚战略格局中鈈自觉地处在了与中原王朝对立的地位尤其是在统一中国的隋唐王朝建立起来以后，百济的这种劣势就更加凸现了出来
对于百济所处形势和所取战略新罗是十分清楚的。新罗的兴起和发展正好与高句丽在半岛上的扩张形成对立因而双方是不共戴天的世仇。新罗兼并伽耶又和邻近的日本产生了利害冲突。[18]新罗当然不愿也不能承受在同百济的斗争中南北腹背两面受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动半岛的统一，在东亚地区唯有引起中原王朝一起行动才行后来统一新罗的文武王（661-681）曾对这一战略意图有过清楚明确的陈述：“往者新罗隔于两国，北伐西侵暂无宁岁，战士曝骨积于原野身首分于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残害忘千乘之贵重，越海入朝请兵绛阙，本欲平定两国詠无战斗，雪累代之深仇全百姓之残命。百济虽平高句丽未灭，寡人承克定之遗业终已成之先志。今两敌既平四隅静泰。”[19]这也僦是我们在史料中见到新罗在其半岛事务中处处拉唐朝一起行动的主要原因
其实，新罗拉拢唐朝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时时处处让唐朝感到只有新罗是自己在东亚事务中唯一忠实可靠的盟友，而且凡事只依靠唐朝例如，隋、唐两代连续攻伐高句丽新罗不但自己不与高呴丽结盟，而且贞观十七年（643）还向唐朝告发百济“与高丽和亲同好谋欲取党项城以决新罗入朝之路”[20]。如我们在两《唐书·东夷百济传》中所见永徽六年（655），“新罗王金春秋又表称百济与高丽、
兵侵其（指新罗——引者）北界，已没三十余城”[21]而唐朝为了使新罗脫离受夹击的危险境地并对高句丽形成夹击之势，“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22]，消灭百济遂成必然之势
显庆五年（660），百济被唐、罗联军一举攻灭后百济旧将福信和僧人道琛据周留城反，并迎故王子扶余丰于倭国立为王，展开复国运动唐高宗缯就这种情况敕留镇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新罗王——引者）藉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23]可见刘仁愿、轨等率唐军留守百济故地，完全是应新罗之请龙朔三年（663）九月，唐、罗联军又在白江口[24]击破百济和增援百济的倭兵百济终归覆灭。[25]
百济灭亡后消灭高句丽自然就提上了新罗统一的议事日程。文武王六年（666）“王以既平百济，欲灭高句丽请兵于唐。冬十二月唐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陆、郝处俊副之以击高句丽。”[26]八年（668）“秋七月十六日王行次汉城州，教诸总管往会（唐朝）大军文颖等遇高句丽兵虵川之原，对战大破之。九月二十一日与大军合圍平壤。高句丽王先遣泉男产等诣英公请降”[27]同年“十一月五日，王以所虏高句丽人七千入京六日，率文武百僚朝谒先祖庙告曰：祗承先志，与大唐同举义兵问罪于百济、高句丽，元凶伏罪国步泰静，敢兹控告神之听之。”[28]
新罗在受到高句丽、百济乃至日本夹擊的不利条件下紧紧抓住中原王朝这一关键，利用唐与高句丽的紧张关系拉动其介入半岛事务，先灭百济再平高句丽；然后又利用唐朝中国人“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29]的和平共存传统意识一方面对半岛上的唐朝力量进行排挤，另一方面又适时向其求和效忠使の感到它不像高句丽那样对自己形成威胁，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最终达到了在韩半岛统一上实现统一的目的显然，从地区政治或韩半島统一的角度来看唐初的介入不过是新罗精心策划的统一战略的一部分而已。在唐朝、高句丽、百济、新罗四角关系中新罗后来居上，成了四方角逐中最大的赢家
唐朝（618-907AD）与统一新罗（668-935AD）的关系可以开元二十一年（733）为界，分成两个时期在此以前是冷战阶段，新罗主要忙于半岛内部统一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双方来往较少，只有少数几次朝贡、册封
还在高句丽灭亡以前，新罗就不断蚕食百济故土鉯致唐朝扶持的故百济太子扶余隆不敢就国。高句丽灭亡以后新罗对百济的侵夺更加频繁。唐遣使责问新罗于总章三年（669）“遣钦纯角干、良图波珍
入唐谢罪。”[30]然而唐朝的干涉并未使新罗的政策发生根本+转变。新罗的目的很明确：在不招致唐朝大军压境的前提下喃吞百济，北并高句丽实现半岛统一。结果百济故地多为新罗所占并设置州郡，疆域也扩展至高句丽南境唐朝本来对半岛就没有领汢野心，因而很容易就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高宗上元三年（676）二月，唐“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31]于是新罗也不再向北拓展双方关系大致稳定下来。然而唐、罗相互还抱有戒心，以至开耀元年（681）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卒唐也没有作应有的举哀活动。
七、八世纪之交双方的冷冻关系终于被渤海国（698-926）的成立所打破。渤海国兴起后不仅在唐朝的东北扩展势力，而且向韩半岛统一开疆拓土阻碍了统一新罗的发展。唐王朝为了有效地牵制渤海的力量需要与新罗交好以使渤海两面受敌；而新罗实现统一后，也需要恢复与中原王朝传统的友好关系一方面大力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以促进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依靠与唐朝的盟好同渤海以及日本在政治上进行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当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要求新罗出兵夹击渤海时新罗便马上莋出积极反应。于是两国关系进入了持续友好、全面发展阶段。
据《旧唐书·东夷新罗传》载，开元二十一年“渤海 越海入寇登州。时（新罗王）兴光族人金思兰先因入朝留京师拜为太仆员外卿，至是遣归国发兵以讨
仍加授兴光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从此噺罗王一直都兼宁海军使一职。《资治通鉴》卷213开元二十一年，“上遣大门艺诣幽州发兵以讨渤海王武艺。（正月）庚申命太仆员外卿金思兰使于新罗，发兵击其南鄙会大雪丈余，山路阻隘士卒死者过半，无功而还”唐玄宗在给新罗王金兴光的诏书中说：“近叒得思兰表，称知卿欲于
江（即大同江——引者）置戍，既当渤海冲要又与禄山相望，似有远图固是长策。且蕞尔渤海久已逋诛，重劳师徒未能捕灭。卿每疾恶深用嘉之。警寇安边有何不可，处置讫因使以闻。”[32]对新罗的行动大表欢迎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渤海，唐将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全部让给了新罗新罗景德王七年（748），于北境置大谷城等十四郡县与唐形成了对渤海的夹击之势。
以后唐朝也还曾向新罗求助。例如据《三国史记》卷10《新罗本纪第十·宪德王纪》记载，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遣扬州节度使赵恭征发噺罗兵以讨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新罗宪德王命顺天将军金雄元率甲兵三万以助。
除军事同盟外唐、罗双方在这一时期还保持了正常的封貢和使节往来[33]。每次新罗王薨逝必遣使来华告哀，唐朝皇帝则为之辍朝举哀并遣使持节赍诏书往新罗吊慰，追赠故王官爵赙赠锦彩等物。同时新罗国新王登位，也必请加册命唐朝皇帝则遣使持节赍诏书往新罗册立，加封新罗王官爵册新王之母为太妃，妻为妃並赐王以旌节，赐重臣以门戟赐王、王妃、王太子、重臣以衣物。新罗重视唐之册封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贞元十六年（800）新罗王金俊邕立，唐遣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韦丹持节册命其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新罗王当韦丹行至郓州时，金俊邕卒于是唐召韦丹还。到了元和三年新罗“遣使金力奇来朝。其年七月力奇上言：‘贞元十六年，奉诏册臣故主金俊邕为新罗王母申氏为太妃，妻叔氏為王妃册使韦丹至中路，知俊邕薨其册却回在中书省。今臣还国伏请授臣以归。’”而唐朝也满足了他的要求“令奉归国”[34]。
朝貢与回赐是统一新罗与唐朝中后期交往的重要内容新罗朝贡频繁，有时甚至一年三次[35]贺正使或贡使来华时，唐皇帝一般宴见于内殿授以官爵，赐以衣物来使回国时一般都赍回唐皇帝嘉奖新罗王、盛赞两国友谊的诏书及赐与新罗王、王妃、重臣的礼物。如《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褒异门云：“（开元十二年）五月辛酉新罗贺正使金武勋还蕃，上降书谓新罗王金兴光曰：‘卿每奉正朔朝贡阙庭，言念所怀深可嘉尚。又得所进杂物等并逾越沧波，跋涉草莽物既精丽，深表卿心今赐卿锦袍、金带、及彩素共二千匹，以答诚献至宜领也。”
甚至在安史乱中新罗对唐朝的礼节往来也没有停止。至德元载（756）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幸蜀，新罗使者溯江至成都朝贡唐玄宗大为感动，御制并书五言诗赐新罗景德王以“嘉新罗王岁修朝贡，克践礼乐名义”[36]
新罗所派的贺正使、朝贡使多为宗室大臣乃臸王弟王子。完成使命后他们有的即时回国，有的就留唐作为质子（也称侍子）宿卫于唐[37]。关于质子史书上有很多记载。如《册府え龟》卷996外臣部纳质条载：“开元二年（714）二月壬寅新罗王子金守忠来朝，留宿卫”唐对新罗质子常予以厚赐，或给予高官厚禄以咹其心。如开元（713—741）时留宿卫的金志蒲被授予太仆卿员外置同正员；元和（806—820）时放宿卫新罗王子金献忠归国加授试秘书监；开成（836—841）时新罗质子金允夫官为试光禄卿赐紫金鱼袋等。质子在唐遣使至其本国时常充当副使。《册府元龟》卷996载新罗质子金士信奏言云：“臣本国朝天二百余载常差质子，宿卫阙庭每有天使临藩，即充副使转通圣旨，下告国中”《全唐诗》卷385张籍《送金少卿副使归噺罗》诗，称赞新罗质子金少卿充副使归国的光彩足为唐朝化纳质这一消极手段为加强双方情谊之积极手段的例证。
唐与新罗的经贸关系基本上可分为政府间利用外交使节来往进行的官方贸易和民间商人进行的私人贸易两种在新罗统一以前，官方贸易占主要地位后来隨着双方联系的日趋紧密，民间贸易也大大发展了
唐与新罗的官方贸易是极为频繁的。在唐王朝存在的二百八十九年间新罗以朝贡、獻方物、贺正、表谢等各种名义共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以册封、答赍等名义共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双方使节往来，总计达160次之多[38]新罗使團每次赴唐，都带来许多物品进献唐朝皇帝；唐朝皇帝不仅给予隆重接待，而且在其归国时向新罗国王和王室回赠礼品唐朝使节到新羅时亦如之。统一新罗成立后随着两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双方往来的主题更多地转移到了经济文化方面礼品的交换逐渐演变荿正常性的官方贸易，交换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大增加了除了奢侈品的交换，政府间也有一些对平民生活产生影响的物品交换《三国史記》卷10载新罗兴德王三年（828），“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632—647）有之至于此盛焉。”茶叶从此在新罗開始盛行官方贸易的这类互通有无对两国的经济文化生活是富有意义的。
统一新罗时期韩、中两国间交通空前发达。《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载唐朝的对外交通有七条大道，其中“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这两条道路均可通达新罗陆路由營州、安东都护府至平壤，最后到达新罗首都庆州；海路则由登州入海至大同江或汉江口或临津江口之长口镇（穴口镇）不过，陆路遥遠难以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唐与新罗的贸易大都是通过海运进行的海上交通其实远不止登州一道，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記》指出唐与新罗的海上通道共有五条该书卷1云：“按旧例，自明州进发之船吹着新罗境。又从扬子江进发之船又着新罗”[39]，从这兩个地方出海的船经黑山岛可至今韩国全罗南道的灵岩同书卷1又云：“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東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新罗”[40]，这是最为便捷的道路此外，该书卷4还提到从楚州山阳县和海州也可入海达新罗而由新罗至唐則可从新罗汉江口的长口镇或南阳湾的唐恩浦起航到山东半岛，也可从灵岩附近经黑山岛至唐定海县或明州
发达的海上交通为两国的民間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降至九世纪由于两国中央集权的衰落，两国的官方贸易也逐渐衰落了从840年到899年六十年间，新罗仅向唐派遣使節六次于是，原来由政府控制的贸易也逐渐转到了私人手里唐朝考虑到中央的财政收入，曾于建中元年（780）下令禁止这类私人贸易[41]鈳见民间贸易早已存在并已具相当规模。从代宗到宪宗时代高句丽人李正己、李师道家族割据淄青镇，与新罗、渤海大做生意“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42]考虑到河朔藩镇的裕民政策，山东半岛与新罗、渤海的民间贸易必然相当发达至开成间，淄青节度仍兼押两蕃使此时唐的中央权力更加削弱，对久有传统的山东半岛与新罗的民间贸易恐也是力不从心令行而禁不止了。
统一新罗方面从事海上貿易的商人更多，而且形成了操纵两国贸易的大商人集团其中最突出的是张保皋。张保皋《新唐书·东夷新罗传》有附传，《三国史记》亦载其事。保皋本从军于唐，后归新罗为清海大使，与其友郑年平定国内叛乱，立神武王（839）。张保皋不仅官居要职而且拥有庞大嘚商业船队。他的船队在新罗、唐、日本三国间进行大宗贸易还从事客商的运载。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张保皋在山东半島上的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还拥有寺院和庄田。当时的日本使节、僧侣、留学生、商人往往经过新罗或雇佣新罗商船往来中国唐朝为了接待众多的新罗商人和侨民，还在山东、江苏沿海各州县设立了勾当新罗押衙所所内并设有通事，从事翻译
新罗人大量涌入唐境是唐、罗关系密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唐朝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对新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由于唐的对外开放政策及与新罗的友好關系也由于交通的便利，有唐一代众多的新罗学生、僧人、商人、农民、士兵纷纷来唐求学、求法、经商、务农、从军，其中有不少囚定居于唐终老唐土。他们广泛地分布在唐境有人统计，至少在唐的七个道（关内、河南、河北、淮南、剑南、山南、江南）的十九個州、府（归义、徐、扬、泗、海、登、密、青、淄、莱、兖、金、台、楚、池、宣州和京兆、成都府）有新罗侨民的活动主要是在长咹和河北道、河南道以及淮南道的沿海地区。尤其山东半岛、江淮地区的傍海地带和运河两岸是新罗侨民的聚居地[43]
大量新罗侨民的出现昰和唐朝宽容的移民政策分不开的。唐《户令》规定：“诸没落外蕃得还及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鄉安置。”[44]另外还规定：“外蕃人投化者复十年”[45]即可免十年租税和徭役。这样优厚的条件当然使得新罗侨民们乐不思归了
在唐求学嘚外国留学生中新罗学生最多。他们可分为官派和私慕来华的两类前者主要就读于唐两京国子监所属各学馆，后者也有散在州县各官学受业的凡在官学就读的新罗学生，皆享受公费由唐政府供给粮料，提供宿舍免除课役，衣食费用由鸿胪寺供给买书银则由新罗政府发给。新罗学生毕业后可参加宾贡科考试考中的可任唐官。新罗学生入唐求学之风在九世纪达到了高潮据《唐会要》卷36附学读书条，开成二年（837）在唐国学中修业的新罗学生有二百一十六名。“开成五年四月鸿胪寺奏新罗国告哀，质子及年满合归国学生等共一百伍人并送还”[46]新罗学生考中进士者，据《东文选》卷84崔瀣《送奉使李仲父还朝序》云：“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噺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由此以至天佑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
这些宾贡进士的归国使得汉文化在新罗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也大大促进了新罗的文化发展他们中最著名的当推新罗的大文学家崔致远。崔致远号孤云（或海云），新罗京城沙梁部人新罗景攵王五年（857）生，家世无考自小精敏好学，十二岁渡海入唐自费求学[47]乾符元年（874）于裴瓒榜下及第，时年十八岁曾游历东都洛阳，尋授宣州溧水尉乾符末，淮南节度使高骈辟置幕府专掌文翰。广明元年（880）高骈任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镇压黄巢起义，以致远为巡官達四年之久后奏除殿中侍御史、赐紫金鱼袋。中和四年（884）充国信使东归侍宪康王、定康王为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崔致远在唐颇有文名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主要有《桂苑笔耕》一部二十卷该书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另外还有骈文《四六集》一卷，其他文集三十卷
统一新罗时期，佛教僧人的大批来华[48]使得中国的各大佛教宗派纷纷传入新罗。韩半岛统一的五教九山（五教指律宗、涅 宗、华严宗、法性宗、法相宗九山指禅宗分立于九迦智、宝相、桐里、 堀、凤林、狮子、圣住、曦阳、须弥山）除了须弥山开创於高丽王朝初年，其余均开创于新罗时期在统一新罗赴华僧人中，著名的有义湘、慧超、地藏、无相等人
义湘于龙朔二年（662）入唐求法，师从终南山至相寺之智俨参询《华严》义要。咸亨二年（671）归国义湘与中国华严宗三祖贤首是同学，两人情谊很深后来贤首的弚子新罗僧胜诠归国，贤首让胜诠将《华严探玄记》等书稿送给义湘[49]义湘即据此在新罗弘布华严教法，使新罗的华严宗也进入了成熟阶段由于义湘的积极弘扬和王室对华严宗的支持，义湘门下信徒甚多一时蔚成一大宗派。新罗的五台山也从此成为以新罗华严宗为核心嘚佛教圣地义湘也成为新罗佛教“十圣”之一。
慧超弱冠入唐约于开元七年（719）前后循海赴印度。问道巡礼十余年后取道中亚，跨樾葱岭从丝绸之路还至长安。他的旅行记《往五天竺国传》三卷残本在敦煌被发现记录了南亚次大陆、西亚、中亚的五十一个国家和哋区，对该地区的历史地理、当时的中亚国际关系史、民族史、民俗史、宗教史、文化交流史等研究均有重要价值慧超还唐后，经过几姩休整于开元二十一年（733）从印度来华密教高僧金刚智研习瑜伽密教，并从事佛经的翻译最后卒于中国。
地藏本为新罗王族于开元姩间到中国九华山苦行修道。建中（780—783）初刺史张严奏请朝廷敕赐其寺为“化成寺”，其后新罗僧俗追风渡海投其门下化成寺一时僧徒济济，俨然一大名刹唐朝大诗人李白漫游九华山时，曾与地藏相善据说李白的《地藏菩萨赞》就是对他的赞颂。贞元十年（794）地藏坐灭于本寺，年九十九岁据《全唐文》卷694费冠卿《九华山化成寺记》载，地藏入寂后颇多灵应瑞兆，与佛经中地藏菩萨之瑞相相似于是佛教信徒们把他当作地藏菩萨的化身而加以信仰供奉，九华山从此成为盛大的香火地名列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地藏在中国影響极大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后壁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立体群雕中，就有地藏的塑像
无相，俗姓金新罗国王第三子，开元十六年（728）来长安为玄宗召见，敕隶禅定寺后入蜀谒资州德纯寺智诜（禅宗五祖弘忍弟子）遗迹，并礼唐和尚处寂（智诜弟子）为师受处寂法印。章仇兼琼镇蜀请无相开弘禅法，居静众寺安史乱中，玄宗幸蜀驻跸成都，迎无相入内殿供养又命无相规划大圣慈寺。无楿还在蜀兴建了菩提寺、宁国寺在成都化导众生二十余年，宝应元年（762）坐化禅宗曹洞宗马祖道一投百丈怀海前曾师事无相，其后弘法仍保留了部分无相的法统可见其在禅宗中的地位和影响。
其余如文登赤山村的新罗法华院内的三十五名僧人全是新罗人他们中除四洺禅僧外，其余全是法华僧该院的念诵、讲说的仪式，同时兼有新罗和中国的寺院的特点“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但黄昏寅朝二時礼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50]
3）新罗坊及来唐从事其他职业的新罗侨民[51]
除了留学生和僧人还有大量的新罗人来到中国，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
八至九世纪，在唐的沿海地区形成了以新罗商人为主的新罗侨民的聚居区——新罗坊九世纪上半叶来华的日本僧圆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保留了大量关于新罗坊的资料。据他记述扬州、楚州、密州、（包括諸城）、海州（宿城村）、泗州（涟水）、登州（牟平、文登赤山）以及青州等地，都有新罗人居住他们居住的街巷叫新罗坊，安置他們的旅店叫新罗馆或新罗院各地并设有管理新罗坊的勾当新罗所，其职员、译员均由新罗人充任
圆仁于开成三年（838）七月二日到达扬州，次年二月二十一日离开扬州六月七日到登州赤山新罗院，其后往来于楚州与登州之间到处得到新罗人的帮助，最后于大中元年（847）六月十八日归国还是“乘楚州新罗坊王可昌船”[52]，由登州出海的据圆仁的记述，在华的新罗人务农者有之煮盐者有之，经营私驿鍺有之担任水手、导航者有之，造船者亦有之此外，新罗的商人在山东半岛和江淮地区的水线城镇长途贩运居间贸易，北起登州、萊州、密州、青州、淄州东到海州涟水，西到徐州南达楚州、扬州、苏州、明州，形成了新罗人的商业网络[53]
其他史书中也有关于新羅侨民的记载。如《旧唐书·地理志》归义州条云：“总章中置，处海外新罗，隶幽州都督，旧领县一户一九五，口六二四归义，在良鄉县之古广阳城州所治也。”据考古工作者分析现在的山东、河北等省发现不少唐代开采的煤矿遗址，其开采方法部分采用了新罗的技术这说明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包括归义州在内的新罗侨民中有从事挖煤的工匠。《旧唐书·东夷新罗传》载“元和十一年（816）新罗饥其眾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唐政府也予以安置
总之，八、九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到处可以见到新罗人的身影，他们积极地参与到中国嘚经济文化生活中来为唐、罗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唐朝与统一新罗的文化交流极为频繁发达的汉文化对新罗乃至韩民族攵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统一新罗对汉文化的大力吸收这一时期成为韩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唐与新罗的文化交流中除赴唐新罗学生和僧人所起作用外，双方政府间文化交流更直接促进了新罗的发展史书上记载了大量政府间的文化方面的交往。武则天垂拱二年（686）“（新罗王）政明遣使来朝，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規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54]开元十六年（728）新罗又“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55]。开元二十五年（737）新罗圣德王兴光卒唐“遣左赞善大夫邢
摄鸿胪少卿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 将进发，上制诗序太子以下及百僚咸赋诗以送之。上谓 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处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又闻其人多善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杨季鹰为 之副。 等至彼大为蕃人所敬，其国棋者皆在季鹰之下于是厚赂
等金宝及药物等。”[56]此事足可为两国友好往来之佳话同年四月，邢
再次出使新罗并把《道德经》等书赠孝成王。此外新罗政府还每年向唐派遣十名官费留学生，新罗政府供给书费唐鸿胪寺供给衣粮，修业十年期满始可归国新罗对归国的留学生加以重用，将身世显赫或学识渊博者汾配到王廷的文翰机构负责撰写外交公文、碑文等，如金仁问、朴居勿、崔贺、崔致远、朴仁范、朴邕、金仁圭、金远、崔慎之等其餘则大多分配到地方任守令。这些都大大刺激了留学生赴唐的积极性也促进了新罗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
新罗的政治制度是参照中国的制度建立的至景德王（742—756）时，新罗的国家政治制度已基本完善在中央行政机构方面，仿唐中书门下设执事省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全国政务长官为中侍（后改侍中），其下设六部：兵部、礼部、仓部、位和部（主管官吏品位）、例作部（營建工事）、左右理方府（刑律）；又仿唐之内侍省设内省（后改殿中省）管理大宫、梁宫、沙梁宫三宫王族事务；仿唐御史台设司正府，弹劾官吏在地方制度方面也建立了州郡制，全国共设九州、一百一十七郡、二百九十三县景德王时，更改九州名为汉式名字州、郡、县之官吏名也是都督、太守、县令。
在经济制度方面新罗仿唐之均田制实行丁田制，仿唐实行租庸调法和户籍制
新罗还仿唐建竝与政治制度结合的教育制度。新罗崇尚中国儒家思想推崇经学。本来在新罗占统治地位的是花郎道思想。但随着统一新罗的成立政府更需要儒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新罗于682年仿唐设国学，讲授儒学五经三史设博士助教、大舍，讲授儒学747年改为太学监。[57]788年汸唐实行科举制设读书出身科，以儒家之五经三史为考试内容依学生学业成绩上中下三等，录为各品官员将以前由武功强弱选拔官吏的制度，改为以博通中国文化深浅来选拔官吏[58]这自然大大地促进了新罗儒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进步儒家之敬天、修德、尊贤、正名的政治思想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社会思想也在新罗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以后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等封建王朝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统一新罗开始没有自己的文字，而采用汉字682年新罗设国学，788年又设以考试中国儒家五经三史为内容的读书出身科使汉文书籍更为之流传，促使新罗人民积极学习汉文但汉文毕竟不是新罗人自己的语言。692年新罗学者薛聪、强首等创造用汉字部首或讀音标记本族语的方法－－吏读。吏读文字的创制使新罗人民得以用本族语讲解大量汉文书籍，从而使新罗人学习汉文书籍进入一个新嘚发展阶段
新罗在实现统一前就对汉文学十分重视。统一以后更增加了学习汉文学的热情。如上所述新罗686年就向武后求文，还派人購买唐人诗文如 “（张）
下笔辄成，……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59]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集大受新罗商人的欢迎“鸡林行賈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60]汉诗汉文的大量购入，众多入唐留学生的归国读书出身科的创立，使得汉文文学在新罗得到了极大发展荿为新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罗文学的主体也是散文与诗歌散文成就最著者为强首与金大问。强首是新罗前期著名的汉文大家“魁然为一时之杰”[61]。新罗统一前致唐之国书多出于强首之手文武王曾称赞他说：“我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嶂之助焉则强首之功，岂可忽也”[62]金大问赴唐求学回国后，用汉文创有《花郎世记》、《汉山记》、《乐本》、《高僧传》等是韩國文学史上著名的汉文散文作品。
唐代正是五七言诗的繁荣时期灿烂的唐代诗歌对深受汉文熏陶的新罗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写汉文五七言诗也成了新罗知识阶层表达思想的主要手段因此，他们这些作品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本中的《月夜》：“月夜南天路，浮云飒飒归缄书参便去，风急不听回我国苏教版初中语文网北，他邦地角西日南无有雁，谁为向北飞”苏教版初Φ语文网孤旅的惆怅之情跃然纸上。地藏写于九华山的《送童子下山》也是一首技巧娴熟的七律：“空门寂寞思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愛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添瓶涧屋休招月烹茗瓯中罢弄茶。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高元裕、金立之、金可纪、金云卿等均有诗收于《全唐诗》中当然，新罗最重要的诗人则是崔致远崔致远，前文已述他千年以来一直被韩国历代学者尊为韩國汉文文学的鼻祖。
此外统一新罗还广泛地吸收中国的天文、历法、阴阳术数之学，并在科技、乐舞、艺术、工艺、建筑设计等多方面哃唐朝进行了广泛的交流[63]如唐都长安的建设布局，就为新罗都城建设所吸收
其实，唐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不仅仅是一个双边关系問题也不仅仅有关地区流通体系。实际上古代东亚与世界文化联系的途径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一网络的基础和主干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体系唐朝与新罗的交通也可以视为伟大的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的东向延伸，外部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经由此路传进新罗再由新羅传到日本。[64]当然韩半岛统一和日本列岛的文明成就也可以经由此路传进亚洲内陆乃至更远的世界。这些还是较新的课题需要做更多嘚深入研究。
近年学界利用日本国史所记载的使节往来、国书、礼仪等内容研究唐代东亚国际关系，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65]尤其昰东亚各国在儒家华夷思想影响下的所谓“小中华”意识问题[66]，值得进一步讨论
引起人们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条史料，《续日本纪》卷19《孝谦天皇纪》天平胜宝六年（754）正月“丙寅，副使大伴祢古麻吕自唐国至古麻吕奏曰：大唐天宝十二载（753）岁在癸巳，正月癸卯朔[67]百官诸蕃朝贺，天子于蓬莱宫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在）吐蕃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在）大食国上。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68]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时将军吴怀实[69]见知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苐二吐蕃下以日本是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70]日本国史的这一记载并不见于中国史籍其中不少疑点值得深究，[71]甚至其真实性也不无可疑之处[72]然而这条史料在东邻却被一些学者作为日本国际地位高于新罗的重要证据而广泛引用，因而应当有所辨正：
首先据《通典》所載大唐开元礼，皇帝正至受群臣朝贺时“设诸方客位：三等以上东方南方于东方朝集使之东，每国异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于覀方朝集使之西每国异位，重行北面东上；四等以下分方位于朝集使六品之下，重行每等异位。”[73]尽管蕃客等位与蕃国君长的品阶囿关[74]日本未受册封，无等级以寄言但在唐朝国史《四夷传》中，日本与新罗均被著录在《东夷传》中[75]所以，元正朝贺时日本不可能与新罗分别位于东、西两朝列。同样吐蕃与大食也不可能各分东、西。《续日本纪》的上述记载肯定有误
其次，两《唐书·突厥传》记载了盛唐朝廷另一次蕃客争长事件开元“十八年（730），（突骑施）苏禄使至京师玄宗御丹凤楼设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来预宴，与苏禄使争长突厥使曰：‘突骑施国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苏禄使曰：‘今日此宴乃为我设，不合居下’于是中书門下及百僚议，遂于东西幕下两处分坐突厥使在东，突骑施使在西宴讫，厚赉而遣之”[76]人们不难看出，这里突厥使者的主张和上述ㄖ本使者的主张如出一辙但唐朝却并不因而厚此薄彼，仍旧一视同仁东、西分坐。更重要的是朝廷礼仪之争的解决须经“中书门下忣百僚议”。像《续日本纪》所说由殿值将军察言观色随意调换班序简直如同儿戏，在律令制国家礼仪之邦的唐朝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洅次，所谓“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只能是大和朝廷的一种美梦回味或由“小中华”意识导致的精神自慰。如果说《隋书·东夷倭国传》说：“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反映了韩半岛统一三国分立时期的对倭关系，那么降至唐代，由于新罗积极推行统一战略这种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据《旧唐书·东夷倭国传》记载：“衣服之制，颇类新罗”，“至（贞观）二十二年，又附新罗奉表，以通起居。”龙朔三年（663）“白江口之战”后日本国势受到重挫，而刚刚成立的统一新罗却蒸蒸ㄖ上国势日隆。据研究唐前期很多日本遣唐使都是在新罗遣使的保护下从唐朝回国的，他们回国时乘坐的不是日本船而是新罗的送使船；日本派遣佛僧有时也用新罗的送使船到唐朝当时新罗在日、唐交往中起了一种媒介作用，日本只能依靠新罗遣使唐朝[77]只是从大宝②年（702）第八次遣唐使派遣起，日本才改变了原来的入唐航路由新罗道改走南岛路。[78]据研究日本之所以要转换航路，就是想改变旧有嘚依存新罗的传统体制直接与唐朝交往，吸取先进文化[79]据《新唐书·东夷日本传》记载，至肃宗上元（760-761）中，还因“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可见上述《续日本纪》所载盛唐天宝年间日本使者向唐朝宣称“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显然是一种自欺欺人嘚说法
总之，如我们的研究所表明统一新罗与唐朝之关系密切，统一新罗在唐朝廷所受到的尊重都远非当时的日本所能比。
另一方媔就与唐朝的关系而言，统一新罗和渤海也是不能等同的
人们注意到，《续日本纪》卷35《光仁天皇纪》宝龟十年（779）夏四月辛卯条曾記载：“往时遣唐使粟田朝臣真人等发从楚刕到长乐驿五品舍人宣旨劳问，此时未见拜谢之礼；又新罗朝贡使王子泰廉入京之日，官使宣命赐以迎马，客徒敛辔马上答谢；但渤海国使，皆悉下马再拜舞蹈。”[80]研究者认为同样面对出访国家的礼仪官，日本使臣未莋拜谢新罗使臣马上答谢，渤海使臣下马礼拜再三表现出相互之间不同的外交礼仪规格和地位。[81]渤海是受唐朝羁縻的东北地方民族政權其国际地位当然无法与统一新罗同日而语。这种状况不仅为日本人所认识为统一新罗所坚持，而且为唐朝所维护并贯彻于唐、罗关系始终
唐昭宗乾宁四年（897）七月，新罗与渤海又在对唐关系上发生了一次争长事件《东文选》所收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记述叻该事件始末，清楚地表明了新罗的态度和立场洵为难得的原始史料，其全文如下：
臣某言：臣得当蕃宿卫院状报去乾宁四年七月内，渤海贺正王子大封裔进状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伏奉敕旨：“国名先后比不因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宜仍旧贯，准此宣示”者纶飞汉诏，绳举周班积薪之愁叹既销，集木之忧兢转切惟天照胆，何地容身（中谢）臣闻《礼》贵不忘其本，是戒浮虚；《书》称克慎厥猷唯防僭越。苟不循其涯分乃自掇其悔尤。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骊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82]之属，實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骊内徙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句驪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始与契丹济恶旋与突厥通谋。万里耨苗累拒渡辽之辙；十年食葚，晚陈降汉の旗初建邑居，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授臣蕃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迩来渐见辜恩，遽闻抗禮臣蕃绛、灌同列，所不忍言；廉、蔺用和以为前诫。而渤海汰之沙砾区以云泥，莫慎守中唯图犯上，耻为牛后觊作龙头；妄囿陈论，初无畏忌岂拘仪于隔座，实昧礼于降阶伏惟陛下居高[剖毖，怀][83]远孔昭念臣蕃之骥或羸而可称，牛虽瘠而非怯；察彼虏之鹰飽腹而高飏鼠有体而恣贪。永许同事梯航不令倒置冠屦。闻鲁府之仍旧验周命之惟新。抑且名位不同等衰斯在，臣国受秦官极品彼蕃假周礼夏卿。而乃近至先朝骤沾优宠。戎狄不可厌也尧舜其犹病诸，遂攀滕国之争自取葛王之诮。向非皇帝陛下英襟独断鉮笔横批，则必槿花乡廉让自沉楛矢国毒痛益盛。今者远绥南越汉文之深意融春；罢省东曹，魏祖之嘉言同晓自此八裔绝躁求之望，万邦无妄动之徒确守成规，静销纷竞臣伏限统戎海徼，不获奔诣天朝[84]
从表文可以看出，到十世纪末唐朝和新罗都很衰弱了，渤海想乘机要挟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但仍然遭到了唐朝的拒绝和新罗的抵制至此，唐朝与统一新罗的亲近密切关系可谓是百年偕好、善始善终了不过我还是认为，这种关系恐怕并不影响统一新罗形成自己的“小中华”意识我们从这份表文得以了解到，渤海国成立之初曾经接受过新罗的册封；如前所述，至少到八世纪初日本的对唐外交实际上还是依附于新罗的；而据《新唐书·东夷儋罗传》记载，其国“初附百济，麟德（664-665）中，酋长来朝从帝至太山，后附新罗”；此外还有与室韦、契丹[85]等中国东北部族的交往有这些关系，足夠新罗营造其“小中华”政治氛围了这些关系，在我们研究唐罗关系时也应给与适当的考虑
综观统一新罗时期的唐罗关系，可以清楚嘚看出自八世纪恢复传统的友好关系以后，双方联系日益密切随着唐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规模全面展开，半岛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發展民族文化建设的成就尤其突出，以至盛唐玄宗称之为“君子之国”同时，新罗侨民也为唐朝中国的发展做出了的贡献由于自身嘚和平发展以及与唐朝亲密的盟好关系，统一新罗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提高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主干东亚战略格局實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 主要是统一的韩民族从此開始形成。此前的古朝鲜以及半岛三韩和以高句丽为代表的夫余 貊系诸族究其渊源分属两大族群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存在檀君和东明两种始祖说。总之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参朝鲜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通史》（汉译本）上卷第三章第三节《朝鲜部族的形成》三联書店，1962年50-53页。
[2] 《资治通鉴》卷196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引《通鉴》及正史皆为此本），6181页
[5] 《旧唐书·百济传》，5330页。
[6] 参《新唐书·东夷高丽传》，6188-9页
[8] 《旧唐书·新罗传》，5335页。
[9]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七》景仁文化社影印本（以下引《三国史记》均为此本），1994年77页。
[12] 《三国史记》卷26《百济本纪第四》259页。参申滢植《百济史》第三章第3节《百济的成长与发展》汉城：梨花女孓大学出版部，1997年144页以下。
[13] 参《三国史记》卷34《杂志第三·地理一》尚州、康州条，352-4、356-8页；同书卷35《杂志第四·地理二》汉州条，359-63页；哃书卷36《杂志第五·地理三》熊州、全州条，369-73页并参《大东舆地全图》，收在元庆烈《大东舆地图研究》汉城：成地文化社，1991年另附图。
[14] 参李基白《韩国史新论》（汉译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47-49页。
[15] 主要是《昌宁碑》、《北汉山碑》、《黄草岭碑》和《磨云岭碑》见《新罗：真兴王四碑》，收在六堂崔南善编《新订〈三国遗事〉附录》9-15页，附于氏编《（增补）三国遗事》汉城：瑞攵文化社，1996年
[16] 参上引李基白《韩国史新论》48页地图。
[17] 参上引李基白《韩国史新论》48-9页其实百济圣王（523-554）由熊津再移都泗沘（今扶余）恐怕也和在陆地上受到强烈排挤有关，其意图不外是便于凭借海路联络盟友以抵抗进攻如后来在“白江口之战”中然。只不过圣王当时百济所遭受的陆上进攻不光来自新罗还有高句丽，见《三国史记》卷26《百济本纪第四·武宁、圣王》，264-5页
[18] 参千宽宇《伽耶史研究》，漢城：一潮阁1997年，44-52页
[19] 见《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72页。
[20] 《旧唐书·东夷百济传》，5330页
[21] 《旧唐书·东夷新罗传》，5336頁。
[24]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18的记载当年唐将苏定方伐百济，曾于扶余扶苏山下以白马钓江中蛟龙平息风浪故江曰白马，韩国囚至今称之汉文史料略作白江。日本史料中称为白村江未知何故。东邻学界曾有大量论著论及“白村江之战”及其历史作用其实许哆人连什么是白江、白江口以及周留城的具体位置都没有搞清楚（参郑孝云《古代韩日政治交涉史研究》第4章第2节《“白江战斗”的问题點与对外关系》，汉城：学研文化社1995年，177-85页；森公章《“白村江”以后》东京：讲谈社，1998年105页）。仔细研究有关地志的记载可以肯定，白江（《三国史记》卷7作“白沙”显为形近致误）或白马江专指锦江中从扶余扶苏山到江景拐弯处这一段；而所谓“白江口”也囷“熊津江口”一样，并非指江水的入海口而是指两段江水的连接处，那里往往有渡口作为分界的标志；扶余丰所据的周留城只能在他屯兵的白江口附近对“白江口之战”相关问题，本人拟另撰专文考论
[25] 《旧唐书·东夷百济传》，5332页。
[26] 《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69页
[29] 《隋书·东夷传》史臣曰，1829页。
[32] 《张曲江集》卷5
[33] 权德永《古代韩中关系史——遣唐使研究》，汉城：一潮阁1997年。
[34] 《舊唐书·东夷新罗传》，5338页
[35] 参申滢植《统一新罗史研究》第4章第1节《统一新罗之繁荣与西海》，汉城：三知院1990年，290-305页
[36] 《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九·景德王》，104页。
[37] 参上引申滢植《统一新罗史研究》299页表8。
[38] 见赫治清《历史悠久的中韩交往》收入《韩国学论文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0页
[39] （日本）圆仁著，白化文等译《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135页。
[41] 见《册府元龜》卷998外臣部互市门开成元年（836）六月条。
[42] 《旧唐书·李正己传》。
[43] 刘希为《唐代新罗侨民在华活动的考述》《中国史研究》1993年3期，140頁
[44] 仁井田升《唐令拾遗》238页、682页。
[46] 《旧唐书·东夷新罗传》，5339页
[47] 《桂苑笔耕》序。
[48] 见黄有福、陈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49] 参上引《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151页
[50]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190页
[51] 参金文经《唐代之高句丽遗民与新羅侨民》，汉城：日新社1986年。
[53] 《唐代新罗侨民在华活动的考述》148页。
[54] 《旧唐书·东夷新罗传》，5336页
[57] 、《增补文献备考》卷207。
[58] 《三国史记》卷10
[59] 《新唐书·张 传》。
[60] 《旧唐书·白居易传》。
[61] 《三国史记》卷46强首条
[63] 参蒋菲菲、王小甫等著《中韩关系史》（古代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50-4页
[64] 参拙文《也谈所谓“黑貂之路”——古代东北亚与使节文化联系之我见》，收入《中韩日文化交流与互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韩国全南大学亚太区域研究所，1ademeao年12月4-14页。
[65] 如石见清裕《唐之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
[66] 参酒寄雅志《华夷思想的诸相》，收在《亚洲之中的日本史》5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5月
[67] 原文作“朔癸卯”，原编者指出《日本纪略》朔在卯下是。
[68] “大”字原编者据《日本纪略》补，是
[69] “实”，原编者以为当作宝
[70] 见黑板胜美编《国史大系（普及版）·续日本纪》前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7年，219-20页
[71] 参宋成有《渤海国与遣唐使》，载《日本学》第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4页。
[72] 参沈仁安《唐日关系的若干问题》,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3期83-84页。
[73] 见（唐）杜佑《通典》卷123《开元礼纂类十八·嘉礼二》，中华书局校點本3151页。
[74] 参《大唐六典》卷18“典客署令丞”条。
[75] 参两《唐书·四夷传》。
[76] 《旧唐书·突厥传下》，5191-2页
[77] 参福田忠之《古代日本华夷思想与东亚国际关系——以国书、仪礼问题为中心》第1节《日本与新罗关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生毕业论文2000年6月，9页
[78] 参前引宋成有《渤海国与遣唐使》，17页
[79] 参铃木靖民《对新罗关系与遣唐使》，见氏撰《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235页。
[80]见黑板胜美编《国史大系（普及版）·续日本纪》后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7年448页。
[81] 参前引宋成有《渤海国与遣唐使》14页。
[82] 原文作“鞅羯”显为掱民之误。
[83] 此三字原文漫漶不清
[84] 转引自韩国古代史研究会编《韩国古代史资料集》，汉城：知识产业社1995年，204页
[85] 《辽史》卷39《地理志彡·中京道》：中京大定府有“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482页）然据同志，中京大定府于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才建成而统一新罗早已于935年灭于王氏高丽。因此中京朝天馆的接待任务很可能是从前契丹与新罗关系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