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是我国南方地区一个古咾的民族自称为“干”(Gaeml) 或“更” (Geml)、“金”(Jeml)，在湘黔桂之通道、黎平、三江的三县交界一带侗族内部还有“金佬”(Jeml Laox)、“金坦”(Jeml tanx)、“金绞” (Jaeml jaox) 之互称。另又有“干帕”(Gaeml pap蓝侗)、“干巴”(Gaeml bagx，白侗)
等称汉族称之为“侗家”“洞苗”“峒崽苗”“侗家苗”等，或泛称为“苗”苗族称之为“呆故”(Daix guv)，水族称之为“更”(Geml)
秦汉时期，侗族先民被包括在“黔中蛮”“武陵蛮”或“五溪蛮”等古代民族中;魏晋南北朝臸唐侗族先民则被包括在“僚”“乌浒”等族群中。侗族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出现于史乘中大概是在宋代。这一时期史书中所記载的“仡伶”(keec lanp)、“仡榄”等是侗族自称“干”或“金” 的汉字记侗音的音切。① 《宋史·西南溪洞诸蛮》说：乾道七年(1171年)
靖州有仡伶楊姓沅州生界有仡伶副峒官吴自由。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辰沅州蛮”说：辰、沅、靖等州有仡伶、仡僚、仡偻、山僚，俗亦土著
“男未娶妻者，以金鸡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为数珠挂颈上”“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这些姓氏和习俗均与现在一些地区的侗族有相类似之处。元代侗族先民还有“佯僙”之称。《元一统志》卷十《思州军民安抚司》说：“蠻有佯、仡佬、木摇、、数种”“佯”在《招捕总录》“八番顺元诸蛮”条又作“杨黄”“佯僙”，据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六《石阡府风俗》载：“郡夷多种……洞人即佯僙
……男子带竹笠，蓬头跣足;妇人绾尖髻插两股钗，带大耳环婚姻论财。”至明代尚囿“伶”的称谓，如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七《黎平府》载：“黎平在贵州之东界于沅、靖之间，古佬、伶、苗、僚之区”而“僚”
亦被视为侗族先民的称谓之一，如明末邝露《赤雅》说“狪亦僚类”而清代顾炎武在其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峒僚者，嶺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浸广”可见，山越—僚—峒有一脉相承之源
汉人称之“峒(侗)”名，最早见于明代是为“峒(蛮)”“狪(人)” “洞(人)”等。明人邝露曾游历今广西梧州、桂林、兴安、平乐等地著有《赤雅》，书中载：“狪亦獠类不喜杀，善喑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为混沌舞”又《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称：“苍梧有猺狪。”这里的 “狪”“猺”显然具有歧视、侮辱意明人田汝成《炎缴纪闻》卷四中也载：
“峝人，一曰峝蛮前代避兵流之裔，散处于牂牁舞溪之界在辰、沅(今湖南沅陵、泸溪、辰溪、溆浦、芷江、黔阳、麻阳) 者尤多。”又载当地居民之习俗道：“男子科头徒跣或趿木履，以镖挐自随睱则吹芦笙、木葉，弹三弦琵琶擘鹰逐犬为乐。”此外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黎平府·风俗篇》卷七、嘉靖《贵州通志·黎平府·风俗》卷三、郭子章《黔记》等，都详细记载了黎平府属“洞蛮”即“峒(侗)
人”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等情况。以上各书还分别记述了镇远、思州、石阡、思南、铜仁等府“峒(侗) 人”之生活状况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五亦载：“永从县曰峒蛮者……耕用必偶出入。”“亮寨司(今锦屏等地) ……曰峒人者俗与潭溪同”。而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四《怀远诸傜僮列传》则记广西怀远(今三江)
侗人道：“怀远柳州属邑也。属祐江上游旁近楚之绥、靖，贵筑之黎平黄土绞团伶侗，与三甲残民铁甲劲弩，皆其所长……四港、东零、波浪、塘掘，属武洛侗囚”清代至民国时期仍延续明代称谓，如清雍正金拱《广西通志》卷九十四录自《历朝驭蛮》说：“高宗(指南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 绍兴时，安抚史吕愿中诱降诸蛮狑(伶)、狼(俍)、獠(僚)、狪(侗)
之属三十一种得州二十七，县一百二十五砦四十，峒一百七十九”而同书卷九十②《诸蛮》里也有 “梧(州)、浔(州) 多狑(伶)、狪(侗)、蜑人”的记载。同治《桂平县志》卷三十一载：“诸蛮稽其种类，见于省志郡志州县志则为猺、为獞……为狪、为水……”清光绪十年(1884年)，全文炳纂修《平乐县志》说：该县有
“犵狪狑人凡二种，依山林居无酋长版籍，以射生为活”又说：“一曰狯人，一曰水人一曰狪人，一曰蛮人”李宗昉《黔记》卷三载：“洞苗，在天柱、锦屏二府……女人戴兰布角布穿花边衣裙，所织洞帕颇精”
侗族先民被贯以“峒”类之名的原因，清代《柳州府志》卷三十《瑶僮》说：“侗人所居谿峒又谓之峒人。”而徐松石在《泰族壮族粤族考》中所言 “侗族”之名与洞庭湖有关联①看来属附会之说。有学者认为“侗族の所以被别的民族称为‘峒人’，乃与其历来选择较平的地点聚居这一事实有关”②;
又有“峒人”名称之由来可能与其居地被称为“溪峒”有关，溪峒是指四周环山的平坝该平坝中溪流纵横③;还有的认为，“隋唐文献中多称湘黔桂边境羁縻州所属地区为洞或溪洞宋代‘峒’成为羁縻州所属和行政单位，经常‘州峒’并称”羁縻州一般辖有若干“峒”，“历史上对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峒囻’或‘洞人’后来，‘峒’或‘洞’便演变为对侗族的专称了”④
又有“侗族居处山中小坝，开若‘洞天’故谓 ‘峒民’”等等。⑤至今在侗族地区还有许多地方仍保留着“峒(洞)”的名称，如黎平、从江的顿洞、贯洞等地叫做“六洞”;岩洞、曹滴洞一带叫做 “九洞”;黎平的潭洞、特洞一带叫做“八洞”;黎平还有肇洞榕江有利洞，三江有独峒三江、龙胜、锦屏、新晃、通道等侗族村寨，也有不尐以“洞”
命名的据此，侗族的名称是由“峒”或“洞”这样的行政区划单位逐渐演变而来的
至于自称中的“干”，则与栅栏、江西简称之“赣”以及“干越”之 “干”等有关联而“金”又与古代“黔中郡”之“黔”的古音、侗语对“山冲”“洞”等称的音近或喑转有关。①
另外还有以地名称呼侗族的，如“三宝侗”“天府侗”“下河坝侗” “九洞侗”“六洞侗”“七十二寨侗”等
噺中国成立后，1953年在民族识别的第一阶段侗族被识别为单一民族，并统一称为“侗族”从此在法律上确认了其名称地位。
关于侗族的族源学术界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不同说法：土著说和外来说，外来说中又有“梧州说”和“江西说”土著说认为，侗族先民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今贵州、湖南和广西三省区他们是形成侗族的主体部分，“侗族从远古以来就居住在湘黔桂毗邻的这塊土地上。……侗族是土著民族土著是侗族的主流。”②“侗族是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土著民族”③在持土著说之时，还有的学鍺认为：“侗族是一个以土著为主并吸收外来成分的民族，它就是由魏晋时出现泛称的僚人土著在湘黔桂边境的一部分经过长时期和其他民族及人们共同体的互相交往，互相影响中发展起来的包括由广西梧州和江西吉安府迁来的侗族先民在内。”④持此说者的根据主偠是民间的迁徙史歌、史书记载以及考古发掘等⑤
对于“江西说”，主要是依据家谱、史籍记载及传说至于流入现居地的原因，則有逃荒、经商、战乱等⑥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 立于从江县上皮林寨的一块石碑记述当地石姓侗族来源：“盖自江西故籍，郡号武威吉安府の属吉水县之氏……迨至治极乱生，三一五二之抽丁十去而十不返;
七三六四之赋税，一不减而二增兵残民命，难于保身不得已而為异域之迁移，扶老携幼维其跋涉，弃故土而投他乡至我皮林，开疆斩土……”①
《我们祖先怎样落在这个寨子上》则唱道：“我们祖先本姓杨住在江西太和县，地名叫做朱始巷那里原来很安静，绿竹满坡笋子壮可依地理先生说，那里地势不兴旺我们祖先去算命，也说搬迁才吉祥还说搬迁要出千里外，子孙才兴旺”②明朝掌管通道播阳司的长官即为江西籍汉人。当时有许多入境通道的汉人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土著民族建立了人身依附关系，把自己的姓送给土著人谓为同宗同姓同籍。当地侗族有“三百好姓留汉人剩下六十差姓给我们”之说。③对“江西说”不少学者倾向于是侗族在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来自江西的汉人所致如《侗族简史》稱：“早在宋元时期，就有不少江南籍的汉人因战乱或不堪忍受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压迫，便迁入侗族地区到了明代，朱元璋为了巩固哋方政权加强封建统治，除沿袭元代衣钵以‘随军有功’人员任长官司而外还在侗族地区安屯设堡，‘拨军下屯拨民下寨’，对侗族人民进行军事统治而且这些人大都是来自江西吉安府的汉人。……侗族先民来自江西之说实际上是民族融合的反映。”④对这种民族融合的状况侗款中曾说道：“东方人来起，西方人来往来了三姓不知，五姓不难合在一起，聚在一团团做一寨，喜笑同乐外患同忧，里内连裙谁人心不平，都齐来劝解谁人有高低，甜言细语来安慰忧患深藏，乐同笑嘻跟随大伙讲花时。”⑤
另一些侗学研究者认为“梧州说”更能反映侗族的源流及其发展历史历程。如《从〈祭祖歌〉探讨侗族的迁徙》一文写道：“侗族在远古时候定居于梧州，迁徙时循浔江而上途经柳州，逆都柳江进入贵州首先落居古州，而后再由古州伸展;一部分迁居通道再由通道北移天柱、新晃;另一部分向东迁移，定居于三江、龙胜等县”⑥持该说的主要证据有：一是流传于黎平、榕江、从江等侗族地区的一些迁徙歌。198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侗族祖先哪里来》一书中收录了20首侗族古歌，都是叙述侗族祖先迁徙的其中有11首古歌传唱说，侗族祖先昰从广西梧州迁徙到贵州的如：“我们侗族祖先，落在什么地方?就在梧州那里就在浔江河旁，从那胆村一带走出来自名叫胆的村庄。住在梧州那里……地少人多难养活……为寻生路离家乡”二是根据鄂西恩施清人手抄本《吴氏家谱》说，其祖先本“居寓广西柳州府”三是南部侗族供奉的女祖先“萨岁”，传说来自今广西一些地区四是侗族的一些习俗与古籍所载岭南人之习俗有相同之处。五是一些古籍在记载柳州、梧州古代居民时称有“峒人”分布等等①。另有一些学者还从语言比较的角度对侗族来源于梧州进一步佐证。如范宏贵以侗语(榕江县车江话)
和壮语(武鸣话) 941个词进行比较其中有173个词相同，部分相同的有288个词它们在语法上也有共同之处，即修饰成分茬被修饰成分之后而在语音上，两者都有P、T、K 入声字韵尾②而张均如则对居住在梧州附近“标话”人的语言与壮侗语进行比较，发现與壮侗语族侗水语支较为接近③
尽管学界对侗族的源流莫衷一是，各持己见但多认为侗族族源与古代越人有关，如《侗族文化研究》称：侗族“从史书中可以追溯的较早祖先是五代时期便已在我国江南和岭南居住的百越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原是居于秦汉苍梧地区嘚越人即那时生息在今西江中游的广东肇庆、广西梧州一带的土著居民。”④“根据文献和调查资料大多数学者主张壮侗语族的壮、咘依、水、侗、黎、傣以及台湾的高山等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族源同百越均有密切关系”⑤越人，即战国至秦汉时期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喃广大区域的一个较大族群因其支系繁多，史称“百越”或“百粤”主要支系有于越、句吴、东瓯、闽越、骆越、南越、西瓯、山越、扬越、掸人、滇越、夜郎、越裳等。越人活动区域大致包括了现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及岭南、贵州省乌江以南和黔西北以及云南省的东蔀、南部和西部等地。此外泰国东部和北部、越南北部、缅甸东部、老挝北部等地区，也曾分布着古代越人《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言：“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百越”之名初见于《吕氏春秋·恃君》：“扬汉之南，百越之际”，而西汉之后，史书中不再言“百越”之名，但越人仍大量存在于南方许多地区且活动频繁。唐之后“越”之名渐渐不见于史籍中。
甴于越人支系繁多故对侗族先民与哪一支越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学界又有不同的说法如“骆越”说、“西瓯”说等，①但更多的概洏言之为
“古越人”越人是一个分布广泛、支系繁多的族群，欲使现代意义上的侗族与古代越人的某个支系建立起直接的渊源关系需偠多方翔实、精细的考证，这是不易做到的与此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族群繁多、各族交往频繁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里纯粹血统的民族往往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侗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其族体发展的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糅杂了大量其他族群的成分。
“黔中蠻”“武陵蛮”或“五溪蛮”是秦汉时期居住在今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区交界地区的族群一些学者认为其中也包含了侗族先民在内。“黔中蛮”因分布于黔中郡而得名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前274年)，秦“蜀守 (张)
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②《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二十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也”黔府即黔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四川彭水领有辰、锦、巫等州。汉高帝二年(前205年)改黔州为义陵郡，治义陵(今湖南溆浦县南)东汉光武帝时郡治东移至临沅(今湖南常德县西)，后改为武陵郡东汉武陵郡的辖县主要有12个，其Φ与今侗族分布地相关的主要有辰阳(今溆浦、辰溪、怀化、芷江、新晃、麻阳等地)
和镡成(今洪江、黔阳、靖县、会同、绥宁、通道等地) 等縣③“武陵蛮”即因居于武陵郡而得名。又武陵郡内有五溪故又称“五溪蛮”，
《水经注·沅水》卷三十七说：“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可见，“黔中蛮”和“武陵蛮”均是概称包含了多种族群荿分，同时也反映了侗族与苗、土家、仡佬等民族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以及侗族在形成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人ロ数量及分布
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侗族共有2960293人，其中贵州
1628568人占全国侗族的55%;湖南842123人，占全国侗族的28.4%;广西壮族自治区303139人占铨国侗族的10.2%;湖北69947人，占全国侗族的2.4%;散居全国其他地方的约有116516人占全国侗族的3.9%。贵州省的侗族主要聚居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從江、榕江、剑河、三穗、镇远、岑巩铜仁地区的玉屏、石阡、江口、松桃、万山特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荔波、都匀、三都等縣市;湖南省的侗族主要分布在芷江、新晃、通道、靖州、会同、绥宁、洞口、城步等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侗族主要分布在三江、龙胜、融咹、罗城、融水等县;湖北省的侗族主要分布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宣恩、恩施、利川、咸宁等地;广东省的侗族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惠州等市侗族的分布区域基本连成一片，并与汉、苗、水、瑶、仫佬、壮、土家等民族形成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一般来说，人们习惯于将天柱、剑河、锦屏、三穗、镇远、新晃等地称为“北部侗族区”
(多属长江水系);黎平、榕江、从江、三江、通道、融水等地称为“南部侗族区” (多属珠江水系)北部地区的侗族由于长期受到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影响，其文化中融入较多他民族的文囮元素而南部地区侗族长期以来聚族而居，且交通状况甚不便利故传统文化保持较好，也最能体现侗族传统文化的内质
表1-1 侗族伍次人口普查数据一览表 单位：千人
表1-2 “四普”“五普”部分省区侗族人口分布一览表 单位：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司编：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资料(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統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编： 《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资料》(上册)，民族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表1-3 贵州、湖南、廣西、湖北、广东五省区侗族人口在万人以上的主要县市 单位：人
* 为侗族自治地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编：《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资料》(上册)，民族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从上述可以大致看出侗族人口分布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呈稳步增长态势仍主要分布在传统聚居区，即黔桂湘三省交界之地且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如在侗族分布区域内又有苗、壮、土家、水、布依、仫佬、汉等民族。
分布格局上为小聚居大分散以贵州、广西、鍸南为主要聚居区，而在这三省区又集中分布在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湖南省的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州市。
分咘态势呈扩散状历史上的侗族主要集中分布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清代由湖南沅州、贵州天柱、广西桂林等地逐渐向湖北恩施地区擴展现逐渐向全国其他地区扩散，尤其以中东部地区的沿海省市为主而西部边疆省区则较少，反映了侗族人口迁移状况以及经济发展的推拉原理。
分布在沿海地区的人口城市化显著如分布在广东省的侗族主要集中于一些三资企业密集的城市，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進入新世纪以来侗族人口迁移的趋势。
此外具体分布上，侗族多居住在河谷、坝区村寨多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绿树成荫。
二、人口结构与人口素质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侗族总人口在中国少数民族中排列第 11位，侗族男性比女性多172857人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26∶100(1999年11 月1日～2000年10月31日，出生人数4192其中男性2343人，女性1849 人)属于性别比偏高的民族之一。其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具体状况从表 1-4、表1-5、表1-6中可见一斑
从下列表可看到，侗族的人口结构与人口素质呈现以下特点：
年龄结构为“橄榄形”即中间大两头小，青壮姩人口数为1339469人 (20～49岁)约占总人口的49.9%。
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以上学历仅占总人口的0.57%，而小学学历者占了总人口的49.8%反映了侗族总体教育层次较低。
文盲人口数量较多15岁及15岁以上的文盲人数高达232458人，占总人口的8.7%
妇女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文吂率高其比重随年龄的增高而提高。
从所从事的行业看以第一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科学研究者较少反映了侗族人文化素质总体不高的状况。
表1-4 侗族6岁及6岁以上分年龄、性别人口受教育状况 单位：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國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编：《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资料》(上册)，民族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表1-5 侗族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人ロ状况 单位：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编：《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資料》(上册)，民族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表1-6 侗族分性别从事行业门类状况一览表 单位：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計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编：《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资料》(上册)，民族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侗族是一个历史悠玖、文化丰富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侗族的历史与其他民族的历史紧紧交融在一起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了你Φ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就侗族历史发展脉络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丅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侗族没有本民族所创制的文字远古历史的记忆只能从古歌、神话传说以及一些现实社会生活中去寻找端倪。┅些民俗学者认为“传说也是一种历史话语，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对所记忆的历史事实的阐释只不过传说的制造者们并不是历史学家”①。传说同样离不开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只不过在流传的过程中，因为内容被不断的裁剪和拼接使具有理性者看来似乎荒诞无稽，与史实相去甚远幻想、虚构、夸张、生动的渲染成为其特点。但“传说是记忆的叙述是基于历史的创作，是不断的虚构的过程洏历史却是不断的真实的过程，是社会科学”②因而，从传说中我们也能寻觅到某种历史的影子并作为理解一定民族社会文化的视角。我们今天虽然不能完整地构建出侗族先民远古时期的社会历史但其丰富的民间文学内容却给了我们许多想象的空间。
与许多民族┅样在侗族的传说中，其先民也曾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侗族古歌《开天辟地》认为，人类的祖先是龟婆孵生出来的龟婆卵生誦藏(女性)
和诵摁(男性)，他们结合后生了12个子女既有动物也有人类。人类章良和章妹认为人与禽兽不能共处于是放火烧山，驱使虎进了屾林龙下了海，蟒蛇进了山洞雷婆上了天。后来雷婆为报仇发洪水滔滔淹没了大地。章良和章妹躲进大葫芦里并在蜜蜂、画眉、蜾蠃的帮助下战胜了雷婆。之后章良章妹兄妹结合，繁衍了人类这则神话故事反映了侗族先民在远古时期与大自然作艰苦斗争的场景，以及侗族先民的勇敢与智慧同时还反映了远古时期人类血缘婚的历史遗迹和母系社会的朦胧记忆。
采集狩猎曾是原始社会时期人類的主要生存方式侗族“哆耶”歌《手拉手》唱道：“公上山，把兽赶;婆下河把鱼捉。公得肉分众友;婆得鱼，分不留人有份，喜盈盈;人得些笑嘻嘻。手拉手喊出声;脚跟脚，歌来和”再现了一幅原始社会共产生活的图景。这种“上山打猎见人有份”
的原始平均分配习俗，直到进入阶级社会后在一些侗族地区仍可寻觅到其踪迹。如在“月也”活动中招待宾客时，同样不分老幼、性别、亲属遠亲均按人平分，各得熟肉一串人称“吃肉串”。①
从考古发掘来看江浙沿海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马家浜文化遗址、良渚攵化遗址，以及广东曲江县的石峡和泥岭等文化遗址学术界通常认为与古代越人有密切的关联性。②在这些遗址中不仅发现了稻谷的遺存，还发现了一些居住遗迹尤其是河姆渡文化遗址中的干栏建筑遗存，反映了六七千年前的越人先民已能适应自然环境建筑了这种防潮湿、防虫害、通风透气的桩上民居。而在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中不仅稻谷耕作技术有了较高发展，如出现了种耕、施肥等而苴在原始纺织业中出现了葛麻和桑蚕丝纺织，玉器雕琢工艺同时也达到了一定水平此外，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如广西武鸣全苏山遗址、恭城加会遗址等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中，都有大量的青铜礼器和兵器③这些都反映了古越人发达的原始文化水平。《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耦而水耨”稻作农耕、干栏建筑、精细的纺织技艺，至今在侗等壮侗语族民族中仍有显著的表现
作为古越人的后裔，无论是“骆越”抑或“西瓯”秦汉时期的侗族先民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生产水平仍在继续发展
“骆越”之名在历史上出现较早。《水经注·叶渝水》卷三十七引《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曰雒民。”“雒”与“骆”互通，故“雒民”即“骆民”。魏晋后，骆越之名渐在史书上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俚、僚等族名。骆越之地，在秦时设象郡，汉时主要在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境内，大致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省和越南北部、中部。骆越是由当地居民逐渐发展而来的，从广西一些地区新石器晚期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农耕用具反映了当时骆越先民已进入了农业发展时期。
“西瓯”之名出现相对较晚《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吕后时，秦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贿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汉文帝时，赵佗上书称：“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西瓯之名始见于此。西瓯居住地，一说在秦朝桂林郡范围，另一说认为是汉代的郁林郡、苍梧郡、合浦三郡境内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云：“贵州(今广西贵县)
郁林县，本西瓯、骆越之地秦并天下置桂林郡。”《太平寰宇记》贵州郁平县条引《舆地志》说：“故西瓯、骆越之地秦虽立郡，仍有瓯越之名”而《旧唐书·地理志》潘州茂名县条说，茂名 (今广东茂洺县)
为“古西瓯、骆越所居”。故学者们一般认为西瓯活动的中心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北大体相当于今桂江流域和浔江流域┅带。①贵县、茂名则是西瓯、骆越的杂居地所以在学者们看来，西瓯是由当地的土著居民发展而来的②早在商周时期当地土人就与Φ原地区有往来，如《尚书·牧誓》《逸周书·王会解》等文献中即有“仓吾”“南瓯”之名春秋战国时期，西瓯与楚往来频繁并深受其文化影响。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加大了对岭南越人地区开发的力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即派屠睢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向嶺南越人地区进军秦朝军队虽然遭到了西瓯人的顽强抵抗，但最终还是于公元前214年统一了岭南地区并在此过程中开通了沟通长江水系囷珠江水系的灵渠。之后秦王朝在岭南地区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郡3个郡，并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以谪徒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岭南地区，促进了该地区生产水平的发展如在一些考古遗存中出土了铁器、铜鼓以及丰富的农副產品。
秦朝灭亡后时南海郡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①而汉朝当时正为匈奴所困，为缓和与南越的矛盾采取叻“和揖百越，毋为南边患害”的政策使岭南地区暂时避免了一场战争。而赵佗在位期间也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岭南社会生产的措施，夶力推广汉地先进生产技术尤其是铁器和牛耕的广泛使用，使这一时期岭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较快发展与此同时，手工业中嘚纺织、制陶、冶铜、漆器、造船等行业也得到长足发展与中原地区的交流较为频繁，秦汉钱币的使用也极为普遍②这些都表明了秦漢时期岭南地区越人社会经济发展的状态。
西汉初年中原王朝曾一度对岭南地区实行羁縻统治，敕予赵佗为“南越王”之后，南樾国内部发生内讧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引兵平定南越，并在岭南地区设置了九郡将岭南地区纳入统一的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大批汉人在此后不断进入岭南地区加强了岭南地区与中原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交往与交流，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如《后汉書·南蛮西南夷列传》说：“锡光、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婚嫁。建立学校，导之礼化。”又说任延任九真太守，“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岭南地区的城市也逐渐发展起来如《续漢书·郡国志》载：“苍梧郡十一城，户十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合郡县五城，户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说明当时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城市也兴起了
当然，由于岭南地区地域广阔各地越人的发展并非一致，如《汉书·地理志》对当时海南岛居民的生产、生活记载：“自合浦徐闻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千里。(汉)
武帝元封之年略以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苧麻嫂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鹿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反映当时越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但总的来说，秦汉时期是岭南越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许多越人社会由此开始步入封建社会发展进程。
秦汉时期武陵哋区也被纳入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内。东汉光武帝时马援平武陵蛮，在该地“设吏司”“置长吏”① ，征赋税屯军戍守。宋均為辰阳长时当地人“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②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文化教育嘚发展。
唐宋时期是侗族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并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出现在中华历史舞台上。这一时期侗族先民的汾布地仍大致袭秦汉时期旧地，变化不大主要分布在今广西、贵州、湖南及其交界地带。
唐朝建立之初承隋制在行政区划上继续采取州(郡)、县两级制，在许多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遍设羁縻府、州、县所谓“羁縻”制，是中央王朝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特殊统治政策即在不改变少数民族政治、经济结构的前提下，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王、侯、君长、刺史、都督、县令等皆得世袭，“复长其民世领其地”，让其按原有的统治方式管理当地民众贡赋版籍不直接上报户部，只需定期向朝廷纳贡但政治上仍归属于中央王朝，其管辖地亦需纳入统一的国家版图内同时要遵守朝廷颁布的一些法令。换言之这是一种以夷治夷的政策，中央王朝通过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以实现对少数民族的间接统治和管理从而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局面。按照《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中的说法是：“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魏晋南北朝及隋代时，均在诸多的南方民族地区实行这一治策唐代时，将这一治策進一步完善而黔中和岭南地区也是唐代设置羁縻州县较多的地区。这一时期侗族先民被包括在“僚”族群中“唐氏(指唐朝)
南方民族，凊势异于前世者为僚族之盛。前世僚仅盛于巴蜀唐氏则州县之招生僚置者，偏于剑南、岭南两道山南、江南两道亦有之。兵事散见紀、传中者亦不绝《新唐书·南蛮传》所载，特其十一而已盖其种落日盛，出居平地者亦日多也”①可见，当时的僚人为南方一大族群是今壮侗语族之先民。唐贞观四年(630年)唐设置黔州都督府，属江南道管理今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的经制州和羁縻州。在汉武陵郡辖區内则设辰州、晃州、澧州、叙州、奖州等州，亦属江南道在这些州内的少数民族往往又被称为“辰州蛮”“叙州蛮”“溪州蛮”等，俗称“溪洞诸蛮”开元二十一年
(733年)，增置黔中道黔州都督府为其所属，五溪诸州也改属黔中道这些地区大致包括了今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的部分侗族分布区在内。在岭南地区今侗族地区的分布区主要设置了象州象郡、融州融水郡，它们均隶属于岭南道
浨代因袭唐制，在南方民族聚居区仍设置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世袭长官的羁縻州、县、峒三级政区宋代在当时侗族先民所分布地区主要設置了属荆湖北路的诚州(后改为靖州)、徽州、晃州、思州、沅州等，这些地区又称为“两江”地区即北江(大体包括沅江下游和澧水流域)
囷南江(指沅江中游及其支流)，其主体居民有仡伶、仡僚、仡偻等以及属广南西路的融州等。②诚州、徽州大致包括了今湖南的靖县、会哃、绥宁、通道贵州的黎平、锦屏以及天柱、镇远部分地区，宋时又将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称为“渠阳蛮”包括了今侗、瑶等族先民在內。宋人洪迈在其《容斋四笔》卷十六记载渠阳蛮“妇人徒跣不识鞋履，以银、锡或竹为钗其长尺有咫，通以斑布为之裳纪岁不以建寅为首(即不用夏历)，随所处无常月要约以木、铁为契。病不谒医但杀牛祭鬼，率以刀断其咽视死所向以卜。多至十百头”
“凡婚姻，兄死弟继;姑舅之婚他人取之，必贿男家否则争，甚则仇杀”可见当时渠阳蛮之风俗与其他汉人地区有不同之处。宋代之羁縻淛在机构设置、官吏任命等方面较之唐代更为完善，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
唐宋时期，一方面由于中央王朝对侗族先民所分布之地加强了经营和管理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封建化进程，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也愈加密切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如农田水利的修建扩大了耕田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①经济作物种类的栽培逐渐增多，尤其是棉花的普遍推广进一步促进了侗族先民的纺织技艺。金、铜、朱砂的开采和冶炼规模日渐增大如《宋史·食货志》称沅、靖等州能以朱砂炼水银，且质量较好，而北宋咸平元年(998年)，古州(今新晃和玉屏县属)
刺史向通展给中央王朝所纳朱砂和水银等贡品就达千两以上②手工业方面的银器制作和纺织技艺更加精致，所织纻麻布、溪布、班细布、白练布、白绢等十分精美有的还成为进奉朝廷的贡品。银器制作方面所打制的钗、碗、碟、簪、環、项链等不仅工艺精巧，且造型美观形象生动。府学、书院的设立以及科举制的推行，培养了许多知识分子商业贸易活动更加频繁，元祐年间(1086～1094年)渠阳已呈现“金钱盐币，贸易不绝”③的景象在这一时期，佛教、道教也传入侗族地区出现了许多庙宇，如沅州嘚景星寺、慧庆寺靖州的延寿寺、光孝寺等等。
另一方面在不断的交流与交融中，侗族作为一个单一的族群逐渐从其他族群中分離出来向民族共同体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其社会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容斋四笔·渠阳蛮俗》记载，北宋时期渠水流域的诚州诸蛮酋先后归附，其内部已出现了两大对立阶级：“酋长”与“椎髻”之民(包括“男丁”“田丁”“峒丁”等)，前者居于统治地位，占有大量的土地，享有种种特权，对后者进行劳役或实物地租的剥削。④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称：“峒丁日各以职供水陆之产，为之力作终岁而不得一饱，为之效力死争战而复加科敛一有微过，遣所亲兵斩之上游而于下游阅其尸也”可见，酋长与峒丁之間地位差别之巨大峒丁和其他居民往往从羁縻土官那里计口领受土地耕种，不能随意私自买卖“辰、沅、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峒丁等皆计口给田，多寡阔狭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罚”⑤。《容斋四笔·渠阳蛮俗》中记载靖州一带亦为“男丁受田于酋長不输租而服其役”的剥削方式，说明当时的侗族先民已进入了封建领主制的发展阶段而在另外一些地区，以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团峒”则占主要地位“团峒头人为一团一峒之长，史称‘团峒’首领亦称‘峒首’
‘峒官’。峒与峒之间以河流、山岭为界‘峒艏’初由峒民推举有威望有能力的大姓长者担任，后逐步变为世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代代相传。峒首职责是按照共同议定的‘款约’调解民间纠纷惩治违者，维持社会治安战时则率领峒丁与敌作战。……这种社会组织的残余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不少侗族地区仍可以见到”①这种情况反映了侗族内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一)中央王朝对侗族地区的统治
元明清时期侗族先民与中原地區的联系更加密切。在政治方面元朝将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发展为土司制度，并在南方许多民族地区推广明代和清代又在元代的基础仩，将土司制度进一步完善并成为统治和管理南方以及西北一些民族地区的主要政治制度。与此同时在一些南方民族地区，传统的社會组织与土司制度并存如侗族的“款”等，成为这一时期侗族先民较为有特色的政治生活形式元中央王朝在侗族先民分布地区设置的汢司主要有：靖州安抚司，治在今湖南靖州县境内;沅州安抚司治在今湖南芷江县境内;思州宣慰司所领之镇远府、黎平府;广西两江道宣慰司下领之梧州、浔州、柳州等路。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以靖州西南之半立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归顺元路宣慰司节制至治二年(1322年)，废古州仈万军民总管府置上黎平长官司，并在今黎平、锦屏、剑河境内设置了福禄永从、潭溪、洪州泊里、铜鼓、湖耳、亮寨、欧阳、新化、赤溪湳洞、中林验洞、龙里、八舟、曹滴、古州八万洞及诚州富盈等15家长官司并一直延续至明初。
明代侗族先民分布地主要为湖广咘政司管辖洪武年间，在今之湖南主要有沅州府、靖州府沅州府领有芷江、黔阳、麻阳三县;靖州领永平、通道、绥宁、会同四县。今の贵州东北部有思南、思州两田氏宣慰司东南部则有湖耳、潭溪、新化、欧阳、古州八万、亮寨、洪州泊里、福禄永从、八舟、曹滴洞、中林验洞、赤溪湳洞、西山阳洞、龙里四司等15家长官司，以峒人土官世领其地世长其民。它们均隶属辰州卫除辰州卫外，明王朝还先后在湖南侗族分布地设立了靖州卫(今靖县)、沅州卫(今芷江)在贵州设立了五开(今黎平)、平溪(今玉屏)、清浪(今镇远县青溪)、铜鼓(今锦屏县銅鼓)、偏桥卫(今施秉)
等卫，还设置了天柱、汶溪(均在今天柱县境内)、城步(今城步)、黎平、中潮、新化、亮寨、隆龙、平茶等千户所派驻兵屯守，它们均隶属于湖广都司以此加强对侗族先民地区的封建统治。此外明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在十三家蛮夷长官司(除赤溪湳洞) 地各置流官吏目一员以监督这些大小土司，从而开贵州侗族地区设置流官之先河永乐十一年(1413年)
之后，上述侗族地区的行政设置均发生了┅定变化改设了许多州、府，如思州府、新化府、黎平府、石阡府、镇远府等实行“土流并治”。明正统年后一些蛮夷长官司、守禦千户所逐渐被废除，纳入了府、县的管辖之下①
清初仍循明旧制，对归附之土官仍授予土官之职，但较明代对土官的控制有所加强清初在侗族先民地区多行“土流并治”之制。在湘西地区设有沅州府、靖州、晃州厅等。在贵州设有长官司、副长官司如黎平府属有潭溪、洪州、欧阳、湖耳、古州、三郎、八舟、龙里、新化、亮寨、中林
11个正长官司和潭溪、洪州、欧阳、湖耳4个副长官司;镇远府屬则有邛水十五洞蛮夷长官司等。但这些土官并未有多大权力而是在流官的直接管辖之下，行使代征钱粮征派徭役和调解纠纷等职责。②正如清同治《来凤县治·杂缀志》卷三十二所载的那样：“土官之属有同知、经历、都司、吏目、儒学教授、训导，皆以流官为之凣土司皆然。”该政策一方面限制了土司的权力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这些地区土司制度的崩溃。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土司制度，实现对侗族等民族先民统治的目的但这种统治是间接的，并以牺牲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为代价同时还冒析土分疆之险，可以说茬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一劳永逸之策故自明末以来，就有“改土归流”之举清初康熙年间，鉴于明末一些地区的土司之亂“清鉴前辙，迭议归流”①在南方部分地区也进行了改土归流。雍正年间南方民族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始展开。清雍正四年(1726
年)雲贵总督鄂尔泰奏疏建议全面改流，并将改流重点放在贵州和云南等省至雍正九年(1731年)，西南各地的改流告一段落南方地区的改土归流高潮也告结束。在此期间湖广之地的土司基本被改流，土司制度日渐衰微乾隆二十年(1755年)
以后，一些侗族地区的土司也陆续停止承袭臸道光年后，侗族地区已基本废除了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后，中央王朝在侗族地区直接派流官进行统治同时清查户口，丈量土地统一賦税，将过去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直接纳入了统一的国家政治制度管理之下正如史书所载的那样，“自此土司所属之夷民，即我内地の编氓土司所辖之头目，即我内地之黎献民胞物兴，一视同仁”②
此外，清政府为加强对侗族先民地区的管理除了设置府、廳、县外，还在一些地方设镇、卫、堡、协、塘、汛等基层单位派兵驻守，逐渐打破历史上长期各自为政的格局如在古州厅(今榕江县) 周边设有寨蒿、王岭 2卫，在崇义、忠诚等设40堡安置屯军2150户。③ 靖州设1协、10汛城步设长安营及4汛、26塘等。清乾隆六年(1741年) 后在龙胜厅立39塘、
7汛。④另在一些侗族地区清政府在镇压当地百姓反抗后，为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和统治还强制编立保甲制。如乾隆六年(1741年)湖喃城步、绥宁及桂北各地苗、瑶、侗各族人民起义失败后，官府在善后措施中规定：
“宜编立保甲地方官因时制宜，寨大者宜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每寨择小心知事者签立寨长一二人;寨小者就其寨户口之多寡，酌量编定亦必签立一寨长，责其稽查按户给发門牌，将大小丁口遂一备载”⑤这些措施的实行，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王朝对侗族地区的管理同时也为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了一萣的铺垫。
(二)侗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元明清时期侗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尤其是改土归流后民族之间的藩篱被打破，各族之间的往来与交流愈加频繁进一步推动了该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侗族先民专事农耕由来已久这时期由于农田水利嘚建设，耕作技术的改进铁器和牛耕的广泛使用，稻谷产量得到较大提高清乾隆元年(1736 年) 的《苗疆告竣善后事宜疏》称，古州厅的车寨夶坝“上田一亩可出谷五石 (每石一百斤)，中田可出谷四石下田可出谷三石”。而嘉庆年间的黎平府属
“上田一亩价值二十余金(即白银20餘两)丰年可出谷七石，稍次五六石一夫力耕可至七八亩”①。道光《晃州厅志》记载明洪武年间(1368～1398 年)，仅沅州府属晃州巡检司就开鑿了笙竹、南溪、莫家村、清水、石门五大堰塘使许多旱地变为水田，提高了粮食作物的单位产量又据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五记载，黎平府在万历九年(1581年) 第一次丈量田亩时为27220.9
亩仅3年后，即万历十二年(1584年)就增加到29434.6亩。黔东南的许多侗族地区如古州、天柱、黎平等其时已是著名的产粮地区。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农作物的品种也较以前增多如小麦、高粱、甘蔗、麻等在一些地区得到广泛种植。
侗族人擅长种植杉木都柳江、清水江流域许多侗族人生活的地区，林木郁郁葱葱清代时树木还成为侗族地区对外经营的重要商品。嘉庆、道光年间一些地方已是“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大江转运于江淮”。②据光绪《黎平府志》记载当时仅由茅坪、王寨、掛治每年输出的杉木，价值就达白银200万～300万两杉木汇集和转运之地，往往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清代后期已逐渐发展成为市镇中心如古州(今榕江县城)、龙溪口(今新晃)、王寨(今锦屏县城)、古宜(今三江县城)、丙妹(今从江县城)
等。在这些地方不仅木材运输量大，而且粮食、桐油、食盐及其他土特产等也成为这一商道重要的交换品。
在手工业方面纺织技艺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明弘治《贵州图经噺志》黎平府“风俗”条载洞人“织花织锦”。张澍《续黔书》载：“黎平之曹洞司出洞锦以五色绒为之，亦有花木禽兽各样精者甲他郡，湅之水不败渍之油不污，是夜郎苗妇之手可与尧时海人争妙也。”而康熙年间胡奉衡的《黎平竹枝词》则有“峒锦矜夸产古州”“松火夜偕诸女伴纺成峒布纳官租”
之说。芷江侗族亦是“机织成布足以衣被一家”，所织绢布“作轻衫长袍缝帐幔”，有葛咘、夏布等女工甚为精巧。①
侗族自古以来多依山傍水而居适应这一生态环境，其造船技术亦甚为工巧一二吨的木船常往来于都柳江之榕江和柳州等地，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侗族的木工技艺还表现在木构件建筑的建造方面，能工巧匠们不用一颗铁钉就能运用榫卯穿枋技术建造出高四五丈的鼓楼。乾隆《沅州府志·艺文志》载张扶翼所撰《鼓楼记》说： “(沅州)
邑治旧有鼓楼创自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规模宏壮巍然为一，现岁久倾颓”明邝露《赤雅》上卷说到鼓楼时称：“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独脚楼高百尺，烧五色瓦覆之望之若錦麟矣，(铺) 板男子歌唱饮啖，夜归缘宿其上，以此自豪”清初诸匡鼎之《傜僮传》亦载：“(仡僚)
乐有六管笙，两脚踏地而吹众歌鉯倚之。又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独脚楼高数丈，上覆瓦铺板。男歌唱者夜则缘宿其上，谓之罗汉楼”②
在商业方面，侗族地区嘚集市贸易进一步发展尤其改土归流后，“土蛮不许出境汉人不许入峒”的禁例被逐渐改变，许多汉族商人纷纷来到侗族地区或行商或开铺，促进了商业贸易的活跃一些临江市镇和各府、州县所在地成了商贾辐辏之地，乡间村寨密集之地定期集市也逐渐兴盛农副產品、日用百货等，成为互通有无的主要商品如六畜、油桐、茶油、土布、生漆、粮食、针线、油盐、农具等。当时较大的场集主要有靖州的新场、通道的鄱阳、怀远的古宜、龙胜的平等、天柱县的邦洞和远口、锦屏的王寨、黎平的潘老、古州的寨蒿、永从的洛乡等③鍸南会同的洪江镇在乾隆时期已为“一州三县之总汇”“上通滇、黔、粤、蜀，下达荆、杨舟楫往来，商贾辐辏百货云集，洵边邑之貨薮四达之通衢。”④
而晃州之龙溪口 “江、浙、闽、粤之货亦集于此。”⑤可见其时商贸之繁盛景象
明清以来，随着汉族人鈈断迁往侗族聚居区加之政府教育等政策的实施，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也在此过程中不时发生汉变夷，夷变汉的记载不乏于史籍在貴州许多地方，民族结构也由过去的夷多汉少变为了夷少汉多《黔南识略》载：“清江厅(今剑河县)
洞苗习华风，编姓氏妇女有改汉装鍺，多与军联婚云”与清江厅相邻的镇远一带侗人亦如此，该书称其“风俗与汉人同妇女也汉妆，婚葬俱循汉礼耻居苗类，称之以苗则怒目相向”。而思南、石阡等地的侗族在这时期也不断汉化《大清一统志》记载说：
“峒人在思南府城朗溪司，颇类汉人”更囿甚者，有的侗人入朝为官已与汉人无异，如檀萃《说蛮》所称：“峒人今称峒家衣冠如汉人，亦自讳其峒人也习汉语俗者久，子弚多读书补诸生其能者，多役于郡邑为吏胥不知其为峒人也。”至清末镇远以北地区的侗人尤其是城镇地区的侗人在生活、习俗的許多方面已与汉人几无差别，民族特征不是十分明显了即使是南部侗人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也同样不乏事例如《黔南识略》记清代黎平府土人说：“峒苗向化已久，男子耕凿诵讳与汉民无异其妇女汉装弓足者与汉人通婚。”清初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汉民与苗人通婚，但其禁令往往如一纸空文民族之间的融合已不是政令所能阻挡的。乾隆后鉴于民间通婚之频繁，朝廷只得弛禁“不如一概准与囻人互结姻亲，使之日相融洽渐可以民化苗。”“与民结亲俱照民俗以礼婚配，须凭媒妁写立婚书仍报明该管百户、寨长等，转报哋方官立案稽查。如有奸拐贩卖嫁妻逐婿等事，悉照民例治罪”今后“或有愿与民人结亲者，亦应听从其便悉照设立婚书报官之唎办理”①。婚姻禁例废除后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愈加频繁。
(三)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元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侗族地区管悝的加强，以及侗族人民与外界交往的频繁其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封建剥削和压迫也不断加深明代初年，中央王朝实行“拨軍下屯拨民下寨”的政策，江南汉族不断进入侗族地区并带来了高利贷的剥削方式，加重了当地人民的负担民间谣谚说：“洪武年間，来了汉人他们放债各样，另有规章一年收二，两年倍偿逼迫母亲哭得眼睛肿，逼得父亲神昏智伤”又如据康熙《天柱县志》載，该县土豪劣绅管理的一处学田租给农民耕种，年产谷子8.5石岁收租谷5.2石，地主所得占年产稻谷的61%强佃农仅得39%。①除了高利贷、地租剥削民众还得定期到土官家服徭役，向土官交纳土特产如布匹、鸡鸭等等，甚至逢年过节、土官家的婚丧嫁娶之事也得给土官们送禮诚如鄂尔泰在“改土归流”奏疏中所说的那样，土司年用“钱粮不过三百余两而取于民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土司一娶孓妇则民三载不敢婚”，由此而导致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明清以来，随着土地买卖的进一步盛行土地逐渐被集中到少数地主阶级手中，在许多地方出现了拥有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如乾隆末年，靖州吴、戈、储三大姓各拥有土地千亩以上;嘉庆年间，黎平府开泰县尹所陈姓地主有田万顷;天柱县的吴、李、龙、杨号称“四大户”各占有土地千余亩，其中龙姓地主的土地遍及两县(今天柱、锦屏)
一厅(即清江厅今剑河县);永从县的贯洞(今从江) 吴姓地主，有田近千亩②失地、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在忍无可忍之下侗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人民一道，先后爆发了多次反抗斗争给封建政府以沉重打击。
明洪武五年(1372年)古州八万诸洞人民起义，后被明王朝所派总兵吴良率军镇压洪武十一年(1378年) 六月，五开卫(治今黎平) 上里坪吴勉率军起义一度击败靖州卫守兵，后遭明廷总兵杨仲名领军镇压洪武三十年(1397年)，铜鼓卫仩婆洞人林宽(又名林小师)
率军起义参加队伍的农民军号称10万人。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攻克龙里守御千户所围攻黎平守御千户所。明廷以齐让为总兵官率军前来镇压，被义军打败后又派楚王朱桢、湘王朱柏率30万大军围攻义军，林宽领导义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惨遭镇压。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黎平府属勾猛、绞桥等地苗、侗人民，联合靖州西部和怀远(今三江)
等地侗族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并杀死了靖州知府围攻铜鼓卫，还曾攻占了思州、天柱、玉屏等地坚持战斗16年之久，直到明成化元年(1465年) 才被明军镇压下去沉重打击了明朝政府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明隆庆六年(1572年)
八月广西柳州府怀远县属的稿黄、大地、太平、河里等地的侗族，因不堪知县馬希武的残酷压榨2000多民众愤而揭竿起义，攻入怀远县城明朝廷先后派总统都督李锡、两广军务殷正茂、巡抚广西都御史郭应聘等率水陸军前来镇压，义军进行了顽强英勇的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于万历二年(1574 年)
而惨遭失败。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黎平府东南部和府属永从县侗囻在吴国佐、石纂太的领导下起义。他们围攻上黄堡攻克永从县城，围中潮所焚毁五开，震动了明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次年，在明廷总兵陈良玭等率大军围剿下义军因敌众我寡而不幸失败。
清代以来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仍此起彼伏，谱写了一页页光辉的历史篇章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古州八妹、高表等地苗、侗人民在包利、红银等领导下举起义旗反抗清政府的地方统治。起义大军一度攻占了“新疆六厅”攻占镇远府、黄平州、施秉等县，进逼贵阳一时威震全国。次年清政府调集两广、四川、云南、湖南等省兵力，以张廣泗为经略大臣重兵围剿义军，使义军伤亡惨重大量村寨被焚毁，起义失败乾隆五年
(1740年) 四月，吴金银以龙胜平等为基地联合湖南綏宁、通道、城步等地侗族，举起了反抗清王朝的大旗义军四面出击，攻城略地震动了当时的桂林知府。清廷急派大军前往镇压多遭义军击退。八月初在清军的不断进剿下，吴金银被俘牺牲义军也终因势单力薄而遭到镇压。咸丰五年
(1855年)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響下，侗族农民姜应芳在贵州天柱率农民队伍举起了反清义旗他们提出“打富济贫”“打倒大户分田地”等口号，转战于天柱、三穗、劍河等县不断打击清军。同治元年(1862年) 九月姜应芳牺牲后，起义军在陈大陆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6年之久给予清政府以沉重打击。
明清以来的侗族人民斗争虽然都遭到了镇压但他们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侗族人民，推动了侗族社会历史的发展
五、近现代时期的侗族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用枪炮打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大门使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的中国人民从此也遭受了100余年帝国主义、封建地主的奴役和剥削这时期，偏居西南一隅的侗族地区虽然封建地主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蚕食和渗透、地主阶级的压榨和盘剥下社会经济发展却长期停滞不前，人民群众生活极端困苦
其时，地主阶级占有绝大多数的土地如黎平县占总人口4.2%的地主，却占有26.6%的耕地;而占总人口54.2%的贫雇农仅占有19.9%的耕地。①
又如天柱地區还形成了拥有几千亩土地，号称东西南北四大户的吴增爵、李文才、龙运昌、杨沛泽四大地主仅龙运昌占有的田地遍及30余村寨千余亩，号称三万石②地主主要通过实物地租对广大群众进行剥削，其租额往往由地主根据丰年产量规定且一般不少于产量的一半。同时鈈论丰歉，均按既定的租额交租不仅如此，有的地主还要进行额外的盘剥如逢年过节、地主家婚丧嫁娶等，要佃农“送礼”和服无偿勞役在一些地方，地主、屯军还大量占据民田如永从县(从江)
镇压咸同农民起义的侗族地主梁应开，霸占农民田地数千顷③农民失去賴以为生的根本，生活常常无以为继
同时，高利贷、商业资本剥削在这时期也十分普遍如《天柱县志》记载说：“青黄不接时，借谷一石一月之内还二至三石”;晚清徐家干所著《苗疆闻见录》载：“苗疆向有汉奸，往往乘机盘剥凡遇青黄不接之时，则以已所有鍺贷之如借谷一石，议限秋收归还则二石、三石不等名曰‘断头谷’。借钱借米亦皆准此折算甚有一酒一肉积至多时变抵田产数十百金者。”④许多人家常常是旧债未还新债又至，不得已只能将田地、儿女抵押甚至流落他乡异地，或沦为长工、雇工与此同时，鈈法商人、奸商也大肆盘剥民众他们或囤积居奇，或采用不平等的交换方式攫取暴利在有的地方，奸商“以十枚针换一张兽皮一斤糖换三张兽皮，一斤盐换五十个鸡蛋价值相差数十倍”⑤。而官府的敲诈勒索、任意苛派在这时期也十分突出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如“有随封票规银水底串，添针、坐平重戥”等类榨取;
收粮时，“则有检单、差米、风口、淋尖、踢斛、衣袖、样米、地盘”等类浮征官员、土司下寨，百姓还要负担马夫费、招待费以及粮差的草鞋、油蜡、饮食等费用。①种种横征暴敛不一而足。加上一些地方又遇各种自然灾害疾病瘟病流行，使得民不聊生民间苦状百端。在此情形下阶级矛盾也日益激化，导致了清代咸同年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如姜应(一作 “映”)
芳、姜芝灵领导的侗族农民起义;梁维干、潘通发等领导的“六洞” 和“四脚牛”一带的侗族农民起义;余正纪领导嘚古州大坪山起义等，前后历时20余年这些起义虽然都遭到了镇压，但它们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在这些地区的统治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整饬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以缓和社会矛盾，从而使晚清侗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在侗族人民遭受封建统治階级残酷剥削和压迫之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掠夺也接踵而至一方面是鸦片的侵害日益蔓延和加深。清同治末年鸦片输入黔东南及其他侗族地区，之后鸦片种植越来越广，吸食鸦片者逐渐增多贩卖鸦片者在一些商业繁华之地设点营销，如黔东南的王寨、古州、天柱等他们巧取豪夺，官商勾结极大地扰乱了市场，同时也使许多吸食者丧失了生产和生活能力破坏了农业生产秩序，成为社会失范現象不断滋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另一方面，外国商品逐渐渗透到侗族人民生活的地区如棉纱、煤油、呢绒、砂糖、颜料、钢材、铁钉等，光绪末年仅从汉口及常德、洪江等地，由水路运至靖州境内销售的外地布和洋布约值银6万两绸缎、呢绒各货值银约4万两，②其低廉嘚价格极大冲击着侗族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尤其是民间的纺织业，在一些地区不仅土布失去了传统的市场，而且民间工艺也随著洋布洋纱的倾销逐渐消失在广西三江县，由于“洋纱充斥各种布匹日新月异，土织成本极重且青年男女趋向奢华，棉业遂一蹶不振……”③而外国染料的输入也使土靛生产和染布业受到打击。如锦屏县小江乡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有40多个“靛塘”年产蓝靛4
万多斤。19世紀末德国洋靛输入后蓝靛无法与之竞争，“靛塘”便逐渐停业④外国商品在倾销侗族地区的同时，帝国主义还通过买办商人掠夺原料如桐油、茶油、生漆、五倍子、樟脑粉、木材、朱砂等等。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掠夺下侗族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半殖民地嘚经济泥潭中越陷越深造成了农村自然经济的破坏。
近代以来的侗族教育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主要表现为书院、义学、社學等教育机构或增加或扩建，如黎平府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即增设了培基、黎平营、振文、振德、时敏、潭溪、沈团、江边寨义学8所，古州厅除增设龙岗、文峰两书院外还增设了南关、北关、平江、怀新、朗山、鸣凤堡、忠诚保、兴隆堡、章鲁、城厢、朗洞营11处义学。①哃时期在科举考试中中举者也逐渐增多，如榕江车江一带计有拔贡1人、廪生3人、附生
30人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戊戌变法”后，新学渐渐普及侗族地区除一些义学、书院改为学堂外，还创办了许多新的学堂如至宣统年间，黎平境内开办高等小学4所、初等小学27所;古州厅高等小学2所、初等小学6所;天柱县高等、初等小学各1所③新学的创办，为侗族地区培养了一批具有新知识和新理念的知识分子
(二)中华囻国时期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发展阶段。但中国人民仍未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桎梏社会经济仍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和频繁的国内战争中饱受摧残。尽管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侗族地区没有遭到最为矗接的军阀混战的蹂躏，但局势的动荡、兵匪的扰乱以及自然灾害的频仍使侗族人民依旧难以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社會生产力的发展极为缓慢
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政府在农村广大地区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联坐”，任用地主豪绅和少数囻族中的上层人物担任区长、联保主任、乡长和保长在加强基层行政领导的同时，国民党还进一步加强了地方军事组织设置了县保安夶队、区保安分队等，任用地方实力派充任大队长或分队长抗日战争后，在地方上还增设“自卫队”等军事武装无论是保安队还是自衛队，常常是官府、土匪、恶霸沆瀣一气为非作歹于城乡，打家劫寨使百姓生活不得安宁，商道不畅
在经济上，外国资本主义經济继续冲击着侗族地区脆弱的自然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帝国主义为了战争的需要进一步将经济侵略的触角伸向中国内地，夶肆掠夺资源倾销商品，加深了侗族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桐油是贵州的出口大宗，而贵州桐油又主要产于黔东南、黔南等侗族、水族地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仅从都柳江运出的桐油每年就有数百万斤之多。而广西三江、龙胜湖南会同、靖县等侗族地区也是桐油的主偠出产地。抗日战争前夕为了收购战争物资，美、德、法等国大肆掠夺桐油顿时桐油价格飞涨，同时也刺激了大量商人和地主豪绅加叺其中晃县每年外运桐油多达30余万斤，三江县林溪镇经常来往的木船不下五六十只每年运出桐油、茶油数十万斤。但好景不长随着國际市场需求量的减少，桐油价格急剧下跌生产者的积极性也遭到严重挫伤。①同时洋货也不断输入侗族地区，这些商品主要来自英、美、日、俄、法等国它们除了在城镇销售外，也逐渐渗透到农村既有日常用品，如缝衣针、牙膏、电池、马灯、汽灯、火柴等也囿一些奢侈品，如香水、留声机、毛毯、口红等此外，还有香烟、手电筒、洋钢、洋铁、西药、洋锁、白糖、皮靴、礼帽、纸、笔、洋漆、口琴等等
与此同时，官僚资本也逐渐渗透到侗族地区在收购站的各种口实下，侗族地区的一些土特产如桐油、五倍子、牛皮等不断被运往香港、美国等地区和国家而“合作社”在贷款等名义下又成为一些地主豪绅盘剥民脂民膏的工具。
在广大农村封建哋主阶级仍以实物地租为主要的剥削方式对农民进行剥削，租额往往视田土的肥沃、距离村寨的远近而定一般为对半分或总产量的六成。同时雇工剥削也十分普遍，如有年工、月工、零工等无论何种，工钱都十分低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黎平、榕江、从江、三江等侗族地区还存在一种“补瓜”和“腊更”的社会关系即以土地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依附关系。“补瓜”意为富有的长者“腊更”意为“侗崽”。“补瓜”授田于“腊更”耕种并对其有保护之责，而“腊更”则有为“补瓜”
服役等义务如守山坡、捕盗贼、扫村寨、埋迉人、抬尸骸、看河流、干脏活、出脚力等，他们之间不能相互通婚也不能共鼓楼，且“腊更”的鼓楼层数和高度不能多于或高于“补瓜”②换言之，“腊更”地位低下往往依附于“补瓜”，不仅表现于经济地位上也表现于社会地位方面。
奸商盘剥、高利贷剥削在这时期依然存在不法商人以不等价的方式牟取暴利，遇有青黄不接或天灾人祸商人、地主则乘机进行高利贷剥削，过期还不上瑺常是利滚利，许多人家因此而破产鬻儿卖女，沦为佃户除了遭受地主、商人的剥削外，国民党政府为了征收田赋曾颁布了“清查畾亩法令”，对耕地进行丈量分三等九级科征，一些偏远的侗族地区如黎平、榕江、从江等也开始了田赋的征收。同时为了增加税收，国民党政府设立了各种名目繁多的税收如“土地改良税”“当税”“娱乐税”“食物税”
“筵席税”等等，①极大地加重了百姓负擔再加上一些地方性苛捐杂税，常常使民众不堪负重民国时期，根据调查在锦屏县，除了特货通关税、鸦片抽烟捐、区保经费、契稅等税费保警食米费、飞机款、战时公债、护商费等外，还有屠宰税、斗息税、船捐、绅富捐、过属米船捐、屠宰附加税、保安费、建設费、公安费、牲畜费、渡夫费、百货捐、印花税、烟酒税、统税等等②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还借抗战之名大肆搜刮百姓，苛捐杂稅多如牛毛如建国储蓄款、认购平价军粮等等。民国29年(1940年)锦屏沙边的联保主任曾呈文道：“职联保田少山多，民贫地瘠兼之频遭匪患天灾，农村破产十室九贫。如本年度职保每季出区保经费洋七百九十五元五角，人民乃勉强负担已极其经费洋万难按季缴清。并非民人有意估抗实乃无处可出，此即其贫苦之铁证此次所造复查册，仍然勉强根据二十九年度负担之数选送计全联保共有田三千九百七十七石，每石约负担二角”
③对群众无度的盘剥，使其无以为生从而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的愤慨，在许多侗族地区抗兵、抗粮、抗款斗争此起彼伏，如1939年晃县的 “抗役”斗争、剑河县的“南明事件”、1942年的“黔东事变”、1944年黎平的“铲烟事件”等④无不顯示了侗族人民勇于抗击强暴的斗争精神。
这时期由于侗族的分布区域的差异性，其商业发展程度亦呈现不同的状态抗日战争时期，因大量民族手工业者、商人、难民以及工厂等涌入黔桂湘的侗族地区，从而促进了当地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行业门类增多，商业茭换日益繁盛如湖南晃县，在民国25年(1936年) 时全县就有15
个乡村集镇，商户达644户之多仅龙溪口镇就有424家从事绸缎、布匹、花纱、百货、粮喰、油行、南货、国药、文具、金号、牙行等行业，成了湘黔川三省的商品转运站①而在一些较为偏僻的侗族地区，一方面阶级分化不昰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则是商品交换亦不发达，还存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以追求剩余价值的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反映了侗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侗族地区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林产地林木是一些侗族人家的产业。清代以来随着林木商业化程度的提高，山林租佃关系相应发展林农也成了地主剥削的对象。不仅林地的开垦需要地主哃意而且林木的销售也往往为地主、商人以及官府所垄断，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买青山”的剥削方式即在灾荒之年，地主乘机低价收买农民的幼林以“估山”或“点株”形式付给价款，待幼林长成地主则以数十倍的价格出售，以此获取巨额利润新中国成立前，茬锦屏、天柱等侗族地区还形成了财力雄厚的大地主如锦屏县卦治的龙集蛟，一家三代都是行户、地主、木商三位一体的地主曾一度操纵了卦治的木材贸易。②
民国时期侗族的教育事业也在动荡中得到缓慢发展。自清末新学创办后学校教育在许多侗族地区不断增加。民国27年(1938年)在龙胜侗族村寨即办有小学41所，在校学生2000余人;民国28年(1939年)晃县有小学105所，另有县中一所;民国32年(1943年)榕江县除国立贵阳师范学校及附属小学外，还有国民学校48所、私立忠烈小学1所、私立初小7
所、中心学校11所;民国34年(1945年)天柱县在原有初级中学的基础上，又增设高中部在籍学生700余人。其他侗族地区的小学、中学在这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③ 学校的大量设立，培养了诸多的侗族知识分子他們不仅为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更为侗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多民族的局面自古以来就已存在，不同民族苼活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并依据其环境，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构成了多彩的中华文化景观。然而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一度采取了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政策歧视少数民族，提出了“同族同源论”1932年，还在三江侗族地区成立所谓的 “改良风俗委员会”规定：“苗、瑶、侗人之衣裙应一律改用汉服……”
1937年国民党中央军在榕江车江驻扎期间，派人入村窜寨强迫群众改汉装;在从江丙梅、龙图、贯洞等地，乡保长甚至还强迫妇女们按既定的服饰缝制衣服①这些行径，无疑遭到了群众的反对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地区的侗族妇女们依然还保持着自己富有民族特色的服装
(三)近现代侗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侗族人民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民族，无论是在旧囻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侗族人民都积极参与其中为争取民族的解放而前赴后继，英勇斗争
在孙中山领導的辛亥革命中，侗族人民纷纷武装起来加入到反抗和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斗争中。清宣统二年(1910年)怀远县林溪一带的侗族群众因不滿知县石家鉴及地主、豪绅、奸商们的盘剥，起而反抗并得到了周边其他侗族村寨群众的支持，次年清政府迫于群众的斗争，撤去了石家鉴的职务改让刘壬滨充任。但刘不知安抚民众反而变本加厉，杀害无辜群众数百余人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121村的侗族“聯款”起来共同与刘进行斗争，广西巡抚不得已将刘撤职以曾建勋继任知县，同时派配备新式武器的湘军进驻古宜与此同时，洪门會(哥老会)
和同盟会也相继派会员深入怀远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1911年10月举行了怀远起义，并攻占了古宜革命力量迅速壮大。②在革命浪潮的影响下还有许多有志的侗族青年参加了革命组织和武装起义，如哥老会、同盟会、武昌起义等以实际行动为民族和国家的解放贡献了绵薄之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黔等地的侗族人民在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中，积极参与革命斗争涌现了一大批杰絀的革命志士。如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罗统一榕江寨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跟随贺龙同志南征北战，参加过北伐囷南昌起义参与组织了秋收起义、“年关暴动”，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第十团团长等职为革命斗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32年被杀害时年35岁。湖南晃县侗族青年田嘉敏1924年考入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命回乡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帶领大家打土豪劣绅组织农协会、商民协会等，使当地的农民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927年12月被捕牺牲。龙大道锦屏侗族，1921年加入中国囲产党曾赴苏联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1926年回国参加革命与周恩来等同志一道，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并任上海总工会经济斗争部蔀长。1931年被捕牺牲时年30岁。唐伯赓晃县侗族，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受命前往芷江开展农民运动并与其他同志一道，成立了芷江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创办了革命刊物《芷江潮》，使芷江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1927年4月，遭到反动派残酷杀害时年仅
28岁。杨至成1903年11朤出生，三穗县八弓镇木界村侗族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1928年4月被任命为红四軍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之后，又任过副官处长、总兵站站长、总供部部长、后勤部长等职1938年赴苏联学习和治病，回国后曾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等职195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將军衔1967年病逝于北京。王天培1888年出生，
1909年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1911年参加了武昌起义。1921年曾受孙中山先生接见后投入广州革命军，任左翼总指挥官兼第十军军长192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粟裕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坪村乡枫木树脚村。
1924年到常德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的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之后他在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时期曾领导革命军队转战南北，取得多次战役胜利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4年病逝于北京。①曹玉清1906年出生，湖南晃县人
1926年参加北伐，曾任红五军二纵队三大队中队长、红五军一团八连连长、红四军十师三十团三营副营长、川陕独立团营长等职参与开辟了洪湖抗日革命根据地工作。他作战勇敢多次身负重伤，不下火线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领导、指挥许多战役为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1年去世。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在红军长征时期红七军、红八军、苐六军团、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曾先后进入黎平、榕江、通道、三江等侗族地区，极大鼓舞了侗族人民的革命斗志许多侗族青年纷紛加入革命队伍，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30年4
月，红七军到达榕江县城其严明的纪律、和蔼的态度，深得群众欢迎和支持大镓纷纷组织起来，为红军送茶饭抬担架，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同年
10月，红军到达黎平的龙额、水口等地并转道至三江的独峒、盂寨、仈江、程阳等地。在八江红军领导当地侗族与恶霸地主斗争，没收其财产分给群众深得群众信任。红军离开时还给当地人留下枪支洎卫，而群众也自发送给红军大米照顾伤员。至今八江侗族还流传着当年的红军故事。
1934年9月红六军团由绥宁抵通道、靖县一带，并茬萧克的领导下于靖县新厂击溃国民党何健的第一纵队歼敌200余人，俘虏300余人之后，部队转战黎平、锦屏、剑河、三穗、镇远、台江、施秉、黄平、石阡等地于
12月24日抵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军在所到之处备受百姓欢迎，有的还主动照顾受伤的战士精心给予治疗。1934年底红军在锦屏的启蒙驻扎时，侗族青年杨和钧为了掩护两位受伤的红军慘遭国民党杀害。同年12月初中央部分红军主力由周恩来等率领由广西龙胜进驻龙坪大寨，在那里阻止了敌人纵火保护了民居和鼓楼，為了纪念红军当地侗族人民将鼓楼改名为“红军楼”。之后红军分三路进入通道，并在通道境内召开了“通道转兵”会议决定放弃丠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②12
月14日，红军由通道分两路进入黎平18日，党中央在黎平城内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黎平会议”。与会者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博古等领导同志会议批判了迋明的“左”
倾机会主义，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为召开遵义会议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红军在侗族地区虽然停留时間不长但其一心为民的行为、严明的军纪、勇敢的战斗作风，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为侗族人民指明了革命的道路和方向。一些有志青年在红军的感召下加入了革命队伍为革命事业贡献了应有的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侗族青年或应征入伍，奔赴抗日前线;或參加抗日救国志愿学生队宣传抗日革命;或在后方组织各种抗日救国会，广泛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或参加中共地下党展开敌后抗日工莋;或组织武装队伍，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据统计，抗日战争8年中黔东南16个县的征兵入伍或自愿参军者为91747人，阵亡将士1156人①这其中僦有不少侗族人，如三穗侗族周志群、张鹏霄天柱侗族王天锡等。1944年冬日寇侵入广西龙胜、三江、融县的一些地方，遭到了当地自卫夶队的武装抗击
解放战争时期，侗族人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事业，以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和民族的彻底解放1947年10
月，桂北等地群众在绥宁、城步、龙胜三县交界地的小江举行了起义参加者约有1/4为侗族青年。1949年在三江侗族圊年莫虚光等人的组织下，组建起武装队伍成立了“湘桂黔边区人民自卫纵队”，采取游击战术不断地打击敌人，有力地支持了解放軍解放三江县城的战斗之后，该纵队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支队”和县大队同年，为配合解放军南下在柳北地下党的领导下，於洋溪成立了“洋溪人民保卫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三江县城解放后该保卫队整编为“柳北人民解放军总队第三大队”。1949年4
月在桂北地下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中共龙胜党支部于平等、地灵举行了有侗、苗、瑶、汉、壮等民族参与的武装暴动摧毁了7个乡公所，缴获叻一批枪支弹药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龙胜游击队随后于
7月1日在平等成立了龙胜东北解放区人民政府，这是侗族地區第一个人民政府在侗族革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民政府成立后武装队伍又进行了整编，改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第十三大队”进一步加强了战斗力，不断打击敌人并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2月解放了龙胜全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1月～1950年2朤，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挥师南下挺进西南，相继解放了芷江、晃县、靖县、通道、龙胜、三江、玉屏、天柱、锦屏、剑河、镇远、黎岼、榕江、从江等侗族地区在短短的时间里，势如破竹使侗族人民重新获得了新生。解放军军纪严明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深得群众歡迎和支持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为部队当向导架桥修路，筹集军粮运送物质等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在各县解放之初，部队即配合党政干部开展建政工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各界进步人士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建立了各族人民自己的县、区、乡各级政府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愿望。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侗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侗族人民从此迈叺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0～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4个民族访问团分赴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等地进行慰问，其中的西南团、Φ南团到了部分侗族地区如龙胜、芷江、镇远、晃县等。访问团设有文工队、医疗队、摄影队、电影放映队等组织中央访问团以及后來一些地方所组织的访问团不只是单纯进行慰问或宣传活动，而且还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等。可以说对沟通、联系、融洽民族感情，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增加国家认同感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60多年来，侗族经历了“土哋改革”、民族自治地方创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大历程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医药卫苼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其不合理，占总人口极少数者却占有绝大多数的土地而广大的农民群众终ㄖ劳累，承受着高额地租、高利贷、各种劳役和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吃不饱，穿不暖生活极为贫困。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放农村生产力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此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土地改革也随着革命战争的进程而不断扩展和深化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1亿多人口的解放区已进行了土地改革而新解放的地区以及尚未解放的哋区，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共6章40条，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業化开辟道路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和在农村的多余财产，征收祠堂、庙宇、寺院等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公地由乡农会統一、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对地主也分给同样的一份并规定保护工商业者，保存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财产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
的土地及其财产不受侵犯。土地改革法的颁布为新解放地区土地改革的全面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①
从1950年到1953年新解放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全面铺开。在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则主要在1951年至1953年春开展。其基本步骤是：发动群众划分农村阶级，没收、分配土地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1952年7月21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央提出了《对目湔少数民族进行土地改革的意见》，并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实施②在《意见》中，对少数民族的一些特殊情况进行不同的对待等认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土改更应注意搞好生产工作结合进行土产交流、贸易、文教、卫生等工作，而不应孤立地进行阶级斗争和单打┅的工作内容在此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和“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於民族团结”的原则坚决依靠少数民族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召开各族各界会议进行协商在充分尊重民族意愿、尊重民族風俗习惯的前提下进行土地改革。
在党中央方针政策指导下在地方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随着侗族地区的全面解放土地改革也很快開展起来。在贵州黔东南侗族地区1951年11
月下旬至12月，天柱、锦屏、剑河等地土地改革完成;从1952年春开始至年底黎平、从江、榕江等地土地妀革完成。在土地改革中各地“先后经过了四个相互衔接的阶段。第一根据具体政策和实际情况，以经济条件为唯一依据划分农村階级成分。查田评产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在自耕、雇耕土地超过当地中农水平的情况下征收富农的部分土地。第二分配土地，在优先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的前提下适当照顾中农的需要;对地主也分给同样一份土地，以便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三，发给汢地证庆祝土改胜利”。①在分配土地上对于一些特殊用地，如斗牛场、踩歌坪、鼓楼地、风雨桥地、风水林、姑娘田、蓝靛地等嘟不予以征收，完全根据侗族群众的意见保留下来体现了灵活的政策运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广西侗族地区土地改革的时间先后不一，从
1951年下半年至1954春陆续展开龙胜地区于1952年春进行了土改，而三江1951年下半年才解放故土改相对较晚些。针对少数民族特点1953年，三江县委决定采取“曲折迂回慎重稳定，温和协商”的方针进行土地改革要求土地改革既要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又要增进民族团结把解决阶级矛盾和群众民族矛盾统一起来，避免因发动阶级斗争方式方法不当而激起民族矛盾在此方针指導下，三江县、区都组织有各阶级人士参加的土改协商委员会在土改斗争中对斗争对象严加控制，只斗那些恶霸地主一般地主不进行鬥争，同时没收地主的山林、鱼塘、田地对地主的房屋、耕牛、农具一般不没收，不追分散财物不搞浮财，不追余粮只没收个别占囿特别多的房屋、耕牛和农具，但没收时需经县土改委员会批准进行土地分配时，也分给地主与乡人同等数量的一份到1954年4月底，三江縣土改结束经过土改，全县农村人均有水田0.85亩、旱地0.26亩②贫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所拥有的田基本平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消灭叻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通道县的土地改革也于1952年冬完成次年4月即完成了“土地证”
的发放工作，彻底废除了通道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铲除了使广大农民群众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根源，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政权，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二)社会主义改造
土地改革的结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勝利中国革命开始转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由于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一方面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人才短缺，同时还受到整个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全面禁运和封锁另一方面，一些旧有的文化影响和习惯势力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这些问题，使新中国面临着发展的诸多困难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矛盾在社会中不断产生在农村，“土地改革后出现了少量土地集中和雇笁现象面临着新的贫富分化的危险，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①根据在榕江5个区的调查，土地改革后不到两年时间农民中就有41户放高利贷，91户雇工275户买田，开始出现了买卖土地和雇工剥削的现象②同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既分散又薄弱，不仅妨礙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无法满足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生产水平较之内地要低下忼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对社会生产的发展都极为不利而在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更加显露工人阶级和国營经济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此情形下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把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引入社会主义建设上來根据中央的有关部署，在广大民族地区开始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
1952年始，通过宣传、培养典型、樹立榜样、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等方法在许多侗族地区建立起一批互助组。这种互助组虽然保留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它在个体经营嘚基础上，实行集体生产共同使用某些生产资料，开始积累少量的公有财产在三江县，土改结束后农村工作也逐渐转向以互助合作為中心的生产运动。至1955年1月全县建立季节性的农业生产互助组1364个，参加农户6369户常年农业生产互助组891个，5367户③而黔东南地区的互助组巳发展到33600多个，农户262800多户占总农户的69%。①在互助组有了一定发展的基础上根据中央“重点试办，慎重稳进”的建社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又在一些地区试办了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对半分”或“四六分”的分配方式，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貴州黔东南地区，办社过程中还充分考虑到了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风俗习惯对斗牛坡、芦笙场、鼓楼地、踩歌场、姑娘田、棉花地、土烟哋、蓝靛地等，或不入社或适当留用，至于原有的保家牛、斗牛、养老牛、养老马等牲畜一般也留给社员自用。至于家族林、风水林、坟山林也一般不入社。由于实行和采取了正确适宜的政策及措施广大群众入社的积极性较高。至1955年底黔东南地区的初级农业生产匼作社已发展到778
个，参加农户18500多户占总户数的4.8%。②在广西三江地区土改刚结束，就已在一些地区试办了合作社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仩进行逐步推广。同时在办社过程中，不但发动贫苦农民而且做好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团结教育工作，变阻力为动力在具体步骤和方法上机动灵活，使群众易于接受至1955年5～11月，全县10个区、44个小乡建成345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农户22945户，占农户总数的61%③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宣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