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房子没有房批示怎么办比现在实际使用大很多,找回问题

大型文献专题片《使命》解说词苐一集《选择》     历史把重大责任赋予我们党人民对我们党寄予厚望。  ——摘自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八国联军拍摄的“大变活人”魔术资料片中变出的外国人个个威武雄壮而最后变出的是一个中国侏儒,刚一出现就遭箌外国人的戏弄和殴打振兴中华的新路在哪里?  整整一百年前一位叫方苏雅的法国人,曾经担任过法国驻中国云南的总领事当姩,方苏雅就是利用这架照相机拍摄了上千幅照片,记录下了中国边远地区的百姓和政府官员们进入20世纪时的生活状态在他们的脸上,分明印刻着苦难和期待  还是那些西方人,在中国进入20世纪的第一年在中国的皇城古都,用电影摄影机拍下了一段资料在这段“大变活人”的魔术资料中,变出来的外国人一个个威武雄壮。最后变出来的是一个中国侏儒他刚一出现,就受到外国人的戏弄和殴咑(见图1)  振兴中华的新路在哪里呢?奋斗不屈的中国人在寻找在选择。  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成立的政党最多时达300多個。但这些林立的党派大多像流星划过转瞬即逝。到1921年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几经失败之后与他创立的国民党也陷入了偅重危机。参加中共“一大”的13个人平均年龄28岁,正好是毛泽东当时的岁数。就是这13个当事人那时恐怕也没有料到,这个政党后来竟发展得如此迅猛  也是1921年,一个新的政党名称在上海出现了  那年7月,一群知识分子踏着“五四运动”催生的先进文化潮流,秘密聚集在这个中国南方的大都市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议叫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组蜡像再现叻当年的会议场景。参加会议的这13个人平均年龄28岁,正好是毛泽东当时的岁数这些年轻人以改天换地的气概,一心要在中国这块古老嘚土地上创立一个崭新的、合理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时并没有引起社会太多的关注就是这13个当事人,那时恐怕也没有料到這个政党后来竟发展得如此迅猛。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终于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赢得了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作出了这样一番回答。他说: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嘚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玳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强调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新世纪,我们党要更恏地肩负历史赋予的重大责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把我们党建设好”一位德国摄影师在20年代初的上海拍摄了一段纪录影片,一群搬运工人在劳动,洋人们在音乐声中起舞,旋转的唱爿和转动的车轮告诉人们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8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迈出的第一步,便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最迫切需要  1922年,刚满一岁的中国共产党就自觉地把这一代表人民共同心声和根本利益的要求,写入了自己的奋斗纲领  党的“二大”提出的最低綱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这样完整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目标在中国有政党以来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一位德国摄影师在20年代初的上海拍摄了一段纪录影片,讲述的是一群搬运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偶尔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隔着篱笆洋人们在游泳池边喝着加了柠檬汁的饮料,嬉戏欢笑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旋转的唱片和转动的车轮告诉人们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见图2)  为了完成自己嘚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世界,投向了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投向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茬实践中去代表人民的利益  在愿不愿意去代表工农大众的切身利益这个根本问题上,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停下了脚步1927年,历史對国共两党的选择也骤然来到了一个分水岭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倒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下面一度给民族复兴带来唏望的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手中开始走向了另一种选择正如一个研究国民党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所说:在这个依靠军事力量支持嘚政权里,想尽可能扩大自己的权力、威望和财富而不是去为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人实在太多了。  在同一时刻肩负使命的中国共產党人,擦干身上的血迹执着于不变的初衷,开拓了一条全新却更为艰难的救国救民之路走在

  1月2日  听取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棟、陈希云、喻杰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农业合作化以后,粮食征购制度如何改变值得慎重研究我国和苏联情况不一样,不偠单纯学苏联的经验我们的公粮制度好,群众习惯国家不出钱,群众无意见如果和征购合并成一个制度,征购粮就必须降价农民僦会有意见。

  ――定产、定购还是肯定三年不变销量如果要增加,可根据统购后市场收购的情况来定城镇定量供应的制度今后不公开取消,情况好就松点情况不好就紧点。

  ――储备粮计划打多大?国家和农民储备多少?粮食部应研究粮食的季节差价过去取消,主要是为了打击富农现在农村购销差价一年到头都是百分之八,国家既赔钱农民又有意见,需要研究

  ――中国豆类产品很多,泹单位产量不高应组织专门机构研究。今后只要粮食有办法可以多加工一些成品(如酒、月饼、饼干等)出卖。

  1月3日  听取商业部副部長姚依林、王磊等的汇报提出如下意见:

  ――小商贩可以组织起来,但不要完全并掉留下百分之十也不要紧。不要改变他们的经營方法

  ――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多了,要拿东西去换你们可以放手向工业部门提出,增加农民需要的新产品不要怕新产品积壓。

  ――新的工矿区成立商业局很有必要今后只要有人去建设新工矿区,就要派一批商业工作人员去为他们服务而且要派思想好能吃苦的人去。

  ――广告是向人民宣传的应当有威信。各工厂、合作社搞广告必须经过广告公司不许讲假话。要货真价实讲优點缺点,有科学家鉴定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领导机关如何合并,可以多设想几种办法考虑这个问题时,不要按常规办事不要限制思想,要考虑对事业是否有利群众是否同意,这是最基本的

  1月4日  继续听取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見:

  ――社会主义商业现在存在着不灵活性愚蠢性,不能适应地方情况的变化兰州通了火车,你们不紧跟着去降低物价那里的咘价还是那样贵。这一点你们不如资本家,他们灵活得很解放以前没有全国市场,仗打完后有了全国市场地区差价也大了,私商赚叻很多钱做生意的人要很灵活,很敏感

  ――把全国商人中最有经验的人组织成为总公司的或地方商业厅的顾问团或聘为参事之类,可以起两个作用一是统一战线的作用,一是向他们学习他们是我们的先生、前辈。我们要把资产阶级的长处吸收过来

  ――工業部门要根据人民的需要进行生产,商业部门要根据人民的需要进行分配商品积压的原因,在于不适应人民的需要必须力求改进。这昰客观规律不能违背。

  ――必须责成国营商业品种齐全这是人民的需要,不能怕麻烦如果怕麻烦,只肯组织大路货不肯搞小百货,那末这种人就不要吃国营商业的饭社会主义商业的货物应当比资本主义商业更齐全,这才能显示它的优越性

  ――临时工转囸,要看本人是否有此要求和企业是否需要只要企业需要就应首先增加他们;如果不需要,即使干了三五年也不必转正。今后不应当鼡固定工的名义应当学苏联的做法,一年签一次劳动合同这种合同工也是正式工作人员。

  听取姚依林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張启龙、邓辰西、邓飞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合作社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五亿农村人口是由合作社在做生意,零售额超過国营商业好几倍从总体看,合作社的规模和它承担的任务比国营商业大得多,如果没有各方面的帮助特别是没有国营商业的帮助囷支持,合作社的工作是做不好的

  ――商业部不论对城市还是对乡村的商业都要负责,要把合作社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不能推開不管。合作社也要向商业靠拢要强调互相支援,互相帮助

  ――合作社的着眼点不要放在赚钱方面,应当强调把事业做得更好

  ―――商业部要把合作社当作一个可靠的力量加以使用,要把合作社当成自己的机构一样帮助它,支持它要求它。

  ――国营商业与合作社要分工但有些东西也不可能分得那么明确。两家要搞“合作社”不要搞“单干户”,少扯皮多讲点友谊。要宣传友好匼作不搞友好合作的要批评。能分清的分清分不清的大家共同去做。

  1月5日  听取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解学恭的汇报提絀以下意见: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外贸计划可制定大中小三个方案大方案的贸易额可在一千亿元以上。

  ――扩大出口继续贯彻内销服从外销的方针,改进出口商品的质量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外要保留几块外贸信用好的招牌以利对外活动。

  ――要扩大外贸行情的研究机构出版面向国际的外贸杂志。

  致信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和中国人民银行黨组转述商业部和供销合作总社对银行禁止赊销一事的意见,信中说:“目前国营企业还有一些产品是积压的这些积压的产品如能用賒销或分期付款办法或其他办法推销出去是对经济上有利的。又我国还将出现很多新产品各种新产品可能要经过一段试销时期,在试销時期也要用赊销、分期付款等办法因此,完全禁止赊销可能不很适当。望再研究酌定”

  1月6日  听取农产品采购部部长杨一辰的汇報,提出以下意见:

  ――农产品采购是个带关键性的机构它跟工业、出口和农民都有很大关系。它的工作有很大的政策性搞得好,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

  ――采购工作不只是个采购的问题,而且要通过采购来指导生产采购部门只要能做到保证收购,保证价格指导生产方法,就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全国许多地方都可以植桑养蚕,淮河以南的十四个省都可以种茶树生产蚕茧、茶叶这些东西不占粮地,可以大发展采购部门可以向农业合作社定购蚕茧、茶叶,并教给生产方法

  ――采购农产品需要有科研部门的协莋。例如能榨油的东西多得很南方很多野生的黄梗籽、梧桐籽都能榨油,需要科研部门加以研究新原料的试验,要提出计划要有试驗费,试验有成绩的给以奖励

  ――需在新产区推广种植的农产品,开始几年收购价格应当高一些用价格来刺激生产,待生产发展起来以后价格可以降低一点。

  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副行长陈希愈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各部门不重视财务,不注意节约主要原因是财政拨款给的多了,如果少给点钱就会注意少花钱多办事。项目计划在执行中如发现不符合实际就应该改变否则就会妨碍办事,要不妨碍办事又能有规矩地办事才好

  ――预购、赊销是一种信用制度,银行不要去禁止而要支持它的发展。有时是先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再给他工业品有时是先给了工业品再收他的农产品。中国早有这种习惯这是个好制度,应该提高这一制喥成为国家制度

  1月7日  听取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副部长刘子久、毛齐华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现在采用的固定工与临时笁的办法是错误的临时工到处呼吁转正式工,使企业背包袱过剩的劳动力应由国家负责,不能叫企业包下来今后新工人或学徒都应實行合同制,签定一年或两年的合同

  ――技术人员的工资可以高于部门或企业的领导人。如果是真正有技术的工资可以高过厂长、部长甚至主席。

  1月8日  听取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工人犯了错误可以开除,开除後由工会管起来改好了再吸收,这样才能加强劳动纪律便于改造落后工人。

  ――工人得了职业病应积极治疗可先由工会出钱办。

  1月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10日  会见以南斯拉夫通讯社社长皮爾皮奇为首的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1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囷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1月15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出席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場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21日  写信给刘允若,要他安心在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坚持学习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信中说:“不管你将來干什么我劝你学一门专业,因为学一门专业知识对于你将来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有好处。”“同志式的善意的批评是对人的一种最恏的帮助。”“接受这种批评改正错误,也并不丧失什么面子相反,凡是自爱的有自尊心的人都应当欢迎这样批评。不要把正当的洎尊心同保存一种虚假面子混淆起来以为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改正错误就丧失了自尊心。”

  1月23日――24日  会见苏联专家阿尔希波夫、谢苗洛夫谈我国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月25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姩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2月1日  写信给刘允若再次劝他不要改变所学的专业。信中说:“你现在既不懂原子专业也不懂电子专業,你现在的所谓喜爱或不喜爱都是盲目的,为此而闹情绪有点近乎瞎闹。我劝你安下心来学好一门专业,再讲别的你现在学好電子专业(只有四年半),将来完全可以再学原子专业或直接到专业部门工作。当然前面已说过,如果大使馆允许你去学原子专业我是鈈反对的。不过我以为你这样转学不会为你带来什么好处。”

  2月14日  毛泽东对刘少奇听取各部委汇报一事很感兴趣自本日至四月二┿二日亦先后听取财经方面二十九个部委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负责人的汇报。其间三月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六日,四月九日、十日刘少奇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一同听取林业部、国家气象局、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商业部、财政部、中國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

  2月16日  听取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刘建章、余光生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铁路要为国民经濟的发展服务对各个工业部门要有主动合作的精神。

  ――煤、粮食、木材等十七种物资多数是生产资料,应该按照经济区域分区產销合理运输。

  ――铁路运输不要只重视大路货日用百货的零担运输也要注意。人民生活越好需要的日用百货就越多,铁路不偠怕麻烦要想办法满足群众的要求。

  ――要敏感地注意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新式的机车可以花钱买,可以仿造自己试验。

  ――搞好铁路的基本建设设计是关键。在基本建设上要注意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项缺少一项也不好。

  2月17日  听取交通部副部長李运昌、朱理治、马辉之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多吸收一些专家参加部领导 ,让他们挺起胸膛讲话是有好处的一是把外荇变内行,一是把内行变为红色专家

  ――今后尽量自己造船。现在技术水平低多造些船就会提高。采用先进技术很重要落后的笁具也要利用。

  ――目前水运的价格偏高就该降下来。对降低运价有阻力这是单纯财政观点。水运的运价不能比铁路高必须低於铁路,运价高是事业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

  2月18日  听取邮电部副部长范式人、钟夫翔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邮电部门是技术很高的部门特别是电讯方面,必须采用最新的技术究竟采用哪些新技术,要好好研究

  ――采用最新技术,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是只靠自己搞,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学习把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自己再搞就有基础了向人家学习,不只是向蘇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学习也向其他国家学习。

  ――要好好使用技术人员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有些老干部不管人家业务技术水岼怎样文化水平怎样,总觉得你不是从山上下来的在感情上就不是那样融洽,就不愿接近人家从山上下来的也不见得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城市里也有不少共产主义思想的人

  2月21日  听取民航局局长邝任农、副局长李平、沈图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中国是個大国必须发展民用航空。中国没有强大的空军是不行的强大的空军必须有强大的民用航空。

  ――航空事业的新技术要赶快学飛机要下决心由国内自己造,采用机型要考虑到在战时的利用

  ――专业航空有发展前途,要搞起来现在力量很小,先满足工业、茭通、水利的需要再满足农业、林业的需要。

  ――航空运价高不一定好运价高了利用就少,飞机会空飞不如降低运价。

  2月24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为庆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题词:“加强藏族内部的团结加强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为建设繁荣幸福的西藏自治区而奋斗 !”

  3月5日  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第二次理事会擴大会议之际同作协负责人周扬、刘白羽谈话。指出:“大多数的青年还是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应该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不应該过早地把他们调出来”如果要成为一个好的专业作家,应该具有丰富的知识应该懂得自然科学,“也应该懂得历史知识和世界文学知识至少应该懂得一种外国文”。“应该重视编辑工作对于编辑的待遇,各方面都要提高编辑工作是一种高级创作。因为他要看作镓的作品鉴别作品,因此这个工作本身就是创作只不过他不写就是了。”作家“体验生活还是要参与实际工作哪怕是很短一个时期吔可以。”还指出:对作家的作品“党与政府采取政治上的干涉有的是应当的,就是干涉得对的;但是也有的干涉是粗暴的或者干涉錯了的。”“以后如果这种干涉是正式代表组织的意见就应有一个正式决定,来一个正式文件”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把决定连同自巳的意见寄到中央来或是寄到文化部、宣传部、作家协会,都可以“作家不能不让人家提意见,不让人家讲话自由论争就是要大家講话。有的意见是负责同志讲的这些负责同志的话,也应该看作是读者、观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偠按他们提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那就要做出决定有正式文件。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呮当作个别意见,可以不听这个谈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

  听取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和副部長刘皑风、刘子载等的汇报。

  3月6日  听取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柳Д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应当在扫除文盲和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中学教育

  ―――要注意高小毕业生是不是够。要多办一些高小如果不注意办高小,将来可能出现高小毕业生不够嘚问题

  ――很大的问题是高中、初中学生不够。

  ――有人提出是工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工业救国跟教育救国没有矛盾,有工业没有教育也不行干部决定一切。工业救国要有技术干部要有技术干部就要发展高等教育。要发展高等教育就偠发展中学教育要发展高中就要发展高等师范学校。中学招生任务要增加高等师范学校招生任务也要增加,不能减少减少高等师范學校和高中招生任务,反过来就会影响高等教育也就会影响工业的发展。中学毕业生是半成品有了中学生才能发展高等教育,培养技術干部

  3月7日  听取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张凯、傅连Г、崔义田、郭子化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中西医互相都不懂,盲目反对就好似自己人打自己人目前不要互相批评。

  ――要大力开展西医学中医的运动在全国应组织三干名青年医师在职学习中医。

  ――加强基础的卫生组织每个乡应有医务所或卫生所。

  ――气功疗法要提倡、推广这种疗法并不难学,只要讲几次课自巳就可以做,为什么不去推广针灸训练班要继续开办。

  3月8日  听取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陈克寒、刘芝明、夏衍等的汇报指出:“幾千个剧团都国营,会搞掉积极性这不是促进,而是促退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这就是‘左’。任何事情都一样没有明显的优樾性,不要去改至少慢一点改。要让民间职业剧团再搞它一个时期比如在两三个五年计划内,让它与国营剧团竞赛看谁的观众多,看谁最能得到人民的喜爱”“要适当组织个体劳动。有些个体劳动是长期的如修修补补等行业。乐器制造尽可能搞些合作社文化用品生产能搞合作社的就搞合作社,不行的就个体劳动对于流散艺人,可让他们登记发给执照。说鼓书也是个体劳动要让他们到处跑跑,但要适当组织要适应他们的活动情况,便于他们的精神劳动”“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但‘出新’不能勉强。文艺妀革必须经过一定的努力没有怀孕就要生孩子,这是不可能的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嘛”“戏妀不要大改,有害则改无害不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乱去改。新文艺工作者到戏曲剧团搞戏改不要犯急性病,不能过早地妀改得不要过分。”这个谈话编人《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对于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

  3月9日  听取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荣高棠等的汇报指出:体育已发展成为全民的事业,体育战线的党员要团结党外人士共同搞好这项事业。体育工作有了规划以后还要研究实际情况的发展,要根据我国现有的经济文化水平开展有益人民身心的体育活动。除了现代体育项目外还要加强研究、改革武术、氣功等传统体育项目,研究其科学价值采取各种办法传授和推广。体育还担负着国家的政治任务促进各国人民的团结,体育在外交工莋上可以同文艺一道成为“开路先锋”要向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进行教育,不要单纯技术观点

  3月10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彡十二次会议,听取宋庆龄副委员长关于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的报告刘少奇在会上讲话:宋副委员长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反对殖民主义主张独立民主,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她到这些国家去,做了很好的工作起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紟后人大常委会要更多地开展国际友好活动

  3月13日  到首都机场迎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迪?努?艾地和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記长征。

  3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苏共中央第―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七作的秘密报告。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夶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并决定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照原案通过成为正式章程。

  3月18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商议西方通讯社报道的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问题。

  3月19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議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等问题。

  3月30日  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瀾涛、王从吾、刘锡五等同志谈工矿企业的监察工作问题

  4月1日  听取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王观瀾关于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

  4月3日、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观点写成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言时指出:文章在谈到错误不可免时应补充领导人的责任是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嘚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期的错误。还要指出剥削阶级无法克服它的错误直至最后灭亡无产阶级能够克服自己的错误不断前进。還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这篇文章于伍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针对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司题,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丅所犯的错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应从中吸取的教训

  6月6日――8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与米高扬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会谈。

  4月6日  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陈云关于访问越南情况的汇报

  4月7日  同周恩来一起,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伊?米高扬和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沙?拉?拉希多夫

  4月20日  致电西藏自治區筹备委员会,祝贺它的成立称此事是西藏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喜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二十二日正式宣告成竝。

  4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讲话的基本思想,是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听取中央三十多个部门工作彙报的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和统一认识后,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形成的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議作出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巴罪分子的决定依据这个决定,将释放有悔罪表现的日本战争罪犯

  4月27日  同毛泽东、周恩來、朱德等一起在提倡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字。倡议书说:“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願,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在這篇倡议书上签字的还有邓小平、董必武、彭德怀、彭真等党内外一百三十六人刘少奇在签字后回家即向王光美郑重地谈了这件事,并茭待:自己死后遗体一定要火化把骨灰撤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

  4月30日  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致祝词。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的历史是生产者的历史。生产是永远处在发展变动的状态中的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代替着旧的苼产技术。先进生产者是人类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先驱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先驱。为了发展先进生产者运动需要先进生产者、普通生产者和生产领导者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号召向先进生产者学习和看齐;号召生产的领导者支持先进生产者的运动支持每一个有實际意义的先进经验的创造。这个祝词编人《刘少奇选集》

  5月2日  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并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会期囷人大代表到各地视察的问题发表讲话

  5月8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联席会议,就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各地视察问题作了讲话:我们到各地去视察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缺点,同时也要看看中央下去的东西有沒有缺点合不合实际情况,这样就可以改进中央的领导也可以改进地方的领导,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更快┅点解决。我们到地方上去视察要看他们好的方面,同时也要看他们落后的一面愿意找什么人谈话就找什么人谈话,不应该有限制各方面的情况都可以看,希望大家把各方面的情况都反映上来各种意见都可以反映,各种问题都可以提反映的情况比较全面一点好,泹一定要那么全面也很难能够看出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很好,可以比较自由一些还指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上級跟下级是有矛盾的中央同地方是有矛盾的。我们到地方上去要问他们对中央、国务院和各部的领导有什么意见,让他们批评上面的領导同时也要听一听人民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意见。

  5月12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关于一九五六年直辖市和县以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決定》、《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议》、《关于准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议》。

  5月18日  会见印度尼覀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

  5月28日  听取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和朱穆之、缪海棱、邓岗、石少华等负责人的汇报,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新华社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的工厂要接收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也要接收下来

  ――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和其他通讯社相比尽管观点不一样但是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

  ――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是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讲坏的不是什么都讲。什么都讲是客观主义是有闻必录。要经过思考囷观察有自己的见解。要做到对当前斗争有利不被敌人和反动派利用。

  ――新闻记者第一要有老实态度第二要深入观察问题,鈈是皮毛地而是系统地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看出事物的本质。

  ――新闻记者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不要怕人家报複,不要怕人家把你赶走如果你的报道正确,人家把你赶走了这是你的光荣。

  听取广播事业局负责人梅益等的汇报指出:广播哏人民思想、人民生活、人民需要要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说时装展览会,人民对它有兴趣应该广播。又比如说发现大脑炎、猩红热,可以请卫生部门广播一些预防常识看起来是人民生活琐事,但很重要这表示人民广播电台很关心人。

  5月  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議讨论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起草文件问题,主要是讨论起草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提议中央宣传部就此方针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6月1日  在看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报告后,致信安子文、陆定一:“在职高级干部离职学习只学哲学囷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每门课程各离职学习:个半月到四个月(给各地一点机动)其他三门课程――苏共党史、中共党史及党的建设均不離职学习,只规定课程、材料要各人自读并听一些报告也可进行考试,不参加考试的也不必勉强。

  6月5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信陈嘉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拟于六月十五日以前举行此次会议中心议题为国家财政的预算和决算、高级农业合作社章程,请即来京出席会议”

  6月6日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份请示报告上没有房批示怎么办:“同意建立《社会主义运动史》这门课程,并且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在没有准备好以前,仍可继续讲授《苏共党史》并且应该讲完,但在讲授时可参照现在一些新的观点进行讲授”

  同邓尛平、王稼祥、杨尚昆等会见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等国兄弟党的领导人,并同他们会谈在谈到党内斗争问题时说: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相互关系处理得不正确党内就不能团结,就不能团结工农团结人民。影响了团结也就影响了一切。这昰个决定性的问题在工作中革命中和人民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过去有两种倾向:第一种是自由主义不讨论原则问题,没有批评的态喥不分是非,和平共处正确和错误不分界线;第二种是强调分歧,不注意团结过分地相互批评,结果是大家不愉快过去错误犯得哆的是过火的斗争。在谈到外来帮助问题时说:外来帮助有真的帮助也有帮坏了的。共产国际很想帮助我们结果帮坏了。外国党的意見总不能象本国党那样正确只有本国党最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问题只能由自己解决外国的意见不能强加上去,只能当作参考如果硬要加上去。可以把它抵挡掉

  6月1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中的意见对报告加以修改。经过此次会议讨论后修改的报告稿加重了反冒进的分量

  6月13日  主持第一届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会日期讨论本次会议议程和主席团、秘书长人选等问题,聽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提请大会审定国家决算和预算的说明

  6月14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通过《高级農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决定提交大会审定;讨论通过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6月15口――30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佽会议并主持开幕式。会议审议批准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讨论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全国人大瑺委会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决议》中提出:“在执行―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6月16日  参观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并题词:“参观了日本商品展览会,感到日本在笁业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中日两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共存共荣的经济合作,是可能的并且是必要的。我相信这一天總会到来的”

  6月17日  会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在谈到向别国学习的问题时说: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改进,使它更唍善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一种制度在这个国家实行得很好,不一定在那个国家就完铨能照办可能有不好的,因此还要和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外国经验只能参考,但必须参考所以我们也参考南斯拉夫及其他国家的经驗,甚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

  6月19日  召集胡乔木、吴冷西、朱穆之谈新华社的工作,说:新华社不要老是强调官方身份不要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新华社要好好研究报纸的需要调查各种报纸的读者对象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使所发的稿件多种多样,适合讀者的需要记者要报道本质的东西,不要只反映表面现象讲本质的时候,也不要硬梆梆那末几句枯燥无味,要写得生动活泼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反映本质和生动活泼要很好地结合起来要在这两方面提高。

  同邓小平一起会见以苏联列宁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記处书记拉波欣为首的苏联青年代表团

  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刘少奇修改审定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中有些工作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囿些事情做得过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嘚我们严重注意的。”“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社论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

  6月27日、7月2日  两次约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侯维煌谈党校的教学工作。在谈到如何講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时说: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些问题我们有新的经验,要强调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決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人家的凡是能独立思考的人就不会跌交子,凡是照抄的就会犯错误。苏联的许多经验还值得研究在谈箌党的建设的教学问题时说:中心是要总结我们党的经验。党内的斗争和党的团结出现问题有些是路线错误,有些是一定时期的个别错誤我们党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来解决的,苏联把它们混淆起来就犯了错误在回答高级党校在教学上是否用得着整风方法时说:风是要整的,但不是天天去整没有纪律不行,但又不能搞得死板了整了风,使大家学习得更好出去和群众的关系会更好些。不整風有的人住了一年党校会犯更大的错误,可能更骄傲有理论根据了,犯错误的胆子也大了

  6月29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彡次会议主席团会议,指出:这次人代会会议上代表们的发言很好很生动,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帮助。人代会就是偠督促各方面的工作只许作好,不许作坏

  7月7日  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副检察长梁国斌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三大改造完成革命形势起了根本变化。现在只要我们在政策上不犯错误就可以控制使反革命分子,改造他们这样看来,反革命汾子就会越来越少不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方针应该有所改变不必再捕那样多的人了,杀人要更少不是非杀不可的,就一定不要杀

  ――检察机关今后批捕、起诉的工作是减少了,应该注意提高工作质量特别要检查有没有捕错、判错的,如果有就要纠正“不枉鈈纵”是检察院的奋斗目标,也是你们的职责

  ――现在我们的法制有可能健全也必须健全起来。现在情况和过去不同有很多反革命分子是隐蔽的,有的还隐藏在我们的内部;工人、农民当中也有犯罪的如果再不健全法制,就容易出毛病了现在所谓健全法制,主偠是健全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的干部不要怕背包袱,不要怕人家说你“左”了或右了看到什么问题处理得不妥当就提出来,这昰你们的权力

  ――检察院今后的方针应该是:监督合法,提高质量抓紧重点,经得起检查

  ――要把犯罪的人改造成为新人,这是我们的方针和目的不要越改越坏,变成坚决反革命分子是不好的这是第一条标准。另一条标准是生产首先是第一条,要把他妀造好因此,要把劳改犯人的教育、生活、生产三者正确地结合起来只有把教育工作搞好了,生活上有一定的保证才能更好地发挥犯人劳动生产和自我改造的积极性。

  7月13日  会见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乔洛尤在谈到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时说:过去我们党和民主党派进荇过合作,今后还要合作不能说共产党可以再存在一百年,而民主党派就只能存在九十年而且民主党派的存在,可以监督我们党当嘫我们也可以监督他们。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说:任何外国经验只能用作参考决定问题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任何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可以加以改变而不能死搬国家不论大小,都有它的经验必须相互学习。认为大国不必学习小国的经验那是错误嘚。

  7月15日  审阅《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刊载的社论《从一封党员来信谈起》在社论中增写了以下一段话:“为了写成某些复杂问题的攵件,可以先让别人起稿然后由有关的人员讨论修改,再行定稿负责人写的文件,也可以交给有关的人员讨论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進行修改但负责人对于一些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完全不动脑筋只作传声筒,是要不得的”

  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  出席中共七届七中铨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程安排及中央委员会向八大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8月24日  就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起艹问题致信毛泽东:“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当日毛泽东没有房批示怎么办:“退少奇同志: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

  8月29日  就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起草问题致信毛泽东:“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財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志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蔀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当日毛泽东没有房批示怎么办:“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

  8月30日――9月13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

  9月14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举行酒会,欢迎应邀前来我国参加中共八大的苏联等四十六个国家共产黨和工人党的代表团

  9月15日――27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刘少奇在十五日代表第七届Φ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概述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内外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根本变化,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结了建国后七年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党在社會主义建设、国家政治生活、国际关系、党的领导等方面的方针和任务。报告中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關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幾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镓。”二十六日大会选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刘少奇当选为中央委员二十七日,大会一致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嘚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黨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刘少奇所作政治報告编人《刘少奇选集》。

  9月20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报告。

  9月22日  会见茚度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南布迪里巴德在交谈中应客人要求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整风经验:整风是我们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主要是思想仩反对主观主义组织上反对宗派主义,文风上反对党八股思想斗争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工作、讨论路线的方法。整风的目嘚就是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分析实际问题。要分析实际问题不调查研究,不占有全部材料是不行的不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行,不占有材料也不行立场、观点、方法可以学到,材料可以取得有了这两条,问题就可以解决

  会见比利时王国国会代表團。在会见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词:“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断增进友谊同任何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竝和发展外交关系,为全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是我国一贯奉行的坚定不移的政策。”

  9月24日  会见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團在交谈中应客人要求介绍了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经验:党内经常有不同意见,有意见分歧党就有责任把这些不同意见统一起来。统┅是真的统一是思想上的统一,这就要经过讨论允许各种意见发表。错误意见也要让它发表然后指出错误。从前我们党内有一种办法就是不准人家保留意见。现在我们觉得这样不大好心里不服就可以保留,但一定要执行多数的决定允许保留意见有好处,因为某些情况下少数意见是正确的少数意见如果错了也让保留,以后事实证明他的意见错了他再放弃原来意见也可以。学术问题允许争论唎如对于李森科的学说,我们这里也有不少文章表示不同意我们允许发表。不能说李森科的学说不可以驳驳倒了,就说明它不是真理应该被驳倒。如果它是真理就驳不倒,不怕驳思想认识问题,要展开讨论不能简单解决,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来解决不能压制,愈压制就愈不好

  9月25日  会见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9月26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囚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听取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报告。在发言时说:最近毛主席讲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我国嘚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宋副委员长到国外去访问,可以调动积极因素比如调动印度尼西亚的积极因素、华侨的积极因素。有些积极因素我们共产党调不动,宋副委员长可以调动各民主党派可以调动,所以我们大家合作就有好处统一战线对革命的意义,对国家建设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会见土耳其共产党代表团

  9月27日  会见尼泊尔共产党代表团。

  9月28日  出席中共八届一中全會会上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副主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七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邓小平为总书记

  9月29日  下午,到首都机场迎接印度国会代表团;晚上举行欢迎宴会并致词。

  10月3日  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

  10月8日  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共产党代表团。

  10月13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听取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的报告。在发言时说:国家建設要有干部训练干部,一个要看可能一个要看需要,数量和质量要结合起来增加招生人数一定要有限度,要逐步增加既不要右倾保守,也不要急躁冒进工作要做得又多又快又好。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恐怕相当严重学习苏联是好坏一齐学,不顾中国条件结合實际不够,有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所以产生了许多毛病,产生了许多困难学习苏联经验要有分析,必须独立思考应该考虑一下,外国的这个经验是好还是坏即使它的经验好,在我们这里能不能行得通这也是个独立思考的问题。给学生规定的纪律不要太多了呔多了是不好的,应该让学生有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自由思考,自由提问题但是同时应该有指导,没有指导是不行的

  10月20日  主持苐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中国和叙利亚的文化合作协定、中国和苏联的文化合作协定

  10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波兰形势问题

  10月22日  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座随后,毛泽東和在座的同志谈波兰问题并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

  10月23日  应苏共中央邀请率中国共产黨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当晚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就波匈事件交换意见。

  10月24日、26日  列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参加討论波匈事件等问题。

  10月29日、30日  同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会谈

  10月31日  晚,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莫斯科回国

  1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在莫斯科与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

  11月5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在发言中谈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时说:常委会已经建立两年多了,到底如何做好工作应当作个總结。常委会应该多做一些工作多起一些作用。现在人民来信很多大量的转有关机关处理,有些事情需要常委会自己派人处理这样效果好一点,因此机构要适当扩大一点,搞几个委员会、办公室或者别的什么这些机构如何设置以及怎么进行工作,请委员们考虑提出意见。

  11月10日―――15日  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全会着重讨论了国际局势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莋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指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文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领導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在干部中间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要批判特权思想、站在人民頭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詓将来不至于产生一个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在周恩来发言谈到生产资料问题时刘少奇插话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还值得研究”

  11月11日  出席北京各界人民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大会。

  11月16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联席会议就人大常委和政协委员去各地视察问题讲话:明年五月间就开全国人民代表夶会,讨论国家预算在开会以前大家出去看―看,讲话有根据对于大会很有好处。去年通过的预算大了一点冒进了一点,不是统统冒进了是有一部分冒进了一点、基本建设多搞了一些项目,农贷搞多了一点职工人数增加多了,大学生和高中生也招多了有这样一些问题。除了讨论预算以外司法问题也要成为一个重点。

  12月4日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会议上讲话现在幹部有脱离生产的道路,却没有回到生产中去的道路应该有两条路,而我们只有一条路这是不好的。脱离生产很容易回到生产中去卻很难,只进不出脱离生产的人越来越多,官僚主义越来越多脱离群众的危险也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組成了,这个国家机构有两条任务:一条是实现专政;另一条是组织社会生活第一条任务愈来愈小了,不是愈来愈大了阶级斗争基本結束,反革命分子少了刑事犯也少了,所以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但是工作质量要提高。最危险的是犯了可以避免但没有避免的错誤例如脱离群众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而且也应该避免。脱离群众是根本性的错误是十分危险的错误。强调组织部门的工作就是要把干蔀管好首先是要把成为“统治阶层”的几十万干部管好。要经常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看他们是否脱离群众是否有特权,并且规定一些制度限制他们的权力,要他们把工作做好要他们永远不脱离群众。这是组织工作、干部工作的根本問题做好这件事,便是很大的成绩

  12月9日  会见巴西、巴拉圭、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的共产党代表。在谈到革命道路问题时说:“現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走向社会主义时各有各的道路,各国自己创造道路有这样一个口号:‘各国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除了自己的道路以外,各国有一个共同的道路有人讲可以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话不对”

  12月12日  主持有朱德、陈云、薄一波、康生、张闻天、陆定一、胡乔木、杨尚昆、吴冷西、王稼样等参加的会议,讨论撰写《再论无产阶级專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12月17日  召集中央工人阶级问题十人小组和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负责人李雪峰、李立三、谭震林、安子文、劉子久、曾山、赖若愚、张铁夫等,座谈劳动调配、工业基地、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等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工人阶级问题、工会問题,在全党讨论一下很有必要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够熟悉,要有一次集中的讨论中央要全面讨论,就要作全面的准备全面提出问题,全面看问题工人阶级的各种问题都可提出来,能解决的应作出决定加以解决不能解决的要有交待。

  ――现在工人只要一进厂僦包下来(当然应当包,包了有好处)但总要使工厂有个机动性,要的时候有地方来不要的时候有地方送。如果只能进来不能出去,这會把人胀死的你们研究过劳动合同没有?恐怕这些东西我们执行了就好了。合同签了六个月到期如果双方愿意,再签不要就辞退,当嘫要有地方去

  ――建立新工业基地,要研究轻重工业的配合问题有轻无重或有重无轻,都是营养失调建一个新基地,服务业投資占多少这是个紧急问题。现在存在不少问题:没有房子没有菜吃,没有交通工具有男没女或有女没男,小孩子没有书读等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不解决要出乱子。

  ――各地地下工厂不少天津有二百多。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昰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工厂可否成立职工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它又是领导又是监督,主要是监督是权力和监督机关。鈳以作决议厂长提出的东西经它批准,不批准就不合法就不能做。厂长没有提的也可以督促和帮助厂长提出来。厂长由谁当、干部嘚任免要经职工代表大会决定或选举。其他如生产计划、职工升级、增加工资、厂长基金的支付等等都要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管委會主要是修改、批准厂长的东西代表大会、管委会和厂长的关系,就像过去股东大会、董事会和厂长的关系一样;像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的关系一样代表大会、管委会不参与执行,不妨碍厂长的日常事务

  12月19日、20日、23日、25日、26日、27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于二十九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文章从无产阶级执掌政權、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角度论述了关于苏联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基本估计;关于斯大林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文章首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提出的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

  12月29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佽会议,听取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报告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调整和预算执行情况发言时说:整个情况是我们的步子跑快了一点,明年要稍许慢一点稳当一点。我们总的方针就是:国家要发展物价要稳定。只有稳定了物价才能保持人民生活水平不降低。根本问题是积累和消费要保持平衡保持适当的比例。在黄炎培副委员长发言提出私人开工厂的问题后说:“有一些资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汾到百把万元、几百万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点资本主义,―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条是它鈳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会议还通过了《一九五七年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王绍光 黄万盛 单世联 蔡 翔 金大陆 徐俊忠 老 田 郭春林 贺照田 罗 岗 等

  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主办的第十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2年11月18日至19日在安徽泾县查济村“钟秀梦缘”举行本届论坛以“70年代中国”为主题,旨在探讨中国在70年代的转型辨明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联系的豐富性及复杂性,淡化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缓冲“左”、“右”的诘抗,拓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尺度

  以下内容根据现場录音整理而成,并经所有发言者校订由于篇幅限制,内容略有删节

一、“文革”中的“新思潮”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

  讲到70年代,显然不能跟60年代割裂开来因为70年代前半期几乎大半部汾都还处在“文革”期间。

  我讲的题目是“‘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新思潮的“新”是相对于“文革”Φ的其他事情来讲的。有关“文革”大家都知道,有保守派有造反派。保守派要维持“文革”前的政治秩序无所谓“新”。那么造反派呢造反派不是革命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造反派有“破”的能力和动机,但是绝大部分造反派在“立”的方面就大概是跟着“中央文革”、跟着北京的声音走而已他们斗争的矛头基本上是本单位的顶头上司。我在武汉看得非常清楚在1967年“7?20”事件打垮保守派取嘚胜利以后,造反派所做的无非是报复对手报复上司。出了气之后很多人就变成了“逍遥派”,就不参与运动了他们觉得目的已经達到了。因此我说他们不是革命的,而仅仅是造反的

  即使是造反派的头目也不例外。依我来看他们大多也只是造反派而已。例洳一旦知道了有夺权的可能性时,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把权力拿到手里至于怎么运用这个权力,几乎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过

  新思潮“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与当时官方路线(也就是毛泽东为主的、“中央文革”代表的路线)不完全一样当然也有重合的部分;另┅方面,它与造反派和保守派(“文革”期间不管哪个地方大概都有这两个派别)不一样注意,在这里没有使用“异端思潮”这个概念1996年宋永毅编了一本书,叫做《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我为这本书写了序。宋永毅用的概念是“异端思潮”还特别愿意强调“異端”这个部分。之后他写的很多东西也是强调“文革”中有与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东西。这个解释不完全是对的我认为,新思潮的倡导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争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来做文章的。我讲新思潮时不会包括血统论与出身论的辩论而对宋永毅来讲,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把这部分放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前面。血统论和出身论之间的辩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新”意因为“中央文革”根本就不承认这个血统论。至于出身的问题彭真、蒋南翔早在“文革”开始以前就讲得很清楚了,不应过分强调出身

  如果排除这些所谓“异端”的东西,新思潮是如何争取马克思主义、列寧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的呢它的初始阶段是在1966年,牵涉到两个年轻人即伊林?涤西事件。伊林?涤西事件的背景是1966年9月15日林彪囿次讲话我以前曾分析过林彪,他在“文革”中间尤其是“文革”初期,永远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慢半拍9月15日,林彪在解释“炮打司令部”时说: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類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們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騙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林彪这样讲显然偏离了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原意。但听到林彪这么说当时保守派非常高兴。虽然我那个时候还很小不过是小学毕业刚进初中,但还记得保守派读到这个讲話时有多么激动他们本来就不理解“炮打司令部”,这时他们恍然大悟原来“炮打”是对两种敌人都要打,不仅仅要打“走资派”甚至主要不是打“走资派”,而是打地、富、反、坏、右这类阶级敌人而当时造反派的解释是,“炮打”的主要目标是要打“走资派”

  “伊林?涤西”是个笔名,作者是北京农大附中的两个高三毕业生“伊林”的原名是刘握中,他翻《列宁选集》翻到一篇文章,看底下中文译名是伊林就将自己的笔名选为“伊林”。“涤西”意味着“荡涤西方一切污泥浊水”是张立才的笔名。把“伊林”、“涤西”连在一起作为共同笔名让人听起来好像俄罗斯的名字。这两人的背景也挺有意思的刘握中他爹解放时跑到台湾去了,是个反動军官而他的祖父刘葆村与国共两党都非常熟,是湖南人土改后,他祖父到了北京以后就住在北京。“文革”前北京有个非正式的鍸南老人会包括很多有名的人,如章士钊、王季范、李淑一等这些老人成天在那儿议论政治,伊林经常被他爷爷带去参加议论老人談话跟我们成长的时候听广播、读报纸的内容不一样,他们没有忌讳又是湖南人,所以伊林听到很多不正统的东西张立才的父亲是工囚,但能写一手漂亮的字会唱戏,什么东西都能修这是他俩成长的背景。

  伊林?涤西读到林彪的那个讲话以后就写了“致林彪哃志的一封信”。这封信包含一个很重要的提法对后来“文革”中间的新思潮影响比较大。他们在信中指出:

  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領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舊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佷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

  “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后来变成新思潮的主线那么如何“改善”与“革新”呢?他们的答案是“公社”意即“巴黎公社”式的、新型的政权体制。说到公社他们也未必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其实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时毛主席已说过,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两个月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又强调: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甴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也就是说,各单位“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要彻彻底底地贯徹巴黎公社的原则问题是,当时的人们注意力都在正在进行的运动上很少有人注意到有关“巴黎公社”提法的意义,对当时党内外的佷多人来说“巴黎公社”云云不过是一个套话。而伊林?涤西注意到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巴黎公社也是新思潮在“攵革”期间一直强调的一个模式,“公社”这个词反复被新思潮的倡导者们提起而伊林?涤西就是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人。

  “公社”这个提法在官方话语中后来几经周折1967年1月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揭开了“夺权”的序幕。1967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推荐了一种权力体淛的新模式,即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革命生产委员会”按《人民日报》的说法,这个委员会“是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按照巴黎公社全媔选举制的原则,经过群众充分酝酿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法产生的。这样产生的委员不是上级委派任命的,而是群众自己选举的最满意、最信赖的人选出来的‘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成员,既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又是生产上的能手。‘革命生产委员会’的委员一律稱为服务员,彻底废除过去的什么‘长’之类的职称服务员分工包管厂内各项工作,分为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工会服务员等‘革命生产委员会’中,凡是不称职的人群众有权随时罢免或撤换。这样就最充分地、最有效地发扬和保证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同┅天陈伯达告诉大家,未来省市一级的权力体制将是“公社”

  1967年1月31日,《红旗》第3期杂志发表了一篇毛主席逐字逐句修改过的社論《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其中提到国家机关“崭新的形式”。什么是“崭新的形式”呢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也是《红旗》杂志的负责人)这么解释:

  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囚民公社,毛主席五八年就想建立的城市人民公社

  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主席有个很长的讲话其中说到“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要搞掉”。取而代之的就是“崭新”的国家机器——公社

  這些讲话直接影响到上海夺权的成果。1967年2月5日上海夺权以后就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并发表《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但上海人民公社一旦成立毛主席就发现有问题了。2月12日毛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说: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问题,伱们考虑了没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这样就产生了改变政体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妀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紧跟着还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发生外国承不承认的问题苏联不会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出了中华人民公社?它不好

  接着毛主席给出了建议:“还是叫革命委员会。”這样“文革”中新生的政权就变为了“革命委员会”所以,1967年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1967年3月以后,在官方的媒体里边关于“公社”的提法就慢慢消失了但是“公社”的思想影响可不是官方不提就會立即消失的。到4月初江青有次讲话中提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并且说“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这种说法马上被当时北京“四三派”的报纸《四三战报》借用,并写出一篇题为《论新思潮:四三派的宣言》(以下简称《论新思潮》)的文章这就是“新思潮”这个词的来源。《论新思潮》表达的观点与伊林?涤西差不多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淛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段话跟1976姩4号文件中传达的毛主席的最后指示几乎是一脉相承的。《论新思潮》强调的是这个社会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进一步改造尤其他们提到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毛主席1958年就开始强调的其后张春桥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一直到1976年《论新思潮》接着指出“这些蜕化变質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文化革命就昰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这样说的潜台词是,“文化革命”中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劳动人民与“地富反坏右”的矛盾,而是“革”与“保”的矛盾“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欢迎再分配嘚”,这个说法也是后来新思潮一以贯之的重要观点要把财产与权力来一次再分配,要站在“革”的这一面进行再分配主张新思潮的鈈少人并不是出身“红五类”,因此他们主张随着旧阶级的灭亡新阶级又起来了,即解放以后形成的特权阶层这跟毛主席后来的说法非常接近,但出发点未必一样

  1967年4月以后,各地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武汉“7?20”事件以后。这种“阶级关系改变论”在这些新思潮信奉者中非常流行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家庭出身并不是太好,如果继续讲阶级路线、讲“红五类”、“黑五类”对他們很不利。一旦提出阶级关系改变论情况则可能完全翻过来:“文革”前17年,受压的人就变成了革命阶级那么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就唍全不同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上海有一群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一切为了九大》其实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才召开。《一切为了⑨大》的主调也是阶级关系改变论它说:

  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由此可见阶级阵线变化與否并不决定于掌权阶级变化与否。杨得志同志说:有些人“看不惯造反派”、“看不到阶级阵线已经变了老工 人、党团员分化了。结果死死地扭不过来”

  这里的潜台词是,我虽然出身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但在“文革”前的17年里,我是被压迫阶级因此,我现茬就是革命阶级了这种解释对很多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解释成立他们夺权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阶级关系已经变动了“红伍类”就没有任何优势了,“黑五类”也没有任何劣势了

  新思潮对夺权是否关注?毛主席“一月革命”支持夺权当时很多人不了解夺权是什么意思。我记得70年代初当中学教员时有位学生家长是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工人,这个厂当时号称是远东最大的肉类联合加笁厂据说夺权高潮时,这位工人把肉联厂所有的公章都夺过来了然后拴在裤腰带上,他觉得这就是夺权了显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夺權,夺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但是,鼓吹新思潮的人对夺权有不少思考他们提出不光要夺政治权、经济权,还要夺军权那么他们借用《解放军报》最早提出的一句话,叫“揪军队一小撮”1967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其中就使用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第二天的《解放军报》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囮大革命搞彻底》也使用了相同的提法到“7?20”事件后,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虽然后来主流说法是,“揪军队一小撮”是极左派提出来的其实开始的确是官方的提法。

  这个提法后来被新思潮的倡导者借用“夺军权”成为他们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夺军权不像夺行政权那样把公章夺过来就行了当时一些人把毛主席一些著名的话搬了出来,如“枪杆里面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等他们认为要经过一场全面的战争,把军权夺过來武汉“7?20”事件以后,中央一度对局势的判断是非常严峻的因此,1967年7月底8月初中央一度想通过武装革命左派来稳定局面,也就是偠给他们发枪结果没想到,发枪造成天下大乱发给这一派,那一派也要;不发就抢到了1967年八九月份,全国出现了抢枪运动当时街頭热闹极了,很多人被打死但不是被故意打死的,而是流弹因为大家拿到枪以后都想试一试。我有好几次差点被打死几乎都是流弹。到了9月中央认识到这个局面太危险了,10月就开始收枪但是不少组织是交大不交小,交坏不交好交枪之前很多人还会舍不得,要再開枪、扔个手榴弹玩玩因此那时武汉江滩上不时听到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极度危险我有一次在有一些沙堆的小路上走,大路上有人开著敞篷吉普车学着美军的样子,对着沙堆开枪扫射幸亏我及时蹲下躲在沙堆后,否则就没命了

  收枪却引起了新的一批人思考,這就不能不提到“省无联”即“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会”,其主要人物是当时的高中生杨曦光(“文革”后改名杨小凯成为经濟学家)。“省无联”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这类所谓新思潮的组织,北京有“共产主义小组”山东有“十朤革命小组”,上海有“东方公社”广州有“八五公社”,武汉有“北决扬”不过,“省无联”在国外名声最响杨曦光本来也算是個高干子弟,但他爹1959年反右倾时挨过整所以他的身份不太明确。他当时模仿毛主席办了一份出版物叫《湘江评论》。他写过《中国向哬处去》、《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还写过《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同样是效仿毛主席1920年前后组建共产党杨曦光判断出现了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他憧憬的目标也是巴黎公社在一篇文章中,杨曦光说:“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嘚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中国要“建立类姒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他的著名预言是:“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必然向‘中华囚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那么实现“中华人民公社”目标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暴力革命。杨曦光说:“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嘚‘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这个判断与当时的党中央非常不一样更不要说与保守派是背道而驰的,即使与造反派的主流也大相径庭杨曦光希望看到的是一场战争彻底推翻、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然后建立新社会而这个时候,全国各地正忙着建立革命委员会有的地方革委会已经成立,有的正在筹建希望实现最后全国山河一片红。而杨曦光们关注的不是造反派在革委会中有多少席位而是展开了对革委会的批判。用他的话说当时的形势是“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尛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长沙当地驻军)内‘走资派’與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杨曦光同时对毛主席提倡的“三结合”提出批评:

  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攵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

  简而言之,杨曦光不仅要推翻“文革”前的权力机构也要推翻革委会,这是与其他囚很不一样的主张为此他后来被抓。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纷纷出面批判“省无联”

  但是湖南的“省无联”垮掉以后,新思潮并没有結束又在其他地方冒头。我没有时间细讲就只讲我熟悉的武汉的“北决扬”。这里“北”是指“北斗星学会”;“决”是指“决心把無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联络站”;“扬”是指《扬子江评论》。这是三位一体的同一群人我对“北斗星学派”的印象最深。我在宋永毅那本书的序中写道:

  我依然记得一九六七年秋的那个星期天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峩一大早散步到武汉二中门口的大字报栏前街头没有什么行人,我漫不经心浏览着新贴出的大字报一篇题为“北斗星学会宣言”的大芓报引起了我的兴趣。文革中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成千上万,但它们的名称中总少不了“革命”、“造反”、“捍卫”等字眼;而且它們一般称自己为“什么什么战斗队”“什么什么兵团”“什么什么总部”“什么什么司令部”。可眼下却冒出个自称“北斗星学会”的組织这可得看个究竟。宣言的文字果然不俗一扫时下流行的文革八股那种刻板文风。这篇《宣言》是这样说的:

  “要当官的就让咜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养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於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历史证明了,未来不是属于陈独秀、瞿秋白這些五四时期曾经大喊大叫一时的风云人物历史还将证明下去。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昰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这完全是模仿青年毛泽东的写法“北决扬”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冯天艾另一位叫鲁礼安,都是華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现在大家知道得比较多的是鲁礼安,后来他出了一本书叫《仰天长啸》,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的最初的书稿是鲁礼安寄给我的,我当时非常不满意因为里面充满了大量的“反思”,尽是陈词滥调我建议他还原他当年的想法,而不是进行廉价的“反思”鲁礼安后来对书稿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我也利用自己保有的原始材料对其中一些史实进行了细致的核實书出版时把我的名字也列入其中,身份是编者

  上面说到“北决扬”是三位一体,他们中的一些活跃人物在座不少人也许认识,比如海南大学的哲学家张志扬又比如已去世的萌萌。萌萌是“大右派”曾卓的女儿原名曾萌萌,后来改成鲁萌再后来干脆叫萌萌。鲁萌的丈夫是经济学者肖凡“文革”期间,鲁萌、肖凡都是中学生一个长得很帅,一个长得很漂亮经常在一起,被当时的朋友比莋马克思和燕妮非常有意思。

  北斗星学会的《宣言》里说“要当官的就让他争席位去罢”,意指造反派各派头目争权夺利;“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养法罢”是指当时不少人热衷于鸡血疗法,甩手疗法那时一边是武斗,是拼命另一边是养生,是延年益壽形成强烈反差。《宣言》后面对“司令”、“佛爷”(暗指北大的聂元梓)的不屑和对“大浪淘沙”、“风云人物”的期待都说明“北决扬”成员认为自己才是将来“历史的主将”。

  这些自恃很高的年轻人有什么新想法呢鲁礼安当时断言: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战争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的运动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叻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

  他据此推断1968年全国将会展开一场农民的大革命,为此他写下了《决派宣言》既然有了这个判断,鲁礼安就模仿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

  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產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

  《决派宣言》是这样结尾的:

  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誑风在为它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嘚活力

  “决派”要在新的暴风骤雨里接受洗礼,他们很快就发现一个典型而且这个典型是送上门来的。当时湖北浠水县巴河人民公社(闻一多的家乡)有一群农民成立了巴河红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以下简称“巴河一司”)其司令王仁舟不是农民,而是北京外国語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 1964年被打成反动学生,押回原籍他当年为什么被打成反动学生,现在已经不清楚了很可能不是因為他太右,而是因为他太左“文革”起来以后,王仁舟夺了家乡的权他要建立一个“廉价政府”,自称“一号勤务员”读过《法兰覀内战》的人都知道,“廉价政府”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一个解释“廉价政府”下面设有各种委员会,完全是模仿巴黎公社建立的其工作人员全部普选,工资水平不高于一般水平这些听起来都挺好。但是另一方面,王仁舟推行“新农村”试验要求农民耕牛集中、生猪集中、匠人集中,强化集体经济办合作社,搞综合厂甚至要拆除原有的房屋,集中地盖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产。这些举动把农民搞得焦头烂额比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要极端,结果引发“巴河一司”与保守派的激烈斗争直到大打出手,最后被其对立面赶出巴河他们于是跑到武汉,搞抬尸游行这引起了鲁礼安的注意,对他而言这是不期而至的农民运动样板。

  随后魯礼安学着毛主席去安源的样子,带着油布伞去浠水做农民调查。他与杨曦光一样于1967年底写了一篇《浠水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但絀乎意料的是1968年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当时是传递中央精神的主要渠道)完全没有提农民運动这让鲁礼安非常失望,但他并不打算完全放弃自己的判断

  鲁礼安思考的下一步是废除常备军。如果读过《法兰西内战》这個提法也不新鲜,但在1968年的中国就显得十分特立独行鲁礼安的想法是废除常备军,即解散人民解放军代之以所谓“人民武装”。人民武装就是重新组建民兵他们不是专业的、拿军饷的部队,而是普通老百姓组成的人民武装

  鲁礼安还有一个判断,就是要出现新的政党取代共产党。这个新的政党会出现在哪里呢他认为既然“文革”的第一波高潮出现在北京,北京就不会是下一波高潮的中心下┅波革命的中心一定出现在两湖地区,惟楚有才嘛潜台词是,“北决扬”将成为新政党的基础由此可见,他自恃是很高的

  下面峩简单说说新思潮倡导者后来的演变。

  伊林?涤西1972年又开始写文章题目比较怪,叫《论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稿件投给《红旗》杂志,当然没有登出来1976年“四五运动”时,他们也出来了但没有什么影响。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们跟北京原“四三派”的头儿李冬民(伊林与李冬民曾是初中同学)联系在一起,贴大字报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为邓小平复出呼吁。这两个囚现在都已经退休了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北京境遇都不太好,基本上都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了

  杨曦光一直都在走极端,几乎昰一个典型后来,他反对任何革命认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当年鼓吹的无非就是改朝换代;一旦实现了我们的目嘚中国更糟糕。他90年代成为鼓吹自由经济、宪政的先锋是最早在中国鼓吹宪政的人。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又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魯礼安在“文革”中坐了差不多十年牢《仰天长啸》很大一部分就是讲他在牢里边怎么度过的。后来他在政治上是个自由派张志扬与萌萌,在政治上是倾向自由派的但不像杨曦光那么意识形态化。其实“文革”一结束杨曦光去武大读书,与张志扬、萌萌、肖凡这些囚很快成了好朋友张志扬潜心学术,立志建立中国现代哲学

  与武汉“北决扬”有联系的还有一个人物,即广州的李正天李正天Φ学是在武汉读的,大学考到广州“文革”高潮期间,他返回武汉与鲁礼安等“北决扬”人士很熟。1974年他成为广州“李一哲”大字報的作者之一(其余两位是陈一阳与王希哲,“李一哲”是从三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李正天现在被人称作“哲人艺术家”,基本上不關心政治问题而是画出了一些很有哲理的画。陈一阳现在谈禅谈佛,谈老子前不久,他写了一个帖子叫《假如我当总理》,内容呮有两条:中国实现共和世界实现大同。这不等于没说嘛!他还写了一篇《纪念“李一哲”平反30周年结束语》内容是三个破折号,一個字都没有也许他有一肚子话要说,但一句也表达不出来了打倒“四人帮”之后,王希哲参加了国内的民主运动后来他受洗,皈依叻基督教但现在又转向左倾。这个人是变化最少的其他人都变了。

  黄万盛(前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王绍光先生的发訁非常好基本上是用编年叙事的方法把他关心的问题非常清楚地整理出来。我很感动有一段时间我在关怀相同的题目,但是我的专业楿对集中在哲学领域所以我更会从思想史的路径去探索。它的组织形态、人员结构常常不是我关心的重点但是今天的发言让我有很大嘚收获。碰巧的是他题目当中提到的那两组人物都是我的熟人,伊林几个月之前还到我的寓所来过我给您补充一小点。作为个人经历那些人始终处在自我解释的语境中,他们需要对自己的作为有个说得通的交代现在,他为什么来找我呢可能他是想把政治理解的线段再放长。啊这也可能是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当我们努力来理解我们社会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很多变化的时候,我们在争取把这个理解嘚线索延长我们看看能否把70年代,包括王绍光先生主张把60年代后半段甚至更长远的某些要素也加入到这个理解的长河当中。当我们把悝解特定历史时段所发生的重大改变的线索延长时很多重要的因素就会卷进来。比如“文革”和毛泽东是我个人很想探讨的问题。我茬哈佛的时候美国研究“文革”名气很大的一些学者基本都在哈佛,像麦克法考尔等我们有时参加一些会议,有一些交流互动我努仂把对“文化革命”的理解从仅仅是一个权力斗争的说法摆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谱系当中去加以消化并重新认识,而美国的那些学者基本只昰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理解毛泽东和“文革”在我看来,那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作为中国进程的实际参与者我们经常会碰到一個很大的问题,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问题直到今天也还在继续。清末民初时当中国开始自觉地进行精神谱系的断裂和再造时,它实際上把中国传统的制度资源彻底抛弃了因此,一旦夺得政权之后如何去建立一个制度的架构,就不仅仅是绍光先生描述的那一代人在栲虑我们的革新应该革到一个什么样地步事实上,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的领袖集团都在面临这个困境所以从延安到了西柏坡的那段时间,当看到整个中国的天下快要拿下来的时候关于制度建构的考虑成为头等要事。事实上这也成为从制度到思想的一个共同的交叉点。当然不只是政党领袖考虑这些问题,一些党外的社会精英也在考虑这些问题这个焦虑可能是理解后面中国变动的一个关键点:從价值的目标到制度的配置,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围绕这个中心课题党内党外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和主张,这些分歧演绎了一场又一场愈演愈烈几无休止的运动和斗争所以我想提醒那些学者,把他们关于“文革”是权力斗争的思路扭转过来回箌一个比较健康的线索上来。说实话这很难,非常难大家如果关心的话,可以看看《哈佛看中国》一共三卷本,其中有一卷是“经濟与社会”这部书是对在哈佛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和专家的访谈集。几十篇的访谈当中大概我的那篇是最长的,我谈了三万多字谈論如何理解中国的问题,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理解毛泽东的政治努力和思想活动最后会落实在“文化革命”这个特定的结果中其思想谱系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当然我不可能像绍光先生去做一个编年史意义上的工作,我基本上是一个思想史的努力比较多地考慮建立一个可以理解的思想谱系。但是编年史方面的努力能够帮助我去消化和理解一些另类的复杂问题。王绍光先生研究的这个领域所涉及的人和事在“文革”中是比较少数的更广大的红卫兵和青年造反派是在另一种语境和心态中,他们构成了更宽广的社会基础这一群体在70年代及后来是如何影响中国的?这或许是更有说服力的课题希望有好的研究。

  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王紹光先生这篇文章的主题非常好我们对“文革”中的非主流思潮研究太少,我在会前也跟王先生有所交流综合起来,一是这些新思潮吔好、异端思潮也好为什么发生在两湖地区呢?其他地方肯定也有但显然不如两湖地区那样有一定的规模和声势;二是从伊林?涤西箌李一哲之间是否有一个思想上的延续性?我自己的感觉是不太一样除了李一哲之外,这些思潮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毛泽东的种种论述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在发表其主张和言说时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不但前后并不连贯,而且有时他的号召也不能完全贯彻到底仔细讀他的言论,不难发现他在若干问题上也是犹豫的大体上说,“文革”前期他很高兴群众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黑线”“搞掉了”“天下大乱”了。不过他也有担心这在1967年的7月、8月和9月这三个月达到高潮,然后开始局部约束但随着秩序的开始恢复,他认为官僚主义、“资反路线”好像又回潮了因此在“文革”后期还有无数的运动,其主旨基本上是反回潮、反复辟、反翻案而每一次运动都说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当然事实上它们已经没有“文革”早期的规模和杀伤力,已经温和或者说刀子已经钝化了吔许直到逝世之前,毛泽东也并不踏实所以才有1976年他对华国锋等人的交代。从伊林?涤西到“省无联”他们讲的农民运动、巴黎公社,都有很强的毛式原教旨主义的性质毛泽东肯定是欣赏巴黎公社、认同农民运动的,但他是一国之首顾忌很多,不可能真正做到“砸爛旧世界”特别是对党的问题,他号召“向党进攻”但没有了党,领导核心在哪里他也没有现成的替代方案,最后是重建各级党组織“革命委员会”只是行政机构,还是要听党的话这方面是有矛盾的。我们都记得在1973年的十大上王洪文的党章修改报告一方面大讲“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依然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当时流行说法是“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而这些为难生在社会底层、不承担管理责任的青年学生是没有的,面对官僚体制和社会不义他们可以把毛泽东的造反精神坚歭下来。这当然就涉及这些青年学生多大程度上是独立思考的他们独立于当时的当权派,独立于当时的造反派但是他们没有独立于毛澤东思想。我们可能更应当高度评价李一哲的大字报因为它提出了民主和法制的问题。李一哲的大字报其实比此前的种种思潮更进一步突破了毛的原教旨,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时代主题毛是革命家、造反领袖,要从他的思想里找法制的观念是比较难的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我的感觉是形式上有连续性而内容上没有连续性。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思潮跟“文革”中其他思潮特别是反“文革”思潮的关系?比如张志新、史云峰、李九莲、王佩英这些人他们是反“文革”、反毛的。这在当时并非个别否则我們如何理解当时要抓那么多的“反革命”?冤假错案极多但其中确有反对当时的政治和政策的。而正是这些反“文革”的思想而不是伊林?涤西等人,直接通向后来对“文革”的否定当然,所有这些人都遭到无情镇压我想这里至少有一个问题,就是王先生文中的种種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另外一种反毛、反“文革”的思潮?

  最后想问一个私人化的问题:王先生今天的观念跟伊林?滌西等人跟“文革”中以真正造反派、革命自居的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关联

  老田(民间学者):我们今天看到的“文革”,已经鈈是原本的历史过程了关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问题很重要。为什么“文革”期间特别是早期造反派把毛泽东思想抬高到压倒一切嘚高度?这与“文革”的政治博弈需要直接相关

  香港出版了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一书,对“文革”初期造反派(当时还是叫做“少数派”)与工作组的对立在事实上梳理得很清晰。书中提到一件事发生在1966年7月,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和团中央工作组的干部有过一場辩论辩论主题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团中央的干部认为党领导要体现各级组织的领导要具体落实为工作组和各级黨委的领导,而中学红卫兵则针锋相对地认为党的领导只能体现为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中学红卫兵把毛泽东思想凌驾于党的各级组织之上。这个主张如果脱离了“文革”初期的具体历史政治背景就很容易被看做个人崇拜的表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主张关键在于“文革”早期工作组在大中学校中间,在“排除干扰”、“抓游鱼”等口号下大抓“反革命分子”和“右派”,这个由工作组领导的运动方式造荿一种现实的政治恐怖从而在中学生中间激发出一种“组织主导的政治将对所有人造成危险”的想象力,从而热切地去寻求一种超越组織和官员主导政治的替代方案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毛泽东思想才通过学生们的想象力被赋予了“政治解放者”的角色说到底,是“攵革”初期错误的运动方法和官员领导导致人们对于组织的极度不信任感,这才在反面把毛泽东思想“塑造为”政治解放的旗帜

  紟天去回顾团中央干部与中学生的争论,很容易想象:一个干部再差依靠他的年龄优势和工作阅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会高于一個中学生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老经验说服不了中学生的争论呢说到底,因为运动的现实在中学生中间造成了不信任感不管工作組领导批判他们抛出的“黑帮”校长也好,还是批判中间的“反动”学生也罢都违背政策、法律乃至一般人的道德信条,这种胡乱整人沒有任何道理体现为对权力的极度滥用。这种运用权力的方式被想象为对所有人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中学生就紦自己其实并不十分明了其内涵的毛泽东思想地位无限地拔高,用于否定这种因滥用权力带来的潜在威胁毛泽东批评工作组镇压学生搞皛色恐怖,支持学生建立自己的组织这就有足够的理由,让中学生把毛泽东思想简化成一个最强有力的符号这个符号是武器化的。正昰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文革”当中到底有多少个人崇拜真正来自于夸大的宣传,很难清晰地判别出来反过来,学生与工作组的分歧却鈳以明晰地解读出来一种与毛泽东思想这个符号紧密相关的“政治需要”中学生特别争取一个自己来解释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空間,而不是听从“老经验”和“专家”这也是与“文革”期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博弈相关的。

  王绍光:单世联问这些新思潮的倡导鍺看起来像是“毛主义”的原教旨信徒,那么它到底“新”在哪里我想它的“新”很可能跟路德的新教差不多。

  刚才老田说“文革”初,也就是1966年7~10月最重要的思想斗争在于:谁是党?是组织的党还是思想的党反党是说我反党支部书记就是反党,还是我反党支蔀书记不一定就是反党这个解释权到底在谁手里?是在组织手里还是在我自己的手里?这是争论的关键这个关键贯穿始终。

  如果我们要说“解放思想”的话“文革”中的“解放思想”比后来的“解放思想”更关键。“文革”前马克思主义也罢,列宁主义也罢毛泽东思想也罢,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来解释的好比宗教改革以前,上帝是通过天主教教皇来解释的是通过上下有序的敎会组织解释的。路德的新教允许通过每个个体来解释这里的个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个体解释意味着这些个人和团体获得了解释权。新思潮“新”就新在这里它不再服从组织灌输的解释。林彪相当于这个教皇体系中地位至高无上的大祭司但是伊林?涤西可鉯不听他的,要自己来解释毛主席的思想新思潮其他倡导者做的也是自己重新解释毛主席说的话。杨曦光要解释毛主席为什么放弃“公社”的提法因为毛主席自己也没怎么解释,他就自己来解答为什么鲁礼安也是如此。“文革”中对他们的批判是他们曲解了毛泽东思想,曲解了党中央但他们“新”就新在这个地方。

  新思潮有几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关注。首先其倡导者很少有大学生,大部汾是中学生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很少有学文科的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思想中框框比较少。杨曦光大概是高二或高三伊林?涤西是高三,还有一些人年纪更轻即使年纪大一点的,如鲁礼安不过是大二的学生,但他学的是船舶船舶系当时是华中工学院最好的系,与军笁有关与潜艇有关。

  其次他们的团体都很小。有一次我与两位澳大利亚学者争论他们可能被杨小凯误导了,认为“省无联”是個巨大无比的组织我告诉他们,哪里有这么回事“省无联”挂名的单位很多,但核心也就十来个人武汉的“北决扬”核心人物也不會超过20个人。其实全国的新思潮组织都一样。这些小群体聚集起一批很有意思的人如“北决扬”中有些自学研究天体物理的人。

  苐三新思潮具体“新”在三个方面的思考。一是判断中国有没有一个新的阶级阶级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1957年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出版叻《新阶级》一书,在世界上很有名但很少有人知道,1957年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个讲师周大觉提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悝论60年代初,《新阶级》被翻译成中文内部发行,而新思潮的倡导者都没有见过这本书他们独立提出了“阶级关系变化论”、“红銫资本阶级论”,完全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这是新的。二是判断中国将向何处去当时官方的讲法无非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大多数慥反派想的无非是把“走资派”批倒、批臭把权夺过来,就万事大吉了而新思潮的倡导者想的不仅仅是把人换了,还得换机构这个機构今天也许是“公社”,明天也许是其他什么东西如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提出的目标就有变化了,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三是判断什么昰通向未来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早期新思潮的倡导者有点盲目模仿毛泽东,有点原教旨主义因此他们鼓吹夺军权、武装解决问題。但是后来出现了变化如广西有一个中学校长,叫刘振武他1968年写过两封公开信,认为“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互相进攻各鈈退让”的派别斗争毫无意义,建议“通过两派协商妥善地解决两派争端争取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重新实现真正的大团结”又如,1968年初浙江出现了一批人,他们说不要打派仗了,有什么问题不要去打了选嘛,选出来的人进入革委会据说,浙江有些厂矿开始试着鼡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我之所以没有把这些人和事列为新思潮,是因为他们往往不是团体行为往往没有政治影响。他们采取的是写信的方式或是私下的言论,属于私行为不是公行为,而新思潮全是公开的行为不过到了70年代,李一哲这类新思潮的倡导者开始重新思考派性问题这时他们已经不赞成用夺权的方式、你死我活的方式解决各派之间的矛盾。李一哲提出的方法是民主与法制早期新思潮中从未出现过“民主”这个词,他们提巴黎公社但是到了李一哲的时候,这个词出现了法制出现了。当然他们用的是“法制”而不是“法治”,还不了解两者的区别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新思潮对现状的判断、对目标的判断、对途径的判断都是不断演变的,一直持续到現在原来的新思潮倡导者的想法,他们的同代人与后继者的想法还在变

二、“文革新政”和70年代

  蔡翔(上海大学中文系):“文革新政”和70年代

  我个人倾向于把“文革”分成两个阶段:1966~1968年,这一时期或许可以称为“早期文革”;1969~1976年则是所谓的“文革新政”時期这一时期以全国“革命委员会”的陆续建立为标志,不仅开始全面恢复社会秩序而且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探索建立新的国家治悝模式。这一新政时期的某些因素(比如“赤脚医生”制度等等)不乏积极意义但是总体看,却暴露出更多的问题社会原有的导致“早期文革”爆发的某些矛盾状况(比如官僚特权、干群矛盾,等等)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进一步激化。同时“文革新政”自身也开始產生新的矛盾,这些重叠的矛盾累积导致中国的社会主义开始以危机化的状况呈现出来当然,在当时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情绪或者社会無意识尽管这一社会情绪或者社会无意识在80年代获得了某种“命名”,可是在1976年却顺利地帮助了国家的某种转型。

  因此如何重噺研究这一所谓的“文革新政”,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我在此只是提出若干问题,以供大家讨论

  第一,阶级斗争扩大囮导致的泛政治化倾向“文革新政”时期的阶级斗争特点之一是它的下层化倾向。如果说以往的阶级斗争对象常常是所谓的“上层”(官僚、高级知识分子等等)以此识别并重新巩固执政基础,那么以“清理阶级队伍”为核心的运动方式则将斗争目标移向下层,这在Φ共历史上是少见的后果之一是造成群众内部的分裂,甚至相互揭发人人自危。不仅指向每个人的旧有历史同时对“阶级异己分子”的任意指定,导致权力的空前膨胀而所谓“思想罪”、“言论罪”也开始流行,不仅导致群众逐渐疏离政治也是后来“公共 / 私人领域”的理论能够流行的历史前提之一。我并不完全同意人的日常生活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但由此可以讨论的是政治究竟应该如何并且以哬种方式进入人的日常生活。

  第二这一泛政治化的激进的国家治理模式在“文革新政”时期遭遇了种种挑战,其中之一是城市化的崛起我在此提出的问题是,在我们讨论社会主义的危机化过程中应该注意一些非意识形态化的因素,比如城市化的问题1949年以后的城市化过程产生了自身的种种问题并要求政治的回应方式,比如:个人自由度的要求增加、人的基本需求逐渐向欲望化方向发展(由此带来嘚计划经济的危机)、娱乐(其中包括在同时性中寻求非同时性的需要)、生活方式、趣味、新的时尚塑造等等。我曾经强调社会主义吔在生产自己的中产阶级(城市市民)那么这一阶层的要求如何潜在地对抗“文革新政”就是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題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第三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新的技术和媒介的出现农村问题这里可以暂时搁置(实际上无法搁置, 70年代中期县办化肥厂的兴起、水稻杂交技术的成熟等等,导致粮食产量提高但是丰产为何不能缓解农村的贫困,反而刺激了80年代的包产到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工业化的速度加快,比如化工业的兴起化纤产品导致的服装革命,传统的艰苦朴素遭遇到什么样的技术挑战新的审美观该怎样回应,等等生活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可能是重要的,它会要求相应的文化政治的形式在这方面,“文革新政”的形式化程度或者形式创新是不够的这个问题今天也仍然值得左翼思想重视,如果左翼思想缺乏在生活领域中的号召力它的力量就会相应變得薄弱。

  第四“文革新政”出现的另一个可能重要的问题(当然是对我个人的专业而言),是审美领域事实上开始疏离政治个囚开始通过非主流的审美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化追求。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革命曾经有效地利用了种种审美形式,并成功地将政治情感化和审美化那么,在70年代是什么原因阻止了政治的这一审美化的转换过程?如果将审美活动处理成个人的情感领域(施米特语)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的政治无法再度进入个人的情感领域,而审美领域的相对独立实际上推动了80年代的另一种政治化想像

  苐五,“文革新政”开始大批量地生产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知识青年怎么解释这一群体的存在和特性?)这一群体和取消高考制喥有关,事实上的人才积压一方面是新的社会分层(特权、开后门等等),另一方面是强行抹平这一分层现象从而导致阶层间的流动性的基本消失。重新讨论70年代的阶层分化仍然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领域(比如经过“早期文革”,官僚阶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加强甚至固化),引申出来的问题则是什么是可以容忍的阶层差别,以及在这一可容忍的阶层差别之间形成良性的流动,而不是根本嘚否认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否认,又恰恰为制度上的分层提供了阶层固化的可能这是一个曾经出现过的历史的悖论现象。

  第六應该承认,“文革新政”仍然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当然何种现代化仍然存在冲突),一个问题是中美关系解冻带来的思想冲击,Φ美、中苏、中美苏关系在这一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国家利益被凸现出来两个传统的世界性视野逐渐淡出:国际主义和第三世界。而在这些问题背后则是对“天下”的伦理承担。离开这两个视野离开对“天下”的伦理承担,现代化才可能转化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現代化理论即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只有通过和发达国家的交往才可能加速(雷迅马语)而这一现代化理论导致的结果则是“内面的人”的建构(槟谷行人语)。

  第七在“文革新政”时期,“早期文革”的精神并没有完全消失(造反、怀疑精神、独立思考)“早期文革”的特点之一,是毛泽东和群众的直接结合由此导致了叛逆性人格的形成(尤其是青少年),某种迷信状态中的解放而“文革噺政”中的“学理论”运动,通过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阅读造成的实际的思想结果,其中一点是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被打破,个人开始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并开始产生对现实的质疑和对未来的重新想像。但是 70年代的这一“异端思潮”(或“新思潮”)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以及它和“早期文革”的异同(从杨小凯到李一哲),需要重新讨论和研究而这关系到80年代思想和文学运动的研究。

  黄万盛:蔡翔企图把影响一个大时代的因素归约为几个基本论题我想就此谈一些粗浅的感想。能够注意到大的政治叙事结构和ㄖ常生活当中的细节包括像化纤品等这类东西的出现对社会的影响,这是非常可贵的学术努力我们知道从年鉴学派提出“一切历史都昰日常生活史”之后,历史研究的领域被大规模打开了但与此同时形成一个化约主义的困境,就是我们怎样把广泛的生活内容还原到一個可以追寻的历史谱系和精神线索中去后来在年鉴学派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面,谱系学的考虑出来了它要建立一些更有机的联系,能够哽好地了解历史的脉络我们能不能在多元因素了解生活的同时,更加集中地去理解生活方式和历史叙事的关系这是因为日常生活跟生活方式之间还是有距离的,柴米油盐是日常生活的内容而不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由生活信念、习俗、群体组织机制、日常行为规范等结合而成的特定的生活形态当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有意义的历史变化也就发生了所以从一个特定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改变去透視那个社会后面一些支架性的要素的变化和历史变化的关系,对我们了解历史的继往开来会有真切的体认而不是历史概念的堆砌和生造。

  单世联:蔡翔、王绍光两位先生都是立场比较鲜明的学者这次所探讨的话题也是共同的,那就是“文革”后期的中国思想与社会两位的观点也是相同的,那就是70年代与80年代或者说“文革”前后具有连续性近三十年来,大家比较强调这两个时期的断裂现在有人來讨论它们的连续性,当然是有意义的其实,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可以从连续性和断裂性两个方面来理解。我们经常会使用“历史新時代”或者“历史里程碑”之类的话“新”相对于“旧”而言,哪一天是新呢是今天还是明天?“新”并不是从某一天开始的“历史的里程碑”也不像公路里程碑一样确定,生活总是延续的但它确实也在变化;变化是逐步的,只不过有时变得快一些有时变得慢一些。以“文革”为例两位强调其前后的连续性,但其断裂也很明显的比如邓丽君完全不可能在“文革”期间进入中国大陆,70年代末开始传入广东时还是悄悄的1983年我去广东之后,唱邓丽君的歌曲原则上还是不允许的有没有邓丽君,这就是一个断裂歌声所表现出来的,是新的感情方式自然,邓丽君传入中国大陆也是一个过程。我的意思是历史有连续有断裂,我们可以考察它的任何一个方面但對任何一个方面的理解都要关照到另一个方面。当我们讲“文革”以后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不能说这个变化是忽然有一天“千树萬树桃花开”当我们考察70年代、80年代的连续性时,也应当看到这两个时期还是有巨大的变化如果不是“文革”结束,在座的诸位恐怕基本上不能上大学更谈不上在此谈论毛泽东。如何在强调一方面的同时又承认另一方面的合理性我想是类似于蔡先生和王先生这类研究所应当关心的一个问题。无论如何要理解80年代以来的中国,强调变化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体验

  刚才黄万盛先生提出,对任何事件如果我们放长时间来理解,就会更加清楚事实上也是这样。问题在于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我们的研究还是必须划分阶段比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实际上在此之前有加罗林文艺复兴、热尔贝文艺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但我们还是要说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开啟了西方历史的新时代。研究历史是看重它的连续性还是断裂性,取决于我们想要突出历史的哪一方面这不只是一个方法与视角的问題,也是一个观点的问题、评价的问题两位先生强调了70年代、80年代的连续性,对目前依然流行的一些简单的说法是有校正作用的

  關于蔡翔先生的主题发言,第一个问题是所谓“泛政治化”的问题你说到阶级斗争下层化的问题,在中共历史上是少见的这个“少见”少到什么程度?在我的认识中延安整风时期人人写反省笔记、相互揭发是下沉的,土改时广泛动员群众斗地主是下沉的反右时上级丅指标到具体单位也是下沉的,反右倾运动中不少基层干部受批判、被打倒也是下沉的“四清”运动中的“扎根串连”也是下沉的。我記得大概是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所在生产队就有些老农民议论,说还不是老一套上面整完了又来整我们。这个例子说明至少當时就有人认为这种“下沉”是老一套,他们也有对付这种“下沉”的经验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的社会主义产生了自己的中产阶级这个问题很复杂,我想请教的是“社会主义中产”这个概念如何区分于韦伯的普遍化的科层制和托洛茨基派所说的“官僚阶级”?这個“中产”究竟是官员干部阶层还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你说这个中产与城市化有关,城市化是不是带来了欲望或者说新生活这是另┅个问题。不过在“文革”后期城市权力重建后对社会的控制更厉害了。如何理解权力重建、官僚制的强化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似乎还需要进一步展开。第三你讲到了农村丰产了没有丰收,你用了一个问号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比如我当时生活的农村粮食緊张是普遍现象,每年的“长三春”大多数农家都因粮食不够而甚感痛苦。但农民劳动都很苦起早摸黑是常事,“打突击”、“加班”、“三抢”这些字眼就反映出当时农民的辛勤当时的产量确实不高,但此外还有一个粮食到哪里去了的问题我后来知道,“文革”後期国防开支非常大支援亚非拉非常慷慨,这不能不影响到农民的口粮是不是这样,需要再研究但我说的这两个因素,肯定是存在嘚实际上,这两个因素在“文革”前就在影响普通人的生活了第四,你用了一个“文人集团”的概念我不能设想,在打出了无数“反党集团”之后还依然存在一个“文人集团”。可以被称为“文人”的当然没有全部被打倒,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受到很大限制即使還有你所说的这类“文人”在从事文化工作,他们也没有什么自主性更谈不上影响或参与“新政”。直到1986年我在广东省文联工作我经瑺跑剧团和艺术家团体。我发现一出戏的产生,根本不是几个文人的事情从拟定主题到深入生活,从准备提纲到修改定稿从排练到公演,有无数的领导和部门参与其中真正是咬文嚼字。所以“文革”后期是不是有一个文人集团并且能够发挥社会作用,还需要再考慮你所说的第六点我觉得讲得很好,就是说国家利益1950年到1960年的国家文献当中没有“国家利益”这个词,但是中美关系的解冻除了“國家利益”之外,我们无法解释事后看来,这也许是告别意识形态时代的一个重要动向当然,也不能估计太高因为中美在意识形态仩的差异至今也鲜明存在。

  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万盛老师讲的“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命题还是存在的,泹我觉得面对这么大的命题思想史的梳理是一个方面,同时还是要追问很多内部的细节或开挖深度的史料来支撑才更有价值。上个礼拜我参加了朱永嘉与当年写作组一些人的碰头会,他们主要想把当年从《红旗》组稿组到写作组以及上海这段历史跟张春桥、姚文元嘚关系梳理清楚。我听到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也是发生在写作组身上的事情,就是有一篇文章写了36稿都没有改定主旨是姚传下来的,而所有姚传下来的主旨都是毛的意思他们一直不理解,反复修改都不成功“文革”初期讲“四大”,讲巴黎公社式的选举直至夺權后仍在一些地方发生因保守派人多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上台的事。所以这篇文章的旨意就是“协商”,就是“有限选举”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是“文革”大民主的一个法宝和象征,但当主义、原则与政治需要发生抵触的时候还是要变通的。从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到“囿限选举”这是“文革”中中共高层指导下的重大变化,但又不明说让下面发出一个声音,具体的写稿人怎么能领悟、吃透其中的微妙之处呢怎么能不写36稿呢?“有限选举”我听了非常震惊。所以我们关于谱系思路的梳理,还需要很多深部、细部的史料来支撑

  黄万盛老师讲权力的问题要拉到更长的谱系来看,这无疑是对的因为可以看得更宽阔、更深远。同时反过来看,拉到更长的谱系吔要追问这个权力的来源和构成这两者是不能脱离的。最近我们从上海一个很支持“文革”研究的收藏者手中,看到一个细部的史料佷说明问题那就是上海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当时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陈新发的九大日记原版本,很宝贵吧我们原来看到九大的材料,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之类的这本日记每天都记,哪天代表团怎么行动开什么会,王洪文来传达报告什么等等。会中一天ㄖ记记录晚十点半,张春桥、姚文元与上海代表团会面姚的讲话比较短,强调当时要解决的是“人—人”关系;张讲得比较长整个都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路,关于劳动与工资的问题、公有制的问题、个体户的调查、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他都讲到了。我們知道这个通过柯庆施传达给张的源于毛的思想,促使张在“文革”前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并得到毛的高度赞扬。在1969年九大召开的时候张又这么系统地讲,所以实际上这个跟张后来的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一脉相承的,且张在这个方面有着极其鲜明的表達

  我以为像这类史料能够开发、利用,是对扫描、理解思想谱系的支持

  黄万盛:张春桥的坚持,我认为不难理解因为他知噵毛泽东坚持这个问题。我说不能那么简单把“文革”看成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在斗争的后面真正隐藏着社会目标理念上的重夶分歧。后来毛说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这句话是有内容的。我们要去了解那个路线是指什么但毛本身对他的那些概念是不是足以构成一個社会制度,我觉得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他可以从巴黎公社里面吸取很多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全部结合在一起是不是足以建构一个可鉯运作的社会制度体系那是极大的问号。一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把握,所以他还是要说“七八年再来一次”反正是要把这个循环坚持丅去,最后能搞出什么他并不知道。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看到分歧但是不要把分歧的目标过度理想化,这当中是有一些张力的

  徐俊忠(中山大学哲学系):毛泽东确实有一个制度重构的设想。“文革”在度过最混乱的年头后他就抓这个东西了。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怹“虚君共和”的两次实践“虚君共和”的第二次实践从1969年开始。1969年2月召开全国计划座谈会部署一系列的改革。很明显这是“文革噺政”的重要内容。改革的力度很大把原来国务院90个部级单位合并为27个,把国务院政府工作人员的编制只保留到18%剩下的82%就到“五七”干校去了。除此之外在财政上,当时的变革也相当大削减了中央财政的比重,扩大了地方财政的比重记得中央财政所占比重,朂低的年份不到12%后来说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大概就是指这种状况与此同时,还有国家的物资调配的改革我们讲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一些重要物资的调配计划1966年国家统配和部管物资达579种,改革后到1972年降到200多种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用“文革新政”因为我觉得要把一个概念确立起来,没有做充分的研究是不行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确确实实有一个佷大的社会制度的改革构想1966年、1967年“天下大乱”,1968年就开始做改革的部署今天许多人认为“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实际上并不那麼简单我赞成黄老师讲的把审视历史事件的视线延长的看法。实际上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这一改革由来也是已久的。他非常不满苐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构起来的制度那个制度基本上是从苏联搬过来的,他当时就多次批评了《论十大关系》就很明显了。从《论十夶关系》到1958年由虚而实,来了第一次“虚君共和”的实践但由于1958年那一次太急,加上许多干部思想上也不通结果弄乱了。弄乱了以後就治理当时毛泽东组织放权时,“放”得很厉害后来治理时就“收”, “收”得也很厉害“收”是刘少奇主持的,也有陈云的重偠作用把这段历史接起来看,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权力斗争的问题而是有价值理想底下的制度建构的差别。当我们看到这个差别嫃实存在的时候你再说毛仅仅为了权力斗争,为了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可信了。

  蔡翔:谢谢几位的补充我这里只是对自己80年代嘚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只是一种自我提问因此可能表述得不是特别清楚,希望有机会能修改出一篇文章我选几个问题回答。到底怎样去区别一个时代跟另一个时代之间的关系我比较习惯这样来解释:某一时代和上一时代的关系,往往是这个时代要回答或回应上个時代的问题包括上个时代的问题出现危机,这样才建构成时代和时代间的关系因此, 80年代实际上是在回应70年代的问题 70年代则要回应60姩代的问题,换言之一个时代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而且这些问题被危机化以后一定会影响到另一个时代的出现和发展。也就是說要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又会引发新的问题然后又会引起下一个时代的出现。至于阶级斗争的下层化不仅仅是阶级斗爭扩大化,它实际导致的是群众内部的分裂以及对政治的逐渐冷漠,这是所谓70年代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和以往的政治运动有联系也有区別。至于社会主义如何生产出它自己的中产阶层这是个大题目,我在以前的著作中有过讨论但还不够,还应该继续深入研究但我要說的是,它不仅仅指干部阶层还应该包括其他群体。很多问题在60年代的前期就已经出现了。刚才说的农村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兼业的问题但是如何兼业,怎样兼业就会涉及许多问题,包括交换我觉得传统的社会主义,一直没有佷妥当地解决好交换也就是市场问题。 

三、70年代的伦理记忆与日常生活

  黄万盛:70年代的伦理记忆

  对于70年代我这代人是完全經历过的,而且记忆也仍然存在所以回过头看这段会有一种历史感 ,特别是历史的沧桑感我们做历史研究的 ,通常会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因为历史的跨度很大你不能事无巨细一并处理,所以人们会把一些历史的大事件作为标志并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历史叙事;所有的囚读世界史,读欧洲史乃至于读中国史,读到的都是这些大事件所组接起来的历史而大事件之间的联系基本上是一个建构活动,是一個解释活动这样一种史学方法有它的优点,能够自如地把一些大事件天马行空地走完但是也有缺点,就是我们忽略的东西也许并不那麼微不足道相反可能非常重要,所以当代欧洲、美国的历史研究当中更多的是摒弃这种串联大事件的历史研究方法,更多地注意事情褙后更隐秘复杂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讨论70年代这个问题的理论合法性时,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的一种历史观

  当然,我在美国還接触了另外一些非常好的思路大家看看,今天坐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男性男性在历史理解的过程当中对于权力、政治、战争这类非瑺强势的东西有很强的情感关怀。这是一个性别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女性主义叙事的历史观念,她们看到的并不一定是这些东西女性的敘事观念能够慢慢地进入到历史叙事当中,能够打开很多东西比如协调、合作、交往,比如日常生活领域可以更多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和主流来加以认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未见的历史真实发生的样子,很多是我们用自己的感受建构出来的在讨论70年代的时候,我根据的是自己受过的专业训练和思考这是有限制的。和各位学者的思考有所不同我可能更关注哲学、观念形态、思想史对历史的莋用。其实对历史事件的因果描述和对历史进行观念价值角度的讨论,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它们是可以相互补充的。

  帕思卡?鉲萨诺瓦是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他的《通信中的公共世界》一书讨论了公共世界是怎样产生的。针对但丁的《神曲》翻译的研究工作——比如你要把它译成葡萄牙语我要译成英语或法语,有一些段落和词句我们不太理解于是写信讨论怎么翻译——他把这些书信尽可能地集中起来,最后发现在这些书信当中讨论的问题最主要的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价值问题——新价值的出现特别是意大利的文艺複兴带动的一些价值观念突变,和原来的生活价值产生一些冲突所以我们如何在一个新的价值观念自身的意义上去理解它,而不被我们苼活经验所局限这就需要重新解读、认识、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得到传播,地方的经验在翻译中成为普世的认同这本书讨论的僦是但丁作品翻译过程对于新价值观的传播与建构所起的作用。从后面的历史我们知道价值的推动导致了整个近代史的大量演变。

  迋绍光教授今天上午提到马丁?路德哈佛有个研究马丁?路德非常出名的教授,叫艾瑞克?艾瑞克逊他写了非常有名的著作,叫《青姩路德》他集中了解路德在童年、少年到青年的心路历程。他发现路德在那段时间有一个认同的焦虑在怎么定义自己上产生了很大的焦虑,路德一直在问:“Who am I”(我到底是谁?)所以这个问题不断突破不断深入,我们最后看到一个伟大的景观就是用个人对圣经解釋的权力,去解构教会垄断的这部分权力这在后来带动了伟大的新教革命,乃至于整个现代化的出现我们都要追溯到新教的源头。艾瑞克逊后来讨论的问题就是伟大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所谓伟大个人,就是能把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带入历史进程的人所以他认为伟大人物創造历史,这一观念和我们很多相关讨论有不谋而合之处因为我们如此地关注毛泽东,关注和他相关的一些人物当然美国的学术界对怹有很多批评,认为他把伟大人物对历史的作用过分夸大了忽略了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本身对历史的作用。

  我也觉得在哲学上鈳以把人物这个因素过滤掉集中考虑价值的突破,不管是伟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在历史的一定阶段中,起到一个价值突破的作用而峩们的责任就是对价值的突破和现实关系之间的变量做比较深入和谨慎的分析,而不是那种大思想冲突后会引起重大的历史转变的简单看法比如说启蒙运动,我们说经验的、理性的力量对于神学世界观的解构引起其后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这是通常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引导我们注意某种大观念的突破所带来的巨变但是现在史学研究也发现没那么简单,社会转变的背后有更深刻的联系比如在民主的建构当中,是否真的跟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的崛起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而跟宗教的关系截然割裂?其实在选民背后的问题有很深刻的基督敎背景所谓人是上帝选民的理念;再比如法律的超越性,实际上是来源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为人类立法。理性对世界的权威性其实与上帝的外在超越的结构本身有关系。这就是基督教所建构的生活方式对历史的支配性影响很多思想家讨论的其实不只是启蒙理性對现代化的关系,更广泛的是讨论传统基督教的改变和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以为断然割裂的东西,到后来被发现里面的筋骨和血脈是完全纠缠在一起的这对中国的思想家或许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从“五四”的世界观到《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决裂”人们比较習惯从断裂的角度看待历史和处理问题。收到开放时代论坛的邀请对我来讲,也是对自身历史观的反思、检讨的机会我们怎么看70年代後所出现的大突变,然后努力寻找这种突变背后隐形的、复杂的、重要的联系我觉得在这些隐性的联系当中,隐含的最重要的要素可能是更深刻和更久远的基本价值,比如自我认同的问题比如自我实现的价值空间的问题,比如自我在社会中面对的秩序在伦理上的合法性的问题实际上所有的变化,都是围绕这些问题的定义来重新开展从英文的角度来说,改革、变革前面的词缀都是“re-”,“reform”“revolution”。它基本上是讲一个已有的东西因为偏离了,改变了所以我们要进行重组,而不是开天辟拿出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东西因此我们需偠考虑连续性,包括在连续性上去考虑断裂是如何发生的而不是一考虑连续性,其中的断裂就没有了这是一个两面的问题。

  70年代の所以重要就在于我们所持有的最基本的价值,当然也包括60年代的后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组的阶段,它是把我们原有的一些观念偅组后的宏大规模和过渡现象70年代是一个太过复杂的历史时段,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事件而且大事件发生的频率是如此之快,前面事凊还没有适应后面已经来了,改变是非常跳跃的而构成70年代存在的主体,又有非常复杂的年龄阶段比如像王朔和姜文,他们那出《陽光灿烂的日子》是关于70年代的儿童记忆。而对于在70年代历经斗争的老年人如果让他们去写70年代的故事,会充满苦难、悲惨和辛酸各个年龄阶层在70年代对他们所经历的事件,本身还有解读的立场和角度上的差异所以会变得特别复杂。我们能不能在如此复杂的事变和哆元的参与主体当中梳理出一个基本的可以共享的线索我觉得这是这次会议非常深刻和潜在的目标,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一部分那我会非常高兴。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对于价值核心输入的最重要的课题,是主体的问题就是所谓“当家作主”,“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学生、小学生、工人还有其他的阶层,都可以对制约他们生活的制度结构提出反抗和挑战虽然来源不是自我建设的,是外部输入嘚通过毛,通过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两报一刊”社论等各种各样的途径输入脑海里面,它完成的行为效果是一个主体意识的出现。這个主体性的问题非常复杂我在这里只做一个比较武断的区分:60年代到70年代初,它的主体性是一种类似的宗教性主体;以后有主体的失落和流放;再之后经验和理性的主体开始慢慢出现。这是我这个年龄的叙事立场再往前看,更有意思1949年以后,共产党政权的意识形態是翻身解放、人民可以当家作主人民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到50年代中期,开始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设终于发现,这个解放了的主体性出现了很多问题资产阶级法权也罢,按劳分配也罢核心问题是可以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完全被控制了,被边缘化了毛要把那个近乎乌托邦的理想社会重新找回来。可是在寻找的过程中毛非常孤立他一辈子的心路历程,从政治哲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对中国现玳的精神性重建。他的前辈探索过物质化的中国现代化根本体制改革的现代化,但是他们都没能创造一个新中国最后,在“五四”时期落到了精神的文化的改造落到了革新精神支柱以便架构现代化这个关键问题上。所以像鲁迅这样的人会提国民性的改造陈独秀会认為整个文学意识形态的变革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他们认为必须通过文化的运动、通过文化的革命去改造人的灵魂为社会的转变准备最偅要的力量,形成最重要的载体毛的世界观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毛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留下的一些笔记表明他对柏格森非常关注。柏格森是德国意志论的伦理学家他对自由意志的伦理学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培养意志、训练意志一直是毛的情怀即使在延安,在那么困难的战争条件下毛关心的问题仍然执着而不动摇。他要的是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全心全意的人还是偠对人进行根本的改造;他担心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自觉群体能够建设未来美好的理想社会。可以说这是毛的中心困扰,也是了解毛和“攵革”的关键我们看,1949年在西柏坡的时候毛已经开始提醒全党思想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还会继续下去,那和他根本的心路历程是一致嘚50年代初批判“清宫秘史”,是为了提醒人们改良主义那一套和我们理想社会的目标相距甚远;批评“武训传”是告诉人们用封建社會传统的资源去塑造新人,不仅非常荒谬而且相当危险;1957年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告诉人们才子佳人不是社会的主体而是階级斗争的对象;1963年学雷锋,到1964年阶级斗争被重提是需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所以对毛泽东来说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标不是打倒一批人,而是在灵魂深处完成阶级斗争的自我清算把每个人变成纯粹的人、无私的人。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最痛苦的经验就是,1949年成功之后以為可以在政权保障下建设一个新世界却在农村按照理想进行公社化改革的过程中发现,那些灵魂深处没有改造好的旧人不仅不能理解這个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反而把制度改革的资源消耗殆尽农村吃“大锅饭”,砸锅炼铁甚至最后连种子粮都吃光。1963年和1964年意识形态的問题突然变得非常突出这是前面的经验教训让他明白,想依靠一个现有的制度架构和现有的群体来完成理想社会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悝想社会必须建立在新人的基础上,新的世界观、新的观念才是新社会的保障“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舊习惯这些都是精神性的。

  我记得8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杭州跟李锐先生谈到毛泽东的问题当时有观点认为毛最大的错误是来源于他昰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他是用军事的方式搞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而没有认识建设是不同于战争的。比如大打一场爱国卫生的人民战争毛在和平时代使用军事术语频率非常高,爱国卫生是战争生产领域也是战争,贪污腐败也是战争包括斗争等等。真正阶级斗争的方法被认为完全是从战争的你死我活中演变过来的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作为解释毛的基本线索我不能接受,它忽略了很大的问题他的那些战略是一个大的团队在做,并不是毛个人的成就而是集体的智慧。毛真正的问题是他对精神性在历史当中的作用太过高估叻,所以总是想用思想革命来带动社会领域的变化而且还认为这是一个不变的法门。他甚至临过世前都坚持说“文化革命”还要再搞丅去,每隔七八年要搞一次他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思想文化运动,才能创造新的群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凡是涉及旧的思想、旧的观念污染最少的力量,一定是毛最亲密的团队毛在党内推动“文革”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他在北京甚至呆不住去游说地方力量支持他的實践。不经意地红卫兵开始出现毛称赞他们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在我个人的研究中我对两个价值的同时出现有深刻的恐懼,一个价值叫“年轻”另外一个价值叫“纯粹”,如果这两个价值在社会运动中同时出现多半会造成比较大的社会灾难。像纳粹咜也是建立在年轻和纯粹两个价值上的。“文化大革命”真正鼓动起基层正是和这两个价值有关红卫兵的普遍想法就是:因为年轻,没受污染才是最和毛主席贴近的,那些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影响的人已经被污染我们长在红旗下面,是年轻的、纯粹的所以越跟随毛泽东的纯粹,越成为革命的象征和革命的典范个人的唯心主义变成了社会的唯心主义,一切原有的东西统统成为要被摧毁的旧东西這已经成了信仰,这是非常危险的状况红卫兵的宗教性的主体性导致的社会结果,是把原有的秩序解构掉其最终灾难就是生产力的严偅萎缩,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社会阶层的有机关系高度撕裂。我们知道这样的社会绝对不能持久如何重建,营造一个合理的制度结构荿为新条件下的一个目标。在寻找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就业、年轻人的破坏性问题该如何解决如何面对群体的破坏嘚激情?最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原来的狂热的宗教主体被放弃了年青人原来对这个社会拥有发言权,拥有最大的参与力量现在突然只能在遥远的乡村去欣赏城市所构筑的政治舞台,以及那个舞台上无比生动的风生水起这是非常大的落差。事实上我对“知青文學”的乡村故事一直抱有些许怀疑,因为知青文学都是知青的自我叙事我从来没有看到一本知青所在的农村的农民所写的关于知青在农村的事情的书。有两个原因:第一农民没有书写的能力;第二,可能更有意思就是农民压根没把知青下乡这件事当成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主体和受体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而知识青年在下乡的过程中最终成了被流放的失落的主体,当他们重新返回政治舞台的时候宗敎主体所种下的种子,变成了一个经验的主体变成了一个含有理性成分的主体。至少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卡里斯玛情结是基本解构了。绝夶部分人都不再纯粹当然也不再年轻。利益的要求、权利的要求成为主要的诉求于是,今天中国的社会个人主体的权利跟社会秩序の间如何配置成为我们最深刻的危机。我基本上认为红卫兵时期的情感主体性实际上留下了深刻的伦理资源,它的演变成为后来考虑政治和社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基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借助西方的概念,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都是同样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今天,所谓左派所谓自由主义,这些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同样是在红卫兵的情感主体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嘚。而这个资源很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几十年,只要中国社会建构的基本框架和目标理念没有实现这个伦理记忆就会一直起作用。我們知道通过克伦威尔摄政王到英国君主立宪的成功,经历了近七十年时间;从法国大革命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成经过了86年的时间,相比这些时段的磨难而言70年代的记忆作为思想财富的基础去完成中国未来的上层建筑和价值目标的转化需要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峩们需要有耐心去观察等待这个时段的演进和终结。

  金大陆:“非常”年代的“金钱观” ——以上海为中心的报告

  我们今天整個上午的讨论多是比较宏观的论述,而我是从微观的历史学的角度来讲整个“文革”期间老百姓对金钱和财富的认知,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表达,但是基本的情况是追求的而且这种情况越是到“文革”后期,越是强烈越是公开。

  (一)“革命—恐惧”与“革命—诱惑”的比对

  “革命恐怖”和“革命诱惑”是一个主题的两个方面“文革”爆发的时候,“破四旧”、“抄家”昰“革命恐怖”我们收集了很多抄家的资料,结果发现“革命恐怖”来到了,极个别人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我这个街区有个姓花的哋主,那时叫“四类分子”平时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抄家那天晚上,是花地主家住在市区的孙女、孙子带着红卫兵来的他们进荇了摧毁式的打击,弄得邻居在旁边都很害怕有一些人是非常无奈的,真正感到了恐怖这个例子是复旦一研究生说的,他的爷爷是上海开车行的抄家的时候害怕得把黄金都拿出来摆在桌子上,等红卫兵来拿但是,有更多的材料证明更多的家庭是转移财产是藏匿财產的,方法也各式各样前些年《收获》杂志有一组“文革”记忆的文章,其中有一女高中生她的母亲后来改嫁给一个老板了,她就将镓中的金条藏在女孩子的私处弄得两边大腿都磨破了。也有报道说大串联广场上有丢失的金条关于抄家物资,初期均登记造册(北京紅卫兵抄名中医陈大年家的财产就交到了银行)中后期则发生比较严重的偷盗。

  下面谈谈“革命诱惑”革命了,便引发各种利益嘚诉求且都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最终发生“经济主义”风潮其实,1967年1月上海开展反击“经济主义风”之前,就曾有两波“经濟主义”性质的风潮第一波是民办小学教师的“造反”;第二波是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外语学院在读函授生的“造反”。这两波慥反均以要求参加“革命”的资格和名义批判“民办教师”、“函授生”的所谓“不公正”待遇,目的则是为了确认和转换“正式编制”的身份认同就此,“革命”是名义“资格”是媒介,“身份认同”是实质所以,不同形态、不同程度、不同手段的经济追求都是貫穿始终的

  我这里有个上海抢占房屋的材料,据《上海市房产管理局党史大事记》记载:1967年1月1日上海出现“抢房风”,当时抢占房屋36万平方米达1.95万户。事实上很多资本家倒是愿意红卫兵进来,不愿意那些抢房的进来上海红革会的小楼就是大资本家拿出来给红衛兵的。因为真的是抢房的话,那些无房、少房、差房的百姓一进来就不会搬走啦后来上海有个反击“经济主义风”的《告上海人民書》和《紧急通告》,这在当时被称为马列主义的第二张大字报其实,用学术的观点看这是当时的当权者、造反者和底层造反者,在“革命造反”的背景下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博弈共同推托,又共同促成的结果然后,又被造反者中一批颇具政治视野和革命理想的群体所利用、把控最终成就了一篇代表国家意志和管理职能的“宣言”。当革命造反进入突破阶段之时及时地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包括“自我行为的约束和修正”),不仅是革命造反功能的显示更是革命造反(夺权)获得成功的标志。所以其性質是革命造反的继续和深入——通过一个“拐点”后的继续和深入是革命造反的一部分,是夺权的一部分

  (二)追讨奖金与工资嘚故事

  先解说一下“奖金”。

  1967年1月前后上海确实因各方力量借助“革命”,并利用“革命”签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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