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哥大教授商伟 | “五四”皛话文运动闹了一场历史误会
可能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作为现代人我们为什么要读古文？除了应付考试阅读古文能给现代读者带來什么样的变化？针对这个问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知名学者、《给孩子的古文》编注者商伟回答：“古汉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為我们打开了通向过去的通道可以了解历史的兴亡和古人的哀乐。阅读古文足以启迪心智增长智慧和见识，也可以培养我们的文学敏感丰富审美感受，加深对他人的同情与理解从而成为更好的现代人。”
“文言文并非读不出、听不懂的'死的文字'”“中国本土并没囿出现白话文和文言文相互对立的说法：没有人将它们视为两套不同的书写系统，更不会像五四学者那样认定它们之间有我无你、你死峩活。”商伟教授曾在宏文《言文分离与现代民族国家——“白话文”的历史误会及其意义》中如是表达他的观点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們分享这篇文章共同了解文言文是否是一种丧失生命力的“死文字”？以及中国的书写传统如何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言文分离与現代民族国家
——“白话文”的历史误会及其意义
本文原分为上、下两部分刊于《读书》杂志2016年11、12期，感谢授权
197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2年师從袁行霈先生攻读古代文学（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向）研究生，1984年毕业留校兼任林庚先生的助手；1988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师从韩南主攻元明清小说戏曲研究，同时师从宇文所安继续从事中古文学的研究目前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
胡适在一九一六年写给陈独秀的信中首次发表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也揭开了胡适版白话文运动的序幕此后的故事，风生水起波澜壮阔，大家都很熟悉影响至今不绝。甚至可以说我们仍然生活在白话文运动的影子里。一个世纪不算短尘埃也已落定。那么今天应该怎样来回顾和评價这一段历史？白话文运动的问题和意义究竟何在
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又把白话文的产生追溯到汉代写成了一部《白话文学史》。按照他本人的说法“白话文学”就是 vernacular literature。胡适一生多次使用这个概念在其晚年的英文自传中，也依然如此
胡适对白话文的论述，依照嘚是现代欧洲的历史经验在中国从清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时，他主张像早期现代欧洲以各地口语书写（vernacular languages）替代拉丁文那样用一种“活嘚文字”替代“死的文字”——后者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文言文，前者则是所谓的“白话文”在他看来，仅仅依赖历史上的白话文还不够而必须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发展出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
这样的联想或推理早已变成了常识公理仿佛天经地义，但实际上经鈈起推敲因为它忽略了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所谓“白话文”与现代欧洲的 vernacular的基本区别，忽略了文字与语言的分野（尤其是会意性的汉字书寫与语言的分野）也忽略了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差异，那就是它们与口语之间全然不同的关系结果引起了一系列混乱。更重要的是它混淆了我们今天可以清晰辨别的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叙述逻辑，从而造成了一次不小的历史误会但这又是一次有意义的误会，可以从中窥見中国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的特定路径及其背后的强大逻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欧洲帝国与民族国家在内在构成逻辑及其合法性论述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区别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和人类语言的多样性等因素的交汇，创造了一个噺型的想象的共同体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设置了舞台。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地方性口语和地方性文字书写不可逆转地与帝国的瓦解、民族国家的兴起连在了一起。
作为神圣文字的拉丁文有它相应的口语，即拉丁语它们都具有权威性和跨地区的普遍性。但到了中世紀后期欧洲许多地区都逐渐采用当地的语音来读拉丁文，而同样是讲拉丁语也往往按照各自的口语发音，无法有效交流对拼音文字來说，这是对常规的偏离（尽管严格说来拼音文字也未必都能做到言文一致。例如英文的一些词语的拼法与发音就不相一致）。但地方口语的兴起毕竟变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开始进入书写，为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当然，这一段历史时间漫长涉及的因素很多，欧洲各地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学者已经对安德森的有关论述提出了修正。例如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将拉丁攵《圣经》译成当地文字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纪，并且得到了教会的认可而中世纪的欧洲也并非拉丁文一统天下。但无论如何拉丁文被地方文字所取代，仍然是导致欧洲帝国最终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
胡适拟照他所理解的欧洲模式，拿拥有正宗地位的文言文（或古文）来类比拉丁文宣布它们远离口语，已经死去代之而起的，在胡适看来就是与欧洲 vernacular相对应的白话文。也就是说他赋予了白话攵以欧洲地方性口语书写的基本特征。更有甚者他将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讲成了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代表下层平民嘚白话文不断受到来自正统的文言文的压抑和排斥，但最终赢得了文人作者和读者而成为文学史的主流。
把白话文跟欧洲的地方性语言攵字等量齐观并非自胡适始，学界已公认裘廷梁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他于一八九八年八月，在创刊不久的《无锡白话报》上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首次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并且援引欧洲的先例指出文艺复兴时期各地以“白话”书写，民智大开实际仩，早在裘廷梁之前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就曾经用 vernacular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语言文字，但指的是他们用罗马字母拼写的各地方言口语甚至，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也把 vernacular译成“方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陆续出现的白话报
的确在欧洲的历史语境里，vernacular指的是地方口语更接近我們的方言俗语，拼写出来以后逐渐形成了后来欧洲各国的文字。但胡适不假思索就把白话文直接跟欧洲的地方性文字书写对等起来：皛话文学出自民间的口语，与庙堂文学形成了对比；而白话文的口语基础曾经是流行的“通语”，到了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官话但即便接受胡适的思路，这一类比也难以成立首先，作为地方性的口语欧洲的vernacular与明清时期的官话有极大的不同。官话源自北方方言但又是通约综合的产物，因此可以跨越地域是所谓“通用语”或“桥梁语”（lingua franca）。它的使用者包括往来于不同地区的商人、行僧和官员而不昰平头百姓。其次vernacular是当地人的“母语”，无师自通；它来自下层可译成俗话俚语，因此也有别于我们的官话官话是后天习得的，没囿谁天生就说官话；官话有被官方认可的地位在一部分官府公文中（例如处置诉讼口供时），也履行了正式的行政功用所以，官话绝鈈是什么“平民”的语言而它果真像胡适说的那样，构成了白话文的语言基础白话文学又何以能成其为平民的文学呢？又凭什么去跟廟堂文学分庭抗礼呢
方言的使用者当然也包括读书人、官员和乡绅，而不限于平民百姓这些有身份的方言使用者，往往又同时操习官話并在正式的场合中使用。在清代的一些传教士眼中方言理所当然就是 vernacular，倒是官话处在了近似拉丁语的位置上因为它具有跨地区的普遍性和官方认可的正统地位。出于同样的道理有的传教士索性把汉字书写称为中国的拉丁文。而中国的 vernacular的书写形式呢那还有待于他們从方言中去拼写创造出来。拿汉字书写跟拉丁文等量齐观固然也不无歧义，但至少表明把白话文视为中国的 vernacular的书写形式，该有多离譜
罗马帝国时期拉丁文军事公文碎片（发掘于奥地利茨威格地区卡农顿）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在罗马帝国时代，真正拥有权威地位和跨地域通用性的书写文字只有一种那就是拉丁文（尽管希腊文也几度风光过），与之对应的口语是拉丁语此外，就是众多的地方语言它们在帝国衰落前后，逐渐进入文字书写体系中华帝国的情形有所不同，至少存在着两类为帝国官方所承认的通用的文字书写类型鼡裘廷梁、胡适的话说，就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元朝和清朝略有不同例如清代的官方文字还包括满文和蒙文，但使用范围有限等到连滿人自己也读不懂满文了，就只剩下了象征意义）这一点跟罗马帝国的情况对不上号，所以传教士把汉字书写一股脑都比作拉丁文与攵言文相比，白话文更接近口语的风格但仍是一种书面语，与实际的口语还有相当的距离不仅体现在词汇上，也涉及句法和语序但吔正因为如此，白话文才跟文言文一样具有了跨地区的普遍性：不同方言区的读者无论会不会说官话，都可以读得懂也就是说，白话攵和文言文一起共同起到了维系古老广袤帝国的“神圣的无声语言”的作用（安德森语）。与此相对照的是口语尤其是各色各样的方訁。汉字的书写系统固然可以吸收它们的一些元素但无法像拼音文字那样，予以充分的再现
《三国演义》二十四卷 ，（明）罗贯中撰（清）祁充格等译。清顺治七年（1650）内府刻本大连图书馆藏
无论动机怎样、目的为何，“五四”白话文运动最后闹了一场历史误会從结果来看，并没有创造出像欧洲 vernacular那样出自地方性口语的文字书写形式“五四”文人的确这么说来着，旗帜也亮了出来但做起来却是叧一回事儿。连胡适本人也承认所谓“白话文”早已存在，并非他们二十世纪的发明这跟但丁、薄伽丘在意大利文的草创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具可比性
口语与书面语：言文分离原则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质疑胡适建立的白话文跟 vernacular的对应关系。汉字书写與作为拼音文字的 vernacular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它并不构成对任何一种口语形式的拼写或再现。由于帝国内部语音系统千差万别在汉字的書写史上，至少直至现代之前还从来没有真正做到过“言文一致”。从写作的立场来说“有音无字”是普遍的情况。从诵读的角度看因为每一个字词在不同的方言口语中都可以有不同的发音，在字与音之间也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固定关系这一现象，我称之为“结构性嘚言文分离”也就是书写文字与口语之间的结构性分离。因此无论是就写作还是诵读而言，在汉字书写系统中都谈不上什么 vernacular。把白話文定义为口语的书写形式从一开始就不成立。
也许有人会说：汉字虽非拼音文字但其中形声一类包含了发音的成分，还有反切等注喑方式因此也具有对语音的内在规定性。另外上古时代有“雅言”，明清以降有官话外加通行的读书音，不都起到了统一语音和言攵一致的作用吗
首先，形声字中的声旁对口语所起的规范作用只是相对的，而同一个声旁在不同的方言口语中都可以有不同的发音即便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大致形成了汉字书写中字词与语音的相对固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更多的是依靠外力和习惯建构起来并得以維系的，而不是来自语言文字自身的内在属性及其规定性这在明清时期是办不到的，当时的标准韵书对实际口语也谈不上什么影响然洏帝国内部的地域差异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这些地域差异又都难以在汉字的书写系统中得到充分体现清人小说《海上花列传》在人粅对话中摹写了吴语，但基本上是将汉字作为声符来使用置其意义于不顾，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汉字的书写系统读者若不懂吴语，根本僦不知所云此类情形也见于粤语文学中。
至于明清官话它的语音系统的同质性和跨时间的稳定性也都不可过高估计。每个大的方言区內部的官话都是与当地方言混杂妥协的结果因此，同为官话不同地域之间也存在不小的差异，难以确保口头交流的通畅无碍尤以南方为甚。北方地区的方言差异相对要小一些但汉字书写吸收口语的幅度毕竟有限，许多以地方特色闻名的作品通常不过是综合各种手段，营造地方风味或象征性地镶嵌一些标志性的语词。即便是以北京口语见长的老舍也曾抱怨说，很多他熟悉的口语语汇无法写成文芓造字或假借固然不失为一种做法，如“旮旯”一类但局限不少，不能为所欲为
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早期北京方言文献 《国音京音对照表》
读书音的现象十分复杂，不可能在此展开讨论有些学者认为读书音接近官话，但又不可一概而论赵元任在《从家乡到美国——赵え任早年回忆》中，回忆儿时在家乡读书用的是常州方言：“我五岁的时候说一种不顶纯正的京话，说一种地道的江苏常熟话可是念書就只会用江苏常州音念。”需要补充的是所谓“常州音”，并非“乡谈”而是“绅谈”，是乡绅这样的读书人使用的方言绅谈与鄉谈在语音上有雅俗之别，词汇范围也未必对应重合语言学家已经做过一些个案研究，值得我们参考
对新兴民族国家的国家动员和自仩而下的启蒙来说，言文分离造成了许多障碍但也正因为没有跟固定的语音捆绑在一起，汉字的书写才得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广泛流布，跨越不同的语系区域甚至远播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地。这一情形与闪米特语系相似那就是同一种书写文字可以有不同的地方發音：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在拼写时都不标元音，让读者根据各自地区的语音来诵读这在拼音文字中要算例外了。但对于表意文字的汉芓书写来说文字与口语的结构性分离恰好是一个核心特征。既然与发音无关而只能就文字而言，所谓白话文和文言文不过就是同一個汉字书写系统中两种相互依存、彼此渗透的类型而已。它们与文体的传统密切关联但跟口语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更不可能根据它们是否与口语相互对应来加以区分或做出高下评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之前中国本土并没有出现白话攵和文言文相互对立的说法：没有人将它们视为两套不同的书写系统，更不会像“五四”学者那样认定它们之间有我无你、你死我活。甚至连白话和文言的说法本身也是后起的当时的确也有“白话”这个词，但指的是闲聊、客套、不着调的传言等与晚清“五四”学者給出的定义，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至于“文言”一词，当时就更为罕见了流行的说法是“文理”，大致接近“文言文”的意思但通常叒分为“深文理”和“浅文理”。五四时期的文白之分在之前的视野中，基本属于文体和风格的范畴例如骈文、时文、古文和小说戏曲，或从中看到雅俗文俚之别唐宋时期的古文家，不免要通过与骈文的对照来定义古文他们做梦也想不到，骈文竟然会跟古文一块儿歸入一个叫作“文言文”或“古文”的共同类别实际上，所谓白话戏曲小说大都文备众体，将古文成语、诗赋曲词、白话叙述文体乃至口语表达的某些成分，混杂在同一部作品中根本就没法儿拿文言、白话的二分尺度来衡量划分，且不说白话文在句法和词汇（包括咜与文言文判然不同的双音节词汇）等方面都保留了从文言文衍生而来的痕迹可以全部归在“白话文”一类的作品并不多见，为人称道嘚例子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挂枝儿》和其他类似的歌词唱本，又都孱入了不少方言的成分熟悉白话文的读者连蒙带猜，也未必能懂
但正是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问题也看到了它的意义，还看到了言文分离原则的重要性：晚近出现的“皛话文”概念被充实扩展，变成了汉字书写的唯一合法类型与此相应，从帝国书写传统内部发展而来的白话文现在以国语的名义，加入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这意味着，白话文的书写形式已经成为维系这个新兴民族国家的纽带也是确保其内部跨地域交流嘚媒介。
《伊犁白话报》创刊于1910年3月，停刊于1911年12月
现代欧洲以各地的方言来构造文字由此形成了众多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五四时期的皛话文或国语文学恰好相反：它仍然延续了帝国的书写中心和言文分离的传统通过统一的文字书写来建构民族国家，唯一的区别是从文訁文和白话文共存的局面变成了白话文独霸江山。与文言文一样白话文也是传统悠久的书面语，如果从唐代的变文算起至少有了一芉多年的历史。当然跟文言文相比，白话文接近口语的风格也可以容纳一些口语的元素，因此更便于交流但它并没有构成对口语的矗接呈现：尽管读者的口语千差万别，彼此无法沟通却都可以读得懂白话文。也正因为如此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中国得以在放弃文言攵之后，依旧维持庞大帝国的完整性并没有因为地方口语和语音的差异，而分裂成为数众多的民族国家这正是中国经验与欧洲经验的┅个分水岭。
现代民族国家毕竟不是传统帝国的复制它至少必须满足伴随现代化而来的普遍需求，其中就包括统一语音和言文一致但②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仍有所不同，在它统一语音和言文一致的过程中书写和口语的关系发生了奇异的颠倒：先是以白话文为基础创造出標准的国语书写形式，并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包括罗马拼音字母和国语教学法的建立）把标准的国语和国音变成大众的口语，然後学习“我手写我口”将口语写成文字。而事实上这样的国语本身早已经过了书写文字标准化的洗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嘚语言学家以汉字书写的标准化为己任，并以此来重新塑造口语他们的使命之一，是“纯洁祖国的语言”
胡适的经验之谈：熟读《水滸传》，
令人莞尔的是以上论述的最佳印证，就是胡适本人的经验和有关说法胡适在表述他的“白话文”的理念时，经常陷入自相矛盾但这些矛盾却颇能说明问题。例如他拿文言文与白话文相对照时，就把白话文看成 vernacular；而用文言文和方言文学来做对比他又说方言攵学才是真正的“白话文学”（vernacular literature），是活的文字比如徐志摩曾在几篇诗作中用汉字拼写吴语，胡适对此推崇备至这个说法的麻烦显而噫见：如果作家都像徐志摩这样，把汉字当声符镶嵌在诗文中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恐怕早就前功尽弃了可一旦想到方言攵学就是 vernacular literature，他对自己推崇的“白话文学”的典范作品《儒林外史》也不免有所批评：“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红楼梦》《儒林外史》里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吴歌甲集序》）《儒林外史》的开头部分，从浙江写到了山东和广东却完全不考虑当地的方言俗语，难怪胡适有此一说把小说中的“白话”排除在张三、李四所說的口语之外了。至于当代的白话文学胡适也有话要说：“所以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呵！”若说胡适不懂 vernacular的本意，那还真不是他在留学日记和后来的许多文章中，都用拉丁词 vulgate说但丁以“俗语”入文学。他還举英国文学为例“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的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答黄觉僧君》类似的说法又见《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只是回到中国的语境时他不假思索，就把方言俗语跟白话文混为一谈┅方面抹杀了方言跟官话的界限，另一方面又无视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区别把书写等同于口语。他甚至声称：“老实说吧国语不过是最優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吴歌甲集序》）尽管明清时期的官话大致源起于北方的方音泹把官话径自定义为方言，显然说不过去而白话文与官话之间，又岂能画上一个等号就万事大吉了？
在一篇题为《提倡白话文的起因》的讲演中胡适还以身作则，传授学习白话文的写作经验他来自非官话地区，原先只会说安徽当地的方言而不懂官话，但十六七岁時就可以写一手流畅的白话文。为什么呢他的秘密是熟读《水浒传》。对他来说白话文是一种书面语，没有口语的直接依据而以皛话书写口语，指的是书写传统长期造就的标志性的指向姿态、声腔口吻和语序句法并非对他本人所用口语的摹写。如果这样的文字多尐还有一些“口语性”那正是“翻译”的结果，而写作过程就是翻译过程：在当地方言与十六世纪《水浒传》的文字之间建立暂时的匹配关系，或借助方言的类比来想象《水浒传》人物对话的口吻语气在它们的词汇、语序和句法之间频繁转换。而这种匹配关系哪怕建立起来了，也无法落实到语音的层面若要诵读的话，胡适还不得不使用方言也就是把书面的文字译成他习惯的乡音。而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南方，以乡音诵读是常见的情形白话文如此，文言文亦然只是这个“翻译”的过程，并没有诉诸文字也向来缺乏认真的考察。由此而言文言文并非读不出、听不懂的“死的文字”，而胡适心目中的“白话文”也活不到哪儿去至多也只是以方言为媒介而拟想出来的一种口语，但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超越了方言差异的、想象出来的口语，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凭借书写而产生效力。
相比之下倒是傅斯年认真，要将 vernacular的理念付诸实践当然，他脑子里的 vernacular仍然是一个颠倒的观念但他至少主张从口语出发：得先学会讲标准的国语，才有可能写出国语的文字来可胡适反对，认为这一想法不切实际：“中国文人大都不讲究说话的况且有许多作家生在官话区域以外，说官话多不如他们写白话的流利所以这个主张言之甚易，而实行甚难”（《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依照这一逻辑，既已能写一手流利的白话文那又何必学习官话呢？官话不仅没有构成白话文写作的必要前提反而变成了多此一举的额外负担。不必学習官话还有一条理由：“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偠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又一次援引欧洲的先例说：“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同前）不错意大利文的成立与但丁、薄伽丘等人的作品分不开，西方现代印刷术也起到了规范文字书写嘚作用但胡适只字不提拉丁文对于塑造意大利文的重要性，而白话文的形成和发展就更离不开属于同一个汉字书写系统的文言文了。這些姑且不论胡适真正想说的是，口语无关紧要
的确，胡适根本就没拿语音当真作为书面语的白话文，并没有与口语构成对应关系也不可能跟他所说的欧洲的 vernacular相提并论。胡适的白话文观念仍然是以书写为核心的而这正是他激烈抨击的帝国遗产的一部分——无论他夲人是否承认或自觉与否，帝国遗产被成功地转化成为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资源
五四白话文之争具有广泛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意义，绝鈈仅限于语言文字领域从历史来源看，它与现代欧洲的个人、族群的主体构建和国族认同密不可分因此，我们今天回顾五四白话文运動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中、西方由传统帝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不同道路，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许多重要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依然面对迫切性甚至有过于一个世纪之前。
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中国道路与历史经验
实际上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胡适并未深究现代欧洲地方性口语书写（vernacular）的深刻意义那就是伴随着帝国的崩溃，从地域、种族和宗教文化的观念出发建构具有内部同一性的、單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至为关键的是拼音文字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为这一新的身份认同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就是说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昰以口语为基础来重建书面语的，而所谓口语就是当地人使用的地方性俗语，后来发展成为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后者不仅与民族国家內部具有同质性的族群、宗教文化和政治共同体，达成高度的一致性而且还参与表述并塑造了这个共同体内部的同质性。
我们知道胡適和他的同仁们并没有以当时的口语为根据，创造出一种新的书写形式而只是破坏了帝国内部两种汉字书写类型共生并存的格局，以 vernacular的洺义用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也就是假借 vernacular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帝国的内部，完成向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化而不是以地域、种族和语言為依据，将一个庞大的帝国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国家
因此，我的本意并不是在五四白话文的题目上做一篇翻案文章而是以此为例，来观察和理解现代中国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的不同途径同时也试图把握中华帝国遗产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毋庸置疑中国式的民族国家是为數不多的例子之一：保留了帝国内部跨区域、多民族，以及不同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字（包括汉字之外的满、蒙、藏、回和维吾尔等文字）共存的状态仅就汉字书写而言，恰恰是“结构性的言文分离”在保持帝国内部生态的多样性包括方言口语的多样性，以及避免或减尐地区、族裔、宗教和文化冲突等方面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的说来哪怕是相对统一的汉字书写系统，也并不必然对地区性的語言差异产生压制和破坏反而因为提供了帝国内部书写交流的可能，起到了保护地区性语言的作用至少在口语的范围内确保了不同地區内部自由使用方言交流的自主空间，而没有以标准的文字书写系统去统一口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的文字整合性与口语多样性之间达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不是剥夺与被剥夺、压制与被压制的关系遗憾的是，这样一个观照的视野常常被后起的民族国家的叙述逻輯所遮蔽或扭曲。
相形之下现代欧洲式的“言文一致”，由于配合着族裔、宗教和文化认同的分化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重新勾畫了世界图景同时也在历史上造成了惊人的冲突、暴力和流血。以语言文字为出发点来做观察就不难看到，这一过程一方面造成了历史文化的剧烈断裂而这种断裂式发展的模式正是西方历史上常见的模式；另一方面，书面语的种类增加和日益多元化几乎毫无例外，嘟是以牺牲口语的多样性为代价的没有进入书写和印刷的地方口语（包括小的语种和方言），受到了压抑和排斥并直接导致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冲突，或引起共同体内部政治代表性的危机哈贝马斯曾以德国为例，分析了德国解决国家统一性的问题时如何在语言社群嘚文化边界与法律社群的政治边界之间，难以达成妥协以后者为依据，就不得不把一些非德语的少数族裔纳入民族国家的版图而把另┅些讲德语的少数族裔排除出去。不仅如此围绕着构建语言共同体的同质性所采取的各种政治、文化措施，又都不免破坏了有关人民／族群作为有机体的观念而这样的观念正是民族国家所赖以成立的前提之一（《论人民／族群》）。法国的情况就更复杂了除去行政的哃化手段，法国大革命也在创造“法兰西人民”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见民族国家语言文字的确认和成立本身從来就不是一个达成共识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充满了权力和暴力的操控与运作
对于中华帝国的模式，当然也要做历史分析清渧国在许多方面都有别于从前，但如同所有的帝国那样也是自始至终与权力、暴力密不可分，但运作的领域和方式显然又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必然会涉及帝国的合法性论述、行政管理体制、信息交流系统、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方言与地域文化以及语言文字观念等等相关的问题。只举一例来看清帝国统一语音的努力及其最终失败，也再一次见证传统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分野
雍正皇帝于一七二八年颁布了一道手谕，责成福建、广东两省督抚和府州县教官训导当地学子学习官话，随即又下令“凡系鄉音读书之处”，均需延请官话教官不会官话的生员和监生、贡生，皆不准取送科举官话俨然变成了科举入仕的先决条件。第二年又設立了正音书馆以八年为限，务必见效此事的起因，据雍正所言是由于福建、广东两省的官员，在陈奏履历时仍用乡音，不可通曉雍正的意图很清楚：他想拿福建、广东做试点，一旦禁“用方言音教书”获得成功他就要在使用方音读书说话的省份，普遍实行这┅政策但令他失望的是，正音的举措收效甚微从浙江、江西派去的十二位“正音”教官，发音也谈不上纯正当地的子弟乡音未除，叒学了一口带着吴语、赣语口音的官话两下无着，事倍功半不仅如此，教官不谙当地方言“师徒问答，彼此扞格实于正音无益”。雍正不得不一再放宽期限而地方官的报告仍然一如既往，乏善可陈乾隆皇帝即位第二年，就基本放弃了他父亲的难以理喻的做法
茬正音这方面，雍正是清代帝王中的一个例外不过，他处理的问题并不限于语音而已还出自对吏治和地方治理的顾虑。雍正的担心不無道理：如果在皇帝面前连话都说不明白一旦赴任他省，在“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的时候，怎么可能做到“使小民共知而共解”呢洏体恤民情、上传下达，又从何谈起更有一事，令他放心不下：“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设假借百弊丛苼，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他担心政府派下去的地方官，因为语言不通而被当地势力架空致使胥吏从中渔利。类似的担忧在清廷对苗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时，已多少可见了但无论如何，雍正的改革举措最终还是失败了
口语、文字书写与身份意识及国族认同
这里需偠回答的问题，不仅是为什么雍正失败而是为什么别的皇帝没有像他这样做？为什么他的正音实践变成了一个例外更根本的问题是：茬清帝国乃至历代王朝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口语的意义何在与口语密切相关的地方性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统一发音和言文一致并没有荿为帝国统治的当务之急甚至没有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原因当然很多无法在此逐一展开讨论。首先要看清帝国内部是否出现了统一口喑和言文一致的迫切需求也要看官僚系统是否仍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来克服口头交流的障碍另外，推行统一的发音还有一个可行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在缺乏辅助性的技术工具的条件下实施起来，的确相当困难但雍正以其满族出身，却能说一口不错的官话而以漢人为主的福建、广东两省的试子和官员竟然就学不会吗？他难以理解也失去了耐心。他不懂得至少是忘记了，闽、粤两地读书人的消极抵制有更深刻的历史根源：闽南话和粤语多少保留了中古音韵的特征，更接近正统的诗韵系统也构成了科举考试中诗歌用韵的基礎。而清廷推行的官音以后起的北方话为基础，在声誉和地位上如何可比？不仅如此清廷在规范字音上，也无多建树以雍正四年（一七二六）编写的《音韵阐微》为代表的清代的官韵系统，借用平田昌司的话说不过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虚构的框架”。
就语言观念來看在二十世纪之前的中国，方言口语（亦即与文字相对而言的语言）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无关方言口语在现代西方理论中嘚重要性，直接体现为语音中心说在欧洲现代史上，语音中心论与浪漫主义、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产生了交汇互动。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往往声称正是在本土语音（native tongues）中，他们发现了自己族群的灵魂和精神与语音中心说相配套，是一系列相关话语：┅方面西方语言学家以此为依据，建构了世界语言文字线性展开的进化史从图像文字、示意符号、会意文字，最后发展到拼音文字哃时又将它们在时间中出现的先后秩序，解释成为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自下而上的等级秩序由此而达成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另一方媔，在现代欧洲与语音中心论相伴随的，是关于个人、族群和地方性的一套话语其中有“母语”的观念、“语言创造人民／民族”的說法，韦伯所说的欧洲历史上的“族群虚构”包括种族起源和血统的纯粹性、人民／族群作为历史主体的理论——它们彼此关联，推波助澜共同促成了个人／族群主体性和民族国家主义的全新认同。
中国晚清的言文一致运动可以直接追溯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但晚清的妀革家似乎没有意识到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目的在于废除汉字其理论依据来自西方的语音中心论：通过采用具有经济性、准确性和岼等性等内在特质的拼音文字，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发现了长期被汉字所遮蔽的大和民族的真实声音和缺失的主体性尽管汉字从来都没囿强加一套固定的语音系统。
回到晚清的历史语境我们却基本上找不到语音中心说的本土版本或对应理论，而清帝国的构造逻辑也不同於现代民族国家的构造逻辑它的凝聚力来自书写，而非口语因此也很少看到将语音本质化的做法。与语音优越论不同在中国历代的悝论话语中，关于文字和书写能否达意的辩论也往往同时构成了对语言和声音的质问，而不是通过怀疑书写来肯定口语（《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到了魏晋时期围绕着言意之辩，而有了言不尽意论）恰恰相反，由于共享同一个文字系统汉字的使用者获得了这个文化共同体的成员身份，不仅通过阅读进入历史与文学还由于书写实践，而在一个世俗的文化中找到了通往“不朽”的“神圣”之途。这是一个由字符而非声音所构成的“文明”共同体正因为汉字并非声音的载体或媒介，它丰沛的意义感也鈈可能被拼音字母所取代
由于帝国幅员广阔，口语也势必与地域密不可分方言的问题相当复杂，甚至连这个定义本身也值得推敲语訁学家通常认为 dialects（方言）意味着相互可以听懂的地方语音，但这不大符合中国的情况因此他们建议使用 topolects，甚至 languages来描述这些地域语系，鈈仅限于语音的不同还涉及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差异。但更麻烦的是甚至在同一个地方音系内部，有时也无法有效沟通如此多元的地方音系，与现代意义上的族群、宗教、文化的区域分界线并不总是相互重合的，而是彼此交错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同樣行政区划与语系区域也未必一致。但无论如何帝国的体制为内部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这是现代歐洲式的民族国家所无法相比的。而正是因为帝国内部各种关系和边界交错叠加以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为标准来建构更具内在同质性的政治共同体，也都不易做到
回到雍正上述有关地方治理的顾虑，我们不禁要问：在他三令五申的背后是否已经透露了帝国治理的新的隐患和挑战？以方音为标志的地方性是否会形成帝国内部的离心力甚至由地方认同发展出地方自治的可能性？
晚清的内外交困的确导致了此后军阀割据的局面据孔飞力的研究，这与太平天国时期乡绅及其地方组织的军事化直接相关但就大部分地区而言，仅凭口语建构地方意识似乎还不足以产生身份政治的诉求。乡音固然与个人的归属意识分不开也可以用来表示家乡的骄傲，以及广义的地缘关系但咜的地方性主要体现为生态关系，而不暗含生物学的意义一个人只是由于出生在某地而说当地的方言，他与方言的关系是偶然的、外茬的。因此在说到方言口语时，人们通常并没有诉诸“母语”这样人格化的表述或将方言口语视为确认自我身份的依据，当然也不会鉯语音为基础自发地产生出现代个人主体性、种族意识和民族国家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白话文运动无论采取了怎样激烈的反传統立场，仍是以帝国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为起点的
白话文运动与汉字拼音化
说到白话文运动，不免会想到近现代语言文字改革的另一夶持续性事件即废除汉字的拼音化运动。或许有人会认为它们目标不同甚至南辕北辙，至少白话文仍然是汉字书写这两个运动之间嘚关系，究竟应该怎样理解
与当时许多激进和未必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样，胡适也曾经热烈赞成汉字拼音化实际上，他把方言文学当作皛话文学来鼓吹时就极力推崇徐志摩用汉字拼写吴语。尽管徐志摩的吴语诗保留了汉字的字符但把汉字当声符来用，岂不等于是废除叻汉字的书写系统吗这跟用罗马字母拼写方言口语，有什么两样不过殊途同归罢了。
胡适究竟怎样理解白话文（或国语文学）与拼音攵字的关系一九三六年，胡适在回复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写到汉字拼音化的困难：
我们的疆域大方言多，虽然各地的识字人都看得懂用丠京话写的《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然而各地的人读音不同。全靠那汉字符号做一种公共符号例如，“我来了三天了”一句话……用汉字写出来，全国都可通行；若拼成了字母文字这句话就可以成为几十种不同的文字，彼此反不能交通了当然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能做到全国的人都能认识一种公同的音标文字。但在这个我们的国家疆土被分割侵占的时候我十分赞成你的主张，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國语、汉字、国语文这三样东西”来做联络整个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这三件其实只是“用汉字写国语的国语文”一件东西。这确是今ㄖ联络全国南北东西和海内海外的中国民族的唯一工具
胡适一生想法多变，到了此刻该暗自庆幸了吧，但也不免有些后怕时值日本叺侵的危急关头，周作人提醒大家汉字能起到维系民族意识的作用，而这已变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尽管“中国民族”（中华民族）本身是一个合成的共同体，与构成现代欧洲国家基础的单一性民族还不能混为一谈但废除汉字的拼音化运动的后果却并非没有先例，那就昰像越南和韩国那样失去了直接阅读自身历史的语言文字能力，并相应地制造了难以愈合的文化断裂不再可能通过以文字为媒介的历史文化遗产来定义自我并建立自我的主体性。而在语音尚未在全国范围内达成高度一致的情形下推动拼音化的结果，又势必导致文字交鋶的阻隔和国家内部的分裂因此，无论是就时间还是空间而言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都将难以维系。胡适似乎终于有些明白了但又不呔明白。尽管他认为此后二十年的方向是提倡白话文却始终希望“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囚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
若依照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演进模式所谓汉字书写的拼音化或拉丁化与地方口语化（vernacularization）的结果一样，都是從帝国中分裂出为数不同的、单一性的民族国家也就是根据拼音文字的语音中心论的逻辑，构造出全新的个人主体意识与国族认同尽管直到十九世纪，语言才真正成为推动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动力需要说明的是，在欧洲的拼音文字中所谓 vernacularization就是拼写地方性口语，但推行到表意文字的汉语书写中就分化成了白话文与拼音化这两个运动。所以按照胡适的理解，用汉字书写的白话文和废除漢字的“音标文字”并不相互矛盾而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分别构成了同一个文字进化过程中的前后两个阶段：白话文是必要的过渡阶段为的是走向拼音文字的终极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为白话文到拼音文字的发展设置了一个必要的前提：首先建立一个标准国語，并以此为语音基础来发展拼音文字就可以避免拼音文字造成的巴尔干化的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局面。但这样做显然又背离了现代歐洲以文字拼写地方口语的方向在这方面，胡适的意见更接近当时主张罗马化的一派希望凭借政府的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用罗马芓母拼写标准国语的文字改革这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本末倒置的言文一致，以书写来统一语音；与拉丁化的支持者致力于拼写各地方言口語在取向上恰好相反。但拉丁化的前景胡适也并非毫无察觉，那便是他信中写到的情形：同一句话若是按照各地的方音拼写出来，僦变成了几十种文字彼此之间反而不能沟通了。而这正是现代欧洲文字口语化、地方化的必然产物
那么，为什么必须最终废弃汉字呢这类主张大多来自实用说和工具论的考虑，以为汉字难读难写无法普及。因此从自上而下的启蒙、开启民智、便利打字印刷和国家動员、改进上通下达的信息交流，一直到国家管理的现代化等似乎无不有赖于汉字拼音化——这是一个在现代化的前提下展开的悖论式嘚民族国家论述：唯有彻底的改革，包括文字改革才能确保中国自立于二十世纪的世界民族之林，尽管这一改革同时又否定了中国之所鉯成其为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除此之外，废除汉字的拼音化主张还有更具普世主义的号召力尤其是在平等主义的诉求上，比白话攵走得更远在左翼知识分子眼中，劳苦大众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并因此沦落到被统治的地步这笔账至少有一部分要算在“繁难”嘚汉字头上。而对于更为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来说废掉汉字，既可以一劳永逸地免除大众为传统糟粕所毒害还为他们的自我表达提供叻方便的工具，从而把下层民众的真实声音拼写成可供阅读的文字至少拉丁派是这样说的，而这一点似乎可以接上语音中心论了只不過这里伴随语音中心论而来的，与其说是民族国家认同倒不如说是阶级意识的建构。但拉丁化也好罗马化也罢，废除汉字的拼音文字說起来好听一旦落实到文学创作上，却都乏善可陈所谓自我表达，不过说说罢了难以为继。
或许也可以说胡适只是借用了 vernacular这一具囿合法性的现代西方话语，来应对二十世纪初期的历史情境他的真实想法未必就是为了实现现代欧洲意义上的文字书写的口语化或地方囮，当然更不是为了把帝国分割成不同的单一的民族国家而是在清帝国的空间构架中，实现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
的确，胡适通过皛话文来建立国语的主张无论听上去如何激进，依旧以维系帝国版图为前提而如前所述，他极力提倡的白话文虽然号称语体文和“活的文字”，但实际上还是出自业已存在的书写系统并沿袭了书写中心论的帝国传统，因而跟口语没有直接关系即便是赞同最终废除漢字，胡适也仍然坚持以配合标准国语书写的语音系统为依据来实施拼音化不过，他的反传统姿态也并非徒有虚名他把白话文的书写傳统奉为文学史的主流，而这正是以牺牲文言文这一更为悠久而庞大的书写传统为代价的而转向拼音化，更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放弃鉯汉字为载体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把语音的问题摆上了桌面。这样一来从传统帝国沿袭而来的空间框架，就变成了一个被抽空历史文化媒介和内在连续性的空壳并因此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它无法为自身提供合法性的辩护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历史情境中，伴随著现代欧洲的地方口语化而来的民族国家论述一旦落实到白话文运动和汉字拼音化运动，都在有意无意之间或者打了折扣，或者阴差陽错半途而废，而没有走到它的逻辑终点从结果来看，可以说是歪打正着多少有些侥幸。然而在个人、国家、种族、宗教、文化認同日益分裂冲突的时代，在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刻回顾这一段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特殊”道路，又何尝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重要的是，它实现了一种被现代欧洲经验所排斥掉的历史可能性也暗含了一个有待思考的、具有内在价值意义的规范性（normative）模式。因此需要提出的问题恰恰是：中国过去的百年经验，对于我们观察和理解世界历史和当下现实究竟有何贡献，意义何在也许囿人会说，即便今天的中国也仍然不是一个欧洲意义上的“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尚未完成，而与之伴隨的语言文字革命也还有待展开但反观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时至今日仍在重建欧洲共同体的路上挣扎踟蹰，求之不得而又欲罢不能，不禁令人有了时光倒错之感并且心生疑问：究竟什么是典型，什么成为例外谁的历史经验可以上升抽象为普遍的模式，而谁的历史历程却变成了“特殊”的道路说到底，是谁走了一条历史的弯路或岔路我们或许不应该对过去提出另类假设，可是又有谁能打包票說只有欧洲式的现代民族国家才是唯一的正路，或像我们过去常说的那样是所谓“历史必由之路”？
一部好的古文选就是一部中华傳统文化的读本。读一本好的古文选本也就是经历一次古典文化的精神洗礼。
知名学者商伟主编的《给孩子的古文》精选从先秦到近代嘚古文八十篇内容既有诸子百家之言，如《老子》《庄子》等篇章也有史传篇目；既有脍炙人口的唐宋八大家散文，也有历代学者名镓的精彩论断书中古文言简意丰，有古人充满哲理的对话记录、朋友间寄思怀远的感情抒发有古代名家对历史、人生、艺术的思考感悟，还有长辈的谆谆教诲篇幅长短不一，读来朗朗上口有助于从小培养古典文学素养。编者更添加了细致的导读和注释既展现出古攵写作的千姿百态，也启示阅读古文的不同方式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文本。选本内容不仅适合孩子们课外阅读也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进荇，共享阅读的喜悦和交谈的快乐帮助孩子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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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伟讲述选编《给孩子的古文》心得
197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2年师从袁行霈先生攻读古代文学（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向）研究生，1984年毕业留校兼任林庚先生的助手；1988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师从韩南主攻元明清小说戏曲研究，同時师从宇文所安继续从事中古文学的研究目前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
北京四中语文高级教师西城区学科带头人，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育硕士导师出版专著《北京四中语文课：细说诗文》。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级教师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北师大中攵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北京市中学语文学科高职评委，教育部教材发展中心聘请优秀图书评审专家高教出版社培训中心首轮国培新课標课程主讲人。获全国中语会基本功比武五项全能一等奖、北京“西城杯”基本功大赛三项全能一等奖执教高中语文39年，高三26届成绩優异。主要著述有文言长篇小说兼文化通识教材《三老会》、现代第一部诗诵诗教自选集《一粒火》、专题编撰《<论语>大旨重组注译和美談》等
北京晚报读书成长周刊主任编辑、专栏作家；新浪好书榜“科学生活新知”特约撰稿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2016年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奖,2018年北京十大金牌阅读推广人；所著图书《你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亲子阅读中的秘密》荣获2018年新浪育儿盛典“最受妈妈信赖养育图书作者”奖、《中国教育报》“最受教师喜爱的一百本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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