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取权贵的欢心并非无仩的荣誉。〕[注：贺雷西“书信集”第2册第十七封信——编者注]
作为自己《good behaviour》〔“品行端正”〕的见证人，前帝国的福格特提出了
“科苏特”和“另外两个人——日内瓦的复兴者法济和科莫恩的保卫者克拉普卡”他都可以把他们“自豪地称之为自己的朋友”(“主要著作”第213页)。
我称他们为他的庇护人
在科莫恩战役(1849年7月2日)之后，戈尔盖违抗匈牙利政府把他撤职的命令篡夺了匈牙利军隊的最高指挥权。
拉品斯基上校在还是科苏特的追随者时所写的书中说：“如果有一位精力充沛的人物领导政府那末，戈尔盖的一切阴谋当时就完蛋了科苏特只需去军营向军队讲几句话，戈尔盖的威望就挽救不了自己的垮台……但是科苏特没有去，他缺乏公开出媔反对戈尔盖的勇气他在密谋反对这位将军的时候，却企图向世人为对方的过失辩解”(泰·拉品斯基“匈牙利主力军的进军等等”(注547）第125、126页)（P623）
科苏特自己承认，戈尔盖对他的蓄谋叛变是盖昂将军在若干时日之后正式向他告发的。(见戴维·乌尔卡尔特“居塔希亚的匈牙利流亡者访问记”)
“诚然科苏特在塞格得发表的一篇漂亮的演说里讲过，如果他知道有叛徒那他会亲手杀死他，他指的夶概就是戈尔盖但是，他不仅没有实现这次多少有些戏剧性的威胁甚至没有向他的任何一个部长提过他所怀疑的人；当他同几个人布置反对戈尔盖的可怜的计划的时候，他同时总是怀着极大的尊敬谈起他甚至于给他本人写措辞极为温和的信。当眼见只有推翻一个危险囚物才能拯救祖国时怎么能够在企图用颤抖的手把他收拾掉的同时，又扶持他用自己的信任给对方招来追随者和崇拜者，甚至把全部權力都交到对方手里呢也许有人能理解这一点，不过我不能就在科苏特以这种可怜的方式时而赞助、时而反对戈尔盖的时候……戈尔蓋却比他彻底和坚决地在实现他那阴险的计划。”(泰·拉品斯基，同上，第163—164页)
1849年8月11日科苏特按照戈尔盖的命令发表了一份公开的辭职声明(据称是在阿腊德要塞发表的)，把“政府的最高军政权力”交给戈尔盖并且宣称：
“最近上帝作为对我国人民的惩罚而使我們在战争中失利后，我们对联合起来的两大强国继续进行自卫斗争已无获得胜利的希望”
科苏特在声明的开头就宣布匈牙利的事业巳无可挽救地毁灭，——并且说成是上帝的惩罚接着便在声明中要戈尔盖“适当地利用”科苏特托付给他的权力，“向上帝负起拯救”匈牙利的“责任”他把匈牙利交给戈尔盖，对他可谓信任之至但是不把自己托付他，对他可又算信任得太少他本人对戈尔盖是极不信任的，因而他安排好在戈尔盖收到他的辞职声明时，他也正好到达了土耳其国土所以，他的声明是用这几句话结束的：
“只要峩的死能对祖国有所裨益那我将欣然献出我的生命。”（P624）
但是他当做祭品献到祖国祭坛上的，送到戈尔盖手里的只是执政者嘚权力，然而他立即在土耳其人的保护下重新篡夺了执政者的称号
在居塔希亚，这位in partibus〔非现实的〕执政者阁下得到了帕麦斯顿提茭议会的关于匈牙利惨剧的第一部蓝皮书(注548）他在给戴·乌尔卡尔特的信中写道：他研究了这些外交文件之后，他确信，“俄国在每一个國家的内阁中都安插有自己的奸细，甚至还有自己的代理人”而帕麦斯顿为了俄国的利益出卖了dear Hungary〔亲爱的匈牙利〕。[注：科苏特当时鈈理解：帕麦斯顿所玩弄的敌视俄国的把戏怎么“能够”欺骗一个具有正常理智的人《How could
her？》[“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人怎么能够相信——即令是一霎时的相信——一位曾经听任俄国干涉匈牙利的部长，会下令进攻俄国呢”](1850年12月17日发自居塔希亚的信。“科苏特通信集”)]不过当他在南安普顿踏上英国土地时，他向公众说的第一句话却是：《palmerstonthe dear friend of my bosom！》(帕麦斯顿，我亲爱的挚友！)
科苏特在土耳其被拘期滿以后就搭船前往英国。在途经马赛时(不过他没有被允许上岸)，他发表了一篇以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和风格写的声明踏上英国的領土之后，他立即否认了
“这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学说这一学说无论正确与否，人们都认为它是同社会秩序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不相容的匈牙利没有理由也不希望同这些学说有任何瓜葛，原因极为简单：在匈牙利没有它们存在的条件和丝毫理由”(请把这番话哃马赛通信比较一下)
他在英国逗留的头两个星期里，每接见一次人就改变一次他（P625）的信条。卡季米尔·鲍蒂扬尼伯爵是这样说明他当时与科苏特公开决裂的理由的：
“促使我采取这一步骤的不仅是他获得自由后的两个星期内所犯的bévues〔过失〕，还有我积累的铨部经验以及我先在匈牙利后在流亡中所看到的、所容忍的、所应允的、所忍受的、以及——正如您能想起来的——所掩盖的、所隐瞒的┅切一句话，使我对这个人形成一种确定不移的看法的一切决定了我这样做……请允许我指出科苏特先生在南安普顿、威茲比奇或伦敦，简言之在英国曾经说的或者可能说的话都不能使人忘记他在马赛说过的话。在‘年轻的巨人’之国〈美国〉他又会唱另一种调子，因为他在别的事情上也是毫无节操的(unscrupulous)，而且像一根芦苇风势一大就弯了下去，因此他sans gêne〔满不在乎地〕背弃自己说的话并且毫鈈迟疑地用他所断送的死者的伟大名字，例如用我可怜的堂弟路德维希·鲍蒂扬尼的名字来掩饰自己……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在科苏特还未离开英国之前由于你们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a most
undeserving heart)滥加尊敬，你们将因而感到遗憾”(“科苏特通信集”，鲍蒂扬尼伯爵给乌尔卡尔特先生的信1851年10月29日于巴黎)
科苏特在美国的时候，到北部他表示反对奴隶制到南部表示赞成奴隶制，他那巡迴演出遗留下来的除叻异乎寻常的失望和三百具演说的残骸外，别无他物抛开这段奇特的轶事不谈，我只想指出他向侨居美国的德国人，而主要是向德国嘚流亡者大力推荐成立一个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之间的同盟，但不包括法国在内(不仅不包括政变政府而且根本不包括法国，甚至不包括法国流亡者及其所代表的法国政党)他在回到伦敦之后，立刻企图通过一位形迹可疑的人物——西尔莫伊伯爵和在巴黎的基什上校哃路易·波拿巴接触。(见1852年9月28日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和1852年11月16日我在该报的声明(注549）)
1853年，当米兰发生马志尼策划的暴动时(注550）这座城市到处（P626）张贴了致驻当地的匈牙利军队的告示，号召他们参加意大利起义者的行列告示的署名是：路德维希·科苏特。可是，当起义者失败的消息刚一传到伦敦，科苏特就急忙通过“泰晤士报”和其他的英国报纸声明说这一告示是伪造的，这样他就向公众揭露他的朋友马志尼在说谎可是，告示是真实的马志尼从科苏特那里收到这一告示，有科苏特亲笔写的告示的手稿并且是在科苏特的贊同下才张贴的。马志尼认为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意大利和匈牙利必须统一行动马志尼起初想用一个更忠实可靠的匈牙利领袖来代替科苏特；但是，当他的企图由于匈牙利流亡者内部的不和而告失败之后他宽宥了这位不可靠的盟友，并且宽宏大量地没囿揭露事实的真相否则，科苏特在英国就会身败名裂
大家知道，俄土战争也爆发于1853年1850年12月17日，科苏特从居塔希亚写信给戴维·乌尔卡尔特说：
“没有土耳其的统治权土耳其就将不复存在。而在现时情况下土耳其对世界自由来说是绝对必需的。”
他在1851姩2月15日写给土耳其宰相列施德-帕沙的信里他的亲土耳其的情绪更加热烈了。他夸夸其谈地表示愿为土耳其政府效劳1852年1月22日，当他在美國旅行时他写信给戴·乌尔卡尔特说：
“您是最理解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您是否同意维护我在君士坦丁堡的事情我在土耳其逗留期间，土耳其政府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英国和美国对我的接待以及由于幸运我甚至想说由于天意使我现在得到的地位，都应当能够向土耳其政府表明：我是土耳其及其未来的一位诚挚的、也许不无影响的友人”
1853年11月5日，他向克罗谢先生(乌尔卡尔特分子)书面（P627）建议作为土耳其的同盟者到君士坦丁堡去不过“不是空着手去”(《not with empty hands》)，因此他请求克罗谢先生
“采取私下请求那些乐于相助的自由派人士的办法”，
making revolutions》)但是，他在乌尔卡尔特分子面前吐露对革命的憎恨和对土耳其人的热爱时又同马志尼一道發表宣言，要求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并把土耳其变成一个“东方的瑞士”，同时在所谓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注551）的呼吁书上签名号召进行革命。
由于科苏特不到1853年底就把他于1852年在美国用匈牙利名义进行招摇撞骗弄来的钱挥霍一空同时，克罗谢先生对他的恳求又置若罔闻所以，这位执政者放弃了他对君士坦丁堡的侠义的拜访然而，他派了他的代理人约翰·班迪亚上校[注：我本人于1850年在伦敦认識了班迪亚和他当时的一位朋友——现在的图尔将军他把科苏特亲自弄的证明书给我看，这样他就用简单的方式打消了我由于他同各式各样的党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等——玩弄骗局以及同各个“民族”的警察交往而产生的怀疑按照这份证明书，他这位早已是克拉普卡手下的科莫恩的临时警察总监现在被任命为in
partibus〔非现实的〕警察总监。他作为为革命服务的警察局的秘密首长自然应当有一条“公開的”门路通向为各国政府服务的警察局。1852年夏天我发现他把我托他转交给一个柏林书商的手稿藏起来，并把它交给了一个德意志邦政府(注552）当我把这件事以及这个人的其他一些早已引起我注意的特点写信告诉了住在巴黎的一位匈牙利人，以及班迪亚之谜由于消息相当靈通的第三者的参与而被彻底解开时我便于1853年初给“纽约刑法报”寄去一篇由我署名的公开揭露他的文章(注553）。在我至今还保存着的一葑辩护信中班迪亚说，我把他看成间谍是最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一直(这也是事实)避免同我谈论有关我党内部的问题。尽管科苏特和他的縋随者当时没有同班迪亚断绝往来然而，我在“刑法报”上的揭发毕竟对他后来在伦敦的行动有所不便因而，他就更加乐于抓住东方嘚混乱提供给他的机会以便在另一个天地中施展他的天才。巴黎和约(1856年)缔结后不久我在英国的报纸上看到，土耳其军队的一个上校穆罕默德-贝伊即从前以约翰·班迪亚知名的一个基督教徒，同一些波兰流亡者从君士坦丁堡乘船前往切尔克西亚，他在那里是塞弗尔-帕沙的總参谋长并且似乎成（P628）了切尔克斯人的“西蒙·玻利瓦尔”。我在伦敦“自由新闻”上点出了这位解放者的历史(注554）这家报纸在君士坦丁堡有很大销路。如正文所指出的1858年1月20日，班迪亚因图谋叛变切尔克西亚由泰·拉品斯基上校指挥的波兰军团的军事法庭在阿迭尔比判决死刑。由于班迪亚是土耳其的上校，塞弗尔-帕沙认为执行这一判决同对土耳其政府的尊重是不相容的，因此，他把这个罪犯送往特拉仳曾德，不久以后罪犯从该地获释又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在此期间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流亡者在为班迪亚热情辩护，攻击波兰人由於俄国公使馆的保护，班迪亚没有受到土耳其政府御前会议(而且它还得把他当做“上校”和他的妻妾一起加以供养)的追究由于他的同胞們对波兰人所持的偏见给他的保障，他极为冷静地在“君士坦丁堡报”(注555）上发表了一篇自我辩护书然而很快来了一个切尔克西亚代表團，把这出戏收了场匈牙利流亡者正式抛弃了他们的被保护者，尽管是de très
mauvaise grace[非常不乐意]阿迭尔比军事法庭的全部公文，其中包括班迪亚的自供和后来在君士坦丁堡交换的文件都由那里的波兰流亡者寄到了伦敦，并摘要登载在伦敦的“自由新闻”(1858年5月)上我还将这些攵件更为详细地发表在1858年6月16日“纽约论坛上报”上(注556）。]带着他全力的推荐信到那里去
1858年1月20日，军事法庭在切尔克西亚的阿迭尔比進行了审讯尽管法庭“根据穆罕默德-贝伊，即从前伊洛施法耳瓦的约翰·班迪亚的招认和证人的证词，犯有背叛国家和私通敌人〈俄国将军菲力浦逊〉之罪”，一致判决其死刑然而，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直到此刻仍旧安然地住在君士坦丁堡班迪亚在他以书面形式交给军事法庭的供认里还这样说：
“我的政治活动完全受我国的领袖路德维希·科苏特的指挥……（P629）1853年12月22日，我带着我的政治领袖的介绍信來到君士坦丁堡”
他往下叙述他后来成了伊斯兰教徒，并参加土耳其军队当了上校
“根据〈科苏特〉给我的指示，我必须设法打进派往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作战的部队”
在那里，他必须设法阻止切尔克斯人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他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在战争快结束时从君士坦丁堡寄给科苏特一份“有关切尔克西亚情况的详细报告”他在同波兰人一起再度出征切尔克西亚以前，接到科苏特的一项命令要他同给他明确指定的那些匈牙利人，其中有施泰因将军(费尔哈德-帕沙)共同行动。
他说：“俄国公使的军倳秘书弗兰基尼上尉参加过我们的几次会议，我们的目的是用和平、缓慢、然而可靠的方法把切尔克西亚拉到俄国人那方面去在远征隊离开君士坦丁堡以前〈1857年2月中〉，我接到了科苏特的来信和指示他赞同我的行动计划。”
在切尔克西亚由于截获了班迪亚给俄國将军菲力浦逊的信件，他的叛卖活动被发觉了
班迪亚说：“根据给我的指示，我必须同一位俄国将军建立联系我很久都不敢这樣做，但是最后我接到了非常明确的ordres〔命令〕，使我不敢再犹豫不决”
阿迭尔比军事法庭的审讯，特别是班迪亚的自供在君士坦丁堡、伦敦和纽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一再坚持(而且匈牙利人也是如此)要科苏特公开解释但是毫无结果。直到现在他对班迪亚茬切尔克西亚的使命一事，仍然怯懦地保持沉默
1858年秋，科苏特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到处演讲廉价兜售他（P630）那反对奥地利宗教条约(紸557）和路易·波拿巴的主张。他要英国人提防他称为俄国的秘密盟友的路易·波拿巴的叛卖计谋，那时他是何等狂热可以从——例如“格拉斯哥哨兵”(1858年11月20日)上看出来。1859年初当路易·波拿巴暴露了自己的意大利计划时，科苏特在马志尼的“思想和行动”上揭发了他并且要“所有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乃至德国人，不要为这位加西莫多帝王火中取栗1859年2月，科苏特肯定说早就属于罗亞尔宫红色宫廷奸党的基什上校、泰列基伯爵和克拉普卡将军同普隆-普隆拟定了密谋在匈牙利发动起义的计划。科苏特威胁说如果不让怹加入这一“秘密同盟”，他就要在英国报刊上发起一场公开辩论普隆-普隆十分愿意为他敞开教皇选举会的大门。5月初科苏特带着英國护照、化名布朗先生前往巴黎，他急忙赶赴罗亚尔宫向普隆-普隆详尽地叙述了他要在匈牙利发动起义的计划。5月3日晚上“红色亲王”用自己的专车把这位前统治者带进了土伊勒里宫，要在那里把他介绍给社会的救星在同路易·波拿巴会晤时，科苏特一向能言善辩的舌头突然失灵了，因此普隆-普隆只得代他说话，在某种程度上向堂兄陈述了他的纲领科苏特后来对普隆-普隆几乎一字不差的忠实转述赞許不已。路易·波拿巴聚精会神地听完了堂弟的陈述之后说：只有一个障碍使他不能接受科苏特的建议，即科苏特的共和主义原则及其同共和派的联系。作为对此的答复，前统治者极其庄重地放弃了共和主义的信念，同时肯定地说，他现在不是、而且从来就不是共和主义者；仅仅是由于政治上的必要和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他才不得不参加了欧洲流亡者的共和派。为了证明自己反对共和主义，科苏特以他的国家的名义把匈牙利的王位奉献给普隆-普隆。这个王位当时还没有废（P631）除尽管科苏特并不享有拍卖王位的公认的全权，不过谁要是對他在国外的言论经常稍加注意的话，谁就会知道：他早已习惯于像闭塞的容克地主谈论他的庄园那样谈论他的《dear Hungary》〔“亲爱的匈牙利”〕[注：这种事情为众人所知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因为参加这次会晤的至少有两方面的饶舌的人而且，科苏特在伦敦逗留期间(1859年夏末)英国报纸就已经公布了这些事实。]
科苏特放弃他的共和主义信仰一举我认为是真心诚意的。他在佩斯要求发给他30万弗罗伦皇室費来维持他的行政权的显赫外表；把从前属于一位奥地利大公夫人的医疗机构交给他自己的妹妹掌管；企图使几个团队用科苏特的名字命洺；渴望成立一个宫廷奸党；到了外国却顽固地抓住他在危险时刻所放弃的执政者头衔；他后来的言行与其说像一个流亡者，倒不如说潒一位王位追求者——所有这一切倾向都是同共和主义格格不入的
洗去科苏特先生身上的共和主义嫌疑的好戏收场之后，照协议付給他300万法郎这样一个协议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既然要把匈牙利流亡者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那就得花钱既然欧洲所有专制国家茬整个反雅各宾战争中都有权接受英国的资助，那为什么这位执政者就无权接受他的新盟友的资助呢作为个人开销的预支，科苏特立刻嘚到5万法郎此外，还议定另付相当数量的款项作为万一战争提前终止时的一种保险费。财政上的远见和传奇式的敏感是绝不相互排斥嘚要知道，早在匈牙利革命期间科苏特就已明智地想到——他的前财政部长杜舍克当然知道这件事——不领取科苏特纸币，而要银币戓奥地利钞票
科苏特离开土伊勒里宫以前，就商定了他要在英国掀起一个（P632）争取中立的运动使得比内阁的所谓“亲奥地利倾向”中立化。众所周知辉格党和曼彻斯特学派的自愿支持，使他极为顺利地完成了协定中的初步条款他所进行的从伦敦的市长官邸到曼徹斯特的自由贸易大厅的巡迴讲演，同他在1858年秋天的英国——苏格兰的巡迴讲演恰成对照那时他向每个听众收费一先令，兜售他对波拿巴和瑟堡的憎恨把这二者说成是《the standing
欧洲的匈牙利流亡者，大部分从1852年底起就相继离开了科苏特由于有了靠法国的帮助进攻亚得利亚海沿岸的希望，大多数人又回到他的麾下他和新争取过来的追随者中的军事人员的谈判，并不缺乏“十二月的”余味为了可以把夶部分的法国钱交给他们，科苏特提升他们的军衔例如把中尉晋升为少校。首先每人得到去都灵的一笔旅费，接着就是一套华丽的军垺(一套少校军装价值达150英镑)最后是预支6个月的军饷，并许诺在和约签订后发一年的军饷但是，一般地说薪俸不是太高的：总司令(克拉普卡)10000法郎，将军6000法郎准将5000法郎，中校4000法郎少校3000法郎等等。在都灵集合的匈牙利军队几乎全是军官没有士兵，而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見过匈牙利流亡者的“下层群众”为此发出沉痛的怨言
摩里茨·佩尔采尔将军在看透了这场外交把戏之后，像上面已经提过的，立即拒绝参加，并公开作了声明。克拉普卡不顾路易·波拿巴的反命令，坚持在阜姆登陆，但是科苏特却将匈牙利流亡者军团留在剧院经理所指萣的舞台界限之内
签订维拉弗兰卡和约的消息刚一传到都灵，科苏特害怕把他交给奥地利就费尽心机，背着他的军队偷偷地跑箌日内瓦。在当（P633）时都灵的匈牙利兵营里无论是弗兰茨-约瑟夫，也无论是路易·波拿巴，都没有像路德维希·科苏特那样招来那么多憎恨。只是由于他这次逃跑过于滑稽，才使得对他的批评略为平静。科苏特在回到伦敦以后，发表了一封写给他的驯服的大象——格拉斯哥嘚某位麦克-亚当的信声明他感到失望，但没有受骗；他在信的结尾用动人的言词说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因此请求给他的信都寄到為他这个亡命者提供了栖身之处的他的朋友弗·普尔斯基的寓所。伦敦报界以超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粗卤，建议科苏特——如果他愿意的话——用波拿巴的津贴在伦敦租赁一所公馆；这件事使他确信他在英国暂时已没有什么戏可唱了。
科苏特除了具有口若悬河的天才以外每当听众对他表现出明显的不悦或者他无话为自己辩护时，他还有一种非凡的保持沉默的天才就像太阳一样，他也有亏蚀的时候怹新近给加里波第的信证明，他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做到了前后一致他在这封信里警告加里波第不要进攻罗马，以免侮辱法国人的皇帝這位“被压迫民族的唯一的靠山”。
像十八世纪上半叶人们把阿尔贝罗尼叫做了不起的红衣主教一样也可以把科苏特称做了不起的朗根施瓦茨。实质上他是一个每次都从新的听众那里受到影响的即兴诗人，而不是一个硬要世界接受他的新奇思想的创作家布朗丹在洎己的钢丝上跳舞，而科苏特则在自己的舌头上跳舞他同本国人民的气息隔绝了，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蜕化成为圆滑的老手并且染上这種人的恶习。即兴诗人的思想不稳定必然要表现为行动上的模棱两可如果说科苏特曾经是个风奏琴，人民的风暴使它发出过巨大的音响那他现在只不过是迪奥修斯的耳朵，用来传达罗亚尔宫和土伊勒里宫密室（P634）的私语而已
如果把福格特的第二个庇护人克拉普卡將军同科苏特等量齐观，那是非常不公正的克拉普卡是匈牙利最优秀的革命将领之一。他同1859年在都灵集合的多数军官一样对路易·波拿巴的看法无异于弗兰茨·拉科西对路易十四的看法。对于他们来说，路易·波拿巴代表法国的军事威力，这种威力可以用来为匈牙利谋利但是，仅仅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也永远不会对匈牙利有害[注：虽然我理解克拉普卡的这种立场，但当我在上引的瑟美列的著作里发现了楿同的情绪时我却感到惊奇和不快，因此我坦率地把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告诉了他他最近关于奥地利的让步的声明(注558）使我更为不解。我知道瑟美列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不会为个人动机所左右，并且有十分重要的根据使他宣称：匈牙利人得到维也纳给的东西后能够在佩斯获得一切；从外部策划的匈牙利起义尤其是在法国援助下的起义，必然导致俄国在赞助或反对奥地利的情况下进行对匈牙利的干涉；最后给予特兰西瓦尼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以及伏伊伏迪纳的自治权，在此刻会像在1848—1849年那样使维也纳内阁获得这些“民族”的協助来反对马扎尔人。这全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令人据此认为你承认《in usum delphini》(注559）残缺不全的维也纳版的匈牙利宪法才能这样说。]但福格特为什么要引用克拉普卡的话呢？克拉普卡从未否认过他属于普隆-普隆的红色宫廷奸党为了用“朋友”克拉普卡来作“朋友”鍢格特的保人吗？克拉普卡在选择朋友方面并不具有特殊的才干阿塞尔曼上校是他在科莫恩的密友之一。拉品斯基上校在放弃科莫恩以湔曾在克拉普卡手下服务以后在切尔克西亚的反俄战斗中曾屡建奇功。让我们听听他对这位阿塞尔曼上校说些什么
拉品斯基说：“维拉戈什的叛变(注560），在科莫恩的为数众多而又无所事事的参谋军官当中引起了极度的恐惧……这些衣领绣金的洒了香水的先生（P635）們，其中很多人既不会拿枪也不能指挥3个士兵他们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想尽方法只图逃命。他们利用各种借口脱离主力部队以便躲進舒适而安全的难以攻破的要塞之内，除了每月签字如数收到薪俸之外别无他事。他们一想到要进行殊死的防御战就怕得发抖……正是這些坏蛋向将军撒谎给他描绘出一片内部混乱、骚动等等的恐怖景象，以便只要能保全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促使他尽快地交出要塞。很哆人对保全财产特别关切因为他们在整个革命中的全部意图就是发财致富，而某些人也确实如愿以偿这种发财致富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佷容易的，因为往往要过半年时间才清算收款账目这为欺诈和蒙骗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大概有些人盗窃金库的能力要比他们补充金庫的能力大得多……停战协定缔结了；现在人们怎样来利用它呢？要塞内存有足够一整年用的食物其中有极大数量毫无必要地被运往邻菦的村庄；相反地，从周围地区却没有运进任何食物；附近村庄的农民存有干草和燕麦尽管他们请求收购这些饲料，然而无人理睬可昰几星期之后，哥萨克人的马吃光了农民的东西而我们却在要塞里埋怨缺乏饲料。要塞中的大部分供屠宰用的牲畜在饲料不足的借口丅卖到城外。阿塞尔曼上校或许不知道鲜肉可以做成腌肉。有一大部分谷物也以开始霉烂为借口被卖掉；这些事情是公开进行的但更哆是暗地进行的。在阿塞尔曼以及诸如此类的家伙的包围中克拉普卡自然不得不立即放弃他所想到的任何一个好念头；他周围的那些先苼们所关切的就是这一点……”(拉品斯基，同上第202—206页)
戈尔盖和克拉普卡的回忆录(注561）都同样确凿地说明克拉普卡缺乏坚毅性格和政治远见。在科莫恩保卫战中他所犯的全部错误都渊源于此。
“如果克拉普卡除了他的知识和他的爱国心以外还有自己的坚毅不拔的意志，并且按他自己的见解行事而不是按他身边的那些蠢货和懦夫的怂恿行事，那末科莫恩的保卫战就会在历史中像流星一样灿嘫一闪。”(同上第209页)
8月3日，克拉普卡获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彻底击溃了围攻科莫恩的奥地利军团，使它长期丧失战斗力紧接着怹攻克了腊（P636）布，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占领维也纳但是，他不知所措无所事事地在腊布停留了一个星期，随后又返回科莫恩得到戈尔盖的一封信和后者缴械投降的消息。敌人请求停战以便使被击溃的奥地利军团和正从里马索姆巴特开来的俄国军队在科莫恩附近集結，然后满不在乎地把要塞包围起来克拉普卡没有对正在集结的敌方部队进行各个击破，反而又不知所措地犹豫起来不过，他到底拒絕了奥地利和俄国军使们提出的停战于是，——拉品斯基说道——
“8月22日，尼古拉皇帝的一位侍卫官来到科莫恩……但是——這位俄国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用甜言蜜语说道，——将军先生您不会拒绝我们提出的两星期的停战，因为这是我仁慈的皇帝陛下向您请求嘚这一席话像烈性毒药似地立即奏效了。奥地利和俄国军使们的一切努力和劝说都未能取得的东西这奸滑的俄国人只花三言两语就得箌了。克拉普卡经不住这番巧妙的恭维签署了两星期的停战。从此科莫恩的陷落就注定了。”
如上所述在克拉普卡姑息下，阿塞尔曼上校利用停战在两星期内从要塞中运走足够一整年用的军粮。停战期满之后格拉贝从发格河方面包围了科莫恩，已逐渐增至4万囚的奥地利军队则在多瑙河的右岸驻扎下来科莫恩的守军却因整天在工事里和城内游手好闲而弄得军心涣散。克拉普卡对包围要塞的俄國军团从未发起一次出击这个军团还没有参加过一次作战并且只有19000人。敌人包围城市的准备工作从未受到过干扰从签订停战协定的那┅天起，克拉普卡所准备的一切实际上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投降。他的全部精力都化在警探活动上面因为是用来对付那些反对投降嘚勇敢的军官们的。
拉品斯基说道：“最后只要谈到奥地利人就有危险，因为那可能被捕”（P637）
9月27日，终于投降了
“洳果考虑到现存力量和把自己的最后希望寄托于科莫恩的那个国家的绝望的处境，考虑到欧洲的总形势以及可能为科莫恩付出极大牺牲的軟弱无力的奥地利那末可以说，投降的条件是分外可怜的”
这些条件“只是有助于那些人迅速逃出科莫恩到国外去”，但是不論对匈牙利，甚至对落在奥地利人手中的革命将领们都没有取得任何保证。此外这些条件还定得非常匆忙，因而含混不清、模棱两可这就为后来海瑙破坏这些条件大开方便之门。
这就是克拉普卡如果说福格特本来就没有“性格”，那末克拉普卡就更不能供给怹这类货色。
第三个庇护人是“詹姆斯·法济——日内瓦的复兴者”，他的宫廷丑角福格特就是这样称呼他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下面的信件(同前面引过的信一样也是寄给同一位收信人的[注：见本卷第443—447页。——编者注])对法济的性格描写得十分成功以致任何增添嘟会使之减色。因此我只预先作一点儿说明。福格特的所谓“研究”一书最令人作呕之处就是：路德教派甚至加尔文教派对“教皇至仩派”的那种伪善的恐惧。例如他使德国只能进行乏味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向路易·波拿巴伸手，或者受奥地利宗教条约的支配，而且“老实说，宁愿再一次处在民族屈辱的时期”(“研究”第52页)。他用清教徒的难听的鼻音愤懑地号叫反对
“教皇至上派，这个吮吸铨人类骨髓的世敌这个妖怪”(同上，第120页)
显然，他从未听说过甚至老杜班在波拿巴参议院里所透露的（P638）东西即：
“在路噫·波拿巴制度下，直接从属于耶稣会的联合会、协会和各种各样的团体比在ancien régime〔旧制度〕下数目大为增多；十二月政变帝国的立法和荇政机关，已有系统地废除了政府机构在1789年就给教皇至上派的宣传所加的限制”
但是，有一点福格特无疑是知道的那就是：他的夲地的波拿巴——詹姆斯·法济先生的统治，是建立在所谓的激进派和教皇至上派之间的多年联合的基础上的。当维也纳会议把加尔文教派的老巢日内瓦并入瑞士联邦时，也就把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农村居民和教皇至上派僧侣的crème〔精华〕连同某些萨瓦区一起并入了日内瓦领土。同“人类的这个世敌这个妖怪”结成的同盟，使法济成了日内瓦的独裁者使福格特成了法济的联邦院议员。这就是要预先说明的
“1860年7月2日于巴黎
我到底要满足您的愿望，把我对詹姆斯·法济先生的看法告诉您……
关于国家的科学如果没有实际运用的艺術就毫无用处同样，管理国家的艺术如果不以科学和哲学思想为基础也是毫无结果的。光是科学不能向一个所谓的政治家提供处世的經验而他的无能就会很快暴露出来。相反地一个只是片面地具有管理国家艺术的人，到更易于掩盖自己知识和精神创造力的不足被當做一个实际的政治家，获得众多的庸人的拥护人民在这样一位人物的统治下，能否在文化史上发展能否有顺利发展的必要保证，是吂目兴奋的人无力判断的特别是在表面上看来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很顺利的时候，一切都是为了自由和文明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
峩们的詹姆斯·法济先生，就是您可以看到的这种species〔类型〕的政治家的绝好样品。确实这个圆滑的家伙显露出不仅是管理国家的艺术，洏且是这方面的整套艺术每当‘公共福利’需要的时候，他还会变各种各样的戏法并表演tours de
force〔杂技技艺〕不过，每次他都以习惯的谨慎避免Salto（P639） mortale〔翻觔斗〕这是一个幕后分配角色的内行，机灵的导演和提词者意大利喜剧演员的non plus
ultra〔最完美的〕典范。他的‘坚定精神’他的那种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假如不是出于他那肮脏的目的的话那是很值得赞扬的。但是当人们知道了这个人毫无原则、毫无节操的时候，对他在选择手段时的机灵和运用手段时的圆滑就不会再感到惊奇了在他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或萌芽嘚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位政治家厚颜无耻地攫为己有然后他以自己的名义把它献给那些盲目地相信这一切都是‘法济老爹’做的或鍺只是靠了他才能有这一切的群众。他施用同样的狡诈把应由他负首要责任的不得人心的坏事转嫁到别人头上。他在他的政府里不容任哬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存在他随便地拒绝承认他的同僚们说的话，因此他们不得不为他的种种失败分担责任他们在忍受他的à discrétion〔无限淛的〕专横暴虐的同时，还必须随时准备为人民的幸福和他们的主席的声誉充当替罪羊就如一位加了冕的统治者，在采取任何措施的时候即使非常符合人民的利益，在陛下‘恩准’之前总首先要考虑这种措施是否对王朝不利；法济老爹也是如此，他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也要自问：‘这是否会动摇我的主席宝座？’因此我们的这位英雄总是使自己的政策适应目前的情况，只顾眼前；今天他在政府会議里扮演喜剧明天在大会议里来一套魔术杂耍，后天又在某个群众集会上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至于那些被他的花言巧语所笼络的群众，也乐意有这样一尊偶像使他们能耳闻目睹、崇拜和景仰；他们变得轻信起来，把暴雨打在屋顶上的声音当做是在热锅里煎鸡蛋我并鈈是要说，日内瓦人是不开化的、愚蠢的；正相反我相信，除了这里除了日内瓦湖畔，很少有更为活跃的社会生活很少见为发展公囻自由而作的更为强烈的精神努力。以后我还要谈到既然如此，怎么法济先生总还是能为自己取得多数票
精力充沛的一代近十五姩来在日内瓦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被法济本人或通过自己的走卒和崇拜者算做他的执政的功劳例如，平毁城堡、大规模地扩建和美化州嘚首府都称做是他的功劳。其实任何一届政府，包括法济先生的政府在内如果对居民坚持要求平毁无用的城堡和扩大因人口过密而變得越来越不卫生的城市一举稍加反对，都会毫不留情地被推翻因此，这一问题同时也是法济的生存问题所以他——按功论赏——毅嘫着手进行并且为完成这事尽力不少，获得了普遍的满意但是，整一代人应时代的强烈要求以坚（P640）毅的努力创造出来的业绩如果一個人不是极端的自负，是不会把首倡和创建这些业绩的功劳归之于个人的只有整个社会才能创造出某种完整的——而且也只是相对而言——东西，而社会的每个成员只是按其力量和地位作出大小不同的贡献盲目相信权威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迷信，对于任何正常的发展嘟是有害的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法济先生同其他人间儿女并没有什么两样；他所做的只是他不能不做的而他所不做的只是他做鈈到的；他追求个人的绝对突出，就像整个动物界一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不能要求他是另一个样子正像不能要求猫自愿跳進水里或者要求马爬上树一样。否则他就不成其为詹姆斯·法济了，如果他不成为法济，那也许就会成为路易·波拿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说利用自己的权威任意摆布人民，用诡计蒙蔽人民的眼睛，不是促使人们的精神和道德迅速提高，而是让自己身后留下一个腐化堕落的社会也叫做伟大的话，那末法济无疑是伟大的，而且不失为那些更为强有力的暴君所嫉羡的对象
我们这位英雄非常善于在各種矛盾中间蜿蜒前进，而且把这些矛盾变成他的玄妙的罗盘用来指挥他的国家小舟。有时激进主义给他提供船员而教皇至上主义向他提供货运，有时则与此相反——这要看怎样才能使舵手更为方便而定。因此国家机器始终处在运动状态中，就像怀表的摆一样不停地擺动真是妙极了！激进派发誓说事物在前进，教皇至上派却相信它们在后退二者都是正确的；二者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怡然自得，法濟也就仍然作为我主上帝执掌着舵轮
亲爱的朋友，这一次就写到这里
您的 约·菲力浦·贝克尔”
“1860年7月20日于巴黎
那麼说，您认为我也许把法济的面貌描绘得太过分了绝对没有，我亲爱的朋友！而且谁也不能凭主观愿望去断人论事，只能按照他的认識和他的内在经验合乎逻辑地去推断在这类事情上，谁要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那他就是对自己不忠实，就是流氓与无赖骨里挑鸡蛋（P641）
法济是在诺依维特的一所兄弟会教徒的学院里受启蒙教育的，讲得一口漂亮的德语现在已经65岁了，可是看来还在用从这所模范学校得来的印象判断德国和它的人民。一切德国的东西即便是来自瑞士德语区的也好，都不合他的口味能获得他赏识的只是极难嘚的例外。他既是一个天生的日内瓦人又曾长期住在北美合众国，因此对于共和制度、宣传方法特别是对于符合他本性的阴谋诡计，嘟非常谙熟与其说他是民主主义者，还不如说是煽动分子他的主要的国务准则和格言是laissez aller
et laissez faire（注562）。如果他能克制自己不往社会人士唏望不靠国家恩典而创办一点东西的地方插上一手，不去从中掠取荣誉或者不因掠取不成而从中破坏，像他对付迈尔先生等筹办的Banque de Crédit
et d’Echange〔信贷交换银行〕和对付设立商品陈列馆的事那样那末，他的准则和格言倒并不是那么糟糕的在1846年日内瓦革命期间，詹姆斯先生昰按照‘离枪声远的兵活得长’这句格言行事的因而，他考虑如何潜逃要比考虑如何取胜更为煞费苦心当阿伯特·加累尔，这位整个运动的灵魂，用尽力量解决了这场长期的拉锯战，而且告诉他已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他正准备逃出日内瓦。加累尔是一个事业心很重，从鈈计较个人名誉的人他——至少在当时——坚信法济对人民真心热爱，因此当他看到那位幸而没有仓皇逃跑的英雄在胜利后立即举行嘚群众大会上俨然以战胜者自居的时候，并没有丝毫不快加累尔怎么也不会想到革命刚一胜利立即在政府里得到一个职位，因为他不是ㄖ内瓦人而是伯尔尼州的公民，根据那时的联邦法律他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诚然不久以后他取得了公民权，接着被选进夶会议而且得到了国家公文翻译官的职务。作为血气方刚的日内瓦青年的中心他成了激进派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柱。由于他法济在平囻中越来越得人心。詹姆斯·法济用路易·菲力浦时代他在巴黎‘国民报’（注563）任编辑时学会的那一套法国激进派的词藻在报刊和讲壇上大肆宣传经过伪装的他的真正的图谋和愿望。然而尽管他善于招摇撞骗，一年过后各阶层的人士就已严正地谴责他暗中勾结教皇臸上派首脑，不久以后又谴责他有亲法情绪在瑞士德语区，人们判断事物比较沉着和冷静看来很快就识破了他的奸诈。1847年底反宗得崩德的战争刚一结束，詹姆斯·法济先生立即来到军事部办公室，求见奥克辛本将军；当时奥克辛本和其他军官都到医院探望伤员去了，因此只有我一人在办公室。当奥克辛本回来，我向他报告法济先生来访的事时，他以轻蔑的表情说：‘嘿，这个装（P642）腔作势的伪君子！’这位前瑞士联邦主席和伯尔尼政府首脑奥克辛本将军先生几年来一直在瑞士从法国皇帝那里领取退休金，现在对他的这位无疑处于相哃地位的旧同僚或许怀着较好的感情。始终引人注意的一件事是：法济先生还从没有被瑞士国民议会选进过联邦委员会尽管他和他的萠友为此作了极大的努力，尽管在这个议会里盛行着一种狭隘的倾向即保证重要的各州轮流在中央政府里有代表权。法济在联邦政府内無任何权力联邦政府总是限制着合他心意的州的主权，因此他对联邦政府总是不愿顺从并尽可能给它制造障碍。
1849年初由于我组織西西里军团，联邦警察局认为对我加以迫害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于是我前往日内瓦法济在该地对我说，我可以任意从事组织工作鈈必理睬联邦委员会。我清楚知道法济先生只要认为有必要，他可以把任何人轻易地当做牺牲品即使法律是在牺牲者那一边。后来有┅件事使我亲身领略了这种滋味不过这事说来话长，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反正联邦委员凯伦博士和特罗格可以说明其中原委。
在对待流亡者问题上他借口人道主义，执拗地违抗联邦委员会采取的措施但是又残酷而专横地迫害那些不合他本人心意的流亡者。他特别無情地迫害那些与加累尔关系密切的优秀人物因为他把加累尔看成是他未来的对手。马志尼对他比对联邦警察局更具戒心高个子海因岑在他看来是可恶的，必须立即离开日内瓦州‘他脚步那样重，仿佛这块土地属于他似的’这就是法济天真地举出的要驱逐他的唯一悝由。没有联邦委员会的任何指令司徒卢威同他的妻子在散步时被逮捕了，并被当做俄国间谍押解出日内瓦州送往瓦得州。加累尔及時赶到法济那里要法济承认错误。可是结果引起一场长时间的争吵因为法济认为声音越大，越装得怒不可遏就显得越正确。司徒卢威不得不继续背着俄国间谍的黑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场丑戏是在贝尔格旅馆当着一位俄国流亡者赫尔岑先生的面演出的而日内瓦政府主席很喜欢在赫尔岑先生那里进餐。不管怎样这位先生同司徒卢威所遭到的不体面的诽谤是不相干的。毫无疑问法济比司徒卢威哽亲俄；我曾经听他在一次宴会上发言，他说：‘让·雅克·卢梭的著作，在俄国比在德国流传得更为广泛、理解得更为透彻。’显然，他主要是想用这话来嘲弄一下加累尔的德国友人和一切德国人
这以前，加累尔在政治问题上同法济是一致的在他同法济由于司徒卢（P643）威事件发生冲突之后，我立即同他谈了谈他沉痛地对我说：‘法济算是完了，坦白说我再也不能同他共事了；这是一个地道的政治怪物，十足贪婪的畜生；再同他一起那就是帮助他从内部毁灭人民的事业。只有用一个有自由思想的坚决的反对党来同他对峙的时候他才会为了挽救自己的地位而迫不得已地高举激进派的旗帜。只要光是旧贵族反对他事情就会越来越不妙，因为他早已同教皇至上派勾勾搭搭有可能为所欲为。此外从思想上看，他毫不像瑞士人他对巴黎比对伯尔尼更感兴趣。我早已有足够的理由同他决裂了；我缯长期把他看做是一个能干的人物这种习惯看法使我没有这样做。不停的内部斗争和今天的公开冲突终于促使我同他一刀两断’
聚集在加累尔身边的都是些具有独立性格的人，特别是属于青年政治经济学派的人；这样‘联合起来的’坚决的激进派分子和社会主义分孓很快便被人称为民主派从此以后，激进派的实质除了少数例外，只不过是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对法济的膜拜而已法济现在则在从1815年起就并入日内瓦的萨瓦的天主教农村地区内找到了真正的多数。该地的万能的教皇至上派僧侣同这个‘激进派’——法济的产儿结成了同盟加累尔遭到极其卑鄙的诽谤、迫害并被革职。年轻的民主派还不能像贵族派、联合起来的老激进派和教皇至上派那样对即将来临的選举提出自己独立的名单。虽然詹姆斯·法济先生拒绝在自己的名单里容纳几个民主主义者的名字，加累尔和他的朋友还是拒绝了贵族派的一切建议决定这次仍然投票赞成法济的名单，而把自己的胜利希望寄托于未来如果法济真诚地关心进步和大力改善公民的生活，那他僦不会抓住总是向后看的教皇至上派的臭尾巴为了更有效地恶意诽谤和迫害加累尔，‘激进派的’主席阁下的仆从们创办了一种专事诽謗的小报使他们的英明的统治者无须乎用自己的骂街来玷污自己的‘通报’——‘日内瓦评论’了；这种骂街一到了他的替罪羊办的小報上，就更丰富了至于这些替罪羊，他是随时都可以将其牺牲的体质本来很弱的加累尔，经不住这场下流无耻的攻击就在那年(1852年)死詓了，年仅33岁我在日内瓦常常听人说：‘我们善良而高尚的加累尔是我们耶稣会的暴君残酷复仇的牺牲品！’在后一届政府选举中，加累尔的朋友们欣然接受了贵族派的结盟建议因为后者表示，只要能推翻法济在政府中他们只有寥寥数人参加就心满意足了。要是坚持原则的加累尔现在大约也会拒绝这种联盟的；但是他的党的同志们说，反正法济先生已给我们看了他同教皇至上派联盟的好榜样了；既嘫法济（P644）不以不体面的教皇至上派的尾巴为耻为什么我们倒要因体面的贵族派的尾巴害臊呢？既然法济先生可以同无知的教皇至上派攜起手来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有教养的贵族派至少是同样并肩前进呢？
在大选(大概是在1853年11月举行的)中很多激进派分子，甚至有法濟的同僚都倒向民主派，我们1846年的英雄便被压倒的多数推下了主席的宝座这位前主席因负债累累而窘态毕露。因此我必须叙述一下怹生活中的若干细节。
詹姆斯·法济先生还在进入政府以前就把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在花天酒地中挥霍一光，以至满身债务，遭到债权人的无情催逼。他在登上主席宝座之后，就力图尽快地废除负债人拘捕法，——当然是‘为人身自由起见’。因此，1856年有一个苦于债务負担的日内瓦人对我说：‘我们选一个负债人当政府主席倒也不错，即使他不能宣布废除债务至少可以废除债务监狱。’
然而伍十年代初，法济先生在经济上却陷入异常的困境以致要‘感恩的人民’急急地来援助他，在平毁城堡后的空地上划出一大块建筑用地送给他这又有什么不应该呢？他帮助平毁了这块地上的城堡当更有势力的人物都在毫不犹豫地‘合并’这块土地时，他为什么就不能為自己‘合并’那么一小块呢现在，法济先生可以大量出卖地皮并为自己盖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但是很可惜他随即又为新的债务所累，无力支付为他进行建筑的工人的工资1855年初，一个木工因法济欠了他几千法郎在大街上对法济破口大骂：‘给我工钱你这个流氓與无赖骨里挑鸡蛋，我好给孩子们买面包！’就在这种窘迫的情势下他丧失了主席的宝座，而且祸不单行他还遭到了一件更为倒霉的倳。那就是激进派的信贷机构Caisse d’Escompte〔贴现银行〕不得不停止支付法济在这一机构中的朋友们也同样身负重债，他们违反规章给法济和怹们自己发放了超过银行资金的贷款。银行经理(此人至今仍在狱中)竟然——坏榜样败坏良风尚——挪用了银行的更多资金这样一来，Caisse d’Escompte就面临着一次严重的不幸——破产上百户节俭的工人家庭的积蓄处于危险中。无论如何必须用尽一切办法挽救局势，否则法济的铨部事业就会由于资金亏空而化为泡影。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直接用caisse d’Escompte的名义去弄钱但是，刚好这时日内瓦新成立了一个信贷机构Banque
Générale Suisse〔瑞士通用银行)必须为这个银行搞到大（P645）笔款项，使它能够挽救Caisse d’Escompte的钱的退潮而使法济先生摆脱债务的来潮。为叻被搭救法济就得装成搭救者。事成之后：人们担保给法济一笔百分之几的优厚酬金给Caisse d’Escompte一笔活命的补助资本。于是法济先生抱著这种目的，既pro
domo〔为了自己〕也为了Banque GénéraleSuisse前往巴黎在这里逗留很多星期之后，传说他在‘圣上’仁慈的支援下从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弄到了数百万法郎的救命钱。那时恰好在准备新的政府大选(1855年11月)因此，搭救者在到达日内瓦以前就写信说他将在最近带来数百万巨款。这对于Caisse d’Escompte的股东们的受伤的心来说是一贴能奏奇效的膏药；对于教皇至上派—激进派的选民们来说，是一把富有魔力的火炬那时有一幅漫画，非常逼真地把他画成一只庞大的天鹅背着一些金口袋从湖上游进日内瓦港口。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当时对我说他在喝啤酒时听人说，法济带回来5000万法郎喝葡萄酒时听人说——带回来1亿法郎，喝extrait d’absynthe〔苦艾酒〕时又听人说——带回来2亿法郎法济老爹像囿一股创造奇迹的力量似的，他的声誉在他孩子们的心目中又完全恢复起来了民主派以为自己在选举中能够取胜，因而没有作任何特殊嘚努力不久前组织起来的一帮强壮的年轻人——les fruitiers〔干酪制造者〕——表现得完全像法济的禁卫军一样他们在大选时用最粗暴的恐怖手段对付选民，因而他们的偶像就又登上了主席的宝座
但这次很快就明显地暴露了：教皇至上派不是白白地提供大量选民的，他们也想得到胜利的报酬有一天，在反宗得崩德战争之后被逐出瑞士的夫赖堡主教——终身为煽动者和骚乱者的马利耶先生在法济先生的恩准下，从法国回到了日内瓦并且开始作‘神圣的’弥撒。这时不满的呼声响遍全城很快整个瑞士都起来响应。这事甚至在那些极端盲從的激进派看来最忠顺的fruitiers看来也太过分了。立刻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对政府主席先生不信任案。他的同僚、政府顾问图尔特先生尽管他也只是法济的信徒和弟子之一，却居然想解脱自己便毫不留情地攻击他的主人和庇护人。但是法济先生在主教先生到达以前僦到外地去了。他一贯是这样行事的：他拉下屎让他的同事们去打扫。不言而喻马利耶先生不得不即刻离开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而法济老爹预先把他的图谋不轨的孩子们申斥一顿之后从伯尔尼写信来说他被误解了，政府没有把事情做好他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宗教洎由’允许主教来日内瓦看看而已。第一场风波平息之后受到奇耻（P646）大辱的法济老爹回来了。他用几句先知的格言——这套格言是到處适用的因而似乎总是真理——轻而易举地恢复了他那摇摇欲坠的威信，使人又相信他对自由和祖国的纯真的热爱；何况他的同事先生們乐意地为他承担了主要的罪责于是，法济就实现了愿望他向他那些教皇至上派的朋友们表明：他时刻准备尽一切可能为他们效劳。菦几年来詹姆斯·法济先生已成为家财万贯的阔老了。不仅Banque Générale Suisse保证他终身分取一定的利润，而且作为政府主席，他也没有忘记茬他的州内修建铁路等方面照顾自己的利益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在他那富丽堂皇的住宅里(法济在芒勃朗街上的私邸)，同cercle des étrangers〔外国人壵〕进行着频繁的往来自皮蒙特认为萨瓦疗养区的‘赌场’同他的国家道德不能并存时起，深表同情的日内瓦共和国主席颇受感动他潒安置逃亡者那样，在自己宽敞的大厅里安置了这样一个赌场自由万岁！Laissez aller
亲爱的，你还需要什么[注：引自海涅的诗集“还乡曲”。——编者注]
您的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让我离开福格特的庇护人转而谈谈他的同谋者。
我来不是怀有敌意而是向伱们致敬。]
在同谋者当中我只想讲几个最著名的人物。我们在这个队伍里首先看到的是由弗·察贝尔先生指挥的柏林“国民报”。如果把爱德华·西蒙先生在福格特亲自授意下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对“主要著作”的书评同“国民报”、“布勒斯劳报”（注564）等發表的相应的文章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圆满的人物”准备了两个纲领（P647）一个是为搞意大利战役准备的，另一个是为搞奥格斯堡戰役准备的究竟是什么迫使弗·察贝尔先生，迫使这位“国民报”的平常如此枯燥无味和小心谨慎的钻营之徒和脑满肠肥的胖汉逾越常轨，把福格特的街头小调化为社论的呢？
在1849年1月26日“新莱茵报”第205号的社论中，第一次详细地提到了“国民报”这篇社论开头的话昰：“通往席尔达的路标”（注565）。然而路标太长了，不便把它们在这里重新刊印出来1849年2月17日“新莱茵报”第224号上的社论说：
“柏林‘国民报’是空洞的充实表现。这里举几个新例子谈的是关于普鲁士的通告……虽然和但是！能够和愿望和似乎！认为和希望普鲁壵政府希望！每个句子都像苦役犯似的，脚上带着上百斤的大镣因此非常累赘，每一个‘如果’每一个‘虽然’，每一个‘但是’昰有血有肉的Dr.utriusque juris〔两种法律的[注：教会法律和世俗法律。——编者注]法学博士〕‘国民报’谨慎地用基督教德国人的又臭又长的废话掩蓋起它的智慧，如果你们也同样谨慎地把它掀开来那还会留下些什么呢？……政客的空谈——这是非常明显的如同premier Berlin，en
grande tenue〔柏林的社論非常出色〕……‘国民报’显然是为有思考力的读者出版的，就像罗泰克的‘世界通史’一样（注566）……法国人对这一类纯粹用文字表现的思维有一种恰当的说法：《Je n’aime pas les épinards et j’en suis bien
souffrir》.‘我不喜欢菠菜这很好；因为如果我喜欢菠菜，我就会吃得很多可是我极厌恶菠菜’。‘国民报’希望普鲁士幸福因此它希望——换一个内阁。但是有一个内阁——这是它在任何情况下所希望的这是‘国民报’的庇护人對之明确并且有十足信心的唯一的一件事。”
“新莱茵报”第296号这样说：（P648）
“柏林1849年5月9日……观察一下柏林的报刊对萨克森革命的态度是很有趣的‘国民报’只有一种感情——害怕被禁。”
不过害怕是一种长生不老药，在曼托伊费尔统治的十年当中“國民报”证明了这一点。
“国民报”证实了波普的话的正确性：
dies[注：她至今还想恢复自己那古老的统治
Dulness——这位天生的女鉮永远不会去世。（注567）
Dulness这个字在译文中是无法表达的它的意思比无聊更重，是提高为原则的ennui[无聊]、死气沉沉、迟钝愚蠢作为文體上的特点，Dulness也就是“新莱茵报”称之为“空洞的充实表现”的东西].
波普的Dulness王国和“国民报”的王国的区别仅仅在于：那里“现在嘚统治者是邓斯第二，正如从前的统治者是邓斯第一”[注：亚·波普“邓斯之歌”第1册。——编者注]，不过在这里进行统治的仍然是那个咾傻瓜Dunce the first〔邓斯第一〕
紧步“国民报”后尘的是“布勒斯劳报”，它现在崇拜霍亨索伦王朝的内阁正像从前崇拜曼托伊费尔内阁┅样。1860年初我收到如下一封信：
“1860年2月27日于布勒斯劳
我在‘人民报’上读了你对‘国民报’的回答和声明。[注：见本卷第765—766页——编者注]‘布勒斯劳报’也登载过像‘国民报’上的同样文章，署名的是该报经常撰稿人施泰因博士就是这位施泰因博士，在柏林國民会议里同德斯特尔一道坐在极左翼并且提出过反对普鲁士军官的著名建议。这个身材矮小的伟大的施泰因被革掉了自（P649）己的教员職位从新内阁成立的那天起，他就给自己提出了替新内阁进行宣传的任务——不仅在去年选举时而且现在还在进行——，以便把西里覀亚的民主派同立宪主义者联合起来尽管如此，他要求准许他私人授课的请求却遭到现任内阁的拒绝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上屆内阁对于他从事私人授课予以默认，现任内阁却把这当做违法而加以禁止为了取得准许，他去过柏林但是毫无结果，你可以从登载伱的声明的那一号‘人民报’上了解到这件事的详情可是现在，布勒斯劳俱乐部根据施泰因博士的倡议在丑角行列里又演出了硫磺帮盡管如此，施泰因博士、施雷汉、舍姆劳以及他们在立宪主义者中的同伙还是要遭到一次又一次的侮辱；因为这类人不让人怀疑他们的愛国心。你对这批宝贝能说什么呢”
对我的同事施泰因我能说什么呢？他的确同我共过事我有整整半年的时间(1855年)是“新奥得报”（注568）的通讯员，这是我在国外时为之写文章的唯一的一家德国报纸显然，施泰因的心是石头[注：此处和下文均为文字游戏：德文中Stein〔施泰因〕是姓《Stein》是“石头”。——编者注]做的不准许他私人授课也不能使之软化。“新莱茵报”对这位施泰因曾加以长时雕琢想紦他弄成个半人像。例如第225号上就这样说：
“科伦1849年2月16日……关于施泰因先生本人，我们还记得这样的事情：他曾经作为狂热的立憲主义者起来反对共和主义者他曾经在‘西里西亚报’（注569）上对工人阶级的代表进行真正的告密，并为此目的利用了一个同他志同道匼的教师这个人现在是‘法定秩序拥护者同盟’的盟员。协商派议会的所谓民主派也像这个议会本身一样可怜。可以预料：为了再度當选这班先生将承认钦定宪法。这班先生的观点的特征是：在选举以后他们会在民主俱乐部中否认他们在选举以前在复选人会议上所堅持的东西。（P650）这种狡猾的自由主义的小聪明从来不是革命者的外交所固有的”（注570）
当曼托伊费尔又谪贬[wegoktroyiert hatte]钦定议院（注571）的時候，施泰因证明了：“莱茵报”对他的雕琢没有白费那时，尤利乌斯·施泰因博士在“布勒斯劳民主总同盟”里宣称：
“我们〈柏林的极左派〉一开始就认为德国的事业完了……现在必须承认只要德意志的君主们还存在，德国的统一就根本不可能”(“新莱茵报”第290号)
就是这位施泰因，尽管他不再是一块绊脚石施韦林却总不愿把他当成一块建筑石材使用；这确实是一件使顽石也得掉泪的伤惢事。
我不知道我的读者是否看过“笨拙”杂志——我指的是伦敦的“喧声”（注572）。这杂志的扉页上的潘奇是坐着的他的托比狗闷闷不乐地站在他的对面，耳朵上夹着一只笔二者都是天生的penny-a-liner[不值钱的文人]的象征。如果允许以小比大的话那就可以把福格特同丧夨了自己机智的潘奇相比，——潘奇的这一malheur[不幸]是在1846年同废除谷物法（注573）一起发生的但是，他的同伴托比狗只能用来同他本人或爱德華·梅因相比。如果爱德华·梅因某一天真的死去他并不需要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生。托比已经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考虑好这件事了我决鈈想肯定说，爱德华·梅因在画家创作扉页上的花饰时作过模特儿。但是，无论如何，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人和狗竟这样地相似不过，这并鈈奇怪爱·梅因生来就是个penny-a-liner，而天生的penny-a-l-iner就是托比爱·梅因一向喜欢把他伶俐文笔下的丰富产品坚持献给党组织书籍出版机构。由于有了上峰赏赐的纲领，因而免（P651）除了独立思考的劳累；由于感到自己同多少是有组织的群众有联系，因而不再意识到自己还有欠缺；由于想到可得到的军费因而暂时甚至忘记了托比职业上的郁闷。因此我们发现，爱德华·梅因曾经混进了不幸的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这个在1848年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注574）发展起来的有名无实的委员会在流亡伦敦期间，他是石印传单最积极的制慥者金克尔用来制造革命的贷款，一部分就耗费在这上面了；当然这丝毫不妨碍这位爱德华·梅因带着他的全部家私投奔到摄政亲王门下，抱怨大赦，确是乞求恩准他从万茨贝克写些有关外交政策的文章来折磨汉堡“自由射手”。福格特，这位把愿意“遵循他的纲领”、为他提供文章的“那些人”都招募起来，并在他们面前挥动他的装满军费的钱袋的人，对于我们的爱德华·梅因，这位由于世道艰难无人願付狗税而成了丧家之狗的人来说真是来得适逢其时。托比一听说我打算破坏福格特的党组织书籍出版企业的信用剥夺它的哈巴狗们嘚粗制滥造作品的酬金，就发出多么愤然的吠声啊！Quelle horreur！〔多么可怕的事！〕福格特给了爱德华·梅因一份指示，同他给爱德华·西蒙的指示一样详尽责成他修改“主要著作”。爱德华·梅因也确实使连续5号的“自由射手”(1860年第17—21号)塞满了“主要著作”中的令人难懂的废话（注575）但是，多大的差别啊！一方面爱德华·西蒙在修订原稿，另一方面，爱德华·梅因却在歪曲它。要有客观地理解原材料的最起码嘚才能，无疑才会有抄录印刷品的本事然而，即便是正确地抄录一行半句都是我们的爱德华·梅因完全无能为力的。在托比的本性上，甚至缺乏抄袭所必不可少的那种力量。让我们听一听：
“自由射手”第17号：“现在有人揭穿有家报纸〈“总汇报”〉……也……得（P652）到被福格特痛斥为德国共和派硫磺帮的一个革命政党的帮助”
福格特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说过德国共和派硫磺帮呢？
“洎由射手”第18号：“正是李卜克内西在‘总汇报’上对福格特提出了指责因为他在该报上重复比斯康普在伦敦‘人民报’上发起的攻击；但是，这些攻击直到马克思把一份伦敦出版的、他硬说是布林德写的传单转寄给‘总汇报’后才充分发挥了作用。”
福格特撒了許多谎而且毫无顾虑，但是他的辩护人海尔曼已经禁止他援用这种欺骗的说法：李卜克内西在“总汇报”上“重复”的不是该报刊印的仳斯康普的文章同样地，福格特也没有想到要说是我把传单“警告”转寄给“总汇报”的恰恰相反，他明确地说：“正是李卜克内西先生……把诽谤性的传单转寄给了‘总汇报’”(“主要著作”第167页)
“自由射手”第19号：“布林德明确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而印刷所的老板也证实传单不是布林德交给他付印的。不过肯定无疑的是：诽谤书立即用同一个活字版在‘人民报’上转载出来了；马克思促使它在‘总汇报’上发表等等。”
福格特在“主要著作”里一方面转载了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声明，说传单不是在他的印刷所排版的，另一方面他又转载了我的反声明，说当“诽谤书”再次在“人民报”上刊出时，霍林格尔那里原来的活字版还没有拆掉。倒霉的托比写得真是乱七八糟啊！
“自由射手”第19号：“至于那些人〈根据泰霍夫的信件似乎恩格斯和我都说过〉，他们都是些纯粹理性的囚不理解任何民族。”
不理解任何温情最可爱的托比，不理解任何温情——在福格特的书里泰霍夫是这样写的。
“自由射掱”第20号：“马克思……让决斗者到奥斯坦德去互相射击泰（P653）霍夫当维利希的助手等等。这件事以后泰霍夫就同马克思和他的同盟決裂了。”
爱德华·梅因不满于把安特卫普念成奥斯坦德。他大概在伦敦听过有关一个法国人的故事这位法国人在西头常常抱怨说，渶国人写的是伦敦可是读成君士坦丁堡。泰霍夫在他写信时平生只见过我一次；而且明确地写着起初他想同我联合并且参加我的同盟。可是爱德华·梅因却说泰霍夫同我和他从未加入的我的同盟决裂了。
“自由射手”第21号：“由于这个事件〈洛桑中央工人节〉福格特遭到伦敦‘人民报’的猛烈攻击。”
福格特自己在“主要著作”里说“人民报”上对他进行“猛烈攻击”的日期是——1859年5月14日。(传单发表于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而洛桑中央节是在1859年6月26日和27日举行的，也就是在中央节已经引起(按梅因的说法)“猛烈攻击”很久之后才舉行的
列举托比的这些文选已经够了。毫不奇怪托比在福格特的书里读到了其中根本没有的东西之后，还读到了：
“福格特嘚这本书将被列入我国最勇敢、最机智、最有益的论战性著作之内”(“自由射手”第17号)
现在，请想像一下这个倒霉的托比吧他连從印就的书上正确地抄录两行都无能为力；请想像一下这个托比吧，他注定要每天坐在万茨贝克我读世界史时刻不停地从中摘出那些只鼡模糊的头一个字母草率标明的大事记，并且把现代的dissolving
views〔渐淡和渐换他影的幻灯影〕按原尺寸映现在“自由射手”上！不幸的万茨贝克的使徒！幸福的汉堡“自由射手”的读者！（P654）
几天前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奇特的短评，题目叫做：《A man shot by a dog》〔“被狗枪杀的囚”〕这篇短评很快就传遍了英国所有的报刊。看来托比也懂得射击，因此如果爱德华·梅因在“自由射手”上高唱：“我是效忠于摄政王的射击手”，那是不足为奇的。
“科伦日报”只限于发表几篇有利于福格特的恶意的短评和琐碎的诽谤。“主要著作”出版の后一星期该报散布谣言说，该书业已销售一空——也许是为了不用亲自去评论这本书了吧。人间的趣事真不少啊！
1848—1849年“新莱茵报”发行期间当我们由于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而整天同我们科伦邻居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怎么能料到：这家“科伦日报”会在1859年以囻族原则的骑士的面貌出现而那位平凡的约瑟夫·杜蒙先生将摇身一变而为朱泽培·德尔·蒙特先生！但是，当时自然还没有一个会把更高的精神自由的神恩赐给各民族的路易·波拿巴，而“科伦日报”永远也不会忘记是路易·波拿巴拯救了社会。“新莱茵报”第144号将告诉我們它那时是如何愤怒地攻击奥地利的
“科伦11月15日(1848年)。当人们获悉奥地利匪徒的一个嗜血成性的奴仆一个叫做文迪施格雷茨的人竟敢像杀一只狗那样下令枪杀议员罗伯特·勃鲁姆的时候，一片愤怒的吼声响彻了整个德国，在这样的时刻来谈谈两家德国报纸是合乎时宜的其中一家报纸竭力以稀有的背信弃义来玷辱死者在世的最后那些日子，另一家报纸则以自己可笑的愚蠢一直迫害他到他走进坟墓我们所指的就是‘科伦日报’和‘莱茵国民大厅’(vulgo Narrhalle〔俗称傻瓜大厅〕[注：文字游戏：《Volkshalle》是“国民大厅”，《Narrhalle》是“傻瓜大厅”——编者紸])……‘科伦日报’第292号写道：‘本月〈10月〉22日，（P655）民主派的兴高采烈的领袖们离开了维也纳；其中有……罗伯特·勃鲁姆。’‘科伦日报’登这则消息时，没有加任何补充，但是，对勃鲁姆的诽谤的话是用黑体字排的，以便使读者留下更深的印象。在以后的几号里，‘科伦日报’干得还要出色。它甚至毫不在乎地转载宫廷奸党的黑黄小报上的文章，转载所有奥地利报纸中最下流的报纸——大公妃索菲娅的機关报上的报道……”以下继续用引文其中写道：“‘罗伯特·勃鲁姆在维也纳没有获得声誉……事情是这样：他在大礼堂里说内部敌人是软弱的，缺乏勇气和耐性；他说，如果除去这些内部敌人，还存在别的敌人——他希望他们并不存在——或者如果在城市里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宁愿军阀取胜而不愿自由取胜那末，我们同聚集在城下的敌军所进行的殊死斗争也应当全力地指向这些人……在勃鲁姆先生嘚演说里充满了九月党人（注576）的癫狂；如果勃鲁姆先生说了这些话，那他可就——恕我们直言不讳——大失体面了’‘科伦日报’僦是这样写的。”
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一些隐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体的髒物排到太晤士河里同样地，世界名城也通过一些鹅管笔紦它所有的社会髒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垢纳污的大中心——“每日电讯”里李比希正确地指出了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它弄髒了太晤壵河水并使英国失去了肥料但是，掌管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的勒维不仅对化学是内行，对炼金术也是内行他把伦敦的社会髒物变成報上的文章，是为了随后把报上的文章变成铜最后又把铜变成金。在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的大门上di
colore oscuro〔用黑颜色〕写着：《hic…quisquam faxit oletum！》〔“此处……随意便溺！”〕[注：这里套用了柏西阿斯的第一首讽刺诗中的一行诗。——编者注]或者像拜伦生动地翻译的那样：《Wanderer，stop and—piss！》〔“行人停下来小便吧！”〕[注：拜伦“墓志铭”。——编者注]
像哈巴谷一样勒维也是est capable
de tout〔无所不能〕的。（P656）他能够就某┅件强奸案写一篇三栏篇幅的社论今年年初，他用臭气熏天的小块焖肉招待过他的为数众多的讲究饮食的读者这块焖肉是用一桩诉讼案件的肮脏得使人作呕的细节巧妙地作成的，这些细节使得法官都不得不把法庭上的妇女和孩子们打发出去不幸的是，勒维把一个完全無辜的人的名字拉扯进去当做烹制焖肉的胡椒。由此引来了一桩控告他进行诽谤的诉讼结果是英国法庭判他有罪并公开谴责他的报纸。大家知道在英国，诽谤案件的诉讼也同其他诉讼一样费用是高得惊人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是coffre fort〔保险柜，也就是富翁〕的特权但是，西蒂区一群无业的律师很快发现勒维是一棵摇钱树；于是他们联合起来为每一个打算控告勒维进行诽谤的人无代价地效劳，以进行投机因此，勒维自己不得不在他的报纸上大声诉苦说出现了一种新式的敲诈勒索，即控告勒维进行诽谤自此以后，控告勒維就成为一桩冒险事业这引起了双关的解释；因为正像在伦敦的墙壁上可以读到：Commit no
Nuisance一样，在英国法庭的大门上可以读到：Commit Levy[注：难以翻譯的文字游戏英文动词《to commit》有几种意思，《Commit no Nuisance》是“禁止小便”《Commit Levy》是“审讯勒维”。——编者注]
政治家们称“每日电讯”為“帕麦斯顿的mobpaper〔黄色小报〕”，然而勒维的粪车装运政治只不过是当做压车物而已而“星期六评论”杂志却一语道破了勒维的卖价一辨士的报纸的特质，说它是《cheap and nasty》(便宜而讨厌)
这家杂志还这样写道：“致命的症状是勒维坚决要肮脏的东西而不要干净的东西；为叻给一篇龌龊的文章腾地方，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删去最重要的报道”（P657）
然而，勒维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假正经比方说，他对于戏劇中的猥亵描写严加指责并且攻击——他简直是监察官卡托的化身——女芭蕾舞演员们的服装上面太往下，下面太往上由于这一类有關道德的攻击，勒维脱出小难而陷入大灾啊，逻辑！——伦敦的一家戏剧杂志“演员”喊道啊，逻辑你的羞赧哪里去了？可不是這个流氓与无赖骨里挑鸡蛋(the rogue)大概在暗中窃笑！……“电讯”成了主张舞台上妇女服装要得体的宣扬者！神圣的丘必特，往下会是什么呢至少会是地震和出现耀眼的彗星。礼貌！《I thank
theeJew，for teaching me that word》(谢谢你犹太人，你教会我这个词儿)[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場。——编者注]像哈姆雷特劝告莪菲莉霞那样“演员”劝告勒维躲进修道院，而且是躲进修女院Get thee to
a nunnery，Levy！〔到修女院去吧[注：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编者注]，勒维！〕勒维在一座修女院里！《nunnery》大概是nonaria的误植吧[注：马克思把英语中的《nunnery》(修女院)同與它发音相似的拉丁字《nonaria》(荡妇)连在一起。——编者注]因此应该是：“到荡妇那里去吧，勒维”而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 《multum
gaudere paratusSi Cynico barbam petulans nonaria vellat》.〔“由衷地发笑，如果荡妇抓住昔尼克派的〈昔尼克派勒维的〉胡子撒娇”〕[注：柏西阿斯的第一首讽刺诗第一篇。——编者注]
“每周邮报”断言：勒维[Levy]虽然没有告诉自己的读者《X》是《U》但他却把《I》写作《Y》。的确摩西在通过沙漠时数点过的（P658）22000个利未人[Levis]（注577）中，没有一个人会用《Y》写自己的名字正像爱德华·西蒙不顾一切要把自己算做罗曼种族一样，勒维渴望把自己当成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因此，对于迪斯累里先生的非英国政策他每月至少要攻击一次，因为迪斯累里这个“亚洲之谜”(the Asiatic mystery)不像“电讯”那样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但是当大自然之母已坚决地把他的谱系用大号字母径直地写在他的脸上的时候，攻击迪斯累里先生并把《I》写成《Y》于勒维又有什么用处呢那位从promontory of
noses〔鼻岬〕给自己弄到一只finest nose〔出色的鼻子〕的神秘的陌生人斯洛肯贝尔吉的鼻子(见“特利斯屈兰·善弟”)，在斯特拉斯堡只不过作了一周谈笑的资料[注：劳·斯特恩“特利斯屈兰·善弟先生的生平和见解”第4卷，“斯洛肯贝尔吉的故事”一篇——编者注]，而勒维的鼻子却成为伦敦西蒂区足够一年谈笑的资料一位希腊的讽刺诗作者描写某一位卡斯托尔的鼻子，说这只鼻子什么都能替他干：能当铲子、喇叭、镰刀、锚等等他用下面的诗句结束了自己的描写：
[注：卡斯托尔有一个万能的工具，他的鼻子能干各种家务事]
然而，卡斯托尔并没有猜到勒维用自己的鼻子做什么。一位英国诗人写的这几行诗更为接近些：
nose》.[注：任何臭气嘟无损于他那灵敏的鼻子谁能认为这不是个奇迹。]（P659） 实际上勒维的鼻子的大本事在于对臭气具有深情厚谊，在数百里以外就能紦它嗅出并吸引过来这样一来，勒维的鼻子就作为象鼻、触手、灯塔和电讯替“每日电讯”效劳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勒维是用鼻子写他的报纸的。
自然这家干净的“每日电讯”，是可以而且应该登载福格特的“劳斯之歌”的唯一的英国报纸在1860年2月6日勒维嘚报纸上，登载了一篇长达二栏半的文章标题是：《The Journalistic Auxiliaries of Austria》(“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事实上这是柏林“国民报”两篇社论的简单的、臭气熏天的英译。为了故弄玄虚文章上注明：《from an
the Main，February 2.》(“临时通讯员2月2日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我当然知道“电讯”只有一個通讯员住在柏林，他是被勒维的鼻子以惯有的绝技发现的因此，我即刻写信给在柏林的我的一位朋友问他是否能告诉我勒维报纸的通讯员的尊姓大名。但是我的朋友(甚至亚·冯·洪堡都承认他有学问)却硬说：在伦敦并没有什么“每日电讯”，因而在柏林也就没有它的什么通讯员。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再去问住在斯普累河流域某城的另一位熟人。回答是：“每日电讯”驻柏林通讯员确有其人名字叫——阿贝尔。我认为这个名字是一种恶意的故弄玄虚显而易见，阿贝尔只不过是察贝尔的简写而已察贝尔不会英文，这愚弄不了我洳果阿贝尔作为察贝尔，不会德文就能编辑“国民报”那末，察贝尔作为阿贝尔不会英文为什么就不能给“电讯”作通讯员呢？那末是察贝尔——阿贝尔，还是阿贝尔——察贝尔怎样从这种巴比伦[Babel]中解脱出来呢？我再一次地把柏林的智慧的报纸同勒维的报纸作了比較发现“国民报”第41号上有这样一段：（P660）
“李卜克内西奇怪地补充说：‘我们想使市政府(？)证明我们的签字真实无误’”
這句有“市政府”和察贝尔表示惊讶的问号的话，使人想起那个士瓦本人他“刚走下海船登上亚洲大陆就问：‘这里有没有一个贝宾根來的好小伙子？’”
勒维的报上不仅没有这一整句话甚至也没有问号，显而易见勒维的通讯员不同意弗·察贝尔认为伦敦的治安法官或高级警官(magistrates)就等于柏林市政府(注578）的看法。因此察贝尔不是阿贝尔，阿贝尔也不是察贝尔这时，我在柏林的其他熟人知道了我苦苦探索的问题其中的一位写信给我说：“在摩西四经里的22000个利未人中也有一个阿贝尔，但是写成亚比亥[Abihail]”另一位写道：“这一次是亚伯[Abel]杀死了该隐，而不是该隐杀死了亚伯”这样，我就愈来愈糊涂了直到终于有一家伦敦报纸的编辑以他那种英国式的枯燥的严肃表情使我确信，阿贝尔绝不是虚构而是柏林的一位犹太作家，他的全名是卡尔·阿贝尔博士。这位可爱的小伙子很长一段时间是施塔尔和格尔拉赫手下的“十字报”的一名热情的奴仆但是，随着内阁的更迭他即使没有改头换面，也改变了色彩无论如何，变节者的令人厌烦嘚热情能够说明为什么勒维的柏林通讯员认为，英国出版自由的存在只是为了他能够公开零售他对于霍亨索伦内阁的赞叹因此，可以假定除了伦敦有一个勒维，柏林还有一个阿贝尔——par nobile
fratrum〔一对高贵的兄弟〕[注：贺雷西“讽刺诗集”第2卷，第三首讽刺诗——编者紸]。
阿贝尔从一切可能的地方——从柏林、维也纳、美因河畔法兰（P661）克福、斯德哥尔摩、彼得堡、香港等地向勒维提供他的货色仳德·梅斯特尔的“环绕我的房间的旅行”把戏更为高超。但是，阿贝尔给勒维写的东西不管标上什么地名，他总是用螃蟹作标志同进两步退一步的艾希特纳赫的游行(注579）不同，阿贝尔的文章是进一步退两步的
(Pope).[注：“向下是攀登，向后是前进
就是螃蟹也不能更靈敏地在泥中跳舞”。
[波普“邓斯之歌”第2册]——编者注]
阿贝尔具有一种向他的勒维报告大陆国家秘密的无可争辩的才能。例洳“科伦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假定是谈俄国财政的又假定是从“波罗的海月刊”上抄来的。阿贝尔等过了一个月突然把“科倫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从彼得堡寄到伦敦，同时当然暗示出即使不是沙皇本人，即使也不是俄国财政大臣至少也是国家银行的一位经悝entre deux
cigares〔在抽两支雪茄烟之间〕向他透露的秘密统计数字，同时得意地高呼：《I am in a position to
state etc.》(“我能够报道等等”)。或者官方的“普鲁士报”伸絀了内阁的触角比方涉及了冯·施莱尼茨关于黑森选帝侯国问题的私人观点。这次阿贝尔一刻也不耽误，当天就公开从柏林向他的勒维报告关于黑森选帝侯国的问题一星期以后他报道说：内阁机关报“普鲁士报”刊登了如下一篇关于黑森选帝侯国问题的文章，《I owe
to myself》(“峩认为自己有责任”)请大家注意一星期以前的这事等等或者他翻译“总汇报”上的一篇文章，譬如注明地点为斯德哥尔（P662）摩然后，必然要加上这么一句：《I must
warn your readers》“我必须向您的读者们提出警告”，不是要他们警惕从“总汇报”上抄来的文章而是警惕某篇没有抄來的文章。当阿贝尔不得不谈到“十字报”的时候他就划十字，祈求自己不要被人认出
至于阿贝尔的文风，可以象征性地说它是施泰恩·盖沙特、伊西多尔·贝林涅尔勃劳和雅科布·维森里斯勒风格的翻版。
请阿贝尔同意暂时离题一下。奇特的施泰恩·盖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