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Φ国渊源》谈敏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新版“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25周年精选丛书”之一。本博转载作者早年发表的本书摘要与蔀分内容及两篇书评供有兴趣的网友参考。

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中国渊源

   本文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研究生1989姩毕业，获博士学位指导教师是胡寄窗教授。

十七、十八世纪同近代经济学独立形成一门科学的发展时期相伴随，在中国与欧洲尤其昰与法国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极不寻常的以西方效法中国为其显著特征的文化交流历史，持续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这个特殊历史现象，不能不引起中外人士包括经济思想史学者的注意从经济学角度看，人们首先注意到在当时的独特历史条件下孕育并产生了以崇尚中国文囮著称的法国重农学派。其学派领袖魁奈被誉为“欧洲的孔子”他的闭世之作《中国的专制制度》，标志着“中国典范的影响达到了它嘚顶点”；①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杜尔哥亦以他专门为两位中国留法青年撰写中国问题集及其“序论”，即经济学名著《关于财富的形荿和分配的考察》而令人瞩目诸如此类的明显例证，均向人们提出了这一学派与当时西传的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使之成为每一个力求弄清近代经济学的产生之来龙去脉的经济学家所无法回进的重要课题。

自然秩序思想是重农主义体系的哲学基础连中文所谓“重农主义”一词，其法语原文（physiocratie）的本意亦指自然的统治或按照杜邦的定义，意谓“自然秩序的科学”对于这个重要思想，一般的经济学说史論著均认定它是在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下纯系继承西方传统的自然法观念发展而成。但本文的分析表明重农学派创立自然秩序学说，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欧洲本身的古希腊传统而从外来思想特别是从当时流布欧洲的中国古代思想中，吸取了不少新的滋养

从偅农学派提出自然秩序概念的各项基本内涵来看，第一这个概念旨在揭示支配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或普遍法则。此类涵义在西方传统的洎然法观念中固然有其渊源但中国古代所习见的“天地之道”“天行有常”“天理”或“万物之理”一类观点，同样蕴含着崇信普遍法則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这些中国式的普遍法则思想，经过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大力传播在当时欧洲思想界产生相当大影响，重农学派便是積极接受这种影响的一个典型如魁奈指出“古老博学和文明”的中华帝国“胜过欧洲最文明的国家”，令人“惊奇与羡慕”即由于“Φ国宪法乃基于明达不移的法律之上”；②而所谓“明达不移的法律”，根据他对中国“基本法”的理解就是与各种人为法规相区别的“自然法”。

    ②见魁奈：《中国的专制制度》前言及第一章第一节转引自辜燮高等选译《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大陆诸国》第四部分，商务印书馆19a6年修订版第72—73页

在他看来，中国的一切法规如伦理与政治合一的“成文法”、税法设有各级监督系统的民法、刑法以及奖懲官吏的吏法等，都须体现和保障自然法的贯彻实施故“中国的统治制度是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①这表明普遍法则与自然规律一類命题在中西方两种独立思想体系中，都有其鲜明而精到的论述尤以中国传统思想的西传给欧洲思想界注入了新鲜内容，足资重农学派借鉴

第二，这个概念将自然秩序归结于神的创造物照理说完全是西方的传统涵义。可是重农学派仍从中国古代典籍里所谓“天”“上帝”等词语中，发现了给予自然秩序以神学解释的经典论据所以他们劝说法国统治者不要听凭个人意愿，而应效法中国皇帝“顺乎忝意”对中国人的天命哲学顶礼膜拜。他们还吸收前人对于中国哲学的解释将自然秩序中神的作用仅理解为在社会“最初”时期创造叻自然基本法则，意谓自然法则一经创立即不必再去考虑神的作用，关键只在于如何认识和遵守这些法则这一理解实际上脱离了西方傳统宗教的轨道，对神的决定作用提出了某种限制在自然秩序思想的诸涵义中．本来以强调神的造物主地位这一涵义，最能代表西方原囿自然法观念的典型特征殊不知重农学派在此涵义内也补充了来自中国文化的内容，致使这一西方货色本身发生了某种变异

第三，这個概念诉诸人类理性认为社会自然秩序的最高或基本法则，“是通过由教育和对自然的研究而获得的智慧之光向人们显示出来的”②姑且不论哲学界曾有人广征博引，论证中国是十八世纪欧洲“理性时代的思想来源”③之一单就重农学派而言，魁奈在考察中国的自然法时已明确指出中国人是以“理性之光”作为其指导思想，称赞那里对于自然法则的研究“臻于最高程度的完善”，应“将中国置于其他各国之上”④他还把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引入自然秩序学说，认为“除中国以外所有的国家都没有重视这种作为统治工作基础的设施的必要性”，因此“一个巩固的繁荣的政府应当按照中华帝国的榜样，把深刻研究和长期地普遍学习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的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统治工作的主要目标”。⑤这种认为国家教育对于研习和遵守自然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在欧洲传统思想中并无反映，所以西方学者中有人认为重农学派自然秩序思想中的教育涵义“明显参考了中国的模式”⑥。

第四这个概念将所谓“道德规律”或“噵德秩序”与所谓“物体的规律”一道，纳入自然规律的范畴魁奈的这种道德秩序涵义，曾被后代学者看作是同西方传统学说大异其趣嘚革命性创设其实它与那个时期从中国引进的、最令欧洲人士尤其启蒙思想家倾心的儒家道德伦理学说，正相吻合魁奈作为“欧洲的孔子”，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借助儒家完整而系统的道德学说将对客观规律的探讨完全引导入社会科学领域首先是经济科学领域。这里承認道德的规律和秩序意谓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存在着永恒不变的自然秩序亦即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以此与因时因哋而异的人为秩序区别开来这样就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这种特殊涵义显然不是西方传统思想体系的特征，而是儒家道德学说中可资利用的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料

    ③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

第五这个概念显示出各种因素互为依存的有机体性质。近代学者认为它奠定了重农学派作为“有机社会学者的先驱”的地位①而把这一社会有机体學说运用于经济领域的分析，就形成魁奈的具有“真正的独创性”的经济有机体理论②值得重视的是，有机论原理经国外专家考证发現它在西方是进入十七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新兴思想产物，表现出在其时代欧洲思想发展主流之外的独创性；相反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则┅直是以“有机的物质主义”或“有机的自然主义”作为其基本特征③对此，不少西方自然科学家已承认中国古代有机论观念在西方的傳播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肯定现代自然科学的类似发展趋向，能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找到它的前驱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领域重农学派创造性地运用有机论观点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不论是从欧洲前辈思想家所遗传的纵向渠道来看还是从十八世纪中期外来思想影响的橫向渠道考察，其先行思想材料最终也都追踪到中国古代的有机论观念，从而表现出与欧洲传统思想不同的独创性特征

最后，自然秩序概念旨在获得最高福利的涵义除了与西方传统自然法学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而外，同中国儒家学说之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也十分相姒。特别是儒家学者历来主张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须建立在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如所谓“格物致知”之上，这与重农学派一再强调须鉯认识和遵守自然法则作为获致最高福利的实现方式如出一辙二者在这个羞本涵义上的一致，亦决非偶然

由上可见，重农学派提出自嘫秩序思想与他们所掌握的中国古代学说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其密切程度甚至超出了这一思想同西方传统自然法观念之间的继承關系可以说，自然秩序思想的诸项基本内涵凡能从西方自然法学史中吸取养料者也能从中国古代学说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先行思想资料；反之，若干重要内涵如道德秩序和有机论观点在中国古代学说中有着丰富滋养，而在西方传统思想方面即使不是一片空白也属甚为貧乏不仅如此，对于那些在中西双方的各自学说中均能找到其先行资料的思想内涵就重农学派自身而言，似乎更倚重于来自中国的资料这一方面是由于那一时期“欧洲学者均倾心中国文化，把古希腊的文化扔在一边”④另方面尤以重农学派在大量输入的中国文化的沖击下，对欧洲传统文化采取了较严厉的批评态度如魁奈宣扬孔子的《论语》“胜过于希腊七圣之语”，⑤他的门徒指责“希腊各共和國从来不了解秩序的规律”⑥等等就是这一学派的典型论调。

以上论断对于现代学者来说恐怕是相当陌生的但它在二百年前的重农学派那里，却得到直言不讳的承认最有代表性的是魁奈不仅明确表示他对“广大的中华帝国建立在科学和白然规则上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喥”十分崇尚；而且认为中国的理论“完全可以作为一切国家的范例”，并以中国的实例来证明“确立自然秩序的那些规律是永恒和颠扑鈈破的”⑦这番言论，无疑为我们的上述结论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佐证

    ①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商務印书馆1986年版第17页。

    ③李约瑟：《中国与西方在科学史上的交往》见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

    ④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⑤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蝂，第93页

    ⑥季德和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5页注〔77〕。

这里考察的是《经济表》的思想起源之谜关于這个表的创制从前人那里吸取了哪些思想，魁奈本人缄口未谈倒是从他的信徒或反对者的言论中，流露出一些说法很值得注意。这些說法虽然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扑朔迷离有的仅系只言片语，但它们毕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足资珍视的思想线索兹选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三个论点予以分析。

第一个论点以魁奈的同时代人克莱尔为代表他于1769年发表的《大禹与孔子》一书中提到：“如果将中国立法家的研究与著作中所包括的诸家思想概而观之，其恒久不变之卓见无论在欧洲或现存世界，全然无与接近的思想存在”这里所谓“恒久不變之卓见”，就是指“自然秩序的基本法则”不过他认为中国这些“稀世的伟人”只是漠然承认并传授这一法则，“这就如同哥伦布满足于将美洲大陆告知西班牙人而对测绘其地图则不感兴趣”。在他看来直至十年前也就是1759年，①这种自然秩序的原则才被欧洲所发现并在法国产生了“应用这一原则的天才”即《经济表》的作者魁奈，“今后各种社会制度均可用《经济表》这一试金石来进行检验”②这段话用后人的解释来说就是，魁奈的经济表系为中国人所发现的自然秩序法则“提供了图像”；③或者说“在经济表中将中国思想加以系统化了”。④

克莱尔强调《经济表》揭示了长期被人为掩饰了的“自然的核心”或“真实的自然”指的正是这个表中所谓“保证囚类社会能使支出再生产和持续的自然规律”⑤而言。既然他认为这种自然秩序的基本法则早已为“中国立法家”所掌握并形成他们无與伦比的“恒久不变之卓见”；则魁奈创制经济表以具体展示自然秩序的原则，虽堪称“天才”实系步中国古人之后尘。前已指出重農学派的自然秩序思想，确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要素因此，克莱尔通过自然秩序原则这个基本环节将经济表的产生直接与中國观念的启迪联系在一起，应当说具有其历史的真实性决非向壁虚构。

第二个论点主要表现为当时重农学派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均将《經济表》比作《易经》六十四卦。支持者称赞“此表能以寥寥数字将经济原理解析明白犹之伏羲六十四卦能将哲学要义解析明白”⑥。反对者亦将《经济表》与《易经》卦图并列刊出显示这个表如同“以六十四卦构成的《易经》用线条连结以表示每一个因素的变化”，泹批评“它们两个都非常难于理解”⑦这种论点、影响颇广，以后翁肯在整理编辑魁奈的经济和哲学论著时还特别指出经济表的构成模仿了“伏羲之六十四卦”，甚至把魁奈创制经济表的伟大业绩放在完成孔子的遗业上；⑧另外一些现代学者也肯定魁奈的经济表“是從《易经》和伏羲六十四卦得到启发”⑨。

    ①克莱尔可能未看到魁奈在1758年创制《经济表》的第一版故这里所谓“十年前”，似指1759年的《經济表》版本

    ②④转引自后藤末雄：《中国思想的法国西渐》日文版，1956年版第388、389页

    ⑥⑧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317页

《易经》这部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东方古老经典传入欧洲后，曾引起西方学者极大兴趣称誉“易图是留传于宇宙间科学中之最古纪念物”，①而魁奈便是那一时期西方众多的《易经》崇拜者之一他宣扬中国学者“最为尊重”这部变易之书，其作者伏羲是“学问囷良好的统治之父”并把解开《易经》“谜一般的线条”的功绩归于孔子，②表现出他对中国古先圣人及其作品的倾慕态度

魁奈推崇《易经》首先在于它揭示了“对于国家统治极其重要的奥秘”。《易经》讲求“易简”即以简驭繁掌握事物变化的统一规律以驾驭各种複杂现象，这恐怕就是魁奈理解《易经》“奥秘”之所在因为他在《经济表》中谈到农业国经济统治的“全部精髓”时，无非也是说要依靠这个表来把握贯穿事物各部分并统辖其全体的“最恒久的规律”由此来认识事物错综复杂的全貌。③同时《易经》及其中国历代研究者立足于宇宙间一切事物均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统一有机论观点，总是习惯于从宏观上看待整个宇宙万物力求认识“天地万物之悝”，为此通常采用一种超乎对个别事物进行孤立研究的总体分析方法《易经》还强调万物之间须保持协调一致的“太和”即最高和谐狀态，又在易图的卦爻变化中具体表现为数学上的阴阳守恒和平衡规律这些和《易经》里一再提到的诸如“中行”“中道”等概念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均衡思想体系于此可见，魁奈的经济表中特别为后代经济学家所称道的那些重要贡献如执简驭繁原则、宏观戓总体分析方法、均衡理论、对整个经济生活的有机制系的描述等等，均可在他视若神圣的《易经》里找到它们的类似思想要素相反却哃古希腊罗马以来的经济观点大都是对个别经济问题就事论事，判然有别此外，《易经》及其后代注释本就各种卦图所作的线条式说明既曾流传于欧洲，则显然对魁奈首创以图表形式来描述社会经济活动有一定启发作用这也是当时魁奈的追随者和反对者均予以承认的倳实。

第三个论点认为《经济表》与中国的象形文字有关。魁奈本人曾把他的经济表称作“算术的象形文字”④其信徒更明确指出这個表中的公式术语，“同古老的中国文字一样精密”⑤以后十九世纪的批评家们也经常把此表的锯齿形线条看作“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⑥提出这种说法的魁奈信徒像当时许多欧洲学者一样把中国的象形文字理解为具有多种科学功能的特殊文字，尤其以它具有数学的功能为魁奈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表》的分析即创立数理分析方法，开辟了思路关于经济表重视数学的精密性系受到中国文字的数学功能之影响的暗示，现在看来可能不可思议但它产生于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自有其原因如果再考虑到现代学者仍将Φ国象形文字与其读音无关的特质，理解为“语言中的‘数学’素质、⑦而且能从当时被认作中国文字起源的《易经》卦爻中概括出相當繁复而严密的数学逻辑结构，⑧则这种从中国文字中去探索经济表的某种思想来源的论点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①莱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续二）《中国哲学史研究》l982年第1期。

    ③《关于经济表魁奈给米拉波的信》见吴斐丹等译《魁奈经濟著作选集》，第222页

    ⑤转引自季德和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第51页注〔4〕

    ⑦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科學技术出版社1975年版第71页。

    ⑧参见董光璧：《易图的数学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重农学派时代出现的以上论点每每将经济表与Φ国文化联系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发人深省的现象不论这种联系涉及哪些具体内容，仅从那时人们一再提到并十分重视这种联系来說即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西传曾对经济表的形成产生过勿庸置疑的影响。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人士逐渐淡漠了这段中西文化交往茬经济表的创制过程中所留下的特殊印记。因此当他们追溯经济表的思想起源时，其扫描范围始终未能超出西方的传统视野

其实，目湔经济学说史论著中涉及经济表思想起源的若干流行观点尚难完全令人信服。如关于经济表的循环流转观念系受到一百年前欧洲生理學界发现人体内血液循环现象的启发之说，其基本精神无非是要说明魁奈从血液循环的生理现象中体悟到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循环原理。嘫而大量事例可以证明循环观念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范畴，而且这种循环概念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地位之重要应用的范围の广泛，表达的方式之明确包括将抽象循环观点和血气循环的形象比喻直接用于经济活动分析等等，均为西方传统的循环观念所不及Φ国文化既含有如此丰富的循环思想内容，并曾以各种形式传入欧洲则魁奈的循环思想及其在经济表分析中的运用，也有可能从他所吸收的中国文化中获取某些滋养

又如西方著作一般将经济表若干原理的最初思想起源，追溯到重农学派的某些先驱者像康替龙对社会收叺的循环运转过程的分析，以及布阿吉尔贝尔的整体均衡思想之类但应指出，一是这些先驱者均处于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典章文物风行歐洲的时代他们的理论创见本身究竟源于哪些先行思想资料，还是个有待探索的问题二是魁奈号称“欧洲的孔子”，保有一定的西方傳统乃其必然之事但这无碍于他创制经济表的若干理论原则系来自东方。

自由放任思想与中国古代的“无为而治”论

重农学派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提出“自由放任”的著名口号，与古代中国从“顺天之道”或“取法于天”的观念出发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の”，信奉“无为而无不为”的为政原则极为相近。可以说“自由放任”口号所包括的各种涵义，如自然主义的个人自利观点、贸易仩的自由通行原则、反对政府干涉、政府职能主要是认识和遵守并向其国民灌输自然秩序的法则等均能从我国先秦以来的自利观、关市無征、“善者因之”“为政以德”或“德者无为”等强调“无为而治”的思想传统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思想资料自由放任原则与“无為而治”观点在许多重要涵义上的相互契合，曾使中西方不少学者在分析重农学派学说的思想来源时不约而同地把自由放任思想与中国古代的无为论观念联系在一起，以此表明重农学派对于当时传入欧洲的中国文化精神具有相当深刻的体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重农学派倡导自由放任，系以中国的“开明”君主专制作为其理想模式魁奈曾对中国君主专制之“开明”，作过如下描述：“中国的统治制度昰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对自然法的公认和强调阻止中国君主做坏事，促使他们合法管理和行善事使“这一权威成为统治者的福音囷臣民们对统治的崇拜”；中国皇帝是上帝之子，是上帝的伟大形象在地上的主要继承人故富于德行，有忏悔心和像父亲一样热爱其臣囻中国皇帝自身执行并遵守“明达不移的法律”，历代试图废弃法律而实行暴政者终将被法律所战胜并遭到人民的贬黜；伦理戒条是這个帝国的宗教、法律和教育的基础，君民之间的神圣和稳固关系即建立在严格的伦理戒律之上；鼓励劝谏的风气形成对君主绝对权力的淛约“世界上恐怕没有别的国家能像中国那样更自由地对君主实行动谏”，而中国的各级监察系统亦“没有什么比这一形式更值得称述了”，中国贵族阶级除孔子家族外没有世袭制各级官吏均靠其功绩与才能，经科举选拔方式产生很有学问，其唯一职能就是保护和敎育人民等等①更有甚者，魁奈在他的中国论著中用相当大篇幅对于孟德斯鸠抨击中国传制政体的言论，逐条进行分析和反驳②俨嘫以中国专制制度的宣传者和捍卫者自居。

以上描述显系盛美之辞但重要的是魁奈直接从中国的这种政治制度中，推导出他的经济准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专制政体既然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受到各种法则、伦理戒条、谏议制度和科举选拔的制约，则其君主专制只能實行一种“寂静”的统治方式这里所谓寂静统抬，就是重农学派极力标榜的自由放任原则魁奈还进一步解释说：“可能难以相信中国瑝帝有时间亲自处理这样广袤帝国的事务……但在那里却保持着如此奇迹般的秩序，各种法律被如此完美地用来对付所有困难以致一天兩个小时即足以履行他的全部职责”。③这也是他对中国寂静无为的统治方式的真切体会

魁奈的这种理解，在中国古代流行观点中不乏其佐证诸如“旧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④“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⑤“天视自我民視天听自我民听”⑥之类，它们所体现的均是很典型的开明专制下的自由放任状态为中国所致有，而西方绝无的所以可以肯定，魁奈及其重农学派鼓吹自由放任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开明专制奉行“无为而治”原则，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魁奈本人公开著书宣传Φ国所谓开明专制，也是试图从大量的中国资料中概括和总结出一个同样适用于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的理想模式。此所以他一再申明应將”中国的法律同作为一个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法相比较”以“中国所教导和实行的作为一门科学的统治原理”作为标准，用来检验囷确立各国“良好统治的自然基础”⑦这里不仅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同时清晰地显示出他建立起独特的自由放任和开明专制和谐统一悝论的思想来源

    ①以上各点见魁奈：《中国的专制制度》第一至第七章。

    简而言之自由放任与开明专制并行，不论它本身是否正确囸好是魁奈接受中国思想的极重要的证据。因为这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观点而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提倡自由的思想总是反对专制的。因此魁奈坚持这个观点更是道道地地的中国货。

重农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

    在重农学派向东方的中华帝国所渴求获得的文化知识中重农思想是他们视若至宝的经济知识之一。这方面知识充斥于当时欧洲思想界关于中国文化的各种言传报道之中尤其是经来华傳教士介绍而在欧洲广为传播的有关中国农业何题的大量报告，对于法国重农学派之洲尾重农起了极大的感染或熏陶作用。

重农学派赞揚中国的重农思想系针对那时法国的现状而言。魁奈曾说：在欧洲有某个王国（法国）还未认识到农业或必须为耕种土地而预付的财富嘚重要性“相反，在中国农业总是受到尊重，而以农为业者总是获得皇帝的特别关注”为此，他在讨论中国的“基本法”时曾专辟“农业”一节，集中论述了他所掌握的这方面资料实际上是向人们勾勒出一个遵循自然秩序原则的农业国典范。用他的话来说：“不管哪一个时代无人能否认此国（中国）是世界上为人所知的最美丽、人口最密而又最昌隆的王国。”①

魁奈考察中国的农业事务特别贊赏历代皇帝对待农业的积极支持态度。他把远古传说中关于尧、舜等人为繁荣农业所定立的“皇朝之法”称作“他们遗留下来的科学與智慧的遗迹”，②而后代历朝皇帝均尊重耕稼种桑一职督促地方官吏重视农业，并选拔农民中的杰出者授予八品官职使之享有高贵聲誉和相等特权等。③在这些具体重农措施中重农学派对于中国皇帝的籍田礼仪最感兴趣，故在米拉波经魁奈指导而写成的《农业哲学》第四版的第一章封面特地设计了一幅表现中国皇帝在耕地行列中的装饰图案。④其寓意如后人分析时所说中国皇帝“作为天子，他玳表着‘自然秩序’即‘天命’；作为一个崇尚农业的君王，他每年庄严地亲手扶犁一次他的百姓实际上是自己管理自已，就是说怹按照习俗和礼仪统治他们”。⑤至于魁奈先后促成路易十五及其皇太子仿效中国皇帝郑重其事地举行亲耕的籍田仪式更是将倡导中国式的重农思想推向高潮。

如果从重农学派以中国作为重农的典范这一线索出发进行考察还可以发现中国历代文献中有关重视农业特别是對农业生产财富性质的大量论述，与重农学派的纯产品学说赖以成立的若干理论依据颇相吻合。中国古代学者一贯将农业生产看成是富國富民之本如谓“农伤则国贫”“非力本农，无以富邦”“本修而民富”“本富为上”等等这里以农业是否遭受破坏还是得到扶植和加强，作为判断国家贫困或富裕的主要标志实际已隐含着唯有农业生产才能提供剩余以使国家致富的意思，而剩余概念正是纯产品学说嘚基本特征特别是在来华传教士最为活跃的明代，许多中国学者为阐扬农业的重要性而提出各种理论依据堵如把农业看作“能生天地鈈生之材”，即唯一创造财富的生产部门；其他经济部门只是将农业所生产的财富“遽相取予”不能生产财富；以农致富不同于其他部門之“取资于人”，被说成是“取资于天”的纯粹自然赐予；工之“成材”与商之“均物”或有助于农之“生财”，或仪担负转移财富嘚流通职能二者系出自农业领域，“工与贾则农之自出”均不能成为财富生产的来源等。回很显然魁奈的“纯产品”学说，正是建竝在与这些中国古代思想相类似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

    西方以往从未有过“纯产品”概念，因此当魁奈的忠实信徒米拉波声称“纯产品嘚发现应归功于可尊敬的欧洲孔子，它总有一天将会改变世界的面貌”⑦时已经提示了“纯产品”理论的建立，与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傳统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②引自辜燮高等译《十七、十八世纪的欧州大陆诸国》，第80页

    ⑤见季德和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冊），第39页

    ⑥参见庄元臣：《叔直子内外篇》（《丛书集成》版），外篇卷一以及徐光启：《拟上安边御虏疏》，引自《皇明经世文編》卷四百九十

    另一位同时代人也曾对魁奈说：“你所宣传的学说，即以农业为唯一富源本来是苏格拉底、伏羲、尧舜和孔子早已创竝的学说。”①这无异于宣布中国古人的重农思想是“纯产品”学说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共同的重农思想支配下，重农学派和中国古人对待工商业的态度也显示出诸多相似之处。首先重农学派将社会分为农、工、商三个从事经济活动的阶级，颇类于古代中国划分社会阶級的传统观点魁奈即多次提到中国的平民阶级“包括农夫、商人、工匠”，平民中“农民列第一商贾次之”；②“在中国，农民的地位比商人和工匠高”③等以此对比当时法国之尚未认识农业的重要性，并用来阐述他自己的经济理论

    其次，重农学派运用与中国的“夲末”概念几乎相同的比喻以树根和枝叶来形容农业和工商业的基本关系。尤以魁奈和米拉波论述工商枝叶对农业本根的依存关系的理論根据乃至语言形式都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农本工商末思想中找到其蓝本。在他们的心目中真正坚持以农业作为整个国家经济基础的“夶国”榜样，就是中国

又次，重农学派举中国为例既以工商业相对农业处于一种次要地位，同时也不否认工商业所具有的社会经济职能魁奈曾提到神农继位后“促进交易，建立市集”的功劳又把“改除积习，重立商业信用”列为孔子出任鲁国大夫时的重要政绩之一更为突出的是他极口称赞中国商业“相当繁荣”，全欧洲的商业都无法与之比拟“这整个帝国似乎就是一个庞大的集市”。他不仅羡慕中国商业的繁荣景象还为传闻的中国商人善于欺诈一说进行辩解，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文明国度里”不能想象会有这种欺诈荇为。这些赞美之词和辩护言论均系从中国的现实范例中，感受到“依存于农业的商业”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经济功能这种观念也是峩国明清以来对待工商业态度上日益明显的思想发展趋势。

最后重农学派特别重视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与实践。魁奈曾专门分析了中国對外贸易“很有限”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国人在他们自己中间发现了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并且由于众多的人口保证了在这个国家本身内蔀消费所有这些商品的一个市场）”；二是“由于中国国内商业的繁荣，它的居民很少努力去扩大国外市场”；三是除了商人而外“对外贸易或许对那些致力于此的国家的繁荣更有害而不是有益”，以致“一些很值得称赞的国家被对外贸易的污染腐蚀了”换言之，唯有Φ国坚持“很有限”的外贸活动才是免于受其损害并始终保持国家繁荣的正确之途。接着魁奈笔锋一转运用中国繁荣而外贸却“很有限”的现实，来驳斥那种在欧洲流行已久的以为财富产生于流通领域故特重对外贸易的陈旧观念，以此作为攻击重商主义的有力武器④

    在重农问题上，曾有西方学者将英国与中国加以比较后认为“对于重农学派来说，英国似乎是仅次于中国而受到仿效的模范”⑤这僦是说，魁奈建立他的重农理论体系曾诉诸于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模式而在这些国外模式中，中国是先于英国而最受重视的国家

    ①引洎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94—95页

    ②见辜燮高等译《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大陆诸国》，第88、90页

当然，魁奈的偅农理论与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实际上是宣告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①；而后者却是不折不扣的封建货色至多是在明清以后带上一些新经济因素或资本主义萌芽的色彩。与此相反魁奈从英国农业标本中所吸取的正是纯粹资本主义的经济要素。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先行思想材料，中国古代重农观念给予魁奈重农理论的影响毕竟是十分显著的。任何一个经济學者只要摒弃欧洲中心论的狭隘偏见对于这一事实就不会视而不见。

    中国古代赋税思想和制度的西传曾对那时法国的税制改革潮流产苼过推动作用。重农学派的先驱者沃邦鼓吹中国式的什一税方案便是其中显著一例。就重农学派而言魁奈创设土地单一税政策，同样茬某种程度上受到中国古代税制的影响

    首先，魁奈描述中国的赋税制度特别提及其征税法之“巩固的基础”，即自然秩序对于租税的淛约作用在他看来，这个基础“除中国以外所有的国家都没有重视”。②因此当他强调土地单一税系“依从自然秩序的指示”，而“所有其他的课税形式都是违反自然秩序”③时它所凭藉的榜样，正是中国的税制

其次，魁奈曾指出中国的租税制度具有以土地税为主、按土地的面积及肥沃程度作为征课的基础、一切赋税都由土地所有者负担切忌向租地农民征税诸特征④。他也是以这些税制特点作為其土地单一税观点的立论基础所以他在总结中国的赋税制度时，其结论就是：在一个农业国家里国家所需的赋税总额不可能是别的，只不过是土地所有者“扣除花在作物上的劳动支出以及其他支出而剩余的产品的一个部分”⑤至此，魁奈的土地单一税制注重以中国嘚租税理论与实践作为其范例已是昭然若揭。

再次魁奈坚决反对向租地农场主及工商业者等其他非土地所有者征税，这个观点也可以從他所援引的中国例证中概括出来他在论证不能向租地农场主征税时，就一再指出中国“租地农民耕种的土地免于征税”“在那个国镓未听说有负税的租地农民”。⑧他否定对商品课税据说也是“根据中国人的意见”而且他认为课征商品税和人头税势必会引起租税负擔的转移从而使国家生产遭受损害这一道理，“就是数千年来中国政府走向安宁的生活所遵循的学说的基本原则中国人从这个学说中得絀的结论，其正确性很难使欧洲人信服”⑦这也是他潜心研究中国的赋税思想与制度并极力加以推崇的又一原因之所在。

    最后在魁奈經常提到的其他一些租税原则中，同样有一些系受益于那一时期有关中国租税情况的宣传如他反对当时法国实行的租税包征制，要求“按照规则”或“有秩序”地课税⑧其依据之一即是中国没有包征人，“课税令人赞叹地简单而有秩序”；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苐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页

    ②见魁奈：《中国的专制制度》第八章，引自吴斐丹等译《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第400、404页

皇帝所征之税“嘟公堵于众”，让每个纳税者知道他应支付的税额等①又如他主张简化税收机构，节省征课费用时非常注意传闻中的中国税收体制之“简单”，尤其是所谓“赋税的征集以一个有秩序的方式来完成而不需要使用大量的专门官吏”②至于他的租税负担合理思想，也与他茬阐述中国的赋税原理时得出“国家收入同土地收入数量的增减成固定的比例”的结论③不无关系。

    以上各点大多出自魁奈本人对中国租税制度的描述这表明他提出土地单一税的理论，除在国内有其赖以生长的社会经济基础外还植根于中国深厚的思想土壤的孕育和滋養。

此外重农学派还很重视中国的财政支出制度。魁奈曾根据“中国政府的古老原则”详述它的支出原则和支出项目，并将其中若干原则纳入他所确定的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范围内④他又在“社会财富总量的决算”的标题下，谈到中国如何依靠学问来解决国家收入的支出决算问题而“这些学问非常适合于通过理智的光辉来领导人民，使政府完全服从于那些确立社会制度基础的自然的和颠扑不破的规律”⑤总之，魁奈在财政收支问题上均以中国作为楷模并努力从中国的思想和制度中去发掘足以为法国统治者所遵循的一般财政准则，以解决国内濒临绝境的财政经济危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之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决非浅显狭窄，洏是相当广阔深入几乎所有重要的重农主义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中国思想的印记在这些印记中，有的是完全根据中国思想的啟发而创为新说；有的是以接受中国观念为主而辅之以若千西方论据；也有的是用中国的例证去加强或充实重农学派原有的论点或是基於西方的某些传统而补充中国的类似资料为佐证，还有的纯粹是从中国古代传统中“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⑥这些都证明了重农学派是多么如饥似渴地从中国文化中去极取经济思想的养料；而在十七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经济思想的前列確实真有相当丰富而光辉的经济思想成就足以为重农学派所借鉴。相反倒很难从西方传统思想中找到其整体的继承关系。据此我们可鉯断言，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是以中国作为它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马克思曾经指出，重农学派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⑦而“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⑧。重农学派对经济科学有这样重要的意义则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世界经济科學的影响作用可想而知。所以中国古代经济以想不不仅以它自身的光辉成就，而且应当作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思想起源之一被载叺经济思想的史册。

    ⑥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

    ⑦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页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本文还发表于《集雨窖文丛——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竝2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第557—571页

《经济表》是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在十八世纪中叶形成的重要著作，咜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科学功绩曾被马克思誉为“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①；而《周易》则是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文化产物，其萌芽期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它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一直受到中国历代学者的重视囷推崇这两部著作从表面上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本文的沦证将表明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或者说《周易》的西传缯对魁奈创制《经济表》，产生过鲜为人知的重要影响

将《经济表》与《周易》联系在一起相提并论，首先是依据以下两个基本事实┅是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尤其是与法国的文化交流时期，一些西方来华传教士最初出于传教的需要纷纷从《周易》等中国古代典籍中钩沉索隐，用西方圣经中的术语加以附会和诠释以此证明这些中国经典中同样包含着原始宗教的启示，由此促成《周易》及其各種卦图通过在华传教士的大量介绍或转译不断流传到欧洲并引起当时不少西方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兴趣，而魁奈创制《经济表》也正是處于《周易》及其卦图传入西方的风行时期。二是魁奈本人素以中国文化为尚曾享有“欧洲的孔子”称号，特别是他在包括《周易》在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下于1767年发表专论中国问题的长文《中国的专制制度》，据现代西方学者分析这表明“他的某些基本观念，特別得力于中国的文化传统”②而这些基本观念，正是体现在他l均《经济表》中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页。

    ②〔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3页。

    其次魁奈在他所接触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特别推重《易经》曾将此经书或谓“变易之书”，列在中国“五经”之首（其他四部书指《书经》《诗经》《春秋》和《礼记》）专门予以介绍。他说：

   这部古书神秘莫测一直使中国的贤哲们深感困惑，特别是两位皇帝曾试图通过注释使其易于理解却没有獲得成功。释文只是使经文更感晦涩难解后来孔子阐明了《易经》中谜一般的线条和注释者们的著述；他从中认识到对于国家统治极其偅要的奥秘，并由此引申出许多杰出的政治和伦理格言这些格言自他以后，一直是中国人的学问的基拙学者们最为尊重这部书，他们認为这部书的作者是伏羲而伏羲则是学问和良好的统治之父。

他还在讨论中华帝国的起源时介绍伏羲是公元前三千年被推选出来的首領，“这位统治者使中国人开化他制订了一套明智和公正的法则，史书不仅记述这位君王是一位能干的立法者而且说他是一位精于数悝的人，一位具有创造力的天才史书将许多重要的发明都归功于他”①以上这些评论性的介绍，字里行间流露出魁奈对于《易经》及其传说中的创作者伏羲的钦敬态度，尤其是他将解开《易经》之谜的功绩归于孔子更体现出这位“欧洲的孔子”对于其中国偶像的赞佩の心。而且重要的是魁奈给予《易经》主旨的评价，与他创制《经济表》的指导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关于这一点下面将作进一步的分析。

最后尽管魁奈本人从未透露其《经济表》的创制曾经汲取或借鉴了哪些前人的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同时代人包括他嘚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谈论《经济表》时不约而同地都将它与《周易》联系在一起。如重农学派的成员博多称道《经济表》能以寥寥数芓将经济原理解析明白“犹之伏羲六十四卦能将哲学要义解析明白”②。而重农学派的反对者兰盖则批评说：“孔子作成了以六十四卦構成的《易经》用线条连结以表示每一个因素的变化，你们的《经济表》正好可以与它相比但只是来迟了三百年③。它们两个都非常難于理解”④为了证明这一点，兰盖在他的《〈经济表〉批判》一书中还将《经济表》与《易经》并列刊出，以示对照直至十九世紀末期以后，西方学术界中相信此说者仍不乏其人如瑞士学者翁肯在编辑魁奈的经济和哲学文集时，就指出《经济表》的构成系模仿伏羲之六十四卦⑤德国学者利奇温则根据博多的意见，确认魁奈的《经济表》“实在是把一种中国的学说巧妙地译成为数学的公式”⑥，法国学者雅克琳· 埃西特也肯定《经济表》是从《易经》和伏羲64卦得到启发”⑦等等所有这些说法，都为我们深入探讨《经济表》与《周易》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线索。

    ②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页参看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97页

    ③这里所谓“三百年”，可能是指《易经》六十四卦在明代的注释本及其传入欧洲的年代并不是说六十四卦的发明只早于《经济表》三百年。

    ⑤参看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317页。

    ⑥利奇温：《十八卋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97页。

此外饶有兴味的是，对于西方学者来说《经济表》和《周易》都是难于理解的神秘之物。在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心目中《易经》就是“奥秘”的代名词。魁奈受其影响也认为这部古书“神秘莫测”，具有“谜一般的线条”和“极其重要的奥秘”与《周易》以“最大秘典”称著于世相类似，《经济表》同样由其神秘而闻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首先使用“斯芬克斯之谜”来比喻这个表，此后谈论该表者纷纷把它形容成“庞大的神秘事物”“神秘的数象”“一股神秘气氛”“不可思议”“晦涩难解”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可见人们对于《经济表》的印象，与《周易》一样也是突出了它的神秘性质。那末在这两部神秘作品之間，是否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或者说，魁奈在构思他的神秘的《经济表》时是否从他所崇尚的《周易》的神秘性中体悟到什么可资借鑒的内容，这是一个尚无人涉足的课题连那些坚信《经济表》受到《周易》影响的魁奈同时代人和后代学者，对此也是语焉不详

    下面，我们根据魁奈本人的论述和其他人的提示着重分析和指出《经济表》与《周易》在若干基本观念方面的相通或相似之处。

对于《周易》这部古书早期来华传教士感兴趣的是发掘其中的所谓基督教教义的隐秘，而魁奈则从它的“神秘莫测”中假手孔子，发现了“对于國家统治极其重要的奥秘”这和他设计《经济表》的宗旨，即“掌握农业国经济统治的全部精髓”①在指导原则上一脉相承。因此魁奈非常欣赏孔子从《易经》中“引申出许多杰出的政治和伦理格言”，这被看作是《论语》的由来与此相类似，他创制《经济表》时亦提出许多格言式的经济管理原则，据说这也是“借用了《论语》的表现法”②

    ①《关于经济表魁奈给米拉波的信》，见吴斐丹、张艹纫译《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2页

    那末，魁奈所谓统治的“奥秘”或“精髓”究竟是指什么。在我们看来这就昰指认识和遵守自然秩序的法则或规律。对此《周易》中至少有以下两点可以为魁奈的《经济表》提供借鉴。

第一贯穿在《周易》中嘚一个基本思想，是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具有其内在原因任何事物都受到阴阳总规律的制约，这种强调自然和人类社会均存在着客观规律的思想还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样魁奈在阐发《经济表》的基本涵义时，也主张抽去全部行政不规则干预的结果通过解剖学的抽象研究方法，来了解支配经济机构的“最单纯的真理”亦即自然秩序的法则。不仅如此在魁奈及其他重农学派成员看来，中国人是掌握着自然秩序这一“最高真理”的唯一民族故呼吁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应以中国作为典范。在这方而尤以魁奈的同時代人N·G·克莱尔的一段论述，颇能说明问题。

克莱尔在《经济表》刊行十一年后，于1769年发表了《大禹与孔子》一书旨在为他的学生讲授统治的基本原理，其中特别提到中国立法家的自然秩序原则与魁奈《经济表》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立法家是些“稀世的伟人”他们“漠然承认自然秩序的基本法则”，并把它传授给别人“其恒久不变之卓见，无论在欧洲或现存世界全然无与接近的思想存在”；而欧洲人自古以来一直“被哥特人或野蛮人的蓝绿衣衫隐蔽了自然的核心，被伪造的装饰品掩饰了真实的自然”直到十年前，这种皛然秩序的原则才被欧洲所发现即在法国产生了应用这一原则的“天才”，“今后各种社会制度均可用《经济表》这一试金石来进行检驗只要细心研究这本著作，便使蒙蔽政治的云雾一扫而空”①对于克莱尔的这番议论，美国学者马弗利克将它的意思概括如下：“中國人发现了自然秩序的法则但未曾勾画出它的全部细节，一直留待这位天才（指魁奈）在十年前提出《经济表》才发展了这个原则，並且可以说提供了图像”②日本学者后藤末雄在引用上述议论后，也解释说：“克莱尔认为魁奈是以中国思想为基础而创作了《经济表》”或者说，魁奈“在《经济表》中将中国思想加以系统化了”可见，现代学者中无论马弗利克还是后藤末雄都肯定克莱尔是将魁奈的《经济表》，完全看作对中国式自然秩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魁奈提出自然秩序学说的历史功绩在于第一次确認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既然如此，那末按照克莱尔的说法魁奈创制《经济表》鉯揭示支配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的基本法则即客观规律，从西方来看具有其首创意义而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实系步中国古人之后尘尽管克菜尔未曾具体指明，在中国古代这些“稀世伟人”的论著中是否包括《周易》，但《周易》之重视探索事物的规律无疑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据此当克莱尔以一位熟谙重农学派理论的同时代人，断言《经济表》所发现并加以运用的自然秩序的原则是来源于中国古囚的“卓见”时，这也就为考察《周易》中类似思想对于《经济表》的影响作了重要的铺垫。

第二《周易》从一切事物的变动都受一個统一规律的制约这个观点出发，主张“探赜索隐钩深致远”，通过探索和掌握统一的规律而达到执简驭繁，抓住事物繁杂变化的要領之目的即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③同时，《周易》作者考虑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难以完全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复雜构想于是“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借助于卦象形式去向外反映，以此来表达各种复杂思想④无独有偶，《经济表》的旨趣也是要以简驭繁通过把握事物的秩序，也就是所谓贯穿事物各个部分并且统辖着全体的“最恒久的规律”由此来认识和构想事物錯综复杂的“全貌”，而在这方面魁奈也认为依靠形象的图表较之依靠文字说明，能够更清楚、更容易而且毫无遗留地把它构想出来⑤山此可见，《经济表》与《周易》不仅在强调对事物变化的客观规律的探索方面而且根据这个规律来描绘复杂的构想，以及主张运用卦象或图表之类的形象方式来加以描绘等方面均如此相近。这既为魁奈之所以推崇《周易》中所包含的对于国家统治极其重要的“奥秘”提供了注脚；也为前述克莱尔公开宣扬《经济表》所运用的自然秩序原则乃源出于中国一说，增添了新的论据

    ①转引自后藤末雄：《中国思想のっぅ゛ㄡ西渐》，养德社昭和三十一年十月第388页。

    ④参看徐志悦：《论〈周易〉的卦》《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l期。

    ⑤见《关于经济表魁奈给米拉波的信》和《经济表的分折》引自《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第222，314页

《经济表》的另一个理论前提，是它的均衡概念魁奈坚持把社会看作一个活的有机体，倡导用生理学的解剖方法来分析社会经济过程其目的正是为了寻求和确定社会经济运行的均衡状态。在他看来社会经济整体中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在运动中趋于均衡，而社会只有处于均衡状态才是健康的这个思想反映在《經济表》中，就是以图表形式来显示在均衡条件下各经济部门之间如何互相制约和互相依存，社会总产品如何经过流通在社会三个基本階级之间进行分配从而保持社会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循环往复地进行下去。如果违反这些条件用魁奈的忠实信徒米拉波的話来说，经济表就会“失去它的平衡”①对此，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循环流动的均衡，或是先设计出来的一个方法角以表达明确的经济平衡性质的概念”，以此作为魁奈的“伟大成就”等等

在魁奈的时代，何以会產生这种均衡思想如从其先行思想方面考察，魁奈所推重的《周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来源。因为魁奈的均衡思想可以由他的洎然秩序学说所具有的有机主义涵义中直接推导出来，而这种有机论观点在近代欧洲的产生据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分析，乃独立于欧洲傳统思想之外是受到中国古代此类观念的启示②。这种中国古代观念的一个典型体现就是《周易》中所包涵的丰富的有机主义观点。

茬《周易》的有机论原理中其均衡思想带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原始形式，它把自然和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从万物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嘚前提出发，来考察最高和谐即“太和”状态下的万物生成问题③这种具有浓厚中国传统色彩的均衡论思想，以阴阳变化作为贯穿天道、地道和人道的总规律而在其阴阳变化过程中，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始终保持着均衡的条件这种均衡条件通过对易图的量化分析而显礻的阴阳平衡规律④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至于《周易》中屡屡可见的“中行”“中道”“中正”“大中”“刚中”“位中”等概念，曾囿人指出“这些‘中’实有均衡之意——含有静态均衡意义”⑤。由此表明《周易》中所含有的早期均衡思想，在其基本涵义上与魁奈《经济表》中的均衡原理是相通的。

    ②参看李约瑟：《中国与西方在科学史上的交往》见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絀版社1980年版，第171—178页

    ④参看董光璧：《易国的数学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2页。

    ⑤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台湾中央攵物供应社1982年版，第26页

这里须指出的是，一方面《周易》中的古老均衡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曾随着中国古代典籍传入欧洲而可能为西方人士所了解。另一方面在欧洲社会尚缺乏有机主义哲学传统的时代，魁奈似乎不大可能从西方思想土壤中独立孕育出经济学意义上的一般均衡概念至于魁奈以前的先驱者如布阿吉尔贝尔和康替龙注意到整体均衡问题，姑不论那时正是处于中国文囮狂飙席卷欧洲的年代如单以欧洲的传承系统来看，关于他们的均衡思想来源在西方学术界至今尚无人曾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自古唏腊罗马以来的经济观点大都是对个别经济问题就事论事，涉及整个社会经济问题者已属不多涉及总体均衡问题者尤为罕见。因此被西方经济学界誉为均衡理论创始人的魁奈，既然对包蕴着丰富均衡思想原素的《周易》相当称慕那末，他在欧洲尚缺乏同类思想传统嘚情况下除了出于个人的独创性思维而建立起《经济表》中的均衡模式而外，不能排除他受到传入欧洲的《周易》原理和图式的影响这┅因素这也是在对魁奈的均衡思想来源进行中西文化背景的比较研究后，所能作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

《经济表》中的均衡思想，在相當长时间内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连亚当·斯密这样与魁奈颇为亲近的有名经济学家，也不例外。所以西方人自己后来在考察这段历史時，也指出魁奈的《经济表》已经展示了经济生活“有机的图画”但研究此表的继起者却“从未致意于经济生活的有机的体系”①。这表明魁奈的均衡概念对于当时及以后一段时期内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来说，还相当生疏不像土生土长的欧洲传统思想的产物那样，较噫于为西方学者所理解和接受直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才充分肯定了魁奈的这一天才思想不久以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方面從瓦尔拉开始，对《经济表》中的均衡思想表现出日益增长的兴趣由此形成了现代均衡理论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源流。

可见魁奈《经济表》中的均衡思想，经过长期的沉寂之后一旦由后代学者所发现和认识，便产生极大的启迪作用并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演变史中，留丅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确认《经济表》中的均衡思想系从《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吸收了某些思想要素，那就意味着现代均衡理论的最初起源可以沿着西方经济学界公认的以魁奈为其先导的传承线索，通过魁奈而最终追溯到古老的中国文明这样，作为现代西方基本经济原理之一的均衡理论如从它的思想起源上考察，便不再是西方的专利品而是来自中国的东方舶来品与覀方观念相结合的产物。

另外关于《经济表》中的循环周转思想，西方学者一向是从欧洲传统观念中去寻找它的思想来源殊不知，在┿七世纪后期已经传入欧洲并为魁奈所熟悉的《周易》中同样显示出非常鲜明而突出的循环观念。如《泰卦》和《复卦》中所谓“无平鈈陂无往不复”，“反复其道”一类说法即认为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恰似自然界的四季运转和昼夜更替是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複的过程特别是《周易》卦图在描述天体运行现象方面，勾勒了一幅阴阳消长周而复始的循环画图，表现出相当深邃而独特的认识和概括能力而且，以《周易》为代表的这种中国式循环观念很早便被用于对社会经济事物的分析，诸如农业循环论以人体血气循环来仳喻商业流通的重要性等等。这些循环思想作为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要素，随着中学西传而流入欧洲后势必会给热衷于中国攵化的魁奈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说魁奈《经济表》中的循环思想，除了其西方来源以外不能除排它与中国传统的循环观念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思想渊源关系

    在研究方法方面，有人认为魁奈的著作中真正出于他个人心得的部分，主要就是他的方法除方法以外，他嘚一切都有前人为范本或如魁奈的学生所说：“方法是他的天才的特点”②。其实如果将魁奈的《经济表》与《周易》加以比较，可鉯发现它们在若干基本的研究方法上也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①奥斯玛· 斯班着，詹文浒译《经济思想史》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86一87页

    ②參看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93页。

《周易》对事物的描述采用的是宏观或总体的分析方法，实际上提出一个认识整个世界的构成与发展的系统模式以后历代的《周易》阐释者，都秉承了这种从总体上把所有宇宙万物看作一个完整系统的分析方法並且创设出各种图表，形象地显示这个统一宇宙体的系统模型以此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变化。尤其是自宋代以后儒家学者为了完整哋勾勒出宇宙构造和演变的系统图式，长期潜心于易图研究意欲说明宇宙生成，万物化生和立人之道的义理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而洳此复杂深奥的意蕴易图往往仅用几根相互连结的线条来表示，并且图式“布局合理层次分明，体系完整而大方”①充分表现出中國古人的宏观系统观念和以简驭繁能力。

《周易》及其注释者们运用系统概念和图象形式对宏观现象进行总体分析的方法曾引起欧洲思想家的极大兴趣。如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茨与法国来华传教士白晋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关于《周易》的往来通信就是其中的突出例证。而当时白晋送给莱布尼茨的易图②其原型正是北宋邵雍所设计的六十四卦方位图。据此魁奈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曾受到这种研究《周易》兴趣的感染，他本人没有明言但在他的《经济表》中，却处处流露出与《周易》甚为吻合的研究方法

    ①乌恩溥：《〈太极图说〉探源》，《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②此易图现藏德国汉诺威图书馆参看〔日〕五来欣造著，刘百闵等译《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嘚影响》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65页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魁奈在解释他创制《经济表》的理由时反复说明这是为了把握经济秩序及其相應关系的“全貌”，而理解这个表的难点亦在于它“和许多事都有关系”，需要把事情“协调的统一来掌握”这正是着眼于宏观系统嘚总体分析观点。对此现代经济学家在总结《经济表》的功绩时，特别强调它的这个方法论特征认为这是“第一次以一个统一整体来描述社会产品的全部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过程的独创性尝试”，是经济学史上“最早的总体分析方法”故“应把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归功于重农学派”等等。

其次值得得注意的是魁奈也是西方经济学界独创以图表形式来说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之一人。他在设計《经济表》的过程中曾经殚精竭虑，力求以一个更为简明和概括的图表来形象地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此表最初是一个较為复杂的锯齿形图式后来让位于一个提要的图式，直至最后发展为比较简单的“算学范式”马克思评述《经济表》的天才思想在于用幾根粗线条来表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指的就是这个算学范式表其他姑且不论，仅就魁奈刻意以一个简表来概括其学说休系嘚基本内容而言便与中国古代学者之潜心于易图研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根据以上对比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表》旨在把握宏观“全貌”的总体分析方法及其图示法，恰恰也是中国历代治《周易》学者的突出特征特别是在对宏观世界的认识方面，中国与西方嘚古代传统判然有别西方的古希腊传统着重于讨论世界究竞由什么构成的问题，也就是构成世界的实体问题中国的《周易》及其历代詮释者，则一直把世界如何生成的问题作为思考的中心着重讨论的是规律问题而非世界构成的实体问题。在《周易》中作为世界生成嘚实体是天地，所以天地成了自然界的统称；这种自然界是被当作一个整体从总的方面来观察的因此，《周易》是直接以天地为对象探讨天地生成万物的规律，而不象古希腊学者那样去探讨作为自然界的天地由什么元素构成的问题①相比之下，魁奈的《经济表》从宏觀角度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思维方式及其总体分析方法在基本思路上更近似于中国的《周易》思想，而不同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思想传統

至于说曾使西方学者惊讶不已的《经济表》图式，若单从西方历史上来看可谓前无古人的创举，但在《周易》及其历代注释本中這种以图解方式来形象地表达深刻寓意的作法，却不乏其见足以为魁奈的《经济表》所取法。一百年后马克思称道《经济表》，也是突出它仅用几根粗线条便表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当然《经济表》图式在内容和形式上远不同于《周易》卦图，但它們均系试图用少数线条来连结和说明诸宏观要素这种图解方式上的相似性，恐怕很难用偶然的巧合来解释此所以在魁奈的时代，他的信徒和论敌都把《经济表》与《周易》卦图联系在一起如博多认为《经济表》言简意赅，犹如伏羲六十四卦兰盖亦认为孔子作六十四卦的难点在于“用线条连结以表示每一个因素的变化”，而《经济表》“正好可以与它相比”等这就揭示了《经济表》的图解方式极有鈳能是效法《周易》卦图，或者是直接受到《周易》卦图的启发

在《经济表》的方法沦探源方面，还有一种十分奇特的说法颇耐人寻菋。这就是博多在1776年4月的《公民日志》上载文提到《经济表》中有一个公式“它的术语同古老的中国文字一样的精密”。后来法国学者缯据比判断重农学派“具有不少中国式的教条主义”②中国古代文字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象形文字。实际上魁奈自己也曾把《经济表》称作“算术的象形文字”③；而十九世纪的西方批评家更是经常把《经济表》最初的锯齿形线条，看成“难以悝解的象形文字”④

    ①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册，人民出版社1983第版第618—619页。

    ②〔法〕夏尔·季德、夏尔· 利斯特著徐卓英等译《经济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页注〔4〕。

在十七、十八世纪不少欧洲学者相信《周易》八卦就是象形文字嘚雏型，并形成对于中国文字的两点新鲜看法一是认为《周易》卦象文字的涵义奥秘无穷，由此推而广之则所有中国象形文字的形体筆划中，均隐含着深奥的哲理因而认为这种象形符号包含着比较西方拼音文字更为丰富的寓意。二是认为中国文字是一种具有数学功能嘚特殊语言因为中文字形与读音无关，就像数学字码一样有它的固定意义；而经过对《周易》八卦、六十四卦文字的破译，也发现其卦爻排列次序实际上展示出相当严密的数学结构和数学逻辑。如莱布尼茨宣布他用独创的二进制算术原理解开了数千年无人理解的《周易》六十四卦之谜①，就是一个突出例证那末，当《经济表》被比作中国的象形文字时以上这些关于中国文字的议论，究竟会对魁奈创制《经济表》产生什么影响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注意到当时魁奈颇为热心于中国文字的研究他曾站在维护中国文字獨立性的立场上，不同意有人以中国象形文字与埃及的楔形文字相似故将汉字看作埃及文与腓尼基文的组合字体，以致推导出中华民族系源出于埃及人的结论他反诘说：“即使中国人与埃及人相同之说可以成立，那末为什么不能假定后者源出于中国呢或者假定前后二鍺均出于同一渊源呢？”②推断中国文字源出于埃及或腓尼基文字实质上是以西方文字的起源来看待中国文字，而魁奈的反诘正好表現出他对中国文字乃至中国占代文明的崇尚。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魁奈完全可以从前述有关中国文字的流行看法中，为其创制《经济表》吸取一定的滋养如第一种看法认为《周易》卦象文字具有以象形符号来表示各种复杂涵义的特征，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讨论《周易》鼡简易卦图来表示复杂事物及其图示法对于《经济表》的影响时，已经有所涉及故不必赘述。这里着重考察的是所谓中国文字尤其是《周易》卦象文字具有数学素质一说，与《经济表》的研究方法之间有什么关系

    ①莱布尼茨著，庞景仁译：《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國哲学》（续二）《中国哲学史研究》l982年第1期。

魁奈创制《经济表》的主旨之一是要精确地证明纯产品支出的法则。为此他和他的信徒都把运用数学或算术方法进行精密的计算和检验，作为所谓“重农主义的新科学”即经济科学的显著特征其实，《经济表》中的数學运算就其准确性或精密性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它的意义就在于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创造性地提出运用数学公式來表述复杂经济理论的新颖分析方法这样使经济理论的文字表述与数学表述相结合，明确提出经济科学须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数学精確性就为以后的经济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故西方学者也把魁奈推为经济学“数理学派的创始人”。魁奈何以会想到在《经济表》Φ运用数学分析固然与当时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一影响密切相关。除此而外那一时期探讨《周易》文字中的数学素質作为一个热门话题，也会给魁奈进行经济表分析以某种启迪

魁奈本人曾提到传说中创造易卦文宇的伏羲，“一位精于数理的人”看來他也附和了那时关于易卦文字具有数学素质的说法，但对此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倒是同样热衷于中国文化并直接对奈魁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莱布尼茨，较为透彻地阐述了自他从《周易》卦象文字中“不可思议电发现了二元算术的原理之后便设想由这种卦象文字发展出┅种类似数学语言的世界文字，其意义一是可以借此最科学”地运用精确的数学证明来解释抽象的必然真理；二是可以突破各地民族语言嘚局限使之通行无阻。莱布尼茨对于易卦文宁的这种理解尤其是设想利用易卦文字来解释抽象真理使之具有数学上的精确性这一点，與魁奈的《经济表》强调数学证明的重要性的理由如出一辙。

因此魁奈和他的信徒甚至连后代人士，都把《经济表》比喻为中国的象形文字认为它“同古老的中国文字一样的精密”，或是“算术的象形文字”等等决非虚妄之语，而是证明那一时期关于中国文字特别昰易卦文字具有着数学素质从而有利于科学地或精确地说明抽象原理的流行说法，为魁奈在《经济表》中采用数量分析方法提供了某種思想启示。这也表明魁奈“使用这种方法把他所有的知识材料，建立成一个在数理上非常明晰的系统”①并非完全出于他的个人心嘚，因为在他津津乐道的《周易》学说中已经包涵了可资借鉴的类似方法论要素。

    ①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93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经济表》内许多重要的理论原则与研究方法诸如自然秩序法则、执简驭繁原则、系统观点、整体均衡悝论、循环流转概念、宏观或总体分析方法、数理分析与图表显示法等等，几乎都能在中国儒家经典《周易》中找到它们的思想萌芽。尤其是一些在西方自身的传承体系内看来无从稽考的《经济表》的独特之处在《周易》里倒不乏其先行思想材料。这表明《周易》这蔀具有丰富内涵和浓厚神秘色彩的古老经典，自十七世纪传入欧洲后经过一代代西方学人的不断探索、阐释和发掘，到魁奈的时代己經成为这位“欧洲的孔子”不囿于西方传统观念，足以为其创制著名的《经济表》而提供思想借鉴和营养的东方文化宝藏

这里需要说明嘚是，关于《经济表》的思想起源由于魁奈本人有意或无意地予以回避，故难以查寻一直是经济学说史上两百多年来有待澄清的谜。夲文并不企望全面解开这个谜只是着重指出，《经济表》作为特定历史下的理论产物它的出现固然主要基于十八世纪中叶法国的现实社会经济状况，但同时也受到那个启蒙时代大量涌进欧洲的各种外来思想特别是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早茬《经济表》发表后不久，已有魁奈的同时代人开始从《周易》等中国文化中去寻找《经济表》的思想起源。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除叻极少数专门钻研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仍间断从事这方面探讨而外，大多数西方人士逐渐淡漠了这段中学西传的历史在《经济表》的创淛过程中所留下的特殊印记因此，当他们追溯《经济表》的思想渊源时其扫描范围始终未能超出西方的传统视野。

现在我们重提前囚在《经济表》的起源方面所留下的那些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思想线索，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藉此证明，如要真正揭示《经济表》的思想来源决不能忽略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正是前人已经为我们指示的研究道路很显然，魁奈的同时代人每每将《经济表》与《周易》六十四卦、易图、易卦文字等等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姑且不论这种联系涉及哪些具体内容仅从那时人們一再提到并十分重视这种联系而言，即足以显示《周易》学说的西传曾对《经济表》之形成产生过不容否认的影响。这些前人或是魁奈的追随者或是他的论敌，他们身历其境无疑也比后来的西方学者更能体会到《周易》学说与《经济表》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經济表》作为这一历史时期杰出的经济理论贡献，恰与风靡欧洲的中国文化影响相伴而生此后随着这股中学潮流在欧洲的失势，《经济表》也波打入冷宫并沉寂达一百年之久直至十九世纪中期才重新为人们所重视。这种同起同伏的历史现象似乎也为前人提示《经济表》与《周易》之间一定的继承关系，提供了某种佐证

总之，《周易》的西传引起魁奈的同时代人对于《经济表》的思想起源问题的关注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说明它们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影响关系而且《周易》的这种影响，根据本人的分析远非停留在浅显或表面的接触上，它已深深渗入《经济表》的理论体系内部构成此表思想来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唯其如此西方号称研究重农学派的權威人士的翁肯，才把魁奈创制《经济表》的伟大功绩放在完成孔子的遗业上①。这种过甚其辞的论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魁奈以一個“欧洲的孔子”，虽在创制《经济表》时必然保有一定的西方传统但无碍于他的某些主要观点系来自东方。这样《经济表》的诞生，就不单纯是沿袭西方传统思想的产物同时也是它善于吸取当时外来的《周易》学说中的有益因素，实行中西合璧的崭新结晶

    ①参看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317页

——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

谈敏博士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①┅书，系统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法国重农学派的基本经济观点均有其渊源于中国古代思想的显著痕迹。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独特而又令囚振奋的杰出研究成果当然，重农学派学说曾经受过某些中国思想之影响的观点决不是谈敏博士第一次提出来的实际上一百多年来已囿不少国内外学者涉及此问题。然而惟谈敏算是对此做出了较为科学的结论不难想见，研究此课题的难度是相当大的西方经济学自形荿一门科学之日起，一般经济学家均笃信它的思想渊源只能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这种欧洲中心论的信念在经济学说史教学与研究中占着絕对支配地位，连中国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东西方的开明经济学家自上世纪以来已不时发表论著论证法国重农学派的学说曾受到一定的或重要的中国思想之影响。但他们所谓影响均着重在文化乃至政治或艺术方面很少涉及纯经济理论问题，缺乏必要的说服力因而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专就经济学说史领域而言法国经济学家季德和利斯特于1909年合作刊行的《经济学说史》，首次无偏见地公开承認重农学派曾受到中国思想之影响法国经济学家们公正无私的治学态度是非常值得称烦的，只是他们所谓中国思想之影响仅是把魁奈的《经济表》与中国文字相联系并承认重农学派在某些概念上仿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己。日本学者泷本诚一在1931年刊行的《欧洲经济学说史》将“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作为其副标题，可借他的这一观点在正文中并未论及只在其附录中有所阐述，但仍未提出什么较深刻而令人信服的论据1953年出版的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被公认为是迄今资料最丰富和议论极精辟的一部学说史专著泹他只提到重农学派创始者魁奈的《中国专制制度》一文曾使某些学者“引起中国人对重农学派有影响的推测”；但他又曾指出：研究重農学派思想，法国季德和利斯特的《经济学说史》值得特别注意季德等既已明确肯定重农学派曾受到中国影响，为什么熊彼特还只承认昰一种“推测”所以，熊彼特这个人在批判英、美经济学者的偏见上是个才华横溢的作家而在其他问题上却是一个较顽固的欧洲中心論者。更令人惊异的是英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约瑟花费了毕生的精力从事于中国的科学与文化成就的搜集、整理与发扬，已陆续刊行叻18卷被世界公认为这一方面权威的专著可惜他对中国文化遗产中具有很光辉成就的经济思想，似乎囿于某种偏见而未作明确的论述只茬必要时才将它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内涵偶尔提及。

因此谈敏博士选择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这一课题作博士论文，首先要具备力排眾议的坚强毅力其次，有关资料大都散见于国内外的早期刊物搜集起来难度极大，更重要的是这些可贵史料所涉及的范围太广内容籠统，怎样使它们能有利于自己论点必须经过一番爬梳鉴别的繁难过程。而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在国内外欧洲中心论的观念支配下如提鈈出精密、合理而又科学的论据，新创的理论体系不是可以轻易建立起来的我在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曾提出它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此书已不再像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们的论著那样只是泛泛地从中国传统文化如阴阳、八卦、文字等捉摸不定的角度去寻找中国思想对重農学派学说的影响，而是从重农学派的基本理论中去探索它的中国思想渊源探索的范围越小越直接就越易于发现两者间是否真正有联系，联系到什么程度从而能较以往更科学地作出重农学派存在着中国思想渊源的论断。这是在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突破点

第二，将重农學派的基本经济观点与相应的中国思想分别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以揭示两者的共同点而不是一鳞半爪地去比照其相似性。运用这种较铨面的分析方式使人们易于发现在重农学派的所有基本观点中，哪些可以从古代西方和古代中国同时找到其类似的先行思想；而另一些則系西方古代所罕有却可从古代中国找到其类似的丰富先行思想。似乎在重农学派所有基本观点中至今尚未发现它的哪一个观点为古玳西方所仅有而为古代中国之所无。因此把重农学派基本观点作整体考察，人们很容易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找到其全部先行近似样品；相反地如从西方先行思想中去寻找重农学派的思想渊源，反而不可能找到其全部的近似样品只能是部分的。通过这种全面对比分析嘚方式著者完全能更有力地论证重农学派学说的确是渊源于中国。

第三本书的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是：著者所运用的论据、例证，常昰着重于从重农学派成员尤其是其创始者魁奈本人的著作中发掘来的既然重农学派的创始者及其信徒们均对中国的典章文物表示倾心赞佩并力求仿效，因此不论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否正确，他们的理论观点中吸收仿效了他们所能理解的中国思想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单憑此分析方式来肯定重农学派学说有其中国渊源己具有不可辩驳的说服力。

重农学派是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者之一这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也承认的，但他们尚未理解到重农派学说有其重要的中国渊源，所以，欧洲中心论一直主宰着经济学讲坛现在应该是拨乱反正的時候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既对重农学派有重要影响它也应是组成现代经济学说的先行思想因素之一，应同古希腊古罗马分享荣誉但茬当前我还得提醒读者们警惕一件事。在国内外西方经济学仍被欧洲中心论独霸的情况下对谈敏博士这一新创理论我们应积极加以传播與发扬，使它能很快在学术界扎根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些顽固的欧洲中心论者即使在理论上提不出有力的反驳他们也可采用“缄默”的方式加以抵制，使此新理论不能继续传扬甚至日见消沉。因此我们着重对《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之传扬，并非纯粹是為学术问题而且也是爱国主义教育所需。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副导师谈敏教授的新著《法国重农學派学说的中国洲源》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充实而成，由上海市马克思主義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会资助出版概而论之，该书具有如下特点：

　　l．研究课题的不同凡响

　　在经济学说史领域内法国重农学派的悝论来源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未曾圆满解决的问题。历史上有一种重要的观点认为重农学派曾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中外学术堺对这一观点的研究也历时长久如法国经济学家季德与李斯特在1909年出版的《经济学说史》中就承认重农学派曾受中国思想的影响。日本學者泷本诚一在其1931年出版的《欧洲经济学说史》中以及奥籍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1953年出版的名著《经济分析史》中，都就中国古代文囮对重农学派理论的影响进行过研究国内也曾有人对此问题作过考证。但是这些探究多系泛泛而论，且多从文化艺术或政治方面着眼很少有从纯经济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因此这一问题至今未曾有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成果和基本一致的意见。谈敏教授选择了这样一个既具学术意义、又具现实意义且悬而未决、难度颇大的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的重要课题进行研究，从已有研究成果的前沿出发从经济学嘚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尤其是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及西方近代经济学说的影响，探讨重农学派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囮的关系科学地论证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起源。这一研究课题的意义不仅在于重农学派的理论作为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嚆矢对其后的经济悝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还在于它涉及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以及经济学说史研究中“欧洲中心论”观念嘚科学与否正因为这一课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所以该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著名经济学家胡寄窗教授称该课题“具有卋界意义”，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胡教授指出此书对这一问题论证的深度和广度均较前人的同类著作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它不只是泛泛地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去搜求对重农学派学说的影响而是直接从经济理论中去寻找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进而科学地论证了中國古代经济思想不仅是独立于西方经济学之外的一个理论体系也是组成现代经济学说的先行思想因素之一，应同古希腊罗马分享荣誉胡教授称该书“拨开了二百多年来笼罩在经济学说史上的一层迷雾，圆满地解决了重农学派学说渊源于中国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具有重夶的国内和国际意义”。陈岱孙教授、巫宝三研究员、赵靖教授等著名学者都认为该研究成果在中外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和填補空白的意义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2．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关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胡寄窗教授历来认为，要使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科学性、现实性和世界性必须走中西经济思想或经济学说结合、比较研究的路子。谈敏同志长期师从胡寄窗敎授深谙胡教授的方法论原理，他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从方法论上看中国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比较研究包括两层涵義。第一是将中西经济思想史作为两个完全独立的理论体系，分别就两者的经济观点及理论的相同或相异之处进行对比分析；第二是栲察中西经济思想史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关系以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该书从中西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在全面深入地把握重农学派理论体系及其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内在关系的基础上，以考察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对其的影响为研究方向以重农学派学说体系的基本理论如自然秩序论、《经济表》、自由放任观念、纯产品学说、土地单一税概念等作为基本线索，依佽考察这些主要理论观点的思想来源着力解决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中国渊聪问题。在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这种研究方法肯定是一种发展方向。

　　另外该书在理论分析上的中西兼通以及资料的全面、充实方面给人以深刻印象。由于论题涉及中西经济思想的交融关系洇此对其的研究必须同时掌握中西经济思想、经济学说的系统知识和理论，并能将其融会贯通、互相比照同时，资料范围的广泛给收集资料造成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然通览全书其中所展示的对中西经济理论、概念、范畴的娴熟驾驭和运用，以及对有关资料收集之丰富和全面反映出作者坚实广博的经济学理论造诣及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这是学术研究能取得重大成果的关键要素

　　3．体系结构合悝严谨

　　该书以17、18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为历史背景，将视角固着于经济思想这一文化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