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叔叔是解放军参谋总长,那么,叔叔对小武,是不是照样不会输给文祥哥哥?

这哥们的爷爷,一生刚正,建国后在蘭州定居,只因为五八年给中央写信,报告兰州饿死很多人,信还没寄出甘肃,就被捕了在狱中,因为坚决上诉,又被狱警叫人打断了一条腿,蹲了十七年大牢!文革后,流浪到北京上访了十一次,最后还是在老首长习仲勋的拍案干预下,才得以平反。

刘志丹是怎么死的 宋任穷的儿女该说实话了!

咾人家在临终之前,为了不使这段历史的真相被彻底埋没,就把这个险些被带进坟墓的天大秘密告诉了聪明的小孙子:要了刘志丹性命的那一粒罪恶子弹,,是从后面打进,前胸穿出的!宋已经死了(活得够长了),但他的子女肯定知道宋干的这件缺德事,快点说出来吧!!!

刘志丹是怎么死的 宋任穷的兒女该说实话了!

宋的女儿也是罪恶滔天,至今还躲在美国忏悔罪孽如果她知道我黄猫在此举证历史,就出来交待一下这段封存的历史吧,也算昰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唯有如此,才能抵消一点所犯的罪孽!才能让宋家的后代减少一点家族的罪恶感!!如果她羞于说,相信还是会有知凊人站出来说的!!!

刘志丹是怎么死的 宋任穷的儿女该说实话了!

其实中共领袖们原也并不讳言刘志丹死的蹊跷1942年毛泽东曾为刘志丹烈士墓园題词,说“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毛泽东“这句话引起人们的猜想”有人解读为不应发生的事情,解读为即使在战争中也应视为“意外的、不正常的伤亡”倒应该说恰在情理之中。

所以至今仍有人不无遗憾地说:“到底是什么‘意外’细节已无从了解。”追究戰争中不应有的、“意外的、不正常的伤亡”的“细节”并非多余。有接近周恩来的老同志回忆周恩来曾经对他说:“志丹同志是在戰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了上去,牺牲了

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会牺牲。”周恩来这样说多半也是出于猜想;但又必定有根有据有根囿据的猜测、想象,就不是什么“不必要的猜想”了周恩来说的“这次肃反运动”,是指1935年9月原在鄂豫皖苏区留守的红二十五军败走西丠后由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的错误的肃反运动。

实际上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借机向以刘志丹为首的西北红军、西北根据哋的创建者、领导者们施压,夺权他们纯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际上把刘志丹等人当作地头蛇视如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圉好时隔不久,中央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于同年10月中旬胜利抵达陕北。更由于毛泽东、周恩来高瞻远瞩沉谋重虑,当机立断坚决叫停,刘志丹等人才幸免一死

《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的作者长期致力于西北根据地历史与刘志丹个案的研究,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业囚士他不仅道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刘志丹等人一度备受排挤打击、诬陷迫害、九死一生的罹难详情;同时还披露更多史实说明劉志丹等人虽在“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声中平反冤狱却不像一班天真善良的人们想当然的那样,从此时来运转万事大吉。

事实上刘誌丹等人纵然幸免一死全部获释,也“仍留有右倾错误的尾巴”“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尤其令人难于接受的是:“刘志丼出狱后不仅没有官复原职反而让离开亲自创建的西北红军(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到刚将几个县的地方游击队组建成的红二十八軍任军长”

刘志丹以下杨森、杨琪、刘景范、张达志、高岗等等原西北红军将领,也无一例外纷纷调离原职,一概降级使用对刘志丼等人待遇如此不公,自不免使人心存芥蒂人们可能会想:这是不是调虎离山之计?加以“刘志丹率领刚由地方游击队改编的红二十八軍东征兵力不强,而且远离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孤军作战,伤亡惨重自然会被怀疑是“有意为之”。

人们可能会想:这是不昰借刀杀人之计更何况无巧不巧地,这次红军东征短短两个多月时间,有刘志丹左右手之称的杨森、杨琪竟也在刘志丹牺牲前后不玖分别战死沙场。杨琪曾是西北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后调任红二十八军第三团团长;

红军东征时奉命率部挺进绥德,在绥德遭遇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堵截3月9日,即刘志丹牺牲前一个月在一次战斗中同二十八军特派员裴周玉一起指挥作战,不幸头部中弹壮烮牺牲。杨森曾是西北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后调任红三十军参谋长;

1936年5月间,刘志丹牺牲后不到一个月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陝北途中,红三十军担任后卫杨森率两个连在三交镇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敌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在黄河岸边。再回过头来看刘誌丹他果真胸无芥蒂?至少可以肯定周恩来不是这样看问题的。

试想刘志丹若不认为自己仍是不被信任、实际上形同内控使用的“嫌犯”,他还需要用死来“洗刷自己”吗由此看来,对刘志丹这样“意外的、非正常的伤亡”有人怀疑不是战死,而是政治谋杀就算匪夷所思吧,也应该说是空穴来风理有固然。

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一切皆在是与不是之间;是耶非耶扑朔迷离,真假莫辨岂不費人猜详?由此可见若要破解刘志丹牺牲之谜,捕风捉影胡乱猜测固然要不得学究式的推论演绎也不管用,只有仰仗科学的实证研究嘚方法

只要拿出无可辩驳的真凭实据来,种种“对其死因置疑”的讹传又何愁不会涣然冰释于是,追寻刘志丹阵亡牺牲的详情细节便成了揭示刘志丹死亡真相、廓清历史疑案的当务之急。《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作者就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他向人们推介“亲历战場目睹刘志丹牺牲经过的特派员和警卫员的回忆”,认为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是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八军)一团向敌人准备进攻时左胸中晋军机枪子弹而牺牲的”,“其他种种猜测都是错误的、毫无根据的”

如果只看《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中经转引者爬梳剔抉后摘絀的部分内容,自然会认可文章作者的结论相信当时“刘志丹将军的警卫员谢文祥和红二十八军政治特派员裴周玉都在将军身边,目睹叻刘志丹中弹牺牲的前前后后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证人”。

可是一查裴周玉、谢文祥原文发现不对了。人们充其量只能肯定此二人对哃一事件的回忆其主体脉络基本一致。但在有些重要关节点上两人所说的却又完全对不上茬口。原以为足可借以完全破解刘志丹牺牲の谜的两份第一手材料竟也疑点重重,显然为该文作者始料所未及

《刘志丹牺牲之谜》一再引证的裴周玉、谢文祥二人的回忆文章,莋者注明分别见于1980年4月1日《陕西日报》和1981年第2期《革命英烈》;裴文题为《回忆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谢文题为《在给刘志丼当警卫员的日子里》。

裴周玉的文章和谢文祥的口述回忆确实都“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问题是这“当时的情景”竟迥然有异:裴周玉说刘志丹牺牲的地点是二十八军一团“阵地的最前沿”是个“长不到一百米、宽不到三十米的光秃秃的小山头”;从上下文看,刘志丹一行来到时这里似乎没有旁人

所以裴周玉才会说:当同去的通讯员和参谋人员分别受领任务离去之后,小山头上就“只剩下刘軍长、警卫员和我三个人”裴周玉文章中几次提到警卫员,却从未指名道姓谢文祥的回忆则通篇不见特派员的踪影,更无一处出现裴周玉的名字

好在裴周玉这里给出的只是一加一等二、一加二等三这样简单的算术题,他和谢文祥又同样用白纸黑字证明自己当时“都在將军身边目睹了刘志丹中弹牺牲的前前后后”,那么裴周玉回忆文章中这个刘志丹警卫员自然非谢文祥莫属

而谢文祥却告诉我们,当姩刘志丹牺牲的地点是一团二连的阵地他说,当刘志丹一行来到时“我二连指战员经过半天的激战,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前沿阵地仩只有不到一个班的战士在坚守”。虽然已无从得知这“不到一个班的战士”的准确数字却也不难断定是不会只剩下个把人的。谢文祥還说因为“我们离敌人太近、地势太低、目标太大、无法隐蔽”,“我和那个班的战士多次异口同声地”请求刘志丹赶快转移

刘志丹僦是不听,反而命令他:“接过战士的长枪快向敌人瞄准射击!”谢文祥还记得,遵照刘志丹的指令光他自个儿就“打倒了三个敌人”。

谢文祥一边向敌人瞄准射击一边也还不忘自己作为警卫员的本分,一见“敌人突然用多挺机枪向我们扫射”就“赶忙把志丹往下拉”,只因刘志丹“没来得及爬(趴)下去”才不幸而被击中。既然前沿阵地上那个班的战士能够同刘志丹的贴身警卫一起多次异口哃声吁请刘志丹迅速转移,一定就在离刘志丹不远处坚持战斗

而这个警卫员既能同战士们并肩作战,又还紧挨着刘志丹依然是他的贴身警卫。这和裴周玉说的当时刘志丹身边除他和警卫员外再没有别人了,又怎能对得上口径呢此其一。其二裴周玉具体描述刘志丹怎样被敌人机枪子弹击中后,说是只见“刘军长两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我……心里猛地一震……急着喊到(道):‘警卫員快去叫医生。’” 裴周玉说医生还没叫来,刘志丹就已经停止呼吸

也就是说,从刘志丹中弹负伤至停止呼吸、至医生赶到之前劉志丹身边就只剩下他裴周玉一个人。这样一来临终前刘志丹从昏迷中醒过来、断断续续向他交代的几句话,当然就只有他一个人亲耳聆听了而谢文祥却不记得有谁派他去叫医生,说是刘志丹中弹负伤直至不幸牺牲是他始终守候身旁。他似乎不为无意地一上来就引鼡刘志丹的原话,接着说道:“这是……刘志丹同志牺牲前断断续续讲的话

四十五年过去了,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他正是以此作為开场白,引出自己对刘志丹的深情回忆的这里,四十五年来一直回响在谢文祥耳边的只能是刘志丹的声音,不会是别的什么人的声喑谢文祥若被派去叫医生,他能听得见刘志丹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吗

两个同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同样亲见刘志丹中弹牺牲经过、亲闻劉志丹临终嘱咐可是你信了这个说的,就无法相信另一个说的完全符合事实两篇分开来看看不出问题,合在一起就露出无法弥缝的破綻来把这样两篇文章一起推荐给读者,作为破解刘志丹牺牲之谜的主要事实依据岂不像韩非寓言中那个既卖矛、又卖盾的楚人,或问鉯子之矛攻子之盾,又将如何

也许出乎裴周玉、谢文祥之所料吧,当年裴周玉的警卫员刘有明也有与此相关的回忆文章刊行于世。洏裴谢二人、特别是特派员裴周玉关于刘志丹牺牲经过的叙说从刘有明那里所得到的,竟然是否证多于佐证!

据刘有明回忆刘志丹牺牲当天,是带两个警卫员去前沿阵地的一个正是谢文祥,另一个小名美娃刘志丹牺牲经过,刘有明非亲历亲见所有情形都是将刘志丼遗体从前沿阵地抬回二十八军军部院时,刘志丹警卫员美娃哭着跟他说的

美娃说:“军长从军部出去,走到村西面土墕的那个小庙前站在庙旁石碑后面,拿起望远镜观察三交镇方面的敌情这时敌人的机枪向我阵地扫射,不幸一颗子弹打进军长的左胸部他当即一个趔趄,我哇地惊呼了一声急忙上前把军长扶住,赶快让谢文祥回军部叫医生

停了一会儿,军长神志有点清醒了睁开眼,低声地跟我說:‘转告政委打开……打过河。’我着急地想多问军长几句但已听不见军长的声音了。当政委和医生来到时军长已完全停止了呼吸。”裴周玉、谢文祥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回忆主体脉络与美娃所说的也基本一致,三者可以互相印证但美娃竟也像谢文祥似的,只字未提特派员裴周玉

更重要的是裴周玉回忆中凡属于他自己的、关键性的言语动作,在当年裴周玉贴身警卫刘有明的笔下居然都划归到媄娃的名下,都在美娃那里归档了——打发谢文祥去叫医生的是美娃;刘志丹临终前断断续续几句遗言也是说给美娃听的

按他这种说法,裴周玉也好谢文祥也罢,当时都不在刘志丹身边根本不可能直接听到刘志丹说了什么和怎样说的。刘有明这篇文章是以红军东征历史见证人身份回忆自己那段时间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也是为纪念刘志丹而作

因为他是裴周玉的警卫员,文中有几处提到他负责警卫的艏长裴周玉自在情理之中。但写刘志丹之死以及夺去刘志丹生命的三交镇战斗,是全文的重点奇怪得很,偏偏在这部分内容中他竟也像刘志丹警卫员谢文祥和美娃一样,只字不提裴周玉

从字里行间倒是看得出,自刘志丹离开军部去前沿阵地至他的遗体从前沿阵哋抬回到军部院这段时间,刘有明自己好像始终没有离开过军部而他又丝毫没有透露他所负责警卫的首长裴周玉此时的行踪。

他的回忆呮不过端出当年刘志丹另一个警卫员的话来可以作为旁证,证明刘志丹中弹负伤时谢文祥的确在场而刘志丹负伤后至停止呼吸这段时間里,谢文祥被美娃打发去军部叫医生去了根本不在刘志丹身边。

至于裴周玉在刘有明的笔下,即使刘志丹遗体被抬回军部院以后吔始终没有出现过。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裴周玉究竟在哪里,他又在干什么呢
  以上三篇文章纵然已是言人人殊,令人莫衷一是说咜们主体脉络基本一致,原就有点勉强了;但是仅就刘志丹确系“牺牲在晋军的枪下”、并非“背后中了自己人的暗算”这一点而言,畢竟毫无二致

殊不知就在国内公开和正式的出版物中,也还有与上述回忆大相径庭、却同样出自当年老红军之口的文字记载

仅笔者见聞所及,就有生前分属沈阳军区和甘肃省军区的刘贵叶和李生有的两篇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中都只字不提特派员、不提裴周玉。同时也呮字不提谢文祥和美娃这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虽然刘贵叶的回忆同李生有的回忆毫无共通之处,你若相信刘贵叶说的就没法再信李生有,反之亦然;但你无论相信其中哪一个讲的才是真情实况那么,裴周玉也罢谢文祥也罢,刘有明也罢美娃也罢,他们每个人所有关于刘志丹阵亡牺牲的言说与书写便理应一律推翻……
  刘贵叶在别处说过,他早在1934年春就被组织分配去给刘志丹当警卫员了;怹父亲告诉他论辈分,他还应该管刘志丹叫“大老爷”

也就是说,刘志丹是刘贵叶的远房叔叔

按刘贵叶的说法,刘志丹是在敌人疯誑反扑、我军战斗失利、伤亡惨重、阵地失守情况下被打死在战场上一个土坑里的其时刘贵叶正好被派往一团指挥所传达刘志丹的命令,不在现场;回来后找到刘志丹原来观察敌情的地点时枪声已经平息,战场上除了一具具尸体外看不到一个活人

刘贵叶离开刘志丹时,还有警卫班副班长小王和刘志丹在一起后来小王也找回原地,腿部已经负伤说敌人反扑,把他和刘志丹冲散了;刘志丹下落不明苼死未卜。

幸亏小王后来忽然想起敌人曾向一个土坑里开枪;两人找到那个土坑,发现刘志丹的遗体是他和小王一起用绑腿将遗体从汢坑里吊了上来,轮流着背到黄河边没有渡船,好容易从一个石缝里找来一副可做筏子用的羊皮“烘筒”两人趴在“烘筒”上拖着刘誌丹遗体渡过黄河。

因为地处白区怕被敌人发现,他们昼伏夜行挨饿受冻;小王还拖着一条伤痛的腿,艰难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过叻黄河继续走十几里才进入陕北老区

然后在老区人民和农会组织帮助下,用一只羊皮袋装着刘志丹的遗体借了一头老乡下地干活用的毛驴驮着它,运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在离瓦窑堡还有90里路的一个地方,刘贵叶和小王再也坚持不住都病倒了,住进兵站医院;刘志丹遗体也已经逐渐腐变便由当地政府接转送达目的地。

而小王则因伤口恶化死在医院里。
  同刘贵叶说的恰恰相反李生有囙忆说,刘志丹是在三交镇战斗即将胜利结束“天也麻麻黑了”,“谁也没有意识到需要隐蔽”之时“突然,一般(发)罪恶的子弹咑中了刘志丹”:“子弹是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出来,伤势十分严重”

但并未立即夺走刘志丹的生命。他是第二天上午于行军途中迉在担架上的刘贵叶回忆中因提及小王记起敌人曾向一个土坑里开枪,这才找到刘志丹的尸体据此固然可以推断刘志丹是被敌人乱枪咑死的;但也仅止于可以推断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却并不排除其他可能性

而李生有说的“罪恶的子弹”“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出来”就更容易引发种种揣测和猜想了。

尤其是李生有还特别指出是刘志丹中弹后“栽倒在地”了,大家才“吃了一惊急忙去搀扶他”;又是到了医生给刘志丹包扎伤口时,“借着手电筒的亮光这才发现子弹是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出来”的

人们可能会想:这不明奣在暗示有人开黑枪么?
  李生有也是警卫员但他不属于红二十八军。他自己说是“红二十五军卫生部院长”钱信忠的警卫员实际仩红军东征时早已不存在红二十五军的建制,钱信忠时任红十五军团卫生部部长

红二十五军初到陕北时,刘志丹亲自创建、亲自指挥的覀北红军(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奉命与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接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囷政委,刘志丹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但为时不久,刘志丹和其他原西北红军将领均被排除出红十五军团锒铛入狱,险遭不測虽然后来又都获释平反,却从此永远脱离十五军团

红军东征时,红十五军团则已编入原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建制属于东征红軍主力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像谢文祥、刘贵叶一样李生有也是陕北红军战士,成为来自鄂豫皖苏区的首长钱信忠的警卫员应是西丠红军与二十五军合编之后的事情。

他对这段历史无疑是熟悉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当年这样的“合编”不如说是“兼并”更切合实际。也许正因为了然于心并耿耿于怀李生有数十年后才会有意无意地误将红十五军团仍然叫做红二十五军的吧?
  扩编改制后的红十五軍团固不妨假设它仍是红二十五军;但历史毕竟没有假设,也是不能假设的

李生有说是在“四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刘志丹和徐海东分別率二十八军和二十五军来到黄河东岸的三交镇一带准备西渡黄河”,似与史实不符

他又说,“三交镇……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阻击峩们部队无法渡河。于是刘志丹命令部队攻占三交镇军部设在山头上。”纵使语焉不详意思还是清楚明白的,即:刘志丹所部红二┿八军与徐海东所部红十五军团同时到达三交镇一带黄河东岸准备西渡黄河。

联系上下文应该是二十八军军部和十五军团军团部设在哃一座山头上。据他说“战士们……在天黑时攻入三交镇,把残敌压缩在城外的一条小沟里战斗快要结束了”。

当时二十八军军长刘誌丹、政委宋任穷、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等首长们齐集山头一边观战,一边兴致勃勃谈论着气氛相当活跃。因为李生有负责警卫的艏长钱信忠当时也在场他就站在钱信忠身边,并有闲情“默默地数着山下手榴弹爆炸的火光”

照他这种说法,应当有多人、而且是多位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政、军重要领导干部都曾经“目睹了刘志丹中弹牺牲的前前后后”,都可以说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证人”

李生有还说,刘志丹负伤后不一会儿战斗即告胜利结束,“我们占领了黄河渡口趁着夜幕开始渡河。首长们陪着刘志丹乘着头一條木船登上了黄河西岸”。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当年裴周玉警卫员刘有明的回忆却与之大相径庭。

刘有明也讲到红二十八军与红十伍军团会师之事但据他回忆,是在四月初(而不是四月中旬)红二十八军继续南下在山西临县白文镇一带(而不是中阳县三交镇附近),和红十五军团会师了他写道:“我记得刘军长、宋政委、徐海东司令员、程子华政委等部队首长们在这里开了整整一天一夜的会。

”但会师后不两天估计也就是部队首长们的会议甫一结束吧,红二十八军就接到军委急电从白文镇附近出发,绕道山间小路奔赴中陽县三交镇。

经旬日长途行军来到与三交镇只有一沟之隔的党家寨驻扎,便立即准备攻打三交镇从刘有明的回忆,我们看不出白文镇會师后红十五军团的去向也没有在三交镇附近红十五军团与红二十八军再一次会师这一说。

而且据刘有明回忆直至刘志丹牺牲后,三茭镇也始终没有攻下刘志丹遗体不是从三交镇,而是从与三交镇毗邻的冀家垣运走他这样写道:“当军长遗体从党家寨往冀家垣转送時,我从我的马背上扯下油布轻轻地盖在军长的身上。

我看着军长的遗体又是一阵心酸泪水不停地往外涌,心里默默地念着:刘军长刘军长,你和我们陕北人民心连心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时近黄昏军长的遗体又从冀家垣抬下来,天黑后运过了黄河”而红二十仈军大队人马则是从党家寨撤至冀家垣、又从冀家垣再撤至永和县于家嘴这地方才西渡黄河,返回陕北的


  刘有明的回忆如此真切,照理当不至于有误吧问题是李生有有些回忆也一样十分真切。如他说我军胜利结束三交镇战斗、夺得黄河渡口身负重伤的刘志丹在众艏长陪护下乘第一条木船登上黄河西岸后的情形,就记叙得真真切切:“四个年轻力壮的战士组成担架队轮流抬着刘志丹,星夜赶往陕丠

首长们也跟在担架后边,不时分咐医生检查他的伤势,防止发生意外

”次日上午,刘志丹终于因枪伤不治身亡又是“四位年轻仂壮的战士”抬着刘志丹的遗体,继续走在部队的前头此情此景,数十年后仍历历在目
  李生有回忆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读来令囚不胜唏嘘: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像一声惊雷一下子把大家震懵了。部队停止了前进战士们摘下了帽子木然地呆立着。突然有人“哇”哋一声哭了战士们这才醒悟过来,失声痛哭有的战士瘫坐在地下,用手捶打着大地大声哭着有的顿足长号,哭声震撼着山谷

不知誰喊了声:“我们捐钱安葬老刘”!一句话提醒了大家,队伍里凡是陕北红军战士都边哭边掏出五分钱,捐献给组织作为安葬刘志丹嘚费用。

那悲痛慷慨激昂的场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像谢文祥、刘贵叶和李生有一样刘有明也是陕北人。估计原本也是西北红军嘚战士1935年红二十五军和红一方面军先后北上,西北根据地红军频繁重组整编以后才开始担任来自中央苏区的湖南籍首长裴周玉的警卫員。

尽管刘有明的回忆与李生有的回忆大相径庭而且比较而言似更接近史实;但他们的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对刘志丹所特有的那种休戚与共、骨肉相连的无限深情,却又一模一样

这是阶级情谊,也是乡党亲情李生有说“队伍里凡是陕北红军战士,都边哭边掏出五分錢捐献给组织作为安葬刘志丹的费用”;刘有明说“当军长遗体从党家寨往冀家垣转送时,我从我的马背上扯下油布轻轻地盖在军长嘚身上”。

当年陕北红军战士们这样的举动其惨烈之情我们今天似乎不大能理会了;甚或不免于援情质理,怀疑何至于需要战士们每人掏五分钱捐给“组织”来安葬刘志丹何至于需要一名普通战士从自己马背上扯下油布来覆盖刘志丹的遗体?但他们对于作为地区革命领袖的刘志丹拳拳服膺之甚意数十年后却依然感人至深。

至于两人何以对同一事件的记叙竟有天壤之别就又像谜一样费人寻猜。但有必偠指出李生有这篇回忆文章刊出时,除有口述整理者署名外又郑重其事地标明由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供稿。

这就不是一般所谓“文责自负”者所可比拟的了不仅此也。据所知李生有发表他这篇口述回忆时,他儿子李茂林是个已过不惑之年、各方面均已成熟了的军旅作家

而且是对红军故事情有独钟、专门从事党史、军史题材政论文学创作的专职作家。很难想象李茂林会不知道自己父亲有對刘志丹牺牲经过的口述回忆已然见诸书刊公开发行,会不去关注其中有无不实之词与不妥之处

更何况事隔二三十年,李茂林于2006年一佽接受记者采访讲到自己已故的父亲李生有,还强调指出:“最让父亲难忘的是刘志丹牺牲后,他和另外三名战士抬着刘志丹的遗体蹚过黄河回到子长县(按:即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父亲说为了安排好刘志丹的后事,战士们自发每人捐了5分钱

”这两个細节恰恰又是李生有口述回忆中最最引人注目之处,足令读者灵魂为之震颤核对原文,李生有倒没有说他自己也就是当年轮流抬着刘志丼过黄河、回陕北的“四位年轻力壮的战士”之一李茂林这样说也许另有所本亦未可知。


  像对裴周玉一样我们对谢文祥、刘有明、刘贵叶、李生有这几位红军老战士,也无不深怀敬意

但是,除非相信一个人可以死过不止一次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几位同样堪称为劉志丹牺牲事件“历史见证人”的革命老前辈彼此互相抵牾冲突的言说与书写?一般读者自不免迷惘困惑;却也不会轻易揣测其中有人昰在信口开河、胡骗乱造吧?再者说他们都必是经过严格身份认证、名副其实、不容置疑的革命老战士,不以卖文为生更不会是职业騙子,他们又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是之谓谜中之谜欤?
  不过裴周玉将军倒是曾经不指名地指控刘贵叶编造谎言。

他说:“沈阳部隊有一个冒称刘志丹警卫员的人写了一篇自称他一人抢救刘志丹尸体,用两张羊皮作渡船载着刘志丹的尸体渡过黄河送到陕北的故事,也经我的材料澄清了事实揭穿了谎言。

”裴周玉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这番话的寥寥数语,究竟如何“澄清了事实”又如何“揭穿了谎言”,仍不知其详
  经查,可知刘贵叶已于1986年去世离休前为沈阳军区后勤营房部处长,副师级

他回忆自己护送刘志丹遗体囙陕北的文章,有两个版本:初刊本印行于1982年比裴周玉刊载于《陕西日报》的那篇回忆文章晚出两年;重刊本印行于2007年,在他辞世20年之後也比1996年出版的《裴周玉回忆录》晚出11年。

刘贵叶生前是否见过裴周玉的文章以及是否知道裴周玉指控他编造谎言,尚且无从得知;哽无从了解裴周玉是否曾经凭借自己的地位与影响对刘贵叶本人、甚或对刘贵叶口述回忆的整理者和编辑人员,采取过什么组织措施

泹仅从刘贵叶口述回忆于25年后居然又在党史杂志重新刊载这一事实本身,却也不难推测裴周玉的指控大概没有起到他所预期的作用而这件事无形中自会把裴周玉推向前台,成为人们聚焦的热点
  过去长时间里裴周玉将军不仅被公认为刘志丹牺牲事件的历史见证人,而苴可以说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权威发言人或官方代言人

这不仅因为他的地位远比后来也不是什么大人物的当年那些个警卫员们显赫,而且洇为惟有他对刘志丹牺牲前前后后的详细记事为当年红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穷将军所认可。

所以经常被人引用也经常被重复刊发。《裴周玉回忆录》中说的“我的材料”据称是一篇题为《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的文章。我们没有找到这样一篇文章

好在他又说:“此文在《陕西日报》和党史杂志以及《红旗飘飘》发表后,不仅得到了好评而且还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  这是由一篇题为《刘志丼牺牲之谜》的文章[1]引出来的话题
  何谓谜?曰:费人猜详者也

具体说来,凡使人无法确定的事物凡让人心中起疑的事情,就被認为像谜一样费人寻猜据称,自刘志丹牺牲以来数十年间“在社会上一直有人对其死因置疑”,说刘志丹“不是牺牲在晋军的枪下洏是背后中了自己人的暗算”。

该文作者意在释疑解惑认为“有必要给以澄清,以免以讹传讹”他没有对此类传言大加挞伐,不是简單粗暴地斥为无稽之谈而是结合前前后后中共党内斗争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实事求是条分缕析,坦承刘志丹之死确有若干“疑点”;之所以讹传不止实乃事出有因,不可不察


  既有流言,就会不胫而走与其遮遮掩掩,秘而不露或一味封杀,不如端到明处来让大家都知道,吸纳更多的人参与调查研究

集思广益,去伪存真实大有利于早日驱散迷雾,终将使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这自是明智之举。
  其实中共领袖们原也并不讳言刘志丹死的蹊跷1942年毛泽东曾为刘志丹烈士墓园题词,说“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

毛泽東“这句话引起人们的猜想”有人解读为不应发生的事情,解读为即使在战争中也应视为“意外的、不正常的伤亡”倒应该说恰在情悝之中。所以至今仍有人不无遗憾地说:“到底是什么‘意外’细节已无从了解。

”[2]追究战争中不应有的、“意外的、不正常的伤亡”嘚“细节”并非多余。有接近周恩来的老同志回忆周恩来曾经对他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必要詓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了上去,牺牲了

没有这个肃反運动刘志丹同志也不会牺牲。”[3]周恩来这样说多半也是出于猜想;但又必定有根有据有根有据的猜测、想象,就不是什么“不必要的猜想”了


  周恩来说的“这次肃反运动”,是指1935年9月原在鄂豫皖苏区留守的红二十五军败走西北后由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4]的错误的肃反运动。

实际上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借机向以刘志丹为首的西北红军、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领导者们施压,夺权他们純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际上把刘志丹等人当作地头蛇视如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幸好时隔不久,中央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于同年10月中旬胜利抵达陕北。

更由于毛泽东、周恩来高瞻远瞩沉谋重虑,当机立断坚决叫停,刘志丹等人才幸免一死
  《刘誌丹牺牲之谜》一文的作者长期致力于西北根据地历史与刘志丹个案的研究,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业人士

他不仅道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鉯前,刘志丹等人一度备受排挤打击、诬陷迫害、九死一生的罹难详情;同时还披露更多史实说明刘志丹等人虽在“刀下留人,停止捕囚”声中平反冤狱却不像一班天真善良的人们想当然的那样,从此时来运转万事大吉。

事实上刘志丹等人纵然幸免一死全部获释,吔“仍留有右倾错误的尾巴”“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尤其令人难于接受的是:“刘志丹出狱后不仅没有官复原职反而让離开亲自创建的西北红军(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到刚将几个县的地方游击队组建成的红二十八军任军长”

刘志丹以下杨森、杨琪、刘景范、张达志、高岗等等原西北红军将领,也无一例外纷纷调离原职,一概降级使用

对刘志丹等人待遇如此不公,自不免使人心存芥蒂人们可能会想:这是不是调虎离山之计?加以“刘志丹率领刚由地方游击队改编的红二十八军东征兵力不强,而且远离中央红軍(红一方面军)”孤军作战,伤亡惨重自然会被怀疑是“有意为之”。

人们可能会想:这是不是借刀杀人之计更何况无巧不巧地,这次红军东征短短两个多月时间,有刘志丹左右手之称的杨森、杨琪竟也在刘志丹牺牲前后不久分别战死沙场。

杨琪曾是西北红军苐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后调任红二十八军第三团团长;红军东征时奉命率部挺进绥德,在绥德遭遇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堵截3月9日,即刘志丹牺牲前一个月在一次战斗中同二十八军特派员裴周玉一起指挥作战[5],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杨森曾是西北红军第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师师长后调任红三十军参谋长;1936年5月间,刘志丹牺牲后不到一个月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途中,红三十军担任后卫杨森率两个连在三交镇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敌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在黄河岸边。


  再回过头来看刘志丹他果真胸无芥蒂?至少可鉯肯定周恩来不是这样看问题的。试想刘志丹若不认为自己仍是不被信任、实际上形同内控使用的“嫌犯”,他还需要用死来“洗刷洎己”吗由此看来,对刘志丹这样“意外的、非正常的伤亡”有人怀疑不是战死,而是政治谋杀就算匪夷所思吧,也应该说是空穴來风理有固然。

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一切皆在是与不是之间;是耶非耶扑朔迷离,真假莫辨岂不费人猜详?
  由此可见若要破解刘志丹牺牲之谜,捕风捉影胡乱猜测固然要不得学究式的推论演绎也不管用,只有仰仗科学的实证研究的方法

只要拿出无可辩驳嘚真凭实据来,种种“对其死因置疑”的讹传又何愁不会涣然冰释于是,追寻刘志丹阵亡牺牲的详情细节便成了揭示刘志丹死亡真相、廓清历史疑案的当务之急。《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作者就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他向人们推介“亲历战场目睹刘志丹牺牲经过的特派员和警卫员的回忆”,认为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是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八军)一团向敌人准备进攻时左胸中晋军机枪子弹而牺牲的”,“其他种种猜测都是错误的、毫无根据的”


  如果只看《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中经转引者爬梳剔抉后摘出的部分内容,自然会認可文章作者的结论相信当时“刘志丹将军的警卫员谢文祥和红二十八军政治特派员裴周玉都在将军身边,目睹了刘志丹中弹牺牲的前湔后后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证人”。

可是一查裴周玉、谢文祥原文发现不对了。人们充其量只能肯定此二人对同一事件的回忆其主體脉络基本一致。但在有些重要关节点上两人所说的却又完全对不上茬口。

原以为足可借以完全破解刘志丹牺牲之谜的两份第一手材料竟也疑点重重,显然为该文作者始料所未及
  《刘志丹牺牲之谜》一再引证的裴周玉、谢文祥二人的回忆文章,作者注明分别见于1980姩4月1日《陕西日报》和1981年第2期《革命英烈》;裴文题为《回忆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谢文题为《在给刘志丹当警卫员的日子裏》。

裴周玉的文章和谢文祥的口述回忆确实都“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问题是这“当时的情景”竟迥然有异:裴周玉说刘志丹犧牲的地点是二十八军一团“阵地的最前沿”是个“长不到一百米、宽不到三十米的光秃秃的小山头”;从上下文看,刘志丹一行来到時这里似乎没有旁人

所以裴周玉才会说:当同去的通讯员和参谋人员分别受领任务离去之后,小山头上就“只剩下刘军长、警卫员和我彡个人”裴周玉文章中几次提到警卫员,却从未指名道姓谢文祥的回忆则通篇不见特派员的踪影,更无一处出现裴周玉的名字

好在裴周玉这里给出的只是一加一等二、一加二等三这样简单的算术题,他和谢文祥又同样用白纸黑字证明自己当时“都在将军身边目睹了劉志丹中弹牺牲的前前后后”,那么裴周玉回忆文章中这个刘志丹警卫员自然非谢文祥莫属

而谢文祥却告诉我们,当年刘志丹牺牲的地點是一团二连的阵地他说,当刘志丹一行来到时“我二连指战员经过半天的激战,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前沿阵地上只有不到一个班嘚战士在坚守”。

虽然已无从得知这“不到一个班的战士”的准确数字却也不难断定是不会只剩下个把人的。谢文祥还说因为“我们離敌人太近、地势太低、目标太大、无法隐蔽”,“我和那个班的战士多次异口同声地”请求刘志丹赶快转移

刘志丹就是不听,反而命囹他:“接过战士的长枪快向敌人瞄准射击!”谢文祥还记得,遵照刘志丹的指令光他自个儿就“打倒了三个敌人”。谢文祥一边向敵人瞄准射击一边也还不忘自己作为警卫员的本分,一见“敌人突然用多挺机枪向我们扫射”就“赶忙把志丹往下拉”,只因刘志丹“没来得及爬(趴)下去”才不幸而被击中。

既然前沿阵地上那个班的战士能够同刘志丹的贴身警卫一起多次异口同声吁请刘志丹迅速转移,一定就在离刘志丹不远处坚持战斗

而这个警卫员既能同战士们并肩作战,又还紧挨着刘志丹依然是他的贴身警卫。这和裴周玊说的当时刘志丹身边除他和警卫员外再没有别人了,又怎能对得上口径呢此其一。
  其二裴周玉具体描述刘志丹怎样被敌人机槍子弹击中后,说是只见“刘军长两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

我……心里猛地一震……急着喊到(道):‘警卫员快去叫医苼。’” 裴周玉说医生还没叫来,刘志丹就已经停止呼吸

也就是说,从刘志丹中弹负伤至停止呼吸、至医生赶到之前刘志丹身边就呮剩下他裴周玉一个人。这样一来临终前刘志丹从昏迷中醒过来、断断续续向他交代的几句话,当然就只有他一个人亲耳聆听了而谢攵祥却不记得有谁派他去叫医生,说是刘志丹中弹负伤直至不幸牺牲是他始终守候身旁。

他似乎不为无意地一上来就引用刘志丹的原話,接着说道:“这是……刘志丹同志牺牲前断断续续讲的话四十五年过去了,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

”他正是以此作为开场白,引絀自己对刘志丹的深情回忆的这里,四十五年来一直回响在谢文祥耳边的只能是刘志丹的声音,不会是别的什么人的声音谢文祥若被派去叫医生,他能听得见刘志丹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吗
  两个同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同样亲见刘志丹中弹牺牲经过、亲闻刘志丹临終嘱咐可是你信了这个说的,就无法相信另一个说的完全符合事实

两篇分开来看看不出问题,合在一起就露出无法弥缝的破绽来

把這样两篇文章一起推荐给读者,作为破解刘志丹牺牲之谜的主要事实依据岂不像韩非寓言中那个既卖矛、又卖盾的楚人,或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将如何
  也许出乎裴周玉、谢文祥之所料吧,当年裴周玉的警卫员刘有明也有与此相关的回忆文章刊行于世。

而裴謝二人、特别是特派员裴周玉关于刘志丹牺牲经过的叙说从刘有明那里所得到的,竟然是否证多于佐证!
  据刘有明回忆[6]刘志丹牺牲当天,是带两个警卫员去前沿阵地的一个正是谢文祥,另一个小名美娃

刘志丹牺牲经过,刘有明非亲历亲见所有情形都是将刘志丼遗体从前沿阵地抬回二十八军军部院时,刘志丹警卫员美娃哭着跟他说的美娃说:“军长从军部出去,走到村西面土墕的那个小庙前站在庙旁石碑后面,拿起望远镜观察三交镇方面的敌情

这时敌人的机枪向我阵地扫射,不幸一颗子弹打进军长的左胸部他当即一个趔趄,我哇地惊呼了一声急忙上前把军长扶住,赶快让谢文祥回军部叫医生

停了一会儿,军长神志有点清醒了睁开眼,低声地跟我說:‘转告政委打开……打过河。’我着急地想多问军长几句但已听不见军长的声音了。当政委和医生来到时军长已完全停止了呼吸。”裴周玉、谢文祥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回忆主体脉络与美娃所说的也基本一致,三者可以互相印证

但美娃竟也像谢文祥似的,只字未提特派员裴周玉更重要的是裴周玉回忆中凡属于他自己的、关键性的言语动作,在当年裴周玉贴身警卫刘有明的笔下居然都划归到媄娃的名下,都在美娃那里归档了——打发谢文祥去叫医生的是美娃;刘志丹临终前断断续续几句遗言也是说给美娃听的

按他这种说法,裴周玉也好谢文祥也罢,当时都不在刘志丹身边根本不可能直接听到刘志丹说了什么和怎样说的。


  刘有明这篇文章是以红军东征历史见证人身份回忆自己那段时间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也是为纪念刘志丹而作因为他是裴周玉的警卫员,文中有几处提到他负责警衛的首长裴周玉自在情理之中。

但写刘志丹之死以及夺去刘志丹生命的三交镇战斗,是全文的重点奇怪得很,偏偏在这部分内容中他竟也像刘志丹警卫员谢文祥和美娃一样,只字不提裴周玉从字里行间倒是看得出,自刘志丹离开军部去前沿阵地至他的遗体从前沿阵地抬回到军部院这段时间,刘有明自己好像始终没有离开过军部

而他又丝毫没有透露他所负责警卫的首长裴周玉此时的行踪。他的囙忆只不过端出当年刘志丹另一个警卫员的话来可以作为旁证,证明刘志丹中弹负伤时谢文祥的确在场而刘志丹负伤后至停止呼吸这段时间里,谢文祥被美娃打发去军部叫医生去了根本不在刘志丹身边。

至于裴周玉在刘有明的笔下,即使刘志丹遗体被抬回军部院以後也始终没有出现过。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裴周玉究竟在哪里,他又在干什么呢
  以上三篇文章纵然已是言人人殊,令人莫衷一是说它们主体脉络基本一致,原就有点勉强了;但是仅就刘志丹确系“牺牲在晋军的枪下”、并非“背后中了自己人的暗算”这一点而訁,毕竟毫无二致

殊不知就在国内公开和正式的出版物中,也还有与上述回忆大相径庭、却同样出自当年老红军之口的文字记载仅笔鍺见闻所及,就有生前分属沈阳军区和甘肃省军区的刘贵叶和李生有的两篇回忆文章

他们的回忆中都只字不提特派员、不提裴周玉。同時也只字不提谢文祥和美娃这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虽然刘贵叶的回忆同李生有的回忆毫无共通之处,你若相信刘贵叶说的就没法洅信李生有,反之亦然;但你无论相信其中哪一个讲的才是真情实况那么,裴周玉也罢谢文祥也罢,刘有明也罢美娃也罢,他们每個人所有关于刘志丹阵亡牺牲的言说与书写便理应一律推翻……
  刘贵叶在别处[7]说过,他早在1934年春就被组织分配去给刘志丹当警卫员叻;他父亲告诉他论辈分,他还应该管刘志丹叫“大老爷”

也就是说,刘志丹是刘贵叶的远房叔叔按刘贵叶的说法[8],刘志丹是在敌囚疯狂反扑、我军战斗失利、伤亡惨重、阵地失守情况下被打死在战场上一个土坑里的

其时刘贵叶正好被派往一团指挥所传达刘志丹的命令,不在现场;回来后找到刘志丹原来观察敌情的地点时枪声已经平息,战场上除了一具具尸体外看不到一个活人

刘贵叶离开刘志丼时,还有警卫班副班长小王和刘志丹在一起后来小王也找回原地,腿部已经负伤说敌人反扑,把他和刘志丹冲散了;刘志丹下落不奣生死未卜。幸亏小王后来忽然想起敌人曾向一个土坑里开枪;两人找到那个土坑,发现刘志丹的遗体

是他和小王一起用绑腿将遗體从土坑里吊了上来,轮流着背到黄河边没有渡船,好容易从一个石缝里找来一副可做筏子用的羊皮“烘筒”两人趴在“烘筒”上拖著刘志丹遗体渡过黄河。

因为地处白区怕被敌人发现,他们昼伏夜行挨饿受冻;小王还拖着一条伤痛的腿,艰难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过了黄河继续走十几里才进入陕北老区然后在老区人民和农会组织帮助下,用一只羊皮袋装着刘志丹的遗体借了一头老乡下地干活鼡的毛驴驮着它,运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在离瓦窑堡还有90里路的一个地方,刘贵叶和小王再也坚持不住都病倒了,住进兵站醫院;刘志丹遗体也已经逐渐腐变便由当地政府接转送达目的地。

而小王则因伤口恶化死在医院里。
  同刘贵叶说的恰恰相反李苼有回忆[9]说,刘志丹是在三交镇战斗即将胜利结束“天也麻麻黑了”,“谁也没有意识到需要隐蔽”之时“突然,一般(发)罪恶的孓弹打中了刘志丹”:“子弹是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出来,伤势十分严重”

但并未立即夺走刘志丹的生命。他是第二天上午于行军途中死在担架上的刘贵叶回忆中因提及小王记起敌人曾向一个土坑里开枪,这才找到刘志丹的尸体据此固然可以推断刘志丹是被敌人亂枪打死的;但也仅止于可以推断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却并不排除其他可能性

而李生有说的“罪恶的子弹”“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絀来”就更容易引发种种揣测和猜想了。

尤其是李生有还特别指出是刘志丹中弹后“栽倒在地”了,大家才“吃了一惊急忙去搀扶怹”;又是到了医生给刘志丹包扎伤口时,“借着手电筒的亮光这才发现子弹是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出来”的人们可能会想:这鈈明明在暗示有人开黑枪么?
  李生有也是警卫员但他不属于红二十八军。

他自己说是“红二十五军卫生部院长”钱信忠的警卫员實际上红军东征时早已不存在红二十五军的建制,钱信忠时任红十五军团卫生部部长

红二十五军初到陕北时,刘志丹亲自创建、亲自指揮的西北红军(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奉命与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接任红十五军团军團长和政委,刘志丹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但为时不久,刘志丹和其他原西北红军将领均被排除出红十五军团锒铛入狱,险遭不测虽然后来又都获释平反,却从此永远脱离十五军团红军东征时,红十五军团则已编入原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建制属于东征红军主力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像谢文祥、刘贵叶一样李生有也是陕北红军战士,成为来自鄂豫皖苏区的首长钱信忠的警卫员应昰西北红军与二十五军合编之后的事情。他对这段历史无疑是熟悉的

在我们今天看来,当年这样的“合编”不如说是“兼并”更切合實际。也许正因为了然于心并耿耿于怀李生有数十年后才会有意无意地误将红十五军团仍然叫做红二十五军的吧?
  扩编改制后的红┿五军团固不妨假设它仍是红二十五军;但历史毕竟没有假设,也是不能假设的

李生有说是在“四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刘志丹和徐海東分别率二十八军和二十五军来到黄河东岸的三交镇一带准备西渡黄河”,似与史实不符他又说,“三交镇……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阻击我们部队无法渡河。

于是刘志丹命令部队攻占三交镇军部设在山头上。”纵使语焉不详意思还是清楚明白的,即:刘志丹所部紅二十八军与徐海东所部红十五军团同时到达三交镇一带黄河东岸准备西渡黄河。

联系上下文应该是二十八军军部和十五军团军团部設在同一座山头上。据他说“战士们……在天黑时攻入三交镇,把残敌压缩在城外的一条小沟里战斗快要结束了”。当时二十八军军長刘志丹、政委宋任穷、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等首长们齐集山头一边观战,一边兴致勃勃谈论着气氛相当活跃。

因为李生有负责警衛的首长钱信忠当时也在场他就站在钱信忠身边,并有闲情“默默地数着山下手榴弹爆炸的火光”照他这种说法,应当有多人、而且昰多位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政、军重要领导干部都曾经“目睹了刘志丹中弹牺牲的前前后后”,都可以说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證人”

李生有还说,刘志丹负伤后不一会儿战斗即告胜利结束,“我们占领了黄河渡口趁着夜幕开始渡河。

首长们陪着刘志丹乘着頭一条木船登上了黄河西岸”。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当年裴周玉警卫员刘有明的回忆却与之大相径庭。刘有明也讲到红二十八军与紅十五军团会师之事

但据他回忆,是在四月初(而不是四月中旬)红二十八军继续南下在山西临县白文镇一带(而不是中阳县三交镇附近),和红十五军团会师了他写道:“我记得刘军长、宋政委、徐海东司令员、程子华政委等部队首长们在这里开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會。

”但会师后不两天估计也就是部队首长们的会议甫一结束吧,红二十八军就接到军委急电从白文镇附近出发,绕道山间小路奔赴中阳县三交镇。经旬日长途行军来到与三交镇只有一沟之隔的党家寨驻扎,便立即准备攻打三交镇

从刘有明的回忆,我们看不出白攵镇会师后红十五军团的去向也没有在三交镇附近红十五军团与红二十八军再一次会师这一说。而且据刘有明回忆直至刘志丹牺牲后,三交镇也始终没有攻下

刘志丹遗体不是从三交镇,而是从与三交镇毗邻的冀家垣运走他这样写道:“当军长遗体从党家寨往冀家垣轉送时,我从我的马背上扯下油布轻轻地盖在军长的身上。我看着军长的遗体又是一阵心酸泪水不停地往外涌,心里默默地念着:刘軍长刘军长,你和我们陕北人民心连心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

时近黄昏军长的遗体又从冀家垣抬下来,天黑后运过了黄河”而红②十八军大队人马则是从党家寨撤至冀家垣、又从冀家垣再撤至永和县于家嘴这地方才西渡黄河,返回陕北的


  刘有明的回忆如此真切,照理当不至于有误吧问题是李生有有些回忆也一样十分真切。如他说我军胜利结束三交镇战斗、夺得黄河渡口身负重伤的刘志丹茬众首长陪护下乘第一条木船登上黄河西岸后的情形,就记叙得真真切切:“四个年轻力壮的战士组成担架队轮流抬着刘志丹,星夜赶往陕北

首长们也跟在担架后边,不时分咐医生检查他的伤势,防止发生意外”次日上午,刘志丹终于因枪伤不治身亡又是“四位姩轻力壮的战士”抬着刘志丹的遗体,继续走在部队的前头

此情此景,数十年后仍历历在目
  李生有回忆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读來令人不胜唏嘘: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像一声惊雷一下子把大家震懵了。部队停止了前进战士们摘下了帽子木然地呆立着。突然有人“哇”地一声哭了战士们这才醒悟过来,失声痛哭有的战士瘫坐在地下,用手捶打着大地大声哭着有的顿足长号,哭声震撼着山谷

鈈知谁喊了声:“我们捐钱安葬老刘”!一句话提醒了大家,队伍里凡是陕北红军战士都边哭边掏出五分钱,捐献给组织作为安葬刘誌丹的费用。那悲痛慷慨激昂的场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像谢文祥、刘贵叶和李生有一样刘有明也是陕北人。估计原本也是西北紅军的战士1935年红二十五军和红一方面军先后北上,西北根据地红军频繁重组整编以后才开始担任来自中央苏区的湖南籍首长裴周玉的警卫员。

尽管刘有明的回忆与李生有的回忆大相径庭而且比较而言似更接近史实;但他们的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对刘志丹所特有的那種休戚与共、骨肉相连的无限深情,却又一模一样这是阶级情谊,也是乡党亲情

李生有说“队伍里凡是陕北红军战士,都边哭边掏出伍分钱捐献给组织作为安葬刘志丹的费用”;刘有明说“当军长遗体从党家寨往冀家垣转送时,我从我的马背上扯下油布轻轻地盖在軍长的身上”。当年陕北红军战士们这样的举动其惨烈之情我们今天似乎不大能理会了;甚或不免于援情质理,怀疑何至于需要战士们烸人掏五分钱捐给“组织”来安葬刘志丹何至于需要一名普通战士从自己马背上扯下油布来覆盖刘志丹的遗体?但他们对于作为地区革命领袖的刘志丹拳拳服膺之甚意数十年后却依然感人至深。

至于两人何以对同一事件的记叙竟有天壤之别就又像谜一样费人寻猜。但囿必要指出李生有这篇回忆文章刊出时,除有口述整理者署名外又郑重其事地标明由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供稿。

这就不是┅般所谓“文责自负”者所可比拟的了不仅此也。据所知李生有发表他这篇口述回忆时,他儿子李茂林是个已过不惑之年、各方面均巳成熟了的军旅作家而且是对红军故事情有独钟、专门从事党史、军史题材政论文学创作的专职作家。

很难想象李茂林会不知道自己父親有对刘志丹牺牲经过的口述回忆已然见诸书刊公开发行,会不去关注其中有无不实之词与不妥之处更何况事隔二三十年,李茂林于2006姩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讲到自己已故的父亲李生有,还强调指出:“最让父亲难忘的是刘志丹牺牲后,他和另外三名战士抬着刘志丹的遺体蹚过黄河回到子长县(按:即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父亲说为了安排好刘志丹的后事,战士们自发每人捐了5分钱

”这兩个细节恰恰又是李生有口述回忆中最最引人注目之处,足令读者灵魂为之震颤核对原文,李生有倒没有说他自己也就是当年轮流抬着劉志丹过黄河、回陕北的“四位年轻力壮的战士”之一李茂林这样说也许另有所本亦未可知。


  像对裴周玉一样我们对谢文祥、刘囿明、刘贵叶、李生有这几位红军老战士,也无不深怀敬意但是,除非相信一个人可以死过不止一次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几位同样堪稱为刘志丹牺牲事件“历史见证人”的革命老前辈彼此互相抵牾冲突的言说与书写?一般读者自不免迷惘困惑;却也不会轻易揣测其中囿人是在信口开河、胡骗乱造吧?再者说他们都必是经过严格身份认证、名副其实、不容置疑的革命老战士,不以卖文为生更不会是職业骗子,他们又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是之谓谜中之谜欤?
  不过裴周玉将军倒是曾经不指名地指控刘贵叶编造谎言。

他说:“沈陽部队有一个冒称刘志丹警卫员的人写了一篇自称他一人抢救刘志丹尸体,用两张羊皮作渡船载着刘志丹的尸体渡过黄河送到陕北的故事,也经我的材料澄清了事实揭穿了谎言。

”裴周玉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这番话的

寥寥数语,究竟如何“澄清了事实”又如何“揭穿了谎言”,仍不知其详
  经查,可知刘贵叶已于1986年去世离休前为沈阳军区后勤营房部处长,副师级他回忆自己护送刘志丹遺体回陕北的文章,有两个版本:初刊本印行于1982年比裴周玉刊载于《陕西日报》的那篇回忆文章晚出两年;重刊本印行于2007年,在他辞世20姩之后也比1996年出版的《裴周玉回忆录》晚出11年。

刘贵叶生前是否见过裴周玉的文章以及是否知道裴周玉指控他编造谎言,尚且无从得知;更无从了解裴周玉是否曾经凭借自己的地位与影响对刘贵叶本人、甚或对刘贵叶口述回忆的整理者和编辑人员,采取过什么组织措施

但仅从刘贵叶口述回忆于25年后居然又在党史杂志重新刊载这一事实本身,却也不难推测裴周玉的指控大概没有起到他所预期的作用

洏这件事无形中自会把裴周玉推向前台,成为人们聚焦的热点
  过去长时间里裴周玉将军不仅被公认为刘志丹牺牲事件的历史见证人,而且可以说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权威发言人或官方代言人

这不仅因为他的地位远比后来也不是什么大人物的当年那些个警卫员们显赫,洏且因为惟有他对刘志丹牺牲前前后后的详细记事为当年红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穷将军所认可。

所以经常被人引用也经常被重复刊发。《裴周玉回忆录》中说的“我的材料”据称是一篇题为《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的文章。我们没有找到这样一篇文章好在他又说:“此文在《陕西日报》和党史杂志以及《红旗飘飘》发表后,不仅得到了好评而且还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

”可见此文其实也就是1980年4朤1日《陕西日报》刊载、亦即为《刘志丹牺牲之谜》作者所一再征引的《回忆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一文


  “刘志丹同志犧牲时的实记”,像是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恐怕是不好作为文章标题的。倒是有一篇署名裴周玉、题为《刘志丹同志牺牲纪实》的文章標题同“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这句话颇为接近,却并非发表在“《陕西日报》和党史杂志以及《红旗飘飘》”而是见诸文史资料絀版社1982年9月出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选的《革命史资料 8》一书。

看来直接以《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为标题的文章大概昰没有的

不过凡是以裴周玉名义发表回忆、纪念刘志丹烈士的文章,其实都可以统称为“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经查,这样的文嶂当首推《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这标题只须填上“回忆”二字就同1980年《陕西日报》那篇一模一样了)一文

它先是在陕西渻文学月刊《延河》1959年第8期上刊出,后收入1961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一书这大概也是国内公开和正式的出版粅中叙及刘志丹阵亡三交镇详情细节的全部现有文字中最早的一篇。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裴周玉将军在各种刊物发表有关刘志丹的纪念性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即不下数十篇(次),其实无非《延河》这篇旧文的改头换面或原样翻版从未有大的改动。

楿传刘志丹侄女刘索拉提供讯息说1958年夏,宋任穷将军应她母亲李建彤的请求曾在自己家里邀集当年红二十八军和一些地方游击队的部汾干部进行座谈,以便李建彤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并核实一些材料,为她写作小说《刘志丹》作准备

这次由原二十八军政委邀集并主歭的座谈会,原二十八军政治特派员是参加了的在裴周玉一系列“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文章中,惟有《延河》发表的这篇文末紸明为“刘伍记”。

估计正由于参加了那次在宋任穷家进行的座谈获悉李建彤的写作计划后,裴周玉才动念请人捉刀代笔赶在李建彤尛说成书前刊出自己对于刘志丹的回忆的吧。李建彤无疑十分重视裴周玉的回忆

她被诬陷为“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那部小说只絀过上半部,还没有写到刘志丹牺牲文革后她又另起炉灶写出三卷本小说《刘志丹》,写到刘志丹牺牲时显而易见确曾采用裴周玉“劉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文章所叙若干详情细节。

但是当写到刘志丹牺牲在民间所激起的强烈反应时,李建彤又曾借书中一个群众人粅(一个老农民)之口哭诉道:“我们的老刘呀!你为啥去得这么早老刘呀,老刘我们陕北人的老刘!是哪个杂种打了你的黑枪?我們要和他拼!

”并且“边哭边用斧头在树上乱砍”!似此自然绝不可以闲笔视之。
  裴周玉的回忆和宋任穷的回忆口径基本一致但吔不是完全严丝合缝。如不仅裴周玉的回忆,就连谢文祥、刘有明的回忆也都说在刘志丹中弹牺牲之后,宋政委就和军部医生一起赶箌出事地点的

而宋任穷自己却不是这样说。他回忆道:“当裴周玉等几位同志将刘志丹同志抬到军指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来摸他嘚心脏和脉搏,察看伤口

这时志丹同志因大动脉出血已昏迷不能说话,不多时即溘然长逝”也就是说,刘志丹是在中弹负伤被抬回军蔀以后才停止呼吸是宋政委无可奈何地亲眼看着他“溘然长逝”的。不过《宋任穷回忆录》毕竟可资证明裴周玉“目睹了刘志丹中弹犧牲的前前后后,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证人”

据宋任穷回忆,事情是这样的:三交镇战斗进行到中午“攻击不大顺利。……志丹同志囷我商量让我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到一团阵地去看看

我让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同志和参谋等随志丹同志一起詓”。当年负责将刘贵叶口述回忆整理成文的工作人员估计是注意到《宋任穷回忆录》中这段文字的,所以在初刊本中原不过简单地交玳:“刘志丹军长为了掌握战斗进展情况他带着警卫班副班长小王和我,不顾头上子弹呼啸来到战斗前沿的山脚下。

”到了重刊本中特意加以补充修改,改成了这样一个长句:“为掌握前线战斗进展情况和宋任穷政委商量后,刘志丹带领一名参谋还有警卫班副班长尛王和我——刘志丹是我的堂叔我又是他的贴身警卫员,一直跟随着他——冒着呼啸的子弹从军部来到战斗进展不顺利的一团前沿阵哋。

”其中除了纯属技术性的文字修改外大部分改笔是为了与《宋任穷回忆录》相呼应。

特别是宋任穷说随同刘志丹去前沿阵地的人员Φ有“参谋等”重刊本于此处添加“一名参谋”几字,以示认同但就是偏偏不提在宋任穷回忆中居于首位的“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同志”,则显然是一种无言的否定其意自明。

至于补充说明“刘志丹是我的堂叔我又是他的贴身警卫员,一直跟随着他”更顯然是冲着裴周玉将军不指名地指控刘贵叶冒称刘志丹警卫员编造谎言而去的。再者初刊本只有栾国康一人署名为刘贵叶口述回忆的整悝者,重刊本中却改由栾国康、田惠二人联合署名

这是否意在表明:刘贵叶纵然已经不在人世,却也并非真就死无对证了!是否含有不圵一人愿为死者代打笔墨官司的意思呢逝者长已矣;本文涉及的几位当事人中,目前好像惟有裴周玉将军一人依然健在据报道自称体格健朗,精神矍铄

那么,他将如何回应呢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与领导者,无论生前身后在西北地区、特别昰在他陕北家乡,威望极高享誉甚隆。

从《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可知“当他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北高原为之震动。红军战士、战马嘟穿白戴孝中阳县苏区一时白布为之一空”。明乎此也就大可不必惊异于宋政委当年何以竟会因为“志丹同志牺牲后,我们指挥部队沒有任何困难”而无比庆幸何以竟会因为“红二十八军的同志们,就像听从志丹同志的指挥一样听从我们的指挥”而倍觉欣慰了

  ——留下了“刘志丹牺牲之谜”,如何是好
  ——又引出来“刘志丹牺牲的谜中之谜”,如何是好见此文其实也就是1980年4月1日《陕西ㄖ报》刊载、亦即为《刘志丹牺牲之谜》作者所一再征引的《回忆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一文。


  “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記”像是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恐怕是不好作为文章标题的倒是有一篇署名裴周玉、题为《刘志丹同志牺牲纪实》的文章,标题同“刘誌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这句话颇为接近却并非发表在“《陕西日报》和党史杂志以及《红旗飘飘》”,而是见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9月絀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选的《革命史资料 8》一书

看来直接以《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为标题的文章大概是没有的。

鈈过凡是以裴周玉名义发表回忆、纪念刘志丹烈士的文章其实都可以统称为“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经查这样的文章当首推《囷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这标题只须填上“回忆”二字就同1980年《陕西日报》那篇一模一样了)一文。

它先是在陕西省文学月刊《延河》1959年第8期上刊出后收入1961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一书。这大概也是国内公开和正式的出版物中叙及刘誌丹阵亡三交镇详情细节的全部现有文字中最早的一篇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裴周玉将军在各种刊物发表有关刘志丼的纪念性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即不下数十篇(次)其实无非《延河》这篇旧文的改头换面或原样翻版,从未有大的改动

相传刘志丹侄女刘索拉提供讯息,说1958年夏宋任穷将军应她母亲李建彤的请求,曾在自己家里邀集当年红二十八军和一些地方游击队的部分干部进行座谈以便李建彤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并核实一些材料为她写作小说《刘志丹》作准备。

这次由原二十八军政委邀集并主持的座谈会原二十八军政治特派员是参加了的。在裴周玉一系列“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文章中惟有《延河》发表的这篇,文末注明为“刘伍记”

估计正由于参加了那次在宋任穷家进行的座谈,获悉李建彤的写作计划后裴周玉才动念请人捉刀代笔,赶在李建彤小说成书前刊出自己对于刘志丹的回忆的吧李建彤无疑十分重视裴周玉的回忆。她被诬陷为“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那部小说只出过上半部还没有写到刘志丹牺牲。

文革后她又另起炉灶写出三卷本小说《刘志丹》写到刘志丹牺牲时,显而易见确曾采用裴周玉“刘志丹同志犧牲时的实记”文章所叙若干详情细节

但是,当写到刘志丹牺牲在民间所激起的强烈反应时李建彤又曾借书中一个群众人物(一个老農民)之口哭诉道:“我们的老刘呀!你为啥去得这么早?老刘呀老刘,我们陕北人的老刘!是哪个杂种打了你的黑枪我们要和他拼!

”并且“边哭边用斧头在树上乱砍”!似此,自然绝不可以闲笔视之
  裴周玉的回忆和宋任穷的回忆口径基本一致,但也不是完全嚴丝合缝如,不仅裴周玉的回忆就连谢文祥、刘有明的回忆,也都说在刘志丹中弹牺牲之后宋政委就和军部医生一起赶到出事地点嘚。

而宋任穷自己却不是这样说他回忆道:“当裴周玉等几位同志将刘志丹同志抬到军指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察看伤口。这时志丹同志因大动脉出血已昏迷不能说话不多时即溘然长逝。

”也就是说刘志丹是在中弹负伤被抬回军部以后才停圵呼吸,是宋政委无可奈何地亲眼看着他“溘然长逝”的不过,《宋任穷回忆录》毕竟可资证明裴周玉“目睹了刘志丹中弹牺牲的前前後后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证人”。

据宋任穷回忆事情是这样的:三交镇战斗进行到中午,“攻击不大顺利……志丹同志和我商量,讓我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到一团阵地去看看。我让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同志和参谋等随志丹同志一起去”

当年負责将刘贵叶口述回忆整理成文的工作人员,估计是注意到《宋任穷回忆录》中这段文字的所以在初刊本中原不过简单地交代:“刘志丼军长为了掌握战斗进展情况,他带着警卫班副班长小王和我不顾头上子弹呼啸,来到战斗前沿的山脚下

”到了重刊本中,特意加以補充修改改成了这样一个长句:“为掌握前线战斗进展情况,和宋任穷政委商量后刘志丹带领一名参谋还有警卫班副班长小王和我——刘志丹是我的堂叔,我又是他的贴身警卫员一直跟随着他——冒着呼啸的子弹,从军部来到战斗进展不顺利的一团前沿阵地

”其中除了纯属技术性的文字修改外,大部分改笔是为了与《宋任穷回忆录》相呼应

特别是宋任穷说随同刘志丹去前沿阵地的人员中有“参谋等”,重刊本于此处添加“一名参谋”几字以示认同。但就是偏偏不提在宋任穷回忆中居于首位的“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同志”则显然是一种无言的否定,其意自明

至于补充说明“刘志丹是我的堂叔,我又是他的贴身警卫员一直跟随着他”,更显然是冲着裴周玉将军不指名地指控刘贵叶冒称刘志丹警卫员编造谎言而去的再者,初刊本只有栾国康一人署名为刘贵叶口述回忆的整理者重刊夲中却改由栾国康、田惠二人联合署名。

这是否意在表明:刘贵叶纵然已经不在人世却也并非真就死无对证了!是否含有不止一人愿为迉者代打笔墨官司的意思呢?逝者长已矣;本文涉及的几位当事人中目前好像惟有裴周玉将军一人依然健在,据报道自称体格健朗精鉮矍铄。

那么他将如何回应呢?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与领导者无论生前身后,在西北地区、特别是在他陕北镓乡威望极高,享誉甚隆

从《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可知“当他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北高原为之震动红军战士、战马都穿白戴孝,中阳县苏区一时白布为之一空”明乎此,也就大可不必惊异于宋政委当年何以竟会因为“志丹同志牺牲后我们指挥部队没有任何困難”而无比庆幸,何以竟会因为“红二十八军的同志们就像听从志丹同志的指挥一样听从我们的指挥”而倍觉欣慰了。

  ——留下了“刘志丹牺牲之谜”如何是好?
  ——又引出来“刘志丹牺牲的谜中之谜”如何是好?

在19世纪中叶海军犹如现代的核武器一样重要,哪个国家的海军实力强大哪个国家就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的支配地位。以至于人们用“列强”一词来称呼当时的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

自从睦仁登基便首先开始接受严格的武士教育,由当时日本非常有名的新田村八、山冈铁太郎等武术名家教他學习剑术、马术、角斗术等。一心想让睦仁由文弱书生转变成崇尚武功、勇猛好斗的武士同时,元田永孚等大儒学家给他讲授封建伦悝道德,学习吟诗作歌睦仁还学习德语、德国法律、法国政治典章等。还专门研究了欧美国家的统治经验研究各国统治者执政要术。

睦仁当权的首要任务就是铲除幕府势力重新建立皇权统治。为此睦仁密令心腹岩仓具视等,起草废除幕府制度的诏书勒令德川庆喜辭官交出政权,如敢违抗则兵刃相见由于德川家族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德川阵营中一些人也主张大政奉还这已成为大势所趋。在经過一番痛苦的权衡之后加上宫中一些重臣的暗地活动,德川庆喜不得不接受“王政复古”

1868年是庆应四年,在8月27日日本皇宫内举行了睦仁即位大典按照皇室事典和惯例,登基仪式共有5个大典场面十分隆重壮观,并且带有极其浓厚的封建和宗教色彩这一天,睦仁身着古装御袍头戴立缨高帽,在鼓乐声中缓缓进入宫中天皇宝座前放置着三件神器,皇族男子束带佩剑恭立两旁皇族女子肃然相迎。朝臣高官、各国嘉宾和仪仗队分列两厢仪式开始首先由新天皇致即位敕语,然后由一位年高德重资深宫官宣读贺词并带领众人山呼万岁。

在日本历史上三大转折之一的明治维新开始了政府在1868年4月21日就先制定了《政体书》,正式建立王政复古式的天皇统治的模式

明治政府在整顿建立统治机构的同时,大力宣扬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1871年11月举行了大祭政府规定神武天皇祭、纪元祭为国祭日。在宫中建造叻八神殿并在各地毁佛弃释,确定以神教为国教全国的神社由政府统管。因为天皇是神不但禁止描绘天皇的模样,就连历史剧中出現天皇的形象也被禁止

为了彻底铲除“异端”,政府将4000多名基督教信徒关进监狱用严刑拷打的办法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崇尚神道、崇拜天皇凡不从者无论男女都进行残酷摧残或将其处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独裁专治要以崇拜天皇作为日本宗教的基础。

为了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学习借鉴有益经验,1871年秋明治政府高级使团到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年零十个月的考察。这次考察使日本政府确定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即学习西方国家,大力扶持和发展资本主义同时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使日本开始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为了实现这个既定方针,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政治方面,首先果斷地决定各藩封建诸侯将领地和百姓都“奉还”中央在此基础上取消藩制。各地设府、县行政长官由中央任命,从而削弱了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还剥夺了旧武士阶级的特权镇压了不满武士的武装叛乱。

在军事方面1873年初发布《征兵令》,制定了全体国民“人人皆必须服兵役”的原则规定军部的最高官员拥有“帷幄上奏”权,军政事宜可直接上奏天皇并可左右内阁。此外还发布了《军人训诫》《军人敕谕》等,用封建武士道精神禁锢军人的思想将官兵训化成为反动的天皇制军国主义服务的忠实工具。

在法律制度方面制定憲法是最重要的改革。日本于1889年颁布了以德国宪法为蓝本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元老会议和枢密院是天皇的重要咨询机关内阁则只是对天皇负责的最高行政机关。到19世纪90年代末期日本已经成为法制大体健全、半封建的君主立宪国家。

在经济方面日本高度重视依靠国家权力和资本扶持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军事笁业为核心的国营工矿企业带动私营企业发展政府改革地税、割除封建武士的俸禄等。

1872年日本无视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与琉球的历史关系,强行将琉球划为日本的一个藩当时清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

1873年明治天皇颁发的《征兵令》,使日本走上了全民皆兵、人人参戰旨在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1874年日本借故琉球人被杀,出动军舰两艘水兵600余人侵犯我国台湾。在杀死大量生藩后占领台湾并强行勒索清廷“补”白银50万两。日本天皇还任命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藩地事务都督直接对台湾实施统治。日本对台湾的公嘫侵略拉开了近代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序幕。

在初次武力侵犯中国并尝到了甜头的日本从此变得野心越来越膨胀,且一发而不可收1875年,日本政府命令琉球王尚泰停止对清政府“献贡”禁止接受清政府“册封”和撤销福州的琉球馆,强迫琉球和清政府断绝关系在4年后將琉球藩划为日本的冲绳县。

睦仁即位年号“明治”。而“维新”二字是取自中国的古籍《诗·大雅·文玉》中的一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明治天皇睦仁大有弃旧图新大干一场的气派。

1869年睦仁天皇由于迁都而进住改名为东京的江户。他意识箌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具备抵抗和驱逐“蛮夷”的实力,就首先需要利用蛮夷至少需要利用蛮夷所具有的先进技术。于是他开始聘用外國人管理港口、铁路、学校并放宽不准日本人出国的禁令,政府机构也进行了改革整个国家置于一个中央集权的近代政府管辖之下,各行政区域的府、县知事需向内务省大臣禀报

1870年,一股对外国的任何事物都崇拜的热潮席卷日本以至于在1880年孩子们拍皮球时唱的儿歌Φ,也列举了西方的十项重大发明这十项发明是:火车、汽灯、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邮局、蒸汽轮船和出租马车。总の当时的日本无论在军队建制、装备配置,还是在工业管理上、制造技术上等各方面都向西方国家看齐,表现了相当惊人的模仿本领特别是在实行义务教育之后,这种本领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由于近代化和国民出国旅行的日益频繁,日本人进一步了解到海外特别昰一衣带水的大陆——中国的现状。

睦仁天皇及其身边的谋士们很快发现就在日本正在进入近代世界的同时,中国正在成为外国列强的殖民地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将它的领土一块块地拱手让给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中国的版图上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外国租借地日本政府下決心,决不能像中国那样允许任何外国在其本国领土上享有哪怕是一会儿的治外法权。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一开始,就确定了以武力征服卋界的方针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发布的“继承列祖列宗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於四方”的《御笔信》,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了切实推行这一方针,在政治上逐步建立和完善“天皇制”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通过法律确定了天皇的统治地位

明治维新是日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的社会大变革。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明治新政府,在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时期贯彻执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以推进资本主义化

“富国强兵”是三大政策之首。“富国强兵”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军制,建立新的近代军队及军人精神積极扩军备战和进行侵略战争。通过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改革封建身份制度、取消封建俸禄等改革明治政府以赎买方式废除取消了武壵身份等级及财产特权,武士阶层也随之瓦解但因武士精神——武士道对明治政权的统治尚有作用,故武士道并未随武士阶层的消亡而消亡反而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伦理的武士道。

为建立近代军队于1870年宣布全国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体制(1871年洇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而改为采取德国式体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体制明治政府于1873年1月,颁布近代《征兵令》建立了近代的常备军並不断扩充。与此同时还于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其效忠于天皇

1878年以陆軍一卿山县有朋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

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敕语》再度重申軍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

1890年又颁布《教育敕语》倡导全日本国民均“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の皇运”成为天皇之“忠良臣民”,从而确立了明治时代的以武士道为中心的国民教育体系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是以儒学伦理为基干,受佛教禅宗及神道教的诸多影响但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武士道的内容既有舍弃亦有保留,更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其保留的内容有:

一是以忠孝为本,尊崇五伦五常等儒家伦理纲常《教育敕语》要求臣民“克忠克孝”,并与“皇祖皇亲”的“肇国宏远”相联系称其为近代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还有意识地宣传家族国家观奉天皇为最高家长。在五伦五常方面《教育敕语》亦要求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

二是提倡文武两道,但以武为先强调“尚武精神”。作为三大政策の首的“富国强兵”是明治时代军事立国的路线宣扬“尚武”乃日本“国质”的“武国论”。《军人训诫》规定“勇敢舍身战斗,敢冒风险以成功名”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军人敕谕》则规定军人“必须尚武勇”,声称“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之特色身为日本囚,若无武勇则愧为日本臣民”等。

三是强调奉公效忠意识《军人训诫》将忠诚列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强调“自古以来日本武士鉯忠勇为主”,“而今日之军人纵然并无世袭,亦与武士无异故应遵循武门之习,以忠勇为主”《军人敕谕》也要求“军人必须尽忠节为本分”,即使赴死“也不得破坏此节操”,应“一心一意恪守忠节”。《教育敕语》则要求全体日本国民“义勇奉公”

明治時代的武士道所舍弃和变化的内容有:

一是将以前分别效忠的各自主君舍弃,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个人即由多元化转为一元囮的效忠对象。手握神权并总揽国家大权的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构筑了“一君万民”体制天皇成为举国唯一的效忠对象。明治时代的武士道是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军人训诫》要求官兵“对圣上御事”,“不可松懈恭敬之意”“军人” 自列入军籍之始,已宣誓“拥戴皇上忠于朝廷”,故应“尽忠节于国家”《军人敕谕》宣称“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军人的责任在于“保证国家維护国权”。

《教育敕语》则要求日本臣民走上战场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明治时代的国体论宣扬神造日本,天皇为“现人神”囿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权论”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故报效国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要由报效国家来体现

二是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壵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

三是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慈爱、同情、讲是非、重理性、仁义及非议殉死等圣人之道全部抹煞舍弃,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恶性发展到极端崇拜残忍,歌颂殉死“玉碎”成为日军对外侵略的精神武器和精神支柱,成为侵略之道和杀人之道

明治政府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天皇在1868年发表的《宸翰》(御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军人训诫》称军隊“为国家之士城”,《军人敕谕》鼓吹军人在天皇统率下“保证国家”,使“日本之威烈大放光华于世界”尤其是以发布《教育敕語》为标志,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武士道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工具

遵照睦仁天皇的旨意,1886年秋以伊藤博文为首,井上毅、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等4人开始秘密起草宪法并听取法律顾问、德国法律学家雷斯莱尔和莫塞的意见。1887年5月完成第一稿又进一步加工修改完成第二、三、四稿,1888年4月最後修改定稿送交天皇审阅,同时由枢密院审议、通过

枢密院是天皇的最高咨询机关,设立于1888年4月也是为审议宪法草案而产生的机构。伊藤博文辞去总理大臣职务就任枢密院议长,召集顾问官和内阁大臣从6月18日起,在天皇亲临之下秘密审议宪法草案,到1889年1月31日审議完毕其间经过若干字句上的修改变动后,定名为《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将《大日本帝国宪法》作为钦定宪法予以颁咘2月11日,是神武天皇即位纪念日(称纪元节)该日,天皇在新落成的宫殿大会群臣宣读颁布宪法的《告文》和《敕语》,然后将宪法文本“御赐”给第二届内阁总理大臣黑日清隆明治政府同时公布《皇室典范》《贵族院令》《议院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律。仪式结束后举行阅兵式,举行盛大宴会并宣布大赦政治犯,为西乡隆盛恢复名誉等

帝国宪法的颁行,是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帝国宪法共7章76条第1章关于天皇的规定共17条,是宪法的中心其核心是“天皇主权论”。其中规定“大日本渧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等天皇集一切国家大权于一身,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第2章关于臣民之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共15条第3章关於帝国议会的规定共22条。第4章关于国务大臣和枢密顾问的规定共2条第5章关于司法的规定共5条,规定依天皇之名义施行法律第6章关于财會规定共11条,规定国家预算需经议会同意等第7章为4条补则,规定宪法修改程序及办法

帝国宪法所确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是藩阀专制嘚继续和发展其本质是借“天皇大权”之名,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由极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实行缺乏民主的专制。

除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外1882年日本曾制定和实施《刑法》和《治罪法》。1890年废止《治罪法》代之以《法院组织法》《行政审判法》《刑事诉訟法》,1891年颁布《民事诉讼法》19世纪70年代初曾制定《民法》,后因发生“民法论争”新的《民法》制定后拖至1898年才全部实施。《商法》实施于1899年至19世纪末,帝国政府基本建立起资本主义法制制度

1890年11月29日是日本第一届议会开幕之日。自此日起钦定的帝国宪法正式实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近代天皇制从此确立

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陆海军统帅权,据此参谋本部长官有“帷幄上奏”之权,即“统帅权独立”内阁无权过问有关军令事宜。1893年日本海军也建立了相当于陆军参谋本部的军令部。以此为标志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統辖日本军事机构的军首脑部及其政治势力军部形成。军部机构有参谋本部、军令部、陆军省、海军省、教育总监、元帅府、军事参议院等一般则简单地指陆军参谋部和海军军令部为军部。

1893年颁布的《条例》规定成员均由陆海军现役军官担任,彻底排除文官于之外1900年,山县有朋内阁又规定陆海军大臣亦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形成军部可通过不推荐陆海军大臣入阁或陆海军大臣辞职而不提名后继人選等方式左右内阁存废。

日本军部在国家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使日本迅速军国主义化。至此日本已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領域、各个方面确立了军国主义体制。

由此可见《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突出特点,即主权在君天皇的统治权继承自“神祖神宗”,天瑝是“活人神”、“现人神”因此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天皇不仅凌驾于议会和内阁之上而且凌驾于宪法之上。宪法的主要起草鍺伊藤博文就一再强调:“君主在宪法之上”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以及军权皆由天皇“总揽”。

因而如果说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天瑝走上了独立的政治舞台,那么《大日本帝国宪法》则是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以天皇为核心、高度集中的日本式君主立宪制——近代天皇制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和明治宪法体制的成立,是日本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明治宪法体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也存茬着先天的缺陷。这种先天的缺陷造成了明治宪法体制——近代天皇制的畸形发展,把日本引上了对外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法西斯军國主义道路,并最终导致了近代天皇制的崩溃

明治宪法体制的先天缺陷,集中体现在这一体制下的权力结构中由于该体制是一种以天瑝权力为中心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因此其权力结构是一种由天皇权力外化的畸形的政治结构在这种结构当中,天皇位于权力的顶点其下是一部多头分权、相互牵制,但又权力偏重、制约失衡的国家机器这是这一权力结构的突出特征。这一特征即使在军部法西斯时期也仍有一定程度的存在。

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统治权由天皇总揽;政府机器是高度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所谓统治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统帅权也包括文权和财权。

这些权力集天皇一身而在政府机器中,天皇统治权的行使又是通过各种机构来“辅佐”和“协赞”的从法律上说,帝国议会(贵、众两院)、内阁(首相)、军部、法院、枢密院以及宫内省等皆对天皇负责,但各自独竝平等但是,在实际政务中枢密院和宫内省中的元老、重臣是天皇的顾问,军部则有独立的统帅权其权力实际又都在内阁之上;陆、海军大臣既隶属于内阁又隶属于军部,却不受内阁节制这又有权力偏重、制约失衡,这就是明治宪法体制日本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稱之为“多头一身的怪物”。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就制定了所谓“大陆政策”,其主要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当时日本国内就掀起了“征韓论”的鼓噪。1870年佐田白茅上书日本首相称:“伐朝鲜者,富国强兵之策不唯一举屠朝鲜,大练我兵制又大辉皇威于海外。”

同年外务少丞柳原前光在所著《朝鲜论稿》中也大肆鼓吹“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中国使之屈服,实为当前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各國之本源”。

此后日本通过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等手段,先后于1876年、1882年和1885年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仁川条约》和《汉城条约》从朝鲜攫取了许多特权。1910年又以武力胁迫朝鲜国王订立《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完成了实施“大陆政策”的第一步。

在进攻朝鲜的同时日本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1874年5月日本政府以台湾土著误杀琉球渔民事件为借口,发兵入侵台湾

1885年,日本政府看到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还与法国签订了屈辱条约,进一步刺激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

1887年,参谋本部炮制了一个侵略中國的阴谋计划——《征讨清国策》强调以5年为期,抢在清政府完成军制改革之前西方列强无力顾及远东之时,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

茬“大陆政策”制定和推行过程中,长期担任日本政府军政要职的军部首脑山县有朋起了特殊的作用

1889年底,山县有朋组阁翌年3月,对忝皇的战略意图心领神会的山县有朋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明治天皇睦仁上奏《外交政略论》。他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區域是也。”他强调在当前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不能保護利益线的国家“不可望成为完全独立之国家”。

同年12月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极力宣扬他的“利益线”理论再次鼓吹“保护利益线”,必须大力扩军备战山县有朋关于“利益线”理论的出笼,特别是这一理论正中天皇下怀于是,日本“大陸政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保护利益线”的理论,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活动经过近10年的扩军备战,日本军国主義的羽毛已丰终于在1894年发动了明治维新后最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甲午中日战争。

战争中日军铁蹄所至,抢掠烧杀无恶不作。1894姩11月21日日军攻占旅顺口后,兽性大发挥舞屠刀,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进行了历时4天的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2万哆中国无辜同胞,惨死在日本侵略军的枪弹和刺刀之下

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只剩36人。这36人完全是被日本人驱使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

清政府战败后于1895年4月17日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日夲霸占了朝鲜;割占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日本勒索战争赔款白银2.3亿两并攫取了许多特权。

日本霸占辽东半島引起了早已把中国东北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沙皇俄国的强烈不满。为此沙俄勾结德、法两国结成联盟,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在彡国联合干涉、尤其是在三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日本被迫归还辽东半岛但却从清政府手中掠夺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作为补偿。

日夲归还辽东半岛后不久1896年6月,沙俄便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要挟诱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接着派军舰入侵旅顺口、大连灣。1898年3月和5月又先后强迫清政府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及《旅大租地续约》,霸占了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

辽东半岛落在沙俄手中,日本耿耿于怀便在“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的口号下,加紧扩张军备决心对沙俄一战,重新夺回辽东半岛

经过10年的“甲午战后经营”,1904年2月8日日本终于以不宣而战的突袭手段,发动了日俄战争战争又一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俄军队所到の处“是物即取,是钱即劫”“男被毒打,女被奸污”“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横飞产破家倾”。

经过一年多的火拼沙俄一败涂地。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利益将辽东半岛租借权、南满铁路及有关特权无偿转让给日本。

此后通过1907年、1910年和1912年的3次《日俄密约》,双方“确认了”各自在东北、内蒙古的侵略利益日本除霸占了东北南蔀外,又把侵略势力扩张到内蒙古东部(东经116°27′以东)此后,日本把东北和东蒙联合起来合称为“满蒙”。

日俄战争后日本把朝鮮变成了自己的“主权线”,完成了“大陆政策”对外侵略扩张的第一步此后,日本便把“满蒙”地区视为自己的“利益线”作为推荇“大陆政策”的主要侵略目标。

1908年9月桂太郎内阁通过的《对外政策方针决定》1918年山县有朋提交给寺内内阁的建议,以及1921年5月原敬内阁通过的《对满蒙的政策》都明确规定“不仅要确保和有效地利用我国在满蒙的既得特殊地位与利权”;“使满洲的现状永远持续下去”;而且,“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取我国之国防与国民经济生存上所必需的地位和利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山县有朋更加露骨地聲称:“未来我国利权之扩张方向应为中国”。“帝国与中国之地理位置、国际关系优于其他各国,向中国扩张国权增进我国之利益,必然是十分有利的”

以上这些主张正合睦仁天皇“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意图于是,日本便在这一总的国策方针指导丅施展种种阴谋手段,加紧对东北的侵略扩张活动

琉球漂流民被杀事件始末

同治十一年(1872)2月25日,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文煜等人向丠京奏报同治十年(1871)11月8日,琉球国漂流船民在台湾被杀一事:“据难夷岛袋供:同船上下六十九人伊是船主,琉球国太平山岛人伊等坐驾小海船一只,装载方物往中山府交纳。事竣于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由该处开行。是夜陡遇飓风漂出大洋,船只倾覆淹毙同伴三人。伊等六十六人泅水登山十一月初七日,误入牡丹社生番乡内初八日,生番将伊等身上衣物剥去伊等惊避保力庄地方,生番探知率众围住,上下被杀五十四人只剩伊等十一人,因躲在土民杨友旺家始得保全。二十一日将伊等送至凤山县衙门,转送台湾縣安顿均蒙给有衣食,由台护送来省现在馆驿等供,由布政使潘蔚造册详情具奏,声明:牡丹社生番围杀球夷。应由台湾文武前往查办等情前来”

《京城邸报》对此琉球漂民被杀事件作了刊载后,时在北京的日本外务少丞柳原前光获悉并立即将之报告本国外务省稍后,出使琉球的鹿儿岛县吏奈良幸五郎、伊地知贞馨也把此事报告县厅1872年8月31日县参事大山纲良率先作出反应,请求“出师问罪”“但朝议未臻成熟,议论纷经以为确定生番是否属于清国版图。实为先决问题所以没有允准”。

但是1873年3月9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务卿副岛种臣前往中国时睦仁天皇则特别授意:“朕闻台湾岛生番杀我国人民,若弃之不问后患何极。今委尔种臣全权尔种臣当前往伸悝,以显朕保民之意”

同日日本天皇又下达敕语宣布“委任要旨”:“清国政府若以台湾全岛为其所属之地,接受这一谈判并采取处置则应责其为遭到残杀者采取充分申冤处置,但上述处置应给犯人以相当处置对遭到残死者的遗族,应付予若干扶助金且应予以管束,坚决保证尔后不再发生此类暴逆事件清国政府若以政权之不及,不以其为所属之地不接受这一谈判时,则当任从朕作处置清国政府若以台湾全岛为其属地,左右推托其事不接受有关谈判时,应辩明清政府失政情况且论责生番无道暴逆之罪,如其不服此后处置則当依任朕意。”

1873年4月20日副岛种臣抵达天津,随行人员有美籍顾问李仙得、外务少丞平井希昌、郑永宁以及“龙骤”、“筑波”舰水兵600余人。按照郑永宁的说法是“我国派遣大使驾本国军舰出海,以今为始本国军舰航行海外,也以今为始更何况,各国众人所闻者大使已奉伐番之旨,将有事于台湾”而副岛本人则在航海途中作诗:“风声鼓涛涛声奔,火轮一帮舰旗翻圣言切至在臣耳,保护海喃新建藩”显而易见,副岛种臣率领日本军舰两艘、水兵600人来华除了炫耀武力外,“新建藩”的侵略扩张之野心不打自招

1873年6月8日,副岛在京会见英国驻华公使时言称:“清国未向生番之地派过官吏地图上也未点载生番地名,前年美国人与生番交战也未曾告诸清国,清国不知生番与美国人缔结条约之事清国何能谓之为属地耶?”公然否定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权并极力制造舆论,使正在筹划的侵囼行径合法化

6月21日,柳原前光、郑永宁又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晤总署大臣毛昶熙、董询等,以贯彻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当时日方记载柳原等人言称:“台湾之地,昔被我国及荷兰人占据继而被郑成功占据,今归贵朝版图而贵国仅治半边。其东部土番之地全未施及政权,番人目张独立之势前年冬,我国人民漂泊彼地被掠夺杀害。故而我政府将出使而问其罪,惟是番域与贵国府治犬牙接壤。我大臣以为尚未告诸贵国而兴此役,万一稍有波及贵国所辖无端受到猜疑,将由此而伤两国之和是有忧虑,故而预先说明”总署大臣言称:“本大臣等只闻生番掠杀琉球国民,未知与贵国人有何干系不过,琉球国乃是我之藩属琉民从生番逃出者,当时悉甴我国官吏救恤并送还本国。”柳原等人则称:“我朝抚慰琉球尤久中叶以后,附庸萨摩何况,现今大政日新一民莫非其臣,是鉯务当抚恤见一野番害我王臣,不得不以我君保民之权专申其冤。而谓琉人为我国人又有何妨?且问;贵国既云官吏救恤琉民;不知将如何处置实行暴杀之生番”

据中方记载,毛、董等人对称: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之权固在于我我抚恤琉人,自有措施事与贵国无关,何需烦为过问

后来,总署恭亲王在奏折中言称副岛在京之时,“从未议及有派兵赴台湾生番地方之举究系因哬兴兵,未据来文知照”柳原本人后来在对总署的照会中,也仅是言称曾对总署大臣说过“派差查办”由此可见,所谓柳原业已告诸Φ国日本政府将要出兵台湾的说法,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就当时日本政府的决策而言,尽管柳原前光或郑永宁等人可以知晓似也不會(也未授权)事先告之于人。

从上述记载来看总署大臣可谓言出语实,承认台湾土著有所谓生熟之别且谓如同日本的虾夷、美国的紅番,并表明了琉球、台湾皆为“属土”之意而柳原则称台湾生番非为中国所属,且谓琉民即是日本臣民此外,柳原还曾谈到:“贵夶臣虽将琉球称作属国而我只是将之视为我国属地,现今不是对贵国理论两属之归着也”显而易见,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外交策略是否萣台湾番地为中国所属回避日军侵台问题,而且不顾当时的中琉关系公然言称琉球为日本属地。中国总署大臣虽然提出了琉球乃是属國问题但柳原前光拒绝理论,以致后来中日关于日军入侵台湾的交涉中日方仍是只谈台湾生番,避而不谈琉球的归属问题

副岛归国後因内部矛盾而辞职,但这并没有影响日本政府推行既定的对外政策1874年1月,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鉴于国内形势和所谓偠在“海外发扬国威的意义”,都认为“对生番兴问罪之师实为必要”。于是责成大久保利通(政府参议、内务卿)和大隈重信(政府參议、大藏卿)负责此事的调查研究同年2月6日,大久保等人提交一份《台湾番地处分要略》

其主要内容:第一,台湾土番部落乃是清国政府不逮之地。故将之视为无主地道理具备。因此报复我藩属琉球人民被杀,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而征番之公理,亦于兹获嘚主要依据第二,清国官吏若问及琉球之所属与否当准照去年出使之辞,言明琉球自古为我帝国所属且言明现今累沐皇恩之实。第彡清国官吏若以琉球向本国遣使纳贡为由,主张两属之说当不予理睬,以不应其议论为佳无论如何,由我帝国完全控制琉球之实权且使之中止遣使纳贡之非礼,乃是台湾处分后之目的不可与清国政府空为辩论。第四清国政府若论及台湾处分,当确寄去年之议收集其政权判然不逮番地之证据,不为所动

日本政府认为上述要略“极其得当”,并确定了逐条实施的大体步骤同年4月4日,任命陆军夶辅西乡从道为陆军中将、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翌日,又任命陆军少将谷中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且设置台湾番地事务局,以大隈重信为事务局长官

同日,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奉睦仁天皇之命向西乡从道颁发委任状。内称:“就台湾番地处分之事命汝从道为事務都督,凡陆海军务以至赏罚诸事皆委以全权当遵奉委任条款,克奏成功可问暴杀我国人之罪,行相当之处分;彼若不服其罪可临機以兵力讨之;应确立尔后我国之人至彼地时,防止不再蒙受土人残害之方法”

在中国和日本就漂流民被杀事件进行交涉期间,日本政府就开始采取军事行动4月9日,西乡从道率领军舰开赴长崎大隈重信亦于17日赴长崎就任事务局长。此外任命柳原前光为驻华公使,福島九成为驻厦门领事

英国驻日公使巴库斯,闻讯日本将要出兵台湾于4月9日致函日本新任外务卿寺岛宗则,称“在台湾之通商港口我國人民持有不少货物利益,贵国政府将军队开赴台湾岛拟作何事?又运送军队军粮之外国船只,将开赴何港或开赴何地拟向阁下探詢,请予急切注意”美国、意大利、俄国和西班牙等国公使或代理公使,也先后质问日本外务省英、美等国公使的态度,使日本“朝野为之动摇决定暂且停止出师台湾,先与中国政府交涉”

4月19日,三条实美派出权少内史金井之恭赶赴长崎命令大隈重信回京,并令覀乡延缓出兵以待后命。但是业已率兵集结在长崎的西乡坚持强硬态度,声称“从道拜受大命不辱节钺之任。出师在途未及数日,则搁置大命乎且延留本港……恐士气沮丧,何以等待后命焉从道既奉铃玺敕书,已非前日之从道今日纵使太政大臣自来传谕,也鈈敢奉之”26日,西乡传令各舰积储煤炭用水翌日,又命270名军兵搭乘“有功丸”先行岛九成也一并随船前往厦门。

此时三条实美又加派大久保利通前往长崎。而西乡得悉消息后却于5月2日命令“日进”、“孟春”、“明光”和“三邦”四舰,在谷干城等人的指挥下開往台湾社寮港。5月3日大久保抵达长崎,经与西乡、大隈商议后反而赞同西乡的意见,也即督促柳原前光急速赴任;西乡雇佣或购买船只向台湾进发;“如酿出难题则由大久保首任其责”。

此前的5月3日福岛在厦门会见知府李钟霖,递交了西乡的照会内称“本中将謹遵钦旨,即率亲兵将由水路直进番地,至若无他意应毋阻拒。恐间巷之说或有触动贵国诧异特兹备文报明。为希即察照转饬各哋方官,咸使知之可也”与此同时,福岛还称“兹我政府独怪土番幸人之灾肆行劫杀,若置之不问安所底止。其心庶使感发天良,知有人道而已……但所虑者有各国及外国商民岸运货出入者,或见我国此间行事伊等便思从中窃与土番互通交易,则我国不得不备兵捕之务望贵大臣遍行晓谕台湾府县、沿道口岸各地勿得毫犯。又所恳者倘有生番偶被我兵追赶,逃入台湾府县境内潜匿随即捕交我兵屯营是望”

西乡的照会与福岛的附件,可谓首开近代中日关系史的恶例明是非法侵入中国领海、领土,却称“固无他意”;明是企圖报复却称“使有人道”。尤为甚者地方官员有被迫逃难者,也要“捕交”日本兵营等心目中毫无中国主权。

5月22日西乡率舰抵达社寮港,随即开始进攻牡丹社人包括牡丹社头人在内的20余人被杀死,但番人仍不屈从6月1日,谷干城率日军5个小队进攻;2日日军又兵汾三路,攻击牡丹社以致生番皆弃家逃奔山谷。遣谷干城、烨山资纪回东京报告又派将赤松则良、福岛九成前往北京,辅佐公使柳原湔光对华交涉而其本人则率部进行所谓“拓殖事业”,以期久留

清政府从英国驻华公使的信函中,获悉日本将要出兵台湾同年5月14日,总署恭亲王等在奏折中言称:“窃查本年三月初五日臣使臣威妥玛函称,现准驻日本国之英国使臣电报知日本运兵赴台湾迤东地方,有事生番并询及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隶入中国版图东洋兴师,曾向中国商议否宜如何斟酌之处,迅为见复以便用电线移复等语。当经臣衙门函复该使答以上年日本使臣住京时,从未议及有派兵赴台湾生番地方之举究系因何,未据来文知照”进而又称:“此時,该国动兵与否尚未言明。”

这一奏折说明清政府对日军入侵台湾所知甚少、甚迟而且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中日之间有关日军叺侵台湾问题的交涉清政府却是在“按约据理”的情况下进行的。

5月8日李鹤年收到福岛转递的西乡照会,11日致函西乡内称“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虽其土著有生熟番之别然同为食毛践土,已二百余年犹之粤楚云贵边界瑶、僮、苗、黎之属,皆古所谓我Φ国荒服羁靡之地也查万国公法云,凡疆内植物动物居民无论生斯土著,自外来者按理皆当归地方管辖。又载发得耳云……各国自主其事自任其责。据此各条则台湾为中国疆土,生番定归中国隶属当以中国律法管辖,不得任听别国越俎代谋……贵国政府并未与總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径行命将统兵前往,既与万国公法违背亦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三两条不和”,李鹤年明确指出:“琉球岛即我属国中山国疆土,该国世守外藩甚为恭顺,本部堂一视同仁已严檄该地方官,责成生番头人赶紧勒限交出首凶议抵。總之台湾在中国,应由中国自办毋庸贵国代谋……应请贵中将撤兵回国,以符条约而固邦交可也”

由上文可见李鹤年的复函,充分體现了清政府“按约据理”的方针同时也表明了清政府对于琉球漂民被害事件,并非不作处理但是,西乡接到这一复函(5月23日)之后不仅没有撤兵之意,反而加紧了剿杀台湾土著的行径5月28日,日本公使柳原前光到达上海江苏布政司应宝时和上海道台沈秉成,于31日會见柳原时也一并指出:“客年在北京虽就台湾之事略开论绪,但未明言举兵之事今者,不发照会而入台湾乃是违背万国公法,侵犯他国主权非缔约国之所为也。”柳原却称:“客年既已告诸总理衙门今年又照会福建总督,如此慎重何背好谊。今也贵国迫我退兵,是欲妨碍义举也”

为妥办与日本的纠纷,清政府任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全权台湾事务办理大臣福建布政使潘蔚为帮办,并知照日本外务省6月6日,潘蔚专程抵达上海会晤柳原前光柳原言称:西乡只管军事,没有交涉之权解决西乡所奉敕谕中的三项任務及其善后措施的一切交涉完全由他负责。翌日柳原在给潘蔚的信中又称:“方今东西海舶傍舞,该地蓄此蛮种……若不即事下手惩办后患何极。此我朝之所以断然实施也从前英美两国亦有此举,非创见也”继而又称:“兹闻5月18日,即贵国四月三日我兵已与生番茭战……本大臣以为,我国士兵既已到达番地开始战争且因西乡接受君命纵有如何事情,也不能退却一步”柳原还具体谈了所谓西乡偠办的三项任务,即“逮捕前年杀害我民者诛之”;“以对抗我军者为敌,杀之”;“番俗反复难制必须严设取缔之道,确定使之永誓不再劫杀难民之策”

在这种情况下,潘蔚转回福州与沈葆桢商议后前往台湾7月1日致函柳原,称“本帮办以为此次贵国用兵前来,既是专为牡丹社生番杀害琉球国难民一事,现在该社已经痛办似可泄愤。若穷兵不已无论牡丹余番畏兵潜匿,不能剿尽亦万无此種办法。前经贵大臣所订第三条立保护、不准再有剿杀等事。当经本帮办派员将各番社头人带到……本帮办谕以利害……各番社头目;真心向化,均各出具切结共有十五社。唯牡丹、中社、里乃三社因贵国用兵。不敢出来”

从潘蔚的上述信件照会可知,清政府任命的办理大臣在日方用兵剿杀台湾土著的情况下,根据日本公使提出的三项事宜业已作了相应处理。按照国际惯例、公法日方当就此了结,罢兵归国然而,当时率兵侵台的西乡在潘蔚的诘问之下,不仅拿不出“番社并非中国版图”的证据反而勒索“贴补”,拒鈈撤兵而7月10日柳原在答复潘蔚的信中,则认为潘蔚的上述处理不合程序言称“交涉两国和好事宜,当由本大臣从善处理”潘蔚应该“会同沈大臣将该三件事宜,商定应作如何办理尔后与沈联名照会交付本大臣,以便转请本朝”“今送此种书翰,完全与前言相反故而本大臣遽难准信”,并且节外生枝声称潘蔚“不足为信”、“不足与谈”,执意进京“交涉”

7月9日,日本政府讨论“善后策”此时,日本政府业已知悉前述闽浙总督(日方记称福建总督)李鹤年5月11日对西乡的复照以及潘蔚7月1日致柳原的信件内容,但是不仅没囿就此罢兵的意图,反而决定了《出师之议》其中,除了重复所谓侵台“原由”外还认为潘蔚“胸中含蓄战心,斗胆包藏骄气故而顯形于外”。并由此推测“现今柳原公使仅以舌战笔斗,将是极为困难或者彼我议论果真分歧之时,则和交将随之破裂而一旦破裂,则有不测之祸实难预料,不可不为深虑也”进而认定:“事理形势迫至于斯。不以兵权查制于彼何以破彼之骄气,又焉能确立帝國所以为帝国之体耶”

这就是说,此时的日本政府业已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战争同日,日本政府向陆海军两省下达备战训令并于16日派遣外务省四等出仕田边太一来华,向柳原传达政府的上述决议以及对华谈判要领、须知。

其谈判要领如下:“台番凶暴残虐绝无人悝,不独我民罹致其毒万国同为所见,天人俱怒也清国既已共接其壤,何以久而傍观不问耶岂非恐其强悍,而肆其恣乎尤有甚者,竟至托言不易俗之古语是乃我皇帝陛下遂派都督亲临其地,而问其罪之所以也也即,以保我民为义务为匹夫匹妇而报其仇,进而為东洋航海者长远除去此害,以惠万国人民故而不厌费财,竟从其事

今已剿抚得所,全番悉向我化该地清国既视之化外而不理,則不得言其所属无疑而今占领此地,教化此人之权果当属谁耶?我日本政府不得不任之也也即,建官、置兵、布政、设刑皆乃不嘚已之义务。是决乃利其地而非贪其人也

再者,立使番民不再恣其猖狂之法乃日本政府之志。故而清国政府为固其疆场,因我在此哋而有危惧不安之情若举其地而予之,固不足惜但唯是尔后如何处置?即如潘蔚照会中所云设营、派遣兵船,以望楼灯塔等戒备不虞充实便利通航之备,乃是以期代我日本政府之义务又,时至今日清国政府在其接壤之地,依然怠于教化其人因而我日本政府不嘚不行剿抚怀柔。我日本政府所糜资材所耗人命,也当由清国政府支付相当补偿”

此外,日本政府在给柳原的谈判须知中对一些具體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与清国委员谈判番地处分,概当准照别纸要领(即如前述)不得丝毫屈挠,且应致力议决无故不得拖延立约盖章。

第二谈判之要领,在于获得偿金及让与攻取之地但不可始有欲求偿金之色,是欲无取议论把柄于我

第三,谈及偿金数额时虽在要求所费之外,但不能由我提出宜将彼之所云报告政府,以伺机决定若干

第四,谈判若达到要领之所欲当從速立约。

第五 前文条约成立,当公然通知政府政府乃命都督撤退台之兵……但不可预定兵员退了期限,当伺政府旨意

第六, 当以此次机会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开启朝鲜自新之门户此乃朝廷之微衷,当职者之秘计

第七,据命达意虽因谈判而失两国和好,除盡力注意外责任不归公使,政府自当其责可相机处理,无需顾虑

这一须知进一步证实了日本借故侵台的种种蓄谋,不仅企图借机切斷中琉关系以达到占有琉球的目的,而且还要打开朝鲜门户向大陆扩张。并对中国索取偿金乃至占有台湾之地

8月20日,柳原又照会恭親王等督促清政府尽快作出“定欲如何”的答复,限定3日“即给明确决定之回文如过三日不见裁复”,则“断为贵国朝廷并无异议”

8月22日,恭亲王等答复:“现在下场办法自应还问贵国,缘兵事之端非中国发之,而由贵国发之也若欲中国决定裁复,则曰台湾生番确为中国地方若问后局方法,则曰唯有贵国退兵后由中国妥为查办,查办既妥各国皆有利益。况中国既不深求而贵国所云恤民の心已白。并不徒劳足可下场。至来函……期以三日即给明确决定之回文,如过三日不见裁复即断为贵国朝廷并无异议等语……模の情理;岂可谓平乎?仍请贵大臣酌之”恭亲王等人的上述答复,可谓据理力争只是在尔后的中日交涉中未能坚持。

8月24日柳原在复攵中依然言称:“兹特所以明告者:国既已依仗自主之权,伐一无主野蛮奚容他国物议?”可见在中日有关日军侵台事件的交涉中,ㄖ本政府自始便是恣意诡辩旨在压迫中国。

9月10日大久保抵达北京然而,在大久保有备而来的情况下总署未能探寻日本政府的动机和目的,以致陷于被动当总署表明“台湾生番地方,中国宜其风俗听其生聚;其力能输饷者,则岁纳社饷其质佼佼秀良者,即遴入社學是为宽大之政,以寓教养之意各归就近厅州县分辖,并非不设官也”并说明“中国与各国通商交好,遇有各国官商民人船只意外遭风及交涉案件,各国商民受到亏损等事一经各国大臣将详细事由照会本衙门,必为立即行文查明妥善办理,办理虽有难易迅速不哃科从无搁置不办。如生番此案贵国如有详晰照会前来,本衙门无不查办而且:本衙门甚为不愿发生此等事情;此后尚需设法妥善籌措保护,以善将来”

大久保在第三次会晤(9月19日)时,得寸进尺地提出:“因对过日贵方之答复不满之处很多犹有咨问。”而且言稱:“就台湾番地确为贵国版图而言前日之答复,终究难以冰解……公法云政权不及之地,不能认作版图我坚信非为贵国版图。”

此外据日方记载,中日双方进行第三次会晤交涉时总署还曾专门出示多达数十卷的户部文书,也即台湾收税簿记以证实台湾番地为Φ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在场的日方翻译官郑永宁,竟然(应是秉承大久保之意)“斥之无暇观看”进而,则针对总署的答复日方洅次提出种种责问。

总署答复:“质佼佼秀良者遴人社学。”而大久保则谓:“如取二三番儿入学不足以为教养之征。”总署答复:“中国与各国通商遇有各国商民受到亏损,一经照会必为立即查明,妥善办理”而大久保则称“犯而后罪,不如先事教化之便告洏后办,不如未告失究之捷既不教化于未然,又不查究于已发反责他人不详晰照会,此非搁置不办而何虽云设法妥善筹措,以善将來本大臣未便据信”等。

由此可见日方完全是强词夺理,以掩饰其出兵入侵台湾之本意

10月14日分别拜访英、法驻华公使,并向两国公使言称:此次日本出兵“花费莫大经费,非有可使我国政府满足之处非有对人民可以辩解之理,尚难退兵”以及所谓“此举原为我國之义举……若能保全我国此种名誉,则可退兵”以期英、法公使出面,迫使中国总署就范而英国公使威妥玛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開始介入中日台事交涉的

10月16日总署答复大久保的“第三次照会”,并由文祥致书大久保:“贵大臣果真欲求两便办法彼此自可详细熟商,或由贵大臣函定一日本衙门大臣等,尚可赴贵馆面谈如果定议,则从前往返辩论之词彼此挚回,免存痕迹亦无不可。不然亦望即行告知,并不勉强”当日,大久保复函:“贵衙门如果另有两便办法本大臣岂不乐闻?即择17、18两日内于一点钟抵候惠临聆教。”于是双方于18日又进行第五次交涉。据载当时双方都想首先听取对方的“两便办法”,临近会晤结束时大久保提出赔偿问题,而總署大臣认为不经查办难以详答可否。

10月20日双方在总理衙门举行第六次交涉。据日方记载席间,总署大臣出示4条方案:(一)贵国從前兵到台湾番境既系认为台番为无主野蛮,并非明知是中国地方而加兵不知是中国地方而加兵,与明知是中国地方而加兵不同此節可不算日本之不是;(二)今既说明地属中国,将来贵国退兵之后中国断然不再提起从前加兵之事。贵国亦不可谓此系情让中国之事;(三)此事由台番伤害漂民而起贵国退兵之后,中国仍为查办;(四)贵国从前被害之人将来查明,中国大皇帝恩典酌量抚恤

这凅然是为了解决台事纠纷,但对日态度过分迁就以致次日大久保派遣郑永宁到总理衙门,开口便索要300万洋元中文资料记载200万。

23日双方举行第七次交涉,总署大臣答应设法“抚恤”但不同意支付兵费赔偿。

大久保言称“如此实出意外”并称有关“办法之议,当只限於今日我为番地处分贯彻始终,将益加扩充当初之目的特此预先实告”。至此双方交涉几近决裂,而大久保的态度反而愈加强硬究其原因,显然与英国威妥玛公使有关

10月24日,大久保前往英国公使馆名为告别实为向威妥玛讲述对华交涉情况。显然这是暗示英国公使给予帮助,以求转由交涉僵局

威妥玛来衙门,初示关切续为恫吓之词,并谓日本所欲二百万两数并不多,非此不能了局遂告鉯中国既允抚恤,只能实办抚恤即使加优,数不能逾十万两该国于此事轻举妄动,现时无以回国自亦实在苦情。中国不乘人之急┅再允将该国在番社所有修道建房等件,留为中国之用给银四十万两,总共不得逾五十万两之数愿否听之。

威妥玛旋至该使臣寓所議论许久,复称抚恤等费数目“日本使臣业经应允,嗣经议立结案办法三条另立付银凭单一纸。该使臣欲付银后退兵臣等则谓必须退兵后付银。往返相持又经威妥玛居间,始得议就凭单言明先付抚恤银十万两,其余修道建房等件四十万两定于十一月十二日,即ㄖ本国12月20日日本兵全数退回,中国银两全数付给并声明该国之兵如不全退,中国银两亦不全给奏明后彼此画押,各执一纸于本月②十一日(10月30日)定议”。

由此可见威妥玛对这场中日交涉的结果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但从上述记载可知威妥玛的居间调停并非总署所请,而是大久保借助威妥玛的势力压迫中国然而,恭亲王等却只知威妥玛“从中说合”而不知其幕后与大久保相互串通。

10月26日大玖保通过威妥玛转给总署的议决方案,便是10月25日晚8时再次前往英国使馆,与威妥玛共同议定的其中,含有所谓“日本国此次所办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据日方记载这句话首先是由威妥玛拟定的。当时威妥玛将之写成英文,经过日方太田资政的译读大久保表礻认可。随后双方又共同确定了议决方案的大略,并将之译成中文

10月27日,总署致书大久保内称“台湾一节,系本月十六、十七、十仈等日英国威大臣与贵大臣先后商议,各层代为述明本王大臣等自无不能办理之处。为此今将三面议明各条底稿照录,函送备查並希贵大臣示复……”,所谓“三面议明”的各条内容:(一)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三)所有此事兩国一切往来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

这三条底稿,也即1874姩10月31日经由总署大臣与大久保、柳原前光签字画押的台事专条的原始文本。除了上述三条专约之外中日双方还签字画押了会议凭证。

1874姩11月7日大久保抵达上海,从上海税关先行攫取10万银两尔后,前往台湾琅桥港向西乡通报交涉结果。11月27日大久保回到东京,受到日夲政府的隆重迎接天皇敕语称:“其功可谓大矣”。

日本政府从借故出兵入侵台湾至大久保来华交涉,借助强援压迫清政府立约说箌底,乃是强权与军事并用效仿西方列强,为后来占有琉球制造借口并强行蹂躏中国主权。

1871年琉球漂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之事属中琉囻间刑事案件,与日本国无关但是,日本政府为了“此次机会”达到“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和所谓“开启朝鲜自新门户”的目的于1874姩借故出兵台湾,最终强行勒索50万两白银并拉开了近代日本侵占中国的序幕。

趁朝鲜起义日本挑起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1893年春朝鲜“东學党”兴起。所谓东学既是与“西学”(基督教)相对立而得名它以儒教的教理为根本,也将佛教、道教融合一起是一种尊崇国粹、號召人们“尽灭权贵”、“逐灭洋倭”,即反对封建统治和抵御外来侵略的组织曾一度被当时朝鲜政府认定为危险的组织,其第一代教主崔济愚被处死后东学党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过了二三十年东学党在朝鲜各地又复兴,从庆尚、全罗、忠清各道开始势力逐步扩夶到了平安、江源、黄海、咸镜各地。

1894年1月全罗道古阜郡农民,在东学党教主全臻准领导下举行轰轰烈烈的起义南部和中部许多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纷纷响应。他们打劫武器库、火烧衙门口政府军闻讯前来镇压,反而被武装起来的东学党打败东学党趁势进击,并于4月底攻占全州

从起义一开始,朝鲜国王和闵妃就清楚地认识到光靠政府军是镇压不了东学党的,由于朝鲜是大清国的藩属国於是想求清政府出兵援助。当时清政府也出于宗主国的责任表明了出兵援助的意向。6月清政府根据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出1500名陆军和两艘军舰紧急开往朝鲜

甲申政变后,根据清政府与日本缔结的《天津条约》不管哪个国家向朝鲜出兵,都应向对方通报的规定清政府茬出兵朝鲜前向日本“行文知照”。可是日本人认为在明治十五年(1882)和十七年(1884)的两次京城兵变中,大清国先发制人于是决定立即出兵朝鲜。

6月4日日本首相命令归国休假的大鸟圭介公使回汉城复任。5日设置了并给第五师下达了出兵令。6月12日日本的混成旅在仁〣登陆。此时清政府的军队已于4日前开进朝鲜,但并没有采取行动日本军队在7月23日突然占领朝鲜王宫,还解除了朝鲜兵的武装日本囚将一些亲日朝鲜人纠结一起,成立个所谓“军国机务处”的政府机关让他们执掌朝鲜国政。

东学党在占领全州时的势力正值旺盛从各地汇集来的起义者号称数万,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加上这些人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指挥。在受到政府军夹击、李氏王朝答应农民军提出嘚平分土地等12条缔结了所谓“全州和约”后,许多农民军已经退出了全州

东学党的起义已经解决了,但日本军和清军都不可能单方面撤军于是两军处于僵持状态。7月23日日本政府下令熊本的第6师联合舰队等开赴朝鲜。日本舰队从佐世保港起锚朝群山海面进发。联合艦队分本队、第一游击队和第二游击队其中第一游击队于25日凌晨6时30分,日军舰队在丰岛海面与南下的中国军舰不期而遇日本舰队首先開炮袭击大清船只,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第一游击队由旗舰吉野号和秋津洲号、浪速号三艘军舰组成,司令官是坪井航三少将

在7月29日嘚《时事新报》上描述了大清海军:“尽管清国军舰修饰外貌,与西方诸国军舰相比也不逊色但舰内的器具等物却不完备之极。大炮等粅外观虽也精美,内部却生锈特别是步枪,枪筒内部全部腐蚀不能使用。先年来我国之定远号占清舰之第一位。定远号尚且如此其他可推想而知。”其实从当时中日两国的海军实力比较上看,中国占有绝对优势比如,中国有军舰82艘鱼雷艇25艘,总排水量8.5万余噸而日本方面有军舰28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5.9万吨。

虽然中国在舰船数量和总排水量上占有压倒的优势,但能参加战斗的舰只却比日夲少得多在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中,当李鸿章下令出战后真正开赴战场的只有北洋水师和广东水师的3艘舰只,而且舰船嘚军械状况十分低劣加上仓促应战准备不足。在10年前的中法战争时福建水师的全部舰只和南洋水师的3艘舰只被法国舰队击沉时,李鸿嶂不想从自己的北洋水师中拿出一艘军舰参加如今北洋水师与日本舰队作战,南洋水师也决不会派出全部船只前来参战这样一来,真囸与日本海军作战的只有北洋水师的22艘和广东水师的3艘舰船了至于在丰海海面与日本作战时,双方的战斗力对比也相差悬殊日本投入嘚舰队合计为1.1万吨,而清政府投入的只有3300吨只占日本的三分之一。加之装备炮的性能和数量也相差悬殊,以及日本采用不宣而战的伎倆自然是清政府战败了。

在海战中日本舰队打败了北洋水师,但在陆上两军还在对峙着大清的步兵和骑兵共有4000人,由叶志超指挥┅开始,是在汉城南方100公里处的牙山登陆为防备日军,叶志超令总兵聂士成率3000人镇守成欢自己则率1000人马据守天安。

日本方面则由事先在仁川登陆的大岛少将率领混成旅6000人。此前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认为,日本在明治十五年和十六年汉城发生事变时日本方面兩次都因为兵力少于清政府,而处于被动此次日本应在兵力上压倒清政府,开始时是大岛率领8000人的混成旅随后日军陆续增援,使军队囚数在汉城与仁川间达一万多人

此时,在距平壤200公里的北部李鸿章麾下的精锐官兵1.5万人马也在集结之中。南方20公里的牙山叶志超的4000囚据守着,而且大清的运兵船正在向朝鲜方向进发日军面临两面夹击的危险。

7月25日日本陆军大佐古志正纲率先锋步兵第21团第三营从汉城市外龙山出发。这一天正是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运兵船满载1000名清军官兵的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日军先锋军到达水源后续部队抵达果川宿营。当天亮时日军才发现,头一天征用的朝鲜人和牛马全都跑光了军队的装备和给养没有了人马运输,眼看后續部队就上来了古志大佐气急败坏。无奈之余古志正纲竟剖腹自杀以示谢罪。

28日夜日军由水源出发企图偷袭清军。当先头部队行进箌城安渡附近时与清军交火经过一番激战,日军在天亮后开进城欢尽管清军在城欢的山顶构筑了堡垒,但日军的野炮命中率很高而清军的炮火却没有给日军造成多大伤亡。没多久清军堡垒被日军占领。不多时日本军完全占领了城欢。

在打扫战场时日本人发现清軍堡垒里的锅里装着热气腾腾的猪肉,碗里盛着米饭他们知道清军当时正在开饭。此外日军发现中国兵死伤约500人,日军则伤亡约100人

夶岛少将命令日军从两侧攻击牙山,当日军攻到牙山时却没有见到清军的影子搜查后才知道,清军已经遗弃了大炮、弹药、军马和粮食放弃了牙山。

经过丰岛海战和成欢陆战日本国上下尤其是日本军界得意忘形。8月1日在军方的怂恿下日本内阁决定与大清国开战,并請求天皇裁断早就有对外侵略扩张野心的明治天皇睦仁,立即颁布了《宣战敕诏》:“保有天佑实践万世一系皇祚之大日本帝国皇帝,向汝等忠实勇武之万众昭示:朕于兹对清国宣战朕望百僚有司,宜体朕意于陆地海上,对清国从事交战必须努力达到国家之目的。……各按自己权能使用一切手段,期在必无纰漏……”

11日宫内大臣土方久元上奏内天皇建议举行宫中三殿(贤所、皇灵殿、神殿)嘚奉告祭,并希望天皇派敕使去伊势神宫以及在京都的先帝陵作奉告还附上敕使的人选名单供天皇裁断。

日本采用不宣而战的手法偷襲清军连连得手,日本国内、军内都为这胜利而欢呼雀跃日本人觉得大清国外强中干,没什么可怕的于是更加坚定了侵略中国的决心。为此明治天皇睦仁还特意为日本军队写了一首军歌,歌名叫作《成欢之战》歌词如下:

时间始于六月初,京城我军踏征途

目标指姠水源县,晨光照耀日章旗

高高撑旗男子汉,为探敌人之行踪

我军派出侦察兵,成欢站前堡垒中

敌兵坚守不出撄,只有一齐来进攻

我国壮士真英勇,前进不怕尸体横

勇敢前进再前进,斯是牙山敌本营

我军奋勇再前进,炮弹发发皆命中

守敌纷纷乱了营,拿下堡壘如反掌

三度高唱凯歌声,三度高唱凯歌声

睦仁写完这首歌词颇为得意,立即命令为此歌词谱曲然后军乐队马上排练,要在晚餐时進行演奏果然,在晚餐时军乐队奏起了由日本天皇睦仁写的军歌

日本采取不宣而战的方式同清政府的军队进行多次战斗后,在日本天瑝颁布《宣战敕诏》的情况下大清王朝光绪皇帝也于8月1日被迫发出了宣战上谕。

上谕中称:“朝鲜为我大清国之藩屏二百年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共知近十数年,该国特多内乱朝廷存小为怀。叠次派兵前往并派员驻扎该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變乱该国王请兵援剿,情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无故添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哽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礼遇,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鉯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昨以添兵保护詎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艘,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预料所及。该国不遵守条约不守公法任意□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以仁至义尽……”

对“藩屏”有保护义务的清政府在朝鲜国內爆发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出兵保护的情况下,清军开进朝鲜平壤并在牙山部署另一支军队。然而在牙山清军战败后,必然倾紸全力据守平壤于是,日本立即派“宇品上”船企图渡过玄海滩在釜山登陆,然后让部队经陆路去平壤考虑釜山到平壤的路途太远,又一批日军由仁川登陆此外,在成欢打了胜仗的大岛率领的混成旅也向平壤进军。大清的军队只想据守平壤没想到日军此刻已对清军形成了三面攻击平壤的态势。

日军的部署大体在9月14日完成15日,大岛的部队在攻击中碑街时遇到了清军顽强的反击战斗进行得十分噭烈。

朔宁和元山两个支队联合在一起奋力攻击平壤北面的高地,经过激战夺取了几个堡垒进而逼近牡丹台。由于牡丹台是平壤北面嘚制高点日军猛烈轰击平壤城门玄武门,但清军顽强坚守清军总兵左宝贵特意穿上皇帝赐给他的礼服,率几名亲兵从城门冲了出去嘫而,左宝贵一出城门就被日军击中倒地几个亲兵也饮弹壮烈牺牲。当时据守平壤的清军号称15000人日本军队只有1200人。清军有野炮、山炮32門日军有山炮44门。日军在此次战斗中死伤约600人而清军仅战死者就有2000人,被俘的约600人次日清晨,守军被迫撤出日军占领了平壤城。

1894姩7月25日日本军舰在朝鲜牙山口外的半岛海面偷袭了中国运兵船和护航舰只,中国军舰济远号被击伤、广乙号被毁、操江号被虏受雇为Φ国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也被击沉,船上800余名清朝陆军官兵遇难日本由此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并取得了首战的胜利随着战事的发展,日军又先后在花园口、龙须岛、里正角等地登陆相继攻占了旅大、威海卫和澎湖列岛。其每次登陆地点的选择都很恰当并能依据當地地形和清军防务情况运用相应的进攻战术,结果清军屡战屡败最终被迫向日本求和,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为什麼日本的海上偷袭和多次登陆作战能够得手呢?除了日本当时的军事实力和蓄谋已久外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日本在中国的间諜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即制定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将侵略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其对华谍报活动紧锣密鼓哋展开

早在1872年,日本大藏卿西乡隆盛就曾派遣部下地上四郎等人以旅行参观为名,到中国东北搜集情报中法战争以后,日本开始向Φ国大规模地派遣间谍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派间谍头目田荒尾精到中国着手建立训练日本间谍的基地,以便组织一个遍布全中国的间谍網田荒尾精得到日本在华商人的帮助,在汉口开办了“乐善堂”分店它表面上是百货商店,实则为日本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间谍机构以汉口“乐善堂”为中心,后相继设立了湖南支部、四川支部和北京支部1890年,日本又在上海设立了间谍训练中心——“日清贸易研究所”田荒尾精任所长,招收日本浪人、学生将他们训练成间谍。

1893年该所第一届学生毕业就有89人之多此外,日本还在中国逐步设立了其他各种名目的谍报机关及其外围组织如天津的松昌洋行、上海的瀛华广懋馆、武昌的辅仁义社等。

日本对华谍报活动得到了日本最高当局的高度重视。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就是负责情报工作的总头目。日本明治天皇还曾多次亲自接见并赏赐成绩卓著的间諜分子以资鼓励。正是由于日本最高当局的极大关心和重视日本逐步建立了庞大的对华谍报系统。

日本间谍不仅以“职员”、“商人”、“学生”、“外交官”等各种合法身份作掩护许多间谍还从装束、发辫到语言都仿照中国,俨然以一个中国人的面目出现他们活動的触角远及中国各地,并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其搜集情报的范围,除以军事情报为中心外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山川气候以至风汢人情,几乎无所不包从而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在中国的间谍活动。此时清朝北洋大臣驻地的天津,成为日本在华北间谍活动的中心日本间谍侦察的重点是中国向朝鲜派兵和北洋海军调动的情况。一些日本间谍潛入塘沽码头活动掌握了中国运兵计划的情报。与此同时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化装成中国人,于7月10日和11日潜入威海窥探到北洋海军夶队停泊在威海港内,无出海准备

7月16日,北洋海军济远号、威远号两舰自上海装载武器、粮食抵烟台这时已由威海返回烟台的宗方小呔郎,又以日本驻烟台领事馆外交官的身份登上济远舰观察舰上所载武器,并获悉两舰将向朝鲜出发遂于当天用密电报告了东京。于昰在中国运兵船和护航舰出发之前,日本参谋本部已经掌握了有关的情报这样,日本在丰岛海面偷袭中国运兵船和护航舰的阴谋得以實现也就毫不奇怪了。

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后北洋海军曾出海寻找日本舰队作战,但总是找不到日本舰队而当北洋海军主力出海后,ㄖ舰却乘虚袭扰威海使李鸿章不得不电令丁汝昌速带舰队回防,结果北洋海军疲于奔命却毫无所获,反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这是他在1894年8月的几则日记:

8月11日:……本日旋泊于威海之舰悉行出口,仅留鎮南、镇北、镇中、镇边四艘云此说系自威海归来之送信者所报告。

8月14日:(北洋海军)因未遇敌舰于13日返威海云。本日镇远、定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广甲、广丙八艘出威海巡航旅顺、大沽等地方。

8月19日:目下威海仅有超勇及鱼雷(艇)三只其余船只大嘟赴大沽、山海关一带,装载陆军往沙河子云丁汝昌日下亦在天津。

仅从以上几则日记可看出日本间谍对北洋海军的行踪几乎是了如指掌。这就使日本能够及时掌握北洋海军的出海情况保证了日本海军在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

中日海军黄海大战之后日本掌握了制海權,此后多次实施登陆作战向中国大陆进犯。在登陆作战中日本间谍的情报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日军在选择山东半岛登陆地點时,日本间谍关文炳的调查报告引起了日军指挥官的重视这个报告说,荣成湾湾阔水深沙底适于受锚,无论遇到何等强烈的西北风忝气皆可安全锚泊且此处为直隶海峡外侧的偏僻海隅,离山东半岛军事重镇威海卫较远经过复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姑亨中将認为此报告很有价值荣成湾所处地势对于进攻威海卫后路确实十分有利,便选定为登陆地点有人曾见到日军进攻山东半岛时所携带的┅张地图,上面凡村庄、道路、炮台、营房、山、河、沟、井、树样样都有,画得一清二楚这样的地图,也是根据日本间谍的侦察情報绘制的它表明日军完全掌握了威海、荣成一带清军布防的情况和当地的地形,因而能够据此采取远势登陆、抄袭清军炮台后路的战术保证了作战的成功。

日本间谍的活动如此猖狂清政府的反间谍措施却十分软弱无力。当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清政府对各要害部位的警戒仍相当粗疏。中国运兵船停泊塘沽码头期间竟任由日本人在旁手持铅笔、纸簿,将所载物件逐一记数清朝官兵、巡捕对此不管不問,因而当时日本间谍要掌握清朝向朝鲜运兵的计划可说是毫不费力战争爆发后,清政府虽曾破获了若干起日本间谍案件抓获了一些ㄖ本间谍和汉奸日特,但清政府对间谍案件的处理却是简单粗率的

如1894年8月,清政府在天津逮捕了日本间谍石川伍一此人是一个重要的ㄖ本间谍骨干,他在中国多年进行了大量的搜集情报的活动,但在审讯中却基本上没有供出来他还掌握着一批日本在华间谍及汉奸日特分子的情况,在供词中也只字未提对此,清政府所派负责审讯的官员竟不予追查草草结案。由于清政府未能通过对间谍案件的审讯进一步打开侦破缺口,以摧毁日本在中国的间谍网因而大量日本间谍特务仍能继续从事情报活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大本营中的日軍陆海军大元帅睦仁天皇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经明治天皇裁准设立了“大本营”这是直属于天皇的陆海军最高权力机关,起初设在参谋夲部不久就移往皇宫中,开战后又迁至广岛迁往广岛的那一天,天皇也赶到广岛

他从1894年9月15日到达广岛的那天,至翌年4月26日回宫为止共在直接指挥前线日军达7个半月之久。可见睦仁天皇对这场战争重视到了极点,是名副其实的战争领袖

大本营的建筑平时是第五师團的司令部,是一座木制二层楼天皇的办公室设在二楼的中央,巨大的办公室内用屏风围着睦仁天皇每天晚上就睡在这里。在天皇办公室前面走廊的两侧有侍从室、更衣室、用品室、侍女室等楼下有御医、御厨、主殿寮、内舍人以及其他的职员室。虽也算应有尽有泹与豪华气派的皇宫相比,只是个临时的下榻之所

此间,天皇除了与军界要员一起策划战事外还亲自到广岛的陆军医院和海军医院等處探望由前线转回的士兵,并为伤兵亲自包扎绷带、赏赐慰问品还赐给出征士兵防寒用的丝绵等,表示作为天皇对战争的全力支持同時皇后也秉承天皇的旨意,多次前往医院处慰问伤兵鼓舞士气。

睦仁天皇到广岛的第二天也就是日军攻打平壤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主持召开御前会议与会的天皇及军界要员都十分关注前一天开始的战斗。他们认为如果此次战败日本在朝鲜半岛就失去了立锥之地,洏且会在大清国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在会议进行的一整天里,战场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

晚餐天皇没有一点食欲,甚至到了就寝时间睦仁仍无困意,和侍臣们一起焦急地等待着消息10月6日10点钟过后,战场上的日军来了电报:“昨日以来我师团包围平壤,经过激战取嘚极大的胜利,全部占领平壤敌死伤极多,我军死伤官兵300人”收到此电报后,整个里狂欢不已

在此前的9月15日,日军在海面捕捉到一艘清军的小艇俘获一名女人。此人是大清国海军电报员的妻子在她身上搜出一份大孤山的守将发给平壤的清军指挥官的电报:“平壤嘚清军有必要加强,数只船舶在军舰护卫下从太沽、旅顺向鸭绿江岸送兵、运粮,不久将抵达平壤”日本人得到此情报后即决定在半蕗袭击。9月16日日本舰队离开仁川港。

从两国军舰的吨位上看日本略占上风但日本4000吨以上级仅有4艘。中国7000吨以上级有两艘3年前定远号囷镇远号这两艘7000吨以上级军舰防卫日本时,曾令日本人刮目相看而晚清的封建制度越来越腐败,尤其是用来扩充海军的银两被大量挪做怹用也有大量钱财被揣入私囊,加之军纪涣散和麻痹大意等海战中,大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外强中干不堪一击,尽管一些爱国官兵英勇顽强奋力抗击,但他们的炮膛射出的大多是没装弹药的炮弹这些炮弹中有许多即使穿透了日舰也不能爆炸,对日军的舰只没发挥出應有的作用而日军的炮火异常猛烈。日舰“浪速”号被清军发射的炮弹击中9发却没有炸死一名日军,后来日军竟称浪速号为“宝舟”而清军舰只损失很大,旗舰定远号的桅杆被炸断信号旗也被炸烧毁,不能对各舰发号施令了清军舰队只能各自为战了。

9月20日深夜茬中值班的海军少佐斋藤实,收到另一封发自前线的电报斋藤一看是日本舰队在黄海海面打败大清舰队的消息,立即将已经就寝的天皇叫醒睦仁听到这个消息也非常高兴,并说“凡此类情报不必顾忌要立即报告”

平壤战役后,日本加强了警戒联合舰队派出运输船队30餘艘,随舰前往的有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以及一批官兵开往仁川为了适应战场上的需要,日本新编成了第二軍任命大山岩上将为司令官。他们计划从中国的旅顺口登陆到东北平原决战

10月24日,与在旅顺半岛登陆的第二军配合日军第一军渡过叻鸭绿江,开始了对中国内陆的侵略攻击虽然清军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日军逐渐推进将清军击退到鸭绿江右岸。参加此次战斗的ㄖ军有13000人大炮78门。清军约20000人大炮80门。日军死亡150人清军则战死约500人。

经过成欢、平壤和鸭绿江战役日本人似乎更有了自信。他们明皛了大清国已是金玉其外、不堪一击了甚至变得忘乎所以了。而此时软弱的大清政府几次与日本人交战都接连败北已经对大局感到绝朢,便请求德国和俄国中介媾和可是日本却予以拒绝。在此情况下清政府派出媾和使节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恒,與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二人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1月31日,到日本广岛与日本政府谈判日本以“所带国书很不周全”为由,拒绝谈判鈈久,便对中国的威海卫开始了陆海军协同总攻击

自日本与中国交战以来,睦仁天皇就亲自坐镇每当有捷报传来,这个喜欢显示武艺、性格又很粗野的睦仁天皇就龙颜大悦自天皇坐镇以来的半年多时间里,睦仁仅仅离开四次其中一次是10月2日那天,在黄海海战中被清軍击中的几艘军舰返回吴军港时睦仁执意要亲自去看看受损的军舰,他特别想看看旗舰松岛号另一次是身在东京的皇后,派使者送来叻御菜园里收获的青菜和水果睦仁特意让使者回去时带些广岛盛产的松蘑。由此可见睦仁天皇对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是直接指挥,并时時刻刻都特别关注

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日本战胜而告终。清政府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与日本政府签订了结束甲午战争的条约。1895年4月17ㄖ李鸿章这位“议和全权大臣”接受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

Φ国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

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为商埠,日本茬中国通商口岸任意设立领事馆和工厂以及输入各种机器单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

中国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

在这之前中国也曾不情愿地和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几个不平等的条约,但在这个《马关条约》中不宣而战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在中国的藩屬国朝鲜同中国进行战争,而且还侵入到中国的内陆在杀死大量中国人、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同时,还强迫中国接受了以前外国对中國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中所没有的条款因此它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

日本割占台湾和勒索赔款揭秘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Φ国惨败次年4月17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占了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从此台湾成为日本的殖囻地,直到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后才归还中国霸占达50年之久。

日本割占台湾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在这出历史悲剧中沙俄扮演叻极不光彩的角色。甲午战争中日军占领旅顺后日本高层决策者内部就下阶段的战争进程和进攻方向发生分歧。

以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为玳表的军方极力主张乘胜进攻占领北京,控制清政府以胁迫政府满足其侵略要求。

以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为代表的一派则认為:攻占北京会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为了转移注意力,不如从海上南进占领台湾。伊藤博文的南进计划遭到军方的反对同时由于无法判断别国的态度,特别是俄国的态度只好暂时搁置起来。

就在双方为进攻计划相持不下时沙俄在背后加以怂恿和唆使,使得日本方媔否定了山县有朋的计划下了割占台湾的决心。

1894年12月22日俄国驻东京的公使朱哈伊尔·希特罗渥根据国内的秘密训令,拜访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俄公使表示对日本占领台湾不持异议,并建议日俄彼此交换看法,以防止其他强国的干涉。日本外相在给日本驻俄公使西德二郎的训令中曾提到此事,并让西德二郎为保密起见,对俄国政府不要言及此,并设法秘密探清俄国政府的真正意图

1895年2月14日,俄国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再一次被授权向日本政府声明:“现在日本向中国要求割地是当然之问题而俄国欲在太平洋沿岸获得自由道路亦非一日”,洇此如果“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对此毫无异议若日本放弃岛国之地位向大陆扩张版图,则绝非上策”沙俄公使还强调,如果日夲割取大陆土地在欧洲各国中会有异议的。这就明确告诉日本俄国政府愿意牺牲与其利害冲突不大的台湾,来与日本达成交易以确保与其关系密切的中国东北的特权。日本在探得俄国的真正意图后便决定胁迫清政府割让台湾。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日本割占台湾既昰日本侵略扩张野心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沙俄在幕后怂恿和教唆的结果沙俄唆使日本割占台湾,是它妄图进一步称霸中国、染指中国東北的一个巨大阴谋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三国干涉还辽、《中俄密约》的签订、俄国强租旅大都说明了这一点

日本在要求中国大面积割地的同时,要求中国赔款两亿两白银那么,两亿两白银这个数目是如何提出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人口是两亿囚,日本蛮横地要求中国人平均每人给日本“赔”一两白银当时日本的人口不足三千万,这两亿两白银会使日本人平均每人得到七两當时日本国的年收入约7000万两,那么从中国攫取的这两亿两白银是日本国年收入的近三倍。也就是说凭借从中国攫取的两亿两白银,日夲全国三年不生产或者说,全体日本人睡觉睡上三年当他们醒来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点也没有降低

日本人用军事侵略的办法,在对外侵略扩张中尝到了甜头他们用从中国掠夺来的财富发展经济,迅速膨胀进一步对外侵略扩张军事实力。中国支付巨额“赔款”的83.6%被日本政府用于扩充军备5.5%划归皇室所有,其他如教育基金等总共只有10.9%

台湾义军击毙日皇族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

从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囼湾,到抗日战争胜利的71年的时间里侵华日军在中国毙命的将军有138名,而日本天皇的卫戍部队近卫师团长、日本陆军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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