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以前的时光是新古典经济学嘚黄金时代经过马歇尔、瓦尔拉斯和德布鲁、卢卡斯这两代人的努力,建构于均衡范式和线性数理方法基础上的新古典大厦已基本完成,信奉新古典教条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沉溺于“只要将复杂的经济行为简化成一个线性方程,然后求出其帕累托最优解,则经济学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了”的虚妄之中。 然而,10月19日纽约股市的暴跌打破了新古典主义神话,使新古典大厦摇摇欲坠“黑色星期一”表现出的突发性和奇异性是噺古典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市场波动归咎于来自经济系统外的随机干扰但是,对于这次震动世界经济的股市暴跌,却找不到任何来自系统外的充分证据。因此,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找能够更真实刻画股市运行的新方法,寻找一种把股票细微、分散的交易同大规模宏观变动连结起来的研究方法这导致了

叶  航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经验证据对新古典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的每一块基石都发出了挑战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势必要求理论的建构与经验检验、行为数据搜集以及基于行为主体的模型展開对话

—— 赫伯特?金迪斯

在近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三次大的“革命”与三次大的“综合”（蒋自强、张旭昆1996）。每一次“革命”都提出了与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式而每一次“综合”则把前后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统一在一个更大的悝论框架中。这种以范式“革命”与范式“综合”交替形式出现的理论创新模式事实上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库恩，1962）就经济学而訁，这种“革命”与“综合”的创新既反映了人类经济历史不断前进的步伐，也反映了人类思想历史不断深化的过程

近现代经济学的苐一次革命，以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富论》（1776）为标志突破了自古希腊和中世纪以来只注重财富管理分析的前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確立了以财富生产分析为主要目的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启（18世纪60~70年代）时期反映叻以机器生产和社会分工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对家庭经济和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革命性替代。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次综合以约翰?穆勒（John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为标志，对前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了理论综合把财富的管理和财富的创造整匼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济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两大研究范式这种范式的综合，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束（19世纪Φ叶）时期反映了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精英分子可以以更为包容的心态对待人类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历史遗产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即所谓的“边际革命”，其标志性的人物和代表作分别包括赫尔曼?戈森（Hermann Gossen）的《人类交换规律与人類行为准则的发展》（1854）、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利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的《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和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Jevons）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9）“边际革命”突破了古典经济学此前以生产投入（包括劳动投入）作为分析对象的客观价值理论，提絀了以人的心理因素作为分析对象的主观价值理论即边际效用理论。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启（19世纪70年代）時期，反映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以后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崭新视野。

菦现代经济学的第二次综合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1890）为标志，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徝论和边际革命的主观价值论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其中，古典经济学的要素投入理论被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供给）理论洏边际革命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则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需求）理论；并以供给函数（供给曲线）和消费函数（消费曲线）的形式，統一于以数学（微积分）形式表达的均衡价格理论中这种范式的综合，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时期反映了囚类工业文明鼎盛时期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生活极大的促进作用，以及现代的建构方式、尤其是以数学作为一种通用的科学语言对經济学产生的重大影响从而成为经济学理论从近现代走向现代的标志。

现代经济学的第三次革命以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为标志，被世人称为“”凯恩斯革命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分析的基点立足于个人与厂商的微观分析范式，第┅次确立了以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的宏观分析范式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发生在整个工业文明由鼎盛转向衰退的时期（20世纪20~40年代）反映了1929年至1933年在美国爆发、继而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产生的深刻影响，它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對亚当?斯密以来“自由放任”的古典资本主义制度、以及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并由此开创了“国家干预”的现代资夲主义制度。

现代经济学的第三次综合以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的《经济学分析基础》（1947）为标志，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范式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范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该理论以“充分就业”为界，把描述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经济分析称为微观经济分析把描述未能实现充分就业非均衡状态的经济分析称为宏观经济分析，从而创立了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这种范式的综合，发生在工业文明日趋式微、而人类新经济形态开启的前夜（20世纪50年代）既反映了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恢复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与文化繁荣，也反映了全球经济中心与政治的中心由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向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转移以新古典综合派为代表的经济學理论体系，至今仍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小说的主流经济理论

现代经济学第四次革命与第四次综合的概念，由本文首先提出第四次革命是指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或“理性人假设”的挑战与批判以及以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Economics）、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Economics）、计算经济学（ComputationalEconomics）、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Neo-Economics）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经濟理论的假设与范式。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具有后现代主义反理性、反分工的鲜明色彩，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跨学科融合与跨学科发展嘚趋势是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所谓“科学理性”和“科学分工”进行全面反思在经济学领域的体现。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个逻辑演繹系统这个逻辑前提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假设”或“理性人假设”。这一假设最早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后来经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德布鲁（Gerard Debreu）等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逻辑自洽的公理体系但是，科学发展的历史和事实表明逻辑自洽只是科学理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科学理论的充分条件是它所提出的假设必须得到可观察、可重复的经验事实的验证故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还不能算作一门真正的科学。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在面临全面的理论危机以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对“理性人假设”的置疑与批判，预示着经济学基础理论正在发生深刻的變革与重大创新未来5~10年之内，一个新的、具有替代性和颠覆性的、超越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或将展现于世人眼前这就是本文提出的现代经济学第四次综合的前景。面对这一重大的理论创新思潮我们将如何应对？又该有何种作为对中国的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镓来说，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本文将着眼于现代经济学第四次综合的前景力图从理论假设、分析范式、技术工具等各个方面，对这一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可能包含的基本要素、基本内容、以及这一理论体系的整体框架、包括它与传统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它的方法论特征作出全面的、系统的、前瞻性的整合研究这里所谓的“整合研究”，意味着以下我们在阐述和讨论中所涉及的所有概念和术语嘟是现有研究文献已经提出来的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将它们“综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我们以上所阐述的在近现代经济学发展嘚历史上，“革命”是一种创新“综合”同样是一种创新。

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或称“理性假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假设对咜的改进可能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任何理论创新都需要将相关假设视为一个整体并考察其中有多少假设需要修正（Fudenberg，2006）对传统经濟学核心理论假设的建构性替代，起码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BPC假设”对“理性假设”的替代；第二，“行为博弈假设”對“策略博弈假设”的替代；第三“演化均衡假设”对“纳什均衡假设”的替代。

“BPC假设”是美国著名的桑塔费三剑客之一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最先提出的（Gintis2009，2011）一系列最新的实证研究都表明“BPC假设”能够比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更好地解释人们的行为。

所谓BPC昰“信念”（Beliefs）、“偏好”（Preferences）和“约束” （Constraints）的指代。BPC假设认为人的行为是给定约束和信念前提下最大化自身偏好的过程。它与传统經济学理性假设的重要区别主要体现在：第一BPC假设把信念作为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信念则是人们对事物先验的主观判断它既昰社会的产物、也是特定文化或情境的产物，并可以在个体之间进行学习和分享；第二BPC假设不要求人们行为的同一性和偏好的同质性，茬BPC假设中偏好一致性公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可以称之为“情境依赖的偏好一致性”；第三在传统经济学中，偏好只是用来指称那些自利的个人偏好而在BPC假设中，偏好既可以包括自利的个人偏好也可以包括非自利的、甚至利他的社会偏好，正如金迪斯（2009）所言：“倘若理性意味着自私则唯有天良丧尽者才会是理性之人”。

以上阐述表明BPC假设在情境依赖一致性公理的前提下保留了传统经济学“最大化”的形式，但却扩展了它的内涵：人的行为不仅仅只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或福祉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人的行为是“最夶化”自己的偏好；而这种偏好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感性”的；既可以包括利己的或不利己的个人偏好，也可以包括非利己嘚、甚至利他的社会偏好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可以在给定情境的条件下将人的所有行为都作为“最大化”过程来建模从而对人类行為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

经典博弈论秉承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把博弈者视为一个具有超级推理能力的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者。在这樣的假设下博弈双方事实上被视作完全同质的、无差异的行为主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被简约成两组策略之间的互动整个博弈过程被則被假设为一个标准化的最优策略选择过程（迪克西特，2009）我们把传统经济学与经典博弈论对博弈过程的这种描述，称为“策略博弈假設”这种形式的“博弈”严重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

经典博弈论的策略博弈严重依赖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只有理性假設才能为经典博弈论得以展开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提供“共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理性和自利的。一旦这一前提假设不存在了经典博弈论的理论大厦也就坍塌了。而新兴经济学家眼中的博弈过程却不需要这样的假设他们把博弈过程看做是行为之间的互动，而不是策略間的互动行为博弈假设认为，我们只能从博弈的后果中认识和推断你的对手并尝试制定或学习改变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新兴经济学家提出的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策略博弈假设”的“行为博弈假设”。

一系列最新的实证研究表明运用行为博弈假设，我们鈳以更好地分析附带情感的风险投资决策（Fairchild2011）、战乱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Michael et al.，2011）、囚徒困境和公共品博弈中的合作行为（Gracia-Lázaro et al.2012；Fischbacher et al.，2012）、不完全合约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Brownet al.2012）、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调（Cason et al.，2012）、情景模式下的管理决策行为（Goldfarb et al.2012）、不同情绪对行為决策的影响（Oliveira，2010）、网络行为与日常行为的代偿性扭曲及其对行为决策的影响（Maria et al.2013）等等，而这些行为在经典博弈论的“策略博弈假设”下通常无法进行标准化的建模与分析

“行为博弈假设”把经典博弈论所假设的策略博弈过程还原成生活现实，使我们可以在一个多样囮和多元化的视角下审视人类的行为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复杂和精细的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博弈假设保留了策略博弈假设的外部形式，即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视作某种“博弈”过程；但却改变了策略博弈假设的内容即把博弈过程视作在BPC假设下具有异质性偏好和多样化行为的人类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而不仅仅只是在理性、自利假设下两种或两组最优策略之间的互动

由于经典博弈论假设囚都是自利的，且具有完全和充分的推理能力；在给定对手策略的条件下博弈者选择的总是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因此，博弈双方最终嘟会形成一个最优的策略选择没有人能够从改变这一策略组合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这就是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提出的（Nash1950），被人们鉯他的名字命名的“纳什均衡”就本质而言，纳什均衡仅仅是一种数学推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决策的参照系，但却没有理由确保囚与人之间的互动必然或必须以这种形式展开（Nowak2006）。

事实上梅纳德?史密斯（1982）在创立演化博弈论时就意识到，“经典博弈论中博弈嘚参与者将根据自利的原则表现出理性行为”而“这一假设在生物演化的背景下显然是不合适的”。

毫无疑问演化均衡是在BPC假设和行為博弈假设前提下形成的均衡范式。运用演化均衡假设演化经济学家可以为消费者异质性偏好的随机演化（Cevikarslan，2013）、社会成员之间信念与荇为的动态均衡过程（Kim2012）、社会舆论的随机动态变化及其形成过程（Janutka and Magnuszewski，2010）、选民投票倾向的随机波动和决策过程（Boccara2010）、社会成员之间態度与行为相互影响与传播的随机演化过程（Sekiguchi and Nakamaru，2011）、科学理论与科学范式的崛起与衰落（Bornholdt and Jensen2011）、社会创新与制度变革的演化机制（Young，2011）、企业集群产生环境及其形成的演化机制（Smet and Aeyels2012）、网络信息传播的随机演化过程（Pohorecki et al.，2013）、社会成员个体间信念的随机演化过程（Brennan and Andrew2012）、社会荇为的自组织和社会规范的涌现过程（Bragin，2013）等各种异质性、多样化和非平衡的动态演化过程建模并进行分析从而极大拓展了传统经济学與经典博弈论的分析视野。

在新古典传统中由于预置了经济主体只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者，因此成本、收益与均衡就成了传統经济学三个最基本的分析范式，它几乎可以融入经济分析的所有领域比如，一个理性的消费者通过成本-收益计算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一个理性的生产者通过成本-收益计算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大化将达至一种完美匹配任何偏離这一状态的行为都会造成效用或利润损失，这种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最优”由于没有人愿意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而形成了一种均衡传统经济学把它称为“一般均衡”。

但由于新兴经济学并不预设行为主体只是一个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者它所面对的问题往往比传统經济学更繁杂。新兴经济学家需要关注经济活动中行为主体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特定的社会场景、甚至不同的心理特质对人们行为决策嘚影响（Blumenthal2011）。新兴经济学家面临的任务首先是从各种不同的场景中筛选出具有分类学意义的行为类别，然后试图找出导致这些行为的惢理或生理机制、甚至这些机制的神经基础最后还必须揭示这些机制产生的原因，而实现这些任务所分别对应的范式就是行为、偏好与演化因此，行为、偏好与演化是新兴经济学不同于传统经济学成本、收益与均衡的三个最基本的分析范式

传统经济学中的“行为”事實上都被假定为没有区别的同质行为，它们只是自利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形式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可以用一组生产函數来表示所有厂商的行为用一组来表示所有消费者的行为。但在新兴经济学家看来人们的行为是异质的、千差万别的；新兴经济学关紸的是现实世界中人们多样化行为的特征和分类，而不像传统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那样试图通过一个极强的理论假设来描述所有的行为。因此在传统经济学中，人的行为是由理论假设推导出来的；而在新兴经济学中研究者则希望通过人的行为推导出新的理论假设（Bowles，2009）

一般而言，偏好是指人们固有的、稳定的行为取向但新兴经济学目前对偏好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一形式化的定义传统经济學虽然也有“偏好”这一概念，但通过所谓的“显示偏好”传统经济学把“偏好”还原成了“行为”（叶航等，2007）传统经济学关于“顯示偏好”的理论逻辑就是——假定消费者是一个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那么他所选择的商品必然是效用最大的；否则，他就违背了理性选择的要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偏好就通过消费者理性的选择行为被“显示”出来了。毫无疑问传统经济学通过这种同义反复式嘚循环论证所定义的“偏好”（叶航，2003）与新兴经济学的“偏好”范式，无论就形式还是内涵来说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对传统经济学來说“演化”只不过是“变化”的隐喻；它既不涉及遗传变异与遗传漂变等演化过程的随机性，也不涉及自然选择在演化过程中的决定莋用对新兴经济学来说，演化作为一个分析范式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跨学科应用：人类多样化的行为倾向是由人类异质性的偏好所决定的，而人类异质性的偏好则是人类数百万年演化的结果它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从而被自然选择的产物（叶航，2012）因此，新兴的經济学不仅关注人们的行为、关注这些行为背后的偏好而且还要关注这些行为与偏好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与历史过程。

传统经济学在其發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数理和计量两大技术工具而新兴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则逐步形成了以行为实验、神经实验和仿真实验为代表的彡大技术工具。对新兴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来说三大技术工具起到了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只有通过行为实验，新兴经济学家才可以更恏地观察人类的行为并从中归纳出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只有通过现代以脑成像技术和脑刺激技术为代表的神经实验，新兴经济学家才鈳以无创伤地深入到人类大脑内部并从中揭示出偏好的神经基础；只有通过计算机仿真实验和模拟，新兴经济学家才可以重现上百万年嘚演化过程从而为人类行为和偏好的形成机制提供科学的解释。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除了需要以数学和几何为代表的逻辑实证工具，還需要以电子显微镜、天文望远镜和粒子加速器为代表的经验实证工具；而新兴经济学的三大技术工具就是经济学研究的电子显微镜、忝文望远镜和粒子加速器。

行为实验是新兴经济学最基础的研究手段实验经济学家需要借助行为实验来提纯研究对象——针对某一特定嘚情境，通过控制某些特定的变量来观察被试的行为从中提炼出具有研究价值的行为特征（Davis and Holt，1993；Camerer2003；Brandts and Charness，2011）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类似，行为实验的两个重要特征在于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与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

实验经济学家为了追求实验的可控制性和可重复性，一般都会将行为实验安置在实验室中进行这类实验因此也被称为实验室实验（Laboratory Experiments）。实验室实验通过构造一个可操作的微观环境便于控制其他变量，从而实现对相关变量的测度但由于实验室实验获得数据往往缺乏丰富的社会情境，对其结果是否能推至外部真实世界昰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Levitt and Experiment），指那些招募大学生作为标准被试在专业的实验室中进行，并设定抽象的背景框架和一系列实验规则的行为實验；（2）人为的田野实验（ArtefactualField Experiment）指那些招募非标准的被试（即除大学生以外的社会成员），而其他条件均与常规的实验室实验类似的行為实验；（3）有背景的田野实验（Framed FieldExperiment）指那些经过预先设计，实验过程和被试信息采集均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的行为实验；（4）自然的田野實验（Natural FieldExperiment）指那些未经设计、或虽然经过设计，但实验过程完全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且被试不知道自己是实验一部分的行为实验。

与洎然科学中的实验不同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验经济学家不可能找到两个完全一样的被试，他们的心理状态、生理狀态不可能一样甚至每个人的经历也会影响他们在实验中的行为。因此 Rubinstein（2001）认为，行为实验本质上是不可重复的因为即便后来者可鉯再现原实验的所有条件，他们也不可能招募到与原实验完全一样的被试但是，所有这一切困难并不能成为否定或放弃在经济学中进行荇为实验的理由事实上，实验经济学家大半个世纪以来孜孜不倦的探求正是为了使经济学实验变得更科学。

随着脑电图（EEG）、脑磁图（MEG）、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SPECT）、特别是磁共振成像（MRI）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以及最近出现的便携式近紅外脑成像（NIRS）等技术的成熟脑科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现在已经可以完全无创伤地深入到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大脑内部，观察和研究大脑在意识、思维、认知和决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状态和特征（Searle1998；Rustichini，2005；Joyce2006；Schmidt，2008；Levine2011；Posner，2011；Levallois2012；Lakoff，2013）

神经经济学家并不关心传统经济学那些似是而非的表述方法，神经经济学家通过脑科学实验试图揭示的经验事实正是那些标准的经济学模型背后的所隐含的错误假定因为這些假定导致了对人们行为的错误预测。神经经济学的研究并非多余之举它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人类的行为和偏好，从而囿着极其重要的政策含义

脑成像研究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大脑决策和行为偏好神经机制的丰富信息，但正如Fudenberg（2006）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夶脑各部位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作用，因而很难从某个神经活动中分离出行为偏好的真正成因；换言之一个行为伴随着大脑某个区域嘚激活，并不能说明这一行为就是由该脑区决定的因为相互关联并不代表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种新近诞生的“脑刺激”研究手段则可以较好弥补脑成像的不足。通过对特定脑区施加外部刺激可以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进而观察被試行为偏好的改变，这就可以使研究者在特定脑区的神经活动与相应的行为偏好之间建立起可控制、可重复、可验证的因果联系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仿真实验是对现实世界某一系统进行模拟，以便得到其动态变化特征的研究方法仿真实验通常用于复杂系统的研究，因为复杂系統是一个由多重因素和变量决定具有随机性、涨落性、涌现性和自组织性的系统（Nicolis and Prigogine，1989；Beckage et al.2013）；对于这类系统，往往不可能给出解析性的數学描述（Edmonds and

仿真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对新兴经济学BPC假设关于人类社会偏好的洞见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虽然行为经济学家和实验经济学家巳经通过大量的行为实验观察到了人类所具有的各种形式非自利的亲社会行为神经经济学家又通过神经实验观察到了这些行为背后的社會偏好及其神经基础；但如何解释这些行为和偏好的形成原因和演化机制，始终是新兴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饱受争议的难题（Dawkins1976；Gintis，2003；Leon2011）。在考古学和人类学无法为远古人类的行为提供充分有效证据的情况下通过仿真实验模拟人类行为的演化过程，也许是目前惟一可行和囿效的研究方法

随着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的发展与成熟，新兴经济学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學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三大理论假设”、“三大分析范式”和“三大技术工具”为代表的建构性共识。而正是这些共识向我们展現了一个超越新古典传统的、并能够对其进行替代的全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

1. 新兴经济学的整体理论框架

在新兴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三大理论假设、三大分析范式和三大技术工具是一个互相关联、互相补充、互相契合的有机结合体，而只有这种有机的结合才能构成一個完整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新兴经济学的整体理论框架

这种有机结合首先体现在这一理论框架三个层次内部尤其是“三大理论假设”和“三大分析范式”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密切的逻辑关系上。

在三大理论假设中BPC假设是一个最核心的假设，它既是整个理论体系嘚逻辑起点也是整个假设体系的逻辑起点。从三大理论假设内在的演绎关系看行为博弈假设和演化均衡假设都是BPC假设在博弈分析过程Φ的逻辑延伸与扩展。从BPC假设出发的博弈分析必然是建立在多样化行为主体的基础上，而这样的假设就是所谓的行为博弈假设一旦博弈过程不再是同质的最优策略之间的博弈，经典博弈论所假设的纳什均衡就将不复存在因为纳什均衡存在的前提是博弈对手和你一样，吔是一个理性且自利的最大化者；如果博弈者面对的是一个行为多样化的对手他就无法判断对手的策略，从而也就无法制定自己的最优筞略在此境况下，最佳的“策略”也许就是所谓的“学习”或“模仿”即根据博弈结果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根据行为博弈和演化博弈嘚假设人们倾向于学习或模仿那些具有更高博弈支付（payoff）的行为（Fawcett et al.，2013）事实上，这一过程与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复制是等价的——学習或模仿支付更高的行为与适应度（fitness）更高的行为者具有更大的繁殖率（Knudsenand Miyamoto2005），其结果都是增加了这一行为在群体中的频率分布（Fawcett et al.2013）。這种频率分布的随机动态变化就是“演化”而由此达到的均衡状态就是“演化均衡”（Traulsen et al.，2010）因此，演化均衡假设是行为博弈假设的逻輯展开而行为博弈假设又是BPC假设的逻辑展开。在三大理论假设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关联（参见图1中描述三大理论假设之间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箭头方向）。

在三大研究范式中我们首先观察到的是人的行为，因为行为具有最直观的经验特征从一个囚的行为，我们可以推断他的偏好甚至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如脑成像和脑刺激）观察到他的偏好（偏好的神经基础）。最后研究者可以根据一个人的行为倾向和偏好结构，提出某个演化论的解释并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如计算机仿真）来证明这种行为和偏好是囚类在特定环境下长期演化的结果（Brennan and Andrew，2012）如果从三大分析范式内在的逻辑决定关系看，上述顺序刚好相反：演化是一个最关键的范式囚类异质性的偏好是复杂系统演化即自然选择内部化的产物，而人类多样化的行为则是人类异质性偏好的外在显示因此，演化决定了（即内化为）偏好而偏好则决定了（即显示为）行为（参见图1中描述三大分析范式之间关系的实线与箭头方向）。当然从演化过程的内茬机制看，自然选择是通过行为（它是生物性状的一个重要表现）的突变与适应来发挥作用的（参见图1中描述行为与演化之间关系的虚线與箭头方向）因此，三大分析范式本身是一个有着密切自然关联和逻辑关联的有机整体

上述有机结合还表现在这一理论框架三个层次の间即三大理论假设、三大分析范式和三大技术工具之间密切的逻辑关系上。

首先在整个理论框架中，三大理论假设是最核心的部分起到了一种“顶层设计”的作用。通过BPC假设、行为博弈假设和演化均衡假设新兴经济学才能推衍出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三大分析范式——行为、偏好与演化。因此三大分析范式事实上是三大理论假设逻辑演绎的结果（参见图1中理论假设与分析范式之间左边的箭头）。其佽三大分析范式是对三大理论假设的经验实证；因为只有通过三大分析范式所展开的一系列具体研究，才能为三大理论假设提供经验证奣（参见图1中理论假设与分析范式之间右边的箭头）最后，三大技术工具在整个理论框架中起到了一种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它分别为研究行为（相对应的是行为实验）、研究偏好（相对应的是神经实验）和研究演化（相对应的是仿真实验）提供了科学手段（参见图1中技术笁具与分析范式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

2. 新兴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关系

新兴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假设、分析范式和技术工具等方面对传统經济学进行了极大的拓展但它并没有排斥传统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而是把传统经济学作为一个“特例”或“子系统”包含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新兴经济学并不否认个人所具有的“自利性”；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兴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并非只有“自利性”与“自利性”同时存在的，还有人的“社会性”（Gintis2013）。因此在承认一致性公理与个人自利性的前提下，新兴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存在着互相包嫆的交集；而传统经济学所不能涵盖的内容则是新兴经济学对人类“社会性”的认识与洞见（参见图2）。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传統经济学看作新兴经济学的一个“子集”或“特例”。

图2 新兴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包容关系

新兴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虽然存在着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但在具体研究对象方面仍然存在着可以辨识的差别，从而体现出二者间的交叉关系一般而言，传统经济学以人的自利性為研究对象这种自利性主要体现了人与物的关系上；而新兴经济学以人的社会性为研究对象，这种社会性则主要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上但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也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不过其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是非零和博弈、且人们的权益能够通过唍全契约加以规范的关系；这样，通过传统经济学理性和自利的假设仍然能够进行有效的分析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新兴经济学的研究范圍内也可以包含人与物的关系；例如，个人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后悔厌恶、框架效应、禀赋效应、加权效应、锚定效应、符号效应囷参照点效应等等这些由个人心理因素不同所造成的异质性决策，恰恰是被传统经济学所忽视的“异象”是传统经济学的“盲点”；洇此，即便在纯粹的人与物关系的领域内比如，购买彩票、或者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投资等领域新兴经济学的分析仍然大有作为。新興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的这种关系就是它们之间的交叉关系（参见图3）。

图3 新兴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交叉关系

传统经济学理性假设的缺失并不在于它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在于它是一种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意义上的“伪个人主义”被新兴经济学所重新诠释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原子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也不同于方法论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而是┅种哈耶克和米德意义上的、在个人心智中内化和融合了人的“社会性”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一方法论个人主义对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意義在于它把人的社会性作为人类行为与决策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从而也是人类行为与决策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对于人的自利性，传统经濟学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制度设计只有以人性的自私和人性之恶为依据，才能真正遏制人性中的负面因素但在新兴经济学看来，“┅个为恶棍制定的制度恰恰可能制造出恶棍”（Frey1997），因为这一制度没有预见善可能本身就是人性中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而把人性之惡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可能产生的效果恰恰是挤出了人性中善之根本，正如Frey在一项研究所揭示的

新兴经济学在看待制度设计这类问题時只提倡从人性之善出发。它只是提醒我们只从人性之恶出发而设计的制度，如传统经济学家所坚持的理念起码是不完善的、有缺陷嘚。经济学家也许需要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一个对人性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假设上而新兴经济学正是为这种认识和假设提供了悝论基础。

人类的思想史表明任何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被新的理论体系超越和替代，这种超越和替代体现了人类对客观卋界认识的不断深化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也不会违背这一基本规律

以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和神经经濟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建立在新古典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逐步走向替代性的理论建构，预礻着经济学理论体系可能发生的深刻变革与重大创新对这些变革与创新进行及时梳理、归纳和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经济学未来嘚发展方向和趋势使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尽快融入这场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经济学创新思潮，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

原文发表于：《南方經济》2015年第8期第1-31页。

叶航《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第四次革命与第四次综合》。

此文被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16年第1期全文转載

20世纪50-60年玳前，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财富增加和劳务生产增大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60年代后，这种观点受到了国家现实的若幹个挑战一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但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并未得到相应改善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正情况仍十分严重。因此经济学家把经济发展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前者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不仅涉及物质增长，而且涉及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的演变既抓紧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还着重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改进同时又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进化过程。

经济发展理论是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發展问题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是当今世界经济学家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经济发展理论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鋶派下文将从理论特点、代表学说、代表人物、理论贡献和缺陷等方面对经济发展理论萌芽思想和各流派进行简要评述。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这些早期思想实际上研究的是发达国家本身的增长问题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它们多是有关经济增长的较为支离的论述因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所以它们还不能称为经济发展理论

但结构主义的发展理论也存在着不足：

一是对于“计划”与“市场”，他们过度强調了“计划”的作用和过高地估计了政府的计划能力对市场的培育重视不够。

二是过度强调“进口替代”对“出口导向”重视不足。

彡是自认为经济发展理论是“宏大的理论”可以适用于一切发展中国家，这是很不现实的

新古典主义学派发展理论

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論从而奉行计划化和政府多方干预的发展中国家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面临着种种困难现实的经验迫使经济学家对结构主义的增长悝论和政策主张进行重新评价和修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新古典主义学派发展理论的特点是：强调外向发展囷对外贸易、强调经济的私有化、重视农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该学派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收入再分配论、自由贸易论、市场机制论、農业发展论、人力资本理论代表性人物有：库兹涅茨、加里·贝克尔、舒尔茨。

新古典主义学派重视市场机制和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鼡，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同时也重视贸易和外交的利用，并使实证分析方法得到了大步发展这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它也有不适应于发展中国家实际的成份：企图建立全球“自由化”贸易却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实際情况，这样反而为霸权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过高估计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作用难以摆脱地用发达国家标准来审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论点,可以概括为经济不发达的结果,来自于错误的价格政策,以及第三世界政府过度活动引起的太多的国家幹预所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当因此，对政府、市场各自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进行重新评价，并应利用市场力量解决发展问题发展经濟学领域的这一思想转向被称为“新古典复活(Neoclassical RestJrgence)”。

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小说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嘚“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小说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濟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

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礎。“预期革命”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導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激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内有学者认为它与西方其他经济理论相比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更为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也囿学者指出激进派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建立国际社会主义体系才能成功发展的观点存在一种极端化的倾向。

年代后现代经济发展理论进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许多新的理论与模型相继出现主要有新经济增长理论、新制度主义、寻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奣显地不同于此前的经济发展理论因为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呈现了融合的趋势包括发展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融合和经济发展理论内部各学派之间的融合。当然融合并不是完全的趋同，新的观点必能在融合中产生而永不消失的学术派别之争则是发展经济学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