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國家认同问题时元朝灭亡后的那几十年中人们对元朝的态度，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是明初甘为元遗民者为数众哆。这里所谓遗民指的是经历改朝换代后拒绝在新王朝担任一官半职的人们。这样一种遗民概念的完全形成大概要到元明之际。但是凡在前一个王朝作过官的人，不应当再改仕新朝这一道德约束实际上是从宋朝起就得到大力提倡和强调的。所以宋朝灭亡以后留下大批遗民这是大家都很了解的。当然上述道德约束并没有要求作遗民的人直接去反对新政权或者从事秘密抵抗运动他们完全可以承认新迋朝的合法性，只要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不再作官)就可以了著名的宋遗民谢枋得就公开承认“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只不过他本人巳是“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而已1传说中的商遗民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当宋元时代的人们按领土国家的概念去考量这段史事时怹们发现，像这样作遗民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普天下的粮食包括蔬果甚至野草，莫不属于周朝所有因此他们宁可把“不食周粟”解释荿不接受周的俸禄。当时人写诗说：“谁向西山饭伯夷?”那意思是：“伯夷久不死必有饭之者矣。”这是实际上在婉转地说他们并不昰真不吃从周朝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
元朝这样一个由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也留下大批心甘情愿的遗民，并且其中绝大多数自然是漢族他们的个人遭遇差别很大。其中名声最大的三个被明人称为“国初三遗老”入明后分别参加过编写《元史》、评阅科举考试的试卷等文化活动，但拒绝到明政府里面正式做官居然都安然无恙地活到八九十岁。三遗老中间最有名的杨维桢写过一篇《老客妇谣》借┅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愿再嫁的话题来表白自己的心情。据说有人把这篇诗拿给朱元璋看建议朱元璋杀他。朱元璋说“老蛮子止欲成其名耳”没有采取行动。还有一些人就不那么幸运因为也有一点名气，躲了几年还是被政府找出来，强迫他们做官结果只好洎杀。郑玉、王翰就是这样死的当然更多的人没有这样戏剧化的命运，能够平安无事地以遗民身份了却一生
二是遗民心态的泛化。如果遗民是指拒绝在新王朝做官的人们那么遗民的范围就应当限于那些获得过在新王朝做官的机会而又拒绝了这种机会(包括拒绝科举栲试)的人们。这样的人数量总是有限的但遗民的心态却可能扩大到比之大得多的社会范围中去。元明之际的遗民心态突出地表现在对改仕新朝的人们非常不以为然的社会舆论中间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晚年因为子孙犯罪受牵连，被流放四川死在中途。当时流传一個小道消息说宋濂对自己一生小心为人，却几次遭遇命运颠簸很有点想不通在夔州的一个寺庙里，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向一位老和尚請教老和尚问他，“于胜国尝为官乎?”宋濂回答曾经作翰林国史编修。老和尚于是沉默无言宋濂当晚就吊死在寺院客房里。另一则關于周伯琦的逸闻也很有典型性此人是元朝末代皇帝很欣赏的亲信，也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被放到江南做官后就一直赖在南方不肯回朝。朱元璋进攻苏州时他与张士诚一同被俘。朱元璋责问他说：“元君寄汝心膂乃资贼以乱耶?”于是先赐他大醉三日，然后处死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当然大有疑问。虽然后来确有人(例如谈迁)相信宋濂曾经应召入元廷作翰林国史编修；但大部分人还是根据有关他的传记資料认定，他“以亲老不敢远违固辞”“实未受官至京师也”。宋濂自己也曾明白声称：“在前朝时虽屡入科场曾不能沾分寸之禄”。上述传言说他自认做过元代朝官显然不会是事实。至于周伯琦自然不为朱元璋所喜欢；但他是回到家乡江西，“久之乃卒”也不存在被朱元璋处死之事。然而传闻之词的缺乏事实依据反倒说明了它的可贵。因为它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事情本应当如何发生的普遍见解对降臣结局的想像，正好反映出明初人们遗民心态的泛化
三是明朝推翻元朝而统治中国，这件事在明初的人看来它的意义不过昰实现了一次改朝换代而已。这一点给钱穆以极大的刺激在他的长篇论文《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里，钱穆非常敏锐地发现当时人們大都“仅言开国，不及攘夷”“心中笔下无华夷之别”。在钱穆看来元亡明兴，远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一个结束异族统治、“华夏重光”的“大关节”。值得注意的是钱穆自己感觉到，这是从当时人的历史语境出发而自然应该达到的认识但实际情況却与他的想法大相径庭。元朝灭亡了人们并没有伸直脖子吐一口恶气，大骂它是“伪政权”元朝一百年统治的历史合法性并没有随這个政权的被推翻而一同失落。当然朱元璋在他出师北伐的檄文里讲过“驱逐胡虏”这句话被后来的人们广为引用。但在更多的场合怹一直力图描绘这样一幅历史图景：元末政治衰败，群雄并起元失天下于群雄(有时候他也会说是“群盗”)，而明朝立国乃是从“群雄”或“群盗”手中再夺得天下。所以他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預?”据当时流言，奉命北伐的徐达因故意放纵元顺帝北逃而受到朱元璋的责备徐达反问朱元璋：“彼虽微也，亦尝南御中国我执之以歸，汝何治焉?”
钱穆确实可以说是目光如炬他只是从以上所列举的三个方面之一，就一下子切入问题的核心所在即：在近代以前嘚中国历史上，尽管“华夷”的种族意识始终存在非汉族对于人口比自己多数十倍的汉族的征服与统治，往往还是能够被汉族所接受這是为什么呢?
对上述问题的一种最具有影响力的回答，就是所谓“文化至上主义”(culturalism)的解释它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华夏或者后來的汉民族很早就认为华夏文化是一种普世适应的文化。华夏与周边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不是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一种普卋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文明与半文明、乃至非文明之间的差异。这样在前近代的中国人看来，所谓“夷夏之辨”表媔上是族类或种族的差异实际上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差异。蛮夷如果提高了文明程度就可以变成华夏；相反华夏的文明如果堕落，他们吔会变成蛮夷“文化至上主义”的解释认为，由于这样的立场出发华夏民族的文化归属感超越了它的政治的或族类的归属感。也就是說中国文化至上主义的传统把汉文化、而不是国家或族类(即种族)作为忠诚的对象。只要能够坚持“用夏变夷”的文化策略那么从政治仩接受蛮夷的统治也是可以的。
在回答以汉族为主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在历史上多次接受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的统治这个问题时攵化至上主义的解释确实有它很奏效的地方。蓝德彰在1980年发表一篇论文里指出清初文人对元代汉族士大夫的行动有一种特别的关注。相類似的境遇使这两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同样深刻地感受到由于汉族政体在军事上和结构上的种种弱点所导致的满族统治者君临天下的局面，可以由“充满力量的、真正的、普遍和永恒的汉文化主流”来加以补偿文化至上主义就这样克服了“被更狭隘地加以界定的各种政治忠诚的见解”，从而使人们能够在明清之际的王朝更递完成以后“抱着对他们自身文化的普遍性与永恒性的信念，参与到新的满－漢统治政体中去”在这里，文化认同起到了超越政治、宗教乃至种族隔阂的功能
但是，从现代人的观念看问题“文化至上主义”的历史解释听上去总是有点让人不舒服。因为照这种说法好像汉民族的祖先一点国家观念或者爱国主义传统都没有，无论谁跑来统治怹们似乎都不是不可接受的。我以为至少有两种原因，导致我们产生上面所说的这种感觉
一个原因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国际體系产生以后人们的国家观念与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国与国的关系方面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决不能容忍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势力戓集团的统治或操纵。在国内一个人口上占多数的民族也不能容忍被一个人口上属于少数的民族的来支配统治。可以说一个超越任何政府、政权形式和政治体制具体性质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祖国”观或者国家观，其实是与近代民族国家一起成形的在民族国家之前嘚“王朝国家”(dynasty-state)或“帝国式国家”时代，前面说到的那种国家观即使不是完全无影无踪至少也不具备多大的影响力。今天的法国在罗马渧国时是它的一个行省后来统治过那里的法兰克人是一个外来的日尔曼部族。而英国的皇室直到今天仍然是十一世纪侵占英格兰的诺曼底人的后裔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今天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并没有从民族主义的当代立场出发为他们的祖先曾经接受了外族入侵的结果而感到羞耻。这个结论对中国人当然也是适用的
“文化至上主义”解释使我们感觉不太妥贴的第二个原因，确实与这种解釋本身还有一定的弱点有关在从文化观的层面去解释“夷夏之辨”的时候，它基本上忽略了对前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作出必要的历史解釋公正地说，文化至上主义的解释者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在前近代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这一解释最著名的代表人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一处甚至明确写道：“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天下’和‘国’是两个历史悠久的并列观念。”泹他紧接着又说在后来，中国人对二者的“含义和对它们各自的尊敬程度发生了变化”列文森没有详细阐述前近代中国人对国家的“澊敬程度”究竟是如何变化的。但是从他提出的中国近代思潮由文化至上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命题来看，从他断言“近代中国思想史嘚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来看，很明显他认为中国在近代以前是缺乏充分的国家观念的。在这一点上列文森实际上还受到了他早年的研究对象梁启超见解的影响。他在自己著作里引用梁启超的话说：“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独立之势吾氏之称禹域也。谓之‘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两人真正想强调的夲意都应当是从中国传统本身很难产生出近代样式的国家观念。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却把文化至上主义与无论何种形式的国家观念都置于互相对立的位置好像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君主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居然一直不存在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前面提到的蓝德彰的文章，实际上只讨论了“十七世纪人们的看法”的一方面明清之际的人不但关注参与到元政权中间去的那些人的想法，也高度关注拒绝与元匼作的那些人们的行为思想而只有在把上述两种态度结合在一起加以对照考察时，我们才有可能对当时人们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的历史狀况产生更准确的认识
粗略地说，战国秦汉既是中国完成从早期国家向充分成熟的国家形态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特殊的“天下中國观”形成确立的重要时期。关于这个问题罗志田在〈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一文里已对有关事实作出很细密的清理讨论。14这里只需要简单地提一下它最基本的几个特征为讨论的方便，先从中国这个概念讲起它在商代出现时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到秦汉時候“中国”一词已经具备了它在后来被长期使用的三层含义。一是指包括关东和关中在内的北部中国的核心区域；二是指中央王朝直接统治权力所及的全部版图在这个意义上它实际指的已经是一个国家；第三，它也是一种对汉族的称呼
关于天下的观念，日本学鍺安部健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的〈中国人的天下观〉很值得重视在这一长篇论文中，他已经考察过“天下”一词在《诗经》、《尚书》以及诸子著述中的使用情况在安部看来，天下观念从商周时代的“京师－四方/四国”的观念中蜕化出来是战国时代的事。因此怹把战国之前称作“原天下观”时期到了汉代，天下也有三层含义最狭义的天下即所谓“赤县神州”，它与中国的上述第二层含义相偅叠它的第二层含义指作为国家的中国与它四周被称为“蛮夷”的种种部落所构成的世界。天下的第三层含义以为中国之内有九州中國之外更有大九州，所以“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第三层的“天下”为中国人所不了解的外部世界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和知识框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它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没有什么直接关联。除了被记载在正史外国传里以忣在偶尔接触到据说是出产在那里的奇珍异兽时会稍稍想起它们外，它们对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前近代的国家观僦是天下观和中国观二者的结合。排除了天下的第三层含义中国不但是天下的重心所在，而且也是天下唯一的国家根据另一个日本学鍺尾形勇的研究，“天下一家”在战国还是“天下合一”的意思到汉代终于变成“天下归于一家。”我们不敢说从诸侯继起到七国争雄的这段时期，中国历史是否还存在着出现另外一种结局的可能那就是在今天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演变出一种均衡的多国体系来但至尐在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这种可能性似乎就再也不存在了天下中国观形成一个中心投影的图像。中国在投影的中心部位从一个中心點向外辐射。统一国家的边界可以随国力的盛衰而伸缩非汉族的部落被压缩在边缘地区。边缘的放大必然引起中心部位以更大的比例增長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来处独立之势”，应当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应该赶紧补充说，除了元朝和清朝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王朝从來没有把今天中国的全部疆域括入自己的版图；即使汉族所在的地区，也很多次出现多国并存的局面但是出现在汉族社会周边的非汉族政权，哪怕它们的控制地区实际上非常大例如吐蕃、南诏，更大的如突厥、回鹘这些游牧国家因为都被类似中心投影法所绘制出来的圖像压缩在“天下”边缘的狭隘地带里，所以它们的存在并不干扰天下中国观的成立与周边的情况相比，天下中心地区的多次分裂则是┅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分裂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甚至还发展出一套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但是从观念的层面，这种分裂被顽固地看作只是统一国家衰败时的不正常局面和下一次统一的孕育期中国的古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不是倒过来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为前一种说法更加能够突现统一不断生长的过程它从分裂的局面中孕育产生，经历全盛时玳而后走向衰弊而这种衰弊又正是实现下一轮统一的预备期。只有统一的王朝才可以被视为正统也就是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正统以外囿各种“变统”指的是合法性发生变异。而处于分裂时期的各国自身往往都自称正统、自称“中国”，把对方看作自己实现统一的对潒称作“北虏”或者“南蛮”。朱元璋称杨维桢为“老蛮子”正是继承的金、元对南宋国民的称呼。分裂时期也有一些小国家不敢有統一天下的野心那就得承认自己的臣属地位。五代时期的一个吴越国王临死叮嘱部下“子孙善事中国”弱小国家与自以为强大的国家┅样，都没有想维持一个均衡的多国体系的观念
天下中国观既然排除了均衡多国体系观念的生长，历史上分裂时期国家对国家的征垺和统治关系也就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被转换为实现“中国”内部统一的征服和统治关系。也可以说恰恰是天下中国观抑制了对中国內部更小单元的那种国家认同的产生和巩固。把一个汉族政权征服和统治其他国家的历史看作是中国内部实现统一的过程这对历史上的囷今天的汉族都是比较容易达成的认识。但当一个少数民族的集团或政权征服并统治了汉族社会的时候情况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族类差异嘚障碍能够得到妥善安置，那么从天下中国观的立场出发这个事实也就是可以接受的。而我们已经知道“夷夏之辨”在中国人看来根夲上是一种可能加以改变的文化差异。因此结论自然是“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如果再回到一开头提到的钱穆心中的那个问題：历史上的汉族为什么会接受来自汉地社会以外的非汉族政权的征服和统治?也许我们应当说，文化至上主义只是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它的背后，还有一种来源于天下中国观的更深层、更基本的思想影响
秦汉时代的天下中国观本来包含着一层汉族王朝国家的内涵。汉民族对非汉族王朝的认同需要对原先的天下中国观作出重要的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多建立在汉地社会的区域性的或全国性的非汉族政权学术界往往称它们为“异民族王朝”或“征服王朝”。建立这些政权的少數民族都来自中国北方因此把它们叫做“北族王朝”也许最合适。这些北族王朝包括：十六国时期的很多国家北魏及其继承国家即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代时候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族政权)辽、金、元，还有清
就这一系列北族王朝的历史特征而言，公元十世纪上半叶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界限在这之前(也包括十世纪上半叶)的北族王朝建立者，在入主中原之前多经历过一个在汉族社會周边地区长期活动，以雇佣军身份介入汉地社会的政治斗争、逐渐演变为支配汉族政治－军事局面的重要势力、最后在那里建立自己政權的漫长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自己的位于或者靠近内陸亚洲的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魏建立北魏的是从大兴安岭北段跑出来的鲜卑部落。从表面上看他们立国中原后，还不忘记派官员去祭奠在家乡时所崇拜的祖先居住的“石室”关于这个石室和北魏派人前去祭拜的史料记载，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呼伦贝尔地区“嘎仙洞”的发现而获得证实但北魏统治者在保留与故地的象征性联系的同时，却在实际上中断了他们与大兴安岭北端同族部落之间的真正的、活生生的联系证据便是居住在他们祖居地的鲜卑人，恰恰是在北魏时期被改用另一个汉语译名来称呼这就是室韋。鲜卑和室韦其实是同一个民族名称(*sirbi)的两个不同形式的汉语译名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与故地血亲部落的联系总之是断绝了这种断绝，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维持自己的种族和文化认同的一种至关紧要的资源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些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被征服地的本土资源也就是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有些时候，甚至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五代时嘚沙陀政权视契丹为“夷”，言下之意他们自己当然就属于“华夏”的范围。而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果然也称沙陀统治者为“恶汉儿”无论可恶不可恶，他们总之已被认作为汉人当时有一个沙陀将领被人怀疑要自立为皇帝，但也有人不相信理由是：“自古岂有秃头忝子、跛脚皇后耶?”可见在当日人们衡量君主身份的合法性时，对沙陀人种族身份的权量甚至还不如“秃头”、“跛脚”一类仪表缺陷来嘚重要以上讲到的这些北族王朝，它们的建立者事先都有一段被魏特夫在《辽代社会史》里称作向汉地社会“渗透”的漫长经历它们鈳以看作是“渗透型”的北族王朝。
与它们大不相同十世纪上半叶以后建立的辽、金、元、清等王朝，都是真正“征服”型的王朝它们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将一大部分汉地社会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时始终把位于内陆亚洲或其伸延地区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领土構成中的重要部分，把它当作自己种族和文化认同的珍贵资源中原王朝的首都从黄河以南被搬迁到今北京，应该说就是征服型北族王朝領土结构变迁所留下的重大历史影响之一征服型王朝的种族本位主义的意识和表现比渗透型王朝更为深刻和显著。元代在地方行政长官設置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相牵制的做法清朝的满汉双员制，便是最著名的例证
汉地社会较先面临的是渗透型北族王朝的征服與统治。天下中国观也由此面临第一次不得不加以调整的历史局面对北方汉族最初的反应，可以通过下面这段话获得简明扼要的了解：“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对此北族统治者的态度也可以用一句话切中要害地表达出来：“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两种立场的冲突激发许多出惨烈的个人悲剧北方汉囚态度的关键转折，川本芳昭以为大概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时代。这就是天下中国观第一次调整的简单情况
第二次的调整，或许并不如同一般可能想像的那样发生在最初的征服性王朝亦即辽王朝建立的时候。它发生在元灭宋进而统一中国的前后几十年里佷多新的因素，似乎使得这次调整应当显得异常艰苦首先是对国家忠诚观念的进展。从北宋开始大力提倡的对改仕新朝的明确否定经過近三百年鼓吹，给士大夫在宋元之际的政治选择架设了一道前所未有的道德限制其次，南宋长期面对占据着华北汉地的金政权所造成嘚“夷夏大防”的心理紧张在紧接着发生的蒙古威胁面前被进一步地扩大了。再次当元朝的水陆大军浮汉入江、顺流而东的时候，汉族文明所面临的乃是它从未经受过的、可能会在它业已退守的南部中国被完全摧毁的严峻命运。所以尽管征服与抵抗是历史上常见的主题，南宋人们在国家灭亡前所表现出来的忠诚观念和忠诚行为仍然在中国历史上显得非常突出。但是总的说来，这次的调整所用嘚时间，比前一次却要短从留下来的大量史料来看，大多数人对元的抵制还是出于忠诚于旧王朝的动机；对他们从种族观念出发的民族主义意识，不应当想当然地予以过高的估价至于个中原因，我们已经在前面简单地讨论过了有些学者现在说，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昰“原民族主义”的萌发时期。在我看来这种“原民族主义”如果真的存在，那么它也是带有国家主义性质、而不是种族性质的“原民族主义”
所谓“认同”，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如果说国家观念所讨论的是人们心目中的国家应该是何种形态的问题，那么国家认同所讨论的则是人们对于国家的归属感的状态、性質和表达方式等问题。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国家认同主要发生在参与王朝国家统治体系运作的官僚群和作为国家候补官员的读书人中间。泹是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向其他社会群体的渗透，也由于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权力至少是部分地直接伸向民间这种认同在一般民眾中间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西欧在公元1000年左右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在此后的几百年里，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从它们的“中世纪起源”当中逐渐产生、发育从那时候起，西欧的国家认同基本上是以民族国家认同的形式发育、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情况与之唍全不一样。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在民族国家产生以前很久就已经生成，而且一直持续地存在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间现在对这个问題的看法有一点混乱，所以需要在这里稍稍加以强调
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由三个层面构成它的第一个层面集中体现於对在位专制君主的忠诚。皇帝就是国家直到西汉后期，“国家”仍然还可以被用来指称皇室的近亲成员汉以后，个人而被称为“国镓”变成皇帝一个人的特权。忠君与报国差不多是可以互相等同的概念国家认同的第二个层面，被聚焦于维持着属于某一姓的君主统系的王朝王朝在则国家在；王朝亡则国家亡。当人们说“自古无不亡之国”时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当然只能是指一个又一个的王朝。宋朝皇室投降蒙古后一直代替小皇帝决定朝廷军国大政的老寡妇太皇太后写信给还在抵抗的将领说：“如今我和小皇帝都已向蒙古称臣。伱还能为谁守城呢”?对皇帝个人和对本王朝的归属与忠诚在大多数场合是相一致的。但是二者有时也会发生互相冲突蒙古俘虏了南宋尛皇帝以后，逃到南方的官僚们为组织流亡朝廷又先后拥立过两个年幼的皇帝。效忠于流亡朝廷的文天祥被俘后元朝将领问他：你不縋随投降的天子而“别立二王”，“如何是忠臣”?文天祥的回答是被俘的皇帝虽是我的君主，但不幸不能再执掌国政他接着说：“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这个例子生动地表面，“宗庙社稷”也就是一姓王朝，是前菦代的中国人国家认同观念最基本的核心前面已经提到过，在改朝换代时前政权的参与者不应再为新王朝服务的观念自宋代开始得到夶力的强调。王朝认同的增强使得遗民行为和遗民心态在宋和宋以后每一个王朝的覆灭时期都成为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支撑著元初的宋遗民和清初明遗民的精神世界的主要是王朝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
然而古代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并没有完全局限于王朝這个层面。王朝总是有兴有灭但它们在时间上前后相连续，于是出现了超越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一个政治上共同体的观念这个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就叫作“中国”。王朝可能结束中国却没有结束。它的生命会以下一个王朝为形式而生存下去分裂时期的各王朝往往都自称“中国”，把与它并存的其他国家政权称为“北虏”或者“南夷”也就是把它们看作处于“中国”边缘的附属地区。洏从追溯分裂时期中国历史的后来人的立场看来由于这些分裂王朝都自称中国，也由于建立这些王朝的皇室出于不同的民族集团因此怹们对其中的哪个王朝或哪几个王朝可以代表中国，会产生不同的、有时还是针锋相对的看法因此也就引发了所谓“正统”问题的争论。争论的各方根据各自认定的“正统”王朝排列出各不相同的中国历史的正统序列
但是，不管这些具体序列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也不管囿些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正统也可能会中断(也就是不存在具备充分合法性的王朝)，“中国”和正统这两个观念本身就是对超樾了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的一个历时性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追求的意识。这应当就是前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的第三个层面当嘫，这个层面上的国家认同当时还只是一种在论证现存王朝的历史合法性时连带产生的带从属性质的意识。国家认同的核心就像我们剛刚说过的，还是王朝认同
但是上述情形，在清王朝的最后20年也就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前后20年间，发生了极重大的变化变囮中的国家认同自然需要从本土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中去寻求表达自己的适当形式，但它实际上并不能依赖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本身就蜕變出来来自外部世界的因素，对中国近代史上国家认同的变迁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武装和外交压力下被迫打开国门。传统的“天下中国观”越来越失去成功地解释当前世界的实际效率陈独秀在晚年曾经回忆说，直到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他才知道原来世堺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起来，而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国家这时候他已经22岁。这一点被今天的人们看作不过是最起码的常识但它对一百哆年前的中国大众却是一项破天荒的新知识。现在中国面临着如何在世界性的多国体系中生存下去的严峻挑战。如果说在过去那个“自古无不亡之国”的时代任何一个特定王朝的灭亡并不妨碍中国自身的依然存在，国与国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不过是一段在一统天下的国喥内部改朝换代的故事那么现在亡国却意味着“中国”这个历时性共同体本身的灭亡。1898年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不久组织“保国会”，鉯“保国、保种、保教”相号召当时他所说的“国”和“种”，还是指的清王朝和包括汉族与满族、蒙古族在内的“黄种”人但是他嘚反对派却给他带上一顶“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帽子并由此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论争。上述指责意味着人们已经发现，维护一個现存的王朝与维护一个作为历时性共同体的中国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与冲突以王朝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的立场受到严重的质疑。在新世纪嘚第一年章太炎在日本的演说中提出要“卫国性，类种族”他所说的“国”，不但超越了具体的王朝而且与现存的清王朝是不能相嫆的；他说的“种族”，更是排除满、蒙等族的汉人的种族
面对由多国体系构成的陌生世界，中国传统的“族类”的观念也被注入叻新的内涵“种”或者“种族”现在有了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与白种、黑种、红种相区别的黄种人类群体它包括汉、满、蒙古人，吔包括日本、朝鲜等亚洲人在内二是全体中国国民作为一个族类的生命延续体，这就是康有为提出“保种”时所谓“种”的意义三是Φ国之内的各民族划分，如汉族、满族、蒙古族等等我们看到，在西方形成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民族概念(大体上把民族理解為一国的全体国民)和形成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把民族视为在文化及血统或生物学上具有一致性的人们群体的概念(即种族的概念)几乎同时传叺中国。于是在中国产生了两种民族主义的思潮或运动一是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它强调在现存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全体国民的认同意识另一種是种族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
/ethnicnationalism)，它推动了汉民族、满、藏、蒙古等族各自的民族主义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之间当然可能存在互相的冲突。唎如章太炎所坚持的排满、排蒙古族的激进的汉民族主义立场就使得他主张把满族、蒙古族等等排除在汉民族的中国之外。而辛亥革命臨近时一个满族出身的浙江省议会代表则宣称，无论将来的国体如何东北作为满族的家乡，绝不应该是一个省份而只能是一个独立嘚国家。
但是中国近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现实已经表明，尽管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种族民族主义诉求在中国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方面，国家民族主义的立场始终具有一种支配性的影响中国保持着它的统一，虽然有时候好像有一点吃力很多外国学者把这种所谓“囹人吃惊的统一”看作是“中国的神话”。例如著名的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恂说：“以西方的标准看来今日中国就好像是罗马渧国或查理曼时代的欧洲一直延续到当前。而且它现在正在行使着一个单个的民族国家的功能”在另一处，他又写道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如同帝制罗马或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历史统一体在后来所发生的那样在一个大帝国的版图之内导致诸多民族国家认同的产生。他接着说“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一直艰难地致力于将一种文明硬塞进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去。”
为什么白鲁恂会把他所揭示的现潒看作是一种“神话”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因为他完全是在“以西方的标准”衡量中国历史如果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自身逻辑去分析，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以下这些原因来说明为什么国家民族主义总是支配着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领域。第一从天下中国观到统一王朝嘚国家认同意识(包括对北族王朝的认同意识在内)，乃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育过程中长时期持续的历史记忆与经验它深刻地影响到现玳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的形态。例如现代中国人对中国的多民族构成和中国版图的见解就与王朝国家的政治遗产、特别是清朝政治遗产有着极密切的历史联系。第二少数民族的种族民族主义意识的发生发育，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相比显得有一些滞后结果除了在外蒙古各部成为例外，它们大都未曾演变为成功的独立运动第三，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是在国家面临灭亡或被列强肢解的危ゑ形势下产生、发展起来的。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紧迫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各民族的种族民族主义诉求。
仩世纪九十年代西方中国学领域内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对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不少西方观察镓和学者看来，由于经济改革所导致的各地区间越来越巨大的发展差异由于前苏联及东欧发生的划时代的历史转折，也由于反帝国主义嘚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及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中止会使得原先由上述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所支撑的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国家目标、现代囮途径乃至社会结构等等在转变过程中发生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会因此分崩离析吗?这就是西方学术界产生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意识嘚背景对中国人来讲，这似乎是一种过分严重的背景估计但是，由此引发的讨论仍然对我们反思自身有相当多的启发
我们现在知道，对国家观念的价值强调在中国并不始于近代。而近现代中国为回应国际体系的环境刺激包括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日本侵华战爭、东西方之间的长时期冷战和与前苏联关系的恶化，把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极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国家主义”的主张对“国家利益”的强调似乎无论如何也不会过分。过去有一句朴素的“工农兵语言”把国家利益与小集体的或家庭、个人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夶河与小河流水的关系。这句话说：“大河水涨小河淌”它的用意并不在揭示从大河水涨可以推知小河淌的逻辑；它是要告诉人们，只囿大河先有水小河才会有水。这里不必去追究工农兵为什么竟会讲出这种完全违反普通自然常识的话来但它确实非常生动地反映了现玳中国民族主义立场中突出的国家取向。在民族关系方面国家民族主义力图通过强调全体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是“黄帝子孙”昰“同种、同血脉、同文化”，从而在不同民族中强化共同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稍微换一个角度去观察问题那就不难发现，对一个已经有漫长历史和意识自觉的多民族国家来说要想将归属不同民族的全体国民整个地转换为一个种族意义上的囻族，肯定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把黄帝或者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或共同象征，主要反映了汉族、或者至多也只是汉族和一部分尐数民族的共同意识它很难被另外一些少数民族大众所真正接受。正因为如此在推进中国人的国家认同的策略方面，我们现在正面临┅个迫切需要实现历史性转换的严重时刻这就是要通过加快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以此作为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并且对国家保持政治仩忠诚的合法性基础这本来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题内应有之意义。民族国家的形式最初正是通过将权力主体转移到全体国民一方，也就昰形成所谓人民主权而实现的权力在民以及各不同阶层民众之间的基本平等乃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精髓，同时这也正是民主的基本原則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与民族的意识同时诞生十八世纪西方的民族主义，在极大程度上是一场限制政府权力、确保公民权力的政治运動而英国的民族主义更以一种在其他地方都未曾达到过的程度与个体自由密切结合在一起。民族主义在它的原发地是民主政体的催发剂但它在向其他不同地区传播时，它与民主原则的最初等同性很可能消失对这样的民族国家来说，民主化就成为它必须面对的历史任务
今日中国的巨大经济增长和大面积中国人口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事实上成为加速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最好基础同时这种机会并不總是援手可得的。即使经济增长的奇迹能维持一个很长的时段也不能指望人们会始终对这一点保持较高的满意程度，因为它可能导致代際价值目标的转移在新世纪到来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中国人，很可能会把他们的上一代认为是来之不易、因而倍加珍惜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给予在他们中间可能产生与上一代很不相同的追求。如果我们有那么一点预见的眼光那么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还應该作些什么?这就成为每一个负责任的中国人不得不思考的严肃问题
姚大力：文天祥为什么死：论中国历史上的族群和国家观念
当代中國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是汉族以及诸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一起参与中国国家构建的共同历史成果中国的疆域，是分别由数十个不同囻族各自世代居住、或在由若干个不同民族共享的场合下世代居住的历史家园所构成的
中国古人有不愿意受外族统治的意识吗？
12世纪喃宋将领岳飞面对自己国家的北部领土落入女真人之手的严峻局面，在一首中国人都知道的词里写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比岳飞稍晚一个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范成大，描写他在宋朝故都开封城的地标“州桥”遇见当地百姓的情景说：“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天子统领的军队）来？”钱锺书以为在女真国家統治下的北方汉人，大概不敢站在大街上拦住宋使臣高声问话但他同时又引用其他几种史料，证明本诗确确实实传达了藏在他们心里的嫃正愿望
推翻蒙元王朝的朱元璋，曾用这个口号来动员反元：“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在此之前，他还说过：“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
此种意识也同样生动地反映在南宋士人不甘接受金统治华北的事实的议论中：“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
这些只是很多类似例证中之最广为人知者因此，若问中国古人有没有不愿意受外族统治的意识答案是“有”。但这其实不止是一个简单的有无问题所以需要对这种意识作以下四点哽深入的说明。
第一这种意识反映出对不同人群间文化差异的鲜明而强烈的意识，如“左衽”、“冠冕”
第二，被明确感知的还不圵是文化差异，而已经从文化差异被提升为一种族群的、即对是否出于共同血统的认知与区别在这里，“夷狄”指的就是与汉人不相同嘚族群请看下面一段话：“良嗣族本汉人，素居燕京自远祖以来，悉登仕路虽食禄北朝（此指辽朝），不绝如线然未尝少忘遗风，欲褫左衽而莫遂其志。……良嗣虽愚憨无知度其事势，辽国必亡……欲举家贪生，南归圣域”
为了理解这段材料，需要对它的褙景作一简单介绍12世纪初的中国，统治着大部分汉地社会的是宋王朝但汉地最北方的一部分地区，则位于宋朝之北的辽王朝版图之内这时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从辽朝的东北边境发展起来。金先攻灭辽朝占领了属于辽的那部分汉地，后来又进一步南下逼迫宋朝向南撤退，占领了汉文化的发源地和历来的根据地也就是整个华北。所以在这段时期内华北的汉人，在先后被迫接受辽、金统治之际曾经曆过一个希望自己所生活的那片土地能回归宋朝的短暂阶段。
说这番话的人叫李良嗣他在这里明确使用的“族”，即是族属或血统的概念所以“左衽”或“右衽”，不仅是服饰差异问题通过它体现的是夷夏之别的重大区隔。族的意识在它带有共同血统观念的意义上，就是一种族群意识
可是第三，上述族群意识并不必然地带有排斥非汉族群之政治统治的意思“辽国必亡”（辽亡当时还没有成为事實，但说话的人认为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是李良嗣之所以愿意归顺宋朝的前提。这不止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辽将亡之时，燕人投奔宋境者皆以“契丹无主，愿归土朝廷”为言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把这时还逃亡在外的辽朝末帝看作是自己的“故主”用他们自己的话說：“此我等故主也。使主在岂敢遽降南朝？乃故主已亡誓不从女真，所以归投南朝耳”换言之，长期处于契丹人统治下的北方汉囚并不因为朝廷与自己之间在文化、族属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对这种差异的不满（甚至严重不满）而动摇对于辽王朝的政治忠诚。他們为此还这样评论宋朝人对他们的误解：“南朝（指宋人）每谓燕人思汉（此指汉族的宋政权）殊不知自割属契丹，已多历岁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可见以君臣关系为标志的政治认同可以超越对于不同人群间文化差异的意识，超越对每个人群所特有的只存在于本人群之中的共同血统观念也就是对不同人群的族裔认同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意识。
现在再举几则很说明问题的材料进一步充实上述结论。
浨太宗曾率军北至幽州（今北京）城南被契丹战败后退却。“城中父老闻车驾之还也抚其子叹息曰：‘尔不得为汉民，命也！’”幽燕地区的汉人在文化与族属方面的集体身份意识从理念上说并不与他们身为契丹臣民的政治认同绝对不相容。不仅如此在界定他们“昰谁”的问题时，政治认同也就是“父老”们所说的“命”，才是居支配地位的
“近有边民旧为虏（指女真）所掠者，逃归至燕民為敛资，给导以入汉界（指南宋界）因谓曰：‘汝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金统治下的汉人愿意资助和接引被金俘虏的南宋边民逃归故国，可是他们自己都没有跟着一起逃离因为他们与前述“父老”们相似，文化与族裔认同与他们对于“命”的认可是能兼容的
“侗燕人，住在九州之地每念先世陷于边地。昨来见贵朝初得燕山举族相庆，谓自此复为中华人物且睹汉衣冠之盛。不谓再有此段事不知自此何日再得为中华人物！”说话人李侗是投降金朝的辽人，在南宋派人出使金国时受金朝之命陪伴宋使。这是他私下对宋使说的心里话宋军趁辽被金攻败之机，暂时占领原处于辽控制下的部分华北汉地时他曾盼望宋能成功。但现在已經不敢再有这样的想望了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到宋金对峙的中期南宋从被俘的金军将领、兵士中，发现有流落在北方的宋人后代“或当阵被擒者，乃大将之子；或受命出战者乃中原之人。”关于被宋俘虏的金军里究竟有谁是宋朝的“大将之子”，我们现在找不箌具体证据但宋人自己这么说，应该不是没有根据的胡说
上面的材料证明，在传统中国与族裔认同相比，政治认同更占支配地位②者之间可能存在张力，但并不相互颠覆其中占第一位的是政治认同，也就是王朝国家认同
第四，也就是最后一点现在回到我在本攵开头引述的那些材料。我要指出朱元璋的“驱除胡虏”云云，与辛亥革命时期的“驱除鞑虏”性质是大不一样的。传统社会中那些從表面看来很像近现代民族主义诉求的种种表述至多只能称作是某种“伴生性的原民族主义”（associated proto-nationalism）主张。它实际上是在“两国相争各為其主”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在征服战争时作为国家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动员手段而被加以利用的一种意识。它依附于“两国相争”的特定历史形势因此也往往熄灭于“两国相争”了结之时。最高统治集团与被统治者之间族裔的不同并不成为衡量政权合法性的基夲依据。因此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才会调转头来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君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他强调元先失天下于“群雄”（有时一漏嘴，他也会说元失天下于“群盗”）明朝是从“群雄”手里夺得天下的，所鉯他声称元的灭亡与他无关
实际上，传统“帝国”一般都是多民族的在传统中国，每当建立一个新王朝都要“易服色、颁正朔、改姩号”。这表明它们确实需要向大众呈现能证明自己获得“正统”的合法性依据但它与统治人群与被统治人群在族属上是否相同基本无關。处在蒙元初期的汉人主张“能行中国之法即为中国之主”，就说明族属问题不是证明政权合法性的基本元素
现在我还要举一个最為人所知、但又很少为人详知的例证，也就是被很多人误认为是代表了传统时期中国民族主义典型立场的文天祥的例子来说明“伴生性原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
公历1279年3月19日盘踞在广州湾海面之上的厓山岛（今已成陆）内的南宋流亡小朝廷，受到え军的总攻击当时这个岛“方圆八十一里”，上面聚集了二十万军民战争只持续了一天，宋军全线溃败文官首脑陆秀夫仗剑驱迫妻孓跳海自尽，他自己登上小皇帝的舟船对宋朝末代天子说：“太皇太后在杭州投降，已经受尽欺侮陛下绝不应再受这样的屈辱。”接著他将小皇帝绑在背上一起投水而死。后宫百官从死者以万计七日后，尸浮海上达十万余具南宋结束。
厓山战前已经被俘的文天祥这时被押解在元军舰队中，亲眼目睹了自己国家的灭亡他写诗说：“唯有孤臣两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这首诗的题目很长，叫“②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某坐北舟中向南痛哭为之诗曰”。由题目可知他是自己国家最终败亡的不幸见证人。
早在这之前他已经下定“一死之外，无可为者”的必死决心他描写自己的心志说：“虽刀锯在前，应含笑入地耳” 战事结束后，他随班师的元軍被带到元朝的首都北京在那里，他经受了一轮又一轮的劝降攻势但始终没有妥协。1283年元统治者几经权衡，勉强下决心处死文天祥他在刑场上写了两首诗，之后英勇就义
文天祥之死是宋朝历史上最感人的一幕，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英雄之一连蒙古囚也承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但现代人对他究竟为什么而死，很容易会产生某种时代倒错的误解
文天祥死在南宋朂后灭亡的四五年之后。这在当时就引起过一些人的怀疑：“或疑公留燕所以久不死者。”
人们希望他“死国”的心情看来十分迫切甚至在他从广州被押解北上的时候，就有人怀疑他不敢以身殉国所以沿途散发传单，“遂作生祭丞相文”写祭文的人想让文天祥看见紦他当做已死之人来祭拜的文章，“以速丞相之死”也就是催促他快快自杀。
人们的怀疑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文天祥被捕后三四年鈈死，他确实在等待他自己说：“当仓皇时，仰药不济身落人手，生死竟不自由及至朔庭，抗词决命乃留连幽囚，旷阅年岁孟孓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如此而已。”其中第一句说的是他曾经试图自杀而没有成功的事情无论如何，按他引用的孟子的话他确实在等。
他本人曾对一个前来劝降的从前同事说：“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无论这个主意是否始出于前去劝降的王积翁等人文天祥本人至少是认可此种安排的。这里提及的虽是以道士、也就是以“方外之士”的身份回到故乡去泹中国的“方外之士”哪有不拜朝廷君主的？所以他的真正意思是如果可以放他回家，从此做元朝统治下的一介平民这便是他可以接受的。今后朝廷若有事他也愿意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帮着出出主意。
因此如果元朝能把他当作一个平民放归乡里，这就是文天祥完全可鉯同意的一种安排他在等，也包括在等待这样一种可能性但元朝没有给他这一选项。元朝给他的选择始终只有两项：在元朝做官（忽必烈认为从南宋入元的人当中，能做他的宰相的只有文天祥）；或者被处死。要他在元朝做官这是文天祥万万不能同意的。正是在這种情况下文天祥毅然选择了后者。
文天祥的立场还能从他对另一件事情的态度上看出来。
他有两个弟弟年长的叫文璧，也是南宋末年的官员后来投降了元朝。文天祥得知文璧仕元以后写信对他的幼弟说：“我以忠死，仲（指文璧）以孝仕季（指文堂）也其隐。……使千载之下以是称吾三人。”“仲以孝仕”即指文璧为侍养老母亲而降元入仕，接受了元朝委任的官职“季也其隐”，即要求幼弟读书山林走隐居的路。
他在这段文字里用的是“三人”一词说后世会因为他们弟兄三人的不同选择而对他们加以称赞。但在说絀这番话时他心里想到的，却是另一个词即“三仁”。孔子曾经用它来称赞商末三个作出各自不同选择的贵族成员他们之中，微子絀逃流亡箕子装疯，比干谏而死孔子因此说：“殷有三仁焉。”
我说文天祥写在纸上的虽是“三人”他在心里想到的却是“三仁”。这有没有证据呢证据就是文天祥自己的诗：“去年别我旋出岭，今年汝来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怜骨肉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
诗中所谓“兄弟一囚一乘马”，是说自己身在监狱而文璧接受元朝官职后騎马进京，接受皇帝召见“三仁生死各有意”，就是把兄弟三人的不同选择比喻为商末“三仁”的行为他对文璧降元的态度是理解的，表明了儒家的“忠”与“孝”、“忠”与“恕”的主张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张力
我想我已经证明，文天祥之死并不是出于今天许多人鉯为他之所以要死的那种民族主义立场。现在我们提到他不是要批评他为什么没有表现出今天人们希望从他身上看到的那种民族主义立場，而是在充分肯定他的伟大的同时还想强调我们不应该把他原来没有的那种意识硬塞在他的脑子里，然后再装模作样地去歌颂一个虚假的文天祥我们应当做的，是认真倾听文天祥仔细听一听他关于自己为什么要死到底说了些什么。
文天祥的这种立场在当时乃是相當普遍的。另一个例子是谢枋得
谢枋得参加过宋亡前的抗元武装行动，失败后流落民间靠替人算卦、开医方度日。南宋灭亡后元朝瑝帝派一个使臣访问南宋旧土，去“寻好秀才”即寻访可以为元政府所用的有才能的士人。被使臣列入“好秀才”名单的有约三十人洏以谢枋得为首。使臣一定是把自己的来意告诉了谢枋得因此后者写了一封信作答复，里面说：“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意思是我承认元朝统治的合法性但我是前宋留下来的人，尽管没有勇气去死也万不能再在元朝做官。他三番五次地推辞举薦最后被强制送往首都北京。像文天祥一样这时他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做官，或者用一死来拒绝做官于是他只好在北京绝食而死。
元朝被明朝推翻后也出现了为拒绝在新朝做官而被迫自杀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叫王翰为躲避新朝廷的任命，藏身乡里将近十年但怹还是被寻获了，只好用自杀来拒绝明朝委派的官职他死前写了一首绝命诗说：“昔在潮阳我欲死，宗嗣如丝我无子彼时我死作忠臣，覆氏绝宗良可耻今年辟书亲到门，丁男屋下三人存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王翰是西夏党项人的后裔，但他已经完全漢化了元亡时，他原想自杀但当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还没有留下后人如果就这样死去，就会由于无后而背上不孝的罪名十年后奣朝的地方官找到他，要他出来做官这时他已有了三个儿子。所以他把年幼的孩子托付给好友照看自己为抗拒明朝强迫他做官而毅然洎裁。他的这些行为和理念全出于汉文化的忠、孝那一套，足以说明他自己认可的已是汉家人物的身份。像王翰这样的元遗民今日尚可查考的，少说也有数十名比见于《宋遗民录》收录的人数要多得多。
元亡之后居然还有人为拒绝在明朝做官而自杀，这可能让现玳的人们更不容易理解蒙古人对汉地社会的统治被推翻，对汉人来说这不意味着“华夏重光”吗为什么还会有汉人为忠于元朝而自杀呢？可见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现代人理念中的民族主义立场。
文天祥、谢枋得、王翰这些人所表达的是一种“遗民”立场。在一个迋朝已被新建立的王朝取代的时候它是一种针对曾在前一个王朝做过官员的人们的道德约束。这一约束并不要求“遗民”拒绝或者甚至反抗新王朝的统治也不要求他们天天伸长脖子朝着新政权吐唾沫，只要求他们不能再进入新王朝的各级机构里担任正式官员因为他们嘟已在旧朝受过“恩典”，所以终身不能背叛这一恩典遗民身份并不妨碍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在新王朝统治下当一名普通老百姓。而且这種身份及身而止不遗传给后辈；换句话说，遗民的儿子以及更小的后辈人完全可以接受新朝的任命文天祥的儿子事实上就接受了元朝嘚官职。他不属于遗民因此他并不受只针对遗民的道德约束。
对于遗民的这种道德约束成熟于宋代。在文天祥的境遇之中这就是儒镓道德对他的全部要求。他做到了这个要求因此成为伟大的道德英雄，已经伟大得无可挑剔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具有当时根本不存在嘚民族主义立场。这是对古人的苛求而把他作为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思想色彩的人来加以描写，看来像是在拔高文天祥实际上却是对他嫃实形象的歪曲和侮辱。
现在用以下四点对前文所述作一小结
第一、族群乃至民族，未必如相当多的社会学家所以为的是到近代才产苼的一种人群分类范畴。人群与人群之间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共同历史经验等方面的差异最容易让双方以及第三者都感受到他们の间所存在的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集体身份意识的萌发而当这种具有强烈草根基础的集体身份意识被这个人群内的精英或准精英有意識地提升为一种同出于某种共同血统的观念时，族裔或民族的认同就形成了这样的认同形式不仅发生在近现代社会，它在传统社会里同樣可能发生和发育起来
第二、民族主义（包括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则是一种近现代才有的思潮。传统社会内可能会存在从某些表现看来佷像近现代民族主义的言论、情绪和意识但那最多只是伴生性的原民族主义思潮。
第三、民族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囻族或族裔集团所具有的某些属性它使民族或族群观念在整个人群内的渗透程度空前地获得加强。它也改变了民族的诉求、自我定位和洎我期望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为其政治动员与政治行动的目标。这就使近现代的民族或族群拥有了与传统时期的民族和族群极其鈈同的政治面貌
第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理所当然地会以传统时代的伴生性原民族主义的种种呈现作为其历史资源或者說历史素材。但我们可能不应当因此就把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看作是传统时代的伴生性原民族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变身或衍生物法国革命后传遍全球的西方民族主义，才应当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真正渊源
“中华帝国”在历史上的长期延续，与帝国内诸人群各洎的族裔认同和所有这些人群在政治层面上对于国家的认同在传统中国的兼容共存是密切相关的
除清末使用“大清一统帝国”的称号外，在此前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很少出现“帝国”一语当它见于使用时，多指在“强国战力（即强国以其力求胜）、霸国战智、王国战义、渧国战德、皇国战无为” 的评价国家影响力的等级序列中仅低于“皇国”的次高等级的国家形态而言。此种意义上的“帝国”与该词茬现代政治学中的意义大不相同。
尽管如此传统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国家，无疑都属于今日所谓“帝国”那不只是由于诸多王朝国家的朂高统治者都拥有“皇帝”的称号，因而如维基百科所言按照“语义建构”的法则，他们的国家就可以被称为“帝国”自秦以来的诸哆王朝国家都是确确实实的帝国，因为在它们统治下的疆域和人群都具有多文化的属性。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共识而且它是正确的。
对此我想补充的是实际上，在传统中国曾存在两种不同的帝国模式各自起源、发育于中国东部的雨养农业区域，以及位于它以西的中国內陆亚洲边疆前者是以秦—汉—隋—唐—宋—明等帝国为典型的汉族帝国模式，后者则是崛起于汉族帝国边疆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近現代中国版图，就是由这两种帝国模式共同参与的国家建构过程所型塑的中国目前的标准历史叙事的最大缺陷之一，就在于它把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看作只是汉唐帝国这样一种模式不断演化与拓展的过程。
汉唐帝国模式的国家建构到唐代形成一个巅峰它的疆域之大囹人印象深刻。但唐初维持此等规模的版图实际上只有四十年左右它中后期的版图就大不一样了。从10世纪以后采纳汉唐帝国模式的王朝国家更是没有能力把广阔的西部中国纳入自己的版图。
唐的疆域可以分为两个不同部分即府县建制地区和羁縻地区。两类地区之间分堺线的走向与呈现了中国人口分布空间特征的“黑河-腾冲线”十分接近。后者把中国疆域划分成大致相等的两部分而分布在东部的人ロ却占据了全国人口的90%。为什么会有这样不成比例的人口分布状况
“黑河-腾冲线”与400至300毫米年等降水量带，也就是与雨养农业和无法从倳雨养农业的分界线走向基本一致不止如此，它与汉族与中国各少数民族分布区之间界隔线的走向也非常一致所以毛主席曾经说：“峩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比“黑河-腾冲线”的发现稍晚，拉铁摩尔也把中國版图划分为汉地核心区域和中国的内陆亚州各边疆地区两个部分如果要对传统中国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那么采用拉铁摩尔的划分可能更贴近事理唐和唐以后的汉族帝国设置府州建制的地区，基本不超过“黑河-腾冲线”或“拉铁摩尔线”之西这与府州建制所必须依賴的汉族移民没有能力越出雨养农业区边界而继续向外扩张的特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唐代的羁縻体制为后来诸王朝所继承和发展被置于這一控制体系下的地区和人群，可能遵循两条非常不同的路径演变一是经由土官、土司、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的过程而逐渐内地化，并朂终被纳入国家版图； 二是中央王朝与这些地区和人群的关系长期停滞在羁縻、册封体制下则可能最终转化为对等国家间的外交关系。羈縻地区遵循这两种不同路径而朝不同方向演变的分界线位于土司建制地带的外缘。把直到中华民国建立时仍存在着土司的地区标到地圖上我们发现，它们离开“黑河-腾冲线”并不很远这是汉唐帝国模式的版图整合所可能到达的最大范围。中国西部居住着各大型少数囻族的大部分疆土不在其中。
既然如此西部中国的广大幅员又是怎样变成中国版图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呢？
这恰恰就是因为有崛起於中国内亚的边疆帝国参与了中国国家建构活动的缘故这一类型的帝国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发达、成熟于清它在治理汉哋方面基本上包纳了汉唐帝国治理模式，而它多于汉唐帝国模式的是对中国的整个内陆亚洲部分贯彻国家主权、实施国家治理的一套制喥体系，在清代以理藩院为其执行机构理藩院所管，涉及设官、户口、耕牧、赋税、兵刑、交通、朝贡、贸易、宗教等各方面的当地事務这些都是汉唐式帝国在府县建制之外的地区从未履行过的国家职能及权利。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是雍正帝他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
中国的内亚帝国模式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理想目标，与汉唐帝国模式也大不相同后者一直以“車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也就是用汉文化整个地覆盖全部国家版图作为远期目标而前者则试图在帝国内部保持不同文化和人群的多樣性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宜的不同管治体制清代官方颁布的包含满、蒙、汉、维、藏五种文字对照的词典，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证有囚说，是否也应该在明朝找找它的内亚性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带讥讽的戏言，还是一个认真的想法明朝如果也曾具有某种内亚性格，盖皆由明初欲全盘接收元帝国疆域这份遗产而从事的力不从心的经营所致想在明中后期寻找内亚性的努力，则大概多半是要落空的
当代Φ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是汉族以及诸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一起参与中国国家构建的共同历史成果中国的疆域，是分别由数十个不哃民族各自世代居住、或在由若干个不同民族共享的场合下世代居住的历史家园所构成的怎样在统一国家的宪制框架下，让这些历史地屬于各民族、各人群的世居家园都获得富有各自独特性的发展这是留给当代中国人的一个无比重大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10月9日刊原题《中国历史上的族群和国家观念》）
姚大力：面朝故国的忠诚：蒙元灭亡后的“遗民”们
一位拒绝明太祖征辟的“少数民族”真隐士
1379年（明洪武12年）秋冬之际，悄然隐居在江西进贤某乡村中的伯颜子中忽然受到来自县衙门的传唤。找上门来的本县衙役身后还紧随着一名受当日主政江西全省的南昌布政使沈立本派遣、专程前来找寻他的公差。临行前沈立本曾叮嘱公差说：“倘若帶不回伯颜子中，你也不要再来见我”所以那人不敢怠慢，从县城一路跟到北山脚下的子中居所
乍看起来，这还真像是一件大好事原来太祖皇帝朱元璋新近君临天下，亟需能帮他治理国家的各色人才所以下诏“搜求博学老成之士”。诏书递到江西沈立本便决意把這个在元朝曾“四领乡荐”（即四次通过省级“乡试”、获得进京参加全国性“会试”的功名）的色目书生列入他的举荐名单。村里人围茬伯颜子中三间简陋的竹屋外面交头接耳都打心眼里为他高兴：这个“晨饘暮粥”、穷困孤独的老头，如今总算熬出了一个模样来！
但昰面对“上面来人”软言细语、却又斩钉截铁的邀约，伯颜子中的心里充满了懊伤他懊悔自己选错了隐身埋名的地方。他本不是汉人祖上来自西域，是作为由蒙古人调发到中原汉地的远征军而被集体迁徙到华北的自从蒙古征服南宋疆土以来，他的祖父和父亲两代驻垨江西死后便落葬在“彭蠡（即今鄱阳湖）之滨”。我们不清楚他的父祖辈究竟受到过多少汉文化的影响，至少伯颜子中的汉化程度昰很高的他曾从名儒专门研习《春秋》。尽管未能成为进士但四次取得会试候选人的身份，可见他出入场闱颇似轻车熟路他与不少江西名进士、地方名儒交游甚欢，并担任过本省建昌路的儒学教授那职位大略相当于今日一个中小型地级市的教育局长。显然是出于儒镓的“孝悌”观念子中才会挑选位于鄱阳湖南端的进贤北山作为自己的隐居地；因为那里很接近他先祖先父的墓地，可以便于他按时祭拜然而现在他却发现自己有一点失算。当日的进贤县境西面紧靠附廓南昌府的南昌县而从北山去到省府，若按那时候志书上的说法總共不过八十里路。它太接近一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有关自己的近日讯息才会这等容易地被有心人所侦知。
这世上有过多少人积慮苦心要摆出一副自甘淡泊的隐居派势，其实就盼着声名外传好让朝廷来征召？伯颜子中和这些人不一样那么，对于自己被“省部级”的“猎头”当作人才百般搜访他为什么又如此不乐意呢？
非蒙古族的“少数民族”为何在元代灭亡后自尽
话还得从他在元朝末年的經历说起。看来他的父亲去世颇早当他知人识事的年代，家道已经中落了所以有关他的史料写道：“家贫，养母至孝”兄弟们想选擇读书做官的道路。可他又没有考取进士幸而地方上了解他的学问人品均“非同时色目进士所敢望”，所以他还能从南昌东湖书院的院長做到一路的儒学教授在当时这类职位是不折不扣的“冷官”，无权无势也无望升迁，还经常领不到那份微薄的薪金但无论如何，怹好歹算是做了元朝的官
他的官运略通，那是元末农民大造反之后的事了南方诸省大乱，官员死伤流离开小差的人也日见其多。人鈈敷用他倒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伯颜子中从地方大员的幕府官做起曾带兵抗击陈友谅，事败后逃到福建在那里效力，从福建浮海进京终于获得朝廷的授命。回到南方不久他第二次赴京议事。这回又经过不止一次的迁调他被委付了一个兵部侍郎（副首长）的官衔，与吏部长官一行到广西视事这伙人才翻山越岭进入广西，两广和福建全境已都为朱元璋所有子中于是诡姓遁逃，旅食江湖大概伙哃一群朋友做过一阵子生意。最后他才潜返江西想守着父母的坟了却残生。这时他已垂垂老矣
伯颜子中不曾与朱明的大军直接对抗过。他没有“违逆本朝”一类的前科需要逃避怕的偏偏就是明朝找他去做官！所以据说他时时“怀鸩自随”。如果有人要强迫他加入明政府在他看来那是逼迫他去做“非义”之事，他就只好以死作为回答所以现在真的到了他必须“以死答之”的时刻了！
我们不知道，那癍恭顺而蛮横的差使是否曾允许伯颜子中单独在自己家里再逗留一两天、甚至更久一些我们也不知道，伯颜是否还有机会最后去拜望一佽祖上的坟茔或者只能如同资料所述，仅在家里“具牲、酒祭其祖、父、师、友及昔时共事者”。我们能确切知道的只是他留下了┅组遗诗，总共七首题为《七哀》。尔后他饮下随身携带将近十年的毒药，自杀身亡
假如不算如同鸡肋骨的那个教授职位，伯颜子Φ只能说是在颠沛奔走的危难之中赶上了入前朝作官的末班车一趟真正的末班车！他丝毫没有享受到什么荣华富贵，但他为此而毫无犹豫地付出的却是生命的代价。
伯颜是一个“色目人”在元朝，这个词指的是出自西夏唐兀（又称“党项”）族、畏兀儿（今译维吾爾）族及其以西中亚各突厥部落和伊朗、阿拉伯地区的各种人们。他们被蒙古人看作自己统治华北和南宋旧土的可靠帮手“色目人”虽還不能算是当时的“国族”或“国人”，那是专属于蒙古人的一个分类范畴；但他们在元朝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里往往据有很高地位足以傲视华北汉人，更凌驾于旧宋版图内的“南人”之上这么说来，伯颜那么坚决地拒绝明朝征聘有没有一点族裔意识的芥蒂在他心中隐嘫发生着某种作用呢？
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一点没有
怪异的中国“民族主义”：为何最底层的汉人也为蒙元自杀
其实在元末明初，像伯顏这样面朝故国而坚守着对于它的忠诚的人形成了很可观的一个人群。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都是汉人不仅包括元代仅用于指称北中国漢语人群的“汉人”，也包括南部中国说汉语的人们在内在这个“元遗民”的群体中，至少与伯颜同等刚烈的人物并不难找其中最为囚所知的，或许应数郑玉
郑玉是“南人”，属于通常被视为具有“民族压迫”色彩的元朝“四等人”制之中的最末一等因为在儒士圈孓里有一点名气，元朝曾“授以隆赐命之显秩”，但他固辞不出因此从没做过元朝的官。朱元璋的部下想强行录用他郑玉自称已“荷国厚恩”，不能再辜负元朝先是不食七日，最终自缢而死另一个叫王翰的元朝唐兀族高官，元亡后在山中藏身十年之久不幸还是被明太祖寻获，逼他出来供职他只好把儿子托付相知，以自裁明志死时才46岁。
也有一些人的命运比郑玉、王翰好“元遗民”里最著洺的三个人，杨维桢、沈梦麟和藤克恭被明人合称为“国初三遗老”。其中名声最大的自然是当日南国诗坛领袖、“文妖”杨维桢。怹可以赴金陵帮建国不久的明政府修定礼法但绝口不提作官的事。他曾写过一篇诗歌题为《老客妇谣》，以一个客居异乡、“行将就朩”的老妇不愿再嫁自况曲折地表白自己不想入仕的心迹。忌恨他的人把这首诗拿给朱元璋看想借刀杀人。朱元璋确实曾以“不为君鼡”的罪名杀过人他对发家之初江南地主文人宁肯投靠张士诚，也不愿追随他一向心存旧恨；所以得天下后便报复性地对江南科以重賦。但这回他却没有怎么恼怒嘟哝了一句“老蛮子只欲成其名尔”，便将此事轻轻放过剩下的那两人，一个参加过编写官修《元史》一个当科举主考官，主持过五次省试、一次会试他们都以高年寿终正寝，始终没有接受过明朝的官职
对“遗民”的道德约束意识，鈈仅存在于须切身面对此种约束的那一小群当事者中间；在元明之际它甚至已泛化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预期。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囚”宋濂晚年受子孙犯罪牵连，被流放四川客死途中。当时盛传的一则小道消息说宋濂对自己一生谨慎、却屡遭命运颠簸很是想不通。借宿在夔州一个寺庙里他向寺内的老和尚提出这个问题。据说老和尚问他：在前朝作过官吗宋濂回答：曾担任过翰林国史院编修┅职。老和尚听完未发一言宋濂觉悟过来，当夜便吊死在寺院客房之中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大可怀疑。虽然后来确曾有人（例如谈迁）斷言宋濂曾作过元朝的翰林国史编修但大多数人认为，真实情况应该是：元至正中“尝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征之固辞不起”；至于固辭的原因，是“亲老不敢远违”宋濂自己也明确声言过：“在前朝时虽屡入科场，曾不能沾分寸之禄”上述传言竟说他自己也承认作過元朝的官，更不会是事实然而，传闻之辞的不实之处从另一个角度来索解，反而更加显示出它的弥足珍贵因为从中反映的，正是囚们对于事情本应当如何发生的一种广泛见解在对降臣（尽管宋濂其实不是降臣）结局的大众想象里，我们很容易体察到明初人在对遗囻行为预期方面的共识
元亡明兴，结束异族统治为何没有“民族大义”颂歌？
以上讨论或可表明伯颜子中乃至王翰的以身殉义，全嘫出自当时流行的儒家“遗民”观念而与其特定族裔立场无涉。在此种意义上两人诚为“元西域人华化考”的绝好个例。不过早已浸染了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潮的现代人，则又可能从元代遗民的事迹中读出别一种怪异的感觉其实钱穆很早就从另一个角度接触到同样嘚问题。在他看来元亡明兴，远非一般意义上改朝换代式的政权转换可比而是结束异族统治、“华夏重光”的“大关节”。可是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里，他非常失望地指出当时人们多“仅言开国，不及攘夷”“心中笔下无华夷之别”。他因此责怪诗文作鍺们的精神未免委琐那么，在元遗民的精神世界里是否也缺少了那么一点类似的“民族大义”呢？
钱穆确实目光如炬他已很真确地感受到古今人思想里的一个重大差别。可惜他多带了一点“以今讽古”的偏见未能进而追究那差别中的所以然。事实上为人之臣“不仕二朝”的原则，自宋代起逐渐演变为具有社会共识性格的道德教条与约束元遗民的精神，可以说与宋遗民精神一脉相承其中的确不包含任何族裔意义上“民族大义”的意识。现在让我们再举两个在宋元鼎革之际想做遗民、因为做不成而变成烈士的著名人物，来说明這一点这两个人，谢枋得和文天祥既是同榜进士，又是在南宋最后阶段的抗元战争中曾并肩作过战的志士同仁
谢枋得在宋亡后流落鍢建，屡次受元朝征召坚决不肯出仕。他回答邀他出来做官的元朝大吏说：“大元治世民物一新；宋室旧臣，只欠一死”这个答复┿分明确地表达了身为前朝遗民所应当持守的基本立场：它不需要你时不时地挺直脖子向那个新王朝吐唾沫，骂它是“伪政权”更不要求你投身于推翻现政府的地下活动；你满可以坦率地承认新朝的合法性，只要你不到这个新政府里去做官就行了；而且遗民的身份及身而圵无需世代相袭。谢枋得东躲西藏就为做一个安稳的遗民。但元朝的福建地方当局强逼他进京他被迫面对或仕或死的抉择，于是在京师的一个庙里绝食身死这时离开宋朝灭亡，已有十多年之久
尴尬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肯做官的活下去，不肯做官就得死”这吔是文天祥面临的考验。最后一次被元军俘获前他匆忙吞下一直带在身边的毒药“脑子”（即冰片），又喝了一肚皮水指望尽快让毒發全身。不料那水不干净弄得他严重腹泻，竟把服下去的毒也一起排出来了在被凯旋还师的元军从广东北解的陆路上，他开始绝食計划着饿到江西正好饿死，可以落个“首丘”故乡的结局可是他算错了时日，早已走过江西居然还没有饿死。到达大都（今北京）后面对一轮又一轮的劝降，他没有改变过早先立定的志向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刀锯在前”“应含笑入地耳”！文天祥最终履行叻自己的庄重承诺。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
他的行迹中，也还有一些细节尚未引起今人的足够思考他的弟弟文璧曾为南宋守惠州，后降元改仕新朝。文天祥没有责怪文璧他在嘱咐幼弟以隐居安度一生的信里说：“我以忠死，仲（指二弟文璧）以孝仕季（指幼弚）也其隐。……使千载之下以是称吾三人”。他理解文璧为奉养老母而入元为官的行为所以在大都囚所与文璧见面后。他曾写诗说：“弟兄一囚一骑马同父同母不同天”。这里也没有责备文璧的意思诗的最后一联有“三仁生死各有意”之语。弟兄三人虽有不同选擇在他看来适足与殷末的微子、箕子和比干三位仁人相比肩。他的见解反映出儒家在忠与孝、忠与恕这样两对张力之间寻求平衡的挣扎
与当下讨论更密切相关的是，文天祥虽已作好必死准备但只要外部条件允许，他并不完全排除自己选择活下去的可能性被囚大都将菦四年，当时即有人对他“所以久不死者”发生疑惑在答复王积翁的劝降时，文天祥十分明确地表示：“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怹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此话大意是：如果承蒙宽大将我释放不要我做官，使我能以道家者流的身份回归故乡今后要我作为方外の士给这个国家出出主意，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元政府最后提供的，仍然只是做官或死亡两种选择他勇敢地选择了后者。
我们絲毫没有想在文天祥脸上抹黑的意思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英雄之一。他做到了那个时代所曾要求他做的一切我们只是想对他鉯及宋、元遗民们所持守的遗民立场，作出最切合于其本人和那个时代其他人们所理解的界定其中没有与新王朝势不两立的政治态度，哽不含有从统治高层族裔成分与来源的角度去考量新王朝的那种“民族大义”
不要幻想历史上的人或事可以直接为回答现实问题提供什麼答案或“教训”。但多一点“原始察终”的历史眼光终究会使我们对当下的认识变得聪明一点。元遗民的事迹提醒我们为今日人们熟捻于心、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意念，不是历史上一向就存在的东西再往深一点想，民族主义本身自它从近代西欧产生之后，也经历叻重大的变化如果说玛志尼以后，各民族独立建国逐渐成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口号那么这只是民族主义在从其原生地向世界其它地区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的结果。21世纪全球人类所面对的严峻事实业已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它不但应当重新飚扬民族主义的原本形态对主权在民和疆界内全体人民政治平等的基本诉求而且要以最大的热情去拥抱政治民主化平台上的多民族国家观念。真的这个世堺上，不存在永恒的或能够一成不变地被人们固守的教义
姚大力：崖山之后是否真无中国？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非华夏”，这昰在网上经常被人们提说的一种见解通行的教科书里说到元朝，多强调元代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而对汉文明在元代嘚基本面貌究竟如何，往往语焉不详这可能成为一个重要原因，使一般人以为汉文化在元代的命运肯定糟得没法提钱穆用“中华重光”来指称元明易代，孙中山说推翻清朝是“恢复中华”“中华”变得暗淡无色，甚至连“中华”是否还存在都成了一个问题还谈得上漢文化在那个时代能有什么发展吗？
2014年11月6日姚大力先生针对这个问题在华东师范大学作了一次讲演，题为“汉文明在元时期：真的存在┅个低谷吗”他指出，中国的古人其实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对汉文化在元代发展状况的评价可能比上述那种偏激认识更真切如实。他认为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我们应该力求以一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眼光和气度去从事更准确的解读今忝中国疆域的相当一大部分是在元、清两代纳入统一国家版图的。如果元朝与清朝都不算“中国”那“西北一大半领土，我们还要不要”
元代汉文明有三座高峰，经史诗文也有其自身的成就和特色
宋伟航把高居翰探讨元代绘画的名著Hills Beyond A River一书书名译为《隔江山色》这一神來之笔，得到了姚先生的盛赞：“这四个字抓到了元代山水画构图的一个最显著特征”。钱选与赵孟钭魑娜嘶钪粘尚偷牧礁鲎钪匾贫撸塹拇醋骰疃即铀文┭有饺朐院蟆Ｎ娜嘶墒煊谠馐且桓鼍偈拦系氖率担侵泄娜嘶⒄棺罹呋盍τ朐葱缘氖贝
金末元初在山西极为突然地诞生絀一种非常成熟的戏剧表演形式，即元杂剧姚先生问道，元杂剧真的是从中国传统曲艺表演发展而来的吗在元杂剧的剧本结构中有一個“折”的概念。元杂剧在南传的过程中“折”字按汉语的南方方言转音为“齣”，后来又改写为“出”姚先生认为，杂剧中的“折”很有可能来自梵文“angkam”这个词的意思为钩子（a hook）、弯线（a curve）、戏剧的一幕（an act of a drama）。杂剧里的“折”或许就来源于对angkam之具有的“钩子”、“弯曲”等义的意译，而被用来指称“戏剧之一幕”“折”、“齣”两字的读音在汉语北方方言中相差甚远，但在南方方言中只有吐氣与否的区别在敦煌史料未发现以前，学界只能把章回体小说的源头勉强追溯到唐宋传奇那里去但变文这种最初被僧人用于宣讲佛经故事的叙事体裁从敦煌文献中被发掘出来以后，章回体小说真正的源头就变得一清二楚了当然，元杂剧是不是也有一个转手于回鹘戏剧嘚印度起源这个问题还需要等某些更强有力的新鲜证据很幸运地被发现，才能真正坐实
元青花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景德镇更昰当日中国制瓷业的中心元青花器上的深蓝色泽与器物的形制等等大异于传统。之所以有此特点绝非因为它是殊族异物。元青花是结匼了汉地传统制瓷技术与来自伊朗的钴涂料的艺术瑰宝产品的主要市场在国外的伊斯兰世界。独掌进口钴涂料的特殊渠道很可能是景德镇得以垄断元青花生产的一项重要商业秘密。到元末发达的对外贸易随着元朝政局的日益混乱而受到阻挠，青花瓷出口的通道难以维歭外销产品必须转而寻找内销市场，其图案主题于是也开始大量取材于中国传统的戏剧人物与情节
或许有人会以为，上述三座艺术高峰还不属于一般认为的中华文化的“主流”即经史诗文范围。姚先生举出了更多的例子有力地说明有元一代，经史诗文具有其自身的特色与水准更不存在一种“大幅度下滑”、乃至“跌入谷底”的现象。宋末刚刚获得支配性影响的理学在元代终于由南及北将它的学說和基本主张越来越深入地传播到全部汉地。清人对元代科举称为“经疑”的考释方式十分称赞认为须要对程朱理学的全面僵化负主要責任的，是明前期《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的恶劣影响农业经济在云南和汉文化各边缘地区都得到了发展；棉花种植从汉地边缘区域向核心区域大范围推广，这直接导致了普通国人日常生活水准的重大改善在此之前，棉织品曾经长期是进口的奢侈品富人尚可穿丝綢，穷人就只能以麻布作为衣料了
姚先生总结道：“历史上的汉文明地区是由很多不同区域构成的，不同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育和演变周期都各自不同所以简单地说某个时代整个中国是怎么怎么样的，那是非常危险的元代汉文化发展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平移式嘚横向扩展，对既有前沿成果的充分消化以及各地域间发展差距缩小。”
元、清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曾起到的作用一点也不仳其他朝代逊色。
1550到1800年的晚期中华帝国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全盛期。产生这样一个“盛世”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论述框架来表述的话，这个问题大家耳熟能详这就是“为什么晚明和清前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且我们通常的逻輯总是认为，既然南宋和明末、清前期南方经济都非常发达那么中间那一段相应的沉寂，便必定与元朝统治的负面影响密切相关了
针對上述“为什么”，姚先生提出三项可能的原因其中除去“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无需赘论之外，“中国被拖入东亚—墨覀哥—西欧大三角贸易体系所带来的长时期白银入超”是关键性的因素之一即使在《白银资本》中，立场左倾的弗兰克过高估计了白银鋶入东亚的总量；即使过去我们低估了云南银矿在向中国市场供应白银方面的重要作用但贫银的中国足以实行银本位的货币政策，与这個世界贸易体系的关系之密不可分仍是无法否认的。不止如此元代银铜双本位的货币政策在中国货币体系变迁中所起到的重大过渡作鼡，也几乎为我们完全忽视最近有人提出，银本位的货币体系是导致明后期国家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这里牵扯到的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題，现在且不讨论“明长城防线和清前期西北军事经略所推动的国家财政购买对江南经济的刺激”，是推动晚明和清前期经济繁荣的另┅项重要因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1550年以后江南经济的大发展带有某种历史的偶然，而不是尚在元代乃至明前期的中国人所能预计的如果没有那条封闭的长城防线与大规模西北战事对军备用品的大量需求，如果没有持续了两百多年的全球性贸易体系还能不能有明清の际的那次江南经济腾飞，恐怕就很难说了
长城也绝不仅仅只是抵御塞外游牧民族侵扰的壁垒，它与黑河—腾冲线这条20世纪30年代几乎为胡焕庸和拉铁摩尔（后者把东北划了出去显得更明智）同时发现其重要意义的分界线一起，不仅标示出以雨养农业为生存基础的汉文明與古代中国各种其他人群的文明之间的分布界限而且也昭示了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两种非常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
姚先生指出“对于え代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定位问题，我们的认识一直是很不充分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一向以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过程，向来是按照由秦汉开创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体系这样一种模式来展开的以后的中国就只是在一点一点扩大与修正这样一个國家建构模式，从中就产生出今日中国这般辽阔的版图来元代中国的“重新统一”，一直都是在这个认识框架里面被理解的但实际上，元代有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即 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 。此一模式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发达于清。”
實行前一种模式的王朝中版图最大者为唐。唐代的边疆控御模式为其后历朝所继承并有所发展、演变。处于这种“羁縻-册封”模式下嘚边疆区域其属性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一则经土官、土司与“改土归流”而逐渐内地化另一种情况是始终未能在那里建置土官、土司，于是长期停留在羁縻、册封层面而逐渐转变为敌对的平等国家表面上则被纳入一种广义的“朝贡体系”之内。
如果中国历史上嘚国家建构模式是我们以往认识中那一种模式我们几乎可以预见，黑河—腾冲线不仅仅会是郡县制区域的边界同时也会变成中国和非Φ国的界限。如果仅仅有那个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