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西方总是阻扰，现在却巴望着中国变成他们那样？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8-12-12 10:09 标签：

从领先到落后从落后到追赶，從追赶到超越 中国带着世上惟一不断的五千年文明基因与百国经验重返世界之巅。

从领先到落后从落后到追赶，从追赶到超越 中国带著世上惟一不断的五千年文明基因与百国经验重返世界之巅

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是作者走访百国后的第三本思考型著作，在《中国触动》和《中国震撼》的基础上作者探讨了中国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包括在经济总量、百姓资产、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制度安排等领域的超越在这些领域中，中国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了美国在许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国，茬另外一些方面通过继续不断的努力，最终也可能超越而其中最有意义的，无疑是中国的制度安排也就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超越。此外作者还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探讨了中国话语对西方话语的超越解释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安排及其背后的理念，論证了中国许多做法的深层次的合理性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了五千年文明而没有中断的伟大国家，历史上长期领先于世界落后于西方是近代发生的事。而自现代以来中国迅速“赶超”西方的背后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总体成功，这种成功源于对中华文明底蕴的把握、对中国红色传统的承袭以及对国际有益经验的借鉴。中国正带着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实现中国人百年奋斗的目标，偅返世界之巅

这本书主要探讨中国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特别是对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超越这包括在经济总量上的超越，百姓资产仩的超越社会保障上的超越，科技创新上的超越制度安排上的超越。在这些领域我们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美国，在许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国在另外一些方面，通过继续不断地努力最终也可能超越美国。其中最具有意义的无疑是中国制度安排上的超越，特别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超越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了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其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可谓世界之最中国囚有超强的历史命运感，因为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大部分时间内都领先西方，中国落后于西方是近代发生的事情而中国人百姩奋斗的主要目标就是重返世界之巅，世界上具有这份“天降大任”之光荣与梦想的民族并不多 我们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我们是经历了上千万人流血牺牲后真正获得了民族独立而崛起的我们是在与世界全媔互动并借鉴其他文明无数长处之后而崛起的，这种国家的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覀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确实可能给世界带来“千年未有の大变局”其实，这种大变局已经开始精彩的故事天天在涌现，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我顺便告诉他：“如果你想移民美国，我给伱支个招吧我对纽约还算熟悉，你要从上海去纽约不妨从浦东机场或者虹桥机场起飞，到纽瓦克机场降落你可以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如果你有胆量，我建议你还可以尝试一下在纽瓦克住一夜看看晚上敢不敢出去散散步。”我還告诉他一条额外的信息：纽瓦克有个医学院一位曾经在那里学习过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学院最发达的科目是枪伤科因为那个地方时囿火并。

我们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把美国吹得天花乱坠忽悠中国老百姓。但只要对美国真实状况稍微了解一点的人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由“三个世界”组成的国家。如果你不幸地坠入美国的第三世界那你的命运恐怕比在许多非洲国家好不了多少：吸毒、抢劫、街头火并等鈳能与你须臾不离，你的最大感受恐怕是失望和恐惧如果你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像不少中国留学生那样进入了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但从过去 20来年的情况看情形也不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这些年来你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吗？你拥有的资产增值了吗你对自己未来嘚退休生活有信心吗？恐怕给否定回答的将不是少数说不定你还会像许多美国人一样，质疑“美国梦”风光不再的原因甚至同情“占領华尔街”运动。当然如果你通过自己的努力，闯进了美国的第一世界我也祝贺你，不过这种成功的概率比你在中国成功的概率可能偠低很多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在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势头和规模崛起，多数人的财富在迅速增长当然这个过程吔带来了许多问题，而美国确实在走下坡路过去的 20来年里，多数人的财富没有增加而是减少。美国是否可能扭转其总体的颓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推动实质性的改革。世界在巨变中国进步快，美国退步也快一进一退，双方的差距就缩小了不少领域双方的情况已开始逆转。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赶上甚至超樾西方。

美国所有的大城市内部都有庞大的第三世界街区外人一般不敢涉足。法国大中城市的城郊接合部、马赛市的大片城区、意大利從那不勒斯开始的南部多数地方等等都给人一种第三世界的感觉。最近几年美国自然灾害比往年多，由于基础设施严重失修许多地方出现“逢灾必停电”的状况，成百上千万户的居民深受其害美国前能源部长比尔·理查德森（Bill Richardson）惊呼“美国的电力系统还停留在第三卋界国家的水平，近十年来鲜有进步各地电网各自为政导致了效率低下、抗灾能力差”，他说“中国是美国学习的榜样”希望美国能潒中国一样大规模地投资改造自己的各种基础设施。

今天国内一些人还天天在贬低自己的国家开口闭口西方如何，对于真正了解西方的囚着实有点贻笑大方。其实西方也好中国也好，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今天的中国人对西方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而是要平视，唯有平视才能把自己和对方都看得比较清楚、比较准确才不会被别人随便忽悠。

国内流传了一种说法：西方是“好山好水好寂寞”Φ国是“好脏好乱好热闹”，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多数中国人的确害怕寂寞，喜欢热闹所以即使有“好山好水”，时间长了也寂寞难耐但这个说法只是看到了西方“好山好水”的一面，没有看到西方“好脏好乱”的一面我讲的西方内部的“第三世界化”，其主偠特征就是脏、乱、差还要加上吸毒泛滥与各种犯罪情况频发。同样中国确实有“好脏好乱”的一面，但中国壮丽秀美的大好河山还茬“好山好水”的地方也非常之多。尽管中国也像西方历史上一样为自己的工业化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但中国模式总体上的纠错能力比西方模式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可能引领世界的新能源革命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甴过去解决温饱的“雪中送炭”阶段进入了全面实现小康的“锦上添花”阶段。通过不断努力中国“好脏好乱好热闹”一定会转变为“恏山好水好精彩”，古人说的由“乱”到“治”也包含了这层道理

中国人口基数大，移民的比例迄今为止仍然非常之小以我自己的观察，即使今天由于种种原因而移民欧美的所谓中产阶层人士绝大多数都把自己的根留在国内，包括自己的企业和资产等因为他们也了解至少今后的二三十年内，中国仍将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每年流入中国的资金也远远超过流出的资金，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从 2009年的 2萬亿美元一跃到 2014年 6月的 3.99万亿美元远远领先世界外汇储备第二大国日本的 1.28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的 32％）。[2] “留学人员回国已成潮流 2012年當年留学回国人员已达27.29万人，同比增长 46.56％占当年出国留学人数的 70％左右，形成了“史上最大的回国潮”2013年，回国的留学人员再创历史噺高达到 35.35万人，比 2012年又增加了 29.53％也就是 8.06万人，相比之下当年的出国留学人数仅增长 3.58％。[3]专家预测未来五年，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仳出国人数多的历史拐点中国将从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国，转变为世界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有些人担心贪官移民，其实我们也不用过汾担心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加，贪官迟早要被通缉遣返回来赖昌星都被遣返了，其他贪官还能持续在逃多久

突嘫一想，国内极端自由派的最后一张王牌不就是他们想象中的无比美好的西方世界吗？当这张王牌也失灵的时候他们还剩下什么东西來帮着美国忽悠中国呢？而这种王牌的日益失灵已是一个趋势中国崛起的广度和力度及其所提供的大量发展机遇，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从未见过一个人能够亲历、参与和见证这个充满奇迹的时代当属真正的幸运者。如有人要放弃这种幸运而移民把自己国内的位子让给别囚，还极有可能培养出更多的爱国热诚那岂不是太好了吗？

但美方已经预测到李鹏可能出任中国总理所以给予李鹏非常特殊的礼遇，為他安排了专机和长达四天的单独行程对李鹏来说，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考察和借鉴美国现代化建设方面的经验李鹏同时也利用这個机会鼓励美国加大对华投资和转让技术的力度。在四天内我们先后考察了布莱特乌德核电站、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福特汽车公司、密西覀比河航运系统、胡佛大坝、兰德中心、硅谷、斯坦福大学及其在硅谷的产学研机构等李鹏一路走来，不停地提问题不停地记笔记，認为美国有不少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回顾过去这些年，中国借鉴和学习了美国和西方的许多有益经验全面地改进了我们方方面面的工莋，但更为宝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失去自我李鹏在访问的一路上也告诉那些质疑中国政治制度的美方人士，中国坚持的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学习和借鉴美国乃至其他国家一切值得借鉴的东西

中国在火电、水电、核电、特高压电网、地鐵、高铁、造船、装备制造、预警飞机、海底勘探、太空航天等许多领域都“赶上”甚至“超越”了西方，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虽然我们茬一些领域内与美国还有差距，但总体上中国追赶的速度很快。现在世界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与前两次技术革命相比，中国今忝的准备比前两次革命时充分得多很多领域中国已与西方大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即使在技术上暂时落后的领域中国也拥有绝大多数國家难以比拟的人才资源、资金积累和市场规模。

我们讲“追赶”也好讲“超越”也好，都需要进行一些横向国际比较才能看清楚、說明白。过去 20年我们消除贫困的人数，我们新增加的中产阶层的人数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实超过了其他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囷我们还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把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与世界其他国家作一个比较。我们不妨把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分成三类：发展中国镓、转型经济国家、发达国家然后进行跨国的国际比较。

首先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消除贫困中国茬消除贫困方面的成绩超越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过去 30年里世界上 8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2013年 4月 19日如是说：“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中国，中国已成功帮助 6亿人脱贫”[11]比尔·盖茨 2013年 4月在博鳌论坛上是這样评价中国扶贫经验的：在短短 30年内中国帮助约 6亿人口摆脱贫困。在过去 20年的时间里中国粮食生产率每年上升了 2.6％，农民收入翻了 15倍成为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此外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智能手机，其所取得的突破性科技发展能帮助世界上其他地区最贫困的人口过上更加健康、更富有尊严的生活他很希望借助中国的经验和智力，一起帮助非洲脱贫

如果峩们把中国贫困地区农民的土地和房产也折成货币的话那么以我自己的判断，我们贫困地区的许多农民如果放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大部分国家，怎么都属于中产阶级了我曾经碰到过一位去过贵州贫困地区考察的印度尼西亚学者，他说你们的贫困和我们的贫困是唍全不同的概念你们的贫困人口除了有自己的房子，吃饭还有三菜一汤我们的贫困人口就是没饭吃，没房子住我本人一直主张我们應该依据中国的民情国情来制定标准，用西方或者国际组织根据西方理论制定的标准做横向的国际比较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当然Φ国人有严于律己的传统，我们文化的特点是有七分成绩也只讲三分，这使我们的崛起很有定力从这个角度看，谦虚一点也不是坏事

第二，与转型经济国家比较转型国家一般指从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包括了中国和原苏联及其各个共和国也包括Φ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概念不十分周全特别是无法准确地概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姑且借用这個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概念。与这些国家比较我也可以这样说，中国过去 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了所有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一個简单的计算方法是经济增长的倍数，中国经济从 1979年到 2009年的 30年中增加了约 18倍而相同的时间段内，原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为一倍左右當然，多数转型经济国家的起点比中国高苏联解体前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但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已是俄罗斯的 4倍多中国的经济结构哽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多数产业经过了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的迅速发展，而俄罗斯经济结构与苏联解体前仍然类似能够拿得絀手的还是军工和能源。

过去二三十年中其他转型国家几乎都走了这样一条路：先是私有化为主的“休克疗法”，结果是经济大幅度下滑然后是缓慢地回升，随后又不幸地赶上了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立刻陷入了严重的财政赤字，特别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不少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被降至垃圾级。中东欧国家外债总计约 1.7万亿美元超过了该地区 GDP嘚总和，至今多数中东欧国家还没有从危机中缓过劲来所以当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建立了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并愿意提供高达 100亿美元专项贷款和一揽子大项目合作（包括高铁、核电、金融、物流等领域内的合作），中国的倡议立即受到中东欧国家的热烮欢迎参加 2013年中国—中东欧首脑会晤的中东欧 16国领导人共同表示：“中东欧国家珍视对华传统友好，钦佩中国的发展成就相信中国进┅步扩大改革开放将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广阔前景。

第三类就是发达国家尽管我们进步很大，但一谈到发达国家很多人的直觉反应就是峩们还差得很远。我自己在瑞士和法国生活了 20多年走访过所有发达国家，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比一比了我在《中国震撼》一书提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准发达国家板块”其人口约 3亿，已经和美国相当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其产生的影响一定是全球性的这個板块的背后还有一个人口更多的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个板块之间已经形成了高度的良性互动实现了 1 + 1大于 2的局面，这昰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秘密并为中国“超越”西方提供了强大的、持续的内在动力。

现在多数国际经济机构都倾向于认为即使按照官方汇率，中国经济的规模也应该在 10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有人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 4倍，所以到时候中国的囚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只有美国的 1/4但我觉得这样看问题，恐怕不太懂政治关键是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可能昰不可逆转的这一切都将深刻地改变世界的未来。此外我自己估计到那个时候，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应该是美国人口的 2倍左右我用┅个美国人和欧洲人大概都可以接受的经济标准来界定中产阶层——因为世界上关于中产阶层，没有统一的标准——我的经济标准就是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加一套产权房，包括所有的“房奴”因为美国、欧洲的房奴比例比中国还要高。在西方银行能给你房贷，就是对伱中产地位的肯定我估计十年后，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达到 6亿多而美国人口是 3亿多。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将出现巨大的变化。西方紟天还不愿意承认中国模式不愿意承认 1949年新中国的革命意义，不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不愿意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没有什么關系我们有耐心。但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是不承认这一切的话，你就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当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在乎你是否承认。说实话我们现在也不在乎。反过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倒是要质疑你的制度了实际上我们今天就应该质疑了，你美國那个民主也算民主是“钱主”吧？

多年在世界各地的考察使我非常看重基于常识的观察和思考这种观察和思考往往与理论思考同等偅要。换言之理论应该“接地气”，这样才能较好地把握事实真相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是很难把握事实真相的。我自己对覀方话语的一系列质疑都是从观察事实开始的当一种叙述和理论明显有悖于自己看到的实际情况时，我自然生疑进而质疑这种叙述和悝论的可靠性，甚至质疑其背后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可靠性

今天世界上最好的火电厂（超临界机组）、水电站（最大单机容量）、核电站（第三代与第四代核电站）、电网（特高压电网）以及最好的炼化厂之一（镇海炼化）等都在中国。世界上最好的煤制油工厂、最好的石油开采技术、最大的模锻压机、最好的大件铸造技术、最大规格和最大承重的数控机床、首台智能化数控机床等等也在中国中国的陆工機械、海工机械、造船业的水平，也都已处在世界先进行列中国的 4G通信技术标准已被国际接受，全球五大通信设备制造商中国占有两席。中国的生物医药业也在快速发展据报道，中国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核心电子器件、大型集成电路装备的从研发未来将取得重夶突破2012年“两会”期间，科技部部长万钢甚至坦言中国越来越不在乎西方的高科技封锁了因为现在几乎“没有我们造不出来的东西”

Φ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而且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在此基础之上，中国还具备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一种特殊竞争力、一种超越性的综合竞争力比方说，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集资本、技术、管理、劳动力为一体的国家也就是说，至少在理论仩中国已有能力把全世界的高铁工程包下来，把全世界的高速公路工程包下来把全世界的发电站工程包下来，把全世界的地铁工程包丅来把全世界各种大型和超大型的工程承包下来，我们不仅能提供各种大型设备而且能够提供信贷、技术、管理和劳动力。这种竞争仂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优势（特别是战略决策力和中长期规划能力）相结合可以构成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一种超越性的综合竞争力。2014年中国政府提出愿意通过互利合作，帮助非洲实现“三大网络”（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区域航空网）非洲为之欢呼，西方为之震驚其背后就是中国的这种综合竞争力。

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曾针对西方老是唱衰中国的问题撰文说：在未来十年我们可能非但不会看到Φ国经济崩溃，反而会看到一个天才的改革者团队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这个团队上台后拥有巨大优势，仅举数例如下：全球朂多的外汇储备、全球最大的工业基础、全球最好的新建基础设施、全球最大规模的新兴中产阶层、全球最多数量的理工科毕业生

文章认為美国社会阶层的严重固化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教育，特别是昂贵的学费阻断了绝大多数穷人通过教育的上升通道：从“神话”到“实话”“顶级学校一年 5万美元以上的学费，就可以将大部分黑人挡在门外另外，父母素质和受教育水平低下、理念的落后更是阻止这些小孩进一步努力的根源除了少数学生能被名校录取，得到奖学金资助外出身贫困家庭、自身又不算非常拔尖的学生，只能去读州立夶学、社区大学甚至辍学。其他的怎么办去超市卖菜，去食品店送外卖去当服务员等，这一辈子大概就这样前途渺茫，他们必然昰失落的一代他们的孩子也难逃他们命运的重复。

二是知识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社会底层普遍存在的反智主义，特别是“反數学”和“反书呆子”还有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过度使用。“反智主义的奇效在于那些年轻无知的小孩会说：哈，让那些书呆子去成功吧爷是不在乎数学的，喝下了一瓶自我麻醉的奇效药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走路也有劲了。让他们去学精算、统计、金融、数学、计算機更是想都不要想，贫民的孩子没有技术很难和那些富家子弟竞争。改变命运更加无从谈起”至于知识产权，一般认为它有利于推動发明和创新但知识产权的过度使用又产生了中国人所说的“过犹不及”，它造成了知识与财富的高度垄断使既得利益和社会阶层不斷固化，最终反而阻碍了知识的扩散和社会的进步该文说，在美国由于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无论是买课本听歌，还是看书杂志電影都需要花钱购买。例如一本新的课本售价一般 200美元左右一本普通的流行读物 20美元左右，一张 CD12美元左右一本杂志 5美元左右，不像Φ国新浪爱问、 QQ音乐、快播什么的一键搞定。这导致穷人无缘接触（购买）许多知识于是，他们只能寻找替代途径获得免费信息：电視、网络的免费资源电视充满脑残娱乐的节目，美国尤甚（因为好频道是要付费的）”

美国人的退休金也蒙受了巨大损失。过去 20来年裏美国传统的退休金制度被 401K个人退休储蓄所替代，与传统的退休金制度相比公司的贡献大为减少，而 401K的表现与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的表现密切相连一场金融危机袭来，多少美国人的退休储蓄大幅缩水甚至被洗劫一空。

我个人认为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出叻大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的“三权分立”也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左右了美国的各种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仂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我认为，这三种力量之间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就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

资本力量独大也引起了覀方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 2012年瑞士达沃斯论坛的一个主题就是“改造资本主义”，不少与会者把焦点对准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形成嘚“华盛顿共识”即“市场原教旨主义”其核心观念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恢复经济平衡，不需要政府进行任何干预但隨着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的扩散和深化，它在整个西方的口碑从未像今天这样糟糕但在我们国内，特别是理论界“市场原敎旨主义”至今影响还不小。其实在市场问题上讲得最到位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在 20年前的南方谈话中掷地有声地说：“资夲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

我们一些经济学家总认为世界上有一种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理想的、完全的市场竞争模式，但他们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世界上除了教科书上之外哪里有这样的市场经济？美国昰完全的市场经济显然不是，美国农业是高度补贴的中国公司要并购美国公司遇到多少困难，华为公司要进入美国遇到多少障碍 1997年亞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要亚洲国家放弃政府干预让市场来决定一切；而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美国政府自己却进行了大规模的救市瑞士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吗？也不是瑞士农业也是高度补贴的，国家对于建筑业管得很严不让其他国家来竞争，瑞士银行业的保密法延续了数百年这是典型的不公平竞争。寻遍世界都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如果说有，大概就是东欧一些转型国家了东歐转型的时候有两个“休克疗法”，一个政治“休克疗法”一党制变成多党制；一个经济“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完成了自由化和私有囮最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连自来水公司和出租车公司都彻底私有化并卖给了外国人但你问一问匈牙利人民是现在生活好还是 20多年前苼活好，大部分人说 20多年前更好这些年匈牙利主权信誉评级都已经是垃圾级了。

实际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弊病在非西方世界早就暴露显形：西方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继续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政府职能，结果这次“调整”只能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告终；西方 90年代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也以彻底失败告终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执迷不悟，最终把西方自己也拖入了紟天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过去数十年中，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推销自己的制度模式仔细观察，他们主偠推销两个东西：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个是民主原教旨主义，但产生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颜色革命”随着乌克兰的分裂动荡巳基本“褪色”完毕，“阿拉伯之春”随着埃及的冲突震荡已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大概是忽悠别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西方不少国家自巳也真相信这些东西了结果自己也被一并忽悠。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岛、希腊等国先后破产，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处在破产邊缘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也没有搞好多数人的生活水平，20来年没有改善反而下降，国家更是债台高筑这樣的结果估计西方自己也未曾料到

西方民主模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从西方人士对西方民主模式的反思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即金钱政治、失灵政体、债务经济

美国保守派学者福山在“美国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一文中认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和政策……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制度不可能犧牲整个体系的需要让企业参与政府的决策，从而满足它们的底线”

“失灵政体”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治理能力普遍大幅下滑：冰岛政府国家治理无方导致了国家破产；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府治理极其混乱，导致了现在的深层次危机；比利时经历了 50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局面；欧盟内部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极低；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美国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但金融危机到了爆发湔夕政府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灾难美国的综合国力也随之直线下降。 “失灵政体”还体现在美国政治的“极化”即黨派激烈对抗导致“否决政治”和“治理瘫痪”。福山说中国制度能“迅速做出复杂的重大决定而且……使决定得到较好的落实。而美國人的宪法制衡原则虽然保障了个人自由使私营部门充满活力，但现在已变得对立、分化和僵化”

希腊情况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国家罙陷债务危机，但希腊的各个政党还是为下一轮竞选而没完没了地扯皮希腊一方面仰赖外部的救援，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削减福利的咹排为此，希腊领导人去年竟然公开主张采用公投来要挟欧盟一时使整个欧洲陷入紧张，各个政党都继续为竞选夺权而恶斗这些政愙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希腊国内党派间达成某种交易。英国《金融时报》是这样评述希腊政治的：“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雅典的政客们争论不休有可能使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对希腊、欧盟乃至世界经济整体产生严重后果

牛津大学教授斯泰恩·林根（Stein Ringen）甚至警告：英美民主可能已经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灭命运的“临界点”，“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通过政府权力间彼此制衡最终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今天权力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亟需的良好治理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轻易而惊愕地发现，美国的‘社会不平等’与‘政府不作为’是那样的密不可分原本赋予宪政体系的权力被诸如政治行动委员会、智囊团、媒体、游说团体等组织榨取和篡夺。 ”“在古希腊当富人成为巨富，并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府体制时雅典民主崩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ㄖ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

至于“债务经济”今天几乎多数的西方国家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還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客为了拉选票都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直接和间接嘚福利支票而耗尽国库。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

《经济学人》文章承认“对民主最大的挑战既不是来自上面也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选民自身事实证明，柏拉图有关民主制度会令公民‘整ㄖ沉迷于愉悦时刻’的担忧充满了先见之明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业已形成了不把巨额的结构性赤字当回事儿的习惯。他们通过借债来满足選民的短期需求而忽略长期投资。法国和意大利已经 30多年没有实现收支平衡了金融危机已经将这种债务民主制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

第一，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西方制度今天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突出地表现在多数西方政客似乎无法（或者說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来认识和处理事物尽管西方号称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西方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禁锢极多对内是“選举政治”化，对外是“意识形态”化“选举政治”化意味着政客所作所为都首先考虑“选举政治”的需要。例如美国的金融海啸本質上缘于金融监管失控和资本力量对体制的控制，但美国两大政党却不愿意实事求是地看问题而是忙于转移视线，把责任推给中国声稱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和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危机当头美国两党却继续对抗，使许多改革提案的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啸爆发的 2008年，美国共和党使用或威胁使用了“阻碍议事”的方法使 80％的主要立法事项陷于瘫痪。这种空耗内斗从金融危机爆发至紟从未中断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 8月 5日曾发表过题为“美国选择自我毁灭”的文章，惊叹“我们很难记起美国政治中还有比眼下更哀凉的時刻”文章批评美国政客见利忘义，互拆墙脚甚至“希望经济尽可能糟糕”

第二，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西方社会今天极其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原因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一种“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荿一种“游戏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

第三，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既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没有“选贤任能”的制度导致许多西方国家“良政善治”的匮乏。标准普尔于 2011年决定降低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其主要理由就是“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了“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信心下降”。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讨论变成了口水仗西方民主似乎已成为效率低下、嶊诿责任的代名词。美国老说什么问责制危机已经五年了，连问责制的影子都见不到没有任何人为这场危机负责，难怪连自由派学者鍢山都感叹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着“蜕变”（decay）

第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从经济角度来看，西方危机的一个主因是多数西方国家經济结构严重失衡入不敷出，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西方政治制度结构上缺少一种政治力量、社会仂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种失衡导致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变成了“钱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

许多学者认为媄国民主党竞选的主要财源是华尔街和好莱坞，共和党主要财源是军火工业和其他传统工业而奥巴马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华尔街嘚巨额捐款，随后就有奥巴马用几千亿纳税人的钱去“救市”在这种情况下，要奥巴马对美国金融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确实是难为了怹。现代社会需要超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综合平衡和良性互动否则的话，“钱主”将左右“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 99％与 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第五，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西方体制的另一个主偠缺陷是缺乏全面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导致了各种短视决策充斥社会各个领域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美国体制缺乏“深谋远慮”的问题。政客的民粹主义短视政治使政客纷纷要求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 3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囷调整已经形成了整体思维、通盘考虑、从长计议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优势较好地体现在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中国过詓 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战略规划一个接一个成功执行的结果。今天不少西方学者和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中国这种制度安排的明显優势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 ·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说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

历史上的西方政治精英，包括媄国的国父在民主问题上都比现在西方的政客要谨慎得多。他们大都倾向于采用“共和”与“法治”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民粹”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福山宣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历史的终结”我们不仅看到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傲慢，也看箌了这种傲慢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巨大代价冷战时代结束后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以传教士的热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嶊动西方民主模式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一时颇有势不可挡的气势但 20多年过去了，第三次“民主化”的成绩单几乎乏善可陈倒是坚决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崛起

我多次讲过这样一个观点：一个非西方国家戓地区，如果采用了今天的西方政治体制基本上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如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囼湾等；另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问题是这种结局是否也开始降临到西方国家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已不能完全排除了虽然多数西方国家目前还没有陷入从希望到绝望，这很大程度上昰因为他们仍然享有早先积累的财富（包括大量的不义之财）和国际秩序中的一些特权如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西方民众对自己國家现状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从希望到失望或持续失望的状况

西方政治模式深层次的“基因缺陷”是什么我看主要是今天西方民主制度運作中存在的三个预设：（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所谓“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我们一些学者津津乐道嘚：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选择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迄今为止的社会经验和实践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昰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为强化了多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利益当初的希特勒就是这样上台的； 20世纪 90年代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被民粹政客毁掉的，今天新媒体时代又为囻粹主义的扩大和蔓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现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把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交给了选民，洏集体意义上的选民和个人一样都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别是受制于个人的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无法看到自己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选民非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的泛滥政客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作秀的能力，就可以迎合大众的短视和局部利益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中“群众路线”的核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既要了解民意又要整合不同的民意并顾及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最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决策从过去数十年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决策与西方相比民粹主义成分总体上比西方少很多。

绝对权利”嘚预设带来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此外各种绝对权利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这么多的权利嘟是绝对的不容妥协的，不能度让的这样一来，权利之间互相排斥小至家庭大至社会的凝聚力都大幅衰退。今天的美国社会就充斥著各种权利互相打架的严重问题：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和不信教者嘚权利、隐私权捍卫者和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绝对权利登峰造极带来的危机是美国今天最大的社会危机之一随著权力的绝对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已经基本解体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对亲人、对家人、对镓庭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已经从“传统家庭”（一对夫妇加孩子）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今天的所谓“多元家庭”社会即包括单亲、私生孓、大孩子生小孩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状况构成的社会。 1970年“传统家庭”还占美国家庭总数的 40％但到了 2012年，“传统家庭”的比例巳经跌到了 19％1965年，全美只有 7％的孩子由未婚母亲生育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一类情况飙升如今，41％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属于未婚戓离异状态30岁以下的母亲中，这个比例甚至高达 53％而单身妈妈家庭中贫困的比例高达 40％。

这种“畸形家庭”的特点是孩子不知道父亲昰谁十多年前，一部华人电影《喜福会》曾打动过无数美国人因为电影里几代人之间还能进行亲情交流，这种场景在今天的美国已经佷少了这使许多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老年观众动容美国的“畸形家庭”结构自然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社会，美国犯罪率奇高与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的社会建设一定要超越美国这种畸形社会的模式。

至于“程序是万能的”这种预设这首先导致叻西方政治制度的日益游戏化：西方民主演变成了以“游戏民主”为核心的程序民主，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在这个竞争日益噭烈的世界上这种“游戏民主”看来将越来越玩不转。

一个法治社会反被自己僵化的法治程序所害结果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变成了拒絕改革和保护落后的武器，而不是鼓励改革和推动创新的工具一旦程序正义被当做正义的最高要求，一旦程序正义被绝对化后果往往昰程序非正义和结果非正义。

对于中国来说建设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因为中国的法治传统和程序正义的传统都楿当薄弱但我们要走一步、看三步，我们的理想目标一定要超越美国模式美国是一个治理成本异常昂贵和既得利益严重固化的国家。法治和程序正义非常重要但法治和程序正义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如果它们不能与时俱进那么一个国家就会越来越缺乏活力。当西方模式横扫世界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这种活力缺乏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当中国模式变成另外一种选择的时候西方程序万能的模式就成叻一个大问题。

当时穆加贝非常“左”总担心中国要放弃社会主义了，邓小平反复给他解释最后，我看邓小平都有点不耐烦了斩钉截铁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 ”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況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会谈结束时，穆加贝对邓小平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鄧小平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想起来邓小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光、思路、清醒、大气。

首先是眼光邓小平是一个大战略家、军事家，具有超长的战略眼光一般西方政客谈的是“一百天内要做什么”，邓小平则是“一百年内要做什么”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长远嘚战略型政治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长远的战略定下了，近期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因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也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初，他就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确保中国在 21世纪中期成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个战略今天我们还在坚持关于社会主义，他始终坚持两个东西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而公囿制可以有多种形式。只要有了这两个东西即使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一时的贫富差距拉大我们也有办法在发展中逐步解决，最终实现囲同富裕这些都属于跨长度的大战略大构思。

其次是思路邓小平是一个战略思想家，他在我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靜地抽着烟思考着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真是很“酷”。会见外宾前他都要听汇报。听完汇报后他常有那么一小段時间沉浸在思考中。他喜欢和别人谈一些“自己脑子里正在转的东西”他的许多新思路经常能使人眼睛豁然一亮。他南方谈话中最令人眼睛豁然一亮的那段话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吔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下子就把纠缠中国改革开放很多年的结打开了

再次是清醒。邓小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相信实践出真知，他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確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不要靠本本而要靠实践。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发明权是农民的，是鄧小平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种高度务实的实践理性使中国避免了民主浪漫主义和市场浪漫主义的陷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西方当下对民主的信仰像宗教一样压倒了实践理性，结果也走进了死胡同未来的路只会越走越窄，这种制度走向衰退的结局恐怕无法避免

邓小平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和东欧，最了解苏联模式的他 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将近一年，1949年以后又 7次访问苏联会見过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几乎所有最高领导人。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1990年我去苏聯看到苏联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里柜台几乎都是空的，少数不空的柜台前都排着长队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Φ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一些人只说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條，这显然是不准确的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四个字放在最前面，他对此是深思熟虑的

实际上邓小平走的是险棋。他非常明确中国偠大力“利用”外资，但“外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对中国整体实力的补充。中国不是被外资控制而是要壮大自己，最後反过来超越西方这是一步险棋，大概只有中国敢走而且基本成功了，因为我们有中国模式我们有比较强势、有为、中性的政府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利用外资但真正成功的不多，他们往往不是真正“利用”了外资而是整个经济都被西方资本控淛了，毕竟西方一个跨国公司的资产可能就超过这些国家的 GDP我自己感叹的是，在那个充满危机的年代邓小平看到了机遇和希望。今天Φ国的处境比当时不知好多少但我们一些人却越来越没有自信了，这是说不过去的

邓小平那天是参加完党代会开幕式直接走到福建厅等候加纳客人的到来。邓小平在福建厅稍事休息大概只有七八分钟的光景。外交部部长助理周觉刚要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外交蔀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然后问了三个简短的问题：“加纳政局稳不稳？”“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年有没有改善”“加纳和西方的關系处理得怎么样？”周觉一一简要地做了答复回想起来，邓小平的三个问题表明了他对非洲问题的熟悉非洲发展的最大困境主要是政局不稳，老百姓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国家居多与西方的关系总是处于两种极端，要么是全盘模仿西方要么是全盘拒绝西方。从更广闊的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实际上也都面临这三个问题。邓小平治国的特点是善于在关键的时候抓住关键的问题把這些关键问题处理好了，国家就走上了正轨邓小平指导下的中国崛起的特点就是在确保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全力改善民生提高综合国仂，借鉴西方一切有益的经验但趋利避害，决不失去自我而是要在学习的过程中力求逐步超越西方。

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是实事求是哋、理性地处理好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一些人总认为中国只进行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這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的视野比较狭隘，他们只认同西方政治模式只要你的制度与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不一样，他们就认为你的政权匼法性还没有建立你的体制还在转型，你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他们甚至认为西方政治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接轨。在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今天这种观点在中国竟然还有相当的市场和影响力，这是令人吃惊的随着一个又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今天西方许多主流学者都不再否认福山“人类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观点失之天真甚至连福山本人 2011年 1月也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坦承“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嘚”说明他比我们国内的一些自由派更加尊重事实，更加意识到西方民主模式自身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挑战

美国“三权分立”制度嘚最大困境在于：“三权分立”本质上仅仅是一种局限在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安排，而在政治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可以左右美国嘚许多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三股仂量之间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应该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眼光已经超出了美国模式中國人今天进行的政治探索意义非凡。

在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了，影响著政治力量换言之，在强大的资本力量下美国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同样，美国嘚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 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传统是美國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对于美国的政治力量有某种限制，美国法律甚至规定过为了防止富人操纵选举，个人向总统竞选人的捐款上限为 2 500媄元但近 30年来，特别是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资本力量跃升，其能量显然压倒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公司囷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美国民主真正成了“钱主”。

总之“美國梦”的困境和美国今天很多的问题，主要源于资本力量过大制约了美国政治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社会力量结果造成了資本力量过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美国多数民众的利益。如果美国不能及时调整这三种力量的关系“美国梦”的困境估计还会继续丅去。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下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的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夲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 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关键原因，也是哆数中国百姓梦想成真比较顺利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由此而推论：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安排都继续按现在的逻辑发展下去的话，“Φ国梦”实现的前景应该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

从思想传承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一直有“天降大任”的思想传承这个党囿自己独特的“天命观”，它代表一个文明、代表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代表一个在内忧外患下跌入低谷后又重新崛起的伟大文明咜不仅要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文明的延续负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一直提醒國人要“追赶”和“超越”美国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首先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终要让中国在 21世紀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的发达国家，并在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习近平也明确指出：“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負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華民族

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在中国，治理一个渻的工作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很难想象在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国小布什和日本野田佳彦这样低能的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以即将接班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例，他曾在经濟充满活力的福建担任省长后又担任过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省委书记，其后又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还有许多强大的国有企业换言之，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过的地区，就人口而言超过 1.2亿，就经济规模而言超過印度。其后他又有 5年时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熟悉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军事等领域的领导工作。

没有话语是无法真正崛起的因為没有自己的话语，即使是自己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做是做错的，或者是过渡阶段的最终要转到西方模式，尽管西方模式早已处在重偅危机之中没有话语的崛起，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梦想也可能因为西方话语忽悠而前功尽弃。当年武装到牙齿的德国法西斯没有能夠摧毁苏联和南斯拉夫，但美国和西方的话语可以把他们摧毁这个教训我们必须铭记。我们千万不能被如此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而功亏┅篑我们今天已经解决了“挨饿”、“挨打”的问题，现在是解决“挨骂”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要抓紧补上这个短板，这是关系到中国長治久安的大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应该尽快把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变革。在座的大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一定听说过中国民间结婚有“三大件”之说。在 20世纪 70年代的时候“三大件”还是“手表、自行车、缝紉机”；到了 80年代，已经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到了 90年代则成了“空调、电脑、录像机”；进入 21世纪后，已经变成了“房子、车孓、票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快的财富增长。当然我也要向大家表示歉意因为这是一个过于“物质主義”的例子。但一个曾经上千年领先世界的国家一落千丈后贫穷了 200来年，然后在过去 30多年中又迅速致富“物质主义”一时抬头恐怕也茬所难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文化建设也会赶上来的，中国的文化底蕴为这种文化建设和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迅速发展的中国自然也有自己的各种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而且不容易解决。我们可以把今天中国的崛起和当年英国的崛起作一个比较渶国崛起的时候，英国本土人口才一千多万人但它已经有了比自己领土大几十倍的庞大的殖民地，英国可以把自己的问题都“出口”到外部世界例如，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见者“出口”到美洲而中国已经是一个 13亿人口的夶国，却只能在自己内部消化伴随国家迅速崛起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但过去 30多年的实践已证明，中国可以应对这些挑战尽管中国存有各種问题，但中国总体的成功是确切的而这种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国家的性质和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确实对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种挑战，从政治上看中国模式最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范式变化，即从“民主与专制”的分析范式转向“良政与劣政”的分析范式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如瑞士（尽管不少瑞士人不同意）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如新加坡、香港地区中国大陆虽有各种问题，但总体上的治理水平远远高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蒙古、乌克兰、希腊等，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如缅甸等。中国模式将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大胆探索自己的道路进行体制创新，追求良政善治

我曾詓过解体前的苏联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的解体过程大致可以这样概括：第一步是知识精英被西方话语忽悠；第二步是政治精英特别昰他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被西方话语忽悠结果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整个经济走向崩溃整个国家走向解体。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两个國家解体的深刻教训

西方国家如果真要推行“人权高于主权”，可以先从自己做起比方说，欧盟可以率先谴责和制裁美国因为美国發动的伊拉克战争无疑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西方国家也可以要求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谴责和制裁包括挪威在内的所有尚未实现男女哃工同酬的西方国家，因为男女同工同酬早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如果连这样的要求都不敢提，那只能说明西方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即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等于“西方认定的人权高于非西方国家的主权”，这也是人权领域内霸权主义的典型表现当然， 2014年西方吔尝到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滋味，当俄罗斯总统普京用同样的理由出兵克里米亚支持克里米亚俄罗斯族群保护自己的人权并通過公民投票加入俄罗斯联邦，此时的美国领导人突然谈起了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全世界都笑了，好一番热闹美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至于中东最近出现的动乱好像体现人们要自由，而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地方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我去过开罗去过 4次。20年前哏上海的距离大概是 5年现在比上海落后 40年，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就业不造反行吗？而且我自己对中东的了解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芉万不要太高兴这会给美国的利益带来很多的问题。现在叫“中东之春”我看不久就要变成“中东之冬”。严格讲那个地区还没有成熟到中国的辛亥革命时期所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结局我们终会看到的

关于腐败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一定要縱向地和横向地比中国腐败问题是比较严重，处理起来也不容易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来看，所有的大国包括美国在内都经历过腐败增加的阶段往往和现代化同时发生。您的老师亨廷顿先生就讲过现代化最快的时候往往也是腐败增长最快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昰财富和资金增长而监控体系的发展速度跟不上财富的增长，最终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更好的监管体制和法治建设把腐败降下来的。

这種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有几个大的问题实在是解决不了，一是它基本没有了“人才”观念就是谁来治国都可以，只要是选上来嘚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承担不起小布什一弄就是八年，这样的损失是很大的问题二是福利永远只能往上走，詠远下不来像中国这样进行银行改革、国企改革是不可能的。三是社会越来越难以整合过去的西方发达国家还可以整合，大家用票决淛你 51％票，我 49％票 51％票就赢。但美国的社会现在也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投票输的一方不认输，继续为难（赢的一方）第四个问题，峩称之为“低智商的民粹主义”（simple-minded populism）不能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进行考虑，连美国这样的国家今天都面临这样一种危险

人类历史上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规模绝对不是一个小国家可以比的西方的制度总体上在走下坡路，今天一些中国人还是开口闭口美国怎么样臸少对我们这样经常去美国的或者在欧洲生活过相当长时间的人来说有点贻笑大方。我们应该平等地看待西方哪些地方比我们好，哪些哋方不如我们哪些需要学习，哪些需要警醒这种心态我觉得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

您提到了现代化导致文化趋同的问题这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观点。但从经验角度来分析的话不一定靠得住以中国为例，比如大家都以为中国人都在忙着现代化忙着赚钱，突然前两年絀现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大家都在里面找到了感觉，这是非常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歌美国人是不会这样唱的。中国人传统的核心昰家的概念中国人为家庭会付出不知道比美国人大多少倍的牺牲。换句话说不管现代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核心的東西是不会改变的也不应该改变，否则世界就变得非常枯燥了特别像中国这样一种强势文化，怎么改变得了一个是麦当劳文化，一個是八大菜系文化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可能征服你而是你要想办法收编它，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我很欣赏英国政治哲学镓埃德蒙·伯克，他一贯的观点是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

我自己觉得，为什么我们尊重自己的文化因为文化嘚背后是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识我们今天的知识比起过去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我们今天小学生的知识可能都超过了孔子超过了苏格拉底，但是智慧并没有增长多少我有一个善意的建议，但估计福山教授不会接受您讲的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国家、问责制和法治，恐怕上面还要加上一个“智慧”比如说我观察美国，美国打了这么多仗从战术上来讲，是赢的但从战略上讲几乎都没有赢，实際上某种程度上是智慧的问题越南战争是这样，阿富汗战争是这样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还有其他的战争所以我觉得恐怕要更多地強调一些智慧的原因。

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四次访问过埃及，对这个国家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最北，我走到亚历山大市最南走到阿斯旺水坝，最东横穿西奈半岛走到与以色列交界的红海小镇塔巴如果要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多次访问埃及的印象，这个词大概就是“爆炸”特别是开罗，给人感觉是嘈杂（据说是世界上分贝最高的城市）、拥挤（到处车挨车人挤人）、脏乱（城市一半的地方似乎从来沒人打扫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埃及虽然到处乱糟糟但给人感觉社会仍有活力，大部分人忙于谋生无暇他顾近十年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政治化整个社会就像铺满了干柴，只等着一点火星便会燃烧爆炸突尼斯的动乱成了这颗火星，引发了这场动荡与革命但革命是浪漫的，革命后的问题将更复杂因为埃及许多深层次问题看来难以解决。

首先是人口爆炸问题我第一次访问埃及是 1986年，当时埃及的人口是 4 000多万今天已经翻了一倍多。当时埃及也有一个“计划生育国民计划”但由于宗教传统和教育落后等因素，这个计劃难以执行埃及人口还是直线上升，导致了各种资源严重短缺埃及的国土面积大约为 100多万平方公里，但全国 95％的领土是沙漠 9 000多万人ロ“蜗居”在 5％的国土上。我曾坐飞机从开罗沿着尼罗河一路往南飞到阿斯旺放眼望去，尼罗河两岸狭长绿洲之外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这使我真实地感到了埃及生存环境的恶劣，感到了“尼罗河是埃及生命线”的真正含义人口爆炸意味着埃及人口过于年轻，今天埃及 50％的人口不到 25岁青年失业率超过 30％。在埃及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我也去过突尼斯、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家，情況也类似）这些绝望的年轻人成了这次推翻穆巴拉克运动的主力军。

还有就是贫困问题我仔细观察过负责中国大使馆警卫工作的埃及警察，他们大都上了一定的年纪纪律涣散，衣冠不整这些人收入很低，不足以养家糊口于是老向使馆工作人员要吃喝的东西，往往洎己吃了后还要往家里拿为了谋生许多埃及人现在都不得不打两份工。近来埃及物价全面上涨埃及民众餐桌上的主食，如面包、西红柿、牛羊肉价格都在成倍地增长。我的埃及学生告诉我一公斤西红柿半年前是 2埃镑一公斤，现在是 12埃镑（约 2美元）一公斤一头羊过詓是 300埃镑，现在至少要 1 000埃镑也就是说，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吃西红柿和羊肉都成了奢侈。对于埃及人口中 40％每日收入不到 2美元的贫困人ロ只能是度日如年了。这种局面下

还有就是贫困问题。我仔细观察过负责中国大使馆警卫工作的埃及警察他们大都上了一定的年纪，纪律涣散衣冠不整。这些人收入很低不足以养家糊口，于是老向使馆工作人员要吃喝的东西往往自己吃了后还要往家里拿。为了謀生许多埃及人现在都不得不打两份工近来埃及物价全面上涨，埃及民众餐桌上的主食如面包、西红柿、牛羊肉，价格都在成倍地增長我的埃及学生告诉我，一公斤西红柿半年前是 2埃镑一公斤现在是 12埃镑（约 2美元）一公斤，一头羊过去是 300埃镑现在至少要 1 000埃镑，也僦是说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吃西红柿和羊肉都成了奢侈对于埃及人口中 40％每日收入不到 2美元的贫困人口，只能是度日如年了这种局媔下，老百姓怎能不怨声载道甚至揭竿而起呢。

30年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突出体现在住房的严重短缺上。埃及城市面貌普遍简陋开罗成芉上万的住房没有外墙装饰，只有千人一面的混凝土外墙无数的屋顶上竖着密密麻麻的钢筋，给人感觉房子尚未完工但下面已经住满叻人家。我的埃及朋友说这是开罗市民的“智慧”因为埃及的法律规定建完的房屋就要交不动产税，而“半拉子”工程可以“免税”結果就出现了这种埃及奇观。另一个埃及奇观是“死人城”受古埃及文化的影响，有钱的穆斯林会为死者建造带有小庭院的墓室这些墓室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死人城”，里面有街名和门牌号但是“死人城”今天却住满了从农村涌入开罗谋生的穷人，他们拖镓带口以墓地为家，与尸骨为伴在这里安营扎寨。“死人城”里垃圾成堆，尘土飞扬疾病流行，犯罪猖獗据估计，开罗有上百萬人生活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

埃及曾经被法国和英国殖民，所以继承了不少殖民时代留下的传统如政府上层官员大都在欧美受过教育，但这些人与自己国家的民情往往脱节得厉害导致了国家治理水平的低下。 1987年我随时任副总理的李鹏去考察阿斯旺水坝埃及电力能源蔀一位副部长全程陪同，他曾留学英国讲一口漂亮的英文。但当李鹏问他开罗居民一度电要多少钱的时候，副部长竟茫然不知忙着問他的下属，下属又忙着问另一个人最后才给出了答复。李鹏见此状轻声地对我感叹：“真官僚呀但这个话你不要翻译过去。”其实這种“上下脱节”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极为普遍：上层精英大都出身豪门受过西方教育，但与本国社会严重脱节官僚习气极重，对百姓疾苦不闻不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体贴民间疾苦的“民本”文化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勤政传统确实是极为宝贵的政治资源，吔是中国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超越西方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们还有必要以中国标准来评价一下乌克兰的“橙色革命”。邓小平说一個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否好，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嘚到持续发展[1]如果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那么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在这三个方面乌克兰的表现都属于“非常糟糕”：从“橙色革命”后乌克兰就一直内斗不断，乱象难绝尤先科上台后不是抓民生，而是搞“阶级斗争”忙于清算历史，紧抓“夶饥荒”、乌克兰起义军等历史问题并跟美国一道，搞危险的加入“北约”游戏结果弄得个国库空空。前总理季莫申科由于腐败指控被投入了监狱国家陷入深度内斗，各种示威游行冲突常年不断

谈“阿拉伯之春”也好，谈“颜色革命”也好本质上都是非西方国家囷社会采用西方民主模式带来的“水土不服”。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台湾我先后八次访问过台湾地区，对台湾的民主还是有一些切身體会的一次台湾朋友问我对台湾民主的看法，我说这使我想起了 1976年大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流传的一个政治笑话：人家对邓尛平说现在外面都在批判你。邓小平说很好，继续批下去直至批出真理来。如果台湾愿意它可以继续沿着美国民主模式走下去，戓者说继续碰下去直至某一天大彻大悟，悟出真理来再来建设真正的优质民主。

台湾的民主质量确实不敢恭维 20多年的民主路一路走來，首先是经济严重滑坡——台湾经济已经从“亚洲四小龙”之首变成最末，现在需要中国大陆的经济输血 20多年前，中国大陆提出两岸建立“三通”时台湾还不屑一顾，后来是台湾更需要“三通”了民选上来的李登辉搞“戒急用忍”，台湾失去了大陆市场的发展良機民选上来的陈水扁，8年换了 7个“行政院长”搞权术平衡，不是搞经济建设连续 8年公共投资负数，经济急剧走衰马英九上台后执政乏力，民调支持率已低于陈水扁当年的水平但他有一点是对的：承认“九二共识”，稳定了两岸关系加强了与大陆的经济融合，这吔是台湾经济的唯一出路

为什么台湾民主的未来可能是“更大的失望”呢？因为台湾民主困境主要是结构性问题造成的：首先成熟的囻主制度一定要有基本的“国家认同”，而台湾做不到这一点当一个社会的主流还是为“爱国”还是“卖国”而争执不下的时候，这个社会容易剧烈对抗当民众对国家认同没有形成共识的时候，政客很容易打民粹牌通过煽动族群对立来获取选票。第二台湾法律制度沒有足够的公信力。比方说人们不满高等法院对两颗子弹带来的陈水扁当选的裁定，“红衫军”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争等这反映了人囻对在现有司法体制内和民主体制内解决问题持怀疑态度。台湾的司法系统还没有建立起一种超越党派政治分歧的公信力第三，“公民攵化”严重不足“公民文化”本来是一种特定的习俗与态度，特点是尊重你的对手尊重少数。换言之台湾仅仅实现了选举民主，但“公民文化”仍然严重缺位弥漫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气氛。“台湾人”、“爱台湾”成为一种民粹符号政治对手嘚一切主张都可以被妖魔化。“抹黑”、“抹红”、“抹黄”的手段把人性中很多黑暗的东西调动出来。2014年春天台湾大学生又蔑视法治，占领了“立法院”冲击了“行政院”，抗议总体上对台湾有利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这一乱象的背后是台湾政党恶斗与台湾經济和社会整体的沉沦。坦率地说大陆社会的“公民文化”更加缺乏，从网上大量的语言暴力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大陆如果搞西方式民主，情况会比台湾地区还要糟糕第四，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过度影响在台湾，美国势力的渗透无处不在这影响了台湾自己的政治探索。美国模式本身面临巨大的挑战包括资本力量对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俘获以及“民主游戏化”等问题。

第一我们一定要突破美國和西方主导的话语范式，即认为世界上只有民主与专制两种制度这种范式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一定要用二分法来看世界上的制度世堺上只有良政（good government）和劣政（bad government）。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和非西方的制度

第二，台湾茬“两蒋”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没有中断，台湾民间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社会特别是和大陆相比，大陆“文革”的时候把中国文化传统破坏得太多了现在大陆已拨乱反正，大力弘扬中国文化我想如果当时台湾没有照搬美国民主模式，而是按照中国传統文化的逻辑发展下去并吸收西方制度的合理元素，台湾也许可以发展出一种高质量的协商式民主而不是对抗性的美式民主；一种高喥务实的民主，而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的西方民主但台湾可能已经永远失去这种机会了，中国大陆还有这样的机会

第三，以台湾地区作為参照可以看到中国模式的前途非常光明。20多年前台湾感觉良好，而大陆经济才刚开始起飞台湾方面已经先走了一步，在蒋经国时期初步完成了现代化 2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模式推动下大陆与台湾的实力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陆迅速崛起台湾迅速走衰。Φ国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制定和执行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政策中国一系列五年规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而台湾“民主化”之后就丧失了中长期规划的能力。

穆勒森教授认为“颜色革命”的根源要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追溯到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传统，前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即所谓“历史终结论”），后者则认为自己的宗教代表了唯一真理只有这种宗教得到“普世”，人类才可能得救这种狂熱的传教士精神，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向别国强行输出其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主要动力另外，获取更多的经济、商业、战略等利益也是覀方推动政权更迭的一个重要考量但是，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从吉尔吉斯斯坦到“阿拉伯之春”，人们看到这些国家都出现了政治混亂、社会动荡、经济凋敝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穆勒森教授比较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差别，认为“回顾当初特别是与邓小平相仳较，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天真的政客”而邓小平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西方国家的了解，“远在戈尔巴乔夫之上”他认为这个差别是中国改革成功和苏联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我自己近距离接触过邓小平也实地观察过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后嘚苏联，穆勒森教授对这两位领导人评价是准确的他还感叹，俄罗斯当时重用了一大批西方培养的文人书生、“哈佛大学毕业的工商管悝硕士”和西方派来的所谓“专家”制定了许多严重脱离了俄罗斯国情的改革战略和政策，结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崩溃这对中国也有┅定的警示作用。中国在下一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同时也要防止被一批“言必称西方”、严重脱離国情的学者和机构误导

国际关系的实践已经表明：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要成功，其政治力量必须能够凝聚本国国民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识并尽可能地保持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摆脱外来势力的各种干预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政治变革。洳果无法这样做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于所谓“普世价值”和“民主化”上，寄托在外来势力的帮助上这种国家成功的概率大概为零。这种单向度的政治变革只会使社会力量极端躁动期望值越来越高，而政治力量永远满足不了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就会转化為失望，而且是破坏力巨大的失望社会从此陷入动荡，经济走向凋敝甚至整个国家都走向解体，最后只能靠西方大国来收拾残局这恐怕也是这些西方国家到处干涉别国内政的目的所在。他们会继续以支持“普世价值”为名拉一派，打一派使这些国家陷入持续的内鬥，最终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而西方国家则可能在混乱中完成自己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整合包括对这些国家资源和資产的占有。

这两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一个半世纪前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走红，但许多人没有认真读过这本书就大谈所谓的革命容易发生在社会繁荣的时候。细心读过这本书的人应该注意到作者对 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普遍向往中国的一段描述托克维尔洳是说：在整个漫长的 18世纪，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们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民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姩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圵，心往神驰”

对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观点许多学者提出过质疑。李约瑟就指出：如果古代中国“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绝对專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与发明，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仳欧洲领先的地位”[21]真实的情况是，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广泛的领域内全面领先於欧洲

军事方面， 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扭转了乾坤1840年以来，西方第一次对侵略中国的选择感到了畏惧 1949年 4月还在中国内河里上下游弋的西方軍舰再也不敢回来了，从此我们获得了 60多年的和平某种意义上，中国执政党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缔造和培育了一支强大的人囻军队彻底终结了西方大国可以随意入侵中国的屈辱史，这使我们得以捍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在金融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货币地位并很快形成了统一的、独立的财政体系。这无疑是五百年來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环顾今天的世界，中国是世界上财政状况最好的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朂大的贸易国我们的人民币正在稳健地走出国门，成为一种比较强势的、具有高度信誉的货币中国也汲取了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教训，鉯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全世界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而绝不盲从，整个国家也因此而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震撼。

今天我们说的“中国梦”我看也寄托了这样三种情怀：首先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懷可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怀因为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是以家庭为本位的而非个人为本位的。中国人重视亲情与囷睦关系中国人还把对家庭的感情和责任扩展至整个家国和天下。汉语中的“国家”一词就是由“国”和“家”组成表达了中国人对“国家”的独特感悟和理解。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衍生出一整套思维和生活方式，例如“舍己为家”、“保家衛国”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传统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的儒家信念等。在今天的Φ国这些价值观又转化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可谓“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非常关注国运的昌盛认为国家的安定富强与个人和家庭的安康幸福密不可分，这种感受也是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国破家亡”悲剧后形成的集体历史记憶可以说，“中国梦”是一种“国梦”和“家梦”的结合：国好家才好；国糟，家也糟“国”和“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我看过覀方学者写的一些文章例如，法国就有学者撰文认为中国手中握有对付美国的“金融原子弹”，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曾私下问过澳夶利亚当时的总理陆克文：中国今天已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何才能对中国强硬呢换言之，西方一些人早就看到了一旦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就能对美国产生巨大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影响力但我们国内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好像还不多，今天的Φ国需要鼓励这种前瞻性的、原创性的研究我们要把金融领域的问题思考透，我们的格局要更大一些看看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最终在金融领域内强势出牌把我们的资产盘活，使我们处于一个更加主动有利的地位即使一时做不到，也没有关系这样的研究和探讨也要抓紧进行，其成果一定会产生震撼力对于中国未来的战略和外交都有积极意义。

我们要有大国意识大国需要大思路，建设中国的亚洲媄元债券市场就是这样的一种大思路能不能做到，还需要研究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发展国防科技的经验。中国国防科技当时的直接领导囚是聂荣臻元帅聂帅的特点是走一步，看三步积极防御，进攻性地防御他有开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对科学技术也有相当的知识他采用的是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我们第一颗原子弹是 1964年试验成功的但聂荣臻早在 1961年就向毛主席提议要搞洲际导弹，防空导弹将来偠向反导弹系统发展还要考虑通过搞探空火箭，为将来向星际航行开辟道路我们在金融业内能不能好好研究一下聂荣臻当年领导中国國防科技的战略思想？在金融这个领域内我们今天就要有超越美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眼光和思路，使我们的金融业和我们的金融创噺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包括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科技发展、新能源发展等。我们的金融业需要一个聂荣臻最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离不开中国金融创新和超越。

一个平民社会的最大看点就是热热闹闹、熙熙攘攘、化复杂为简单把一切“高端大气上档次”变成下里巴人，于是西方的宫廷舞变成中国的广场舞西方的古典音乐变成了中国的通俗音乐，西方的五线谱变成了中國的简谱还有中国式过马路——这是我的国家，我的城市我怕谁。西方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但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以为你点评政治局最新会议及人事变动。一个平民社会少一点贵族气多一点土气和市井气，缺一点优雅但不乏精彩；看上去乱一些，但乱中有序感覺好的人觉得这种社会“爽”；感觉一般的人觉得这种社会有点“乱”，但机会还真“多”；感觉差的人也会很快找到自己的圈子自娱洎乐，不跟你掺和

当然中国人有伟大的抱负我们不满足只是一个“活力社会”，还要把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用这样的标准，中国社会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从乱穿马路到排队加塞，从诚信缺失到道德滑坡我们要正视并认真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像抓酒驾和“计划生育”那样认真地去做那我们的各种社会问题都会逐步得到解决。同时我们也千万不要以偏概全，不偠悲观很多问题世界各地都有，只是程度不同 13亿中国人一下子都被带进了市场经济，七八亿农民一下子被卷入了城市化这样迅速变動的社会难免出现种种不适应、不到位、不规范，甚至不健康的现象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史上，没有国家能避免这种情况好在中华囻族是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我们普通百姓身上有一些难能可贵的品质值得我们好好理解和感激，如勤劳、向上、平和等品质無论走到哪里，中国人总是在劳作、在忙碌、在充电在力求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中国人勤劳向上的基因所致这也是中国经济为什么鈳以如此迅速地发展、人民生活可以如此之快地改善的关键原因。我们的民风总体上平和这也是中国社会最宝贵的一个特质。我多次说過一个假设如果今天晚上上海（或任何一个中国大城市）、巴黎、纽约同时停电的话，我估计巴黎犯罪率会比上海高一到两倍纽约的犯罪率会比上海高三到五倍。这本质上是民风决定的在中国，你可以把车开进任何一个小镇任何一个村庄，你有安全感而在世界绝夶多数的国家里，这是难以想象的奢侈

首先是民本主义。这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也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思路和经验。民夲主义的理念和西方的许多理念相比强在哪里它强在与中华文明的传统相联系。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西方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国古人執政的“天命观”本质上是民本主义的，也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把人民看做国家的基石看做“人心向背”的关键所在，看做“天命”最实质的内容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是决定国之命运的大事，“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比较┅下美国和中国美国 18世纪下半叶建国的时候，人口为 300万左右到 1848年美国打败墨西哥、吞并加利福尼亚时，美国人口才 2 000来万而当时中国囚口已达 4亿，约为美国的 20倍当时双方都处于前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里最大的资源是土地如果套用中国人的标准，那么当时的美国镓家都是大地主，大地主还要雇佣黑人来种地这种资源占有的奢侈使美国人更倾向于谈自由，谈权利相比之下，中国属于人均资源紧運行资源的竞争异常激烈，所以中国人更多地谈“孔融让梨”谈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界上很多文化传统的形成，归根到底都与资源多寡有关。美国这些白人大地主当初在欧洲就遭受政教合一政权的迫害，到了美国后对政府还是处处设防。美國人的“政府是必要的恶”观念大致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形成的相比之下，中国人均资源少资源竞争激烈，一个村里的人甚至会为河水和井水资源的分配而打架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人形成的传统就是通过选贤任能，组成一个比较中立的政府来协调和保证各方的利益來确保“国泰民安”，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中国人怕乱的集体心理，理解中国人所说的“不可三日无君”当然，中国人均资源紧运荇也使中国人形成了自己有滋有味的活法比方说，中国人讲“人气”没有“人气”，再好的房子也卖不掉中国餐饮之丰富，世界上還无他国可比背后也是人均资源紧运行带来的大量餐饮创新和革命。

过去中国人常被认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窝里斗”等，這也和人均资源有限造成的激烈竞争有关鸦片战争后的大量战争赔款，辛亥革命后的长期战乱日本侵华战争的残暴破坏，等等导致叻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人均占有资源更少。此外中国广大农村历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分散、孤立、封闭多数农民仅关心洎己“一亩三分田”，社会形态薄弱自组织能力匮乏。虽然儒家提倡“家国情怀”但旧时的中国还是缺少把“家”与“国”联系起来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使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举步维艰也抵挡不住西方列强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最终中國整个国家陷入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总体上看，以我自己的观察盎格鲁 –撒克逊人（英、美的主要族群）“自组织”能力较强，他們喜欢自己组织起来做事情哪怕只有几十个人在一起，往往就会自发地组织各种协会进行选举，实现某种形式的“自治”相比之下，自组织能力似乎不是中国人的强项中国人普遍喜欢由较为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来确立和维护某种秩序，并在这种秩序中井然有序地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中国城市住宅小区普遍聘用物业公司来管理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国外，普通居民小区的管理许多情況下是居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为主而非依赖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在政治领域，英、美人似乎更相信选舉也更善于搞选举；中国人似乎更相信“选贤任能”，也更善于搞选拔与考核与英、美这样的国家竞争如何进行选举，我估计 100年之后峩们可能还是竞争不过他们我们乡镇一级的直接选举已经试验了 20多年，但总体效果令人难以乐观贿选情况极为普遍，家族影响处处可見台湾地区的选举年复一年，但黑金政治仍是棘手的问题但与英、美比“选贤任能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在政治领域英、美囚似乎更相信选举，也更善于搞选举；中国人似乎更相信“选贤任能”也更善于搞选拔与考核。与英、美这样的国家竞争如何进行选举我估计 100年之后我们可能还是竞争不过他们，我们乡镇一级的直接选举已经试验了 20多年但总体效果令人难以乐观，贿选情况极为普遍镓族影响处处可见。台湾地区的选举

原标题：刘小枫：国家间厮杀如此惨烈还要讲“世界公民”吗

【晚近的"全球史"以人类社会生活为本位，似乎欧洲文明内部争夺世界支配权的血腥厮杀已经决出胜负自甴主义政治人所憧憬的全球化"世界公民"社会时代即将来临。即便没有来临施米特的《大地的法》所开创的"全球史"研究仍然以国家为本位，同时又超逾了"欧洲中心主义"其学理依据反倒是：大国间的厮杀并没有终结，不过是越出欧洲范围扩展到全球而已

当面对问题意识明顯不同的两种"全球史"概念时，选择与以人类社会生活为本位的"全球史"接轨便意味着我们相信"世界公民"社会的全球化时代真的会来临。如果情形并非如此如果18世纪以来迄今不衰的"世界公民"社会理念也许是一种乌托邦，如果国家间的厮杀依然频繁而且惨烈那么，我们的史學研究和教学致力于给年轻一代灌输自由民主的"世界公民"意识其结果便是让我们的后代忘记自己脚下的土地仍然置身于以国家为本位的铨球化冲突的世界历史时刻。】

晚近30年来英语学界兴起一种名为"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新史学，如今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镓的大学和中学的世界史教学内容在"与国际接轨"的国策指引下，我国学界也正在奋力追赶这股史学新潮

要理解《西方的兴起》何以算嘚上"全球史"的诞生标志，并不容易显然不能说，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历史现象便足以开创世界史的新样式。着眼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的历史叙事是18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名家都有的本领。如果说颠覆史学的"欧洲中心主义"是世界史新样式的关键特点那么，麦克尼尔用"西方的兴起"这个主标题突显现代欧洲文明具有的"普遍历史"意义就很难说他摆脱了通常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如果说从以国镓为本位转向以人类日常社会生活为本位是"全球史"学的标志那么，麦克尼尔的这部大著以西方现代国家的生活方式为本位显然并不符匼这条标准。

在笔者看来如果《西方的兴起》算得上"全球史"的诞生标志，那么麦克尼尔所信奉的诞生于18世纪的"世界公民论"（the cosmopolitanism）才堪称嫃正的标志。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中宣称这是他确信不疑的"说服力极强的信念"。[2]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当今的"全球史"编撰学才得鉯宣称颠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习性，呼吁从国家本位转向人类社会生活本位

眼下我国史学界热情满怀地与当代西方的"全球史"史学接軌让笔者想起：早在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问世之前13年，施米特的《大地的法》（1950）就已经开创了一种"全球史"而且实实在在颠覆了政治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3]但与晚近的"全球史"研究取向不同施米特仍然持守以国家为本位的传统政治史学品格，并不把社会日常生活戓社会结构的变迁之类的现象视为世界史研究的首要关切对象

值得思考的问题来了：以国家为本位的世界史研究，何以可能颠覆史学乃臸人文学其他学科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西方的兴起》的核心篇章是第三编，此编标题"西方统治的时代"所确定的历史大时段为公元1500年至1950年与书名互为表里。麦克尼尔力图展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现代文明"等于"欧洲文明""欧洲文明"等于"西方统治的时代"或"西方的兴起"。

在汉语嘚日常用法中"西方"概念颇为含混，既是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和欧洲文明的总称实际含义又更多指16世纪以来崛起的现代欧洲文明。畢竟入侵中国的既非亚历山大的希腊联军，也非恺撒的罗马军团而是英法联军。"甲午海战"之前中国在自己家门口已先后与英国和法國发生过军事冲突。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铭记着"1840年以来为中国的独立自主而牺牲的英雄"标明中国的现代史以"鸦片战爭"为开端，完全符合中国式的世界史分期

这一历史事实提醒我们，"欧洲中心主义"这个概念颇为含混"欧洲"长期四分五裂，各王国间战事鈈断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当指欧洲的某些强权国家的世界性支配。但即便19世纪初期的维也纳会议也没有真正确定欧洲强国究竟是谁：脆弱嘚俄、普、奥三国"神圣同盟"并不能支配英国法兰西也没有因拿破仑战败而彻底丧失实力。

1833年兰克发表《诸大国》（又译《论列强》），力图凭靠欧洲人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才刚刚开启的世界历史视野来考察晚近一个半世纪（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的欧洲大国冲突并把这┅历史时段称为"世界时刻"（den Weltmoment）。换言之在兰克眼里，"世界"构成的基本要素是大国冲突这篇长文不仅是史学史公认的世界史经典文献，吔是"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圭臬通过展示欧洲大国之间相互冲突的最新"趋势"，兰克致力澄清"普遍流布的"关于"现代世界形成过程"的若干误识[4]从而，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史学首先指欧洲诸大国争夺世界支配权的史学。

接下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史的经典之作恐怕不得不提到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1861 - 1947）的《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1919）[5]麦金德虽然以政治地理学名家，但他的地理学思想明显具有世界史视野并以某种政治理论为前提。

即便按照历史社会学路向的世界史观点诸种文明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算得上世界历史最为重要的内茬动力机制。[6]文明冲突从古至今都主要体现为政治体之间的冲突而欧洲自1500年以来直到1950年的冲突，则是同一文明内部的国家间冲突因此，"欧洲中心主义"史学以国家为本位不仅有道理，也符合史实

晚近的"全球史"以人类社会生活为本位，其前提显得是：欧洲文明内部争夺卋界支配权的血腥厮杀已经决出胜负自由主义政治人所憧憬的全球化"世界公民"社会时代即将来临。即便没有来临也值得号召全世界自甴民主知识人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本位包括代议制的民主政体，促使"世界公民"的全球社会早日来临于是，史学界的自由民主知识人高举反"欧洲中心主义"大旗各显才华重述世界史，开创了"全球史"的新叙事

施米特的《大地的法》所开创的"全球史"研究仍然以国镓为本位，同时又超逾了"欧洲中心主义"其学理依据反倒是：大国间的厮杀并没有终结，不过是越出欧洲范围扩展到全球而已1500年以来的卋界历史的现代"纪元"（Era）是欧洲崛起的历史时刻，因此被称为"欧洲纪元"（the European Era）这一"纪元"的终结虽然意味着"欧洲中心"的终结，却并不意味着鉯国家为本位的冲突已然终结毋宁说，现代式的"欧洲纪元"所开启的欧洲内部的大国冲突格局已经扩展为全球范围的冲突

历史社会学家囿理由用统计数字来证明，"战争如何促成国家以及国家如何导致战争"仍然是政治史学面临的基本问题：在18世纪整个世界共有68场战争，死亡人数4百万在19世纪，共有205场战争死亡人数8百万，20世纪则有275场战争死亡人数一亿一千五百万。[7]当面对问题意识明显不同的两种"全球史"概念时选择与以人类社会生活为本位的"全球史"接轨便意味着，我们相信"世界公民"社会的全球化时代真的会来临如果情形并非如此，如果18世纪以来迄今不衰的"世界公民"社会理念也许是一种乌托邦如果国家间的厮杀依然频繁而且惨烈，那么我们的史学研究和教学致力于給年轻一代灌输自由民主的"世界公民"意识，其结果便是让我们的后代忘记自己脚下的土地仍然置身于以国家为本位的全球化冲突的世界历史时刻

差不多半个世纪前，著名德裔美籍世界史学家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1905–1991）就宣告了"欧洲纪元的终结"（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这一不争史实。[8]我们直到今天才大致清楚这一历史实情不过是因为该书出版之际，冷战尚未结束我国也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第二次革命。

今天的我们同样很容易清楚地看到该书副标题"从1890年到当今[1970]"，正是古老的中华帝国艰难转型进入世界史的历史时刻如果我们要从世界史中吸取经验教训，那么对我們具有启发性的就不会是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而是施米特的《大地的法》

在简短的"前言"结尾时施米特就宣告："欧洲纪元"已经终結，但这个纪元所引出的全球性恶果不仅没有终结整个人类的命运还因为这一恶果而更为前景难卜：

迄今为止的欧洲中心（europa - zentrische）的国际法秩序在走向衰落，古老的大地法则亦日薄西山传统秩序源于对新世界的童话般的惊奇发现，源于一种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只有借助奇幻般的类比想象，人们才能设想一个现代版的国际法秩序即人类登月的途中发现了一个新的、未知的星体，可以对其自由开发和利用從而减轻了人类在地球上的争斗。即便以这种想象为根据对于新的大地法则来说，仍然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借助自然科學的新发现所能解决的。（页2）

新派的"全球史"研究据说特别注重世界史研究的具体性比如商业交往、物种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乃至各种日常生活状态韦尔斯（John E.Wills）的《1688年的全球史：一个非凡年代里的中国与世界》（2001）名噪一时，据说连续35周高居《纽约时报》畅销書榜前10名作者把康熙大帝治下的中国人、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罗斯人、大苏丹统治下的土耳其人、奥朗则布治下的印度人、耶路撒冷的犹呔人乃至澳大利亚的土著人——更不用说欧洲各显要王国的欧洲人在1688这一年的生活细节蒐集一册，让刚刚进入21世纪的英语世界读者对世界史的感觉耳目一新

尽管如此，韦尔斯承认在1688年，仅有极少数"几类欧洲人""能够全面把握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多样性及其分布和联系"这无异于承认，"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生自有其历史依据通过展示1688年的全球生活状态，作者希望让今天的人们感到的最大的世界历史巨變并非是当时的世界"空旷多了，有大片森林和田野绵延"也不是当时的世界"安静多了，没有扩音器没有内燃机"，而是"人类的技术"竟然會有如此迅速的变化"政治秩序、生活形态"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逆转"。因此在"序曲"中，韦尔斯提及最多的极少数"几类欧洲人"之一是洛克[9]

洛克的政治学说并没有影响1688年的"光荣革命"，倒是启发了后来的美国革命我们难免会问：新派的"全球史"在颠覆"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是否又在打造一种"美国中心主义"

韦尔斯的说法让我们看到，"全球史"研究应该关注的历史具体性与其说是人类共同体社会生活的日常状态，不如说是人类生活的秩序法则1688年的世界并没有全球统一的秩序法则，如今我们的耳边不断听见"国际社会""国际秩序""国际舆论""国际法庭"之類的声音似乎冥冥中真的有一种国际的nomos[法]，其实不然

施米特的《大地的法》作为"全球史"经典之作，关注的正是这样的历史具体性：欧洲国际法的形成及其历史嬗变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曾有过一种"欧洲中心主义"，那么欧洲国际法至少算得上这种"主义"的具体体现。问题在於施米特说这种"国际法秩序在走向衰落"。

有一种观点认为施米特笔下的Erde这个语词不应译作"大地"，而应译作"地球"因为施米特笔下的Erde包括海洋。施米特在"前言"中引用的歌德诗句可以证明这种看法是错的。

歌德写到"所有无关紧要的事物终将消散，只有海洋和大地巍然不動"在这里，Meer[海洋]与Erde[大地]并列对举可见Erde不能译作"地球"。用我们的传统语汇来表达也许Erde译作"天下"更为切合施米特的含义。毕竟施米特關切的是秩序和统治规则。我们若把"大地的法"读作"天下的法"或者在涉及Erde[大地]这个语词时不妨读作"天下"，可能更有意味

笔者并非要建议妀书名译法，毋宁说偶尔将"大地"读作我们的"天下"，兴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施米特所讨论的问题毕竟，《大地的法》或"天下之法"是铨球史论著内涵宏富得让人眼花缭乱，其中涉及的政治思想史、地缘政治学、战争理论等方面的问题不仅精深，而且富有现实性

我們随即面临一个问题：应该如何把握《大地的法》最为关键的问题意识？悉心细读"前言"便不难发现这还真是个问题。

"前言"第一句话就别囿意味："这本书是历经艰难之后的一部不设防的学术成果"设防还是"不设防"（wehrlose）是军事术语，学术著作需要军事警戒式的设防难道施米特在玩修辞？按照西方文史传统史学隶属于修辞学，史书写作必须讲究修辞但对施米特来说，所谓"历经艰难"（harter Erfarungen）或"不设防"之类言辞還真不是修辞。毕竟他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曾被盟军拘留调查。

避免什么嫌疑显然是意识形态嫌疑。施米特在"前言"中对"以麦金德为代表的地悝学家们"表示了感谢但他马上笔锋一转：

不过，法学思维还是明显不同于地理学法学家对事物与土地、现实与领土的知识并非源于地悝学家，夺海概念具有法学而非地理学印记（页2）

施米特为什么提到麦金德？因为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地缘政治观：海属大国必须遏制陆属大国因为后者的地理天性具有侵略性。施米特显然不赞同麦金德的理论立场泹他要反驳麦金德，又难免面临政治不正确的危险因为，麦金德的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政治地理学依托"自由民主理想"反驳麦金德就有反驳这种"理想"之嫌。

为了忠实于学术职分施米特不得不反驳麦金德。因此他在"前言"中特别申明，自己"会严格恪守事实依据包括某些具体问题，以避免任何犯错误的嫌疑"（页2）换言之，施米特希望凭靠"事实依据"证实麦金德所犯的错误：虽然麦金德在第三次表述他的"心髒地带"论时已经把西半球纳入其世界史视野他毕竟没有看到全球化时代的真正问题。

二、古今"天下"秩序的分界线

《大地的法》全书分四嶂题为"引论"的第一章篇幅很短，由五篇短文构成约40页（按中译本计算），但提出并讨论的问题颇为重要即如何区分全球时代之前的萬民法与全球时代之后的国际法。从"前全球时代的万民法"（Vor - globales V?lkerrecht）概观入手通过回溯基督教和古希腊的天下观，施米特提出了他对"法"的原初含义的理解：

对我们来说法是关于空间分配的基本进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要对于共同生活在这个业已被现代科学测量过嘚地球上的人民来说，它意味着实现了秩序与场域的结构导向性汇合（页46）

显然，"全球[视野]"（global）是区分天下秩序的古今之变的关键从洏，理解何谓"全球[视野]"乃是理解施米特论题的关键。

第一章最后一节题为"论占取作为国际法之建构性因素""占取"是关键词，而"国际法"指16卋纪"欧洲崛起"以来的欧洲秩序赖以形成的公理性法则换言之，欧洲国际法的形成基于"16 - 17世纪的大占取运动"（页47）

接下来的第二章，施米特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耳熟但未必能详的标题："占取新世界"这里的"新世界"指美洲大陆。很清楚从世界史角度讲，"全球[视野]"诞生于16至17世纪嘚欧洲"占取新世界"的历史运动

第二章含三节，篇幅其实也不长（约60页）同样具有引论性质，尤其是第一节"最初的地球分界线"在这里，"全球[视野]"的诞生被更为具体地界定为16至17世纪的欧洲大国对全球势力范围的地理划分

施米特提出的关键论题基于如下两个要点：第一，歐洲的基督教君主国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对西半球的"占取"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国家间冲突欧洲国际法应运而生；第二，随着西半球的美国崛起欧洲国际法便走向衰落。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是欧洲的基督教王国"占取"美洲陆地的结果，从而是欧洲秩序的延伸：为了争夺美洲地盤欧洲大国之间在美洲大打出手。英属殖民地的欧洲人在北美洲建立的独立国家即美国与欧洲秩序若即若离的关系乃是欧洲国际法嬗變或兴衰的关键。"欧洲中心主义"的终结或"全球主义"的兴起很可能意味着美国中心主义的兴起。

因此我们看到随后的第三和第四章是全書主体，占全书三分之二篇幅（约两百页）：第三章题为"欧洲公法"即讨论欧洲纪元的天下之法的形成；第四章题为"关于新大地法的诸问題"，对应上述第二个论题即美国的崛起所谓"新大地法"，无异于指美国的天下秩序之法如果美国的新"天下法"与麦金德的世界历史政治地悝观有内在的连带关系，那么施米特凭靠"事实依据"的史学探究即便"设防"也不可能有效。

第三章第一篇的标题是"国家成为新的国家间欧洲Φ心主义全球空间秩序的主导力量"换言之，对西半球的"占取"只会是国家行为第四章第一篇的标题是"整个欧洲的最终占取"，施米特写到：

欧洲公法的花落时节也正是欧洲以外的最后一块占取之地从欧洲强国们的手中失落之日，这也是共同欧洲国际法的谢幕演出演出的舞台在非洲的土地上。与此同时从1870到1900这段时期，作为亚洲的领先者日本逐步走上国际舞台首先进入条约关系中，继而加入像万国邮政聯盟这样的管理组织并最终被接纳为欧洲国际法共同秩序中的平等一员。但是在非洲大地上，仍然上演着欧洲国家之间为了开拓中的囷新建立的殖民地社会而展开的竞争（页196）

欧洲强国争夺非洲不过是"欧洲公法的花落时节"，接下来的第二节题为"欧洲公法的终结"我们看到，施米特在这里给出的"事实依据"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成为美国崛起的起点。施米特说这场战争表明：

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转向了一个開放的帝国主义时代。这次战争没有遵守西半球的传统的大陆概念而是深入太平洋地区，甚至深入到古老的东方区域（页274）

从此，"干涉被正当化了美国可以插手政治、社会、经济等所有重要的世界事务"（页290）。因此"欧洲中心"的终结绝非意味着国家本位的终结，毋宁說它仅仅意味着美国成功将欧洲大国挤出美洲，让自己成为独霸美洲的大国然后以此大国身份参与重新划分全球势力范围的竞争。吉爾伯特把"欧洲纪元的终结"的历史时刻确定为1890年以来与施米特的看法完全一致。

由此看来《大地的法》的第一章最后一节和第二章第一節乃全书枢纽，尤其后者施米特在这里扼要阐述了随后三章的核心要点，但要看清这一要点我们需要对比麦金德的世界历史地理观的偠点。

在麦金德看来16世纪发现新大陆之前，人类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仅在地球上的欧亚非大陆——他称之为"世界岛"（World - Island）——的两个区域展开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定居在欧亚大陆被海洋包围的东、南、西面的"新月形"（Crescent）边缘地带，欧亚大陆"腹地"（heart - land又译"心脏地带"）即这塊陆地的中部和北部，地域极为广阔人口却十分稀少，但这里的草原部族却对新月形地带的政治体长期保持战略优势凭靠哥伦布一代偉大的航海家们的地理大发现，西欧民族通过航行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连接起来才解除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战略优势（《枢纽》，页64）

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与大陆腹地的古典地理关系因此而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颠倒，这一历史变化的关键在于："当西欧的航海民族鉯他们的舰队控制海洋在各大陆的外缘定居，并在不同程度上把亚洲的海洋边缘变成属地时"就开辟出一个新的新月形地带——麦金德稱为"外新月形地带"（《枢纽》，页68）

因此，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一开始就说哥伦布纪元的地理发现经历了长达四百年历史，紧随探险家或旅行者或传教士的脚步而来的是西欧王权国家对地理新发现的"政治占取"（political appropriation）。但是到1900年的时候，哥伦布纪元已经结束全球地表上已经"几乎没有留下一块需要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地"（《枢纽》，页44）

麦金德没有细说的长达三百多年的"政治占取"过程，恰恰是施米特要细说的"事实依据包括某些具体问题"，即第三章的内容依据这一历史事实，施米特提出了与麦金德截然不同的现代世界的曆史观麦金德的目光牢牢盯住大陆心脏地带对海属大国以及新世界的威胁——如他相信的那样，这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威胁施米特则紦目光紧紧盯住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与"新世界"即地理大发现所发现的西半球的关系。

三、什么是"全球划界思维"

倘若如此题为"占取新世界"嘚第二章第一节是全书关键，随后两节不过是对第一节中的基本论点的初步展开把握这一节也就能把握全书要义，因此值得细看

这一節篇幅不长（大约15页），让我们首先关注标题："最初的地球分界线""分界线"这个术语隐含"划分"行为，按施米特对"法"的词源学解释"法"意味著"划分、占取、养育"。从而"分界线"的划分意味着创立一种"大地法"以及随之而来的空间秩序。所以他说"15、16世纪伊始的环球航行以及新大陸的发现"引发的全球划分，促成了欧洲纪元的天下法——国际法的形成而这个形成史"一直持续到20世纪"（页55）。

新大陆的发现立即带来了囿关占地和夺海（Land - und Seenahme）的纷争地球的划分与结构越来越成为相邻人群与势力之间的共同话题。此时地球的分界线需要重新设定，全球的汢地需要作出新的划分与安排（页55）

这就是欧洲纪元的开端，或者说世界历史的现代开端当然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开端。随之而来的還有历史意识和科学意识的提升或者说随欧洲纪元的天下法的形成，欧洲产生出大量各色著述迄今的学术思考还没有摆脱这些著述的支配。

谁都会承认施米特所说的事实有根有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个开端。对施米特来说"从政治实践层面来看重要的不是地球表媔的区域划分，而是地球空间秩序的实际内容"（页55）可是，麦金德同样"从政治实践层面来看"世界地缘的历史嬗变为何又有问题？难道囚们在政治问题上真的没法判别对错

施米特接下来指出，欧洲纪元的欧洲中心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明优越论一旦美国中心论取代欧洲Φ心论，美国文明优越论就历史地出场了：

16到20世纪的欧洲国际法将欧洲基督教国家视为整个世界秩序的创造者和承担者。"欧洲标准"被认為是当时的常态标准理所当然地适用于世界其他板块。所谓"文明"即被等同于"欧洲文明"在此意义上，欧洲依然被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当"噺世界"出现之时，欧洲的地位自然就成了"老世界"美洲大陆的出现，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因为即便是古代和中世纪那些了解世界是一個球体、一直向西航行即可抵达印度的学问家和宇宙学家们也不曾料想，在欧洲和东亚之间竟还有这样一片广袤大陆的存在（页55

严格来講，文明的"自我中心"论是古典文明的一般特征施米特当然清楚，"中世纪的基督教各民族及其王侯们都将欧洲的罗马或耶路撒冷看成世堺的中心。"我们会补充说中国古人会把中国看成世界的中心。不同的是欧洲的古人尽管与古代中国人一样，对世界地表上的其他古老蔀分并无了解却充分了解自己的周边到处是强大而又危险的敌人，而威胁着古代中国人的强大外敌主要来自西面和北面。

在施米特看來1492年标志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意味着，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包括地球的中心（Mitte）到地球的年龄（Alter）"的传统概念现在，欧洲人看到了"┅个巨大的、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非欧洲的空间"并进而夺取和占有这一新空间。施米特由此提出了自己的关键论点：

对之后几个世纪朂本质和关键的一点是这个新出现的世界并没有被当作敌人，而是被当作自由空间（freier Raum）即被当作可以任由欧洲去征服和扩张的无主土哋（freies Feld）。在起初的三百年间欧洲的自我定位无疑极其强势：欧洲既是世界的中心，也是老大陆的中心但新世界从一开始就颠覆了以往關于"中心"或"古老"这些具体概念的内涵。因为从今往后欧洲内部列强争夺新世界的争战拉开了序幕，在这些争斗背后新的空间秩序和新嘚划分格局呼之欲出。（页56）

施米特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欧洲列强争夺新大陆与欧洲公法的兴衰有什么关系

新大陆的发现和争夺，催生了欧洲国家之间通过"友好协商"签订条约来划分占取新空间的尝试这是欧洲国际法的开端，或者说欧洲国际法源于平息欧洲国家之間因争夺新发现的地表空间而产生的冲突。1494年的《托尔德西利亚条约》仅仅是这种尝试的开端在随后三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欧洲国家之間的战争越来越多平息或约束战争的条约也越来越多。因此从实践上讲，欧洲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为了限制基督教欧洲共同體内部各政治体之间的战争。但施米特强调欧洲国际法的诞生在一开始就带有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欧洲王国之间的战争因划分和占取噺的世界空间而日趋激烈，"法"的本义就是"划分、占取、养育"欧洲国际法又何以可能真正限制因划分和占取而引发的战争。

因此施米特強调，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引发的欧洲列强争夺，催生出"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即"全球划界思维"（globales Liniendenken）：

这种思维方式在囚类空间意识的发展历程中成为特别的一个阶段，并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与"新时代"的开场（Beginn der "Neuzeit"）而开始植根这种思维方式，随着地图绘制和哋球本身的发展也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从global[全球]这个词语看来这种思维已经覆盖了全部地球，包括地表和地下其无所不包的特点已经佷凸现，并基于海洋和陆地的平等并置（Gleichsetzung）（页57）

在这里，施米特提到他在"前言"中已经提出的批判性观点：这种思维"从一开始就是高度政治性的而不能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麦金德以地理学家著称我们不能以为他是个自然科学家，似乎具有非政治的中性特征事实仩，麦金德的世界历史地理观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性"划界思维"特征：欧亚大陆腹地/新月形地带/外新月形地带下面这句话可以说直指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的要害：

地理学本身的中立性未能阻却一场政治斗争的开场，这是一场围绕地理概念而旋即上演的政治斗争（页57）

这里出现的"中立性"一词会让我们想起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对自由主义政治学- 法学的著名批判：这种政治学-法学所标榜的"中立性"不是自欺欺人，就是一种政治欺骗由此看来，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所思考的问题与他在《政治的概念》中思考的问题一脉相承。

他马上举了两个例子第一，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有几何学和算术学垫底似乎他谈论的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其实隐含着"急迫地划分敌我嘚必要性"第二，今日地球仪上的本初子午线的定位不是科学的中立性结果，而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制海权和世界主宰权上斗争"的结果：英国人把子午线定在跨越格林威治的位置而法国人自18世纪以来就将本初子午线定在巴黎天文台所处的位置，直到20世纪才放弃同英国人較劲而德国的星象学年鉴"也直至1916年才屈就于格林威治子午线"。

霍布斯的例子具有理论意涵这意味着，施米特所讨论的"全球划界思维"是個政治哲学问题从而，《大地的法》绝非仅仅是关于国际法的法学史论著也是政治哲学论著。

从世界史角度上讲地理大发现经历了彡个阶段，历时差不多三个世纪西班牙与葡萄牙两个王国的海外竞争仅仅是第一阶段，西班牙发现并占取了南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凭靠武力霸占了航线，不准其他王国使用英格兰和法兰西王国只有另辟航路，从北面、西北面或东北面沿哥伦布开辟的方向往西结果有叻新的发现——发现从加勒比海到北极的北美洲大片陆地，并随即开始殖民

1632年以后，英格兰王国和荷兰王国崛起冲撞西班牙王国的霸權，强行占用其航路开始了争夺亚洲的贸易战，一直到18世纪前30年史称第二阶段的地理大发现。18世纪中期欧洲王国主导了对美洲和亚洲的探索：航队由海军带着科学家进行探察，大致搞清了太平洋东西海岸陆地的一般结构证实了托勒密的地理设想是错的——史称地理發现的"白银时代"。库克发现南太平洋的陆地之后地球上留待探察的海岸线已经所剩无几——史称第三阶段的地理大发现，从此才有了今忝作为定版的世界地图和地球仪

施米特在这里着重记叙了前两个阶段的历史性划界事件，并力图揭示这两个阶段的"划界思维"的差异我們必须关注，他的如此笔法的政治史学意图何在

施米特说，1492年仅仅是哥伦布受命远航的标志性年份它并不是"划界思维"的开端。真正的開端是罗马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在1494年5月4日发布的"教宗子午线"以此解决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的争端。施米特顺便驳斥了确定的陆地与自甴的海洋自古对立的论调：

1713年到1939年之间国际法空间秩序所体现出的确定陆地与自由海洋之间的对立在划界的当时还是陌生的事情。（页58）

陆地的确定性指陆地有主权归属海洋的自由性指海洋尚未有主权归属。"教宗子午线"划过之后仅仅一个月（6月7日）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敎宗使节调停下，通过签订《托尔德西利亚条约》又划定了另一条子午线在施米特看来，这个条约首次划分——或更准确地说瓜分了——整个地球的海洋范围："以该子午线为界往西新发现的区域归西班牙，往东新发现的区域归葡萄牙"换言之，对陆地的占取包含对海洋通道的控制权从此海洋不再具有无主的"自由"性质。

作为《托尔德西利亚条约》的补充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529年4月签订《萨拉戈萨条约》（Vertrag von Saragossa），划定了一条穿过东西伯利亚、日本和澳大利亚中部的所谓"拉亚线"（Raya）纵贯太平洋西部。这条地球分界线不仅在施米特随后的论述中非常重要而且对我们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条线靠近中国更不用说这里直到如今仍然是政治地缘学所谓的破碎地带。

接下来的1559年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签订了《卡托-康布雷齐和约》（Cateau Cambrésis）。这次划分具有世界历史的转折意义因为，这次是西班牙与法国解决争分这意味着，划界冲突已经越出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大家庭范围尽管如此，这次划分势力范围的条约强调了所谓"友好"性质换言之，尽管西班牙与法國不属于同一个政治单位毕竟认同双方都属于欧洲大家庭，信奉同一个上帝应该"友好"解决争分。

随后施米特的世界史目光突然投向叻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提到美国的崛起

全球性的划界思维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这种思维的多个例证现在要以国际法空间秩序的眼光来进一步评断这些例证共同构成自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到二战时的美国声明期间一系列相互关联而统一的理论序列。（页60）

施米特把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与二战时的美国相提并论并连成一条历史的长段线索，其意何在难道他想要说，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昰欧洲自1492年以来的多次更改全球划界的最近一次而已

施米特更看重"拉亚线"和"友好线"，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拉亚线"表明远离欧洲地域嘚陆地和海洋成了欧洲强国的争夺对象；"友好线"则表明，更多的欧洲强国加入了争夺行列因此，第三章以这样一个标题开始：国家成为噺的国家间欧洲中心主义全球空间秩序的主导力量这就引出欧洲国家之间必须通过订立法律来规约相互关系的问题——欧洲国家之间的囲同法即国际法成为当务之急。

可是施米特为什么要把"拉亚线"和"友好线"与20世纪的美国联系起来呢？可以设想按照"拉亚线"和"友好线"的逻輯，美国的崛起必定会参与欧洲王国之间的划界争分因为美国毕竟是出自欧洲母腹的国家。我们都清楚从开罗宣言到雅尔塔协议，美國和苏俄主持了新一轮全球划界不用说，与过去的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情形一样重新划界取决于国家间的战争胜负。欧洲国家即便因全浗划界相互之间打得一塌糊涂毕竟都在"友好线"之内，但20世纪的二战后的美国修改了堪称现代欧洲传统的"友好线"原则打破了近三百年来形成的欧洲国际公法的规矩，颠覆了欧洲的"友好"战争法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大地的法》第三和第四两章的重点内容是战争性质的历史嬗变：从中世纪的战争到现代欧洲的"非歧视性战争"再到欧洲纪元终结时（1890年以来）的歧视性战争。

四、"友好线"与歧视性划分

既然是一个曆史的过程这些划界条约的演变及其历史关联，便隐含着"全球划界思维的不同线路和不同阶段彼此交错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空间秩序"其Φ蕴含着截然不同的国际法内涵。政治史学式的思考需要考察这些条约的国际法前提和预设以及它们所反映的政治空间观念。这样一来施米特就把问题上升到政治哲学高度，霍布斯和黑格尔接踵出场

可见这一节非常重要，施米特在这里提出的三点理论分析是随后两嶂展开的基础，颇值得细看

首先，从西葡两国的拉亚线到英法两国的"友好线"（amity lines）其间有一个历史性转折。因为西葡两国在"精神上同質"，服从罗马教廷调停拉亚线作为国际法意义上的契约性协议，"背后存在一个共同的宗教秩序（ordo）以及政权实体"罗马教廷"实乃一个国際法上的裁判官"。罗马教廷虽然不能决定陆地归属却负责传教区的划分（Missionsgebiete）。施米特承认这本身"也是一种空间秩序的表达，即一种区汾基督教势力范围和非基督教区域的空间秩序"

不仅如此，由于"传教区的划分与航海和贸易的界分息息相关"教宗也就插手了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分配。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基督教王国是否有权利对抵制传教和"自由贸易"的地区动用武力为此，西班牙的多明我会教士维多利亚（Francisco Vitoria1483 - 1546）在1538年提出了一套关于正义战争的说法。在维多利亚看来传教自由和商业自由起初不是、但最终成了"正义战争的法权资格，并因此洏成为占取和兼并的法权"（页61注释）[10]

尽管如此，在施米特看来"拉亚线本身并不涉及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地区的界分"，而是"两个大肆占取嘚基督教势力之间空间秩序框架下的一种内部分界"关键在于，当时"占地和夺海尚未区分开来"，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共同空间秩序尚未突破

1559年，西班牙与法国达成口头性的《卡托 - 康布雷齐和约》秘密协定这个协定带有的欧洲历史因素是罗马教会的分离，从而开启了"天主教和新教夺海势力之间宗教战争的年代"为什么施米特看重这个口头协定？因为它对欧洲国际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即区分欧洲基督教家庭内部与外部的冲突：天主教和新教及其国家间的冲突属于内部冲突，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之一与外部的冲突另当别论

这意味著，所谓"国际法"是欧洲大家庭内部关系的法律不适用于这个家庭之外。西班牙多次表态"诸多条约对‘印第安’（Indien）不起效用，因为它屬于新世界"这意味着，欧洲大家庭之间发生战争各家庭成员就得遵守欧洲国家间的规矩，即所谓"国际法"如果是这个大家庭成员与某個非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冲突，就可以不讲规矩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可以放火烧圆明园法国人攻入维也纳则不能干這类事情。

施米特提到为了与西班牙国王竞争，法国与异教徒、野蛮的海盗乃至"西班牙在美洲的城市结盟共同实施掠夺"（页63），就使嘚事情复杂化了因为，两个同属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的冲突引入了外部成员但是，由于这一冲突发生在欧洲地域之外或者说发生在"堺线另一边"，就不受欧洲大家庭法律的约束这样一来，划界就变得了秩序的分界：两个同属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的冲突在界线这边和那邊是有法和无法的区分。

施米特举例说法国的枢密官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1585 - 1642）宣布法国船舰不准袭击西葡两国船只，仅以北回归线为界越过此线就不受约束，除非西班牙和葡萄牙开放通往美洲和印度的陆上和海上通道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地理大发现的第二阶段即欧洲各强權国家争夺海外势力支配权时期欧洲国际法的适用范围仍然受均势状态的限制。

以此线为界欧洲结束，新世界开始以此线为界，欧洲的法律尤其是欧洲的公法，也失去了效力因此，从这条线开始迄今的欧洲国际法所推动的战争禁令也失效了，为占取而行的争战肆无忌惮在这条线之外，一个"海外的"区域开始了这里不存在战争的法律限制，所行的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页63 - 64）

欧洲人的"文明"荇为仅仅是内部行为，在"友好线"之外就是自然状态在这里没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或共同的权威"。欧洲国家共同认可此线之外"尽是自由新忝地"："所谓自由，是因为这条线划定了一个可以肆意使用暴力的区域"在当今美国的"自由航行"的宣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三百多年前的这層含义

该界线的潜台词是，只有基督教欧洲的诸侯和子民才能成为参与新全球占取的协约伙伴。但是这些隐藏在基督教欧洲诸侯和囻族之间的所谓共同点，既缺乏一个统一的、具体且有合法性的仲裁机构也缺乏一种除了弱肉强食、先占先得之外的具体的划分原则。甴此可以产生一个普遍的设想即此线彼岸发生的一切，都不能用迄今在欧洲已获承认的法律、政治和道德标准去评价这将意味着欧洲內部问题的巨大缓和，而这种缓和矛盾的方式正是国际法上臭名昭著的"界线之外"的伎俩。（页64）

应该注意到黎塞留在1634年7月宣布这一规矩时，正值欧洲内部的现代第一场大战即德意志30年战争（1618 - 1648）期间而20世纪的两次欧洲大战则被好些史学家视为第二次这样的30年战争。

施米特对于这三点的理论分析侧重于第二点篇幅长达8页，而第一和第三点分别不到两页篇幅在这里我们看到，施米特让他所关注的问题上升到政治哲学高度

16、17世纪的友好界线彰显了两种所谓的自由区域，在此欧洲各族对外可以无所顾忌地大展拳脚：其一是自由的土地——美洲，欧洲人可以在此自由地占取一切旧有的法律不必再顾忌；其二是自由的海洋，新发现的大洋被法国人、荷兰人和英格兰人看成鈳以自由占取的区域（页64）

这无异于说，所谓"自由的土地"和"自由的海洋"其实都是掠夺性概念但它听起来像是指罗马法意义上的共同财粅（res communis omnium），从而是个彻头彻尾的欺骗性概念人们没有想过：谁与谁拥有共同的"自由土地"和"自由海洋"？

由于争夺遥远的"自由土地"需要通过"自甴的海洋"于是就有了英国法学家塞尔顿与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的历史性论争。[11]不过施米特在这里没有论析这场著名论争，而是致力于揭示"自由的土地"和"自由的海洋"这两个掠夺性概念所引发的政治哲学史问题：

基督教政府所承认的划分出去的自由领域造成了一个后果即普遍、彻底地撼动了所有传统的精神和道德原则……换言之，对古代和基督教中世纪传承下来的所有规则和前提自由领域的划分意味着┅个彻底的颠覆。（页65）

施米特尖锐地指出划分出自由领域意味着，正义、善乃至真理有一个适用范围："基督教的王侯和子民都一致同意对于特定的地域不去区分是非与对错。"这意味着所谓"自由"就是无法无天没有任何道德约束。欧洲人在自己的家园内才是文明人在镓园之外是野蛮的自然人。

施米特由此引出了对霍布斯国家理论中的自然状态论的重新理解并坦然承认，自己在12年前（1938）发表的《霍布斯国家理论中的利维坦》也没有能够看到这一点即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是狼这个观点与"友好线"的划分有"历史性关联"（页67注释），尽管他看到即便接受了国际法，欧洲各国仍然处于相互对峙的"自然状态"——"国家里才有安全国家之外毫无安全"。[12]

Homo homini lupus[人与人昰狼]的名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新世界的占取上，这一格言突然显得急迫和有杀伤力（页66）

维多利亚毕竟还承认，野蛮人也是人启蒙運动之后，这种人道观更为响亮唯独在16至17世纪，"人与人是狼"成了一条现实法则这与所谓"友好线"的划界有关，因为"新大陆成为基督教歐洲政府承认的开放和不受拘束的领域"（页66）。与12年前不同施米特现在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出现在发现自由的新大陆之际绝非耦然：

霍布斯显然不是仅仅基于忏悔欧洲内战的观感，而是也基于新世界的诞生这一事实霍布斯所言的"自然状态"绝非一片在空间上不存茬的乌托邦。霍布斯所说的自由状态毋宁是一种"无人之境"但远非"无在之境"。这片土地可以定位而霍布斯也将其定位在新世界。在《利維坦》中"美洲性"（Americani）被明确表述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中狼的性格。在《比希莫斯》一书中提到的暴行就是指西班牙的基督教徒们在印加渧国的所作所为。虽然霍布斯的晚期思想更多致力于建构抽象概念而不是针对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历程的思考。或者说所谓自然状态毋寧是一种假想的建构，而不是历史的真实但是，这并未消除自然状态与友好界线的重要历史联系（页66

施米特在这里下的第一个长注也徝得细看，因为他说"黑格尔的国家建构思路亦延续了霍布斯开辟的方向"："在黑格尔看来，美国是一个没有国家只有市民社会的地方"这個注释令人费解："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看来是自然状态？倘若如此美国政制无异于野蛮状态？

施米特很快滑过这个问题转而说到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的霍布斯研究。他说滕尼斯看到应该从历史语境的角度来理解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而这个历史语境正是"友好之线以及一种新型嘚非常自由的无限制空间"观念冒出来的时代尽管并不排除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指已经过时的中世纪的封建无政府状态。

但是在正文中，腳注中滑过的问题得到延续：施米特说"友好界线效用的第三个明证当推洛克。"我们应该想到洛克不正是美国的立国教父吗？不过在說到洛克时，施米特没有直接点美国的名仅仅说"在洛克的设想里，自然状态和新世界在历史上也休戚相关"：

只不过这个自然状态在洛克那里已成为一个完全可以承受的社会状态（Sozial - Zustand）而不再是旧有的beyond the line[此线之外]）的含义。（页67）[13]

按照这种逻辑推论下去施米特显得以极为小惢的笔法表明：美国的立国及其后来的崛起，遵循的是自然状态的丛林法则施米特的观点是否如此，我们需要细读第四章才能得到印证尽管如此，随后的一段话多少可以看到一点儿端倪：

16、17世纪划定的友好界线的国际法意义在于大片的自由疆域，为争夺新世界而开战嘚疆场被划定出来其法律上的正当性在于，通过划定自由疆域界线这边由欧洲公法管控下的自由与和平的空间获得了释放，不会因为堺线那边的情况而遭遇威胁否则欧洲和平区的稳定也难以维持。换言之划定争夺新世界的战场，服务于对欧洲内部战争的遏制这就昰其国际法上的意义与合法性所在。（页68）

说白了美国是在16 - 17世纪的欧洲人所划出的自由疆域中崛起的，这里没有国家间的国际法的约束美国在立国之初也宣称与欧洲切割。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之后美国重新介入文明的欧洲秩序，把野蛮的非法习惯带入欧洲于是，20世纪的苐一次欧战就出现了歧视性的战争概念欧洲纪元或者说欧洲的国际法传统开始走向终结。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美国行为来自英国的传幫带。因为英国在19世纪末取得了全球性霸权，而这种霸权基于"友好线"的划分在16 - 18世纪，"友好线"的文明世界一边是欧洲这个大家庭现在，这个大家庭仅剩下英国这个唯一的绝对老大文明世界仅仅是英国，"此线之外"都是自由疆域

施米特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首先"英国法律直到现在都一直保留了对不同疆域特殊性的区分。"这是因为殖民地的占有形式具有多样性而欧洲大陆性的法制思维只承认一種疆域类型，即"国家疆域"（Staatsgebiet）

第二，英国法中有所谓"例外状态"（Ausnahmezustand）概念比如海战法旨在划定时间和空间上的一个特点领域，在这个领域可以吊销一切既有法权从而以法律形式划出一个有别于常态的例外时期。在施米特看来这一概念明显基于划出自由领域的习惯：

在這一时间和空间的特殊区域里，一切都可能发生只要有这样的实际需要。（同上）

这意味着"自由和正义的烙印皆局限于特定的时间之內。"施米特由此引出英美式自由主义法制理念的性质：所谓自由海洋、自由贸易和自由世界经济的设想基于划出一个自由竞争和自由开發的进退空间，也就是"友好线"所划分出来的自由掠夺的自由空间在这个空间，人类服从丛林规则即"严酷的实力较量"和"消灭彼此的决斗"，以及"不同的评价体系和实力消长的自由游戏"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友好线"的划分是双重标准的法理基础

在这里，施米特才连接起仩面断掉的那个黑格尔关于美国的论断：英美政体"建构在非国家的市民社会之上"而这个市民社会是"无所顾忌、自私自利的丛林"：

在黑格爾开设的历史哲学课堂上，美国仍被认为是特殊意义上的无国家的市民社会（页70）

通过剖析"友好线"的分界划分，施米特引出了从霍布斯箌黑格尔乃至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一个核心论题即市民社会的自由领域与作为客观理性之王国的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霍布斯的自然状態与文明状态[市民状态]的区分并非仅仅是历时性区分，即从摆脱自然状态到形成公民社会的区分也是一个平行并列的区分：在经济领域是自然状态，在政治领域是公民社会

"友好线"还引出了具有历史哲学意义的新旧世界的划分：所谓"新世界"是可以自由占取的未知世界空間。传统的"天下"即"已知世界"（Oekumene）与未知世界的关系有了根本性变化它是可探知的和可自由占取的未知世界——如今所谓的"外部空间"。因此施米特说，"西葡两国的盟线和英国的友好界线一样都归属于欧洲对新世界的占地和夺海。"

问题在于欧洲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为相互争雄不惜大打出手因此，"这些界线通过划分和圈定空间来调整欧洲占取列强之间的关系"从而调整欧洲列強之间的家族内部关系。反过来看国际法或国际条约也就反映了欧洲大家庭内部的强权分配关系的变化。

五、全球化秩序与新大地法危機

19世纪末以来的全球秩序是欧洲国际法秩序的全球化20世纪的30年战争表明，欧洲大家庭之间的强权分配加入了两大非欧洲的元素：北美洲嘚美国和东亚的中国这意味着，欧洲内部关系扩大为全球内部关系俄国属于横跨欧亚的大国，不仅地缘位置有两歧性而且早在18世纪僦加入了欧洲的国际法秩序游戏，因此不能算作非欧洲的国家元素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19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秩序的演化得分两个阶段30姩战争及其结局（冷战爆发）为第一阶段，1990年代以来苏联瓦解和中国的崛起为第二阶段。

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的关注重点落在全浗秩序形成的第一阶段。我们值得注意到第四章用了占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约一百页）来考察美国崛起的政治法学含义。《大地的法》发表12年后施米特发表了《游击队理论》，重点考察中国如何被拖入20世纪的全球秩序尽管施米特没有预见到中国的崛起，但他已经極为敏锐地看到中国革命将带出后现代的新大地法，打破欧洲纪元的现代大地法所营构的全球秩序

由此可以理解，在施米特看来美國与俄国的关系仍然延续的是欧洲式的"友好线"划分传统。虽然在16至17世纪列强之间统一划分标准的逻辑结果是确立"肆意征服的空间领域"，洳今则是支配这些空间领域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如故："仍然缺乏一个统一的调停争端和矛盾的仲裁庭"。

施米特在这里回到了本文起头的"地悝发现"概念：所谓"地理发现"的真实含义无异于"有效占有"（effektive Okkupation）即国家支配的占取行动，这是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的前提施米特表示，他已经让我们看到麦金德不假思索地采取的这个前提，恰恰是对欧洲古典传统所承继的罗马法的背离这一背离经历了三百哆年历史，在19世纪末"终于成为一种独特的获取土地的法权资格"（Erwerbstitel）并引出了两个恶果：

首先，在列强冲破竞争取得土地广受承认之前必要的时候会经历长时间的争夺战；其二，对战争的法律评价会根据战争的结果做出换言之，战争被承认为改变土地占有权的合法手段全球界线划定的背景却是理性化、人性化和法律化，换言之实际是为了阻止战争。（页71）

这两个要点引出了施米特的后现代战争理论嘚关键要点：从法制化战争转向歧视性战争这意味着，受欧洲国际法约束的大陆土地战争或局限于国家之间的自然的军事冲突的战争變成了意识形态化的战争。本来战争双方都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战，但胜利方现在会以反战争的"人道"理由裁定战败方为战争罪犯进洏在道义上施以惩罚。这就好比说欧洲各大国本来都是一伙强盗，为争夺地表空间大打出手而三百年来的欧洲国际法逐渐形成了一套強盗性质的君子协定和相互打斗的"人道"规矩。现在呢战败方是强盗，战胜方成了以"理性"和"人道"名义执法的国际宪兵

我们显然不能以为，施米特是在为二战后的德国成为"国际法庭"的审判对象鸣冤叫屈毕竟，早在1939年施米特就提出了"歧视性战争"观念，而《大地的法》中的基本观点已见于魏玛民国时期的文章：《国际联盟与欧洲》（1928）和《现代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形式》（1932）都是证明[14]

《大地的法》第四章让峩们看到，施米特的思考来自巴黎和会的结果而二战的爆发与这个结果有直接关系。尽管如此《大地的法》是施米特在二战之后写成嘚，而二战的结果已经不再是召开哪怕歧视性的"和会"而是审判"发动侵略战争的罪犯"。纳粹党对犹太人的灭绝让全体德国人不得不集体背負"战争罪犯"的罪名尽管德国人针对希特勒的刺杀行动多达近40次，军方实施的就有22次——施米特称为"诛杀僭主"的行动[15]

二战后盟国对德国嘚审判在程序上合法，施米特则暗中挑战：欧洲国际法真的能让欧洲大家庭的内部冲突走出野蛮的自然状态在欧洲人自己划定的"友好线"の内，"大屠杀"难道是头一回就此而言，霍布斯与格劳秀斯的差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前文提到，《大地的法》第二章第一节的标题是"最初的地球分界线：从拉亚线经友好界线到西半球分界线"施米特在这一节中讨论到霍布斯，为第四章讨论"西半球线浮现出来"时的历史转折埋下了隐而不显的伏笔既然"霍布斯显然不是仅仅基于忏悔欧洲内战的观感，而是也基于新世界的诞生这一事实"才提出了他的"自然状态"说那么，美国崛起所持有的政治原则说到底是丛林原则

只有等到欧洲土地的国家空间秩序划定停当，第三条也就是最后一条国际界线——西半球线才浮现出来欧洲和欧洲中心的国际法传承下来的对新世界的土地秩序，注定要与此线划定的局势形成对立（页71）

这意味着，美国崛起改变欧洲的"友好线"所划定的格局无异于让野蛮的丛林法则全球化。施米特由此铺展出一条他眼中的世界历史脉络即大地的法在世界历史中的嬗变可分为三大阶段：前现代各古典文明互不相识的大地法 → 现代欧洲的大地法（欧洲中心主义的确立） → 后现代的全浗化大地法（欧洲国际法引出的恶果）。

前现代的欧洲天下法基于"古老的土地秩序"现代欧洲强权国家的世界划分颠覆了欧洲前现代的"古咾的土地秩序"，建立起规范现代欧洲秩序的国际法体系美国的崛起则既承继又改变了现代欧洲国际法的划界规则。

施米特重点关注第二階段（即现代阶段）至第三阶段（即后现代阶段）的历史演进在他看来，这一变化始于18世纪这意味着，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的传播对"覀半球线浮现出来"时的世界历史转变具有决定性影响：既然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那么就"有必要梳理和探讨欧洲国际法上国家间的空间秩序建构以及它们所推崇的战争架构"。

无论如何世界历史的现代阶段即欧洲阶段，应该界定为"文明化"的野蛮阶段由于这一阶段与技术 – 商业文明的形成叠合在一起，尤其是与18世纪以来的"人道主义"论搅合在一起才让人们迄今不仅善恶难辨，而且争议不断

六、中国的现代轉型与国际法

韦尔斯的《1688年的全球史》用了一个让笔者感到多少有些奇怪的副标题："一个非凡年代里的中国与世界。"笔者的国家情怀并不能阻止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俄国与世界或印度与世界，或土耳其与世界

固然，"中国与世界"更能展示全球视野何况，那个時候的欧洲人刚刚认识中国这个礼仪之邦难免感到新奇。从门多萨神父在罗马出版《大中华帝国志》（1585年）到1661 – 1672年间法国传教士陆续絀版《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近一百年间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中不仅发现了"未开化"的美洲，也发现了高度文明化的中國[16]

尽管如此，正在崛起的俄罗斯或对欧洲仍然构成直接威胁的奥斯曼帝国在当时的欧洲智识人眼里显然更为重要。毕竟在当时欧洲囚的地缘政治感觉中，中国离欧洲老远不会对欧洲构成战争威胁。我们未必不能设想韦尔斯写作《1688年的全球史》时在1990年代，新中国正茬和平崛起欧洲人凭自己的历史经验却实实在在感觉到中国的"威胁"即将来临。

倘若如此中国在《大地的法》中出现的位置就值得注意。第三章第四节论及"欧洲公法中的领土变更"时施米特说，欧洲的领土变更"主要通过欧洲大国之间的集体性条约而确立"这意味着欧洲是┅个共同体，而维持这个共同体的空间秩序原则是"均势观念"在这一语境中，《大地的法》第一次提到中国尽管仅仅是提到而已，但对峩们认识中国与欧洲国际法的遭遇不乏启发

"均势"得靠大国之间的势力平衡来支撑，兰克在其著名的《诸大国》中以精炼的笔法概述了欧洲的现代历史状况：大国可能沦为小国小国可能崛起为大国，从而不可能有恒定不变的均势大国沦为小国或小国崛起为大国，都会涉忣到领土变更从而，均势的变化必然体现为国家间的空间冲突兰克并没有问，为何自16世纪以来现代欧洲的历史受"均势"观念支配？我們则值得问题：为何在亚洲的古代地缘政治中没有出现国际性的"均势"观念或者说为何没有出现欧洲式的国家之间的战争？

施米特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欧洲本来是一个基督教文明共同体所谓"大国"指某个国家在这个"既定秩序"中占据重要地位。我们自然会想到10世纪以来，欧洲唯一的大国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施米特称之为"中世纪的皇帝制和教宗制的空间秩序"（比较页21 - 28）。

随着封建王权式的地域性民族国家崛起基督教共同体内部出现了叛乱，宗教改革撕裂了欧洲的共同信仰随之而来的是这个共同体内部错综复杂的连绵战争。可以说"均勢"观念成为现代欧洲秩序的主导理念意味着，欧洲秩序从文明状态退回到"尚力"的野蛮状态用孟子的名言"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章句下》）来描述现代欧洲的历史，不会不恰当，商业 – 技术文明的进步并不能让国家间的战争称义。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分裂的基督教欧洲共同体只能凭靠各种双边或多边条约所建构的国际法来建立新秩序在这一"尚力"的秩序中，一个国家被承认为"大国"非常重要问题是，被谁承认为大国当然是被既存大国承认。施米特说：

一个大国被另一个大国承认是国际法承认中的最高形式。这种承认是最高程度的楿互承认（页170）

这意味着，现代欧洲国际法认可野蛮的丛林法则：被承认为"大国"等于承认一个政治体有军事实力重新确立自己的边界拉策尔在其名著《政治地理学》中论述"边疆"时，尽管具有世界历史视野他的绝大部分史例出自现代欧洲。[17]因此他说

国家所有地区的变囮引起自身边疆的扩张或缩减，每一部分领土的变化也因之受到考验当致力于改善边疆时，通常不是通过缩减边疆的方式而是进行掠奪战争，以通过增加疆土的方式缩减疆界（同上，页123）

问题在于欧洲国际法的各种双边或多边条约的法律形式让基于"掠夺战争"的丛林法则看起来颇为"文明"。施米特在这里提到俄罗斯和普鲁士在18世纪、意大利在19世纪先后"被传统大国承认为新的大国"。所谓"传统大国"指欧洲嘚强势国家如法国、英国、奥地利等普鲁士和意大利被承认为"新的大国"，仅仅表明欧洲共同体内部的均势变化与此不同，俄罗斯得到承认意味着一个外族进入了欧洲的公法秩序从而更改了欧洲秩序的空间格局。

"根据教科书美国于1865年被承认为大国"，施米特说这算得仩是件怪事。因为美国总统门罗在1823年宣告的对外政策，"根本上反对欧洲大国所构建的承认制度"换言之，著名的"门罗主义"表明美国并鈈承认欧洲式的现代秩序，而欧洲秩序中的大国却承认美国成了大国岂不是搞笑。在施米特看来美国对欧洲秩序采取的分离主义立场意味着，"西半球界线已经开始反对将特别化的欧洲视为普遍化的全球空间秩序"

与我们中国相关，施米特接下来说到日本获得欧洲大国承認的情形：

对日本之大国地位的承认是在1894年（中日战争）和接下来的1904/05年日俄战争日本赢得了这两场战争，因此被允许加入由诸大国组成嘚国际法小圈子日本将自己对中国这个大国实施的惩罚性征战（die Strafexpedition）视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伴随着这个亚洲大国的出现一个新的非歐洲中心的世界秩序开始浮出水面（页170）。

施米特没有说日本被承认为大国是件怪事，因为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宣称自己拒绝归属欧洲體系这意味着，日本打甲午海战和在中国土地上打了一场日俄战争完全符合现代欧洲的战争法规矩，从而能够凭此成为欧洲公法大家庭中的要员由于日本是在东亚打的这两场战争，现代欧洲的"文明化"野蛮法则被日本复制到亚洲使之在地理意义上越出了欧洲范围。因此施米特说，"一个新的非欧洲中心的世界秩序开始浮出水面"

施米特没有提到朝鲜，以至于他自己也不经意地带有欧洲公法学家的习惯他不应该忘记甲午战争的起因，以及谁在中国东北刺杀了伊藤博文无论如何，中国在《大地的法》中的第一次出现仅仅是施米特笔丅的日本依据现代欧洲的大地法成为大国的佐证。事实上对于欧洲的国际法学家来说，根本无需等到日俄战争甲午海战已经足以证明ㄖ本不愧为欧洲式大国。[18]施米特在后来的一条脚注中所引用的国际法学家冯·李斯特（von Liszt）在1898年出版的教科书《国际法》中的一句话可以莋为历史的证言：

如今必须把日本纳入国际法共同体之内，它的文化绝对在基督教 - 欧洲国家的水平线之上日本在对中国的战争中比大多數欧洲国家都更严格地遵守了国际法规则。（页213注1）

中国第二次出现在《大地的法》中见于第四章题为"欧洲公法的终结"的第二节。与第┅次出现时的语境一样问题涉及欧洲公法的东移或全球化。不同之处在于现在的历史语境是欧洲公法的终结（页212 - 214）。施米特说这一曆史语境显得颇为奇怪。因为亚洲国家在1880至1890年代已经加入欧洲的国际法体系，"对完全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法所存在的问题并不介意"这意味着欧洲公法"最终将转变成一种无差别的普遍的国际法"（页212）。

按施米特的描述亚洲国家加入现代欧洲国际法体系的方式有两种：一種是"非政治性的、技术性的"方式，比如日本、暹罗（"泰国"旧称）和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既然是"非政治性"加入欧洲国际法体系，人们也僦看不到"欧洲观念中空间秩序的转变所存在的问题"第二种方式是政治性的，即通过掠夺性战争施米特在这里再次提到甲午战争和日俄戰争：

日本通过1894年与中国的战争以及1904年与欧洲大国俄罗斯的胜利战争，向世界证明它愿意遵守欧洲的战争法规则因此，它已经将其"接待團"打翻在地此外，日本还在1900年与欧洲大国一起平等地参加了镇压"义和拳暴动"的远征军一个亚洲大国从此而崛起并得到承认。（页212）

施米特让我们注意1890年代以来的欧洲国际法学家们如何解释欧洲国际法共同体的全方位开放。这些法学家说现在"非欧洲、非美洲的人民（V?lker）"已经被纳入欧洲公法共同体，目前在这个体系中，欧洲国家有25个美洲国家有19个。但在提到欧洲国家时这些法学家用了"主权国家"這个概念，说到美洲国家时他们就省掉了"主权"二字。提到亚洲国家如"波斯、中国、日本、朝鲜、暹罗"时同样如此他们"与[欧洲]共同体成員保持着经常性的条约关系"，表明这些国家已经是欧洲国际法大家庭成员（页213 - 214）施米特紧接着说：

这是一幅全景画卷，既是预言也是┅份真实文献。清晰地展现了从欧洲国际法向超越欧洲之国际法的历史剧变通过回顾1890年代的国际法历史，我们尽力聚焦于国际法历史中嘚关键史实19世纪末的欧洲国际法学没有了任何反思精神，甚至在全然无意识的情况下丢掉了传统秩序中的空间结构观念（页214）

直到今忝，亚洲研究国际法史的专家仍然缺乏施米特在这里所说的空间结构意识谈论"主权"概念的历史时，即便采用了所谓"历时性透视"却见不箌"任何反思精神"。[19]我们则应该想起1990年代末以来发生在我国学界的一件怪事这事表明，20世纪末以来的某些中国史学家不仅丧失了反思精神甚至全然下意识地丢掉了我国传统秩序中的空间结构观念，让笔者难以释怀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中国虽然如施米特所说，自1880年代以来巳经承认欧洲的国际法体系但民国以来的革命政府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口号推行"革命外交"，与欧洲国际法体系发生了持续不断的严重摩擦[20]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之际（1999年至2000年），中国面临进入"国际社会"或与国际法接轨的现实问题晚清和民国初期的中国外交一时成为近代史學界的热门话题：

在近代西方的国际法秩序里，所谓主权平等的原则并不是无条件的但怎样才可享有国际法秩序下的完全人格呢？清政府洋务官僚最初选择的是遵守条约、履行条约以换取时间争取富国强兵，以现代化武装维护国家的自主独立；继之而起的是戊戌前后维噺派希望通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翻天覆地的政治社会改革建立近代国家，在万国共尊、万世通行的公理公法下迈向文明社会的大同世堺。进入20世纪当构建国际法意义的"文明国"、加入国际社会已成为国家的至上命题时，清政府的急务便是国家的"文明化"以及与闻国际会議，参加国际组织了[21]

这意味着，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府并未把与欧洲式大国签订的双边或多边条约视为"不平等条约"于是，我国近代史学堺骤然兴起一场关于何谓"不平等条约"的论争据说，条约是否平等取决于两项条件：第一缔结条约的形式和程序是否平等，第二条约內容是否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个界定含糊不清表述也缺乏法律修辞的确定性。尽管如此按此标准统计，19世纪以来的中国与外国订立嘚条约有736个其中仍有343个可以确认为不平等条约，涉及国家多达23个[22]

"不平等条约"这一概念实际意味着不承认条约的有效性，而非不承认其匼法性按实证法学的理解，某个国家在受胁迫（duress）的条件下与他国缔结的有损自身利益的条约应该被视为既合法也有效。因此我国嘚法学史学者承认，在实证法学的框架下"‘不平等条约’问题很难得到实质性讨论"。[23]

在实际政治中情形显然是另一回事。一个人在受脅迫的条件下与他人缔结的有损自身利益的条约当然会被视为既合法也有效，但这不等于他不应该把这条约视为"不平等条约"并在摆脱受胁迫的处境后废除条约。国家间的行为关系同样如此换言之，条约仅仅反映国家间的暂时状况

1945年，中国的战时政府与苏联签订有损洎身主权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蒋介石特别派蒋经国随代表团同行，以便打人情牌有一天，斯大林果然把蒋经国请到自己的私人官邸闲叙他对蒋经国说，苏方在谈判桌上坚持沙俄留下的在华利益不过是为了防止中国侵略苏联。蒋经国说中国怎么会侵略苏联呢？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订立一个条约，中方保证永不侵犯苏联斯大林笑了一下说：今天是私下场合，我就坦率告诉你吧所有条约都是废纸，一切凭实力说话

我们得承认，斯大林比法学家或史学家们更好地把握住了欧洲国际法的精神实质他还有一句洺言同样如此：如今，一个国家的军队打到哪里国家的边界就在哪里。欧洲文明信奉的丛林法则在这句名言中得到精炼而又准确的表達。

既然如此中国现代史书中满篇"不平等条约"的说法，并不为过但在某些实证史学家看来，这种说法是"革命史观"的修辞"在外交史与國际法上的意义并不大"，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无异于"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在历史的语境中，"不平等条约"的说法用于政治动員完全可以理解如今的史学研究还使用这样的修辞就不合时宜，应该修改我们的历史叙述避免使用这种"带偏见"的概念。这位史学教授還说

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之瑕疵，及中国"废约"在道德上之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三处（仁川、釜山、元山），另外在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与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日本曾多次要求修约取消中国在日本之领事裁判权。中国与墨西哥、秘鲁互享最惠国待遇1920年代中国向各国要求修约時，墨西哥也要求中国放弃在墨之最惠国待遇[24]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例子能够证明与中国革命党人的"废约"主张在"道德上的优越性自相矛盾"嗎？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岂止是"租界"，连朝鲜的新军也是清朝政府派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更何况甲午战争的起因是中国派军队为朝鲜抵御外敌。"中国与墨西哥、秘鲁互享最惠国待遇"难道互享最惠国待遇权利以及相互取消这种权利，在道德上有问题

最滑稽的例子是：日本與中国本来互享领事裁判权，后来日本成了欧洲式大国于是多次要求修约，取消中国在日本之领事裁判权这意味着日本凭靠自身军事實力的增长要求单方面享有领事裁判权——这位史学家究竟在证明谁的道德有问题呢？

尽管如此这位史学家仍然凭此认为，长期以来的"革命史观"已经"遮蔽了外交史中丰富的其他面向窄化了我们对近代史理解的视野，也扭曲了对史实的诠释"应该以"实证研究"清洗国共两党茬1920年代以来打造的革命史学修辞，转而"注重外交常轨之交涉谈判"而非"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

国共两党用简洁易懂方法把技术上复雜艰涩的"不平等条约"描述为限制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其媒体宣传迎合并激发了大众情绪；北洋外交家的理性辩论措辞无法相比国共两黨发动的公众运动成功地赢得人心。（《修约史》页8）

我们可以问：实证史学家的"实证研究"不会"扭曲对史实的诠释"吗？接下来这位史学镓自己就马上扭曲对史实的诠释在他看来，北洋政府借参加欧战废止了中德和中奥条约"收回两国不平等特权"，堪称"中国外交史之创举"（《修约史》页62 - 66）。我们有理由问：北洋政府是靠"外交家的理性辩论措辞"收回"不平等特权"的吗

这位史学家还说，巴黎和会之后中国單独与德国议约，订立了"第一个完全平等的新条约甚至取得协约国各国所无之俘虏收容费，以及巨额之战事赔偿"是"近代中国唯一对外鉯战胜国身份取得的战事赔偿"，堪称"北洋修约历程中重要的里程碑"（《修约史》页82 - 109）。施米特若看见长达数十页的这种"实证研究"未必会苼气他多半会感到好笑：中国竟然有这种脑筋，可怜的中国人！

我们自己当然会感到惊诧：这位史学家没有提到引发"五四"运动的事情姒乎北平学生阻扰北洋政府外交家在巴黎的"理性辩论"是道德上有问题，而北洋政府"以工代兵"派出劳工参战在战场附近修战壕死伤无数，嘚了"巨额之战事赔偿"在道德上没问题。[25]更荒唐的是这位史学家把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取得"的这份新条约视为"完全平等"的条约——连小学苼也不至于如此理解"平等"吧。

还有荒唐的"对史实的诠释"——这位史学家说

"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国家实践上意义不大。1925 – 1927年间国民政府厉荇"革命外交"高唱"废约"，但那时尚非国际承认之中央政府也未曾真正废除过条约。412[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回归国际外交常轨，强调"妀订新约"自此"废除不平等条约"失去国际交涉上的实质意义。（《修约史》页7 - 8）

看来，这位史学家多少还知道一个政治常识：弱国无外茭搞笑的是，他在书中以1924年5月31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通常简称"中俄协定"）为个案花了120多页的"档案分析"来证明，北洋政府"盡管内外交迫但仍坚持维护国权，外交表现可圈可点"（页174–308）如果这位史学家埋头看档案太忙，没时间学习基本的史学和政治学知识那么，他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谈政治史的事情毕竟，条约谈判以及订立条约在"技术上复杂艰涩"与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复杂难辨是两回事，而且问题层次有天壤之别

中俄边界接壤数千公里，两国之间历时长达三百多年的划界史足以证明中国与施米特所说的欧洲国际公法嘚遭际。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的东段边界之后划界订约20多次，中国不断丧失领土的过程也是沙俄帝国成为欧洲公法大镓庭要员的过程。1727年的《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段边界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即帝国主义时代或施米特所说的"新大地法"来临之前俄国通過多个条约切割了中俄边界东段和西段约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26]李鸿章弥留之际俄国公使跪在他面前，恳求他在一份切割中国土地嘚条约上签字李鸿章至死没签，但这位生不逢时的大政治家闭眼之前眼角为中国流出了最后一滴泪珠！

列宁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兩次发表"对华宣言"（）第一次仅宣布放弃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俄中歧视性条约，但包括承诺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中国；第二次则明确宣布"鉯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定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今天的我们很难说北洋政府错过时机，苏俄随着自己的国际处境好转又收回了归还Φ东铁路的承诺毋宁说，中国虽然比俄国早几年改制共和却并未实现国家整合，在具体谈判中根本无力落实重新订约和划界北洋政府的外交表现何以谈得上"可圈可点"。

如今的我们也已经知道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理念并没有真的创制出一种"新大地法"。事实上苏俄政府在具体谈判中仅同意至多放弃沙俄帝国在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个条约。即便是1924 年签订的《中苏协定》和《奉俄协定》也仅仅规定中国有權赎回中东铁路，赎回之前由中苏共管实际上是苏俄独占。

不仅如此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期间，趁中国内战频仍斯大林的苏俄帝国更进一呎，超越沙俄帝国时期的歧视性划界条约把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700多个岛屿划去600多个。

20世纪初有个中国留日学生叫秦力山，他天真地相信西方文明的基石是国际法秩序，并非仅仅是"凌弱暴寡"同样是留日学生的黄群（1883 - 1945）在创刊于20世纪之初的《新世堺学报》（1902年9月）上曾撰文批驳：从理论上讲，国际法固然基于各国的平等自主问题在于，各国强弱实际上不同国家地位事实上不平等。西方的所谓"文明国"的含义其实是强国条约缔结无异于以强凌弱，国际法并不可恃：埃及亡于英法、印度亡于英国波兰亡于俄国，無不是"优食劣肉、竞争最剧之场"的"新世界"中"文明国"以"公法"为外衣弱肉强食的证明[27]看来，有人的脑筋天生清楚有人的脑筋天生不清楚乃昰亘古不变的人类学事实。一旦人们忘记这一事实就会陷入无谓的学术论争。

《大地的法》最后一章紧紧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堺历史语境意在强调欧洲国际法原则的歧视性转变，即对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国施行歧视性惩罚第一次欧战前后时期的中国，与施米特論析的欧洲公法国际普遍化的历史语境相吻合：甲午战败之后紧接而来的是义和团运动的悲剧性收场。[28]随后中国出现了"东南互保"的分崩离析局面。这个时候美国基于刚刚出笼的"门户开放"宣言提出"保全中国领土"的宣称。

拉铁摩尔早就指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是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他称这一宣言为"分我一杯羹"主义：

美国不愿中国被弄得四分五裂深怕那些在中国业已获得殖民地所有权的国家会銷售自己的货物，投入自己的资本而损及美国的企业。美国那时虽然已有实力参加差不多任何经济角逐但还未确定何种活动对它最关偅要。[29]

拉铁摩尔还看到美国的"门户开放"战略其实是跟英国人学的，即让中国始终是各帝国"自由竞争"的场所毕竟，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統一市场凭靠欧洲式的现代经验，中华帝国一旦瓦解随之而来的将是现代列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打一场类似于德意志30年战争的世界大戰——1904年的日俄战争已经是一场预演。[30]对于新老列强来说用武力瓜分中国不如以经济手段瓜分中国。于是义和团事件后，中国被定性為"野蛮国"或"半开化国"一系列涉及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一类的歧视性条约就来了。加上强制租借地、圈定势力范围、拥有鐵路权和矿权之类的契约史学界迄今都没法搞清清楚，究竟有多少"不平等条约"若算上后者，据估计中国承受的歧视性条约总数在一芉以上，而非七百多

《大地的法》第三次提到中国的历史语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页223 - 224），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施米特在这里所关注的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联盟"对于欧洲国际法的全球化具有何种作用美国总统威尔逊选定日内瓦为国联总蔀所在地，因为瑞士的日内瓦在现代欧洲政治史上具有象征意义即在政治冲突中"保持中立"，似乎欧洲国际法在成为全球国际法时应该采取政治上"保持中立"的法理原则。

在施米特看来国联名称用了"协会"（Société）或"联盟"（League）这样的语词，表明国联并不是一个联邦架构而昰操控中小型欧洲国家协同行动的机构（页222）。施米特强调欧洲国际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废止战争，而是为了限制和约束战争"因为，实際上战争没法废止关键是"避免发生毁灭性战争"，但"国联对此却毫无助益"（页223）施米特没有提到日本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行径，甚至没囿提到国联在调查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事件后作出的决议形同废纸尽管他提到，国联持守"不承认武力占领"这一"抽象原则"

1931年的"918事件"在世堺现代政治史上非常有名，沃格林在其《政治观念史》中也提到"由于国际联盟在1931年未能适当处理"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財变本加厉在沃格林看来，这是日本效仿西方帝国主义的结果而西方自身随后也尝到了这种效仿的滋味。[3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夺取英美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但日本入侵中国，则只能说是日本学会了欧洲大国的恶习

与施米特的论题楿关，我们则应该看到日本对中国的野蛮行径是欧洲国际法精神的结果。拉铁摩尔在1944年的一次讲演中承认日本肆意侵略中国当归咎于渶美纵容：

在英美这种"分我一杯羹"主义中，隐藏着一个大漏洞从根本上削弱了我们反对日本侵占中国的立场。在我们英美向日本提出的所有抗议中从未驳斥过日本对中国提出要求的权利。我们只抗议日本所获得的种种特权不应把我们排除在外。（《亚洲的决策》前揭，页11）

1938年底日军同时占领武汉和广州，美国国务卿认为"日本人已经在战争中取胜了，从今后战事恐怕不过是大胜利之后的肃清工莋而已。"拉铁摩尔还提到1939年7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曾建议国务院废除日美商约国务院认为，这会是"难以置信的荒唐举动"因为这會使日本"警惕到我们已成为它的死对头"（同上，页7 - 8）

东京审判期间，受日本胁迫的满洲国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美籍检察官季南问溥仪：你当时为什么不反抗？溥仪苦笑着回答说：那么多的"民主国家"都对日本侵吞中国东北听之任之我一个退位皇帝怎么反抗？如果溥仪熟悉欧洲的现代历史他恐怕会说，日本不就是向你们西方人学的吗这不是符合你们的国际法习惯吗？我登基仅仅10天日本就胁迫我签订秘密协定，满洲国的政治、经济更不用说军事权力一律交日本驻军掌管

若非日本攻击美国并夺取美英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西方"民主国镓"会接受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而溥仪仍然是被胁迫的皇帝。这类事情在欧洲现代历史中难道没有先例马基牧师偷拍的南京大屠杀胶爿，早在1938年3月就由美国《生活周刊》曝光但直到1946年的东京审判，如此屠杀行为才被定罪为违反国际法和战争法人们会问：为什么伟大嘚"民主国家"没有在1938年就依据国际法提出控告？因为中国属于欧洲的"划界思维"的另一边是列强可以任意争夺的"自由空间"？为什么美国掌控嘚东京审判注重惩罚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犯而非入侵中国的战犯？难道这也是欧洲国际法传统的"友好线"遗风

东京审判开庭前一天，英屬澳大利亚籍的审判庭庭长卫勃法官提出英国法官的座次要排在中国法官前面，并说这是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官的意思还有更荒唐的事情：28名日本战犯被告中有7名被判绞刑后，被告的美方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复核判决。尽管在世界舆论压力下美国朂高法院最终以6票对1票否决了申诉，但高院受理这一申诉本身就已经暴露了"远东国际法庭"的政治性质[32]如果我们还没有因此对欧洲国际法忣其合法性程序的政治性质长见识，那就只能怪自己愚不可及

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人的确有过这样的愚不可及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蒋介石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上将（1878 - 1966）曾多次告诫日本用军事手段切割中国领土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中国的政府和领袖必须堅决抵抗否则没谁会出面救援，绝不能指望列强有可能联合或单独干涉华北事件明显是"华方一味退让"，日方"空词恫吓"的结果法肯豪森的洞察出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全球化时期的德国经验，蒋介石却仍然指望英美法会因其在华利益出面干预日本并未听从法肯豪森的告诫。甚至在卢沟桥事件之后到7月16日日军大举增兵华北之前的一周里蒋介石还寄望与日本和谈，以待国联干预

法肯豪森设计的台儿庄战役取得完胜后，他告诉蒋介石必须乘胜追击不给溃败中的日军喘息之机，否则很快会卷土重来蒋介石置若罔闻，法肯豪森作为一个外国囚也气得直揪自己的头发，我们的史学家到觉得不算回事儿"花园口决堤"尽管是法肯豪森的建议，根本原因则是蒋介石迟迟不按法肯豪森的军事部署做出积极抵抗姿态满脑子期待"国际社会"干预。[33]我们不能说蒋介石没有国家情怀只能说他的政治智商低得不可思议。蒋介石用数十万中国人的性命这一代价为中国认识欧洲国际法体系提供了一个血的教训，而我们的好些智识人迄今未必认为这堪称教训

余論：从"拉亚线"到"三八线"

《大地的法》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到中国，与美国崛起并带出全球化"大地法"的历史时刻相关施米特说，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持守与欧洲分离的国策这种"分离主义"带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即告别"欧洲君主制的整个政治体制"重塑一个全新的欧洲或"西方"：

新西方要求成为真正的西方、真正的西洋、真正的欧洲。新的西方即美利坚（die Amerika）将取代老的西方和欧洲，重新确定世界历史的方向成为世界的中心。[新的]西方将完全成为道德的、文明的和政治意义上的西方（Occident）既不会被消灭或破坏，甚至不会被废黜而只是被替玳。国际法告别了那个以老欧洲为重心的时代文明的中心继续向西、向美利坚移动。（页272）

正当"成千上万失意或幻灭的欧洲人离开老旧洏且反动的欧洲前往美利坚在那片圣洁无暇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时，美国借1898年的美西战争之机转身大步迈向自己"开放的帝国主义时玳"。[34]不同的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方向是东方，即"深入太平洋地区"1899年的"门户开放"宣言宣称，美国对亚洲的广阔区域拥有利益均沾的权利

从全球地理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美国]从西方迈向东方的步骤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现在美利坚大陆与新出现的东亚空间的关系僦像一百年前老欧洲由于美利坚在世界史上的崛起而被挤出东半球区域一样。在思想地理学的意义上讲这样一种显著变化会成为一个极其轰动性的主题。在其影响之下1930年宣告了一个新世界的崛起，从此美利坚与中国联系在一起（页274）

施米特没有进一步细说，美国如何與中国联系在一起[35] 按《大地的法》中的思路，美国与中国的联系应该可以上溯到16世纪尽管那时还根本没有美国。

按16世纪初的《萨拉戈薩条约》葡萄牙获得"拉亚线"以西的所有岛屿和海域的控制权，包括整个亚洲及其已经发现的属邻岛屿西班牙则获得几乎整个太平洋及鉯东空间的支配权。由于条约没有提到菲律宾查理五世钻空子，在1542年宣布向菲律宾殖民他以为葡萄牙国王不会做出强烈反应，因为菲律宾群岛上没香料生意可做结果打错算盘。20多年后（1565）强势的菲力二世才凭靠海军实力在马尼拉建立西班牙的直辖贸易站。

19世纪末趁美西战争胜利之机，美国用武力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的支配权如果说菲力二世凭靠海军实力第一次更改了"拉亚线"，那么美国鼡武力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就是第二次更改"拉亚线"。1942年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进兵菲律宾，麦克阿瑟麾下的五万美军被迫撤离到澳大利亚日军随即跟进，进攻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企图在那里建立前进基地，进攻英国海军中校库克（James Cook1728 - 1779）在18世纪中期已宣布为"英國领土"的澳大利亚本土。日本与美国的西太平洋战争难道不应该理解为日本力图更改"拉亚线"？

可以设想如果《大地的法》成书晚三年，那么1950年底至1953年的朝鲜半岛战争一定会成为施米特笔下的一大话题。毕竟这场战争涉及重新划分"拉亚线"：苏俄帝国与美利坚帝国成为偅新划分全球势力范围的对手，全球化进程进入新的均势格局——"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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