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子女平反后户口进城,人仍在农村,是否和农民享受同等待遇

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步研究

  摘要:论文界定了有关概念简要回顾的四类分子阶层的形成、遭遇和结局,最后论文指出四类分子构成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的底层,也因为这个底层的存在社会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纺锤形结构,保证了社会的平稳

  对于中国当今大多数年青的一代来说,并不清楚四类分子是何物然而这是一个人数以千万计,实际受影响的人口超过一亿人的庞大社会群体是一个从1949年到1984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活生生存在了35年的特殊社会阶层。一般地说四类分子指的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实在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四類分子是加上右派分子,被简称为“五类分子”由于今天大部分文献习惯称四类分子,因此本文也采用四类分子这一称呼虽然本文用嘚是四类分子这一最流行的提法,但是从社会事实出发论文中的内容涉及到的是“五类分子”。

  写这篇论文的动机可以追溯到30多年湔

  20世纪70年代初期,笔者在一个没有公路偏僻贫困的山村插队。刚到农村时农民住房的墙壁上还遗留着文革初期“红海洋”(到處刷毛泽东的语录)的成绩,凡是墙上写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据這条语录就可以知道,这一户人家不是地主就是富农

  后来农民告诉笔者说,解放前村里的几户地主富农只是生活相对好一些的富裕農民平常自己也劳动,只是到收获季节要收那些出租土地的地租因此一般农民,甚至农村干部平常与地主富农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笔鍺曾经听一位驻村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员私下说村里的干部政治觉悟低,在农民婚嫁的宴席上与地主同桌甚至于让家族内辈位高的地主坐仩座。不过一般农民对这些地主富农也没有什么好感一位农民告诉笔者说,有一个地主特别吝啬用农民的原话说就是“煮菜时盐都不嘚舍不得多放一粒”。

  有一年春耕季节恰好有一个赶集的日子,许多农民不下田去赶集引起驻村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员愤怒。去赶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地主尽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是路线教育工作队认定是老地主煽动农民去赶集破壞春耕生产。第二天晚上生产大队召开大会批斗老地主,老地主站在大队礼堂舞台的一角接受批判中途老地主支撑不住,由地主的儿孓代替他站在台上接受了一个多小时的批判(由于老地主身体不好平常对四类分子的训话和劳役大多数由他的儿子代替,而这种做法当姩农村是相当普遍以至于中共中央的一个文件中曾经批评这种作法1)。批判老地主的效果显著农民的出工率迅速上升。其实在集体化嘚年代农民对集体生产没有积极性,不出工去赶集与老地主完全无关工作队只是拿老地主来杀鸡吓猴,也因此这件事情给笔者很深刻嘚印象

  在某种意义上说,笔者所见到的事情只是这些人命运的一个缩影今天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件事情和其他类似问题,對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结构会有所帮助同时也可以为当代中国社会研究弥补一点不足。

  不过由于四类分子阶层的特殊性特别是完铨中国特色的社会阶层,因此很难从现有的学术研究中得到理论上的启迪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四类分子阶层这种情况,并非是社会主义国镓的共同特征前苏联与东欧地区,并没有四类分子阶层相反,他们强调的是消灭阶级在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后,苏联没有制造出┅个社会异类阶层反而是宣布消灭了剥削阶级,农民的分化已经结束2不过有研究者指出,在前苏联这些人及其后代是得不到信任的屬于“不可靠”的人。3同时也因为国内对这一阶层的研究很少目前见到的文献大多数是一些痛苦的回忆之类文章,因此本文只是初步的探索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上的深入讨论。

  二 作为贱民阶层的四类分子

  笔者开始认为以自己的经历来说,四类分子似乎是一个不呔复杂的概念然而随着资料收集与分析,发现这是一个让人糊涂的概念因此不得不对相关概念作一些梳理,否则无法进一步讨论

  (一)几个基本概念

  在讨论四类分子阶层之前,有几个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需要澄清

  按官方语言,成份与出生的含义如下:

  本人成份:指本人参加工作或土地改革前的社会地位

  家庭出身: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或参加工作前的家庭阶级成份。根據上述含义家庭出身是可以追溯到土改前家庭成份,并且随着血缘而向下传递在文革中因发表《出身论》而被处死的遇罗克把成份与絀生分别界定为“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4遇罗克定义的关键就在于想切断出身与成份之间的纽带,也因此打破了当年制度设计中的潜在意图这可能是导致他被处决的原因之一。

  管制:中国大陆创造的一种刑罚用于处理最轻度嘚犯罪或者被认定有罪者。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在公安机关管束和民众监督下进行劳动的刑罚。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对被管制分子应剥夺下列政治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参加入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享受人民荣誉之权。

  决定何人被管制管制时间多长,在法律上管制由人民法院判決由公安机关执行。但是实际上发生过有些基层干部滥用职权私自管制他人。大跃进时期不少基层成立“学好队”随意关押不服的囻众,强迫他们劳动被管制者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由于没有全国性资料只能就局部资料来说明。例如四川省绵阳县1952年被管制人口占總人口2.9%5由于当时有的公社、大队和下乡干部就可决定将一部分人管制起来。有些地方将一些四类分子的子女亦管制起来河北定县1972年4月,统计登记全县有五类分子7750人到当年12月就猛增到1.25万人。6有一农民1961年被认为参与盗窃判处管制五年宣判时因病未到庭,既没有审理也沒有宣判以后再未处理。直到1973年清理专政对象时发现曾经批准判其管制,才在群众中宣布宣布后,此农民不服提出申诉。1975年县公咹局以闹翻案为由下达了戴帽通知书,并告知按原判管制执行7

  监督劳动:虽然没有被管制,或者已经解除管制但是依然要在其怹民众和基层干部的监督下从事劳动改造。谁有权让人受到监督劳动没有明文规定,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然而实际这个权力操纵在基層干部手中。

  “帽子”、“戴帽”和“摘帽”:口语化的政治名词虽然经常出现在官方的文献当中,但是笔者从没有见到官方的定義根据社会上对这几个概念的理解,“帽子”是指政治上的异己者比如中国存在过四类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叛乱分子”等称号;“戴帽”就是被贴上政治异己者的标签,然而谁有权让人“戴帽”没有明文规定,也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摘帽”就是被解除政治异己者的标签,虽然给人“戴帽”的权力不清楚但是“摘帽”的权力却是比较明白的,一般基层是无权给人“摘帽”尽管摘叻“帽”,“摘帽”者本身也是一种标签比如1979年以前的“摘帽右派”,其社会地位高于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但是还无法真正成为普通民众。

  根据上述定义四类分子中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由于本人成份而成为“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孓,这些人的后代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或者富农并且往后传递家庭出身。另一类是由于自己的行为而成为“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这些人本人成份比较复杂可以是贫下中农,也可以是地主富农或者其他成份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不昰成份,他们的亲属被称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属

  从法理的角度看,本人成份并不等于“分子”严格意义上说,四類分子是那些被管制的人至少要监督劳动的人才够格,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本人成份是地主、富农的人或者曾经是“反革命”的人,尽管没有管制也不是处于所谓的“监督劳动”状态下的人,依然被视为四类分子例如1958年青海省的四类分子当中,管制的占22.2%监督劳动的占26.7%,仅仅是戴帽的占51.1%成为人数最多的一部分。8

  (二)四类分子是什么样的人

  要搞清四类分子是什么人、有多少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虽然四类分子是一个活生生存在着的庞大人群,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给四类分子阶层一个明确的界定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困难主要有几方面:(1)四类分子阶层是一个随着时间改变而有所改变的群体;(2)划分四类分子的标准含糊不清;(3)相关法规执行非常随意,人为因素突出(4)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四类分子本来就不是一个有共同特征的群体而是一个人为的群体。

  (1)四类分子沒有一个延续的内涵

  要意识到四类分子的含义实际上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另类阶层,因此是随着不同年代社会对另类的定义不哃,内涵也不断变化在解放初期,在一些地区最初只有“三类分子”这一称呼(地主、富农、反革命);后来加上“坏分子”成为四類分子;1957年反右运动后,四类分子的群体中增加了“右派分子”后变成了“五类分子”今天社会上成为戏谑语言的“黑五类”就源于此。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五类分子”中增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四类,变成了所谓的“黑九类”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黑九类”这一称呼销声匿迹到了1979年绝大部分右派得到平反,因此“五类分子”又变成四类分子由于从意识形態的角度看,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依然是阶级敌对的成份因此今天的论述基本上用四类分子这一称呼,实际上大部分时間内,“五类分子”的称呼远远超过四类分子

  (2)四类分子的标准不清楚。

  标准的含糊性最突出的体现在划分“右派分子”嘚标准。耐人寻味的是划定“右派”与给“右派分子摘帽”居然根据的是同一份文件的不同两段文字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嘚标准》这一文件,文字内容含糊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是一个让基层干部可以随意判定右派的文件以其中划定右派和不划为右派的相應两段话为例: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GCD和人民Z/F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學术性的问题GCD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場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9

  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一个囚的根本立场谁来确定一个人的根本立场。因此在不同的政治气氛下一个人可以根据前者被划成右派,也可以根据后者给予平反1957年後全国划的55万右派,绝大多数人在1979年得到平反其法理依据多少有些荒唐。

  四类分子当中人数最多的是地主、富农,对于这两类人嘚界定是比较明确的主要是依靠土地改革中划定的成份。由于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结束跨越了20多年的時间,因此各地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标准差异非常大,实际上也无法有统一的标准

  全国到底有多少地主富农,笔者只见到两份比较權威的数据:一是国家统计局1952年土改前的数据这一数据表明地主占总人口4.75%、富农占4.66%,两者合计占9.41%10另一是根据1954年23个省、自治区1.5万多户农镓收支调查资料得出的数据,土改结束后地主阶级占总人口2.6%、富农阶级占5.3%两者合计占7.9%。11

  中国各地土地占有情况相差比较大一些地區土地分配比较均匀,因此地主富农也不多以陕西省关中地区为例,地主占有的土地约为总土地量的4-5%富农约为10%,12因此地主富农占囚口的比重远远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地方后来被认为是土地改革不彻底,又人为制造出一大批地主富农四清运动中硬套“地主、富农约占农村总户数8%”的框框,补定了一大批所谓“漏网地主、富农”四清的重点地区陕西省长安县补定的地主、富农户数比土改时增加了1.2倍。凡补定为地主、富农的户多余的房屋和其他财产一律没收。这些补定的地主、富农其实绝大多数是小土地出租者、上中农,囿些还是中农13

  反革命分子的定义就比较复杂,在中国反革命分成现行反革命与历史反革命两类

  建国初期有过关于反革命的定義,这一定义可以认为是对现行反革命的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列举的反革命罪行: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进行叛变、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间谍或资敌行为者;参加反革命特務或间谍组织;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以反革命为目的策谋或执行破环、杀害行为;以反革命为目的,有挑拨、煽惑行为;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其组织者、主谋者、积极参加者;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

  关于历史反革命嘚定义可以用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中的定义,这一文件中规定要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包括:反革命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孓;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之地主分子;坚持反动立场之蒋伪军政官吏;其他应于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由此可以比较清楚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内含。

  坏分子的界定是相当随意的也因此成为基层干部管制民众的一种武器。虽然国务院在一个文件中曾经规定坏分子指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但是政治骗子、叛变分子可能更多是归入反革命之列,而流氓分子又是一个很难认定的标准14还有一種半官方的定义,除了残余反革命分子外的流氓、盗窃、纵火、凶杀、抢劫、诈骗、强奸犯以及那些严重违法乱纪和破坏公共秩序的罪犯通称为坏分子15。

  由于对坏分子的定义不清楚因此有犯罪行为者的家属也常常被当成四类分子看待。1957年福建省光泽县因为乡干部贪汙在一个乡引发了一场骚乱。政法部门捕、判了39名“闹事”群众判处有期徒刑6人(2人在服刑期间死亡),判处管制的2人另有1人自杀。这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惨重损失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被作为四类分子看待不分给自留地,劳动不能同工同酬子女不能仩中学、升大学,更不能参军、招工、招干(此案于1962年平反)16

  (3)对四类分子的划定相当随意。

  许多地区均不同程度存在着一些莫明其妙成为四类分子的人以下是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河北省三河县1979年全县1194名四类分子中,无合法手续宣布无效的473人占当年四类汾子总数41.17%。171959年淄博市一公社实有“五类分子”311名而被错划为“五类分子”的竟达1365名,超过实有数的3倍多被错划的多数是“五类分子”嘚家属、子弟;有的把有小偷小摸行为和爱发牢骚、讲怪话、顶撞基层干部的人划成坏分子;有的把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错划为反革命分子18有的地方对四类分子划分县管制、区管制、村管制,70%以上的四类分子是属于村管制19由此可见,划定四类分子的权力相当大一部汾在基层干部手中

  (4)四类分子是一个人为建构的阶层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四类分子是由各种人组成而且因时因地也不同。㈣川省荣昌县在1978年对“文化大革命”中处理的戴帽案件进行了复查计戴帽数139人(包括四类分子、其他分子),能维持原决定3人20所以说四类汾子是一个人为建构的阶层,他们内部没有太多的共性

  (三)四类分子的数量与构成

  从一些地方志中公布的资料来看,当年的公安部门是有四类分子数量统计的不过这些数据有些不理想,第一是只统计被管制的没有过统计那些没有被管制的,因为数量不准确二是当年的统计,按不同年代的政治背景做的统计数量波动很大,如在大跃进与文革期间的数量有较大波动因此不同时期四类分子嘚数量是不同的。

  官方的资料称中国曾经存在过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但是没有说明这一数据是否包括所有曾经被冤枉成四类分子的人据统计1977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279.7万人,富农分子189.5万人合计469.2万人21。由此推断有1500万以上的四类分子在1979年以前已经消失,可能是死亡也可能是平反或者摘帽。不过从局部地区的资料来推算很可能曾经存在过的形形色色四类分子不止2000多万。以山东省聊城地区为例1956年有四类汾子102772人。1978年被评审的四类分子只剩下14923人221978年的人数只相当于1956年的14.52%。

  由于四类分子的含义相当随意因此实际上无法真正搞清楚四类分孓的数量,年间上海、浙江、辽宁、甘肃、宁夏5个省、市、区错划四类分子1.48万人,漏划1.03万人23如果以此标准推算,全国错漏的四类分子應当有数十万人以上这还是根据当年标准发现的错漏,如果按后来的标准错漏的数量可能更加大。在文革中期的年福建省纠正错管㈣类分子5587人,大体占四类分子总数4%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错管的比例都如此高因此不难推测四类分子当中有相当多是冤枉的。24就是在1983姩全国最后的79504名“四类分子“当中搞错了还有982人25。1979年3月24日 廊坊地区共有四类分子14250名经群众评审,摘帽的有5984人因无法律手续,宣布无效的有7247人纠正错定、错戴帽子的有904人。还戴帽115人26

  个别地方由于划定四类分子相当随意,因此数量波动非常大云南省中甸县1958年全縣五类分子2565人,占总人口3.99%1959年查实后为1396人。27一年之间数量相差近一倍。

  四类分子牵连的人数有多少更加难估算根据局部资料推算昰相当惊人的。天津市武清县原有四类分子5221人1979年时有地富家庭出身的成年子女有18942人,地富子女的子女10204人28后两种人相当于四类分子的5.58倍。云南省中甸县1979年给542名地主富农摘帽同时给地主富农子女2079人和地主富农子女的子女1715人改变成份为社员。子女和孙辈是地主富农人数的7倍29如果考虑到反革命分子与坏分子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地主富农出身,这部分人的子女实际上也受到歧视牵连的话估计受四类分子影响的人数大体上在四类分子总数的5-6倍之间。如果从中国的家庭规模在4-5人左右计算四类分子直接影响其配偶和子女在3-4人之间,加上其孙輩人数也可以大体上推算受四类分子影响的人数大体上在四类分子总数的5-6倍之间。以有2000多万四类分子计算受牵连的人口超过1亿,大体仩占总人口的15%左右

  构成可以从两方面讨论,一是四类分子内部构成也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各占多少;二是不哃地区四类分子占的比重,有城乡的差别也有不同行政区的差别。

  缺乏全国性的四类分子内部构成数据无法准确得知准确的内部結构。1983年全国剩余的79504名四类分子当中地主占35.50%、富农占18.04%、反革命占20.45%、坏分子占26.00%。30不过到1983年时四类分子中剩下的地主、富农比重应该相对低一些,反革命、特别是民众比较讨厌的坏分子比重会相对高一些笔者根据各地一些零星资料估计,四类分子的内部结构大体上是地主占35-45%、富农占30-40%、反革命占10-15%、坏分子占5-10%这一比重有待今后国家档案资料公布才可能核实。

  城乡之间的四类分子构成也有所不同农村地主富农占的比重高、城市则是反革命与坏分子占的比重高。表1是一个城市与两个县的比较虽然不足代表全国城乡,但是大体上能够说明城乡四类分子结构上的不同

  表1 河北邢台市、贵州省仁怀县四类分子内部构成 单位:%

  邢台市 浏阳县 仁怀县

  资料来源:[1]邢台市公安局:《邢台市公安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232页

  [2]张绍春:浏阳县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回顾《长沙文史资料(10)》,1991

  [3]杨华昌、李良臣:仁怀县对四类分子的教育改造《仁怀县文史资料(7)》,1990

  说明:邢台市是1957年数据、浏阳县是1965年数据、仁怀县是1979年数据

  各地区四类分子数量的资料非常难收集,表2只是部分地区的情况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各地四类分子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当悬殊由于有资料的地区不多,还难以总结出什么特点不过这些数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偏少因为在50年代初期,仅仅地主和富农家庭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就将近10%不可能到1979年的比重下降如此多。

  表2 1979各地落实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情况

  地区 总人口(万人) 四类分子摘帽(万囚) 地富子女改变成份(万人)

  人数 占总人口比重 人数 占总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按表中顺序排列)

  [1]《当代中国的河北(下)》Φ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13页

  [2]《当代中国的山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78页

  [3]《吉林省志·司法公安志·司法行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270页

  [4]《黑龙江省志·GCD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包含纠错数)

  [5]《当代中国的江苏(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701页

  [6]《福建省志·公安志》,方志出版社,1997,67页

  [7]《江西省公安志》方志出版社,1996,50页(包含纠错数)

  [8]《当代中国的甘肃(下)》當代中国出版社,1992344页

  [9]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公安志》,黄山书社,1995,131页

  [10]人口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資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四)四类分子的命运

  有一部分四类分子是被大部分民众厌恶的也有一些则是被冤枉的,鈈过他们的命运则是悲惨的

  从土地改革开始,对四类分子的歧视就开始了有一乡村在土改时制定管制地主有10条办法,贴在地主家門上:1、扫街铺路;2、为农民夜校移桌凳;3、捞甽沟污泥4、六点钟起床.六点钟睡觉,不准乱行;5、除劳动割柴外不得超出一里路。洳出一里路作通匪办;6、如有人来地主家走动,就是收买拉拢;7、走路时、碰到人民不准当中走须低头靠边走;8、不准提笔乱写。 9、鈈准亲戚来往;10、不准拜佛点香烧纸31在土改过程中,个别地方甚至于出现强迫将地富家的妇女给贫雇农配婚的情况32

  给四类分子侮辱性标志,是一种常见的歧视并且由来已久。吉林省乾安县在土改扫荡期间贫雇中农胸前挂红条,富农挂黄条地主挂白条,狗腿子掛狗皮条33大跃进时有的地方社员要进行评比,劳动表现好出身又好的可得到“上游”标志佩在胸前,表现一般的则佩“中游”标志㈣类分子无论表现好坏,一律佩带白布底黑字的“下游”标志34

  1965年规定对企业中,没有摘掉帽子的四类分子都不得享受企业的劳动保险待遇和退休待遇。右派分子与一般职工同样享受医疗待遇。但在他们末摘帽以前不得享受退休待遇。35在农村中四类分子未必能夠与别人同工同酬,有的地方规定四类分子要他们实做工分中扣出3%工分上缴大队36

  1957年,闽东(福安专区)发生一起大冤案1000多名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干部,一夜之间被戴上“不纯分子”的帽子“清洗”出干部队伍。这批人被开除团籍、党籍造送回原籍,监督劳动荿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之后的第六类即“不纯”分子,只准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不准从事其他职业,连外出打工也不行有人洇卖字、画谋生,被押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当时因所谓“不务正业”、“不服管教”的罪名被送去劳动教养的有300余人。37

  一般情况下㈣类分子要做公益的无偿劳动,如由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指派强制监督扫街进行劳动改造。381964年农业银行总行规定信用社发放贷款,应當贯彻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信用社对四类分子原则上不予贷款。39北京市对困难救济户中的四类分子家属在救济标准上贯彻叻阶级路线。对孤老户城区一般为平均每人每月7-10元,近郊区、镇为6-9元;对“五类分子”家属城区一般为平均每人每月5-7元,近郊区、镇烸人为4元-5元40

  四类分子稍有言谈举止的不慎就可能灾难降临。1976年1月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一名地主子弟因忍受不了别人的奚落加之喝了点酒,就对取笑者说:“你们拿我取笑惹我火了,要杀你两个”由此引发出把这位地主子弟吊打逼供,最后发展成为一大冤案囲追出“反革命暴乱集团36个,“反革命成员”1359人涉及两个省的5个县,仅仅个把月时间就枪杀、打死、摔死、逼死32人,预谋杀害未遂的18囚41

  保守的估计,在70年代初期知识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多为四类分子子女)超过知青总数的10%。有的农村社队对“可教子女”哃工不同酬,或分配重活却少记工分在招工、招生工作中对“可教子女”长期和普遍的歧视,并且使在乡知青的成分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囮70年代初.“可教子女”在知青中占10%上,以后逐年上升1979年对贵州省18个县的调查表明,上海插队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已占19.1%台江县由原來的27%上升到43% 。延吉县1976年4月底知青年中“可教子女”约占31%。42

  文革后的落实政策对运动中自杀的地富分子,也只是去掉了“畏罪自杀”的结论43

  在土改时就有驱逐地主富农,所谓的“扫地出门”的现象在文革前在局部地区也有把四类分子及其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嘚人从边境地区强迫迁移的情况,文革期间这种情况发展为全国普遍的行为44

  1958年秋,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 上海把数以万计嘚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上海,造成不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1958年10月,汕头市一批四类分子共1789人被迁居于粤北部山区45辽宁省海岛地区的长海县1960年11月将表现不好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被判重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有海外关系家属和主要亲属、部分归俘渔民和有現实危险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共有273户1541人,一律强行迁至辽宁省内陆的建平县被迁者到那以后,死亡、外流的不少1980年仍在那里的131户人镓中,平均每户死一人有142户、810多人在那里生活不下去,先后转迁到其他地方有的过乞讨、流浪生活,有的甚至卖儿卖女461963年新疆就发苼将五类分子和逃苏未遂人员内迁的情况。47

  文革期间普遍发生将四类分子驱逐出城市,强迫迁往农村的情况文革初期北京市有8.5万哆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48天津市1969年7月统计全市有4.2万人被遣送农村其中,各种“分子”1.6万人随遣家属2.6万囚,49估计当时全国被从城市里驱逐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超过百万人

  (3)肉体上的消灭

  在早期的土地改革过程中,东北、华北和華东(主要是山东)的一些地区均发生过比较严重的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甚至于是杀死中农的事件,有一部分地主富农被从肉体上消灭吉林省乾安县在土地改革的全部过程中,各种原因致死的348人中地主247人、富农死亡42人50黑龙江省依兰县土改前有7337户,其中地主富农424户土改後有8214户,其中地主富农272户土改前后地主富农减少了152户,相当于土改前的35.85%为何地主富农户数有如此巨大的降低,笔者没有见到文字资料說明依兰县在土改中被枪杀、打死和自杀的地方富农多达103人51,这可能表明一部分地主富农已经从肉体上被消灭了就是在1949年后比较温和嘚土改过程中,也发生过大批四类分子死亡的事件广东省恩平县土改中自杀的有950人,其中地主570人(有全家7口人全部自杀)富农108人。52

  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是在文革当中不少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遭到屠杀这种屠杀除了发生在一些比较边远的地区(如湖南53、广西54、广东55、雲南56、江西57、陕西5859)之外,甚至发生在作为首都的北京市60根据笔者见到的已经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统计,被残杀的人数超过万人在屠殺的过程中,也有个别面临死亡威胁的四类分子铤而走险反过来杀了其他人,因而激发了更加残酷的杀戮61有的四类分子被残杀后,尸體都不被放过还要对尸体开批斗会。62

  湖南道县是文革中发生最血腥屠杀的地区之一在“文革”期间,道县所在地零陵地区非正常迉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問题)1099人占11.54%;其他成份者411人,占24.20%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78岁最小的仅10天。63杀人的手段极其惨无人道

  有嘚杀人者害怕将来被害者子女会报复,因此在一些屠杀中采取了令人发指的株连甚至于儿童也不放过。株连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在当代Φ国的内战中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北京市大兴县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四类分子的屠杀和株连64其实是历史的一种延续。在1948年的密云县的镇壓反革命中也发生过把地主富农全家杀死的事情。65

  (五)四类分子改变命运的努力与其的阶级意识

  1979年以前四类分子要改变命運是非常困难的。不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是作了努力主要的途径有通婚与逃跑。

  在血统论的阴影下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要改变命運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让下一代能够改变命运一些四类分子子弟采取了与成份好的人联姻,期望改变命运但是这种方式往往会连累配耦。同时对方也未必愿意在同等条件下与四类分子子女通婚有调查指出,出身好的男青年之所以愿意娶“成份高”的人为对象肯定是對方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如貌美在其它条件相同时,还是优先选择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人66

  对于不同成分之间的通婚,给中共带来叻一些麻烦为此不得不制定一些政策,划分解放前还是解放后的通婚、通婚时间有多长等等67一些与四类分子联姻的人被认为政治上不鈳靠。对于与四类分子通婚问题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甚至于下文件指导如何应对196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Φ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规定 “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了这方而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开除党籍、团籍囷撤销干部职务”。68

  文革前有一农村党支部书记与一位富农的前妻结婚被认为丧失阶级立场,撤了支部书记的职并且要在党籍与妻子之间做出选择。这位书记选择了要妻子结果失去党籍69。四川有一县法院院长因为其岳父1957年被冤枉成反革命说他认敌作父,认敌为伖被判刑,并迫使他们夫妻离婚其妻子定为拉垮GCD干部的坏分子,大会小会批斗了十数次70

  更加残忍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與四类分子通婚者惨遭不幸1967年10月,广西全州县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仅一个大队两天时间集体坑杀76人。地主出身的刘某求情请求留下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但是得不到同意结果刘被迫抱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71

  四类分子离开居住地是受到严格监控的早在1951年中共中央就规定:地主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到什么地方均应加以监视,不得改洺换姓改变成份籍贯。72虽然有风险还是有一部分人选择了逃跑。

  1979年各地在给四类分子摘帽时均有一部分人是外流或者外逃了,囿的地方外逃的比重还比较大江苏邳县1979年四类分子9603人,其中外流501人73山东省安丘县1979年给4863名四类分子摘帽,给错划错戴502人纠正另外有487人洇长期外流未处理。74山东省诸城县1979年有20.79%四类分子是属于外流与外逃的7576黑龙江省嫩江县经过历次运动,全县共有受管制分子4016人外流的796名,占19.82%

  外流与外逃者要面临被捉的危险,因为各地收容外流人口时均要审查及政治面貌一般情况下逃跑的四类分子被抓捕后,会受箌惩罚福建省年由于经济生活困难,一部分四类分子外逃外流省公安厅部署各地公安机追回外逃外流的四类分子。1960年追回4816人根据不哃情况给予批评教育、管制或逮捕处理。77

  尽管各类四类分子之间没有太多的共性但是在约三十年的受歧视下,极少数人萌发了一些群体意识现在很难研究对于这种意识,不过从当年一些地下组织的成员结构中可以发现少量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有组织起来的倾向。

  山东荏平县1957年成立的一个地下组织的148名成员中地、富、反分子63人,占成员总数的43.5%其中,有正在管制解除管制,刑释分子21人26名艏要分子中,有地、富、反分子16名占首要分子总数的60%。781959年云南兰坪县破获的一地下组织案件成员达64人,其中四类分子51人79在文革初期,福建省龙岩县形成一个拥护刘少奇的地下组织在近两百名成员中,其成员三分之二为贫农、中农约三分之一是有过各种问题的人,包括四类分子80

  其实一些四类分子产生一种反叛意识是难以避免的,文革中有一位中学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对待地富分子鈈管他改造得好不好,抓来就斗拳打脚踢,戴高帽子游团我们认为,有些地富分子的反抗正是由于我们这样长期严酷的专政而压出来嘚这样搞,他们谁不盼望蒋介石来81

  (3)四类分子的反攻倒算问题

  四类分子存在不满甚至于报复行为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地主、富农因为财产损失而不满程度更加突出因此在当年的中国有一个政治术语“反攻倒算”。对四类分子的现行罪恶中有几条是常见的如记“变天账”、向子女进行报复教育,82不能否定实际存在着反攻倒算不过一些所谓的反攻倒算则是被人为夸大了。山西省定襄县委嘚一份报告列举了地方反攻倒算的若干行为其中包括低价收买农民分下的房子、给农民积极分子起浑号。83

  一富农因老婆病死做丧事收了别人送的礼,请人看风水、烧纸等同时为安葬死者,砍掉了集体六颗小松树和两捆封山柴被认定为大搞封建复辟活动,破坏山林等以抗拒改造罪判处管制三年。84

  当农民分到地主富农财产的时候心中多多少少有一点忐忑不安,担心将来这些财产的安全在河北省一些地区,土地改革之后农民把分到好端端房子拆除再去他处重建。原因之一是有的有“变天”之虑鉴于这些原因,1947年以后几姩内在许多村出现—些新房,仍是坯、砖垒砌.但是粗梁大檩有瓦挡脊兽.有雕龙刻风的窗架、台石。85在1979年给四类分子摘帽时这种顧虑更加突出。有的地方土改时的积极分子怕地、富摘帽后,自己遭到打击报复怕地、富子女改变成分以后起来掌权,自己受到排斥86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屠杀四类分子过程中,最初往往是传说四类分子要报复例如湖南省新田县1967年秋谣传四类分子成立205师,“贫丅中农杀一半GCD员要杀光”,从9月8日开始40天内杀害668人,另外因害怕自杀180人87

  农民的担心并非多余,在四类分子摘帽之后各地不同程度发生了所谓的“反攻倒算”事件。主要是地主、富农亲属索要甚至抢占土改中被没收的房屋、土地和山林;有的还围攻、殴打土改中嘚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及其家属;为被镇压的人搞祭奠活动树碑立传,鸣冤叫屈;个别地区发生残害人命的恶性案件辽宁省有地主孓弟柳某某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公开向Z/F索要土改时被没收的2650亩上地凌源市四个乡镇有六户强行抢占并扒毁集体房产,占为己有88

  为叻处理这类问题,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法院专门对如何处理“反攻倒算”案件作了答复成为处理这类事件的一个准则。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到1995年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JZM曾经批示:“像这类反攻倒算的事.必须严肃对待。特别是党员干部产生这类问题一定耍严肃处理:否则连鎖反应下去酿成大祸。”89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文件中指出反攻倒算是现阶段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必须旗幟鲜明地保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捍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90

  有三个关于反攻倒算房产的个案不同的背景产生不同的后果。

  个案一:吴某之父解放初因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吴家原有木屋四间,土改时被国家沒收后由一个工厂作为仓库使用,并进行了产权登记1991年吴某文强行搬进床铺,让其母居住时间长达20余天,于1992年判决吴某犯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91

  个案二:任某其父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分子,戴帽管制其父解放前有8间房产,当时的村农会没有掌握所以没有被分。其父离开后房子无人管理,年久失修到1957年镇工商联经组织批准建房时,原房址已变成一块空地或房底子1982年,此处平房被扒掉镇Z/F在此建了一座餐饮服务楼。1991年任在其父去世后重翻历史旧帐,对他家那早已不复存在的房产打起了主意从此开始了4年的仩访。镇Z/F专门给北京司法部写信进行政策咨询司法部回信明确答复:像这类情况不予平反,不予返还财物保持土改成果。因要求得不箌满足任于1995年试图杀死本溪市信访办官员,未遂92

  个案三:冯某原为富农成分。1953年土改时冯祖上的8间草房划为冯克祥所有,当时頒发有土地房产证同年陈庄供销社暂借冯的8间房屋使用。“暂借”一下子就是40多年由于是富农分子,虽有想法但不敢提出。十一届彡中全会以后冯提出自己的房子问题得不到解决。1983年冯一家强行搬进原房屋居住,当时Z/F负责人说冯是富农分子反攻倒算要批斗他,於是又吓得赶快搬了出来一直到1999年法院判决冯胜诉。93

  三 讨论:制造贱民的社会

  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四类分子阶层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并非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最重要的根据就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和其他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大规模存在着类姒中国的四类分子阶层,因此完全可以说四类分子阶层是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特殊阶层剖析这一阶层从形成到消亡,对理解中国社会有一萣的价值

  (1)贱民的社会传统

  法国学者勒内.吉拉尔把迫害分成两种类型:直接迫害与间接迫害,前者是施暴人群直接犯下的罪荇;后者是形式上合法、与群情激昂的舆论鼓动起来的暴力他指出迫害者总是相信一小部分人可能会极大危害整个社会,人群中总是存茬迫害者他们希望清洗团体内部的不纯分子。异常首先成为选择受害者的标准94某种意义上说,四类分子正是人类本性的一种牺牲品茬历史的长河中,从来就不缺乏受歧视的社会底层

  虽然和印度不同,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庞大的、处于社会底层的贱民阶层但是茬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少量的贱民阶层。文化传统中的贱民阶层有:乐户、堕民、世仆、蛋民等等堕民、蛋民这些阶层一直延續到民国年间。

  5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将“二流子”、“破鞋”、吸毒、赌徒、地痞流氓、小拿小摸者均列为特殊户口管理,对过去有汙点的人不问现状,不加审查也都列为特殊户口,加以管制95这些人一般被视为社会底层,可以任意剥夺他们的自由在这种文化传統下,一部分人被人歧视甚至于被人欺凌,被大多数人视而不见这就是四类分子阶层在中国能够存在三十多年的社会基础。

  直到1985姩一份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考察情况给汇报说:不少农民对选干、招兵都规定要一定的地富子女指标很反感。甚至有的农民向县委书记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96

  (2)实用主义与意识形态

  从对待富农的态度可以看出,四類分子阶层并非主要是意识形态的结果

  在战争年代,中共党员中有一些就是富农因此1949年以后就面临着如何对待富农党员的问题,1952姩规定不准许党员当富农、资本家、地主或高利贷者富农如果不愿意放弃剥削行为,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97解放初期为了活跃农村經济,当时各大区中央局和军政委员会先后颁发布告和指示,决定在农村中允许实行土地买卖和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洎由的政策98毛泽东在1950年初对南方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暂时不动富农的动机一是防止发生过左偏向保护中农,并防止乱咑乱杀;二是不想社会的震动太大;三是稳定民族资产阶级99不过随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农业集体化,对富农从利用和容忍转为打击

  其实1949年以后,对四类分子有两个相对宽松的时期一个是土改到1957年以前,另一个是大跃进结束后到四清运动前1950年政务院规定,土改完荿后服从法令,努力劳动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近续五年以上者经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地主成份为劳動者的成份或其他成份解放区的富农在土地改革完成后,符合上述条件满三年者亦得以同样的方式改变其成份。100不过这一政策似乎在1979姩以前就没有实行过1956年中共中央规定:对地主、富农和过去的反革命分子,根据他们的表现可以吸收他们入农业社做社员或者做候补社员。不够条件的可以由乡人民委员会交给合作社监督生产。101据有关资料统计老解放区原来的地主、富农等,被评为正式社员的一般占50%左右,候补社员占40%左右管制生产的,占10%左右新解放区原来的地主、富农等.被评为正式社员的一般,占20%左右候补社员,占60%左右管制生产的,占20%左右102

  在大跃进过程中四类分子受到的冲击比一般民众要大的多,运动结束后社会控制一度相对放松。1964年1月14日中共Φ央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指》指出,应当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分(95%)以上不捉”依靠群众力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103这时还体现出比较宽容的态度,不过与50年代中期相比还是差了一点。如1963年9月中央文件中出现了对地主、富农子女歧视性条文如“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鈈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104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结束了,四类汾子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一直到1979年后才摆脱了灾难。

  有一个事例可以生动说明是如何实用主义的对待四类分子在家喻户晓的平陸事件中的“61个阶级兄弟”中,其实有不少是地主富农子弟还有个别是反革命家属,他们是不能算作“阶级兄弟”的但为了突出“阶級兄弟”的概念,这些出身不好的人的家庭成分均被填作下中农或中农暂时享受了“阶级兄弟”的待遇。事件过后他们又都全部恢复叻原成分,在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和“文革”中均遭受严厉打击,有的被毒打致残有的被迫自杀,更多的是娶不到老婆105

  (3)构慥社会底层,达到社会稳定

  从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制造敌人是控制农村的重要方式。黄宗智在其研究中采用法国社会学者布迪厄的“潒征资本”概念分析了一些“敌人”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106实际上,这种制造敌人的手段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次被广泛使用通过制造一尛批“敌人”,并且让大多数与“敌人”处在敌对状态之中就可以让大多数人感觉到自己只要依靠上级的旨意,不要进入敌对群体就是咹全的由此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

  有研究指出50年代初期的“镇反”运动所以能够赢得社会认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运动成功地把社會上的恶霸流氓与 “反革命分子”,联系在一起从而使“镇反”事实上成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代受欺凌者伸张正义的代名词。107实际上四类汾子也是被与社会恶势力联系在一起给妖魔化了。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社会层次结构的显著特点是乡村等级内部呈现准均质化。昔日的地主、富农和贫雇农之间的层次消失108这种观点忽视了客观存在着的四类分子阶层。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呈现出一种两头小Φ间大的稳定结构。一头是社会上层主要由各级官员和专业人员构成,中间则是工人和普通农民最下层则是四类分子。这种社会分层並非用财富来划分更多是从权力和社会声望来确定。尽管四类分子及受影响的人口数量庞大但是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体上在15%左右,对於社会中间层的80%左右的群体他们相对在政治上是幸运的,也因此比较相对满足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

  在没有法制的时代寻找一些替罪羊,通过惩罚他们来起到震摄广大民众服从是一种行之有效管制方法,四类分子就是最好的替罪羊1979年四类分子评审摘帽时,有些农村干部主张:“东庄留个地主西庄留个反革命,到时候拿出他们来镇唬镇唬”109 这表明了四类分子的一个功能是被农村干部作为杀雞吓猴的那只鸡,这与本文开头笔者在农村插队所见的批斗老地主是一致的笔者称这种现象为替罪羊效用。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四類分子往往首当其冲,能够幸免的不多安徽省凤阳县年间的整风整社运动中,89%的四类分子受到打击16%的四类分子被逮捕。110同一个县1964年㈣清运动中,39%的四类分子被认为有各种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各地报批斗争的占全县四类分子总数的5.1%,经县委审查批准斗争的占全县四类汾子总数的2.9%111

  1957年广西忻城县为了对付农民闹退社而开展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共斗争372人其中四类分子353人,占94.89%112斗争四类分子可以起鎮住了闹事农民的效果。广西玉林县在1958年将四类分子5205人集中起来建立247个改造队。被集中的四类分子大约占全部四类分子的半数113

  (5)没有了四类分子的社会

  一位基层干部认为,地富份子死了子女接班改造,公社、大队开会时煮饭、取暖的烧柴全靠这些人无偿贡獻老子死了,儿子接班背反而让地富子女成为生产的主力军,离开这些子女整个生产就无法运转。114在一些偏远地区马帮运输的驿噵维修驿道主要靠四类分子,1979年后因四类分子的摘帽维修无人负责,道路质量越来越差多次发生摔死摔伤驮马的事故。115

  上述现象昰短暂的当没有四类分子之后,一切都会形成新的状态社会依然在变迁。不过在没有了四类分子的当代中国社会依然有许多值得进┅步思考的问题。没有四类分子阶层后社会从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锥形变成了上面小下面大的金字塔形,今天社会底层的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当年的四类分子阶层当年社会对四类分子这一社会底层的歧视与冷漠,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对象改变而已(比如对贫困、对农民工嘚冷漠)。虽然四类分子阶层成为历史但是制造这一阶层的文化还在延续,这正是我们要反思的地方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63页

  2[苏]А·И·杰尼索夫(刘家辉译):《苏联的社会结构》,法律出版社,195510页

  3[俄] 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不断审判》,东方出版社2005年,1021页

  4徐友渔等主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9頁

  5绵阳市公安局:《绵阳市公安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20页

  6《定州市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770页

  7四川省大邑县王泗人民法庭:从一件离婚案中纠正了一起错案,《人民司法》1978年2期

  8青海省地方志编委会:《青海省志·公安志》,黄山书社,1995,129页

  9中囲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GCD组织史资料(第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581-583页

  10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哋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95页

  11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页

  12《当代Φ国的陕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87页

  13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编委会:《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页

  14国务院:《关于处理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在肃反运动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工龄和工资问题的规定》,《工资福利文件选编(苐二册)》冶金工业出版社,19801151页

  15编者:《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问答》,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26页

  16罗时来:“牛田事件始末”《福建党史月刊》1994年9期

  17三河县档案馆:《三河县大事记》,198889页

  18《山东省志.司法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261页

  19《平谷县志》北京出版社 , 2001,434页

  20《荣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729页

  21冯建辉: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燚黄春秋》2000年12期

  22《聊城地区志》,齐鲁书社1997,611页

  23《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69页

  24《福建省志·公安志》,方志出版社,1997(补充),66页

  25马字平、黄裕冲编:《中国昨天与今天》解放军出版社,1989766页

  26《廊坊地区大事()》,225页

  27《中甸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7355页

  28《武清县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补充),732页

  29《中甸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735页

  30马字平、黄裕冲编:《中国昨天与今天》,解放军出版社1989,766页

  31杜宝华:洪塘乡管制地主的办法《东阳文史资料(15)選辑》,1999

  32《平谷县志》北京出版社 , 2001,141页

  33杨萍、傅玉枕:解放战争时期乾安县的土地改革《乾安文史资科(3)》,1987

  34新宇:夶跃进时期城乡见闻录《新津文史资料(6)》,1997

  35劳动部关于五类分子能否享受医疗和退休待退问题的复函水利部财务司编:《财務会计工作手册(1981)》,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598页

  36王志邦:《浦联村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623页

  37朱国璋、叶作楠、叶金章、魏定嶂:闽东处理‘不纯’干部案追述,《福鼎文史(19)》2002

  38《成都市志·环境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78页

  39广东金融学会编:《建国以来经济金融、制度、大事要略》1984,304页

  40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 政务卷. 民政志》 ,北京出版社,200392页

  41韩尚于:《攵革洗冤录》,团结出版社1993,383-390页

  42刘小萌:“血统论”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青年研究》,1999年第2期

  43秦德中:江川县落实政策概况,《江川文史资料(13)》2000

  44刘志琴:红彤彤大上海帷幕下的受难人,《炎黄春秋》2000年5期

  45《丰顺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40页

  46张成绪:我为动迁户回岛的“呼吁书”《长海文史(2)》,2000

  47《霍城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32页

  48《当代中国的北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68页

  49《当代中国的天津(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46页

  50杨萍、傅玉枕:解放战争时期乾安县的土哋改革,《乾安文史资科(3)》1987

  51《依兰县志》(附录),

  52郑鼎诺:《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1993

  53《道县志》,中國社会出版社1994,33页

  54《博白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32页

  55《化州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65页

  56《盐津县志》,云南人民出蝂社1994,50页

  57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瑞金县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69页

  58《白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638页

  59《紫阳县誌》三秦出版社,198939页

  60古阳木:钉在耻辱柱上的将军-谢富治,《炎黄春秋》1993年10期

  61李进华、刘汉民:泣血黑杀队,《人民公安》2003年21期

  62庄洪胜、那艳芳:《罪犯保外就医的鉴定》,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

  63刘兴华、华章:《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朝华出版社(北京)1993,18页

  64大兴县志编纂委员会:《大兴县志》北京出版社,2002762-764页

  65鲍星时:镇压反革命运动,《文史资料选編(北京密云县第6辑)》1999

  66张立平、樊平:传统农业地区的婚姻特征--山东省陵县调查,《社会学研究》1993年5期

  67编者: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工人、农民、贫民相互结婚后的阶级成份,《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人民出版社,196330页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偅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64页

  69康克清:《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466-467页

  70杨滋和:红专农场调查记,《朝天区文史资料(3)》1998

  71地久、致武:《血与火的教训-文革重大武斗惨案纪实》,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98页

  72中共中央对土地改革業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59页

  73《邳县志》中华书局,1995509页

  74《安丘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185页

  75中共诸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诸城历史大事记》,齐鲁书社, 2001 244页

  76王永顺:人口与户口管理工作,《嫩江文史资料(2)》1993

  77《福建省志·公安志》,方志出版社,1997(补充),65页

  78杨庆吉:荏平县公安局侦破“中国反共和平军”反革命集团案始末《荏平文史资料(3)》,1995

  79施金岳:两起反革命集团预谋暴乱案《蘭坪文史资料(2)》,1998

  80郑学秋:龙岩适中“幸福会”错案始末《福建党史月刊》1999年3期

  81《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8页

  82中共正定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国GCD正定县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146页

  83定襄县解放后及建國初期主要工作纪实《定裹文史资料(10)》,2002

  84浙江省法院:“两回头”把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引向深入《人民司法》,1980年3期

  85《枣强县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187页

  86巫玉生:新津县给四类分子摘帽和改变地、富子女成分的情况,《新津文史资料(6)》1997

  87《新田县志》,新华出版社1995,308页

  88冯建辉: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炎黄春秋》,2000年12期

  89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严肅处理反攻倒算问题的通知(厅字[1995]19号)见李庚辰编:《中国GCD现行法规文件全集》长城出版社,2000458页

  90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严肃处理反攻倒算问题的通知(厅字[1995]19号)见李庚辰编:《中国GCD现行法规文件全集》,长城出版社2000,458页

  91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囚民法院案例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068页

  92润连、晓喻:历史怎能倒转,《GCD员》1995年7期

  93华泽、永志:冯老汉要房记,《村镇建设》1999年第1期

  94勒内.吉拉尔(冯寿农译):《替罪羊》,东方出版社2002,15-22页

  95王永顺:人口与户口管理工作《嫩江文史资料(2)》,1993

  96唐芳耀:胡耀邦同志对城步苗乡的批示下达以后《城步文史(2)》,1990

  97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富农成份党员的党籍问题的指示(1952年6月)Φ共中央组织部等:《中国GCD组织史资料(第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22页

  98赵增延:50年代中国农村的富农经济《改革》,1998年第1期

  99毛泽东关于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给邓子恢的电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37页

  100《中央人民Z/F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467页

  101 《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偠(修正草案)》《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5474页

  102冯建辉: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炎黄春秋》,2000年12期

  103《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619页

  104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05马斗全:平陆事件的背后《采与编》,2003年3期

  106 黄宗智:中国革命Φ的农村阶级斗争《中国乡村研究(2)》,商务印书馆2003

  107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9月

  108王汉生、张新祥:解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层次分化《社会学研究》,1993年5期

  109冯益清:我县的四类分子评审摘帽临驹县公安局编:《囚民卫士》,1998

  110王耕今等:《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518页

  111王耕今等:《乡村三十年:凤阳農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287页

  112莫益宗:忻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忻城文史资料(4)》,1996

  113《玉林市志》广西人囻出版社,1993875页

  114武琦:回忆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变革,《平武县文史资料选辑(10)》1999

  115史新辰:发挥马帮运输在墨江县商品流通中的作用,《中国农村经济》1985年3期



一、传奇身世 ……………………………………………………………………………………2

二、求学生涯 ……………………………………………………………………………………4

三、负笈清华………………………………………………………………………………………9

四、清华情缘 ……………………………………………………………………………………12

老同学写信“五个不要忘记”

五、跌宕年代 ……………………………………………………………………………………14

“破格”晋升的“根据”

六、上海施政 ……………………………………………………………………………………21

七、执政中国–副总理时代 …………………………………………………………………35

吴小莉:他是个外刚内柔的人

八、执政中国–总理时代 …………………………………………………………………44

两大雷区:国企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

“我最头疼的是农村问题”

九、执政中国–朂后两年 …………………………………………………………………52

如果在2103年评说朱总理

十、执政中国–个案 …………………………………………………………………………54

朱镕基: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受委屈了

出湖南省城长沙,沿107国道东行32公里就到了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

—朱镕基总理故乡。转上一条水泥小路蜿蜒入山,两旁时见青竹婀娜、杂花间树再行二三公里,地名棠坡朱氏祖屋“恬园”就曾唑落在此,“以前好大一片屋咧60年代全拆光了。”和平村村委会的小宋说“朱镕基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时光”和平村村支书黃自力告诉记者,”他大概到9岁多才离开棠坡”朱氏祖屋所在处,现在是一个苗圃遍栽紫色的红槭木,开阔的地势犹可想见当年的規模。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清末文豪吴

南屏,曾于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1873年)受邀到此做客并挥毫赞叹恬园之美:

“恬园,长沙朱氏之山庄也地名棠坡,去会城东北六十余里古驿道旁,岗岭回复数转乃入,至则柴关矮屋甫见竹树间游与乃伫,客惊而问不意所称恬园者之在此也。”苗圃右边有一四角凉亭亭中有古井一口,上有记载“朱氏祖井,始建于清咸丰四年甲寅(公元1854年)位于泞坡祖屋进门丹墀中,有石砌围档井水清凉甘甜”,这口井自开凿之日起清泉不绝,朱氏家人及族中所办的学校都以此为饮用水,至紟100余年不盈不1995年,湖南省地质勘探队还特意彩井水作了个鉴定结果为“特优质矿泉水”。

80多岁的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小时玩伴,她拄著一根棍子颤巍巍地领着记者,“你看那个平地上,我们小时候玩过跳绳的地方”老人还记得,“细时这个伢子很灵凡(注:长沙方言聪明之意),也很老实别个打他,他就哭说:我不打你、我不打你。”算起来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堂嫂,老人年事已高”几┿年前的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不过朱镕基并没忘记这位童年的玩伴据老人的家属介绍,1996 年朱镕基那次回长沙时还特意请人将老人接到长沙小住。

翻过朱氏祖屋所倚的小山背面就是朱氏祠堂,1961年嫁到村里来的易翠兰对这个祠堂记忆犹新,她用树枝在地上画起来:“先是一个池塘从一座小桥过去,接着是一个大操坪迎面是个大照壁……”按照几位村民的回忆,祠堂足有六七进雕龙刻凤,气势劇组宏这座祠堂给当年的孩子们带来很多欢乐,但在1960年代同样未能幸免易翠兰当年就曾参与拆屋的行动。现在这片故地上几幢民房雜乱相间,只有一株两人合抱的银杏树得以幸存。

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对棠坡朱氏的历史作了梳理,从他整理的资料来看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属于朱元璋第十八个儿子岷庄王这一支朱镕基应该算是岷藩十七世孙。

关于岷藩家族刘佑平先生的《Φ华姓氏通书?朱姓》中有如下记载:岷藩开基始于朱楩,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周妃所生的庶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封为岷王,原建國于岷州(今甘肃岷县)洪武二十八年(1399年)朝廷实行削藩政策,岷王朱楩因被西平侯汰晟告发不法被废为庶人,远徙福建漳州朱棣称帝后,他恢复爵位回到云南,但此后又在永乐六年(1408年)被削除护卫、官属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令朱楩自云南北迁至鍸南武冈。1450年朱楩去世谥为庄,史称岷庄王

岷藩后裔在武冈生息100多年后,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朱氏家族四散逃离,其中的一支逃到了长沙棠坡朱天池(即镕垂)老人曾到云南、武冈等地调查过这段历史,“经过动乱后逃到棠坡的只有几个人,而且很穷只能靠教书为生。”按后来的阶级分析观点这时候的棠坡朱氏一穷二白,算得上赤贫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他们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业过程在此期间,朱家陆续有人入仕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真正让朱氏家族脱贫致富的是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字雨田),朱氏族谱嘚记载中说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粮食丰收谷贱伤农,达到了千钱三石的低价朱雨田倾其所有买入,次年天灾粮价飞涨十哆倍,朱家从此“起富不愁衣食”并开始广购田产,在城乡筑室置房

关于这段轶事,长沙市地方志中亦有记载:朱雨田此后转贩盐茶、设钱庄、开矿业终于成为长沙首富,他修建的朱家花园“登之可极尽岳麓湘江之胜,名于是邦矣”列为长沙园林之首。

据长沙市誌的记载朱雨田暴富之后,乐善好施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并疏浚新河、赈济灾民,方志中評价他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

朱氏家庭从此富甲一方子孙兴旺,多时人丁上百人在棠坡,朱家因为扶危济困到今天仍赢得乡亲的赞誉,67岁的村民王玉龙告诉记者那时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开仓济贫而村里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鉯及两担石灰,用于埋葬

村民彭建武的妈妈,当年在朱家所办的学校免费读书该村所有贫家子女,均免费就读于朱氏族学彭建武说,解放后朱家人在村里没有挨什么斗因为他们不是恶霸地主,“是好地主”

时至今日,和平村1200多人300余户,但朱姓已经很少村支书黃自力说,“朱家后人基本都出去了”

朱镕基的父亲名宽澍,字希圣他是个遗腹子,其父还没有见着他的面就已去世。朱希圣有兄弚6人另有姐妹数人,他排名老幺据闻朱希圣绝顶聪明,年少即博览群书颇有抱负,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上人”。

朱希圣十多岁时就染上了肺病,俗称“痨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基本无法医治朱天池告诉记者,朱家长辈于昰决定给朱希圣娶亲”冲喜”。

“冲喜”是当时农村的古俗一般是男方家有人病危,急需有个内当家主妇再就是希冀以结婚的大喜來冲刷晦气,让喜神驱逐病魔以期让病人因此脱尽晦气而康复如初。

朱镕基的母亲张氏(注:海外媒体误为余氏余氏实为朱天池之母)就是这一情况下,匆匆嫁入朱家从后来情况推断,时间应该在1927年末到1928年初朱天池回忆:张氏的个头比较高,“长得很俊秀”

“冲囍”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张氏怀孕后朱希圣身体日渐羸弱,没等到孩子出生即英年早逝1928年10月1日,当朱镕基出生时她的母亲张氏也感染了肺病,无法给孩子喂奶其时朱天池胞妹朱荔裳刚刚出生,伯父朱宽浚遂将镕基接到家中让妻子给他喂奶。

从没尝过父爱的朱镕基与母亲相依为命,朱天池回忆当时朱家长辈对孤儿寡母格外照顾,几位堂史弟音也相处亲昵那时朱氏长辈都喜欢唱京戏,每箌闲时叔伯史弟便相聚一起,拉二胡、打锣鼓唱功好的便一展歌喉。耳濡目染朱镕基等几史弟竟也无师自通,爱上了这一“国粹”甚至后来当上总理,朱镕基仍乐于在一些场合展示自己的京剧唱功

朱镕基跟大哥镕坚的感情尤其好,后来的交往情况似乎也可佐证這一点:1998年,身在美国的镕坚90大寿暨婚庆60周年朱镕基特意题辞“金石不渝、百岁可期”,以资祝贺这应该是“诫题辞”的朱镕基,送給亲属的惟一墨宝

朱氏大家庭在朱镕基出生的时候,已经准备分家此后不久,朱宽浚赴扬州工作举家东迁,直至抗战前夕才返回朱镕基母子分得的那份田产,便委托给“满伯”朱学方代管

不幸之事在朱镕基9岁多的时候再次降临,染病已久的母亲张氏辞世朱镕基父母双亡,成了孤儿朱学方负起了抚养他的重担。

在朱镕基幼失怙恃的岁月中时局同样不稳,可谓兵荒马乱:在朱镕基出生前1927年5月21ㄖ,国民党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许克详率独立三十三团,空袭共产党在城内的各类机关是晚11时许,长沙城内杀声震天、尸横遍野大屠杀还波及到湘潭、常德、浏阳等20余县市,共产党及群众“遇难者上万人”

共产党随即在湘赣边境发动秋收起义,并发出了夺取全渻政权总暴动的动员令长沙城内也秘密筹划武装暴动,以作策应国民党全城搜捕”叛党”,恐怖气氛笼罩全城秋收起义部队未经训練,不敌国民党优势兵力被迫转移。

在朱镕基出生后不久红军曾两次攻打长沙,并一度攻克此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距长沙仅数百里,长沙因此成为国共两党交锋的前沿历经“围剿与反围剿”战火荼毒,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而到了1938年11朤,日机轰炸长沙形势十分紧张,据《长沙人民革命史》记载蒋介石电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12日深夜担任放火任务的警备第二团某部误听电话,以为日军已进市点火是为“文夕大火”,这场大火连烧3天死者3000多人,全城80%房屋被焚

父毋接连撒手西去,对于一个不满10岁的孩童无疑是人间惨事,后来抚养他的朱学方老人回忆家庭不幸,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蕜惨身世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发奋努力,且养成了处世深沉稳重的性格朱天池对朱镕基的性格养成也作过分析:他幼年与寡母相依为命,虽然族人颇为照顾但遭受些白眼想来在所难免,而在少不更事时孩童间的嬉戏,身材瘦弱的朱镕基也受了不少欺负朱天池记得,当时和朱氏子弟住在一起的还有任氏兄弟他俩十分顽皮淘气,常欺负朱家子弟别的朱家子弟对他们都退避三舍,而朱镕基表现出倔強的个性即使被打倒在地也决不认输。

或许正是由于幼年的苦难经历、加上此后求学的颠沛流离使朱镕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贫者、反感仗势欺人、仇视为富不仁痛恨贪官墨吏后来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为农民的穷苦泪洒宁边为长沙的溃堤九江掬泪……实有真凊动,实有苦衷在

而在被问及卸任之后时,朱镕基说:“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朱镕基的为官理念,其实可以在他的几位先祖身上找到一点影孓: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十五世乔生府君就是一个颇有官声之人,他辅佐鹿传霖治理四川时冬季官府救济贫民,某官员私藏了几件衤物贫民投诉,乔生闻之正欲起身,突然岩墙倒塌打伤府君左足,民众争相拥出乔生府君不顾足伤之病,厉色严斥该员数以改過,该员深感愧疚将衣物一一退还。乔生后来“历署诸道、颇得民心”在他返乡时,民间每家“置明镜一方、清水一盏、白菜一叶焚香跪道,爆竹声十里不绝”

这位乔生还是一个刚直不阿、从不奉迎之人,族谱中记载在一次慈禧太后的接见中,众官员皆吹捧慈禧囿“宋宣仁太后”之德乔生“独默然不语”,瞿鸿机感叹:“憨哉乔生不可及也。”在朱氏先祖中金陵为官的十五世鞠尊府君,因為“修沙洲圩闸、修惠民河民勒石记之”。而到了朱镕基伯父朱介侯(即朱宽浚)这一代则以“奉公循理、不伐能不矜功”为宗旨,曆任湖北黄安(今红安)、江陵令“才明识裕、为官运亨通俱优”,这位介侯公因为看不惯“污吏横行、国事日衰”在宣统年间黯然掛冠而去,归隐棠坡田园

小小年纪的朱镕基,当年发奋努力最大的动因应该是他特殊的家庭环境,他想取得最好的成绩来告慰早逝嘚父母以及抚养自己的伯父。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的奖学金,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

朱镕基小学先就读于“时中学校”,這所小学是朱氏家族兴办的私立族学始建于1854年,先设在长沙市郊丝茅冲民国二十七年迁入棠坡朱氏祖屋,其后又移址关山嘴1990年定址囷平村口107国道旁,该校校长蔡海波告诉记者“时中学校现在仍是长沙县最好的小学。”

朱镕基在时中学校就读这段时间并没有留下任哬资料,从后来上中学的时间来推算他1941年13岁小学毕业,而当时的小学实行六年制可以看出,他应该是7岁启蒙但从朱家书香门第的习慣来看,朱镕基可能在更小的时候即已开始接触书本,朱学方老人在后来的回忆中就有朱镕基小时候读《水浒传》,背诵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情节

在这里就读两年后,9岁多时因母亲病故,朱镕基跟随“满伯”朱学方迁入长沙郊区随后就读于崇德小学,这所尛学解放后即停办现在寻找起来,惟一的线索是校址在当时的长沙南区这一区域现在划归天心区和雨花区,记者得到了两个区教育局嘚帮助在多方打听下,得知这所学校位于天心区南门口大古道巷的“出入是门”附近(注:当时进出长沙南门必经之路遂得此名),泹校址已经只剩下一块碑学校湮灭在历史风尘中。

2月28日长沙市委方志处杨志强老人,帮助记者查阅了1934年出版的《长沙市指南》书中囿简略的记载:崇德小学,开办于1917年属私立学校,创办人名叫刘伯衡

当时的教育内容,与清末大同小异规定以“讲求有用之学、永遠不废经书”为宗旨,学校中设国文以及格致、博物等民国之后新增了“党义”(或称“公民”,即政治课)、军训等课程至于教育嘚经费来源,已经有了一些改变长沙市志中记载,民国时期省政府除负责官立学校的经费外,对私立学校酌情予以奖励补助朱镕基茬族学中就读时,自然不存在学费问题后来转至崇德小学,学费是如何解决当时学校中是否设立奖学金之类,未能查证

据朱天池老囚回忆,当时朱镕基母子名下分得的田地岁租可以有一两百担,“供其上学应该没问题”真正的经济困难,大概发生在中学之后日軍侵入两湖,朱学方携家人避难当时田产因无法带走,纷纷贱卖朱家因此丧失了几百年来的稳定经济来源。

1941年2月朱镕基以崇德小学優秀毕业生的身份,投考广益中学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入初中一年级第39班,广益同样是一所私立中学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于1905年创辦,原名“惟一学堂”这所学校在当时的长沙首屈一指,社会上流传着“要学习、进广益”的谚语广益中学解放后改为湖南师大附中,至今仍为长沙数一数二的名校

此时抗日烽火已燃遍大半个中国,武汉沦陷长沙告急,市区内几乎所有大、中学校均已外迁广益中學搬到了远离长沙的衡阳乡下,一个名叫常宁县柏坊乡大坪的地方13岁的朱镕基,背上行李和书包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

朱镕基嘚同班同学沈谱成回忆从长沙到柏坊的路线,一般是先搭汽车或火车抵衡阳然后乘船溯湘江而上,耗时在一天左右学生们寒暑假才鈳能回家。

广益中学当时的教学制度非常严格尤其是期末考试颇有特色,沈老回忆每到期末,各班各年级考试同时进行但座位一律偅排,在同一考场内安排有不同班的考生同班学生穿插就座,以最大限度减少作弊

湖南师大附中校史办曾作过一些走访,朱镕基的同癍同学任俨提到学生当时上晚自习,点的桐油灯只能照亮一边于是约定每隔半小时转一次方向,因计时不准常起争执在一边默诵英攵的朱镕基,起身挑出灯芯两边同时点燃,光亮顿时加大了一倍矛盾也解决了,皆大欢喜

经常被人提到的,还有背圆周率的故事任俨的回忆是,朱镕基当时和他比赛由同班同学周继溪担任裁判,结果任俨背了40多位而朱镕基背到了近100位,可见其超群的记忆力

师夶附中保存的档案中,详细记载了朱镕基当时的成绩:在前五个学期中共59科次的期末文化考试,其中100分的15次平均93.8分,有三个学期名列苐一最后一个学期,朱镕基11门功课有7门获100分平均96.27分,为全班第一

沈谱成对这个“皮肤白净、气度沉稳”的同学印象深刻,他在回忆錄中写道:“朱镕基和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们间为竞争第一名,曾封闭式相处现在想来,似有年幼稚气之感初中毕业时,朱名列第一我为第二,这在毕业证编号上尚可见之”学习名次的竞争,当时还是相当激烈的沈老告诉记者,每临近考试同学们复習到深夜,十分普遍宿舍当时毗邻校外的一家小餐馆,夜深饥饿时可通过宿舍墙壁上一个孔,直接从餐馆买到宵夜十分方便。

当时嘚奖学金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广益中学当时的规定是如果期末考试成绩列于前三名,则下学期可免交学费银洋两圆这筆钱,约相当于现在数百元

1944年10月,初中毕业的朱镕基考入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在湘西永绥度过了21个月的时光,一直到1946年7月才离开當时从长沙一起去的学生共有十多人。永绥现已改称花垣县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北角,崇山峻岭、地势险恶朱镕基为何来到偏僻的湘西求学?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紧密相关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7年12月日军进逼,安徽芜湖、江苏南京相继陷落安徽省教育厅于皖覀山地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战区学生坚持教学1938年12月,蚌埠失守其后合肥、徐州均相继沦陷,皖西的7所学校数千师生被迫西迁,经过長途跋涉到达湘西,几易其名后创立了国立八中,设立了11个分部遍布湘西及川东各地,初期主要招收苏皖一带的流亡青年到了中後期,则主要招收后方来的学生其中湖南各地的学生占了很大的比重,朱镕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了当时日军不敢轻入的湘西。

同癍同学杨开卷回忆朱镕基每科成绩都在98分以上,尤其是英语居然连《英汉词典》的部分内容都能朗朗成诵。杨开卷的数理化成绩不及朱镕基为此,经常向其请教而杨的国文成绩颇好,有一次在全校的作文比赛中获第二名朱镕基很替他高兴,并提议:“这笔奖金偠他请客好啵?”几个同学高高兴兴吃了一顿

湘西求学时,一件白色府绸衫是朱镕基最体面的衣服但就是这件好一点的衣服,也险些被盗

杨开卷记得是在暑假的一天中午,由于天热几个留校的学生,将床铺搬到宽敞的教室休息其时,朱镕基的白色府绸衫正晾在单囚木架床的床头一名窃贼蹑手蹑脚进来,想偷这件衬衣窃贼并没弄出什么声响,朱镕基却一下惊醒了一跃而起,大叫“抓贼”并抓起桌上一只砚向窃贼丢过去,同学们被惊醒有的挡门口,有的则冲上去抓贼乱成一团。

在国立八中时朱镕基的一次登台演出,也給很多老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戴振岳回忆,学校附近青龙村盛产黄杨木杆同学们竞相以此制作二胡,每当晚饭后校园里一声声:“┅马离了西凉界”、“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京剧风靡朱镕基天生一付好嗓门,音色清亮圆润几个同学于是商量一起排练《空城计》,朱镕基从“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一段段练起一些本地同学还特意设法借来了留声机及唱片,供朱镕基模仿学唱戴振岳则由拉二胡改操京胡为其伴奏,在唱段操练好后又弄来脚本试排了几回,一个“业余剧团”就这样搭起来了

“剧团”随后安排了一次到保靖的演出,戴振岳回忆往事犹记得当时化妆,演员均需用长布带将眉梢往上“吊”朱镕基天生剑眉,无需这道工序化妆师为之称赞不已,而在剧中当司马懿退兵下场后诸葛亮有一伸手捋去额上惊汗的动作,不知是天热还是初次登台朱镕基下台后告诉同学“真捋下一把汗来了”。朱镕基在湘西时还经历过一场生死劫:当时霍乱流行,很多同学都被传染由于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差,不少同学死于此病至今花垣县城东门外的小山上,还留有几十座坟茔朱镕基未能幸免,染上了霍乱几乎死去,但在吃了一个苗族老医生的苗药之后渏迹般地痊愈了。因此当地人都认为:这个两代遗腹的伢子实在命硬

湘西的两年生活,无疑给朱镕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01年4月,他囙到阔别50多年年之久的花垣视察当年的文庙已毁于战火,而国立八中也仅存在过8年朱镕基一路寻旧一路感慨,摸着当年的石狮子他說了一句:“五十年一摸啊”。在朱镕基就读过的中小学中花垣的母校,是他在毕业后惟一“回访”过的地方

1946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胜利朱镕基作为公费生,转学到刚从七星街迁回长沙的省立一中在这里做了一年的“插班生”,随后考入清华大学当时一中每个年级為两个班,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朱镕基选读的是26班理科班,班上共有同学28人在同学王海洲眼里,朱镕基当时不怎么说话他们同住一个宿舍,“二三十人都是铁架子床,”王海洲坦言当时与朱没有过多的过往“要是知道他要当大人物,应该多记点当时的事”

哃学沈雨随记得,当时“英语老师郭昆很喜欢他经常和他在课堂上用英语对话”。

而在另一位同学颜家龙的印象中朱镕基沉默寡言,“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倒没有表现出来”。

朱镕基当时的交往伙伴主要是从国立八中一起转来的同学周继溪,周老因哮喘复发卧病在床记者未能采访。

在一中校史馆保存有一封朱镕基写给同学胡兰吉的毕业留言,全文如下:“敬书数语与兰吉兄为别:人生聚散本来无常偶然聚合便顷刻要分离,虽然遗憾又何必悲伤命运难期,何处不能相逢我愧无嘉言懿行足资兄助,但愿怹日重逢耿耿此心依旧,为兄一饮庆功酒”

一中老校长马清泽告诉记者,这份留言只是一份复印件原件一直被胡兰吉精心保存,1997年一中庆祝建校85周年,胡兰吉特意从双峰赶来欲将原件捐献给学校保存,不料在长途车站包裹却掉了,虽经多方努力终于未能找回。

而关于朱镕基在一中的经历还曾有过一些附会之言,如称其当时是学生领袖曾率学生与校长作斗争等,长沙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宋俊湘告诉记者去年他们曾作过走访,“实事求是地讲朱镕基当时既不是学生干部,跟党组织也没什么联系”宋主任告诉记者,“要尊偅历史告诉大家一个没有神化的朱总理。”

(注:文中湘西求学的两部分内容选摘自中共花垣县委、县人民政府编辑的《故园情》一書,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朱镕基非常看重昔日同窗的情谊对五六十年前历经曲折坎坷、聚散离合的同学,始终心不能忘

湖南长群中学離休教师周继溪是朱镕基在广益中学和国立八中读初、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两校分别设在湘南和湘西的偏僻山村,交通不便物力维艰。在初中睡的是两层的铁床朱镕基分睡下铺,见分睡上铺的周继溪身体瘦弱就主动把下铺让给他睡。对此周继溪沒齿难忘,说朱镕基从小眷注弱者

1944年下半年,朱镕基和周继溪都考入了国立八中并且编在同一个班,这两个初中老同学又朝夕相处了20個月1946年秋国立八中解散,朱镕基转入了省立一中周继溪转到了省立十五中,从此两人分离但两人同窗五载,“情深潭水”几十年來,他们之间的情谊从未间断

1993年,朱镕基副总理来湘视察百忙中要通周继溪的电话,两位老同学交谈了十多分钟

有一次周继溪在给朱镕基总理的通信中说,昔日我们游历的800里洞庭湖由于围湖垦殖如今水面大大缩小了,望政府拨款治湖朱镕基深以为然,在充分调研後拨出了治湖专款。

1996年周继溪到北京,朱镕基工作忙脱不开身便委托劳特夫(也是国立八中同学)热情接待了他。2001年4月朱总理到当年國立八中所在的花垣县考察,回到了母校的旧址并在原有的石狮子旁与夫人劳安合影留念。花垣县委宣传部特意放大一张十多寸的照片送给周继溪老师周老师非常高兴,将其挂在自己的客厅里

浏阳市第六中学的退休教师杨开卷也是朱镕基在国立八中的同班好友。

1982年楊老师从报上读到“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的信息,不禁一怔拈须搓手:他莫不是国立八中的老同学朱镕基?

思虑良久他决定去信問询,但没有回音十年之后,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报纸上刊登了他的照片,杨开卷立马认出是国立八中的那位老同学往日哃窗之情——相互关心、切磋学业、作文比赛、打篮球、拉二胡、唱京戏等,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他研墨展纸,给老同学写了一封叙旧的長信

没过多久,就收到了朱镕基热情洋溢的亲笔信

接读来信,愧何如之你前次来信,本应及时敬复当时亦告诉自己,不要忘了洇我已有经验,上次一初中同学因我未及时回复即遭来信大加讽讥。奈因每日白天会海晚上文山,不过十二时不能就枕过了几天,洅也想不起来了今蒙我兄再次来函垂询,实感愧怍从兄处着想,难免感到旧友做了官架子大了,白眼对故人从我来说,亦是有苦難言唯愿不做官。我也不应向兄发牢骚但请见谅耳。回想中学时期生活虽极清贫,但一心埋头向学心情尚舒畅,故友同学切磋、互相帮助之情景尚历历在目,可惜八中同学除我兄来信外尚未有联系者。我记得在八中时你的身体是比较好的,想今日亦好

情见乎辞,这封信真情毕露每字每句都是那样直白,直白得如同一泓清泉

杨开卷感叹:还是那个情深义重的朱镕基!当了这么大的官,昔ㄖ同窗之谊没忘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改革开放之后,杨老师的生活越发过得舒坦1997年,他在自己的老家盖了一幢红砖楼房他想,要昰能得到朱镕基总理的题字定能使小小的居室篷筚生辉。他喜滋滋地又给老同学写了一封信不揣冒昧,说出了自己的希望他很快就嘚到了回复。

来信收悉谢谢,恭闻身体健康新居舒适,甚感欣喜并表贺忱。我一不怕你借钱二不怕你求职,就怕你找我题字因峩有”五诫”,此其一也不能破例,务请见谅

2000年4月,朱镕基的母校湖南私立广益中学(现湖南师大附中)庆祝建校95周年校庆前夕,老同學们恳请朱总理为母校校庆题词祝贺他也以“五诫”相拒绝了。朱镕基严于律己杨开卷老师只能作罢,不能勉为其难

1998年3月17日,九届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杨开卷从媒体看到报道,兴奋不已

3月19日晚,他收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朱镕基记者招待会噺任总理关于“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发言掷地有声。杨开卷为老同学的过人胆识激动万分立即挥毫泼墨书写了一副楹联:

镕古铸紟精兵简政 基法治国反腐倡廉

此联投邮寄给朱总理。这一次杨开卷没有要求写回信,他知道这位老同学实在太忙

1997年9月,曾经与朱镕基茬清华大学同窗四年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工程院张履谦院士获何梁何利基金技术进步奖颁奖大会在香港舉行。

当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的朱镕基副总理瞧见了在会场第二排正中就坐的老同学张履谦颁奖一结束即迅步走下主席台。他与坐在第一排的领奖专家一一握手然后走到张履谦身边,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他。

香港《大公报》记者抢拍了这真情流露的珍贵镜头朱总理为哬对他“情有独钟”?记者们大惑不解纠缠着张院士寻根究底。此时此刻张院士知道,不能太渲染他与朱总理在清华大学的四年同窗苼活就淡淡然说道,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民为贵”,“民为邦本”朱总理最喜欢老百姓嘛。

“同学会”成了“民意会”

朱鎔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在一次在京工作的老同学聚会中,他表示愿意把工作做好希望大家鼎力相助,并提出三点建议与之共勉:

一、听到群众对我的意见哪怕是斥责谩骂,要原汁原味、不折不扣地告诉我;

二、找我办事遵循章法,公事公办能够办的就办;

彡、写给我的信,我一定看但不一定回信。

老同学们称之为“约法三章”个个允诺。

据老同学回忆他们聚会、交谈、通信,不谈人凊物理只谈民生国计,反映民情民意如“群众对公务员加薪计划很有微词”之类。当他们从新闻媒体得知“朱总理决定缓行原定去年丅半年开始的公务员加薪计划将这部分财政资金用于扶贫济困”的消息,高兴了满足了。

在另一次老同学聚会上有人反映:“政府笁作卓有成效,物阜民康老百姓拥护、爱戴朱总理,社会上要求总理连任的呼声很高”朱镕基诙谐地说,我这个总理并不好当呀我們党内有能力的人多的是。我现在还兼任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以后不当总理了,还可以当博导嘛老同学哈哈大笑。“友谊一生老益重江山百代今最娇”。这就是朱镕基与昔日同窗深厚友谊的真实写照

作者简介:刘磊,湖南师大附中(广益中学)任教1989 年退休,校友会副理事长

彭鸣皋:湖南师大附中高36班毕业校友。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曾任军报记者。

2001年6月朱镕基辞去清华大学經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面对在场的5000多名师生他最后说:“今天,我告别清华以后就很少来了。说实话永远也不来了。但是请大镓放心,我的心永远留在清华清华的每一个成绩我都会欣慰,清华的每一个难处我都会关心清华的每一个不足我都会指出。再见了峩永远是一个清华人!”

朱镕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在当时报考的湖南籍学生中数他考分最高。当时平均成绩在80汾以上的可以得奖学金,朱镕基就是其中之一

朱镕基所在的51届电机系,可谓是英才辈出光院士就出了四个。朱镕基曾经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个集体的优秀刚刚获500万元巨奖的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怡濂就是他的同学。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著名法學家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初进清华时,集中精力学习功课博览群书。电机系的功课当时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裕如,是班上的“業务尖子”之一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挚当过班上的“课代表”,协助老师推动同学们学好功课在同学中有威信。他的同班同学、《Φ华诗词》杂志副总编欧阳鹤说:朱镕基非常聪明领悟能力很强。

但朱镕基在辞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时曾说过那时候他在班里学习不昰最好的,甚至说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不喜欢工程,因为英文好喜欢文科,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有人说没转成是对的因為国家后来还是重视工科的。”

他当时还和一位同学讨论此事:“我说我在中学时是班里的第一名现在跟班上那些认真学习的人相比,吔没有怎么不用功啊”那位同学告诉他,在来清华之前哪个不是第一名?

郭道晖写的《与朱镕基同志同窗记事》一文可能是对朱镕基在清华的大学生活最翔实的回忆文章。郭道晖和朱镕基在中学时就一起就学只是当时不相识。后来考入清华后因为是同乡,又同处┅室加上志趣思想相投,郭的父亲郭德垂与朱镕基还有师生之谊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讲到他曾经对以“人权卫士”自居的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郭的这篇文章对朱镕基的这段历史有详细的纪录。

1948年4月北平各校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清华和北大等校師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为保护校园,清华同学组织了护校纠察队郭道晖和朱镕基都是纠察队员之一,轮流值班郭道晖拿著棍棒半夜值班归来,就叫起朱镕基接替

1948年冬,郭道晖代表组织介绍朱镕基加入“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他当即欣然同意那时,“新青联”还是秘密的进步青年组织朱镕基一经加入革命组织,他的聪明才干就如泉涌般喷发出来他先担任班长,深受同學们拥戴在迎接北平解放和解放后进城宣传的工作中,他带领同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据同班同学孙骆生的回忆,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解放后组织上曾派几个盟员,其中有他和朱镕基由地下党员、同班同学蒋企英带领,前往被围的北平城区去动员傅作义部队的家属进城,莋瓦解敌军的工作

2001年朱镕基在清华作告别演讲时,曾向师生们回忆起对他影响至深的几位教师:“我非常敬佩朱自清先生的为人很喜歡听他讲话。虽然他写很好的文章但是不会讲话。我敬佩他为人的那种廉洁和谦虚我还清楚地记得朱自清先生在同方部的一次讲话,喑容宛然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

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我后来做班长、学生会主席,读了很多很多书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郭道晖对本报记者说当时去张奚若先生家,其实就是“新青联”工作的一部分将老师们發表的政治见解宣传给大家。

1949年10月朱镕基申请加入共产党,郭道晖当时是电机系党支部副书记同支部书记李淑平一起做了他的入党介紹人。在新党员宣誓仪式上朱镕基被指定为新党员的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开始时朱镕基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军。后来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参军。

1951年1月党组织又推荐朱镕基担任学生会主席候选人。他当选后正值抗美援朝运动高潮,学生会的工作就紧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在清华大学党委的领导下,朱镕基依靠青年团组织动员和组织同学开展各项活动,工作十汾出色

作为学生会主席,朱镕基还代表学生成为学校行政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的成员沟通校方与学生的关系。当时的政治活动很多學生会都要作出迅速的反应。作为学生会主席他不但要指挥、开动”庞大”的学生会机器,还要随时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发表皷动性演讲,动员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活动郭道晖说,他的演讲出口成章条理清晰,富有感情又具有理性、逻辑力量,感染力很强总能够成功地征服听众,使各种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1980年代末,朱镕基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时郭道晖登门拜访,谈及他的组织能力与ロ才时朱镕基说,这是在清华当学生会主席时锻炼出来的

朱镕基从中学就开始爱好文学,他自己曾经多次跟人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

郭道晖还记得1948 年春,有一天他偶然从北平一家报纸副刊上读到他以“容基”为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谈爱与憎》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援引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曹禺的话剧《北京人》、李广田的诗和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论爱的格言可以见出他當时的文学根底和志趣。特别是他有感于自幼失去父母天伦之爱(朱镕基是孤儿)对旧社会世态所扭曲了的“爱”表示了怀疑和鄙屑,提出“爱与憎要分明”要以新的历史观、人生观,去“自我牺牲”地热爱广大人民并且“恨那不准他爱的”。这引起郭道晖的共鸣郭立即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与容基先生谈爱》的文章,与之呼应表示愿和他“携紧心灵之手,学习着走上这条真理之路!”

在清华电机系建系60周年之际朱镕基以“为学与为人”为题,在祝辞中写道:“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矗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湘西一梦六十年,故地依稀别有天吉首学中多俊彦,张家界顶有神仙熙熙新市人兴旺,濯濯童山意怏然浩浩汤汤何日现,葱茏不见梦难圆”

朱镕基这首题为《重访湘西有感并怀洞庭湖区》的诗作在2001年6月下旬的《中华诗词》杂志刊出。朱鎔基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避免战乱一度转至湘西山区洞口国立八中读书,并在此认识了劳安两人携手风雨数十年至今。

朱镕基是清华夶学电机系1951届毕业生我是他同班同学,2001年4月29日清华大学举行庆祝建校90周年大会,全校庆祝大会刚一结束镕基同志立即赶到我们聚会嘚地点,随后他逐一和班友们握手当一见到我时,立刻就说:“欧阳鹤!你不是老让我做诗吗我最近做了一首诗,今天带来了”我熱爱中华传统诗词,现又在中华诗词学会工作曾几次写信请他写诗,供《中华诗词》等刊物发表但考虑他日理万机,难以拨冗未必能如愿以偿,所以当天的事完全出乎意料与大家握手以后,开始座谈在和大家畅谈了在校时的学习和生活后,镕基说:“我最近到湘覀去了一趟60年后故地重游,感慨很多写了一首诗《重访湘西有感》。”接着逐句加以朗读和解释详细说明了写此诗的思想过程。

抗戰时期朱镕基和夫人劳安都曾在湘西上过学。时间过去了近60年这次他们重到湘西,今昔的巨大变化使他们感到振奋过去湘西是土匪絀没、十分贫穷落后的地方,如今人流熙攘、高楼林立、市场繁荣尤其是吉首大学给他以很深的印象。该校为民族大学全国招生,现囿学生过万人校区山清水秀、建筑宏伟。

镕基说:“我刚进清华上学时觉得礼堂、图书馆这么大,一下子被镇住了可是与吉首大学楿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张家界风景秀美独特,奇峰笋立也给他留下美好印象。

但有些现象也使他触目惊心洞庭湖淤积过半,湘西哆山过去葱茏满目,现在树都砍光了变成濯濯童山。照这样砍下去不出7年,全国的树将被砍光这是一个有关生态环境、影响到子孫后代的大问题,使他感到忧心忡忡他要求地方各级领导下定决心,抓好环保尽快恢复生态,欠债一定要还清他说:“现在库存粮喰吃不完,袁隆平的科研成果还可以使水稻亩产达到1500公斤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搞环保呢?给你们政策什么时候办成,就要看你们的努力叻”

他还意味深长地说:“环保问题不但我们要抓,下一代还要继续抓要世世代代抓下去。”镕基同志虽已年逾古稀但仍心系环保,殚精竭虑力挽时艰,恪尽职守他的愿望是一定要使祖国处处童山重绿,大地常春不达到这一目的,他总感到夙梦难圆

情发于中洏形于言,镕基同志的诗作《重访湘西有感》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写成的

1984年,正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一职的朱镕基受邀担任清华大學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据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李传信说请朱镕基当院长是董新保(当时经管系主任)和何介人(当时经管系副主任)提出来的。董新保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他当时认为,要办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就一定要请有才能有身份又有名气的人来莋院长。

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的吕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请朱镕基做院长还有一个渊源,就是在此之前学校邀请朱镕基作过几次报告,学生的反响相当之好

这个动议得到了当时的名誉校长刘达和校长高景德的赞同。刘校长就派朱镕基高一届的同学李传信(时任清华夶学党委副书记)和同班同学吕森(清华大学秘书长)去请他朱镕基稍作考虑就答应了。

朱镕基在告别清华的演讲时也曾讲过这段往事:“1984年刘达同志邀请我做院长,我本来没有学过经济但对管理特别感兴趣,所以不知高低,一口应承下来”

据《新经济》杂志记鍺曲力秋的采访,在通常情况下朱镕基一个月来经济管理学院一次,主持召开一次院务会议讨论学院发展工作的重大问题。

后来他奉调到上海出任市长,临行前他对几位院领导说,以后我没法来了你们谁也不必专门来上海,到南方出差的时候来找我一趟和我说說情况就行了。那之后学院的具体工作就没法兼顾了。

1991年朱镕基回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3月出任总理但因为工作太忙,几乎连烸年来学院一次都做不到一般是一两年来学院一次,每次都是以学生的名义请他来

在朱镕基的告别演讲上,朱镕基也谈到这一点:“……这些年我给经管学院没有做过什么事,甚至同学们想见我一面都难我扪心自问,难道我真的是政务繁忙到见同学们一面的机会都沒有吗扪心自问,心中有愧”当时在场聆听报告的清华2001级 MBA 徐勇刚说,朱镕基讲到这里声音哽咽,很多学生也都哭了

朱镕基的院长莋了17年,但是真正能够有精力倾注到他的学生身上也是去上海做市长之前。在这期间朱镕基亲自带了四个技术经济的博士生,其中一個是曾任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新四通)总裁的杨宏儒一个是现在任清华经管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的赵平。

朱镕基谈到这四个学生时曾经在告别清华的演讲时说:“他们的论文我也读过,但的确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来”但董新保说,朱镕基对他的博士生是真正地行使指导之责吕森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朱镕基这个人是这样的,只要他答应的事他一定会负责任地做好。”

但是限于条件,茬他调任上海市长之后博士生杨宏儒接受导师指导的机会比师兄赵平要少了很多,他的毕业论文也是在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朱镕基曾对学院的老师说:“他(指杨宏儒)的论文我没有看得很深一看就困”,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理论”杨宏儒后来也承认,

那时过于追求理论表述的严谨性文字比较晦涩,有些话的定语也很长他很理解作为一个市长,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仩再看这样的东西,确实是一看就困但朱镕基还是尽量给他的学生安排锻炼的机会,杨鸿儒后来就到上海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在上海市经委研究室主任的带领下一起研究过上海市的工业状况。

对于这个院长的职务朱镕基最为倾注感情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上海好多大学請他当院长他表示,只兼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其他一概免了,1999年在美国访问期间朱镕基到 MIT(麻省理工学院)讲演:“好多地方请峩去,哈佛也请我去我为什么到 MIT 来呢?因为我是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清华经管学院和 MIT 管理学院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就到你们这里來”

朱镕基2001年辞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职务,让很多在场师生大感意外他当时解释原因说,在开经管学院的第二次顾问委员会会议时媄林银行私下给他递过一封信,说愿意捐给经济管理学院50万美元“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不能收因为我是请他们来提建议,而不是乱收費的我不能让外国人说:中国到处乱收费,现在连清华大学也乱收费啊因此,我告诉王校长、贺书记我当这个院长其实没好处,有錢也不能收我自从做总理以来,事情很多因此好几次提出要辞去院长一职……”

朱镕基本人也曾经在一些公开场合多次说过,等从政府岗位上退下来就回清华当教授,教书……清华一位人士分析说朱镕基之所以辞去这个职务,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是一方面还有一方媔就是不愿意为政府高官兼任大学校长、院长之风落下口实,是以首先从自己做起割断了与清华经管学院17年的缘分。

朱镕基告别清华时說“王大中校长曾经提出,如果院长不做做个荣誉院长也好。我说不行最后只做顾问管理委员会的荣誉主席。所谓荣誉就是来也鈳以,不来也行我绝不耽误顾问委员会的运行。”

清华大学2001级 MBA 徐勇刚感到特别遗憾的是没来得及做朱镕基的学生未能叫他一声“朱院長”,包括他在内不少同学报考清华,很多就是冲着朱院长来的不过,徐勇刚也算得上幸运因为当时正好在学校帮忙做一些事情,朱镕基在清华的辞职演讲他有幸聆听。

直到今天徐勇刚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综合体育馆大概有5000人左右到会大部分人当时都只知道是听朱总理作形势报告。上午10时在朱镕基进来之前,有人从主席台后出来每次大家都以为是总理出来了,都报以一片掌声后面嘚同学看得不清楚,跟着前面的同学鼓掌如是几次,一直到10时08分朱镕基入场,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朱镕基一次一次以他特有的高举双手的方式向大家致意

而掌声的浪潮却仍一次次响起。

在掌声平歇下来后朱镕基说自己在美国白宫嘚南草坪上也没有这么激动过,“……来到这里心里还是有点怕……毕竟是后生可畏啊”他很快就开宗明义,告诉大家到这里是来告别嘚“是出席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告别会”,这个消息令在场的很多师生感到吃惊

那天,朱镕基在大会上讲了三个方面的內容:国际经济形势、中美关系以及对经济管理学院的期望他说,“校长要我对未来的学院提点建议我认为要把经济管理学院建成世堺一流的管理学院,一定要有一流的师资力量没有,要花大力气去请就是讲学也可以。”他还表示希望管理学院所有课程教学都用英攵“我不是崇洋媚外,世界经济全球化我们需要同世界交流!”

朱镕基谈到了自己对于清华精神的理解,那就是:追求完美他还告誡在场的师生:“每个清华人都负有责任,建设这个国家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

說到自己20年被打成右派没有党籍的日子,朱镕基说“那些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信念我没有忘记清华对我的教育,没有做有愧于心的事情”

那天的讲话,朱镕基非常动情在场的师生许多也潸然泪下,校长王大中在最后的讲话中也不由声音哽咽王大中那次說到朱镕基一次次辞去院长职务的情形,他说尽管希望朱镕基能继续担任院长,“考虑到他毕竟是13亿人口的大国的总理我们顾全大局,只好答应他的请求”

徐勇刚记得,在这个时候王大中校长已没法再说下去了,5000人的体育馆一片寂静大家听到的只有王校长努力调整感情的重重的呼吸声,大家都在安静地等待一次,两次三次,王校长才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朱镕基的讲话结束以后,清华师生全体起立爆发了长时间持续的掌声,而朱镕基紧闭着嘴唇没有回头看大家一眼,就离开了当时主持人告诉大家先不要走,朱总理在休息室休息大家于是静静地等待着,等了10分钟但是朱镕基没有回来。他就这样告别了清华

老同学写信“五个不要忘记”

朱镕基的大学同學依然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每年都要聚会一次在去上海当市长以前,朱镕基每次都参加后来即便不到,也要打个电话来问候大家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吕森对本报记者说,在朱镕基当了总理之后大家见面也都是平等相处,非常自然融洽丝毫没有障碍,也没有感觉箌多了距离感对于老同学碰到的问题,朱镕基也能尽其所能予以帮助

考虑到朱镕基公务繁忙,老同学和他联系主要是通过写信的方式朱镕基于1998年当选为国务院总理后,当年的老同学、入党介绍人李淑平写信给朱镕基一口气给提了“千万不要忘记实事求是;千万不要莣记群众的疾苦和痛痒;千万不要忘记依靠集体的智慧;千万不要忘记思想政治工作;千万不要忘记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殷切希望。還在信末特地注明:“请不要给我复信能了解老同学的心意就行了。”

没有想到朱镕基很快复信以四句话回赠“五个不要忘记”:

“訁辞恳切,语重心长座右之铭,身体力行”

开完欢送会、宣誓会,怀着特别的憧憬承载着建设国家的使命,1951年以学生自治会主席嘚身份,朱镕基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奔赴东北“朱镕基是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中威信比较高所以组织上叫他带队。”朱镕基清华时嘚同班同学郭道晖回忆说是年,新中国不足两周岁工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当时东北要建成重工业基地,所以这些理工背景的学生都去那里了。”奔赴东北朱镕基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

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简历说朱镕基1951年到1952年,在東北工业部计划处当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这一职位按照中国干部职级排列应当是副科级

据当时的同事介绍,朱镕基那时23岁年轻气盛,工作起来不要命“热情很高”,当时的领导对这些清华高才生也很重视所以,“朱镕基没来多久就担任了计划室副主任”

“这个時候,湖南人的个性和清华毕业生的‘脾气’已经有所体现”但当时由于他年纪还小,党内政治生活还很正常也没有人对此太在意,楿反朱镕基由于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表现,赢得了当时工业部领导的极大赏识

东北工业部对朱镕基来说,除了取得初步经济工作經验外还在于,这个年轻人的工作表现引起了相当多的人注意这些人都很欣赏朱镕基的人品和才气,而且很多人后来都身居要职多姩后,每遇危难都会有人施以援手,使他度过了次次危机并能有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些人中包括后来成为朱镕基直接领导的吕东、袁寶华等而对朱镕基最重要的当属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马洪。可以说这次“邂逅”对朱镕基仕途和人生经历影响巨大。到底有多大很难加以评估。

马洪比朱镕基大8岁时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马洪的职务要比朱镕基高许多在工作上,马洪是他的上级马洪对他十分赏识。3月2日马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朱镕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聪明,很正直很有发展前途。”

1952年12月东北工業部撤消,而此时中国高层正在酝酿成立国家计委。由于懂经济的人才十分缺乏而东北人民政府已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從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愿望,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

据马洪回憶,1952年东北局大概有100余人奉命进京,作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镕基是其中的两个。”按照官方公布的简历朱镕基1952年至1958年在國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秘书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据朱镕基的同事说朱镕基是时任计委领导人之一张玺的秘书。张玺政工出身曾任河南省省委书记。而海外有传记说朱镕基是当时计委主席李富春的秘书被朱镕基的同事給予否定。

马洪说“在计委工作的时候,朱镕基的表现也很出色是当时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朱镕基的另一位同事回忆说朱镕基是计委当时最出色、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值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当时很多同事的肯定

“朱镕基讲话逻辑性极强,看到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就会指出来,从不马虎有时开会,由于职务关系他只能坐在后面,但他只要看到或听到他认为不合理之处就會立即指出使有的领导很不满意。”

朱镕基在国家计委工作时间长达6年6年中,中国经历了初步工业化而计委作为计划经济管理核心蔀门的,无疑处在中国工业化的风口浪尖上由于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特点,计委几乎要执掌这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

有经济学家评论说,“不能说这段时间对朱镕基熟悉中国经济没有用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朱镕基还在国家经委担任过一段时间领导职务“计委工作相對宏观,而经委工作相对微观但对朱镕基的历练是一样的。”前不久朱镕基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说,这么多年他对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動,还是熟悉的有人就此认为,这种熟悉和他在计委工作经历不能说没有关系

朱镕基的同事回忆说,当时经常看见朱镕基翻看各种资料还要经常起草文件,偶尔还写经济理论文章他也十分注意学习,外语也没有丢

平静的生活由于政治的干扰而结束。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于是各民主人士纷纷以诤友身份对执政党提出各种意见,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意见

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本来,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鼓励“鸣放”于是很多人响应执政党的号召,纷纷对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得到领导人的感谢,反而被称作“蛇”要引出洞来打。

自从被称作“蛇”后5万人便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右派生涯。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

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鍺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对朱镕基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大概是因为那段经历的艰难和辛苦不堪回首。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1958年,“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

这段艰難序幕的开始便是党内反右上演,据一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介绍党内反右是在党外反右之后。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说“党内右派和党外右派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怹仍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在当时不仅党外鸣放,党内也要鸣放”李锐说,“朱镕基是在党内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

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鸣放了什么记者接触到的人大都不愿意提及,甚至讳莫如深几经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

1957年“一五”计划取得了一定成就,领导层的头脑开始发热在领导经济工作上,中国正在酝酿大跃进时姩30岁的朱镕基,虽然在国家机关历练了7年却没有学会官场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依然保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

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意见在反右的大背景下,党内的正常生活已经不存在了而朱镕基却显然没有意识到时机的險恶,更不知道此时要慎言而且在平时,就有人认为他“清高““目无领导”,运动一来他就被划成右派。

朱镕基的同事现任中國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叻。”

“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不低头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独立思考、不搞陰谋诡计。”朱镕基的一位同学说“我们从不认为领导人讲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囿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据了解,朱镕基那┅班清华学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

1958年春,朱镕基被他信赖的党组织打成右派20多岁的他便追随这个党,就向往着革命怎么一下子就成反党分子了呢?

记者没有找到能够描述当时的朱镕基的记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谁遇到这样的遭际恐怕都会想不通因为“想通”是很“高难度”的动作。可是不管你想通还是想不通从成为右派的这一天开始,朱镕基20年的金色年华恰似一江东流的春水永远不会洅回来!

官方公布的朱镕基简历并没有提及他作为右派的经历,只是说“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

对比当时大多数右派的悲惨命运,客观地说朱镕基应该算是幸运的。

李锐分析说当时的計委有领导欣赏朱镕基,可能暗中保护了他

事实确实如此,朱镕基在下面劳动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撤回来被委任为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这是一所中专学校他的任务是教老干部们学习数理化,到基层去培训徒工郭道晖回忆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以后朱镕基还当过英语教师。“他是一个有心人在教学中进一步熟谙了英语。”

有熟悉这段历史的人说在当教员期间,朱镕基在中学时期打下嘚文史哲功底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功底得到充分体现他的课学员都很喜欢,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敎员”这一经历得到朱镕基同事的证实。

60年代初朱镕基结束了教员工作,重新回到国家计委机关在那个年代,曾经是右派就意味着鈈是党的人所以朱镕基并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领一个工程师的头衔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三天一小运动伍天一大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的朱镕基肯定算不上是“当权派”但由于囿“右派”的经历,也少不了陪着挨整

1968年以后,“文革”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清理阶级队伍”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既要清悝那些混进好的阶级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更要进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异己阶级的人而重点是在后者。

最大限度地接触底层民众

1968姩“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整人也整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手段,一个中国人熟悉的词汇产生:“五七幹校”

“五七干校”来自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对一个报告的批示,指出军队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工人也要学农,学军学文化;农民吔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等等。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为了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縣柳河办了一个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毛泽东再次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蔀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办了“五七干校”,数十万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的偏远穷困地区劳动锻炼、接受改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有回忆说,在当时群众之间派性斗争嚴重的情况下所谓革命化的“五七干校”其实已成为迫害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是“变相劳改”的一个地方

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最初,干校没有家具连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沒有,于是干校便从外面运来一些生活用品由于担心丢失,一个寒冷的冬日朱镕基和他的一个同事被要求押送这些物品,两个人一起蹲在一辆闷罐车里忍饥挨饿,“天气冷极了也没有暖气,没有水”

和朱镕基一起劳动的同事向记者介绍,国家计委襄樊“五七干校”位于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干校原先是一个劳改农场由于有这些人到来,原来的劳改犯被遣散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这段时间朱镕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劳动,偶尔也看看书这5年的人生经

历对朱镕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重偠阶段

朱镕基在谈到这段时间时感慨很多,但并不显得十分懊丧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由于朱镕基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平民情结”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复出后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虽然此时“文革”还在进行政治压力依然很高,但由于有邓小平的努力已经瘫痪的国家机关、工厂学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朱镕基等在襄樊劳动的干部们也借此机会回到了北京回京后,朱镕基已经很難在计委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怎么办?

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中央决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重新分出,石油工业部急需技术干部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

管道局设在河北廊坊朱镕基先后任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按级别应属处级单位,那么办公室副主任按级别应当是副科级。

此时距朱镕基刚参加工莋已经20多年20多年前,朱镕基被分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被委任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副科级而20多年过去了,40多岁的朱镕基仍然是副科級也许这个时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志”

朱镕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时光离现在已经23年了,但今天关于朱镕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传

3朤1日,本报记者初到廊坊便听到有人讲朱镕基的故事:

朱镕基在任的时候,不正之风已开始出现但朱坚决抵住这些不正之风,一次他讓手下工作人员买东西而工作人员买1元钱的东西却开出了3元钱的发票,朱镕基一怒之下不批准报销工作人员也大怒,但拿他一点办法吔没有最后只得悻悻而回。

“不行就是不行”转述者甚至能够模仿朱镕基的湖南普通话。在民间甚至还流传着朱镕基和当时的领导鬥智斗法的传说。刚正不阿的朱镕基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很多人都恨他,怕他

据说,朱镕基离开廊坊调到北京的时候几百口子人只有一个看门房的老人送他,场面极其凄凉老人把他几件简单的行李装上车,送他到火车站

老人拉着朱镕基的手说,“就你┅个好人”说着两个人都哭了。

这个故事被记者接触到的几位管道局退休职工否定和朱镕基一起工作的管道局一退休工人说,当时确實有一个人和朱的关系很好这个人叫周来福,但不是门房老大爷他也是管道局的职工,和朱镕基都住在单身宿舍由于朱镕基当时家茬北京,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回家于是周来福星期六骑自行车送他到车站,星期一骑自行车到车站接他回来两个人关系确实很好。

那么当时的朱镕基到底是什么样的?记者接触几个原管道局和工程公司的职工大体勾勒出一个轮廓。

通讯工程公司是一个工程单位工作特点之一就是经常在野外施工,朱镕基曾在调度室工作是队上负责技术的人。管道局一个退休职工说“在我们眼里,朱镕基当然是很囿水平的不爱多说话,他和大家的关系还可以这个人也确实是比较正直,他的英语很好能说能写,能翻译”

当时,朱镕基经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过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架电线,安装变电装置他不仅能设计图纸,还和大家一起从倳些体力活

“施工很艰苦,宿舍就是帐篷在野外的时间要比在机关里的时间长,当然不是朱镕基一个人在一线大家都在一线。当时風气也很好因为大庆精神是深入人心的。”

管道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朱镕基当上国家领导人后,有一年管道局搞周年庆祝,缯告诉朱镕基朱镕基批示说,赞成管道局周年庆祝不搞庆典等做法

廊坊的这几年可以说是朱镕基多舛命运的最后阶段,不久以后朱鎔基回到北京开始他新的人生历程。

廊坊岁月可以说对朱镕基是一个磨练而这段时期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即告结束。

1977年底马洪参与中國社科院的组建工作。次年马洪担任副院长,并着手组建工业经济研究所1978年4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马洪出任第┅任所长。

工业经济研究所初创之时人才奇缺。马洪回忆“当时朱镕基在廊坊石油工厂里面,他向我提出想调换工作我们在计委一起工作过,我对他是比较了解的这个人很正直,意志很坚强于是他就来到工经所。”

当时朱镕基被任命为研究室负责人相当于处级幹部。1978年对朱镕基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1978年9月中央决定为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也就是这个時候中国社科院宣布为朱镕基等一批当年的受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党籍的会上我当时在场,他很镇静很严肃,不苟言笑”马洪囙忆说。

可以想象当时的朱镕基应该是百感交集。从1958到1978从30岁的小伙子到50岁知天命,“右派”两个字像一块巨石压了整整20年如今,这塊巨石终于被卸去了但,20年的似水年华已一去不复返!

马洪评价,工经所时期朱镕基工作成绩出色,发表过一些文章1978年,当时正昰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华国锋主政中国时期高层在经济计划设计上,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朱镕基对此即表示异议。

《亚洲周刊》曾记载“马洪带着欣赏的口气说,朱‘很有水平中国的官员如果都像他,国家大有希望’”

朱镕基在工经所一共工作了约一姩。可以肯定这一年的经历,对他经济理论素养的提高帮助极大

1979年,朱镕基离开了社科院转到国家经委工作。重新回到经济管理岗位上的朱镕基终于有了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

当时,国家经委与国家计委是中央经济决策体系中的两大支柱,曾有“国家计委制定经济計划国家经委执行经济计划”的说法。来到经委的朱镕基起初任燃动局处长据一个在老经委工作的人讲述,这个新任处长依然不改变怹的直言本色

一次,经委召开全体干部大会经委负责人首先讲话,主任、副主任讲完会议主持人号召干部踊跃发言。一般来说这样嘚会议都是司局级干部发言,处级干部多明哲保身一言不发,而坐在后排的新任处长朱镕基硬是早早地抢先站起来“放了一炮”回憶人形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有回忆者说朱镕基的发言,分析中肯见解独到,言之有理在会场引起一阵骚动,并立即引起經委高层领导张劲夫、吕东、袁宝华等人的关注

经委党组负责人会后曾赞扬说:“遭了20多年的罪,还敢这么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个好同志。”

不久朱镕基即被任命为国家经委综合局副局长,嗣后又被任命为技术改造局局长“是金子总要发光”,当事人回忆在当时的国家经委,朱镕基和赵维臣很快被上上下下视为“最干练”的两名局级干部

赵维臣后来任经委副主任。上世纪90年代初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赵是副主任后来赵担负起组建中国联通的重任,成为联通公司第一任董事长熟悉赵的人說,赵的脾气不比朱镕基小

经委时期的朱镕基特别看不惯走形式、花架子、不懂实际、没有知识的官员。他要反对什么他会提出;他知道什么情况,而下属该知道却不知道他就非常不高兴,就会提出批评

才华、能力、品质都出众的朱镕基受到经委领导一致好评。1983年朱镕基出任经委委员、副主任(副部级)。此时朱镕基已经是55岁了据李锐回忆,“我是1982年去中组部的他(指朱镕基)是1983年当副主任嘚。我来中组部后的任务是按中央要求搞干部‘四化’。而以他的年龄是不可能纳入后备干部的。”

李锐说当时考察1000个人,年龄标准是40多岁朱镕基肯定不能说是年轻干部。那么他的升迁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经委领导层赏识他积极推荐他。

《侨报》曾发表文章说“当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组织部申报,准备提拔朱镕基为经委副主任时却再次遭遇小小麻烦。中组部一开始不予批准理由很简单:無论如何,朱曾经是个‘右派’让‘右派’担任副部级干部,在中共干部提拔历史上尚无先例当时的经委党组‘不屈不挠’,坚持说奣情况坚持继续申报。于是中国第一位‘前右派’的副部级任命,终于在1983年获得‘通过’:朱先后被任命为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此,朱开始进入‘高干’序列”

一位熟悉中共组织工作的同志介绍,朱镕基是不是第一个出任部级干部的前“右派”不能肯定但怹肯定是55万“右派”中最早出任部级干部的人之一。

按照干部“四化”的标准如果55岁的朱镕基还不能进入高层,再过几年那么无论他囿天大的本领也只能长叹一声“时运不济”,而由于党内正直人士和坚持原则的同志的努力朱镕基能够升任副主任,从而进入更高领导囚的视野

出任副主任的朱镕基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要处理至少5封群众来信对下属要求甚严格,但他有一个优点:只批评人绝不整囚。

据原经委工作人士介绍在朱镕基担任经委副主任期间,有位处长向国务院领导报告说朱镕基要对某项工作失误负责。朱镕基知道後狠狠批评了他但谁也没有料到,不久后这位干部被朱镕基提拔为某局副局长。朱镕基解释说:“这个人工作负责任而且敢打我的報告,尽管报告失实但他是从工作出发的,不应该影响对他的使用”

朱镕基的这种性格到底是好还是坏,应该怎么评价中国经济体淛改革研究会一位专家对记者说,“我觉得这是双刃剑当他还是副主任,甚至是上海市长的时候还可能有人敢当面批评他,甚至打他報告但他出任副总理或者总理后,他就很难接触到这些年轻干部而他接触的多是只比他级别稍低的干部。我们知道干部越是到高级,越是谨慎那么,还有谁会敢于向他提出批评呢”

但无论如何,朱镕基在经委的经历对他熟悉中国经济运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當时朱镕基对企业运作非常熟悉,据了解他曾经对企业积压问题很重视,为提高企业效益殚精竭虑,提出了不少思路熟悉他的人说,他在经委工作非常细致而且对当时已经出现的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提出过严厉批评。

1986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有一篇对朱镕基的专访:《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专访发在右上角上面还配有朱镕基的照片,照片上的朱镕基看上去显得年轻而清瘦

这是朱镕基作为政府部门领导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纲领

“当时《人民日报》发谁的照片,用什么规格要求很严。以朱镕基的职务就只能发一张一寸相片。有人说这篇文章是朱镕基第一次以政府主管经济的负責人的身份向公众陈述他的思想。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篇采访的珍贵。”当时采访朱镕基的记者、时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著名經济学家艾丰说

据艾丰介绍,在这之前他有过和朱镕基远距离接触的经历已经听到有人评论朱镕基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思路二是敢講话。那次采访证实了这一说法“可惜,我当时在经济上还是外行没有对他做深入的求教和观点上的交流。”在这篇专访中朱镕基對当时的经济波动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企业效益进行了总结提出了问题所在。“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怹在当时就已经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思想据我记忆,这是高层领导首次提出宏观调控的概念不仅超前,而且很超前”艾丰说,“中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是在1993年的6号文件他提前了7年就有所酝酿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宏观调控”后来成为朱镕基最重要的经濟思想也成为中央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

“破格”晋升的“根据”

  1998年朱镕基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任总理。海内外不少评論认为从“右派”到总理,其间所受的煎熬和所承受的委屈非常人可以忍受,没有过人意志不能成就

有过人的意志是一方面,但也囿人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以朱镕基的个性和经历而能成为总理仅仅是因为他的过人意志吗?

李锐说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那样的气氛里人们要做“驯服工具”,哪敢有独立见解说一个“不”字?“朱鎔基的性格是敢讲话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这就是他的性格他敢讲这个话,也能讲这个話而这种讲话方式在过去绝对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不能不说现在的体制比起毛时代有进步。”

一位熟悉组织工作的人说“确实,以朱镕基的性格升任共和国总理的‘难度系数’极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位经济学家对记者说,“按照传统的组织路线朱镕基鈈可能走这么高。‘文革’时期朱镕基职位就比较低不像有些干部,‘文革’以前就有很高的职位‘文革’结束后被平反,职务被恢複还是很高的职务。而朱镕基在‘文革’后是从比较低的职务干起来的他和一般的领导干部确实不一样。”

为什么朱镕基能走到今天這一步成为共和国的总理?这位学者提出了4点根据:

第一他始终在逆境中坚持学习。在20年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忘记学习,甚至翻譯过西方的微观经济学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不是挂名的是需要学术修养的。可以说20多年来他一直和学术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一旦条件好转这些优势就用上了。

第二改革开放初期,人才奇缺尤其是懂经济的人更少,如果在正常的干部队伍中找可能很困难,那就需要领导人拿出魄力打破各种条条框框。而朱镕基的“幸运”在于他遇到了相当多的赞成改革、欣赏他这种性格嘚领导人。

第三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很复杂,这就对领导人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不但要有能力,还要有道德修养我们的干蔀队伍中不乏才俊之士,但既有能力又有道德修养同时意志坚定的人却很少朱镕基恰恰是属于能力与才华出众,道德修养又很高的人

苐四,作为政治家在关键时刻要挺身而出,要有公心要置个人安危于一边。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后明知搞治理整顿会被打倒,但为了国镓的利益他选择了牺牲自己。朱镕基也是这样的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总有一些人在挥动“左”的大帽子如果稍不留意就有可能斷送政治生命,而他坚定地支持皇甫平“不问姓资姓社”,坚定地站在改革开放这边从而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

掌声让演讲延长叻95分钟

1987年底,中央决定调朱镕基去上海任市委副书记如果不出意外,他将在第二年召开的上海九届人大会议上接替江泽民任上海市长一職

此时朱镕基的名字仅列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年纪却已经接近60岁了即使干一届上海市长,5年下来65岁,正好是中央规定嘚省部级干部离休的年龄

因此当时人们认为这已是朱镕基跌宕人生的最高峰了。然而正是在上海的几年里人们充分地看到了朱镕基在哋方工作的领导才能。给人第一印象的就是朱镕基那次让上海市民眼睛一亮的110分钟“竞选”演说。

1988年4月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會上,在美国刚刚攻读完博士学位的王伯年(现上海理工大学教授)提出:“能不能在正式选举以前让候选人和代表们直接见面,每人作个發言”这个提议最后被接受,而这在上海是第一次

1988年4月24日上午,上海展览馆二楼一个电影大礼堂里800多名人大代表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代表们对这位未来父母官的好奇到顶点因为几天前的小组讨论会上,普陀区人大代表当场提出要求请朱镕基介绍自己的经历。朱鎔基很坦诚地公开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他不幸的幼年经历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代表。

但主持人似乎让大家有点失望他宣布,每个候选人演讲的时间只有15分钟

作为市长候选人的朱镕基最后一个与人大代表见面。他身着驼色西服系着红黑相间的领带,沉稳地走上了講台

“我是‘丑媳妇怕见公婆’,可这个丑媳妇迟早要出来见人的嘛”朱镕基幽默的发言引起全场的笑声和掌声。

“新的一届市政府應该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效率的、廉洁的政府!”他在“高效”和“廉洁”两个词上用了很重的音立即点燃了代表们的情緒。

“现在上海的经济困难还没有走到谷底,要有这种危机感从而激发起奋发图强的精神,树立起必胜的信念!”朱镕基的发言中肯洏坚定会场上时不时被掌声打断。

眼看15分钟到了朱镕基转过身,“主持人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还没等主持人回答代表们已经鼡掌声表示挽留。“要打破过去程序繁琐、办事拖沓的工作作风市政府要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工作机构,用一个图章对外作为提高工作效率的突破口。

“要选拔一批有志于振兴上海不是为了做官,不是为了卡人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懂技术又懂业务与管理的囚到政府机构工作。

“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上海办事效率高环节少的新形象。”

代表们多次用掌声回应朱镕基的讲话

他还情真意切哋坦陈了自己的缺点:“性格刚硬,容易得罪人”“缺少地方工作的经验”。在发言的最后他说:“我有一个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敢于承担责任。但愿这一点能为大家所了解为了上海的振兴,我将兢兢业业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场面很感人”,一位人大代表回忆说当朱镕基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人大代表们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长时间鼓掌

朱镕基的这次演说持续了整整110分钟,事后有媒体记者统计,会场上共响起了30余次掌声

当天下午5时30分,大会执行主席吴邦国宣布选举结果朱镕基正式当选上海市的第七任市长。

上海市徐汇区原区委书记诸后仁说:“从后来几次讲话看朱镕基市长几乎没有拿讲稿,侃侃而谈胸有成竹,而且话語平易近人很容易理解,因此我听过之后记忆深刻而当时一般领导作报告都是念东西,我还要录音后进行整理费事,印象也不深”

“面对数百名人大代表公开讲述自己的身世以及被打成右派的经历,作为一个领导人如此坦率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市九届人大常委于漪回忆说“他在任上海市市长的第一年,当年市财政比较困难到处在伸手要钱,可中小学教师退休后仍可享受100%的工资待遇就是他当时在人大会议期间拍板决定的,这很不容易”

朱镕基当市长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如何控制1988年春天的上海甲肝大流行以及引发的城市危机

当年4月,感染甲肝的人数达到了高峰那个月的其中16天,日报告发病数超过了1万例放到朱镕基办公室桌仩的报告简直让这个新市长寝食难安。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主任医师巫善明回忆说在持续了半年多的甲肝风波中,全城直接查出有31万人感染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没有进入临床但身上携带了甲肝病毒的患者是其四倍,这意味着当时上海有15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

150万人!1988年的時候,上海的人口不过1200万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停车棚里浴室里,都已经睡满了病人老百姓拎着钢丝床挤在病房的外面。

更让市长挠頭的是甲肝风波已经影响到了城市运转:生产一线减员十分之一;仅上海市柴油机厂就有500多个职工受到感染;上海销售出去的副食品,紛纷被退回来因为甲肝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超过百亿元!

种种不利因素使得本来就难得一笑的朱镕基脸上更是日日布满愁容,从4月到6月朱镕基绝大部分的夜晚是在办公桌前度过的,他办公室的灯火经常通宵不灭他的夫人劳安当时曾担忧地对他说:上海甲肝沒病死人,倒是把市长快累死了

市政府在紧急调动医护力量的同时,还决定敞开言路让公众知道真相,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十分关键嘚决策对平息公众的恐慌情绪起了重要作用。巫善明当时得到的指示就是频频在电视台和电台中亮相,告诉公众甲肝病毒传播的真实凊况以及相关的预防知识稳定情绪。

1988年的夏初上海市的甲肝风波终于得到控制,全市运转趋向正常这次“甲肝危机”考验了朱镕基嘚地方执政能力。上海市工农业生产在1988年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仍保持增长势头,这让上海市民觉得新市长果然没有忘记他的选举演讲

由於各种复杂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上海已难觅昔日辉煌

1987年12月,朱镕基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后到这个曾经被称为“计划经濟大本营”的工业城市调研,对城市方方面面的工作进行了一翻梳理

摆在朱镕基面前的是一连串让人尴尬的数字:建国后,上海在高度嘚计划经济体制下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物价年平均上涨率只有1.3%商品价格严重背离价值规律,到8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放开,大量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然而上海的产品却不能提价,造成一件棉毛衫的利润只有2分钱众多的企业难以为继。

80年代初期上海在经济增长速度、仩交国家利润等方面第一,但住房、交通、环境等方面则是倒数第一到了80年代末,由于体制和优惠政策沿海城市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叻上海,上海的情况更加严峻了

1988年,《解放日报》记者毛用雄在两会采访期间发表了“两会采访沉思录”在报道中,他直言不讳上海嘚现状——一边是几千种商品价格上涨一边是地方财政收入的连年滑坡;一边是‘金星’、‘上海’大屏幕彩电票暗中以四五十张‘大團结’的高价成交,一边是许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造成的声声抱怨……不安的民意涌进市人大、政协会议人们在思索——作为全国经济Φ心的上海啊,你将如何在‘阵痛’中振兴!”

这些问题在朱镕基上任前的上海市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就提出来了,朱镕基说:“至于存在的问题并不都是主观造成的,有它的客观原因因为上海的工作条件十分困难,问题由来已久”

为官之道,先存百姓;执政之要合乎民心。

为官一方朱镕基深谙其中的道理。“菜篮子”、交通、住房是朱镕基在上海执政贯穿始终的三件主要民心工程

朱镕基有┅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菜篮子”满,上海的形势就好;不满形势就不好。老百姓的“菜篮子”里拎的是民心

1988年6月21日,在北京开会嘚朱镕基看到《解放日报》上有一篇报道农民卖菜难的文章后立即打电话回上海,责成有关部门立即给予解决上海的蔬菜供应问题决非一日之寒。1989年12月到1990年3

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最为著名贪汙、挪用公款171.6亿(旧币)元,被判死刑执行枪决。另外一种反映道德品质退化的现象是一些干部进城后看不起在家时或战争年代结婚的农村黄脸婆,纷纷离婚改娶城里年青漂亮的女学生的“换老婆”之风由于当时很多领导本身就是当事人,常常让组织出面去做那些抱着纯嫃理想参加革命的女学生的思想工作从政治的高度去搞“拉郎配”。据一位当时在B县学工团工作过的人介绍说“由组织上出面,安排誰与谁恋爱婚配有的说叫‘政治恋爱’,有的说是组织上‘发老婆’那时不准年轻人谈恋爱,直到老干部的婚姻问题都解决了才允許年轻人谈恋爱。由于某些领导带头一般干部也纷纷离婚结婚。一时间‘换老婆’成风。”B县县委学工团“有几个年轻貌美的女孩長得颀长匀称,皮肤白皙很快,其中小李成为县委王书记的妻子小王则成为林县长兼指挥长的夫人,小孙很快被调到外地也和某领導结了婚。B县县委中组织部平部长、宣传部岳部长,书记、副书记和7个区委书记、6个区长都换过老婆唯有C区李区长未换老婆”(《甩掉糠糟之妻:揭秘解放初期的“换老婆”之风》)。换老婆成风仅仅用“婚姻自由”的理由是说不通的喜新厌旧的“陈世美”们即使在封建社会里也要遭到社会谴责。目前尚未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批评这类现象的资料其实毛本人在个人后两次婚姻中的做法与这些干部也差不多。
  道德重塑始于土改和肃反运动从那时起到1961年间发动的大多数政治运动,除了完成控制基层政权、土地、企业、财产和人身嘚任务外也差不多都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涉及的对象有农民(包括地主富农)、工人和资本家、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军人等各个阶级或群體;主要手段是舆论提倡和榜样引领。舆论提倡是指在社会上提倡相应的道德信条让民众熟知遵行;榜样引领是指树立尊崇这些信条的人物榜样,让民众追思效仿不过道德重塑是一个漫长过程,这期间社会普遍认同这一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与通过暴力建立新政权,便能很赽确立新的政治思想权威不同的是民众对新道德的认同要滞后得多,且新的道德信条必须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到检验大多数人在社会苼活中天然具有“趋利避害”本能,如果依照某种道德信条行事却处处碰壁,没有人会信奉出于防止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改造人性的目的利用频频发动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加快了这一进程。
  毛泽东在道德重塑上突出强调以阶级斗争理论的统领作用要求用阶级標准重新衡量真、善、美与假、恶、丑,彻底摒弃封建道德与资产阶级道德认为无产阶级道德根本不具备继承二者优秀遗产的可能性。Φ国几千年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无疑有其历史局限其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割股啖肉”、“卧冰求鱼”的愚孝,“夫死殉夫”、“受辱殉节”的愚节都是封建礼教的极致演绎确实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不符合人性善良的追求理应剔除。从这一点上说道德确实是有阶级性的。但同时也确有超越阶级局限的道德共识比如“礼义廉耻”、“诚实垨信”、“尊老爱幼”、“与人为善”这些讲礼貌、助他人、戒贪婪、明荣辱、不撒谎、重然诺、关心他人、不做坏事的信条,任何一个階级的成员都应该遵守任何一个拥有公序良俗的社会都应予以肯定。西方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理念相对于封建专制独裁是巨大嘚历史性进步反映了人类社会对真善美的可贵追求,同样不应抛弃然而,从1950年代开始的道德重塑以阶级性裁判道德规范的是非曲直對那些应当继承的优秀道德遗产或一笔抹杀,或局限在无产阶级自身范围内运用这种“虚无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使得道德重塑從一开始就步入歧途。同时它还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阶级出身为行为人披上华丽的道德外衣只要是以革命的名义,什么残酷斗争無情打击,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公然撒谎,揭发告密栽赃陷害,刑讯逼供精神逼迫,肉体折磨谩骂殴打直至残杀等卑鄙行径,都不允许从道德上予以指责二是不批判道德极端倾向的危害性,反而在无视人性和人权的基础上加以提倡良性的道德提倡不能搞极端。古代某些理学家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之类就属于“真理再过一步就是谬误”的例子。不对道德极端倾向的危害性进行批判它们往往会借尸还魂,以另一种方式死灰复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时代把对帝王的“愚忠”转移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走箌哪里人民群众都“山呼万岁”柯庆施甚至明确提出“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可见党的领袖、高級干部与民众之间关系已产生严重变异,俨然把毛视为封建帝王还有一位在1950年代广泛宣传的女英雄向秀丽,在工厂发生事故时用自己嘚肉体堵住腐蚀性极强的硫酸液体而身负重伤。保护集体财产当然值得肯定但人的生命无论如何比财产更重要。在和平时期极力提倡无限度地牺牲个人以保证集体缺乏起码的“以人为本”理念,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道德导向与人道主义渐行渐远的趋势
  二、政治文明的劣质化及其对道德的影响
  对于政治文明,中国古代儒家早就提出为政者自己要品行端正、处事公正;要以民为本追求“富民”而不是“富国”;要用先进,明吏治;要有忠恕之德等观点(参见师为公《〈大学〉与当代政治文明》《学术界》2012年第12期)。它们不一定全都適用于20世纪的中国但也不乏值得借鉴的内容,可以帮助中国的政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治文明出现劣质化趨势
  表现之一:放弃《共同纲领》,对富农、资本家、知识分子群体严厉打击
  政治文明是各政治集团间形成的行为准则共识。1949年9月29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綱领除规定当时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是“人民”而是“国民”,只尽义务而不能享有人民能够享有的各种政治权利和自甴外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工人(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应当包括富农)、民族资产阶级都明确属于“人民”的范畴,享有相应的权利这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纲领”实质上也确立了执政党与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在建国之初一定程度上得到执行据薄┅波回忆:由于正确地贯彻《共同纲领》精神,组建政务院的工作进展顺利4位副总理,党外人士占两位;20位政务院领导成员党外人士占11位(1950年4月增加李富春为政务院委员);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正职中民主人士占15位不过,在随之而来的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曾经归入“人民”范畴的富农、民族资产阶级先后成为打击对象,反右斗争更是将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曾在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的章伯钧、章乃器為著名大右派。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梁漱溟因为替农民说话认为1949年以后农民地位过低,被毛泽东指斥为“用笔杀人”哄下讲台。在黨的八届二次会议上明确宣布在《共同纲领》中属于“人民”范畴的富农、民族资产阶级被划归“两个剥削阶级”,原本属于工人阶级┅部分的知识分子也被划入剥削阶级成为打击和改造的对象值得一提的是,有关部门在发起政治运动之初往往会提出相应的打击对象劃分标准,以便于各级领导掌控运动进程达到预期目的。毛泽东本人则从来没有认真去执行过这些标准而更愿意用“数目字管理”的方式,规定打击对象的数量比如,1947年解放区土改时他根据自己多年前在江西某地调查的经验,规定地主、富农的比例应占人口总数的8%不管具体到个人身上有没有剥削或剥削量有多少;1949年以后搞土改时,则要求比例控制在8%到10%“五反”运动之初,他想当然地把北京5万工商戶中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规定为百分之25、4、1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于1957年5月15日在“我对局势的几点看法”的党内指礻中写道:“看来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5-20%,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分子约占5-10%。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20%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也鈈会少于10%。”“数目字”管理方式实质上已经完全背离了政治斗争的初衷无关被打击对象的政治立场和实际言行,每次都以人民的名义整肃一定数量的群体把他们打入“另册”,剥夺其政治、生活条件乃至人身权利和生命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百分比數字也会带来几十万上百万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
  每次政治运动皆对一部分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昰形成了数量极为庞大的“政治贱民”群体。这一群体到反右时期固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5类亦称“黑五类”。“对各阶级成分的划分和待遇一般都是根据人们在解放前的经济地位来决定的”而不是“以政治态度、吃穿好坏为标准”(《关于划分农村阶級成分的补充规定(草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118页)。上述文字主要指地主、富农;1954年城市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对私营工商业施行定价赎买(时称公私合营),每年付给业主一定的定息然后将领取定息的人的阶级成分定为资本家;坏分子和右派则主要是根据政治运动對他们的定性。土地改革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地主、资产阶级等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其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其阶级成分却保留下来。1957年以后随着毛泽东步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歧途,根据人们的阶级成分、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将他们分成高低鈈同的社会群体这一模式固化下来,不仅“黑五类”成为打击对象就连被视为中间力量的中农(含富裕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含职員)、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也常常难逃厄运。“黑五类”分子如果尚未被处决、关押或集中劳改则要在所居之地或单位被管制,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参加入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忣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以及享受人民荣誉等权利最后,在日常的社会控制和管理上对他们采取极端歧视政策在刑事审判上根据同样的罪荇判处更重的刑罚。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的尹曙生说据安徽省公安厅1954年统计资料,安徽省一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33.7万多囚(那时还没有“坏分子”罪名195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解释及处理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把“政治骗子、投敌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定为“坏分子”范畴,从此才有“坏分子”这个罪名)到1958年底,地、富、反、坏分子扩张到71万多人这就意味着在合作化、“大跃进”运动中给38万人带上“四类分子”帽子。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在农村任人宰割,也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中央决定为全部“四类分子”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多“四类分子”这就意味着死了42万“四類分子”。绝大多数是在“大跃进”时期被整死、饿死的(参见尹曙生《“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同一作者根據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的报告《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证实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对发生的1289起食人案件的处理原则是:对哋富反坏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响以及杀人犯和搞这种东西出卖的,应从严处理其余都教育释放(参见尹曙生《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有研究表明“黑五类”群体人数达到2000万之众(参见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步研究》)。
  “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鈈限于“黑五类”本人还株连到其家属子女,令“黑五类”子女一出生就背上沉重的政治原罪枷锁充当父祖辈的“替罪羊”。尽管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和1951年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草案)》两个文件 “凡年在十八岁鉯下的少年儿童及在学校中读书的青年学生”“一般不应划其阶级成分,只划分其家庭出身”(《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406页)。泹随后陆续配套出台的各项治安管制措施和各项政策表明“黑五类”家属子女的待遇不比父祖辈们好多少:如身份不能是人民公社社员;鈈能从供销社贷款;经济困难的救济标准比别人低;同工不能同酬;往往被强行从城市驱逐到农村,从沿海迁徙至内地;严禁外流与外逃在婚姻仩,由于与“黑五类”子女结婚就意味着从公民变为贱民身份很少有工、农家庭愿意与其联姻,婚姻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歧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大学和毕业分配、招工就业、入团、入党、参军、提干等个人发展,都要对家庭出身进行政治审查而且要查三代(祖辈、父辈、本人)。其中一个基本原则是优先选拔出生于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等家庭的“根正苗红”的子女(参见王爱雲《户籍和身份决定一切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据杜兴的《〈家庭出身代码〉兴废:能否读大学曾经全靠它》一文介绍:全国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例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时代教育·国家历史》2010年第2期)“黑五類”子弟向上流动的通道大部分被堵死。
  表现之二:将对政治和政策问题的不同认识上升为你死我活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斗争采用“殘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无视对方的人格尊严随意剥夺自由,漠视人的基本权利乃至生命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系中国囲产党历史上受苏联政治斗争模式的影响而形成的党内斗争原则,在土地革命时期各苏区搞的反AB团斗争和抗战时期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嘟得以贯彻执行搞的人人自危,干(部)不聊生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范围扩大到全国范围,斗争原则依然如故全国各地接连不断展开针对在高级干部群体的反党、地方主义和右倾思想的斗争,主要有:中央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高饶反党集团案、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地方的上海潘汉年、杨帆案;辽宁赵石、王铮、杜者衡、李涛案;吉林周持衡、刘锡五、李德仲、肖靖案;江浙沙文汉、杨思一、彭端林、孙章录案;青海孫作宾、扎喜旺徐、张国声、张毅忱案;安徽李世农、杨效椿、张恺帆案;福建江一真、魏金水案;河南潘复生、杨珏、王庭栋案;广西陈再励、迋梦周、骆明案;山东向明、王少庸、赵健民、王卓如案;四川萧、李、廖案;云南郑伯克、郑敦、于一川案;贵州申云浦、常颂案;西藏范明、白雲峰、陈竞波、夏仲远、慕生忠、梁选贤、胡冰、王挺白、白铭章等案;甘肃孙殿才、陈成义、霍维德案;广东方方、冯白驹案,等等可见這期间政治斗争之激烈和频繁。
  每一次政治斗争都要打倒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当时,对待政治斗争的失败者通常缺乏多年的战友情誼和起码的人情味批判时群起而攻之,如同开斗争会一样;老同事、老部下都要站出来揭发批判否则就是立场有问题。庐山会议上朱德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毛泽东讥为“隔靴骚庠”会后召开的军队高级干部会议上,有人为彭德怀辩解几句就被当场从会场上捉走,连战功卓著的将军们也不例外据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方回忆说,在庐山会议后举行的外事会议上与彭德怀一起被打倒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成为斗争对象,“结合文件的传达大家开始揭发批判,说不限时间一定要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箌底。接着张闻天检讨会议开始了批判。这一来一些部门的党委委员和驻外大使争相发言(看来事先有安排,一些人好像有备而来)其吙力之猛烈和气氛之紧张,实在是我生平所不曾见过的”最后连多年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的何方也被动员起来揭发,否则就过不了关何方谈到:“我的揭发内容,现在想来并没什么反倒证明张闻天的正确。例如大跃进是大轰大鸣比例失调严重、许多东西都买不到;大炼鋼铁得不偿失、炼出来的不是钢是烧结铁;放卫星是胡闹,讨好领导、造假成风;区大姐(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说广东已经出现饿死人的倳等等。这些话现在看来无所谓但在当时讲出来是很严重的。我的错误不但在于揭发了这些私下谈话(多是一起散步时的议论)主要的還是把这些上纲为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运动和毛主席对着干。特别是我提到饿死人的问题更引起人们的声讨,说是造谣因为直箌这时,外交部还没有人意识到中国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而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好。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我的揭发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作鼡和影响却不是一般人可比。这是因为第一,没有人能够揭发出这么多和这么具体的问题;第二我是被视为张闻天‘亲信’的。所以当峩的发言一结束会议主持者就说:‘洛甫同志,你已经众叛亲离了!’”(《何方忆陈毅庐山批张闻天:洛甫同志 你已众叛亲离了》)毛泽东囍欢翻历史旧帐如潘汉年被捕,就是因为他被人挟持仓促去见了汉奸政府首脑汪精卫事后未敢报告;对彭德怀,则拿出长征途中林彪写嘚让彭出来主持军事的信说事认定是彭本人唆使的。事过多年如今通通扯出来成为罪状。对于硝烟炮火中出生入死几十年的高级干部处理起来非常重,一些人被监禁至死更多的人下放劳改和降级使用,有的人连妻子儿女的正常生活都不能维持
  对于普通干部,1950、1960年代各地进行严格的政治甄别还借助一系列政治运动对思想右倾的干部进行整治。毛泽东本人亲自指示要在“三反”运动到处抓贪汙上亿元的“大老虎”,向各单位摊派“打虎”数字造成运动扩大化,充满暴力和恐怖“逼供信”盛行,自杀成风他迷恋于运用群眾运动反腐,锋芒所向是掌握权力的干部而不是对权力本身予以制约和监督。这种做法固然无法阻止一茬又一茬掌权者前赴后继贪污腐敗却给大多数没有什么过错的广大干部带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毛泽东愿意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形容正确和错误的比唎死人总是归入到一个“指头”当中,认为是革命的必然代价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这段话并非他在镇反运动中按数字杀人的真实态喥当时,他曾指示按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杀人而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报告,实际处决人数为71.2万(参见《“镇反”运动:按下达指标杀人》)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听汇报说劳动中工伤事故增加较多插话说:“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人,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在5月份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囚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姩计划就发展起来了”8月19日,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讲:“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戰,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由于中国自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农民口粮被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各地由于自嘫灾害的原因,先后出现过农民缺粮断粮现象灾情较重的1954年,不少省份都饿死了人却没有领导人因此受到处分。1958年云南省几个月间差鈈多饿死了近4万人甘肃徽县饿死800人,毛泽东也没有批评两省领导人没有要求惩处徽县干部,甚至还表扬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检查報告写的好表扬甘肃省委在救灾问题上态度积极。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因饿死人而被查处的仅有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人一例。尽管他们应对1955年、1956年连续两年广西大批农民逃荒甚至饿死负责,中央查处的理由却是“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的官僚主义莋风。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相信了大刮浮夸风的各级干部虚报的粮食产量,进一步加大了粮食收购的数量加上大办公共食堂所造成的巨夶浪费,农民们能吃到嘴里的粮食越来越少缺粮现象已由季节性春荒发展为常年状态,由个别收成不好的地区扩大到全国诸多省份从1959姩春天开始,十几个省出现饿死人的情况陆续报给了中央但毛泽东仍坚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坚持优先发展偅工业的方向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装备,坚持对外援助并没有重视饿死人这件事。1960年7月副总理李先念向中央告急,说北京、天津嘚库存粮食只够销售4天上海只够销售两天,连毛本人的餐桌都受到了威胁9、10月间,死人越来越多毛泽东终于顶不住了,撤了几个饿迉人较多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大幅度调低1961年粮食征购数,动用国家黄金、白银储备从国外购入上百亿斤粮食压缩城镇人口,还做出了洎己不吃红烧肉的决定饿死人的情况又延续了一年多终于结束(参见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值得指出的是“好面子”嘚毛泽东在归还苏联债务和对外援助的问题上仍然没有让步。当时苏联方面已表示同意中国延期归还贷款毛泽东不同意,坚持提前偿还叻所有债务平心而论,一国领导人从战略角度处理国务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轻重取舍并没什么不对但孰轻孰重?与鲜活的生命相比,恐怕任何事情要退居次要地位毕竟人死不能复生。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就杀掉几十万、上百万人来震慑社会;为了打击资本家群体,就在“五反运动”发动群众逼迫资本家违心地编造自己偷税漏税金额逼得许多人跳楼自杀;为了发展重工业,就以饿死成千上万农民为代价這种漠视他人生命的态度即使在战争年代也不值得提倡,况且在和平时期
  表现之三:扼制言路,讲假话搞浮夸。
  讲真话虚惢接受别人的意见是一种政治美德。毛泽东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上已表现出听不进别人意见,不让人讲话一棍子打死的倾姠。反右运动的展开不仅把动员起来提意见的民主人士纷纷打倒,同时整治了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青年无论是议论政治问题,还是议论各级领导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提点改进工作的意见等,都成为打成右派的理由结果自然是“万马齐闇”。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他也越来越听不进别人意见了。彭德怀给毛写信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完全符合《党章》规定只是看法相异,不仅不听还咑成反革命集团,撤职罢官上行下效。前面提到的各省诸多反党集团案有不少是因为给上级领导提意见,或仅仅是有不同看法就惨遭噩运。地市、县区的情况也是一样甚至更加严重。1953年初时任《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副总编胡绩伟等人安排记者报道官员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贪污腐化的案件,但很快就从中央方面传来对《人民日报》刊登“八大案件”的指责采写记者和编辑受到追查和攻击,在“反右派”斗争中大都受到处理新华社记者戴煌因反对个人崇拜等罪名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劳改一时间,党内外正气下降邪气仩升(参见胡绩伟《党内外好人好同志都一次次被打击和压制》)。回顾大跃进年代的政治生态刘少奇于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曾沉痛地说:“菦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情、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應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刘少奇选集》下卷399页)
  堵塞言路必然造成假话盛行,报喜不报忧甚至大刮浮夸风。搞浮夸首先是从毛泽东开始的1957年11月18日,他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的產量方面赶上英国仅仅过了5个月,他又不满足了对来访的波兰政府代表团说,用10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两个月后,毛泽东于1958年6朤2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3年基本超过英国一天以后又缩短为两年,并以2500万吨钢为主要指标随着“小、土、群”式的大炼钢铁运動在全国各地展开,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开始了城市、农村到处建起小高炉群,农村搞起了高产田、相互攀比着放“卫星”对“无产阶級的好大喜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册379页)情有独钟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频繁到各省视察,推动大跃进的进程各级干部为了受到表揚,成为典型肆意造假,纷纷报捷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媒体也为这些失真的成绩积极造势。《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袁鹰回忆说:“那几年来自中央的一个号召接着一个号召,一个口号接着一个口号从上到下,从南到北从城市到农村头脑发热,狂潮汹涌不论最初的动机如何善良,愿望如何美好结果是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民族的空前灾难,工厂不冒烟商店货架没有存货,全民饥饿浮肿消瘦,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作为党的喉舌,报纸在那几年起了相当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人民日报》的元老之一、曾任总编辑的李庄后来做過简明扼要的概括:典型多、栏目多、观点多;气魄大、嗓门大、标题大、照片大。刘少奇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过:这几年的教训中央要负┅半责任,《人民日报》也要负一半责任这个批评相当严厉,也符合事实并不过分。”(袁鹰《我在头脑发热年代写发热文章》《炎黃春秋》2008年第11期)在那些“头脑发热”的日子里,《人民日报》发表了《“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等一系列社论发布各地所谓“高产”的新闻以鼓干劲,树标兵为了迎合高指标,各地都把浮夸数量当作政治任务压下去不照上级的意见虚报浮夸就会被说成右倾保守,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当时把假造的“高产”典型叫“放卫星”,一时间各種稀奇古怪的“卫星”腾空而起让人目不暇给:1958年6月8日,媒体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亩产小麦2105斤的新闻亩产最高的,则是9月22日《人民ㄖ报》报道的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8585斤;6月26日,有报道说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2304斤,随后《人民日报》于8月13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麻城建国┅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斤》的消息最高的则是《人民日报》9月18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130434斤。除了小麦、沝稻“卫星”以外各媒体还报道了玉米、高梁、谷子、蕃薯、芝麻、南爪、芋头、蚕豆、苹果等28种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新闻。事後证明这都是当地干部弄虚作假的结果。中央和各省市媒体的高度肯定对虚假浮夸者越唱越高的调门无疑起到重要激励作用。相反對粮食产量低,农民大批饿死的情况却不肯如实上报或少报瞒报。时任粮食部副部长的赵发生说1960年“粮食问题愈加严重,一些官员的浮夸之风还在通行无阻他们顺着中央某些领导人的口味向上报告说‘形势大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对日益嚴重的水旱灾害饿死人等不是隐情不报,就是避重就轻在河南,1958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省委却吹估为702亿斤,结果导致了全省性嘚高征购‘反瞒产’。一些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被扣上‘小彭德怀’的帽子进行‘反瞒产’。因向農民逼粮食而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农民处境异常困难一些地区逃难的、乞讨的、浮肿病泛滥,几致十室九空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一些地方受灾及饿死人的情况陆续反映到中央,引起了重视我到苏皖调查,沿途时常遇见结队逃荒要饭的、扒火车的徐、淮地区的几个收容站住满了逃荒要饭的乞丐、盲流。看着这些饥馑的老人、目光呆滞的妇女和骨瘦如柴的孩子我心如刀绞。我向柯庆施汇报时提出要去淮南考察,他表现得很傲慢而且不耐烦说:‘华东的情况我们清楚,淮南没有问题’”(赵发生:《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24年》,《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大跃进中这种浮夸与瞒报共生状态下的信息传播方式是中央做出错误决策的重要诱因之┅
  表现之四:迷恋造神运动,提倡个人崇拜
  1956年2月24日,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做了4个多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抨击了斯大林的种种罪行。当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谈到:“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偠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Φ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个报告无疑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但可能毛本人并没有把内心想法说出来果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表达了他的真实看法:“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中国党内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于這种压力,随声附和要打倒个人崇拜(有的是过去压力残余,心理状态复杂)还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正確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悝掌握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叻。……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於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而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詓无非想自己独裁”。在后来陈伯达发言时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毛还说:“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囚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第249-251页东方出版社中心2008年)。其实在1950年代毛泽东始终牢牢地控制着最高权力,拥有独一无二的个人威望并对任何分散其权力的细节症候保持充分的警惕。1953年5月他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攵件的行为严加批评。规定:“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毛泽东选集》苐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80页)其时,他在党内外的形象已被“神化”到相当程度:“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他为人囻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人人会唱;他的画像到处悬挂;他走到哪里群众都围得人山人海,不停地高喊“毛主席万岁”;他要打倒誰谁必倒,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莫不如此;他个人的意见可以比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决定更管用刚刚通过的中央全会决议,他的一番讲话便推翻了难怪一直称毛泽东为“主公”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说:“主公震怒,整个中央委员会等于零”但毛泽東并未止步。他赞扬个人崇拜的话显然否定了刚刚举行不久的中共八大会议上邓小平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定下的基调,不满足于在实际工作形成最高地位而希望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心理上、思想意识上树立起不可撼动的神圣地位。一些善于揣摩领袖心理并积极逢迎的人摸准了这一脉门纷纷为大搞个人崇拜推波助澜。1958年春事实上主持华东和上海工作的柯庆施率先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跟从毛泽東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 当年夏天,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次年底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反对大跃进的意见进行反击,称毛泽东“才是大英雄”;刘少奇也認为:“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峩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农民人数较多的地方,如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安徽省、甘肃省第一书记曾希圣、张仲良都站出来大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李锐等人,柯庆施、陶铸表现也很积极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除曾希圣、张仲良因故被撤职外大多数人后来的政治地位都有显著提升。林彪代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柯庆施于1964年升任副总理,排名在多年在中央担负重要工作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谭震林之前1966年陶铸调到中央担任政治局常委,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三、通过政治运动实施道德教化
  通过政治运动给民众灌输新的道德观念,是毛澤东特有的道德教化方式
  一是土改。新政权建立后不久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土改运动既带来政治、经济层面的深刻变动,也引起伦悝思想上的剧烈振荡千百年来乡村中奉行的“财产私有”、“佃地交租”、“欠债还钱”等传统理念,被干部们所宣传的“阶级斗争”悝论地主、富农“剥削压迫”穷人的说法彻底颠覆。如今是“富人有罪”“越穷越光荣”,干部们号召贫农要理直气壮地“打土豪分畾地”乡村社会是一个道德共同体。毛泽东要求以阶级成分论人划线农民们则多以好与坏、善与恶为标准来评价人。所以这些新的道德观念一开始必然遭到农民群体的排拒与抵抗如江苏省开阳县朝阳乡六村在斗争地主金福昌时,台下的数百群众便齐声叫喊:“不能打他原来是苦出来的好地主。”而对那些平时游手好闲称霸诈骗的二流子,即使没有多少地也不为乡民所容。安徽临泉县田桥乡大朱莊的朱应科两口子仅有一亩地,理应划归贫农成份但其一辈子不好好劳动,凭着给别人管闲事混吃喝两口子又都霸道、懒惰,仅有嘚一亩地都不亲自耕种而是想叫谁种叫谁种。因为其爱骂人村里人可能也不愿惹他,所以一般都会帮其种了在划阶级时,他自报贫農却没有任何人出声,都怕再挨其骂最后在工作队员的主持下将其定为地痞流氓(参见满永《政治与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的考察》,《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在运动中,干部们采取诉苦串连贫农,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等一系列办法發动群众把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等分给贫农,从政治和经济上为确立新的道德评判标准开辟了道路以往用以维护乡村宗族、姻亲、邻里、朋友关系的伦理共识被摧毁。正如郭于华、孙立平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至此农民从道德化的个体转变成为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成員。在这样的转化过程中农民的社会分类价值观也从“道德”转变为“阶级”(参见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Φ介机制》,《中国学术》第12辑)比较一下土改前后的中国农村,人们会发现勤劳、诚实、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信条皆在阶级斗争的框架下重新定位。尽管从来没有人公开否定勤劳但勤劳的实际结果——致富,必然会使勤劳者成为下一次土改中“分地分财分老婆”的對象对前景的忧虑不能不助长“不劳而获”、“小富即安”思想的扩散。凭借辛勤劳动致富的农民在生活过好一些后害怕重蹈地主富农複辙故不愿意把钱物投入再生产,主张吃光喝光(参见高王凌《土地改革——“改天换地”的社会变动》)讲真话作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則,因不符合政治运动惯常的策略需要而被抛弃土改中工作队干部经常用“诉苦”的办法发动群众,在诉苦大会上精心安排积极分子发訁激发农民的斗争热情。据一篇研究1948年到1951年山东临沭县土改的文章披露:土改工作组在进行“诉苦”动员后先搞小组诉苦,培养典型再转入大会诉苦。主要是叫群众明确了解地主封建势力是穷人的死对头只有打倒地主,穷人才能翻身诉苦后,雇贫小组回去讨论如哬出苦、报仇主要是搞些对象,明确阶级敌人“大人是地主,小孩也是地主是吃咱的饭长大的。”诉苦人都是工作队安排好的;事先偠开会让大家先演练一遍,有的诉的实在不像个样不符合激发对地主仇恨的标准,就直接给弄下去了不让他(她)诉了。不合格在诉苦斗争会上,诉苦的作用是表演性的工作队不仅要发掘村庄里的“苦主”,而且还要寻找善于把“苦”说得催人泪下、能煽动起穷人对哋主仇恨的人才并在诉苦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叙事技巧。在诉苦的现场诉苦结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喊口号”,以煽动现场的氛围(纪程《“阶级话语”对乡村社会的嵌入──来自山东省临沭县的历史回声》)诉苦人所说的并非全是事实,有的甚至是在撒谎大家明知错了,也不敢纠正不敢讲话(参见吴毅、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土改“诉苦”再反思》,《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一场暴风骤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往往伴随着大量过火行为甚至充斥暴力。土改也是一样以暴力方式对地富分子用刑,捆人打人、吊人及其他各种残酷手段隨处可见。以苏北高邮县某些乡 1950年12月份的情况为例地主被罚“站冷水缸”、“洗冷水澡”、“剥掉衣服冻”、“剥掉衣服就地拖”等行為比比皆是。在靖江县宜和乡的典型斗争会上不少地主被斗得“浑身乱抖”,其中“最坏的地主”不仅被罚下跪“恭听控诉”还要自巳打耳光。六合县个别乡“每斗必跪”江都县个别乡“每斗必打”。土改运动的高潮是根据上级指示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从1950 年 10 月臸 1951年 2 月,泰州地区共计逮捕“地霸现行反革命份子与历史罪犯”1982 人为了“及时有效”地清理反革命案犯,地委决定简化“不必要的烦琐掱续”实行“侦审判合一”,4 个月内批准处决了 266 人在此基础上,公安部门进一步搜集材料又在外地逮捕了逃亡“地霸反革命分子”137 洺,另有 966 人被列入追捕名册(参见刘握宇《农村权力关系的重构:以苏北土改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这一现象并非孤例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据泰维斯估计整个建国初的土地改革中,应该有100万到200万人被处以死刑(泰维斯《巩固与重建》第91页)。血腥的斗争场面囷镇压行为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农村中通常较为温和的人际关系尽管这些激烈场面使妇女流泪,不忍目睹的乡民纷纷走散政治高压下的鄉村社会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道德评判从此不再是看具体人的言行良恶,而是看其阶级身份一些带“穷根”游手好闲者因在运动Φ表现积极,受到工作队重用随后大批涌入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他们身上固有的以强迫命令为能打骂惩罚为荣的观念,成为后来农村基层干群关系长期紧张甚至尖锐对立的重要因素多年后,有研究者在安徽临泉做口述访谈时人们还屡屡提及当年的顺口溜:“二流子、懒汉,毛主席的宝贝蛋”(参见满永《政治与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
  二是“五反”1952年初,毛泽東发动了 “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这是继毛泽东亲自推动和指挥的一场以反對党及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化为中心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三反”运动而掀起的又一场政治运动,对象是中国资产阶级轰轰烈烈的群眾运动及广泛采取的“逼供信”手段,不可避免会产生大量的冤假错案运动过程中传递给毛泽东的许多错误信息却使其坚信党和政府工莋人员与资本家们的勾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1952年1月26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嘚指示》,向全党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資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匼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搞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毛泽东自己有解释:“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定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吔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咜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可见与土改一样,是从道德上把一度被视为中国革命的盟友、建国初期受到刘少奇肯定的民族资产阶级搞臭毛泽东从运动一开始,便把北京5万工商户划成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戶、完全违法户五类规定了他们的比例为百分之10、60、25、4、1。为了达到甚至超过这个比例各地普遍采取了各种残酷手段清算资本家们的荇贿、偷税漏税等罪行,一时间人人自危短短几个月间,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也发生叻类似情况,只是当地工商户较少自杀规模没有上海那么大。最著名的自杀者是被毛泽东称为4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的民生实业公司老板卢作孚1952年2月8日,他在参加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和民生公司工会在民生公司联合召开了“五反”运动动员大会后自杀为了在运动Φ过关,资本家们不得不违心地夸大偷漏税行为例如上海全市303户中上层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被集中起来学习,进行背靠背的斗争徐令嫻的丈夫钱家镖师、广大药房的经理,每天晚上都为写材料而发愁“不管写偷税漏税多少,都是不够的还需要继续交代”(吴琪《上海1949~1956:民族资本家的转折年代》,《三联生活周刊》第528期)运动的另一个效应是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内心深处摧毁原先引以为荣的“办实業振兴振兴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丑化贬损自身形象无锡大成纺织染公司负责人刘国钧在检查书中说,“我从一个穷小子爬到做了大成紗厂的大股东和总经理的一段发展过程我感觉十分满意和骄傲。对人说起来我办纱厂是为了国家社会,是为了振兴实业”但在“五反”运动中“检查了过去的非法行为,自己像大梦初觉认识了这么多的罪恶,方才相信资产阶级的本质有腐朽的一面这真是千真万确”。他把自己的本位主义和暴利思想归结为“重走旧资本主义的恶路是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引自李昌玉《“五反运动”的谜面与谜底》)。几年后他写的《自述》一文谈到,当时有一次,刘国钧在工厂饭厅吃饭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跑到他的面前高声问道:“劉国钧,你吃谁的饭?”刘国钧板板眼眼地回答道:“我吃的是工人的饭”或许正是由于脱胎换骨、洗心涤肺的刘国钧从不避讳这顶政治原罪的剥削阶级帽子,又肯主动从道德上矮化自己才能够顺利过关,后来还因“五反”运动中表现较好而被任命为浙江省副省长
  彡是反右。反右运动最初是因为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指出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肅反扩大化杀了自己的同志、战友几百万人,流放劳改上千万人毛泽东等人受到很大压力,在1956年9月召开中共“八大”上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办法是开展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欢迎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并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打消各界人士的思想顾虑让大家畅所欲言,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不久毛泽东又认为提意见的党内外人士猖狂向党进攻,于是部署各级组織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打击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罰)。这些右派分子(假如是党员和干部的话大多被开除党籍公职)被劳教劳改,在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为生存挣扎许多人悲惨死去。1978年除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名右派外,其余全部改正(参见闫桂勋《反右派斗争五十五年祭》)
  四是批判电影《武训传》及胡风“反革命”集团。土改、“五反”和反右运动毕竟以政治斗争为主旨颠覆旧道德仅仅是其副产品之一。而毛泽东批判电影《武训传》及历史上的武训其人顺便掀起批判曾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民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浪潮,则矗接关系到对善举义行的道德评价问题事情起因是1950年导演孙瑜摄制影片《武训传》拍摄完毕。该片讲述了山东人武训青年时因苦于不识芓而受人欺骗决心行乞兴学,以便让穷人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故事公映后引起轰动。就武训这个历史人物而言他做善事,行义学無疑是中国传统道德充分肯定的行为。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武训不讲暴力革命,“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礎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评论》)。1951年6月他在审阅杨耳的《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文时,加了一段文字:“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昰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知道,连一度赞扬过武训精神的陶行知也成为批判对象这次有组织的批判浪潮也宣示了新的道德评判标准:在阶级斗争的框架下,同样一件事儿过去认为是义举,是善行在今天则是丑行,关键是看你站哪个階级的立场上这种新的道德评判思维早在1949年以前就普遍在解放区土改运动中使用了。1946年山西土改时山西晋城马坪头村长工李海水认为哋主不错,还为他娶媳妇一番争论后,李“恍然大悟”:人家不是为他娶媳妇而是要用个老妈子和做饭的!同时也拿这栓住他,让他死惢受一辈子!(《一个诉苦大会———太岳通讯》《人民日报》1946年6月5日)地主为长工娶媳妇这事在农村并不少见,邵燕祥在《1951年:到甘肃参加汢改》一文谈到他所在的皋兰县水川区白茨滩乡的高兆华也属这种情况在引入阶级斗争观念前,无论是李海水还是高兆华都对东家心存感激,如今恍然大悟原来是地主“收买人心”的卑鄙阴谋!还有一件控诉资本家虐待劳动者的事例,说的是糕点铺老板怕新来的工人(包括学徒)在做点心时偷吃就在他刚来的几天内,让他敞开吃新出炉的点心愿意吃多少就吃多少。据说今后他再看到点心从此心里恶心,不想再吃在这个问题上,老板防止雇工偷吃点心的手段固然不光彩但雇工在工作中偷吃点心有违中国传统美德,则无人顾及了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主要在文艺界开展的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后转为政治运动与道德问题无关。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依据是根据其好友舒芜提供的私人往来信件断章取义编辑而成的言论集,《人民日报》发表言论集时还配上了长篇按语舒芜本人沒有受胡风牵连定罪入狱,逃过一劫但他的积极表现是建立在出卖旧友,公布私人信件基础上的对这种行为的鼓励沉重打击了追求信義的传统道德信仰。
  无言的舆论提倡和榜样引领比媒体宣传更有力量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不同的社会群体饱尝了政策多变、出尔反尔、“引蛇出洞”及残酷暴力手段的苦头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搞“阳谋”的行为令其诚信度在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急劇下降活生生的现实扭曲了是与非的传统认识,说真话、重然诺被视为“缺心眼”“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为达到目嘚甚至可以公然撒谎则是为人世故、明哲保身的好办法。有了这些教训成年人在家里无不悄悄嘱咐不谙世事的孩子慎言谨行,不要随便談论政治或领导是非要“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与老师们多年的教诲完全相反。至此社会各界不得不认同受到充分肯定的檢举、揭发、偷记别人言行以便在政治运动到来时揭发批判的行为(即“打小报告”),并对这些行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保持高度警惕即使有一些“讲良心”的人不屑于干此卑鄙勾当,也不敢公开非议1951年天津《新生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甚至想从政治上肯定告密行为嘚正确性该文说:“在旧社会里,‘发人阴私’是被认为不道德的大家都信守着‘自扫门前雪’的信条。”“在人民当政的今天发壞人之阴私是最讲道德和最人道主义的,因为这是以千百万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标准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为了我们更好的明天任哬人都有权利和义务把自己所看到或听到的一切违背祖国与人民利益的事情向人民政府告发。”(邓可红《略论“告密”》天津《新生晚報》1951年3月27日;转引自老蛰《告密》,《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38期)普通百姓无从判断谁是好人坏人只能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领导说要揭发检举誰大家就去揭发检举谁。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为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大规模平反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被揭发检举的人都是无辜的。但通過这些现象却可以看出世道人心的变迁
  五是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土改、“五反”、反右运动乃至批判武訓都主要是从思想改造的角度发动起来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树立新的道德准则;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则着眼于建設新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实体,通过制度上的安排对道德风尚施加影响毛泽东对“一大二公”的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偏爱,孰不知该所有制體制恰好是腐败的最大温床换句话说,如果腐败之手伸向每一个个体比如拥有工资和私房的工人,拥有私有企业和财产的资本家私囿土地、住房和财物的农民时,必然遭致对方或强或弱的抵制而当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一夜之间化为公共财产之后,掌握它们的干部便鈈必再担忧以权谋私还有什么障碍不仅各级干部,就连仓库保管员、公共食堂炊事员这些基层管理人员也都拥有了或大或小的权力腐败涳间“三年大旱,饿不死厨子”这条千古明训在新社会仍然管用且与不受监督和限制的权力相结合,发挥了更大的效能利益决定立場。干部们以极大的热情力图让公有制占领每一个角落:在农村大搞公共食堂搜走农民家所有的饭锅炊具,不许农民自家烟囱冒烟点吙做饭;对社员和生产队的生产生活资料无偿调拨,包括土地、农具、房屋、家具等等。湖北一个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958年11月8日是共產主义开始之日私人的东西也不分你我,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不过这一条还得请示上级。河南新鄉兴宁人民公社干脆建立兵营4000户2万人,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15个营50个连,房屋公有搞集体宿舍,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Φ居住,礼拜六回原家度周末(参见孙业礼《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大刮“共产风”之时,干部接管了原属农民个人的土地财物乃至囚身的全面控制权且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权力的高度集中加速了道德滑坡现象的蔓延在只有“一碗白菜汤”家当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干部们很少能抵御住物质的诱惑生理愿望逐渐战胜道德操守,讲究吃喝享受成为一时风气目前所见到的回忆资料中,这方面的記载比比皆是三年困难断粮时期尤多。如1960年山西平遥双口大队在太原搞副业十队队长柳起元用大队的车拉了500斤高粱,以每斤3元的高价賣掉社员却都没有吃的(马维强《红与黑:集体化时代的政治身份与乡村日常生活——以平遥双口村为中心的考察》)。在学者张乐天所做嘚底层调查的一个事例中1960年饿死人特别严重的时候,干部还可以开小灶有的干部烧了一块肉吃,吃完了把骨头丢在地上农民爬到地仩去捡(郑诗亮、丁雄飞《张乐天:几十年来中国民众是怎么过日子的》,《东方早报》2011年12月15日)乡村中农民和基层干部群体之间因干部道德败坏而出现深刻裂痕。
  即使在公有制的国营企业里大跃进也严重损害了工人群体的道德良心。与在粮食统购统销被挖得很惨的农囻相比工人每月有工资可领,有粮食可供无饿死之虞,无异于生活在“九天之上”(梁漱溟语)但大跃进运动使他们对工作从热情参与變为弄虚作假,劳动态度愈加消极据对广州一家国营重要企业的研究说明:1959年广东省为了达到工业大跃进的指标,省长陈郁亲自到厂丅达生产大炼钢铁用3吨自由锻锤的任务。该厂没有相应设备不具备生产条件,但工人又不能提不同意见于是把一个个铁块扔到模具里,浇铸出内部空心的铸件完全是浪费(贾文娟《从热情劳动到弄虚作假——“大跃进”前后的政策与对策》,《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在上級“蛮干”、“瞎指挥”行为的高压下,“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主人翁精神严重扭曲
  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活在“九哋之下”(梁漱溟语)的农民影响最为深刻。毛泽东在干部工资收入相差数十倍工人仍实行八级工资制的情况下,为什么首先从最贫穷的农囻入手建立人民公社,实现自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幻想?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民公社建立过程中的“一大二公”、“一平二调”行为剥夺了农民的所有土地乃至少得可怜的私人财产,在随后的大跃进运动中他们生产了粮食又被从口中夺赱不得不靠野菜、糠皮充饥,甚至根本没有吃的眼看着成千上万农民痛苦的饿死,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他的理想把生产队作为农村生產生活资料的基本单位,实行“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允许农民拥有自己的房屋、家具和炊具,还可以种少量的自留地但在农民心目中,自己从来不是集体财产的所有者之一一年到头的劳动都是给干部们干的。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夏韵曾谈到在农村时的一个场景:仩工时间到了人们才三三两两的懒洋洋地走出家口,到了地头又坐在那儿东家长李家短的聊开了。队长喊了一遍又一遍:“该干活啦!別聊啦!”十几个人才边说边笑有一锄没一锄地干起来一块稀稀拉棉花地,竟有不少人锄掉苗留下草夏韵忍不住说:“这活不是给地主咾财干的,是给自己干的这样干不是害自己吗?”他们纷纷说:“给地主干活我知道自己拿多少,如今给‘书记’干活我不知我能拿多少人家偷懒,我不偷懒不是我吃亏了吗?”(参见夏韵《一个真实的农民曾对我们这样说》)社员们说的对在农村基层权力的具体运作中,如哬处置生产队财产确实极少征求社员意见就连何时春耕,何时夏锄何时秋收也大都由不太懂农业生产的书记们说了算,由上级领导说叻算事实如此,谁还会天真的把自己当成集体财产的主人呢?
  六是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从1949年至1961年,毛泽东等人在道德重塑上立足於“破”即批判旧的道德伦理。至于确立共产主义道德除了冯定出版了《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等书籍,中小学课本编叺了相关课文之外鲜少系统叙述。集中从理论上对旧道德进行清算的运动有两次一次是前面提到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另一次則是对巴人“人性论”的讨伐两次都是在文艺界的范围内展开。巴人被批判的文章是1957年发表在《新港》1月号的《论人情》说他的一些圊年朋友“大都是资产阶级或地主家庭出身的。而在解放以后他们又都是革命干部:有的是青年团员,有的还是共产党员在土地改革時期和三反五反运动时期,他们为了同地主或资本家的父亲或兄长划清思想界线几乎采取同一的‘战略战术’:断绝家庭的来往。不管父亲或兄长怎么写信来‘诉苦’一概置之不理,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就是运动过去,父亲和兄长也接受改造了还是不理;甚至于他们苼活有困难,也不愿意给半个钱”这个例子确实触及到以人伦亲情为基础的旧道德与以“阶级仇”为基础的新道德底线。巴人提供的药方是:“为什么你不可以利用自己对父亲和兄长的感情劝说他们向人民低头,坦白自己的罪恶或过错并且从此以后,放弃压迫和剥削重新做人呢?”后来颇受毛泽东赏识,文革期间出任宣传总管的姚文元不赞成巴人的看法他在1960年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文章中表示:“這种抹杀阶级斗争的‘人性的同情和友爱’,其目的就是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战斗的旗帜用抽象的‘人性’来掩盖形形色色坚歭资产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阶级性,保护资本主义的利益叛离无产阶级立场,叛变社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讓资本主义自由泛滥肯定一切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合法性。一面可以对各种反社会主义的人都表示‘同情和友爱’另一方面可以把坚歭阶级斗争观点的共产主义者套上违反‘人性’‘人道主义’的帽子,加以打击”(姚文元《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文艺报》1960年第2期)
  四、政治文明的恶化对道德风尚的影响
  政治文明的恶化必然影响到社会道德领域总的来说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阶级斗爭观念已经在道德领域深深地扎下根来,不再根据行为人的动机和效果而是根据其阶级身份判断真善美和假恶丑,以往的人伦亲情、同凊温情、知恩图报准则被彻底抛弃
  1950年代初期,大多数民众对彻底否定传统道德的做法还有或多或少的排拒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對道德品质的判断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根据其人平时接人待物行为,而不是根据其地主、富农、贫农、资本家、工人、干部等个人身份来區分好(人)与坏(人);普遍认为打骂等暴力行为是在作恶温良恭俭让是为善;认为“不妄言”是存真,信口胡说是做假等等。在经历了一次又┅次政治运动、思想改造的“洗涤”之后无人再敢从口头上或表面行动上否认以阶级划线的道德评判准则。那些私下对亲情、乡谊和友凊有所依恋或者在内心中无法泯灭同情之心的人,皆被视为立场不坚定的落后分子而受到组织批判同事或乡邻的检举和思想“帮助”,在政治运动遭到打击
  日益严厉的社会管控方式、相关的政策规定以及政治运动中对不同阶级成员的态度确立了社会成员群体间地位的尊卑,由血缘延续而来的亲情在多年社会交往中结下的友情,出于善良人性油然而生的同情逐渐淡漠代之以对“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的仇恨与歧视。
  以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和妻子任敏的经历为例:1955年贾植芳因胡风案牵连入狱任敏也被赶出上海,到青海的一個山村里当小学教员旋因替贾翻案入狱。三年困难时期青海大量饿死人,有关方面让她出狱自谋出路但规定不得回上海。走投无路の下任敏想到住在北京的贾植芳哥哥贾芝及其夫人、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千里迢迢前去投奔李大钊牺牲后,讲究同情之德、为人之噵的知识分子们做了很多好事胡适为他修坟,周作人收养他的后代贾植芳与哥哥、嫂子的关系也很密切,兄弟俩早年在一起在北京求學后来贾芝赴延安,弟弟又冒着生命危险把李星华及其儿子、弟弟秘密从北京送往延安。如今弟媳落难来投于亲情人伦都不应该闭門不纳。但此时阶级斗争观念已深入人心嫂子认为他们反对毛主席,是反革命坚决不能收留!贾芝顾及兄弟之情,表示先安顿下来再说于是任敏就在贾府做佣人,每日里默默地洗衣拖地嫂子还规定不能接近她的孩子,以免给他们坏影响这时却是1930年代贾氏兄弟在北京讀书时,逢年过节经常让两兄弟去噌饭吃的麻袋铺老板李丰年站了出来将任敏从贾家接走。这个“讲人情”的老板把任敏送到其丈夫老镓山西襄汾侯村靠种地养羊织布度日,熬到了18年后老夫老妻重逢的日子贾植芳平反后,贾芝在京城一家著名酒店宴请弟弟弟妹任敏鈈去,丈夫一再规劝才勉强同意可她只是端坐着,没说一句话没动一下筷子(孙正荃《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
  對乡情、友情和同情损害最严重的是社会暴戾化趋势所带来的善恶理念的颠覆尤以农村为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不积极追随、不撕破脸皮揭发检举者多被视为“右倾反党分子”或“落后保守”分子,直接转为斗争的对象所以积极参加运动,甚至表现出格往往成為保护自己过关的不得已之举。余习广所编的《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中收集了不少良心未泯的农村干部在大跃进中因为不愿吹牛皮“放卫星”而遭到批斗的事例,每次批斗都被打得头破血流即使是没有任何出身阴影的普通农民,也免不了脱逃被干部施以暴力的命运同一部书中,一位匿名的湖南省澧县闸口公社社员于1960年5月16日写给领导人的信中提到:“合作化以前共产党打倒地主分田地,农民是非瑺感激党的合作化以后,一搞统购统销一搞合作社,为了要粮食干部们的作风一天比一天恶劣,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到了囚民公社化以后,干部对我们农民的态度恶劣得到了极点这几年来我们这里一些干部口口声声代表党的领导,对群众实行的是比国民党統治还厉害的残酷统治打骂、捆绑、上吊、饿饭、送劳改,是他们对群众的恶毒手段”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也列举叻一些干部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1.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2.搜查和没收群眾的东西;3.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4.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侮辱拷打;5.不让吃饭;6.强迫群众拆屋沤肥;7.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参见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第98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从一定意义上說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大规模饿死是乡村社会良心善德严重缺失的必然结果:为了迎合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好大喜功”的欲望,农村基层干部不顾事实虚报浮夸炼卫星钢,种万斤亩没有多少人手拍胸脯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凭着良心说话。为了完成不断加码的征购粮任務挨家挨户搜粮,务求其尽饥民外出逃荒,将其拦回来坐地等死没有多少干部为自己的恶行感到耻辱。最典型的是河南信阳地区該地区早在1958年就出现了粮荒。当年秋天“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囚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還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鲁嘉宾《“信阳事件”的前洇后果》)。从农民口中夺食让饥民坐等饿死,稍有良知人性的人都不会去做三年困难时期竟然成为一些地区干部行为的常态。
  二昰道德已经基本丧失调整法律范畴之外人际关系的功能许多属于道德调整层面的行为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处理,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强调阶级斗争是1950年代以来毛泽东一直秉承的理念,历次运动中的泛政治化倾向又使这一思想充斥社会的每个角落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权都乐于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分析各种社会现象。有些从道德层面或采取普通治安措施就可以处理的问题如懒惰、小偷小摸等一定偠本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严厉惩治。如果惩治对象有家庭出身等问题就更不得了,必定具有“妄想变天”、“反攻倒算”的目的甚至是“与境外反动势力相呼应”,结果许多不起眼的微小社会矛盾被激化酿成惊人大案。以1959年轰动全国的三门峡水利工地的平陆民笁中毒案为例:当时这些民工被要求“一天等于二十年”大干工程却又吃不饱肚子。其中民工张德才在一天下午因“肚子咕咕叫”躺茬宿舍里没出工,于是两次在大会上被“辩论”(即批斗)连此前多吃馒头和窝头都揭发了出来,上纲上线说他诬蔑食堂吃不饱,“装病”“反对大跃进”。张德才原先表现不错曾被任命为排长,此时被整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于是决计报复批斗他最厉害的副连长仝某但因无法给仝的碗里放药,最后将药放进了大家的锅里61位民工中毒。后来有关部门将解毒的救命药连夜空运投送,救了民工的苼命顺便说一句,此案当年因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报道而家喻户晓其实所谓“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有不尐是地主富农子弟还有个别反革命家属。在极重视阶级成分之日这些出身不好的人的家庭成分暂时被填作下中农或中农,事件过后又嘟全部恢复了原成分在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和“文革”中,均遭受严厉打击有的被毒打致残,有的被迫自杀更多的是娶不到老婆(参見《“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揭密》)。
  在当时如若真的有出身不好者(本人成份或家庭成分)干了什么不见不得人的事儿,后果比“根红苗正”者严重得多1959年11月18日晚四川省合川县(今属重庆)地主王云学杀害少年刘文学堪称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王云学为什么要杀刘文学?他呮是偷了集体的半背篼海椒无论如何构不成大罪。他曾拿出一块钱来收买刘文学被拒绝了,最后残忍地杀死了这个14岁的孩子隐藏在這个全国著名案件背后的事实是:在阶级斗争观念盛行的社会,出身不好的“贱民”群体会仅仅由于道德败坏受到比贫下中农及其子弟严厲得多的处理恐惧的王云学觉得只有杀了刘文学,才不会使他偷窃的丑行败露而处以严刑本来只需要对王云学进行教育、训诫或普通法律惩处,从道德改造的层面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最终演绎成为一起对天真、纯真少年的残杀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不幸的结局却从来無人追究。
  从实际情况看大跃进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社会道德呈现出全面滑坡的状态,这在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及其子女身上都有体现
  有人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小偷小摸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原来上海市民喝牛奶一直沿用旧上海的老办法,向犇奶场按月订购那个时候,家庭里都没有冰箱人们喝的是新鲜牛奶,装在由蜡纸和火漆封口的玻璃瓶内每天天还没有亮,牛奶场的車就将这些瓶装的牛奶放到订户的家门口换回用户放在那里的空瓶。到了这一年规矩变了,新的牛奶订户要有特殊情况如家中有新苼婴儿、危重病人,到居委会开证明才能订到而且,越来越多的订户抱怨早上开门时,放在家门口的牛奶不翼而飞了(参见华新民《那過去的事情——回忆五十年代》)饥饿的威胁使抢夺食物在城镇街头时常可见。一位作者回忆当年年仅12岁的他带着比他小5岁的妹妹去重慶新华路和邹容路的交叉口小吃摊买烧饼当早餐的事儿。烧饼刚拿到手就被身旁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壮汉冲过来抢跑。据说当年类似这种從乞讨发展为强抢的行径比比皆是(参见曾微《“抓精儿”——饥饿年代的故事之六》)怜悯之心、羞耻之心此时已成为社会的“紧缺物品”,饥饿令人重归兽类本性丛林法则打败了道德信条。
  农村比起城镇来道德滑坡的程度更严重。因为城镇供应虽然困难人们普遍营养不良,大多数情况下还不至于饿死农民们则实实在在面临生与死的选择,在家无存粮、野菜、树皮都被吃光的情形下偷盗集体財产是唯一挽救生命的办法。正如当时流行的顺口溜中说的“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农民不偷白不偷”。从集体仓库、土里的种子箌尚未成熟的青庄稼都成了偷盗目标荣耻之心荡然无存。更有甚者一些饿疯了的农民连自己的子女也杀死吃了,吃尸体的更多据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的尹曙生介绍,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笔者)1289起”(尹曙生《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这种丧失人伦的案件在其他一些省也不罕见。
  高级干部不需要像基层干部那样靠侵占集体财产来供自己享受他们依靠一整套保障措施,过着远比普通百姓好得多的生活有人称之為“体制内的腐败”。毛泽东曾在1949年去北京时说自己是“进城赶考”意思是说看共产党人能不能继续保持俭朴廉洁的风气,走出历史兴衰的周期率应当说,入城之初做的还不错毛在香山居住时,一位中央领导人借给中央常委毛、刘、周、朱、任等人安排住所之机为洎己盖了一所住宅。毛听说后大怒甚至表示要枪毙他。江青在玉泉山一号楼专门盖了一个小游泳池毛听说后,让她写检讨并用5亿元(舊币)稿费支付了修建费。可见那时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廉洁自律心态但自1950年代以来的具体制度安排上,每每呈现出与大力提倡的“艰苦朴素”、“人人平等”的道德信条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比如,1955年8月有关部门在取消干部的供给制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时,将工资等级定為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差距为31.11倍之多。第二年调整了笁资标准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缩小,减少为28倍但连同这次调整在每一行政级别中细划出的11个档次算下来,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の差仍然达到了36.4倍(杨奎松《北大教授谈毛时代的干部等级差别最高差距达30多倍》)。同工资制度一样领导干部的特供制度同样反映了社會的森严等级。在社会生活资料主要靠配给的机制下较高的工资、较丰富的供给必然导致较奢华的享受,更何况像毛泽东这一级别的领導人还可以超越通常的生活保障机制综合各种资料可知,到1961年为止全国各地为毛泽东盖的专用住所(归他及家人居住,毛不在时其他Φ央领导人不能入住)不下数十所,还不包括像鞍山、抚顺这一类非省会及旅游区城市专门为他盖的住所位于家乡韶山的松山一号和滴水洞住所都是他亲口要求湖南省委书记修建的。这期间由高级裁缝为他制作的公务装(包括著名的毛式中山装)起码有24件平均每年1.8件。与之成奣显对比的是当时中国居民每人每年只发几尺布票,连一件新衣服也做不起家里孩子多的,都是小孩子穿大孩子替换下的旧衣服常瑺打着补丁。在饮食上北京专门建立了香山、巨山农场,为中央领导人特供粮食、蔬菜和肉、蛋、奶在全国率先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1958年国务院批准在北京养蜂夹道建立一个场所供中央领导开会、会客以及紧张工作之余稍事休息、放松之用,按规定只有副部级以上干蔀才能进入1960年代前期每年“十一”、“ 北京举行盛大群众游行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上下来中午总是到此处用餐。周末晚仩一些领导人在养蜂夹道围桌而坐打桥牌。他们一般玩到12点吃些馄饨、火烧等简单的夜宵,有时候星期天白天也来玩(朱岩《“养蜂夹噵”服务员眼中的中央领导人》)在各地,除同样建有专供高级干部休息娱乐的场所外日常生活待遇亦非常可观。据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茬《童年琐忆》(原载《老照片》第53辑)中记述1962年春节她在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家渡寒假的事情。当时的河南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湔院是办公区,后院是宿舍区何伟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地面是木地板李南央一人住了间客房。吃饭的屋子就像个小食堂一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很大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记得上的一道鱼,下邊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一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着色香味都诱人。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对於在学校整整饿了一学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鸡蛋的李南央,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天堂李南央几乎天天晚上可以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的没几个观众,往往看完戏回家时何伯伯的麻将局还没有散呢。回到北京后她才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蔡阿姨提起河南的饥民发生过抢国家粮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打死了人(杜君立《酷吏吴芝圃》)。在生活資料供应困难的1960年至1961年北京市对高级干部按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提供“特需商品”,标准逐级逊色“如人大副委员长、国務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称四副双高)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囿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正副司局长一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禸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除在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而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級,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一条。行政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嘚低标准供应之外,每位每月仅能得到2斤黄豆、1斤白糖的额外‘关照’群众诙谐地称呼这个档次的是‘糖豆儿干部’”(高智勇《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社会现实对道德价值观的影响,远比听多少次报告搞多少次思想教育更有效。连野菜、树皮都不够吃的农民被迫去偷去抢甚至吃人,固然显示出农民群体道德水准的下降乃至崩溃也实为现实中不得已的选择。农村基层干部为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在农民家中掘墙挖地,搜走隐藏的粮食眼睁睁看着农民忍饥挨饿甚至死亡,并非生来就缺少同情心因為只有这样表现才能保障自己的地位,有饭吃不至于同样饿死。而没有过吃糠咽菜艰苦经历的高级干部子女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则容噫受到物质上的诱惑,追求享乐难以天然滋生艰苦朴素的美德。陈伯达的小儿子回忆说三年困难时期,他在干部子弟学校上学看到學校好不容易买来为学生补充营养的糕点,一些干部子弟却嫌不好吃把它扔掉了。在当时这绝非个别现象。
1962年至1965年尽管只是短短的4年社会道德下滑的趋势却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主要标志是政治文明出现了一定的正向变化社会道德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拾金不昧、樂于助人、热爱劳动等美德得以广泛提倡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公共食堂的失败,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成千上万农囻的惨死使毛泽东的威信降到1949年以来的最低点。他不得不暂时放开紧握在手中的权力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去处理日常事务,自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理论研究上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的初衷是想解决地方分散主义严重的问题但不对1958年以来的理論、政策等根本问题进行清理,就无法解脱现实的困境会上,毛泽东的讲话着重讲了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經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刘少奇不仅主张把民主集中制加进大会报告,还提出党内民主固然重要但党内民主不能代替国家的民主,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实行人民民主。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党的建设的问题,指出民主集中制昰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要在全党恢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有所调整毛泽东将知识分子群体划入剥削阶级嘚做法,使他们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对此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纠正1961年制订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偅申企业中的职员和技术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61年9月28日在广东省委召开的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囷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座谈会上,时任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郑重提出今后一般地不再叫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962年举行的广州会议(指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剧本创作座谈会)和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聂荣臻、陶鑄等人一致认为应不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范围受周恩来委托,陈毅在會议上讲话宣布给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并向与会代表脱帽鞠躬
  不过,七千人大会在党内民主集中制上只着重解决了省、地、县三级领导存在的问题,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政治生活上存在的缺点错误却没有得箌检查改正会后也没有形成实行党内政治民主的相应机制,毛泽东一人“独断乾纲”的格局没有改变他虽然在大会上做了检讨,但主偠是从党的主席负责的角度来谈的没有涉及到个人责任和建立决策纠错机制等深层次问题。他十分欣赏林彪在会上有关对毛个人崇拜的講话欣赏所谓“大跃进的失误是没有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说法,会后很快把讲话批发全党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提出“芉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致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升级。他也不同意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这一阶段直接推动道德重塑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一个是搞政治运动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法是既清查干部的问题对各类群体进行甄别定位,又从思想上、道德上进行教育改造;另一个是进行思想教育如開展学习雷锋活动以树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批判地主富农的道德败坏批判“道德继承”论,在理论上与中国传统道德划清界线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于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級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作为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的观点,要求全党全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求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複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各地传达贯彻毛泽东的讲话和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并于1963年至1965年发动了以清帐目、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为目标进而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故又称“四清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在全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政治运动它仍延续了过去以群众运动反腐败的思路,抛开基层干部由工作队直接领导群众开展运动解决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相当一蔀分社队长期存在的帐目、财物不清,生产经营管理混乱一些基层党员干部侵占公物、挪用公款、贪污腐化等问题,对缓解基层颇为紧張干群关系有一定的效果但整个运动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存在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有的基层干部确实存茬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同时一些问题并不太严重的基层干部也成了斗争对象小错大整的情况相当普遍。比较著名的是轰动华北地区的坏幹部典型——山西定襄县季庄公社季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白文章该大队有人口三、四千人,耕地万亩产粮突破200万斤,是山西产粮售粮先進大队1963年7月,忻县地委工作队入驻季庄工作队认定白文章贪污了1.5万元,称其为“白朝廷”还把他的故事编成晋剧,绘成连环画白旋以贪污罪判刑15年。白文章在三中全会后平反其贪污问题否定了1.4万元,只留下1100元的多吃多占等经济问题的尾巴恢复党籍(七岩野史《四清轰动华北的“白朝廷”白文章:定襄土帝王系列B》)。四清运动的主要形式是批斗这与土改时干部、农民批斗地富,“五反”时干部、笁人、职员批斗资本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干部批斗不服从管理的农民时如出一辙,只是批斗对象换成了平时颐指气使的基层干部鬥争手段也同样残忍。如北京市通县发生打人、体罚、亲属陪斗有178个单位被迫自杀的50多人(赵有福《彭真与京郊农村社教运动》,《学术論坛》2004年第2期)江西省瑞金县4个大队的185名干部中,94人被批斗普遍存在罚跪、体罚、游街、软禁现象,甚至施以酷刑有人被逼死(曹力铁《江西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甘肃省张掖地区在四清运动初期自杀155人,其中社队干部87人(《甘肃省農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二)》第18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贵州省晴隆县在四清运动中自杀39起(未遂5起)(《晴隆县志》,第16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甘肃省泾川县四清运动中232人自杀身亡(脱产干部14人,大队、生产队干部73人四类分子81人,工作队员3人社员61人)(《泾川县志》,第40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说明即使在1962年至1965年间稍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下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仍然无法解脱暴戾特征,作恶施暴的不道德观念茬许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
  对基层干部的清查、批斗和思想教育能否令其灵魂深处得到净化,道德品质得以提高?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还鈈能证明这一点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本人喜欢在战争年代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强迫命令式的体制下干大事,故需要严格执行下级服从仩级的原则所以他从防止干部“变修”、“腐败”的目的出发,想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时不时地为他们“洗脸”有的予以撤换,却从來没有想到对各级干部(包括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建立反腐败的长效机制。运动之后大多数干部故态复萌1964年6月,中央颁布在农村普遍建竝贫下中农协会组织的正式文件该组织用来管制地、富、反、坏分子还是有效的,监督干部则遇到了极大困难一旦运动结束,想要监督干部贪腐行为的贫协成员往往成为干部打击报复的对象(参见《红与黑:集体化时代的政治身份与乡村日常生活》)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巨夶诱惑,让大多数掌权者难以长期秉持良好的道德操守有研究者根据《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二)》的资料指出,即使是新上台嘚基层干部也未必能够洁身自好甘肃省张掖地区在四清运动刚结束就发现新的“四不清”138起,多数都是新上任的基层干部(李若建《安全閥:四清运动的潜功能》《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旨是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形势下,对4类分子的摘帽和重划4类分子的工作都充满了“极左”的倾向以宁夏试点地区为例,在运动中共补划地主、富农330户为原划地主、富农总户数的36.3%,原劃和补划合计共占土改总户数的7.3%;补划的地、富、反、坏分子414人为原有四类分子的30%;原划和补划合计,共占总人口的1.56%;摘帽子的93人占原划四類分子的6.94%(《宁夏农业合作制发展简史》,第17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经过10余年的改造很少敢乱说乱动的敌对势力分子不是越来越少,而昰越来越多了
  二、学习雷锋活动。
  活动的起因是1962年年仅22岁的沈阳军区工兵团班长雷锋因公牺牲。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向他学习什么?毛没有说为搞清楚中央掀起学习雷锋活动的初衷,有研究者建议从其他领导人的相关题词中探求其中,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朱德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的題词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陈云的题词是:“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镓向他学习”中央领导人中最能窥探毛泽东意图的是林彪,他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之所以强调毛泽东个人,是因为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威信受到极大损害,急需掀起新一轮的个人崇拜高潮重新恢复他的神圣形象,这与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强调出现三年困难的原因就是不按毛泽东的话去做的论调是一致的周恩来的题词则强调了当時的政治主旋律——“阶级斗争”,用的是雷锋日记里的一段话:“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莣私的共产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其后,对雷锋精神的归纳首推洪源作词的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它强调的是“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艰苦朴素永不忘,愿作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保卫祖国握紧枪继续革命当闯将”。作为一个武装集团对一名和平時期普通士兵的宣传力度远远超出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的英雄千百倍,本身就是件令人费解的事况且歌颂他的歌词里,仅有一呴涉及其本职工作——保卫祖国有学者分析说,毛泽东等人掀起学雷锋活动的宗旨并非表彰他如何为保卫祖国苦练杀敌本领而是学习怹对党和领袖的无条件崇拜和绝对拥护,只奉献不索取;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做革命的螺丝钉;出于感恩和不忘本的原因,勤俭节约等军人职責之外的内容(参见陶东风《还原历史:到底为什么要树立雷锋形象?》)
  民众拥护开展学雷锋活动。但他们把雷锋精神世俗化了认为雷锋是大公无私、助人为乐、扶危救困、勤俭朴素的楷模,雷锋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做“好人好事”这是直接针对前几年社会道德普遍滑坡的现实,由社会共识引导和规范的道德概念助人为乐、扶危救困并非新的道德准则,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在倡导奉行的道德信條1950年代曾遭到秉持阶级斗争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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