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先后成为殖民时代里北美洲大陆上的主角。由于自身的文化和制度的区别，他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和人文景观。这其中，三大势力在土地（特别是农业土地）的管理和规划方面的差别是最引人注目的。

三种不同土地管理模式的示意图，从左到右为英国的MBS模式、西班牙的大农场模式、法国的长格法模式。来源：北伊利诺伊大学

18世纪中前期的北美洲形势示意图

爱当大地主的西班牙殖民者

西班牙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北美洲大陆的，这在他们的土地管理方式中也有所体现。最初，西班牙殖民者是军事化的。每到一处并击败原住民之后，他们就要建设据点（后来是城镇）。一旦据点或城镇建成，国王就会把周围的土地划给这支军队的将军以示奖励。这些土地的边缘部分则会被将军进一步划分给自己的士兵，其中骑兵能比步兵得到更多的土地。这是早期西班牙殖民者的划地方式。

到了后来，随着西班牙所占领的土地越来越多，他们根本来不及也没必要修建更多的城镇了。那些远离城镇的土地，就由殖民地的贵族们前去瓜分。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更直接的划地方式：我看得到的地方都是我的，我看不到的地方，只要有用，那也是我的。这条河两岸是我的，那条路两侧也是我的。

1780年左右西属佛罗里达的一片大型领地的地图，来源：北佛罗里达大学

由此，西班牙地主们的土地就有了一个特点：面积大。其中，最大的私人领地面积可达数百英亩。西班牙人用“hacienda”一词来描述这种面积广大的私有土地，而英语则借用了“latifundium”这个本来只用于古罗马历史的拉丁词汇，来代指新西班牙的地主们的土地。在拉丁语里，“lati”意思是“广大的”，而“fundus”的意思是“农庄”。Latifundium这里就是特别用来形容西班牙殖民者拥有的那些面积广大、划分方式十分霸道的私人土地。

这些面积最大的私人领地，有一部分被用作农业，成为了超大型的农场。其它的则成了矿场或工厂，以开发新西班牙地区所出产的各种金属矿产。这种超大型领地的主人一般是 “半岛贵族”（peninsulares）。这些人在新西班牙的地位非常高，在五个社会等级(总督、半岛贵族、克里奥尔人、混血人和原住民)中排第二。半岛贵族是来自西班牙本土伊比利亚半岛的殖民者，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这样的身份背景能帮助他们优先圈到最好、最大的土地，而这些广大的私人领地则反过来可以帮助他们保住自己在经济上的优势，从而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

不少殖民时代的latifundium到现在还是大型农场

比latifundium稍小一些的西班牙私人领地被称作“ranchos”。这种ranchos的面积赶不上latifundium，但仍旧十分巨大。大多数的ranchos都被建成了农场，用作种植业或畜牧业。直到今天，在美国西部各州（尤其是怀俄明州、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很多大型农场都还被称作ranch。拥有这些ranchos的殖民者大多数是克里奥尔人（creoles），即出生在北美洲但拥有纯正血统的西班牙人。他们的地位虽然比不上半岛贵族，但仍旧属于社会上层，凌驾于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原住民之上。

19世纪加利福尼亚南部圣迭戈附近的ranchos分布图

那么，为什么西班牙人热衷于霸占面积如此广大的土地呢？首先，这当然和西班牙人的征服者天性有关。西班牙人是征服者，靠枪炮说话。谁肌肉发达、拳头硬，谁土地就多。当然，除此之外，这还和新西班牙殖民地的经济状况有关。

最初，西班牙人到北美洲是为了寻找黄金和财富。但随着黄金梦的破碎，西班牙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寻找其它出路。在圣塔菲等据点的先后建立、地盘逐渐稳固之后，西班牙人发现，最好的经营方式还是农业，因为毕竟食物才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资源。于是，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开始从事农业。到后来，这群以军人和传教士身份起家的殖民者，九成以上都变成了农民。

可是西班牙殖民者在农业上，最初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新西班牙殖民地地处今天美国的西南地区，那里要么是干旱的山间盆地，要么是炎热的沙漠。总之，非常缺水。于是，河流和湖泊等水源地就成了非常宝贵的土地资源。幸运的是，新西班牙地广人稀。西班牙殖民者们因此都毫不客气地沿着河流或重要道路两侧大规模圈地，把目之所及的地方都毫不客气地笑纳，开发为自己的地盘。因此，这才形成了latifundium和ranchos这类面积广大、划界霸道的私人领地。

然而，这些面积巨大的私人农场，大多数都没有被彻底地利用起来。由于面积过大，西班牙人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精力去开发领地内的每一寸土地。同时，他们发现，只要经营得当，他们只需要开发靠近水源地的一小部分领地，所出产的粮食就足够让自己过上富裕的生活了。正因为如此，这些地主们一般都自己住在城里，雇佣少量的原住民或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去打理一小部分土地。就算如此，一些农场也能有很高的产量，甚至还有粮食（主要是玉米）可以出口。因此，在这些大型领地内，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土地是被闲置的，利用率极其低下。

“法式长格法”：最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

法国人在北美洲拥有从加拿大到墨西哥湾的广大土地。在土地的经营上，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这在北美洲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很多最初由法国人规划、建设的城市和农村，其空间布局往往显得与众不同。在城市布局上，有一北一南两个最典型的例子。北边的典型是密歇根的底特律。现在的底特律以汽车城著称，但最初的底特律，是法国人于1701年在圣克莱尔湖畔的水道边设立的一个据点，用于控制水路，同时和印第安人进行毛皮交易。从最初的底特律规划图中，我们可以发现这座城市是沿着河流两侧布局的，城市本身呈条带状；而城市里的每一个社区都是由河流的岸边向内陆发展的长条形。

南边的典型是路易斯安那的巴吞鲁日。法国人最初于1699年来到此处，以在当地看到的印第安部落围猎用的红标签（le baton rouge）为名，将此地命名为巴吞鲁日。由于此地位于密西西比河下游，战略位置重要，法国人于1719年重返此地并建立了这座城市，以拱卫新奥尔良，对抗西班牙人。从巴吞鲁日的城市规划图中，我们也能看到像底特律一样的长条状社区。由于密西西比河在城中拐了几个弯，因此这些条状社区的排布也相当地复杂。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能找到底特律和巴吞鲁日的共同点：第一，它们都有可以通航的河流从城市中间穿过；第二，土地划分的方式大多是互相紧挨、比例夸张的长条形。这种布局的形成，与法国人对土地管理和划分的理念有关。

法国人比较讲求公平和效率。他们的划分方法被称为“法式长格法”（French Long Logs）。具体来说，就是以河流或道路两侧为准，每家每户，或每个农场，都有一小块宽度差不多的区域，紧挨着河流或道路，然后每家所拥有的土地向河流或道路的外侧延伸。

法国这种方法的初衷，是为了公平和便利。所谓公平，就是每家每户都拥有一段河岸（或道路）；而所谓便利，则是农庄的建筑就修筑在河边或路边，大家都可以很方便地利用河流（或道路）。在建筑后面，河流外侧，是狭长型的农田。虽然农田形状狭窄，但由于长度不小，因此面积也不一定小。同时，在理想状态下，各家各户所拥有的土地的面积也差不多大。

然而，由于没有考虑到河流（或道路）拐弯的情况，所以在实施起来的时候，各家的面积实际上并不相等，有时候还差得很多，公平更是无从谈起。当然，这一方法的一大优点就是尽最大可能地利用了土地、河流和道路资源，为殖民者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这一方式究竟是不是当时最有效、最先进的土地规划方式，一直被后世所争论。

法国长格法的示意图。黑色方块儿为农场的主楼，粉色为果园和花园，紫灰色为农田，偏红的为树林。来源：密歇根州立大学

殖民时期法式长格法划出的空间分布，保留至今。图为加拿大圣劳伦斯河岸边的农田

在北美洲，英国人对土地的管理方式和西班牙人及法国人都不一样。为追求自由而来到新大陆的英国人，划分地界的时候也体现出了对自由的向往。他们是根据简单的自然地形，比如山丘、河湖，甚至树木和岩石等，来划分土地。这一“因地制宜”的划分方法，被称为“分配边界划地法”（Metes and Bounds Survey），简称MBS。由于按照这样的方式划地，经常会利用小溪作为边界，因此MBS又被人们戏称为“沿小溪测界”（Measured by Streams）。

维蒙特州的一处MBS示意图，图中的边界参考物包括河流、黑橡树、松树和栗子树等。

由于使用的都是自然地形或自然事物来划分土地，因此在划地文件或契约中，划分方式就要说得非常清楚明白，才能尽量减少日后的纠纷。在分配边界法的划地文件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类似这样的边界描述：“从老鹰溪上的木板桥下游的第一处湍流的东岸开始，向东偏南30°方向开始划界，到达第三块黑色大岩石，转向东偏北45°，到达泥土路边的橡树，沿路向正南，到达野鸭池岸边的第二棵苹果树，折向正西方…”

实际上，这种分配边界法并非是来到北美洲的英国殖民者新创造的。在他们的老家英格兰，这样的分配边界法已经流行了很久。在英国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之前，那里的很多居民向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自由散漫、无拘无束、过快乐的生活。在这种心态下，农场之间的界限当然也就不那么机械了。这种全靠自然地形来自由划界的方式，广泛地分布在英格兰各地的乡村里，也深深地注入了英国人的血液。在殖民北美洲之后，这种在短期内可以形成清晰边界线的划地方法就被带到了13个英国殖民地。

然而，虽然英国的划地方法简单而自由，但也容易出问题。第一，这样的划地方法，会把土地割裂成非常不规则的形状，各家各户的土地之间犬牙交错，纠缠在一起，不利于管理。第二，自然地理是会变化的。例如，如果河流改道了怎么办？如果树被砍掉了怎么办？如果石头被挖走了怎么办？因此，这种方法容易产生纠纷。

弗吉尼亚的一处MBS规划土地

虽然有一些不足，但这种划地方式却是对目前的美国地理影响最大的一种。如果我们看一张表明了郡级（county，或称县级）行政区轮廓的美国地图，我们就会明显地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

在美国东部各州，从大西洋沿岸一直到阿巴拉契亚山，甚至中西部的部分区域，郡级行政区的边界大多数是不规则的形状。这都是当年的英国殖民者所遗留下来的。美国独立之后不断西进，最初也是采用了类似的自然边界法来规划新的土地。

然而，当美国扩张到了一望无际的中部大平原上，可以用来作为参照物的自然地形变得越来越少，到最后就很难再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同时，美国人也意识到了英国的MBS方法的一些弊端。于是，美国便采取了全新的“公共测地系统”（Public Land Survey System，简称PLSS，也叫Township and Range System）来管理并规划新的土地。这种PLSS方法是以township（乡）为单位，将土地分为边长为6英里的小方格，进行系统化的划分，每个township下辖36个1平方英里的小方格土地，而每个小方格又可以分为4份或16份更小的正方形土地，原则上只有特殊的政府用地才会划成不规则的形状。而当township累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建立郡级行政单位。因此，在美国中部大平原上，郡级单位的轮廓大部分都是正方形的。

美国用这种高效而系统化的方法，将中部和西部广大区域的土地进行了重新的测量。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地区，大部分都被美国的township公共测地系统重新规划过了，但也保留了一些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特色，即：面积大、形状也不太规则。这是因为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小，用不着设置如此多的郡。而中部地区那些城市较为密集的区域，法式长格法的痕迹则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当地的主流划地方式。今日美国的行政区划，也正是混杂着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殖民者的印记。

　　中新网北京6月9日电(记者 王牧青) 北京时间6月11日凌晨，四年一度的欧洲杯足球赛将在法国巴黎隆重开幕。半个多世纪以来，14届欧洲杯诞生了9支冠军队，在群雄林立的欧陆足坛，只有德国、法国、西班牙获得过超过一届欧洲杯的冠军，却流传下来更多的魔咒、恩怨和故事。

　　“东道主魔咒”很可能延续 C罗伊布莱万冲击“射手魔咒”

　　每当大赛临近，各种“魔咒”、规律都会被拿来大谈一番。欧洲杯已拥有50年的历史，留下了足够的“参考样本”，为“好事者”提供了足够的素材和想象空间。欧洲杯的历史上，最大的魔咒莫过于“东道主魔咒”。

　　除了2012年欧洲杯举办地波兰、乌克兰，和2000年欧洲杯的东道主比利时，其他所有12支东道主球队，全部闯入了当届比赛的四强。其中，西班牙和法国曾先后完成本土夺冠的壮举，而1992年仍是欧洲中流球队的瑞典，凭借东道主优势一举获得欧洲杯季军。

　　不过，“东道主魔咒”本身存在漏洞。首先，2008年欧洲杯之前，几乎所有的东道主国家都是当时欧洲足坛的强国，因此，当2012年欧洲杯来到波兰和乌克兰，两支东道主球队都没能打进四强，“东道主魔咒”并没应验。不过，年轻的法国队曾在两年前的巴西世界杯打入八强，惜败给最终捧杯的德国队。作为东道主，法国很有希望将“东道主魔咒”延续下去。

　　2012年之前，13届欧洲杯从未出现过上届冠军成功卫冕夺冠的例子，因此，“卫冕冠军必死”的魔咒一直盛行。然而，强大的西班牙队在4年前一举破咒。今年，无论西班牙能否再次卫冕成功，“卫冕冠军必死”魔咒或许都不再令人瞩目，恐怕，这个魔咒未来将慢慢淡去，转化为对“巅峰西班牙”的致敬与追逐。

　　离开球队成绩的角度，欧洲杯对超级射手们并不慷慨，1980年欧洲杯进行了改制，最佳射手的评选不再包括外围赛阶段。此后，除了普拉蒂尼曾在1984年欧洲杯狂进9球，从未再有射手单届进球超过5粒，包括巴斯滕、希勒、克鲁伊维特、巴罗什等著名射手，都是以5粒进球的成绩捧起金靴。

　　欧洲杯不盛产射手，恐怕也与欧洲各国足球水平相对平均，战术要求相对严谨有关，在战术素养极高、注重整体攻防的对决中，个人能力恐怕难以在整届比赛之中大放异彩。不过，今年的欧洲杯集中了不少顶级射手，C罗、穆勒、莱万、伊布等人能否打破“射手魔咒”，着实是一大看点。

　　“英德恩怨”累积太深 西班牙葡萄牙相互不忿

　　球迷圈有句名言：“论精彩程度，欧洲杯比世界杯好看。”此言并非妄论。由于各大洲参赛国家限制，世界杯32强之中，欧洲只有13个左右的席位，不足以保证所有欧洲强队悉数参赛。因此，欧洲本土的足球杯赛涵盖了更多的强队，竞争更加激烈，强队之间的对话更频繁，也就缔造出真正的“冤家对头”。

　　列强豪门的恩怨之中，英格兰和德国无疑是最“剑拔弩张”的一对。抛开众所周知的历史渊源不谈，英格兰足球和德国足球一直以“死敌”身份面对。2000年前，英格兰足球连续33年无法战胜德国，更是在1996年本土欧洲杯的半决赛不敌德国，目送对手夺冠；同时，在英格兰的足球殿堂——温布利球场翻修前后的最后一场和第一场比赛，英格兰也输给了德国。

　　英德之外，同处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从来都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即使近几年西班牙男足以统治之势连夺世界杯和欧洲杯冠军，但葡萄牙从没向近邻低过头。每当“伊比利亚德比”吹响号角，效力于皇马的C罗就不顾队友之情，奋力拼杀，堪称乐谈。2004年欧洲杯，东道主葡萄牙战胜了西班牙，但此后的2012年欧洲杯，西班牙人踩着邻居夺冠。“西葡”之间的恩怨，堪称南美双雄“巴阿大战”的翻版。

　　除了两对著名的冤家，德国和捷克也是欧洲杯上颇有渊源的对手。中国球迷印象里，对欧洲杯印象最深的瞬间之一，就是1996年欧洲杯决赛，比埃尔霍夫进球后黄健翔的奔放表达。值得一提的是，那场比赛也是欧洲杯首次在加时赛采用“突然死亡法”，德国成为第一支凭借“金球”晋级的球队。

　　追溯到1976年，同样是欧洲杯决赛，捷克斯洛伐克战胜西德捧杯，这是在欧洲杯历史上第一次引入点球决胜机制后，第一场通过点球大战获胜的欧洲杯比赛。双方经过7轮点球互射，帕年卡在最后一轮打进了欧洲杯史上最难忘的一幕——勺子点球，捷克斯洛伐克笑到了最后，也注定了双方的历史恩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