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请先尝试做一道曾经用于中央机关招考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正式试题：
正是由于有人像哥白尼、开普勒那样执着地坚持长期得不到实践支持的理论，有人像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那样大胆地怀疑得到无数实践支持的理论，科学才得以进步。
这段话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
A、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B、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
C、有些实践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D、实践是我们关于真理的认识的来源。
请先不要继续阅读，请先记住自己的答案。
在美国的高考SAT中，在美国的研究生考试GRE（用于普通院校）、GMAT（用于商学院）、SLAT（用于法学院）和MCAT（用于医学院）中，在美国的多种职业执照或资格考试中，都将审辩式思维（critical
在《中国考试》杂志2014年第3期，笔者发表了《审辩式思维能力及其测量》一文。今天，笔者正在积极推动企业、学校、机关在招生招聘考试中增加对审辩式思维的考查。上面这道题，可以作为未来《审辩式思维测试（critical thinking test，简称CTT）》的例题。这道题，可以很好地考查出一个人的审辩式思维能力。
20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的提出，拉开了那场由一个不读书的人主导的、以“不争论”为口号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很长时间，学术界对这个在学理上荒唐的命题采取了容忍和宽容的态度。采取这种宽容态度的重要原因是，大家大多认为“唯一标准”是作为“两个凡是”的对立面提出的。通常认为，与“两个凡是”相比较，“唯一标准”总是一种进步。
经过30多年在社会现实中对“实践唯一标准”的运用，许多人终于明白，“唯一”与“凡是”原来是同一货色，并不存在进步。其中的区别仅仅在于，原来的“主席标准”换成了“总设计师标准”和“核心标准”。
是否要坚持某几项原则？是否应该反对自由化？是否应该推进政治改革？是否应该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一些个人权利？是否应逐步拓宽言论空间？某功是否邪教？……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实践唯一标准”都做出了相当明确的回答。所谓的“实践标准”，不过是“总设计师标准”和“核心标准”。
“实践标准”问题在学理上没有太多讨论的必要。“失败乃成功之母”是很简单的道理。
屠呦呦教授是离诺贝尔科学奖最近的中国科学家之一。2011年9月23日，在纽约获得被称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颁奖词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很长时间中，屠呦呦团队的研究成果为称为“191样品”。为什么称为“191样品”？是因为之前经历了190次失败，在第191次的试验中才获得突破性进展。就是说，屠呦呦团队在从中药中提取抗疟药的努力中，曾190次被“实践标准”所否定。幸亏当时“实践唯一标准”的荒唐观念尚不流行，幸亏屠呦呦们没有相信什么“实践标准”，坚持自己“中药中可以找到抗疟药”的信念，不言放弃，才终于在第191次试验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数千年来这一问题困扰着人类一代又一代最杰出的智者。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思考得越深入，似乎离答案越遥远。在当代的科学家中，使用“真理”概念的人越来越少，科学哲学家们往往回避“真理”概念而谈论“科学理论”。在宗教领域中，真理概念是有意义的。在科学领域中，真理概念完全没有意义。由于20世纪物理学领域相对论、量子论、爆炸宇宙论、弦论等一系列新理论的产生，人们越来越清楚，世上并没有客观的“真理”，只有主观的“真理”。世上并没有众人的“真理”，只有个人的“真理”。
对于科学理论，并不存在什么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可能是约定假设后多种标准的互相验证。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们大多非常清楚，符合观测事实、理论自洽、逻辑简单等，都是评价一种科学理论的标准，并不存在什么“唯一标准”。单纯的“证据（evidence）”并不能为一个命题（claim）或科学理论提供支持，只有“证据+必要条件的支撑（backing）”才能构成支持一个命题的“理据（warrant）”。
“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是一个事实（data or fact），一个“证据”。对于这一证据，支持“中医有效”命题的拉斯克奖的评委们和屠呦呦教授与主张“中医无效”的方舟子之间并无分歧。由于将这一“证据”与不同的“必要条件”相结合，得到了互相对立的结论。仅仅“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一“实践”不可能改变方舟子“中医无效”的立场。
科学史清楚地告诉我们，正是由于有人执着地坚持长期得不到实践支持的理论，科学才得以进步。哥白尼和开普勒对“日心说”的坚持就是一例。宗教不是阻碍哥白尼学说传播的主要原因。得不到实践支持是“日心说”在很长时间中不被接受的主要原因。由于哥白尼错误地将行星轨道设想为圆形而不是后来发现的椭圆形，由于没有开普勒的行星运行定律和牛顿引力定律的支持，在一个世纪的时间中，“日心说”在行星观测、日月食预测等方面都不如“地心说”更经受得住实践检验。哥白尼选择理论的标准是“简单”，开普勒选择理论的标准是“和谐”。幸亏他们都没有接受“实践标准”，才使“日心说”逐渐得到发展。
正是由于有人大胆地怀疑得到无数实践支持的理论，科学才得以进步。几乎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原有的被实践多次证明的理论的否定。“运动物体不受外力作用就趋于静止”，这是得到无数实践支持的命题，牛顿却对此提出怀疑并提出“运动物体不受外力作用则保持运动状态不变”的惯性定律。牛顿力学曾得到无数实践的支持，爱因斯坦却对之大胆地提出了怀疑。
二战之后，东德西德、南韩北韩、大陆香港台湾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我们能够根据这些“实践”来简单地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显然不能。
显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
虽然列宁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站到了他自己时代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前沿，但与领导那场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国领导人相比，毕竟还能算个读书人。列宁在实践标准问题上并不糊涂，他像马、恩、毛一样并不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他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他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２卷１４２页）何时“确定”？何时“不确定”？当然只能由领袖来做出判决。因此，“唯一”也好，“凡是”也好，其实都是领袖标准。
至此，读者可以理解，上面那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C。
为什么不少人不能正确回答这道题目呢？原因在于，中国学校中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学习方法，是深受前苏联影响的学习方法。学校中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20世纪中叶以前的“真理——谬误”的简单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把学习过程理解为一个学生学习和掌握“科学真理”的过程，理解为一个老师向学生传授“科学真理”的过程。事实上，在今天的学校中讲授的许多标有“科学真理”标签的东西都是非常可疑的。这种学习方式，大大地摧残了学习者的好奇心，大大地打击了学习者的怀疑精神，大大地压抑了学习者的创造性，大大地阻碍了学生审辩式思维的发展。
今天，审辩式思维发展是国际教育领域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审辩”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教育词汇之一。人们今天已经形成广泛共识：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审辩式思维是最值得期许的、最核心的教育成果，是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之一。几乎所有对世界各国教育都有所了解的人的共同感受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今日中国学校中最缺乏的就是审辩式思维。
在2002年以前，美国的“研究生考试”——GRE考试包括言语、数量和分析（analysis）三个部分。在2002年10月推出的新GRE中，原有的分析部分被放弃，增加了“分析性写作”部分。在ETS官网上对“分析性写作”部分的说明是：“这部分测试审辩式思维和分析性写作技能（Measures
2005年，美国的“高考”——SAT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将原来的“言语（verbal）”部分改为“审辩式阅读（criticalreading）”。
Land-grantUniversities，APLU）的520所公立大学颁发。AASCU和APLU为了对高等教育水平进行评估，尤其是为了对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水平进行评估，于2006年共同推出了一个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估的“自愿问责系统（VoluntarySystem Accountability，VSA）”。VSA为成员院校提供了一个进行高等教育评估的服务平台。在VSA中，定义了4项“核心教育成果（Core
美国互相竞争的两大考试机构“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和“美国大学考试中心（ACT）”共同承担了VSA系统中对于“核心教育成果”的测试任务。在ETS测试“核心教育成果”的测试《ETS能力透视测试（ETS Proficiency，简称CAAP）》中，都将审辩式思维作为重要的测试内容。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能够理解，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