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日本东京街头。房租楼价不断上扬，再加上地震海啸的冲击，日本经济低迷不振

我们在进入低欲望社会吗？

中产阶层的朋友圈舆论在这三个月内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

5月底，我在一个西部省会城市的时尚活动现场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小姐，她刚从长沙赶来，那是为了爱马仕店铺的出差。爱马仕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在“小红书”上，买爱马仕的攻略不像其他品牌一样讨论哪里可以买得便宜，而是告诉你要穿什么样的“战袍”，表现出怎样的举止，才能让爱马仕的店员觉得你配得上这个品牌，肯把包卖给你。这么强调尊贵的品牌，长沙哪个商业地产能匹配它的店铺呀？

内地顾客在香港尖沙咀爱马仕门店

当时的朋友圈，“新一线”是个爆款话题，有多少人热血沸腾于省会城市的消费升级，眼看着从“北上广深”先升级起来到大家共同升级的局面。果然，长沙虽然不像武汉、西安是“新一线”话题的中心，但也在那个月开业了高端购物中心IFS，爱马仕的店铺就入驻在这幢象征着富裕和国际化的奢侈品航母上。可到了8月份，恐慌和哀叹蔓延开来，每天都有人在朋友圈转发带有“消费寒冬”“消费降级”字样的文章。这简直就像是你正沉浸在盖茨比闪闪发光的香槟、华服和爵士乐中，想透一口气，推开门却立刻发现街道上秋风卷着落叶，行人都瑟缩着前行，一片萧条。2018年7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下降到15年前的水平。让人揪心的是，起码在3年前，消费已经替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也就是说，无论你有没有着手缩减开支，大数据告诉你别人已经不怎么花钱了，并且财富增长的引擎也许不那么有力。

每个中产人士都学习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立刻把日本作为命运可参考的样本。它持续处于一蹶不振的局面，日本的经济评论家于是总结出“低欲望社会”“厌消费”的概念。对比两国的形态，不结婚、不生娃、不买房是共同的现象，日本的小确幸、宅文化和中国的佛系、丧文化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所以，网络舆论经常见到中国也在进入低欲望社会的说法。这件事之所以惹人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拉动生产、经济和就业，它一次次带领深陷经济困境的各国人民绝处逢生，走出黑暗。消费如果拉响警报，后果不堪设想。

日本的“低欲望社会”最直白的原因是经济不景气和通货紧缩，但这个概念的发明人、日本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认为，它与日本的经济政策、社会现状甚至年轻人的心理都有关系。日本是世界上财富分配最平均的国家之一。根据瑞士信贷的报告，世界上财富分配最平均的国家第二名就是日本，财富独占率是50%。大前研一写道，因为日本采用的是累进税制，并且遗产税偏高，最高税率超过50%。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导正不平等的世袭，但对于日本这样经济增长和资本报酬率都几乎为零的国家，薪资不再调涨，资产也不增值，再采用这样的税制，导致无论高所得族群还是低所得族群收入都在减少，他们普遍丧失了“赚钱的欲望”，对社会没贡献，生产和消费都没有活力。

位于香港中环站的一家无印良品店铺，这家日本零售商以极简主义产品而闻名

日本的吊诡之处还在于，不消费并不全是因为囊中羞涩。跟大前研一得出的结论类似，日本市场研究所董事长松田久一提出“厌消费”的概念，就是说消费并不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2002年以后，日本经济形势变好，但是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特别是处于黄金年龄的“泡沫经济一代”，厌消费的指数最高。松田久一分析，这一代在少年时代经历了经济萎靡的黑暗年代，内心焦虑而自卑，虽然现在收入尚可，但对未来增长不看好，并且长期的经济低迷，让他们成长在“非通货膨胀”的环境之中。新品价格一年之内会下降20%到50%，也就是延期购物会更便宜。这跟成长于日本经济发展时代的人不一样，那时买得越迟，还款量越大，那一代人养成的是“立即购买”的习惯。

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丧失成功欲和物欲的价值观。大前研一写道，在我们那个年代，人人都想头角峥嵘，但现在的年轻人丧失了这样的企图心。不愿意升职，不愿意贷款，因为这些代表着责任和负担。市面上也缺乏振奋人心的例子。大前研一写道，近年来，在日本晋升为有钱人的类型，多半是进行IPO的创业者或者父母转移股票以资本获利者，但这样的人数极少。持续的低欲望让日本消费层面元气大伤，持有这种价值观的族群也难以成为经济支柱。

中国正值壮年的“80后”“90后”是怎样的局面呢？1996年出生的郭子辉是无人机飞手，在温州做无人机教员，同时跟朋友合伙创立航拍工作室，业余时间还参加县城的公益救援。郭子辉是典型的小镇青年，读的是三、四线城市里的大学，毕业回到老家，月收入3000多元。虽然这些钱只够日常开销，但在“前辈们”的眼里，生于中国经济腾飞时代的郭子辉明显是“富养大”的孩子，不是说他手里有充裕的零花钱，而是对待消费的态度很有自我主张并且充满信心。

他的第一台无人机是大学时候贷款买的，每个月还800元，一共还12个月。跟上一代人会选择做兼职挣钱买下来不同，郭子辉说，兼职的时间还不如用来练无人机，月供总能还得上。他一开始只当是买了个昂贵的玩具，用无人机给学校拍运动会开幕式，还上网去结交飞友，这些经历使得玩具变成了生产资料和职业机会。丧失成功欲和物欲在郭子辉的身上一点影子都没有。他说，留在温州是想拼一下看能不能割出无人机市场的一亩三分地来。他觉得浙南小城里目前还是一片蓝海，为了验证这个商机，根本不在乎拮据的现状。

郭子辉的力争上游是否具有普遍性，可以参考给他贷款的电商“分期乐”的数据。分期乐很早就倡导消费分期，在它之后才出现了“花呗”和“京东白条”。创始人肖文杰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财富样板，他出生于1983年，曾经在腾讯工作6年，做到腾讯的移动支付财付通产品总监的位子。肖文杰说，他在腾讯工作的时候看支付的数据，发现很多人买东西纠结，前一天下了订单不付款，第二天又下一次，反反复复。他就想做一款产品把金融和电商连接起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拿着数百万的启动资金，肖文杰创立了“分期乐”，跟依托于流量电商的花呗和京东白条不同，分期乐的用户更细分。肖文杰说，他只做30岁以下，未来有支付能力的一批人，可以理解为刚工作一两年的小白领。为了抓准客群，“我不会卖抽纸，不卖那种很便宜的东西。我卖手机，卖限量版的乔丹篮球鞋，我要吸引的是这些商品对应的消费者”。跟郭子辉一样，这些年轻人现在的支付能力不足，但如果能凭借外力，他们乐于追求好品质，并对自己未来的还款能力很自信。肖文杰说，人们现在印象里认为年轻人用VIVO、OPPO等品牌的多，iPhone的价格对他们来讲还是贵了。但分期乐商城里，iPhone的销量比其他九大品牌的总和还要多，而从全网看iPhone的市场份额只有9.6%。

分期乐数据里呈现出来的消费观是追求高品质，对未来的收入增长有信心。2017年底，分期乐所属的乐信集团在纳斯达克上市。采访的前一天，乐信刚公布了2018年第二季度财报，用户达到了2920万人，促成借款166亿元，不良率仅为1.39%。肖文杰说，消费其实可以看作对未来的预期，人性对好东西的追求不会消失，外在环境是影响的变量。

2017年12月16日，小米之家正式落户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消费升级过的人更容易接受性价比

日本人对低欲望社会的纠结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来解释，作者丹尼尔·贝尔在书中指出，“勤奋与节约”对生产来说是必要的道德观念，“休闲与浪费”对富裕的生活来说是必要的道德观念。这两者虽然看起来互相对立，但“勤奋与节约”生产的产品需要消费者的“休闲与浪费”。作为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日本对物质的吹捧和市场营销技术发展了几十年，已经十分娴熟，面对“低欲望”这种新的消费文化，敏锐的商人主动或被动地调整了策略，出现了一种新模式：产品优质低价。这其中的佼佼者，并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就是无印良品。

无印良品也是中国创业者心中的高山。雷军的“小米生态链”是科技的无印良品，“网易严选”的风格与无印良品很相似，“名创优品”的设计师直接找了日本人三宅顺也合作，做毛巾的“最生活”在砍掉SKU之前对标的就是无印良品，家居纺织品牌大朴也在视觉和文案上提出“侘寂之美”。这批中国创业项目也正是目前焦虑的中产阶层关注且谈论的品牌，明明都说我们要奔向美好生活，消费升级了，却眼看着这些便宜的产品涌现，买的人还很多。它们的大受欢迎到底预示了我们未来怎样的命运，拧巴之下，不停地有人在朋友圈争论买了这些品牌算是消费升级了还是降级了？

无印良品创立于1980年底，是大型超市西友的自创品牌。当时受到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萎靡不振，日本也陷入了萧条。消费者对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开始精打细算。这种消费动向很快波及到生活用品市场，各大超市不得不尽快调整策略确保销售业绩。它们纷纷推出超市的自有品牌，并针对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主打“便宜”这个特色。无印良品的起步其实比同行要晚，但它除了便宜，还强调高品质。

无印良品的上市广告是“因为合理，所以便宜”，要达到这个目标，无印良品的方法是砍去不必要的支出，降低成本，比如它早期经常被引用的案例是香菇片：从前日本卖的香菇为求美观都在生产环节挑选出形状和大小一致的装袋，但无印良品认为，无论什么形状，反正烹饪的时候都要被切碎，不如省去挑选的工序，降低成本。中国消费者很熟悉，并称之为“muji风”的牛皮纸包装，初衷也是为了节约包装成本。无印良品现在是生活用品里的“名牌”，可“无印”就是反对名牌溢价。西武流通集团文化财团理事长辻井乔氏在回忆无印良品创立经过的访谈里说，70年代后期他对品牌之类的东西已经十分厌倦了，贴了商标之后，商品价格就可以提高两成左右，这感觉就像是在搞欺诈。

这种反名牌的模式在日本当时不主流。虽然消费暂时进入低谷，但因为暴富，国民还处于追求物欲和名牌的阶段。1980年，日本出版了小说《梦幻水晶》，主人公是在东京做兼职模特的女大学生，类似于郭敬明的《小时代》，这本小说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奢侈品和富人生活方式。因为涉及的名牌在行文中密度太高，并且还附加了注释，它在日本被称为“品牌小说”，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无印良品的时代机遇是泡沫经济的崩溃，1990到1999年，营业额翻了4倍多，特别是1993到1999年阶段，利润和销售额都维持在两位数增长，是日本流通行业为数不多的高利润企业。无印良品的成功带来一个“性价比的时代”，一方面原因是日本消费者真没钱了，一方面是经过80年代的购物潮，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发现名牌既达不到炫耀的目的，也达不到实现自我的作用，就像西武百货理事长辻井乔氏厌倦的那样，对名牌熄火了。日本消费研究者三浦展曾经在文章里指出，连女中学生都拥有了路易威登钱包和香奈儿化妆品，再大张旗鼓地穿戴名牌已经证明不了自己属于富裕阶层了。日本的富人越发朴素不张扬，穿基本款的优衣库、无印良品，不通过名牌而是靠穿搭来显示自己来自上流阶层。

跟无印良品创造神话的土壤类似，虽然中国大众的支付能力有限，但低质优价并不是立刻被欢迎，最先接受这种非名牌的反倒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人群。“名创优品”很多产品只要10元，第一家店的生意却不理想，顾客看得多买得少。直到第二家店开业并且生意兴隆，创始团队才找到原因。名创优品的品牌总监成金兰告诉本刊记者，生意不好的第一家店开在居民区，生意好的第二家店则开在了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说明像居民区顾客那样对价格过分敏感，收入和购买力不足的人群，通常缺乏对商品的辨别能力，所以更加依赖品牌，对名创优品这样的新事物半信半疑。名创优品随即明确了中国的目标客群，是收入较高的消费者，他们见过世面，很精明，知道一件商品该值多少钱。

“网易严选”的客群也很清晰。去网易在杭州滨江的公司，进大门右手边办公楼的一层就挨着开了三个开架商店，最外面是“网易考拉”，紧接着是网易严选，再往里走还有网易做的猪肉，二层的咖啡厅里，也开架卖着网易严选上的零食和饮料。网易电商上的产品，公司员工就是最贴近的消费者。网易严选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大家出国玩就会发现国外有很多质量好的东西，价格并不贵，既然中国工厂那么多，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卖呢？从这个朴素的想法出发，网易的邮箱部门开始孵化电商。第一批产品卖给了公司员工，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爆款的毛巾。毛巾一共卖了30万元，让网易觉得项目可行，并且像网易员工这样的群体，就应该是用户画像，大学以上学历，在公司上班，出过国，用过好东西，有识别经验。既然是网易邮箱孵化的项目，近水楼台先得月，网易严选的种子用户最初来自网易邮箱的用户，因为很多人用网易邮箱做工作邮箱，严选首先瞄准了这些公司白领。

网易严选与MINI中国携手独立音乐人陈鸿宇，在海边造了家移动咖啡馆

无印良品在日本虽然属于大众消费水平，但进入中国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定价偏高，2018年它已经完成了进入中国以来的第八次降价。这个本来以物美价廉行走江湖的品牌，在中国虽然失去了价格优势，但因为它具有设计风格，质量不错，对比本土杂货非常有竞争力。截至2017年，无印良品在海外一共有295家门店，其中200家在中国。这种“定位的变形”其实也符合经济新兴国家在生活杂货上的消费升级。作为经历了日本经济发展时期的资深零售商，辻井乔氏在访谈里说，西武在1959年策划了一场法国产品展销会。“不论是烟灰缸，还是果皮箱，只要是产品都一份不落地卖出去了。”日本消费者从前觉得欧美产品可望而不可即，但到了60年代，终于有实力敞开心扉购买外国货了。

这种迫切也是因为日本产品的水平已经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当时日本已经出现一些“教主”级别的意见领袖，推动生活美学，从他们的文章里经常可以见到对欧美物质的向往和眼下的不足。造型师出身的散文作家吉本由美曾经写道，她憧憬法国电影里看到的咖啡欧蕾碗，日本国内的商店里却完全找不到。吉本还提到她在洛杉矶买到一种用铁丝穿过布料制作的“晒衣夹收纳”，日本同类商品却全是塑胶材料的水果篮造型。“老实说，形状也太丑了吧。”吉本写道。吉本写这些是批判当时日本日用品的品质：“他们是不是觉得便宜的东西，只要随便做做就好？”“欧美的东西不会像日本，因为材质粗糙就要故意搞得很高级似的，他们的东西干脆利落，不做作，我很喜欢这样。”

无印良品进入中国的阶段，很多中产阶层人士正发生着吉本由美的烦恼。“最生活”的创始人朱志军就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创业对标无印良品。“那时候也不懂品牌真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自己设计了包装，然后从阿里巴巴进货，撕下别人换上自己的，就在电商上卖了。”朱志军说。当时赶上B2C的电商红利，即便模仿如此粗糙，每个月的纯利润还能达到两三百万元，2013年他做到了电商里这个品类的佼佼者。

朱志军来自于百货业，职业经历让他信奉渠道为王，但随着消费者的见识越来越多，买家投诉率高，他意识到这种左手倒右手的方法难以持续。从渠道进入到生产，朱志军碰了大钉子。他告诉本刊，既然说对标无印良品，就想找最好的样品，最好的供应商，开一个模具就要几十万，每个月有三四十人在全国各地出差找生产资源，什么东西都不卖，这些开销就要几百万。“我们花两年时间做了50款产品，把我做电商挣的2000万元快亏光了，公司也从100多人剩了不到20人。实在是挺不下去了，我就找雷军咨询。”朱志军说。

雷军的建议是把单品做透，砍产品，对于创业小公司来讲，这也是比较可行的路线。中国虽然被称为世界工厂，但从前物质匮乏，制造业良莠不齐，甚至连好品质的标准都没有。王治全是家居纺织品牌大朴的创始人，他曾经创立过库巴网，也就是“国美在线”的前身，有互联网思维和创业经验。他告诉本刊记者，消费升级是一个必然趋势。“中国每年那么多家庭出国旅游，不是去国外买艺术品的吧，大量都是日用品，那证明这些东西国内是缺的。但是，消费升级不一定是卖得贵，而是要品质好。中国最近几年出现的现象级产品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品质变得更好，价格变得更公道。”

王治全的第二次创业，看了很多行业分析报告，他发现家纺行业虽然竞争激烈，但品牌高度分散，国内的标准也不高。“国家标准从前重点都在耐用上，关注掉毛率、色牢度啊，因为这些是从前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直到去年才修订标准，把荧光增白剂列入当中。我要做的是没有荧光增白剂，甲醛含量低，没有致癌芳香胺，贴身用也安全的品牌。”王治全说。因为国家从来没有这样的标准，虽然做的是常见的床单，整个供应链全要自己组建。“我们自己采购棉纱，找织布厂织布，然后自己找印染厂印染，再找缝制厂缝制。这种相当于定制的研发，愿意配合的工厂很少。谈判特别艰难，这个行业的规矩是，一个颜色至少得3000米布开机，那就是四五百套，你是个初创品牌，销量本来就起不来，成本又没有竞争力，这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王治全说。

朱志军把50款产品复盘，发现毛巾卖得最好，占40%的销售额。他于是把创业聚焦到了毛巾上，并且拿到雷军1000万元的投资。去年，朱志军的“最生活”跟“网易严选”因为一款毛巾在网上吵了一架，结果消费者很快从关注他们谁是谁非转向毛巾质量本身。有自媒体用吸水率、纤维长度等毛巾质量的重要参数把最生活、网易严选和日本著名毛巾品牌今治放在一起测评，结果两个中国毛巾的质量不差于今治，可它们的定价都不到30元一条。

王治全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也创出自己的产品线和产品风格。他虽然跑去日本学习了侘寂之美，但风格跳出了“muji风”。王治全说，“侘寂”主要还是安静内敛，不张扬，在这个审美趣味里，他开发出更符合中国人喜好和生活习惯的图案，除了无印良品标志性的性冷淡风，还有花鸟、卡通等。对中国消费者来讲，选择更丰富，而且便宜。

由奢入俭难，消费升级还是降级，不能仅用花了多少钱来衡量，而是品质，一旦受到了消费升级的熏陶，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很难下降。兴业研究公司副总裁鲁政委在最近的专栏里根据吃喝、住、行类的消费数据分析，发现中国消费者对高档白酒、大户型房子和中高级轿车及SUV的偏好更高而不是相反。

如果没有“消费降级”四个字时常出现在朋友圈里戳心，消费者大概会毫不迟疑地欢迎像日本人买无印良品一般轻松，不必在这方面精打细算。这个市场是一个难以描述的天文数字，网易严选和小米生态链的采访对象都无法数得过来他们的项目包括哪些品类，只能回答哪些领域是不涉及的，因为不涉及的才是少数。可就像王治全做床品、朱志军做毛巾的经历一般，在制造环境良莠不齐和长久低标准的现状里，支撑起这样庞大的生意，困难重重。这一批涌现出的“性价比”品牌，虽然不断向消费者解释“自己就是中国的无印良品”，其实它们的生意模式更类似于美国的好市多（Costco），它更容易解决中国设计和制造上的薄弱问题。

好市多是会员制的连锁超市。它最大的特点是每个品类只有两三个品牌，但确保它是同类商品里性价比最高的，相当于好市多已经为消费者筛选了一遍，消费者不需要左顾右盼，买走就好。这种模式使得它的库存少，单品销量巨大，所以能从厂家拿到最低的价格。好市多的毛利从来没有超过14%，而以高效率、低成本著称的沃尔玛毛利是22%到23%。简单说来，这个模式如果要行得通，商品都要有爆款潜质，并且前端能够取得消费者的信任，确保你选择的商品被接受，后端有优秀的供应链做支撑，确保能提供高品质产品。

网易严选从名字上就表明，它采用的是类似好市多的严选模式。它从上线以来已经产生了很多爆款，无论是被人谈论的阿瓦提毛巾还是电动牙刷、美容棒等，如果留意消费潮流就会发现，网易严选上的新品与当时各电商平台的流行产品重合度很高。网易严选副总裁Wendy说，严选跟淘宝最大的区别在于涉及生产环节，产品周期很长。它上面的每一种产品都是半年甚至一年前就立项的，这就要求选品团队对消费趋势有预测能力。类似于时尚行业的买手从时装周上看准流行趋势和选品，严选也有一个团队经常密集采风，去看国内外的展会，从中发现有流行潜质的商品，或者留意供应商们正在研发的新技术。比如冻干技术能高度还原食品味道，是即食行业正流行的探索，严选就陆续上线了冻干牛肉面、酸辣汤，还有替代速溶咖啡的冻干咖啡。

为了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找到优秀的供应商，网易严选一开始上线时打出了与大牌同厂生产的旗号，海报上标明“采用同样的材质，来自同样的制造商”，这曾引起轩然大波，因为看起来像是把山寨合法化了。但“好的生活，没那么贵”实在是击中人性。上线两年，在2018年网易第二季度财报中，严选等电商净收入达到43.66亿元，成为网易游戏之后第二大营收项目。Wendy说，中国制造业的环境是良莠不齐，我们选择能证明自己素质的供应商合作，效率最高的证据就是曾经有过国际大牌这样优秀的客户。这些代工厂其实满足不了中国消费者所有的需求，网易严选现在辟出一个海外制造馆，因为像织物除菌除味喷雾、除氯负离子花洒等，从前中国市场上很难找到成熟可靠的商品，消费者只能海淘，网易严选就得去国外找工厂。

小米生态链也非常明确地提出学习好市多的精品策略和无印良品的品质。好市多就是小米心目中的理想状态：用户可以绝对信任米家的品牌，只要是米家的，一定是性价比高的。米家在吸引会员上有优势，小米自带数量庞大又忠贞的粉丝。小米生态链高级产品总监李创奇说，最早小米做了刷机，刷机是件有风险的事情，比如可能资料丢失，小米提高刷机门槛，用这种方法筛选出一个核心用户群，就是发烧友。这一群用户向外拓展，小米有一批认同小米文化的“米粉”。每当小米产品上市，第一次曝光带来的用户转化率非常高，这是跟粉丝有直接关系的。除了自带流量，小米通过黏性、品质控制等很多方法潜移默化地让粉丝形成一个认知，就是小米的产品总是比售价所产生的心理预期高一点。“比如你心里很清楚20块钱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那么小米做的东西让你感觉这是30块钱的东西具有的一些品质和设计。”

在生产端，小米没有选择依靠“证明过自己的供应商”，而是提出生态链的概念，用投资的方法聚拢一批企业或者项目，给钱，给小米做手机蹚出来的方法论，给渠道，也就是小米电商，还有粉丝和社会对小米的关注度，这些公司的产品除了供给小米，也可以创立自己的品牌。小米同样面临一个制造业薄弱的环境。李创奇说，小米生态链上的产品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成熟标品，最典型的例子是小米电视；另一种是新兴产品，从前中国市场上没有或者现在才刚流行起来，比如激光投影、空气净化器、扫地机器人。小米跟投资团队共同研究，它应该是什么样，有哪些功能，像小米做的移动电源、空气净化器等，甚至是小米团队先有了产品需求，再去游说合适的人创业，从无到有地造出公司和产品。

最后所有人都要面临一个原创能力和设计的问题。无印良品创立30多年，不但把品牌营销包装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输出，而且有原研哉、深泽直人、杉本贵志等知名设计师贡献智慧，互相成就。从代工厂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中国品牌如何从生产再上溯到创意呢？文化的培育周期很长。名创优品的方法是寻找了日本设计师三宅顺也合作，他毕业于日本文化服装学院，那个学校培养出了三宅一生、山本耀司等世界知名设计师，作为产品经理和设计师，三宅顺也为很多品牌提供过服装、饰品、小部件方面的企划，能把日本现代设计和商业运作中得到的训练和经验带到名创优品。

网易严选虽然表示采用ODM模式合法合规地售卖品质优异、性价比高的商品是对当下面临困境的“中国制造”的支持，但是也曾经承诺设立1亿元“网易严选创新专项基金”，严选上中国制造的创新商品售卖达到1万件，就启动激励机制，在常规设计费基础上，对创新进行奖励。Wendy说，严选现在有自己的设计团队，做自创品牌，还在探索跟中国传统工艺、原创设计师合作开发产品，已经上线的过风雨伞就是采用西湖绸伞的工艺，由浙江大学工艺设计系老师设计的产品。

一个从物质匮乏和粗制滥造环境中迅速崛起的庞大消费市场，支付能力不均匀，消费诉求和对购物的理解处于不同阶段，难以用消费升级还是降级简单地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