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正在与这样的骗子聊天，快一个月了，每天都说爱死我了，我跟他耗着就是看他的狐狸尾巴什么时候露出来，终于星期五那天他说他有个很危险的任务要执行，但是会为了我安全回来的，然后星期一也就是今天晚上就告诉我任务胜利完成了，脚中了子弹，但是小问题，叫我不用担心，然后告诉我已经给我发了封邮件，叫我务必要看，然后要回复他，他会一直在QQ上等我回复的，我看了邮件，开始先来一阵感情美言，然后就说阿富汗总统 为了感激他们顺利完成了任务，打败了恐怖分子，特意奖励他们一批美金，140万美金，因为我是他最信任的人，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尽快把我的地址，电话告诉他，好让他安排这批美金寄过来给我，让我保管好，直到他两个星期退休后来中国见我。。。好彩我上来这里看到这段，原来真的是骗局。

还有一个说是美国军人在阿富汗的指挥军一开始也是一顿感情攻心，然后说想尽早离开战场，不想每天都面对那么多尸体，太厌倦那种生活了，想来中国一起生活，然后叫帮他申请退休，会把他得到的福利拿到中国来与我一起分享，然后发邮件，然后收到对方的回复，说是交付300元美金就可以得到一份退休申请表格，然后就可以办理退休，我说我没钱，帮不了这个忙，然后过几天又说儿子车祸昏迷了，需要16550美元才可以医好，我只是说听到这个消息替你难过，然后他又说，医生说了，交4800美元就可以做手术，他不想失去唯一的儿子，我说，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他过段时间复我，我可以将钱汇到美国给他儿子医病，我说，我也想帮你，但是我没有钱，我有心无力，对不起，然后拉黑名单。

1994年4月6日至6月中旬，卢旺达爆发了大屠杀，短短100天内上百万人丧命，极端分子的残酷与国际社会的冷漠使那段时光成为人类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一名普通的联合国维和人员挺身而出，冒着巨大的风险拯救了上千条生命。他就是穆巴·迪昂。20年前，BBC记者马克·道尔曾亲历了卢旺达大屠杀。20年后，马克·道尔回望那段黑暗时光，试图向世人再现穆巴上尉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朱韦纳尔的专机在首都基加利上空被火箭击落，机上无人幸免。政府军与胡图族民兵开始对图西族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当晚，军队闯入女总理阿加特·乌维林吉伊马纳的家中。枪声四起，她的5个孩子被匆忙送到邻居家躲藏。透过窗子，孩子们看到士兵四处搜寻他们的父母。总理的女儿，时年15岁的玛丽·克里斯丁回忆说，“我听到几声枪响，然后士兵们开始欢呼，再后来就只剩下了一片瘆人的寂静。”乌维林吉伊马纳是胡图族人中的温和派，因为主张平等对待图西族人而惨遭杀害。

几小时后，维和部队意外发现这几个孩子。就如何安置他们，维和部队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大家并不清楚他们是否有权把这些孩子带走，但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又绝不能把他们丢下”。

然而，要带这几个孩子去任何地方都是十分危险的。胡图族极端分子在每条道路上都设置了重重关卡，而原本计划前来转移维和人员的装甲车又迟迟没有出现。最后，穆巴上尉站出来表示，他愿意将孩子们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时任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司令官的罗密欧·达莱尔将军告诉马克·道尔：“在当时的环境下，穆巴上尉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这样做需要巨大的勇气。”

穆巴成功地把这些孩子送到城中为数不多的图西族避难所之一——卢旺达饭店。

穆巴当时35岁左右，来自塞内加尔。他身材高大，常戴着一副飞行员墨镜。穆巴有着非凡的个人魅力，即使在黑暗的大屠杀时期，他的幽默感依然能让身边的人感到一丝宽慰。

大国政客们都在作壁上观

大屠杀最初也是最为血腥的几天里，卢旺达犹如人间地狱。城中流弹四射，尸横遍地。而被极端分子控制的广播电台仍在不断地煽动民众：“消灭所有图西族‘蟑螂’。”

在头48小时里，许多像穆巴一样没有武器的维和人员纷纷逃离卢旺达。维和部队的车辆甚至因为被怀疑藏有图西族人而遭到攻击。

被全世界抛弃的图西族人涌入教堂寻求庇护。然而，教堂并不安全。当年，康谢丽·穆卡姆维兹与丈夫孩子一同逃到基加利的圣法米勒教堂避难。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她至今记忆犹新。

“我当时正在街边买肥皂，一个穿着军装的神父伙同4个民兵向我走来。他说我是叛军的同谋，拿枪指着我威胁要杀了我。”死生一线之际，穆巴出现了。“他跑过来挡在神父和我之间，厉声斥责道：‘你为什么要杀她？你这么做全世界都会知道的。’” 在他的斥责下，神父退缩了。

由于穆巴和其他维和人员的努力，圣法米勒教堂内没有发生大屠杀。但藏身其他教堂的难民则没有这么幸运，民兵们肆无忌惮地破门而入，对图西族人大开杀戒。

许多绝望的卢旺达人试图通过各国的撤侨行动逃离卢旺达。

在德国援助组织工作的安西拉·穆康吉拉赶到一家美国俱乐部求助。“但他们说他们不带卢旺达人，还请我离开，”她回忆说，“我在人行道上哭泣时，穆巴发现了我。”

“穆巴对白人自私的行为感到愤怒，”当时也在卢旺达饭店的法国学者安德烈·吉查欧说。当年，虽然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都派兵飞赴基加利，但在解救了本国侨民后就匆匆离开了。“如果当时法国和比利时的士兵同维和部队并肩作战，就可以控制局面，”吉查欧说，“然而，根本没有任何救援行动。”

事实上，当穆巴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难民时，纽约联合国总部的领导人们还在为是否干预的问题争执不下，他们甚至将驻扎在卢旺达的维和部队人数从2500人削减到不到300人。与此同时，由于6个月前在索马里发生的黑鹰坠落事件，美国人对出兵非洲心有余悸， 决定作壁上观。

穆巴将安西拉到酒店，与在门口叫嚣着要杀死酒店内图西族人的民兵擦身而过。他让她不要走出自己的房间，也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当天晚上，他还给她带了条毯子。“他看到我在读圣经，”安西拉回忆道，“他说我应该为陷入危难的祖国祈祷。”

“要杀他们就先杀了我”

马克·道尔与穆巴曾一同前往纳亚米兰波城郊的一座孤儿院，据说有数百名儿童困在那里。途中，他们在一处路障前被拦下。一个民兵走过来，手握一枚手榴弹，挥舞着威胁道：“这个比利时人是谁？”民兵组织将曾经的殖民者比利时人视为死敌。不久前，他们杀了10名参加维和行动的比利时士兵，成功吓退了维和部队中的比利时人。

正在我胆战心惊之时，穆巴却微笑着说：“我是这车上唯一的比利时人。看到了么？”他伸出自己黝黑的手臂，“黑比利时人！”玩笑打破了本来紧张的气氛，穆巴让他让路时，他竟顺从地同意了。

“他喜欢开玩笑，”穆巴在联合国的同事巴巴卡·法耶说，“他的幽默感多次帮他化险为夷。”

然而，更多时候穆巴不得不采用贿赂的办法。虽然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却不得不违背戒律在车上备着好烟好酒和成叠的钞票。法耶说：“遇到路障时，他会递给民兵一支香烟。如果是民兵头目，就给他一瓶啤酒或威士忌。这让他可以畅通无阻，又不至于惹恼那些民兵。他用这种办法成功帮助许多被追杀的人顺利通过关卡。”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加利分裂成由政府军和爱国阵线控制的两大区域。卢旺达饭店位于政府控制区内，紧靠民兵领袖的驻扎基地。但由于维和部队的守卫，图西族人和胡图族温和派人士得以进入酒店避难。来酒店的人越来越多，局势也不断恶化。供水被切断之后，人们不得不喝游泳池中的水。起初人们还可以把水煮开，不久供电也被切断了。

有一次，穆巴和其他联合国人员试图用卡车护送难民去机场。然而，车队刚驶出大门不到几百米就被民兵拦下，一家政府电台大声广播车内人员名单，民兵们陷入了极度狂热。“他们试图将我们拉出来，” 当时在车中的奥黛特·尼拉米利莫医生回忆说，“他们叫嚣着‘杀死这些蟑螂！’这时，穆巴上尉跑下来，张开双臂拦在车队和民兵之间。他大叫道，‘你不能杀这些人，我要对他们负责，我不会让你们伤害他们，要杀他们就先杀了我。’”

由于民兵人数众多，车队无法突围，只得重新返回酒店，但穆巴成功地保住了车队人员的生命。回到酒店后，医生急忙救治受到袭击的乘客。穆巴走了过来。“他看起来惊魂未定，”尼拉米利莫医生说，“‘他们几乎杀了你们，他们真的想这么做。’他说。他看起来心烦意乱，几乎要哭出来。然而，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他担心我们比担心自己还要多。他确实是一个英雄。”

最终，尼拉米利莫医生和安西拉·穆康吉拉借助之后的车队成功地逃离了卢旺达。而总理的孩子们在进入酒店几天后，被藏在联合国车辆的后备箱中成功偷运出酒店，送上了出国的飞机。

在大屠杀中他解救的人最多

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到底多少人因穆巴而获救。

他的老朋友法耶上校说至少有四五百人，他相信如果不是穆巴，酒店内的人可能都无法幸免于难。美国国务院的官方估计为600人，但美国学者理查德·西格勒认为有1000人甚至更多。

“穆巴上尉的义举还未完全呈现在人们面前，”西格勒说，“等人们了解到他所做的一切，就会明白他是当代最值得称颂的英雄。”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搭救难民的人不止穆巴一个，但为他所救的人却是最多的。

不幸的是，他的运气最终在1994年5月31日耗尽了。

这天，应政府军首领要求，穆巴给维和部队达莱尔送一封书信。在通过一个检查点时，一枚迫击炮炮弹在他的车旁爆炸。弹片将车身撕裂，穆巴当场死亡。

现任加拿大国会议员的达莱尔说：“我经历过许多艰难的日子，但是那一天尤其令人难过，我们失去了黑夜中照亮前路的一盏明灯，一个深深影响他人的灯塔般的榜样。他对人道主义的追求远远超越了个人和国家的职责。”

而穆巴本来就快要回家了。

“还有12天我的任务就结束了，然后我就可以回塞内加尔了。为我们祈祷吧！”遇害前3天，穆巴在与妻子亚辛通话时告诉她，在电话中他谈了很多关于死亡的事情。“那让我感到不安，”亚辛说，“他以前从不会谈这些，我想他在卢旺达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

彼时，他们儿子谢赫年仅两岁，女儿昆巴也只有4岁。整整两年，亚辛都没有告诉孩子们事情的真相，她只是不断地说：“爸爸等到任务结束就回来了。”虽然这意味着亚辛不得不独自承担悲痛，但她说：“孩子们还太小了，我必须保护他们。”

穆巴遇难时，作为战地记者的马克·道尔，从对讲机中听到联合国工作人员都在谈论一名维和人员不幸罹难。“哦，上帝，我真希望不是穆巴，”一个援助人员说，但他的语气说明他只是不愿意接受事实。马克·道尔冲到路障前询问一个联合国官员，但他也不愿亲口讲出真相。后来，马克·道尔找到了车子的遗骸，但遗体已经被移走，车座上都是血迹。

第二天，穆巴的遗体被运至基加利机场，准备送回塞内加尔。此时的卢旺达已经没有棺材可用，而被世界遗忘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是捉襟见肘。最后，穆巴的遗体只得被包裹在用来搭建临时帐篷的蓝色塑料布中，上面盖着联合国旗。

遗体被搬上飞机时，塞内加尔军事观察员萨姆巴·托尔上尉走到马克·道尔身边说：“我只是个士兵，而你是记者。你必须让全世界知道穆巴·迪昂上尉。”言毕，托尔上尉和马克·道尔都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