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正当中美贸易战交替升级之际，人们从网上看到一份美国兰德公司2016年的报告《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之事》。这份报告设想了中美开战从小到大的各种可能，并为美国政府推算了各种情况下的得失与对策。联系到近来美国的所作所为，这一对华战争构想，不能不令人高度重视。历史一再证明，美国人在战略问题上有时非常直率，他们不仅敢想，而且真的敢干，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分析其中利害，做好准备。

全面对华开战，美国不是没想过

兰德这份报告译成汉字约有4.6万字，它系统分析了中美开战的可能导火索、不同条件下的作战规模、方式及双方损益等。

五个最有可能的“导火索”

一是，中日东海对峙升级。两国围绕争议领土爆发冲突，此时，美国如果宣布其与日本的防御条约也适用于此，就会卷入与中国的战争。二是，中国与南海相关国家如菲律宾或越南发生冲突，美国以解决争端、维护所谓“公海自由”借口介入，战争将不可避免。三是，朝鲜半岛发生不测，中国、韩国或美国军队应对中不协调，各方军事干预演变成冲突或战争。四是，中国大陆以武力方式胁迫或夺取台湾，美国将介入并与中国开战。五是，中美发生海空对峙事故，例如一方击落对方飞机，事发地点中国认为是自己的专属经济区，而美国却认为是公海时。不难看出，兰德设想的开战导火索，全部发生在中国的东部及中国海域。这一方面，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周边面临半岛和“三海”问题的现实；另一方面，可能让印度有些泄气——根本就没提会因为中印冲突而出兵的可能。

从小到大、从短到长四种打法

这四种战争形式分别是：短期低强度型、长期低强度型、短期高强度型及长期高强度型。报告对几种战争样式的预估，正如标题所说，是“想不敢想之事”。一般认为，中美两个大国放开打各自损失都很大，而且大国都有理性的决策体系、有广泛的交涉沟通渠道，不会走向全面大战。但兰德这份报告认为，双方根本利益分歧、战略文化差异、战略误判会导致不敢想的事最终成真。

首先，中美双方关于战争的想法是不同的。双方都意识到，一旦开战必然十分激烈，中国希望打短期战争，而美国判断战争越久自己就越有信心取得胜利。这将在双方冲突时形成误判的背景。

其次，双方对各自有优势的作战领域有不同认识。美国总体上自信其军事实力能击溃中国军队，但细分军种优势，认为即使摧毁了中国的海空军力量，在陆地上开战时，将陷于苦战并付出沉重代价。这就容易酿成第二层误判：由于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不断提升，美国开始考虑在损失打击力量前对他们先发制人。但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主要部署在本土，美国这样做，将会增加事态升级和危机不稳定性的风险。兰德认为，那样会促使中国在预感不妙时先发制人。

再次，双方指挥与控制系统的差异，将增加战争可能性。美国的指挥与控制系统越来越强调灵活性、前线部队的主动性、对情势的反应、联合作战，以及在政治领导下的充分授权（尽管面对军方指挥与控制系统的分散化趋势，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仍会对中美敌对行为的细节有着浓厚兴趣，无论他们能否接管军事行动）。兰德认为，中国与美国的思路不同，中国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传统上强调层次、对领导的尊重、对中央指挥的依赖及对原计划的遵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高层都对军队拥有绝对控制权，但在紧张对峙中，军队将倾向于发动迅速、猛烈的军事打击。这就加大了战争危险。

由于这几种误判和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会导致双方本来都不愿意卷入长期战争，但最终不得不滑人大战。兰德举出一战和二战的例子，历史一再表明，战争策划者和政治领导人总是倾向于宣称战争将很快结束，但最终与现实相去甚远。“我们必将看到，中美战争的级别越高，持续的时间将越长”。

中美两个大国的长期高强度战争，会不会导致更可怕的核战争？此前人们普遍说，核大国不会有战争，如果开战也不会动用核武器。但兰德报告表示忧虑，他警告美国，不要逼中国：在对中国国土进行攻击时，要非常小心谨慎地应对中国所认为的关键的威慑力量，以此努力降低中国首先使用核武的可能性。

兰德评估：中国在战争中损失更大

报告分析认为，中国在战争中的经济损失更大。兰德估算双方经济规模和互相依赖程度：中国的GDP大约为九万亿美元，且年增长速度为7%。美国GDP约为17万亿美元，年增长率为2%。2013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约4400亿美元——约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0%、中国出口总额的20%和中国GDP的5%。2013年，中国自美国的进口额约1220亿美元——约占中国进口总额的6%、美国出口总额的8%和美国GDP的1%以下。中国持有美国证券约1.7万亿美元，包括约1.3万亿美国国债——约为外国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25%。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额约80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超过600亿美元。国际贸易占中国GDP比重为45%，占美国GDP比重为25%。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为三分之一，美国消费占GDP比重为三分之二。总体上，中国对国际贸易有更大的依赖；美国对自中国进口商品有一定依赖。如果西太平洋地区发生高强度和大范围的战争，将中断中国几乎所有的贸易（其中95%经由海上运输），而美国的主要损失是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及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与中国相比，这种损失程度小得多）。基于此，兰德的判断是：中美大战给中国GDP带来的损失，可能会达到一战期间德国GDP下降29%的那种严重程度。中国政府届时不得不努力限制对消费的影响。然而，GDP下降三分之一，对中国及其国民的影响显然会是深重而持久的。相比之下，一场长期高强度的战争对美国及其国民的影响，在严重时也只相当于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

报告认为，战争还会给中国带来政治损失：高强度的冲突如果进行得旷日持久，可能会产生国内的政治动荡和离心力。社会各阶层（如精英、中产阶层、工人和农民）的不满和失望会增多，资本、资本家可能逃离。分离主义可能上升：西藏、新疆等地的分裂分子也许会乘机作乱。

报告认为，中美大战的国际影响相对来说对美国有利：国际上普遍的观点是，希望战争能迅速结束。俄罗斯可能会摆摆姿态，利用中美冲突在其他地区采取行动，但不太考虑与中国协调政策。一些东亚国家，会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美国。日本有可能会参战，如果战争是长期高强度的，这对中国将是雪上加霜，并有可能造成战事进一步升级的危险。总的看，战争的持续时间越久，国际影响对美国越有利。

在全面分析之后，兰德报告最后告诫：大战无赢家，中美双方都要克制。中国军事实力的提高正抵消美国的军事优势，而且因为科技发展有利于常规的反击能力，两国的战争可能很激烈，持续一年或以上，却没有赢家，并且给双方造成巨大的损失。这样的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对经济、国内政治和国际的影响会越大。这种非军事影响，在给予中国最严重打击的同时，也会极大地冲击美国的经济，并削弱其应对世界范围内安全挑战的能力。美国应该做好与中国进行一场长期而激烈的战争的周全准备。同样重要的是，美国限制与中国战争的范围、强度和持续时间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其规划、文官统治制度和在和平、危机及战争时期与中国沟通的能力来实现的。同样地，对中国来说，政治控制和良好的战时高层沟通是必要的。兰德报告还警告中国：尽管中国军事上的发展减少了必然输给美国的危险，但别指望靠一场短期战争来获取优势，一场长期战争可能使中国变得虚弱、动荡、不安全和贫困。

这份报告虽然看起来全是末日战争式的幻想，但实际上却反映了美国的一些战略，其中，既有威慑也有陷阱。

把中国当假想敌，在美国战略界渐渐成气候

不能把这份报告当成幻想，原因之一，是这份报告产生的时间是2016年。如果按一般战略报告撰写流程和规律看，它的思考、讨论时间应该更早。那时，特朗普还没有上台，如果把兰德撰写报告的原因猜测为，无论谁上台，对华都要有各种强硬对抗准备，那就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当时已经有“中国是对手”、“要做对华作战准备”等想法。这个报告与几个月来美国多个官方战略报告的对华定调是一致的，与美国在东亚、在台湾、在贸易等问题上的实际行动是呼应的。这就提醒我们，对这个报告不能当热闹看，而要真的当成一种信号、一种方案轮廓来看。

既不甘心，又不敢放手大干

这份报告还反映出，美国战略界一种犹豫。尽管它标榜“想不敢想之事”，但屡屡警告美国决策者不要触动中国底线，提醒各方中美打长期的高强度战争损失巨大。这种犹豫就是：一方面，不甘心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实力优势被慢慢缩减；另一方面，又不想陷入全面对抗，不想重蹈世界大战的覆辙。所以，导致该报告内容中屡屡出现“不要怕，如果打还是美国赢”和“最好别打，打了没有好处”两种自相矛盾的声音。这一点，与美国今天的作为也很相符——特朗普今天气势汹汹要对华如何，明天又说跟中国领导人关系不错，首鼠两端、喜怒无常，背后都是这种对外战略游移不定，没有根本大思路决定的。

这个报告由于想象力丰富，预设的场景浩大、对抗激烈，很容易引起各界注意。它的公开传播本身，就带有几个陷阱。

一是，威吓。报告预设的大战场景，特别是大战带来的经济、政治损失估算，不仅是给美国的对华强硬派站台打气，也是对外发出的威胁。如果我们被吓住，就有可能在美国一些咄咄逼人的动作面前缩手缩脚，让美国得逞。现在看，美国失算了，我们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坚定性，使特朗普当局无法有效实施欺诈。

二是，挑拨。报告预测大战来临时，中国军队指挥控制系统内部的不协调，国内各群体、民族、地区的不团结，还预言中国的友好国家不可靠，甚至借机添乱等等。

三是，误导。报告在几种对抗情形中，都强调美国的优势、中国的劣势。如果我们按捺不住，不根据自己既定的战略布局，而是跟着美国遥指的方向砸钱竞争，就有可能陷入美苏冷战竞争的那种战略透支。

所以说，对兰德这个报告，要认真研究，高度重视，但也要站稳脚跟，有自己的主见。总之，退缩不行，躁动不行，滑入军备竞赛更不行。

兰德报告是美国人直率的警告，让我们有的人愤怒，有的人焦虑，有的人思索。其实，大家都清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军方、情报部门针对中国的种种作战方案，如果公开出来，可能比这要触目惊心得多。但这份报告就这样毫不遮掩地发布出来，而且近期美国的举动也代表了某种呼应，这是需要有所应对的。

准备应对最坏情况，但不过度紧张

报告预想了最坏的情况。事实上，军事战略思维向来立足于最坏情况，做最充分的准备。如果美国人按最坏的情况思考了，我们当然更要有所思考。其实，新中国历史上，有过比这更严重的估计，比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设想最糟糕的情况是美苏同时打进来，美国占南方，苏联占北方，全国到处出现坏人，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人民与军队重新打一场反侵略人民战争。今天我们做最坏准备，怎么样也不会到当年那个程度。因此，最坏也承受得起，也不怕。这是我们坚定执行既定方略的战略定力所在，决不能被人家几份报告、几个虚招给带到沟里去。

争取最好，但不过于理想

在想到最坏情况，并为最坏情况做好软件与硬件、当前与未来准备的同时，需要努力把中美关系往好里牵引。正如周恩来总理一贯强调的，即使对方有千军万马，也要敢于去打交道、做工作，这是一种大勇。我们所经历过的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可能是二战时期共同打击法西斯，或者冷战后期协调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此外，在海湾战争、“9·11”袭击等美国需要我们支持的关节，中美关系都有很多合作佳话。现在看，这种情况不容易再现了。因为中国日益崛起，美国日益把中国当成头号对手，过去中美联手应对共同威胁的关系纽带很难出现，尤其是在传统的国家力量制衡领域更不容易再现。而在经贸、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效果往往流动性大、不确定性强，在这些领域美国政府说服选民和利益集团的成效，不及传统领域。所以，对美争取最好结果，也不能希望一路绿灯、如同昔日“美好时代”。现实一点的考虑是，能促成美国尊重中国的基本利益，尊重中国以不同于美国的方式发展，这就是极大的成功。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发生摩擦，美国能在我们斗争和争取下控制摩擦范围、保持对华沟通，也是对美工作成功的标志。

在美国战略界几年来不断讨论对华政策走向的同时，中国也在渐渐形成新的大战略。这个大战略相比过去几十年，明显的特征是更加积极进取。但人们不应把积极进取误解为时时处处强硬。中国的大战略，是有成体系的策略相配合的。我们有底线，不怕鬼、不信邪。但也有灵活度，不僵硬。从这份兰德报告产生的2016年到现在，中美两个大国都经历了很多战略试探、调整（当然，美国因为特朗普当选出现更多不确定性）。现在看，中美两国的国际、国内政策都空前捆绑起来。美国的对华战略已与国内政治（比如中期选举、几年后的大选）紧密关联，中国更加全面深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离不开美国的善意，至少是中立。现在看，两个大国都面临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内外政策、大国角力过多缠绕在一起，容易使问题更难解。此时此刻，心中有数、手脚不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一些，未尝不是好事。这一点，尤其需要让美国战略界有所认识。当然，使他们产生这个正确认识的手段，既可以是好好说话，也可以是点穴式回击后，待其清醒后，再好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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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你们说的都是武器，论武器，美国并没有绝对的胜算，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美国人一条命值多少钱，中国人一条命才值多少钱，人家为了什么和你玩命？

但美国有的不只是武器，开战要想胜，直接公布各主要人物在美国的财产、亲属即可。

美国人民可以为保卫美国而战，可以为保卫美国制度、法律、自由而战。中国人民为什么而战？为保卫暂住证而战？（54宪法自由迁徙，82宪法删除，其实7578宪法就没了，但说那时候是****的不算数）为保卫可以被强拆而战？（82宪法直接没收土地），为保卫过去不准多生，现在可以生两个而战？（生育权总是人生最基本的东西吧）

这句话说的好：美国人民可以为自由而战，中国人民为何而战？

为自己的房屋而战，房屋要几百万了，你美国炸我房屋我当然跟你拼命，哈哈

中国在几乎同一时间段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激进表现，则更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于中国富有侵略性和非理性的认知。肯尼迪政府开始将扶植印度制衡中国作为强化其对华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

【摘要】1962年10月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是冷战期间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中印、中苏和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冷战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使得美国开始重估中国的战略意图与能力，加上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中国的强硬反应，使得美国对华威胁认知**升高。

肯尼迪政府一改初期试图调整对华政策的尝试，转而强化对华遏制政策，并将扶植印度制衡中国作为强化其对华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也成为加剧中苏分裂的重要事件之一。

中印边境争端及中美认知（）

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印之间曾经经历了“政治蜜月”。由周恩来总理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954年联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标志着中印友好关系及双方在不结盟运动中的紧密合作。

然而，进入50年代后期以后，中印在西藏问题上的争执及在边境的冲突，导致中印关系迅速恶化。

▲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

1959年5月，在会见苏联等十一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周恩来指出：尼赫鲁和印度大资产阶级的目的是要“使西藏停滞不前，不改革，作为’缓冲国’，置于印度势力之下，成为它的保护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的争论中心”。

1960年4月，中共中央调查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印度国内形势的特点和对中印会谈的打算》的分析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近一两年，印度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其主要原因是印度经济困难，四处求援，在制造中印紧张局势后，又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印度的外交更加摇摆，但还不放弃不结盟政策。

中央调查部的报告认为，尼赫鲁及其印度统治集团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视为“对它很大的威胁”，“惧怕我国每一个伟大的成就，力图缩小我国的政治影响，因而在我国大跃进以后，即逐渐公开采取捧苏联、压我国，并拉一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

中央调查部的报告认为，自从中国平定西藏叛乱，打破印度想把西藏变为所谓的“缓冲国”的幻想之后，印度深怕中国影响扩大，借口“共同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加紧对尼泊尔、不丹和锡金进行扩张，企图变这三国为印度反华的“第一道防线”。

中央调查部的报告还对印度可能的政策方向做出分析与估计：

第一，印度准备在边界问题上“与我长期拖”，“同我纠缠，达到把现状冻结起来，伺机再闹的目的”；

第二，印度在致我照会中已表示，不准备和我全面谈边界问题，只能做“较小的调整”，实质上“容忍”双方实际控制线的现状，但不愿使它“合法化”，避而不谈解决问题的原则，把会谈局限于如何避免再次发生冲突的具体措施上；

第三，印度提出所谓“以东换西”方案向我讨价还价，实际上是使目前中印控制线“合法化”，中央调查部估计，“这可能是印方解决边界问题的底牌”；

第四，除中印边界外，印度还可能提出西藏问题与我纠缠，主要包括三个内容:（1）要同中国就“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下的地位”达成某种“谅解”；（2）探讨达赖回藏的可能性；（3）印藏贸易和留藏印侨的问题。

基于这种分析，当时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对印方针就准备与印度“拖”，长期保持“和平武装共处”的状态。

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访印，与尼赫鲁就中印边界问题谈判未果。中印边境继续处于僵持状态，“不仅没有和缓，反而日趋紧张”。

1960年初，尼赫鲁和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多次召集高级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制定了所谓的“前进政策”的方针。1961年11月，尼赫鲁召开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决定继续推进“前进政策”。

面对印度步步蚕食、咄咄逼人的姿态，中国也开始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在印军越境设立的哨所周围构筑更多据点，以遏制印军行动。

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尼赫鲁已经毫不信任，认为尼赫鲁“有奶便是娘”，已经“恬不知耻地”倒向美国，“自觉地作（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北京研判印度挑起边界争端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依靠美国借债度日”。但实际上，在1959年，美国在中印边境争端问题上态度谨慎。

1960年，肯尼迪上台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肯尼迪认为，以往美国的对外政策过于注重正式的军事联盟，而对于不结盟国家重视不够。因此，美国要对不结盟国家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

具体到南亚，肯尼迪希望印度在南亚与东南亚能够承担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领导角色。但是，肯尼迪很快失望地发现，尼赫鲁对于他的大战略构想并不热情。

肯尼迪上台后，在对华政策上一方面对中国长期的战略意图抱持疑虑，另一方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能力也甚为担忧，因此，维持基本的对华遏制战略局面并没有改变。但同时，肯尼迪及其主要外交顾问都认为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过于僵化，“并不反映亚洲的现实”。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与美国对华政策

1962年夏，随着中印边境形势日益紧张，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情报系统密切关注中印边境局势。7月18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给美国国务院发回一封密电。

在这封电报里，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对北京在中印边境争端中的战略意图和对策做出了详细分析。美国驻香港总领馆观察道，面临不断升高的来自印度方面的压力，北京采取几手措施。

一方面，北京通过舆论宣传指控印度的侵略性和敌意来“准备舆论空气”，并且进一步警告当前局势蕴含的危险；另一方面，北京采取措施力图“使印度进退失据”，为此，北京启动与巴基斯坦的边界谈判，并且宣称愿意与印度进行边界谈判。

美国驻香港总领馆认为：“总体而言”，北京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态度仍是“防御性的”，尽管“为了维持其战略位置”，北京决意“不惜冒敌意（升高）的风险”。

尽管如此，1962年10月20日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还是让华盛顿猝不及防。

10月20日，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组成的东段指挥部和新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奉中央军委之命发动反击，中国边防军在西线的阿克赛钦和东线跨越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同时发动大规模军事反击行动。

至24日，西藏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东段歼灭入侵“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第七旅和其他印军一部；新疆边防部队在西段拔除了印军非法设立的37个哨所。

数天之内，印度军队一触即溃，中国军队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印军的败绩不仅对印度总理尼赫鲁造成摧毁性的打击，也使得华盛顿大为震惊。

▲1962年代爆发中印战争

10月23日，印度外交部部长德赛告知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由于苏联态度倾向中国，印度认为不能指望苏联能够约束中国，所以，印度考虑向美国请求大规模援助。

1962年10月26日晚，肯尼迪总统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浦·塔尔伯特，以及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卡尔·凯森等人的陪同下接见了印度驻美大使布拉加·库马·尼赫鲁。

在会见前，印度大使向肯尼迪递交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在信中尼赫鲁请求美国紧急提供军事装备。但出于对不结盟政策的坚持，尼赫鲁指示印度大使转告肯尼迪在回信中不要提及军事援助，并称印度仍在考虑以现金购买美国武器。

10月29日，尼赫鲁接见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斯，正式向美提出军事援助的请求。10月30日，美国五角大楼收到了印度目前所需武器的清单。与此同时，印度也积极向其他国家请求军事援助，并得到了英国、加拿大、西德和埃及的应允。11月3日，美国向印度提供的首批包括武器弹药和通讯装备的紧急军事援助抵达印度。

11月16日起，中印边境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中国边防部队在西山口、帮拉迪和瓦弄等地区先后粉碎印军的军事进攻，迅速清除了16处印军据点，并且一直追击到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附近。

▲C-130大型运输机

11月19日，肯尼迪在白宫召集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专门就中印冲突开会，决定派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率领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印，就印度军援需求的种类、数量和援助方式与印方展开磋商并进行评估，同时派遣C-130大型运输机，帮助印度抢运增援部队与物资。

与此同时，美国也积极在印巴之间斡旋，敦促巴基斯坦向印度保证不会乘机对印发难。不过，此时中国也积极做巴基斯坦的工作，以图尽快解决中巴边界问题，改善与巴基斯坦关系，从而从地缘战略上对印度施加压力。

1962年10月，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谈判正式开始，12月两国即就边界的位置和走向达成原则协议。中巴边界问题的解决使印度陷入被动，为中国在对印军事和外交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争执及美国战略

虽然肯尼迪担心中苏几乎同时卷入“古巴导弹危机”与中印边境冲突这两场危机会使中苏在面临战略压力时重新“抱成一团”。但事实上这两场危机的同时发生恰恰激化而不是缓和了中苏分歧。

尽管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试图争取中国支持，并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采取支持中国的表态，但由于中国对苏联的战略信任已经非常薄弱，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伸来的橄榄枝是别有用心，是“实用主义”。在短暂的貌合神离之后，很快中苏争论复起并再次激化。

1962年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即停止战争，重开谈判，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并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

在1962年11月7日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详细列举了中国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指责苏方在中印边境争议中的态度是“表面中立，实质上是支持印度”。

▲《人民日报》所刊登的有关周恩来的公开信

章汉夫指出仅在1960年5月到1962年5月间，苏联就同印度交货并接受订货，共计飞机94架，喷气引擎6台。其中：安12运输机32架，米格直升机26架，米格21战斗机12架，伊尔14运输机24架。

在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前夕，周恩来曾于10月8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与其严正交涉印军使用苏制运输飞机和苏制M4直升机在中印边界运送军需事，指出：“印度使用苏制飞机进行挑衅，对我们前方战士有影响。

不过，章汉夫对赫鲁晓夫的指责倒未必完全公允。事实上，即使是美国官员也注意到，实际上，中印边境争端从一开始就使莫斯科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冲突的一方是莫斯科“主要的盟友”，另一方则是其号称不结盟运动中“最伟大的朋友”。

直到中苏分歧重新加剧之后，赫鲁晓夫才于11月24日对印度的援助请求做出了积极回应。在和印度驻苏联大使的第二次会面中，赫鲁晓夫毫不讳言对中国的批评态度，而向印度提供军援显然有教训中国的意思在里面。

这时，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层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到1962年底，中国领导人纷纷强调“要充分认识到两个国家的性质变了。过去都是马列主义，以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但现在苏联“对中国是一套武装叛乱、颠覆活动，无视我国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

▲1960年代，中苏在多项国际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

美国也注意到，苏联在中印边境争端中采取“中立”态度一定程度上是与中国“分歧的结果”，但同时也“导致了（中苏）更大的裂痕”。美国对印度采取的军援姿态则进一步“加剧”了苏联的两难困境。

中苏在古巴问题和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很快出现的争执，使得华盛顿的决策者不仅**松了一口气，而且甚至还可能暗自窃喜。

肯尼迪政府初期，美国情报系统通过西藏叛乱人员所获得中国军方的秘密文件，即所谓的“西藏文件”。这些情报显示，中国粮食短缺危机已经使影响到“中国军事机构”。

截至1961年11月，肯尼迪已从其核心外交政策顾问得知“由于粮食短缺，中国总体战略进攻的态势已经基本上被阻滞”，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将处于战略守势。而在1962年春夏的台海危机中，中美相互试探各自战略意图，中国发现美国没有支持蒋介石进攻大陆的意图，美国也发现中国大陆没有用武力夺取金门等外岛的计划。

1962年台海危机的顺利解决，对于中国力量由于经济困难受到削弱的认知，加上美国在东南亚拥有的军事优势，使得美国决策者对远东形势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战略乐观主义”。

▲1962年爆发中印边境战争

然而，随着中印边境冲突的发生，罗斯托所宣扬的这种“战略乐观主义”被迅速粉碎。中印边境冲突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对于中国力量及北京所构成威胁的评估。具体来讲，中印边境冲突的爆发及其结局急剧地改变了美国对于中国战略意图及能力的认知与信念。

中国在这场边界战争中展现出来的军事与外交技巧及复杂性使美国领导人深感震惊。肯尼迪政府意识到，中国已经从暂时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敌人”，而且将是“具备娴熟政治技巧”的对手。

美国决策者坦承，中印边境战争是中国统合军事、政治和心理手段来遂行服从于政治目的之下的一场“单一的、有限的、有纪律的和受掌控”的军事行动的杰作。

从军事上来看，中国克服后勤、运输等困难，在喜马拉雅山这一号称世界上最困难的地形令人信服地完败印度军队。

从宣传和政治上来看，中国娴熟利用印度方面的挑衅行为，相当程度上成功地摆脱了侵略的指控；并且整个冲突过程中，中国始终保持“政治主动”，在每一个政治敏感的转折点呼吁停火和谈判，从而成功地将对于拒绝和谈的指责转移到印度身上。

从战略上来看，中国对印度的军事和政治胜利羞辱了印度这一中国亚洲领导地位的主要竞争对手，并在历史上首次将中国权力与影响投射到印度次大陆。

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前，美国决策者从未感到美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和安全利益如此强烈地受到中国的威胁。美国国务院的高官担心中国的力量将被“拓展到印度平原”，并且中国将通过排挤印度“增加”其在尼泊尔、锡金与不丹的“权势与影响”。

1962年11月7日，希尔斯曼及其下属的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室为国务卿腊斯克准备了一份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战略影响。

这份报告对中国之所以在中印边界采取攻势的长期战略和政治目标，以及短期的军事与安全考虑都做了详尽的分析，认为北京的最低目标是“巩固其对西藏的控制并且保卫其不受渗透与颠覆”。

希尔斯曼认为，在“西藏安全”这一层最基本的考虑之外，北京战略行为的深层动机是更加重要的战略和政治目标，即与“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位置的设想”有关。

▲希尔斯曼，肯尼迪总统任内的助理国务卿

首先，印度在第三世界寻求领导地位的傲慢姿态引起了广泛的怨恨，这种怨恨恰恰可以被中国所利用。

其次，印度的所谓的“前进战略”及在中印边境的不断挑衅，则为中国提供了在不结盟国家眼中证明其军事行动合理性的借口。

更为重要的是，斯尔斯曼认为，印度的失败将证明喜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都将不再是可以把印度次大陆与欧亚大陆隔绝开来的“无法通行的军事屏障”，也不将再是“中国权力前进基地”的阻障。

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使得美国决策者对中国战略意图产生了更大焦虑，并倾向于相信中国正在走扩张主义的道路。

1963年5月4日，鲍尔斯在给肯尼迪的一份备忘录里提醒肯尼迪应“充分理解”中印边境冲突的“战略含义”，并强调抓住目前的战略机会“加强我们在亚洲的战略位置”具有“迫切的重要性”。

▲戴维·鲍尔斯，肯尼迪总统的白宫助理

在鲍尔斯看来，美国面临两个方面的战略机会。

首先，对中国在亚洲进行“军事一政治制衡”的唯一希望在于印度和日本两国的“人力资源和工业能力”。 其次，鲍尔斯认为，在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印度现在是“唯一能够完全认同我们对中国扩张主义威胁的直接担忧的主要国家”。

鲍尔斯并指出，美国事实上面临三重困境。

首先是印度自身的政策所导致的美国困境。印度的政策不仅缺乏现实主义，而且具有令人困扰的“非逻辑性”。印度人被自豪感和不安全感两种矛盾的情感所折磨，未能完全认识复杂世界的现实。印度人担心他们所热切寻求的美国的军事援助可能会使他们看起来像“美国的傀儡”，这对他们长期以来珍而视之的不结盟政策将是一个巨大打击。

其次，印度与巴基斯坦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的冲突也加深了美国的困境。巴基斯坦“日益恐惧”美国与新德里加强关系将使伊斯兰堡付出代价。这种恐惧意味着美国对印度的拉拢将付出把巴基斯坦推向中国为代价。

▲麦克米伦，曾于1957至1963年期间任英国首相

再次，英国不愿在一个美国决策者认为大不列颠绝对具有特殊利益和关注的地区“采取有力行动”，也使美国政策受到“极大阻碍”。

鲍尔斯认为中印冲突为美国在南亚次大陆“打开政治大门”，在目前的“脆弱”形势下，华盛顿应该在机会转瞬即逝之前抓住机遇。因此，鲍尔斯认为，美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做出“政治决策向印度政府传达沟通我们愿意在印度受到中国攻击之时为其提供防御的意图（不管如何在法律上对此进行规避）”。

鲍尔斯的备忘录深得肯尼迪的赞许与认同。

到1963年4月时，肯尼迪已经深信“很难想象，没有印度我们将如何能够阻挡中国***人”。肯尼迪采纳了鲍尔斯备忘录里建议开始在肯尼迪政府内部“建立最广泛的可能共识”的意见，并于1963年5月9日在白宫内阁厅里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14次会议，讨论美国对印度的防卫承诺。

肯尼迪的核心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顾问们显然对美国面临的两难困境非常清楚。国务卿腊斯克就说道：“如果我们给的太少，我们可能会失去印度；但我们如果给的太多的话，我们又可能会失去巴基斯坦”。

腊斯克期望美国对印度军事援助的其他方式——如在前线地区修筑公路和民用工程——不会使巴基斯坦人“大光其火”，但同时他也明确指出，美国应当与英国一道承诺，一旦印度遭遇中国袭击时将提供空防。

肯尼迪及其高级顾问清楚英国之所以不愿与美国一道行动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英国“出于对香港未来地位影响的考虑”而不敢“激怒***中国”；其次，英国不愿“采取一个中国人一定会视为具有敌意的政治行为从而危及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尽管如此，肯尼迪已下定决心一旦有必要就采取“单边”行为，甩开英国单干。肯尼迪与其核心幕僚深信，美国决不能允许一个“疲倦不堪、缺乏信心”的英国“在美国亚洲政策上设置天花板”。

在这一决定美国对印政策的重要会议上，肯尼迪及其核心幕僚也讨论了核威慑的问题。一时之间，肯尼迪的核心外交政策顾问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分歧。尽管如此，肯尼迪仍然清楚显示其使用核武器捍卫美国核心战略和安全利益的决心，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

肯尼迪断然指出，一旦美国军队在韩国、台湾或西欧受到优势敌军的“践踏”，“毫无疑问我们将使用核武器”。最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14次会议的讨论，肯尼迪及其核心顾问达成一致看法，即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对印度次大陆的整体防御”而不是对次大陆上的国家进行“个别”的防御。

肯尼迪及其核心幕僚在对印防御上使用核武器的考虑，也与肯尼迪政府对中国获得核能力的前景日益增长的担忧与恐惧直接相关。

这种担忧，加上“古巴导弹危机”的影响，使得美国很快和苏联一道开始寻求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这一行动又被中国视为美帝和苏修勾结针对中国试图进行核垄断，从而刺激中国进一步加快核武器研制过程。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深刻影响了肯尼迪及其核心外交政策顾问对中国战略意图和能力的认知。中国在这场冲突中迅速击败印度，这一事实极大地强化了美国的如下认知，即中国决心进行不断扩张，而这又反过来增强了美国抵抗其所认知的中国“侵略”行为的决心。

中国在几乎同一时间段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激进表现，则更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于中国富有侵略性和非理性的认知。肯尼迪政府开始将扶植印度制衡中国作为强化其对华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虽然使中国在西南中印边境的安全暂时得到保障，但是中苏围绕中印边境冲突、“古巴导弹危机”分歧进一步加剧，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华遏制战略，实际上中国的整体战略安全环境并没有改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更趋恶化。

这反过来也进一步促使中国领导层决心加快发展核武器，以应对中国面临不断增加的美国对华安全压力。

本文摘编自《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3期，原标题为《论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与中美关系》。为便于手机阅读，我们进行了删节，重新分段，个别字句做调整，并重新制作标题，配了图片。如有引用，请核对原文。因无法联系作者，欢迎版权单位和作者与我们联系稿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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